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问题1055

第一篇：医改问题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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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委员提出深化医改三个着力点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仇逸、王海鹰、程士华）医改怎样让社会满意、百姓受益、医生给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代表委员们表示：只要牢牢把握强保障、优服务、破逐利三个着力点，一定能给出破解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答卷。

聚焦大病预防，“强”保障降低自付比例

“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基本医保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院士表示，“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既要坚持„保基本‟的宗旨，也要在普遍提升待遇水平中逐步缩小城乡、不同类型人群的医保差距。”

“在医改之前，我国居民政策范围内医药费用个人自付超过了50%，许多大病患者人财两空，社会矛盾激化。”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陈赛娟院士表示：“现在我们是„广覆盖、低水平‟，国家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提高待遇水平，让政策范围内的个人自付降低到30%及以下。”

致力减轻大病重病患者负担，体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成为代表委员们肯定并认为需要进一步推进的重点。“我国疾病谱中，肺癌的发生率占第一位，乳腺癌是女性第一肿瘤，这些高发疾病都纳入了全面推开大病保障或纳入保障和试点范围，由衷为患者感到高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医院结肠肿瘤外科主任顾晋代表说：“但必须看到，还有更多的癌种、更多的大病患者期待更好的保障。”

“国家把I型糖尿病纳入了保障和救助试点，为全国500万患者带来了福音。”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糖尿病研究所所长贾伟平代表说，“我们正在面临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高发、费用攀升的挑战，加强对慢性病的重视和保障、特别是预防投入至关重要。”

“我国医改的重点在社区、农村，难点在大城市、大医院。”全国人大代表、安徽中医学院药学院院长戴敏说：优化服务体系能够实现病人的合理分流，加强资源利用效率，既减轻病人看病的烦难，也增加医生和患者的沟通。因此，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软件，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武广华说，医改建设资金大部分投入了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在庙建起来没有和尚。基层医务人员临床技能不足，群众信不过，仍然纷纷挤到大医院去。“乡镇医院政府建，医务人员不少但不干事，十几个人合一个病人，效率很低，财政还要保障经费。如果引入社会资本、引入竞争机制，低效运营会被有活力的发展取代。”

顾晋代表说：“全科医学系在许多医学院还是空白，在北大医学部也是新开的。学生毕业后即便分到基层、农村，过几年也都会想办法离开。”他建议要建立乡村医学专业，就像免费师范生一样专项培养，出台相关的福利待遇政策让医生愿意留在基层并不断提升诊疗水平。

“来北京参加两会那天，我所在的医院有将近1000名病人在排队等着床位。许多病人身体状况本来就差，却只能在走廊上休息、吊水，对治疗和恢复肯定不利，且临时所加的床位，氧气管等医疗设备无法配套，病人怎能不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代表说，“三级大医院的功能定位除了医治疑难杂症外，就包括医学人才培训，关键是政府要鼓励大医院发挥这些功能，要有评价标准和规范要求。”

安徽省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科主任医师汪春兰代表则建议，通过医保支付手段加大自付差距，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病人下沉，同时，建立管理运行一体化的共同体，加强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区域协作，引导城乡医生的流动轮转。

破除以药补医，成为公立医院下一步改革的关键点之一，而卫生部部长陈竺“即使再困难也要跨过去”的表态，彰显了政府的决心。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破除以药补医，不是切断医和药之间天然的联系，而是切断其中的利益驱动，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让医生诊疗真正为病人设想、从病情出发，从根子上提升医患互信。

“我们要尽快建立科学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考核评估机制。”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张喆人代表说，“不能以营业额来要求医疗机构，不能将创收指标分解到科室，不能以看了多少病人、开了多少药来衡量一个医生。现在医院之间都在攀比利润，医生之间则看谁赚钱多、论文多，这都是有偏差的，医院首先要看病人的满意度，同时考核检查用药的合理性、医疗技术的水平等。”

“在破除以药补医机制的同时，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滨州医学院护理学院院长刘凤说：“现在„人不值钱药值钱‟，必须在医疗收费中提高医生劳务价值，在考虑社会承受力的同时适度提升诊疗费、手术费等定价，同时，政府应摸清取消加成后医院减少的收入，给予一定的补偿，保证正常运营。”

代表委员们表示，解决了“以药补医”，不能出现“以械补医”等新问题。“如果评价机制不扭转，补偿机制不到位，医院很方便可以通过„制造病人‟、多开检查、过度医疗等方式来牟利。”合肥工业大学国家教育学院院长檀结庆代表说。

