简论律师在我国法律中参与辩护的地位分析

第一篇：简论律师在我国法律中参与辩护的地位分析

简论律师在我国法律中参与辩护的地位分析

论文摘要 建国以来，中国律师的刑辩经历了由曲折到恢复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律师刑辩对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也呈现为不断优化的历史效用。为了进一步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原则，2012年刑诉法强化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地位。对法治化进程中律师刑辩的展望。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律师 辩护 人权保障

迈入21世纪，人权保护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刑事辩护救济已然成为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随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律师参与刑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便是最好证明。在此，我们简要回顾建国以来律师参与刑辩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据剖析律师在我国参与刑辩的地位变迁，再对其未来进行展望。

一、建国后中国律师的刑辩及其影响

建国以来，中国律师的刑辩经历了曲折到恢复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律师刑辩对我国人权保障事业也呈现为不断优化的历史效用。我们有必要简单梳理这段历史，以便把握司法正义实现的具体政治语境以及历史载体。

（一）六十余年来的律师刑辩

1.曲折发展：建国后近三十年

新中国刑辩制度是在扬弃旧中国刑辩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国之初，新政府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明令取缔了旧中国的律师活动，因而，律师刑辩也基本被否定。及至1954年第一部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而在宪法层面确立了刑辩制度。至此，新中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得以正式建立。然而，因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实际上原本不健全的辩护制度在实践中基本无法实现。后来的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辩护制度在狂热的群众运动中绝迹。

2.恢复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推进，我国刑辩制度借此春风开始恢复并不断发展完善。1978年宪法重新恢复刑辩制度。1979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刑诉法，确立了辩护制度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对该法典和其他文件中辩护制度的进一步细化，使我国刑辩制度开始逐渐成熟。

首部刑诉法实施十几年以来，通过总结司法经验，在1996年3月，全国人大对该部法律进行了修改，辩护制度也得以较大修改。另外，全国人大还制定了律师法等配套法律法规。经过此次修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不断扩大、律师进行辩护的诉讼权利得以明确。之后，刑辩制度得以空前发展。2012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对1996刑诉法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修改与完善。这说明律师刑辩制度在制度层面不断完善的同时，对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也在不断优化。

（二）律师刑辩促进人权保障

1.人权入宪：新刑诉法的人权价值取向

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

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实为中国人权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法治进程中一个新的起点。人权入宪预示着尊重、保障人权将成为今后社会公正司法的核心。由于刑诉法是规范国家追诉犯罪活动，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基本法，因此，本质上实为人权保障法，该修正案正是从根本大法的层面确立了刑诉法的人权价值取向、任务与依据。

2.2012年新刑诉法强化律师刑辩对人权保障的作用

尽管几十年来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已取得较大成绩，特别是1996年刑诉法中确立被追诉者的主体性地位、律师提前介入、免于起诉的取消等规定，彰显了保障人权的精神。但总体来看，旧的刑诉法在人权保障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产生了“刑事辩护三难”等诸难题的困扰。比如，律师在侦查阶段因不具有“辩护人”身份而不能行使辩护权，会见有些案件被告人时需侦查机关批准，阅卷中无法全面获取控方证据等等一系列问题。令人欣慰的是，2012年新刑诉法的修订，较1996刑诉法加强了律师对人权保障的作用，这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显著进步。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新刑诉法明文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将刑诉法界定为人权保障法。

第二，对辩护人职责的重新定位，使辩护的空间更加广阔。

第三，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阶段。

第四，扩大律师的辩护权，把律师的介入贯穿于整个诉讼的过程之中，有助于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进步。

二、2012年刑诉法强化律师参与刑辩的地位

（一）人权捍卫者——刑辩律师的法理和伦理价值的彰显

新刑诉法明文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权保障原则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更是刑诉法的法理根基。因此，刑诉法也是一部人权保障法。律师作为具备专业技能的群体，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自然也被赋予这一神圣使命，成为具有实证法依据的人权捍卫者。

正是因为成了人权捍卫者，那么，作为司法中相对弱势的辩护律师就应避免遭到职业报复。为避免执法人员进行“报复性执法”，新刑诉法对辩护人的追诉程序进行了周延的设计。有关条款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这一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基本的回避机制，从而有效防止辩护人受到不当的职业报复。

（二）辩护人职责的重新确定

新刑诉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因此，据此规定，律师辩护实现了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的职责定位。将举证责任交还公诉人来承担，优化了检方与辩方的责任分配。

（三）律师辩护贯穿整个刑诉过程，有助于防止公权滥用

1.在贯穿各阶段的全程辩护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刑诉法规定了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新刑诉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一规定把刑事司法中的侦、控、辩、审四种基本职能进行

重新调整，让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使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实现了控、辩、审的职能优化。

2.在审查起诉阶段扩大辩护权。（1）确立了双重阅卷权。辩护律师在起诉阶段，可以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全案移送审判机关后，辩护律师可查阅该案的全部卷宗材料。（2）确立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制度。这些规定，使律师的辩护从以审判阶段为主，走向诉讼各阶段并重的辩护，从而更好地实现防止公权滥用。

3.与此相应的是，基本从立法上解决了会见难、阅卷难这类由来已久的难题，以便辩护律师全程、充分行使辩护权以保障人权。新刑诉法规定了辩护律师有申请回避、非法证据排除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权利；还着重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这些规定调整了诉讼结构，强化了辩护权。刑事辩护是司法救济中极其重要的制度，是当事人最核心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基于自身的专业技能更能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得如何做无罪辩护。” 一位历史学家也曾说过，法律人士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任何法律问题上，总是站成意见相左的两队。所以，正义正是在争论之中才得以保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是对抗公权力的天然权利！上述这些体现这一人权保障精神的新规定，对于公权力的滥用具有很好的规训和制衡作用。

三、对法治化进程中律师刑辩的展望

黑格尔曾说，合理的必然存在。意即符合伦理与自然法的东西总会实现的。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发展，保障人权这一“合理”的东西也必然会实现。相应的在此过程中，刑辩律师参与辩护的地位将会不断加强。

（一）权利和地位会进一步提升

从维护司法公正的历史使命看，律师的辩护权将会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由此，通过增强律师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以便从制度设计上防止公权滥用，实现前述司法的历史使命。相应地，律师的地位也会随之提升。

（二）责任和义务也会随之增加

权利、义务、责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增强权利，必然会增加相应的责任，以避免出现新的权利失衡，让真正的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其实以前不让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确有此顾虑。那么，在不断赋权的过程中，则必然会增加对该权利的约束，而这些约束便是律师的义务和责任。

（三）成为法治建设和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

在人民当家行使主权的国家中，掌握公权力的“代表”共同构建了国家这个“利维坦”，理论上任何一个“利维坦”都存在着滥权的可能。对此，除了执政党、媒体等部门外，社会监督以及司法制度的顶层设计等均能起到有效控制公权滥用的作用。以一定的理论高度来看，律师刑辩将会不断提升为控制“利维坦”的重要力量。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刑辩律师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由此，便有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福祉的实现。因此，律师刑辩的重要性会日益凸显，其政治与司法价值也会越来越重要。

四、结语

律师参与刑辩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至今，在法治建设、人权保障等方面已有巨大进步。未来的不断完善，不仅取决于具体的顶层制度设计，也取决于站在更高层面看待律师刑辩制度，由此方能充分发挥律师参与刑辩的功能。

第二篇：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事辩护技巧漫谈

（四）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角色就像医院中的医生对病人一样，对嫌疑人至关重要。律师的百分之一的失误，对嫌疑人来讲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幸。因此我在刑事辩护中更加谨慎认真，并归纳了一些注意点供朋友参考。

一、仔细阅读案件材料发

现有价值的辩护点

公安、检查机关送至法院的起诉材料，并非都是无懈可击的。在实践中，我遇到过诸如数字计算方法不对、计算结果不对、证人证言之间矛盾等情况，认真发现并利用这些诉讼材料中的瑕疵，可以有效地影响法庭对嫌疑人的审理。发现其中的瑕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耐心地阅读大量的诉讼材料、分析材料中遵循的逻辑和计算方法是否正确，特别是在贪污、受贿刑事案件中尤为重要，因为涉案数字直接决定嫌疑人被判刑期的长短。

在法庭上准确地利用公安、检查人员工作中的瑕疵，可以使辩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及时与办案法官和检查人员沟通，发现有利证据及时申请采集或公证采集

律师在公诉中和法官及检察官的沟通十分必要，可以把自己对案件的认识传 递给法官和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当然和法官、检察官的沟通要讲求方式和策略，能当面交流的要当面交流，不能当面交流的应用书面形式把自己的看法写给他们，但不要向他们透露自己发现的瑕疵。

通过阅读案卷、与法官及检察官交流以及沟通，可能会发现新的有利于被辩护人的证据线索。这时律师有责任请求法庭或检查人员采集。在法官或检察官与律师在采集证据上有分歧时，而证据确对被辩护人有利，律师可以采取公证取证的方法，请求公证人员对律师采证进行公证，防范律师采证中的风险。千万注意律师切不可冒然自行取证。