（仇逸 王海鹰 程士华）

关于两会医改的心得体会

“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有关医疗保障方面的一个目标是:政策范围内的医保基金支付水平提高到70％以上。我个人觉得国家出台一个这样的政策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居民的“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吗？我觉得未必。因为如果医疗水平还是很高的话，即使报销比例达到70％以上，居民的费用还是会增加，因此，只有合理的医疗费用和较完善的医保制度，才能解决 “看病贵”的问题.具体可以从医药分离和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前不久，网

上爆出浙江许多知名医院的医生收取大量的药品回扣，这个现象不仅反映了目前医生道德水平的缺陷，同时也反映了医院药品制度的不合理。在基层卫生服务的医疗机构的药品基本实行零加成销售，但在一些大医院，还是靠药费来维持医院的运行。我觉得医院的药房可以进行外包制。即药房不属于医院，药房进行投标的方式进入医院，药房的利润归药房而不是医院。这样就可以防止医生乱收回扣以及乱开药的行为。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疗费用。至于不合理的检查，就要加强医生的职业道德。

对于看病难的现象，我觉得可以通过提高基层医院医疗水平，同时各级政府对医院的财政到位，可以更近一不解决问题，改善民生。同时国家还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致力解决大病患大病重的医疗费用，同时还要建立正确科学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考核评估机制。解决“以药补医”而不是“以械补医”的问题。希望这些积极的政策尽快投入到实际生活中，成为一项便民的改革方案。

第二篇：医改问题

别让双向转诊成为传说

2013-04-09 编辑：环球医学 贾朝娟

关键词： 双向转诊，社区，大中型医院，市场

双向转诊是本轮医改解决看病难最为重要的一项国策，其目标是要积极发挥大中型医院在人才、技术及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同时充分利用各社区医院的服务功能和网点资源，促使基本医疗逐步下沉到社区，社区群众危重病、疑难病的救治到大中型医院，做到“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然而，目标虽然美好，但在现实中双向转诊的执行力很差，美好的目标因受医疗制度的影响而面临种种困境！

是什么造成医疗市场的畸形发展？

在我国，公立医院挂着政府公益性的牌子却在市场上不受约束地无限发展。而地方政府在高喊大力发展公立医院的同时，却没有支付应有的建设经费。大力发展公立医院背后实际上变成了大中型医院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这种扩张无疑必须适应市场的法则，即尽可能增加床位并填充每一张床，尽可能从医保多获得些钱。因此，病人就成为了财源，抢病人、留病人也就成了医院最大的愿望。因为，有了“住院”病人就可以合理地“创收”，在这种机制下，怎么可以轻易的让病人流走？“保住老顾客，发展新顾客”已经成为各级医院经营目标，这是医院“市场化过度”的局面之一，客观上造成了民众公益利益的损失。

另一种局面，新医改方案推行以来，大部分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人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有些地方甚至减少了50%，与此同时二级以上医院的病人增加了50%，实际上加重了看病难，看病贵。新医改方案推行以后，原来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一些项目被禁止，病人只好到二级以上医院看病。加上不少基层医生反映他们采用的国家基础药物目录中很多基础药物没有（有的地方连常用的退烧药和治疗拉肚子的药物都没有），患者不得不去上级医院就医。药品零差价在某些基层医疗机构也成为了“传说”，老百姓根本买不到零差价药品，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内部职工都不够买！更重要的是，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师每个月的工资少的可怜，有时候还不发。没有病人就完不成任务，也拿不到“绩效收入”。如果是说原来医生靠“以药养医”还可以勉强补贴的话，现在几乎是彻底没有积极性了。如此看来，大部分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现病人减少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于是乎，迫于生存的压力，有些人通过大量转诊病人收受回扣，虽然这种非法的交易无异于饮鸩止渴，却恰恰暴露出医疗“市场化”机制“过度”的另一层意义，即如果政府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仍然持续下去，一味的“市场化”机制必将淘汰这些“弱者”。而对于病人，一旦到了上级医院也不愿意回到医疗能力差、环境也差的社区和卫生院，甚至在社区连康复病人几乎也绝迹了。实质上，分级分段医疗早已经成为空中楼阁。