三．开庭前设计好向被辩护人及证人发问的问题及顺序，在开庭时适时调整，并在被允许发问时充分提出问题，设计庭上发问问题十分重要，问题设计的好可以感动庭上人员，使之对被辩护人没有反感，甚至影响庭审人员的潜在立场。设计发问问题重点应放在揭示被辩护人有无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等犯罪主观方面上。在法庭上律师应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发问的次序，并采取有感染力的方式提出问题，为法庭辩论打下基础。

我国刑事审判中实行的一条主要原则是主客观一致，因此在事实清楚的案件中犯罪的主观方面非常重要，如果能证明出被辩护人的主客方面近善非恶，必将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四．法庭辩论中，律师要择关键的辩护点有所突破，切不可面面具到没有重点。

法庭辩论中律师要在一、二个关键问题上充分发挥，抓住公诉材料中的瑕疵不放，特别是利用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之处，否定对被辩护人不利的证据。

复杂的案件一般需要由多个证据组成证据链来证明被辩护人有罪.而证据链越长就越容易出现薄弱环节,一般来讲人证是公诉人员证据链中比较薄弱的一环,抓住不同证人的不同心理活动规律，必然对辩护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篇：直系亲属在我国法律中的定义

直系亲属在我国法律中的定义

直系亲属指，即相互之间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上下各代亲属，如父母与子女、外祖父与外孙子女等。一般分为直系血亲和直系姻亲。

直系血亲：是指彼此之间有直接血缘联系的亲属，包括己身所从出和从己身所出的两部分血亲。己身所从出的血亲，即是生育己身的各代血亲，如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从己身所出的血亲，即是己身生育的后代，如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等。值得注意的是，直系血亲除自然直系血亲外，还包括法律拟制的直系血亲，如养父母与养子女、养祖父母与养孙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等都是直系血亲。

直系姻亲：包括配偶、配偶的直系血亲。

婚姻法中的直系亲属一般是指直系血亲，是指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上上下下的各代亲属，如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等。

劳动和社会法律法规中供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8号令，这里所指的是供养亲属而不是直系亲属）亲属是指职工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子、女、弟、妹，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近亲属

一.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二、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四.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中的近亲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司法解释规定，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的其中一条是：申请人须是中国人的近亲属，这里包括：父母、子女、配偶、亲生兄弟姐妹、爷爷奶奶。

第四篇：基层人大民主选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基层人大民主选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一、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础

在人大代表选举中，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都是选民直接投票选出来的，是基层民意最直接的体现，他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联结群众和政府关系的纽带，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直接面对基层普通群众，参与人数多，覆盖面广，广大群众通过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参政议政，实现了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政治民主目标。如果这种民主选举的过程有过多制度漏洞，那么其对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质量和决策水平造成的影响将是巨大的，直接关系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形象及其权威性，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因此，要稳固党执政的政治根基，就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二、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权利的手段

基层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起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实践体现，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过程能否坚持公正性和合法性，直接关系到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是否能够履行职务、是否能够站在群众的立场表达民意的问题，关系到基层人大能否根据客观条件作出正确决策、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可以说，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是否民主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完善基层人大民主选举制度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利益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对确保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真实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是提高政府合法性，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

从政府的角度看，基于直接选举的合法性的代议制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更具有权威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稳定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可靠保障，人民参与选举活动的行为本身就反映出人民对当前国家制度的认可和支持，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当前的制度并且同意在这个制度下通过选举这一自主行为作出自由的选择。选举参与的程度越广泛，代表着人民对这个国家制度的认同感越高。在少数服从多数这样一个基本民主原则下，最后获得多数公民支持而建立的政权，其获得的多数比例份额越大，说明其权力的权威性就越高。民主选举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通过民众对合法选举的广泛参与这一实践，国家政权被赋予合法性。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它与最底层人民的生产生活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其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能否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实现。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既可以通过推选出他们信任的人大代表代为表达，也可直接委托人大代表实现自身的需求，如此，社会矛盾就有了和平的释放和解决的渠道，避免了矛盾因累积和激化走向极端，因此，在我国基层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活动中实行的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比起来，能更加高效地管理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稳定。

第五篇：森林公园在我国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森林公园建设发展迅速的现状，阐述了“森林公园的自然保护性质和作用，提出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将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同视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并阐述了这三个体系各自的特点、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同时，还提出进一步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系统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旅游业的发展和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森林旅游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森林公园也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十分迅速，已达到相当大的模程度。森林公园的建设不仅开发了旅游资源，增加了经济收入。还对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做出巨大贡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探讨森林公园的概念，明确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并提出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关于森林公园的概念

由于森林公园是新生事物，人们对“森林公园这一名词的真正含意并非完全理解。普通的“公园人们并不陌生，它常指城市中供居民娱乐消遣的公共设施，而森林公园却不能理解为“森林和普通意义“公园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森林公园中的“公园为一专有名词，来源于国外的“国家公园，而国家公园已有多年的历史。自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

一词就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指一类自然保护区。鉴于国家公园的普遍存在，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第十届大会作出决议，对国家公园进行定义，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区域内生态系统尚未由于人类的开垦、开采和拓居而遭到根本性的改变，区域内的动植物种、景观

和生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或区域内含有一片广阔而优美的自然景观。

政府权利机构已采取措施以阻止或尽可能消除在该区域内的开垦、开采和拓居，并使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得到充分展示。

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参观旅游。

以上三个特征正是区别普通的“公园和“森林公园的关键所在。显然，国家公园强调其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科学意义的特征，这是普通的公园所不能具备的，而森林公园却基本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森林公园的景观主体是森林植被，多为自然状态和半自然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常常拥有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该区域已由地方政府划出，给以特别的保护和管理，并主要用于开发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的森林公园相似于国外的国家公园。应该指出，国家公园是一类保护区的总称，拥有多种景观类型。森林公园的景观特征是森林植被，它仅为国家公园体系中的一种景观类型，除森林公园外，国家公园类型还应包括地质公园、海洋公园、草地公园、荒漠公园、湿地公园等。

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公认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在的保护区分类系统中，国家公园一直是前类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但是，在我国森林公园并未被看作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资料几乎都未涉及森林公园，如国家环保局每年公布的《国家环境状况公报》中没有森林公园的数据。另外，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年发布的国家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其条款内容都未提及森林公园，显然把森林公园排除在自然保护区的范畴之外。

随着“森林旅游热的兴起，森林公园的发展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森林公园的性质和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如何它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如何为探讨此问题，我们应首先区别“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的概念。一般认为，前者指狭义的自然保护区，包括那些保护对象自然性较强、科学价值较高、其核心区通常呈绝对保护状态的保护区域；而后者指广义的自然保护），这些区域具有自然保护性质，但保护对象的自然性相对较差，保护要求也不太严格，可开放旅游。国外有许多保护区以及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都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类型。

就我国森林公园性质而言，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主体，兼融了部分人文景观，并利用森林环境向人们提供旅游服务的特定生态区域，虽然它的管理目标是开发旅游，但这种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是以保护和持续利用森林自然景观为前提，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自然保护的性质。因此，它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不仅如此，我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中也有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如黄山、黄果树瀑布等。有些风景名胜区虽然包含了相当多的人文社会成分，但也包含了明显的自然背景，如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等。上述这些风景名胜区也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

为了将狭义的和广义的自然保护区统一起来，似乎应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该系统以自然保护性质为基础，既包括狭义的现有自然保护区，也包括广义的现有森林公园和部分风景名胜区。该系统充分强调具有自然保护性质，因而可明显区别于农业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国防上的“军事禁区和生活上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等的关系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下，目前全国就地保护设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在建立、审批和管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并都拥有一定的基础。

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近年的努力，至年底，全国已建自然保护区处，分布于全国个省市、区。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万，占国土面积％。并且，自然保护区类型丰富，共分三个类别九个类型，它们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主体。根据国家现有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森林公园建设始于年建立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因森林旅游的开发而发展很快，至年，全国共建森林公园处，其中国家级处，森林公园保护和经营面积达万，占国土面积％。但森林公园目前发展势头很足，年已发展到多处，经营总面积也不断增加。森林公园的建立、审批和管理归属各级人民政府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风景名胜区的历史较久，但国家对风景名胜区的大规模建设投资是在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后。至年初，全国共建有风景名胜区处，面积达万，占国土面积的％，其中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处。风景名胜区由各级人民政府划定，由城建园林部门管理。由此可见，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都对保护我国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作出巨大贡献。它们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各有优势。从管理目标看，自然保护区以绝对保护为主，承担的保护任务最重，而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以保护和开发旅游并重，从保护对象看，自然保护区的科学意义较大，景观的自然性最强，面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则融自然、社会及人文景观于一体；从管理要求看，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必须由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建立，需解决机构、编制和经费等问题，审批程序复杂，而森林公园是由各级政府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立，机构和人员是在部门内部调配，建立、审批的灵活性强；从现有经济效益看，自然保护区内资源开发受到限制，旅游开发仅限于实验区，而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旅游收益较大，至年，森林公园共接待中外游客亿多人次，总收入亿多元，而风景名胜区仅年就接待亿人次，回笼货币多亿元；从现有规模来看，自然保护区面积最大，占国土％，风景名胜区占国土％，森林公园仅占％，但从发展趋势和潜力来看，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已达稳定发展阶段，而森林公园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相对于我国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来看，其发展潜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