喊得多，做得少

医改倡导发展病人双向转诊，但基本上仍停留在政策鼓励层面上，政府主导的执行层面的举措明显不足，医院实行药品零差价后，政府没有相应的支持措施和合理补偿。药品价格虽然有所下降，而医院收费总价却没有下降，整个医院的运转仍然在 “市场化”机制“下进行。”过度医疗“、”薄利多销“的”促销“手法，没有也不可能在市场的利益驱动下有所改观。结果无疑还是促使病人往大医院跑，而且总的费用比改革前还要高。病人的报销比例虽然提高了，实际上却加大了支付方（病人与医保）的支付总量。

目前见到的多项改革都是在市场的法则下运行。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和投入，单纯在市场法则下运行，将无法达到促进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的目标。医改要促进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喊了很久却不见实质性措施。

医生劳动价值的回归是医改即无法回避也无法绕开的问题。多年来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地体现。在政府投入不足和市场化的扭曲下，医疗市场已形成变相通过非医疗性”创收“的局面。

新医改必须从政策上采取有效的措施吸引医生下沉。在一些国家，政府拿出财政支出直接补贴给愿意去基层的医生，让他们保持有一定竞争力的收入。这样的例子也并不罕见，而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号召“医生到基层去。如果基层没有好医生，病人分流也就无法进行。假如医生的劳动价值在大小医院的差距不大，医生也不是通过过度医疗来获得奖金，就一定会有医生愿意到基层去。

分级分段治疗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目前的一些政策不仅没有有效地激励和安排病人和医院主动双向转诊，而且有些政策是与病人和医院主动双向转诊相悖的。比如要求三级医院科目齐全，导致本来一些可以”下放“的专业或者不需要这么多床位的专业，因为评审而一个也不能少。大病、小病大医院”通吃“，基层医院几乎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又比如，康复科的建立对大医院要求特别严格，而忽视康复病人下放率和对基层康复指导服务辐射力，使大医院的康复患者比基层还多得多。

此外，支付制度如何具备自身的约束力也是分级分段治疗不可缺少的环节。地方医保不仅要监督到位，重要的是要很在行。医保队伍专业管理水平的滞后使得大医院的地位变得十分强势。结果在大医院什么病都可以报销，医保起不到约束作用，而基层医院反而困难。加上激励政策无力，医院与病人都愿意尽量使用完”限额“。在病人与院方都有利的情况下，谁愿意回到基层呢？

政府必须主导

医改的实践证明，仅靠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高调倡导的双向转诊将永远是空中楼阁。市场机制只能逐渐淘汰处于相对竞争弱势的下级医院，不可能有上下级医院运转正常的局面出现。因此，政府主导的强劲措施势在必行！

首先，对于患者，往往是上转容易下转难。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使患者客观上容易接受上送而难接受下转。因此，在推行双向转诊的过程中，如何能让病人对基层医院产生信任，并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就医体验是政府财政投入的重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不能偏离这个方向。

政府要主导对各级医院的主要医疗范围进行细致、严格的细分和界定，划分各种职责和成长空间。医改的所有的举措都要对基层医疗的发展有利，所有的优惠条件都应指向在基层发展的医生。老百姓感觉到看个小病、开个药在基层与在大医院差别不大了，谁还愿意去挤大医院？

其次，要建立强制性的首诊制度。除非急症或者患者自费可以完全自由选择，否则，所有医保、公费的就诊者必须首先通过社区医院的首诊，才可以转诊。就诊者有良好的首诊倾向对双向转诊实施有促进作用。因此，要积极推行社区首诊制，努力改变就诊者的就医习惯，使更多的人倾向于选择病后在社区首诊。

当然，首诊制度好规定，政府责成医保发个文就”解决了“，但是，首诊制度是需要前提的：即基层医疗服务的有效性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水平、临床路径、方案、药物治疗等等应该与大医院相同或相近。如果你的基层医疗服务缺人、缺药、缺设备、医生不仅水平有限而且也没有给患者诊治的积极性，甚至连个小病都无力应对，根本得不到患者的认可，怎么规定人家去首诊？延误了病情算谁的？

还有，除了由于患者可能不愿意下转到社区医院之外，大医院不愿意把康复期的患者转回去也是常见的现象。一位脑出血后处于康复期的患者，在大医院已经住了3个月，其实只是每天下午进行1个小时的康复训练和简单的药物治疗。比较社区卫生机构和大医院康复治疗的费用，发现大医院收费要比社区卫生机构高几倍。为什么患者没有转回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康复治疗呢？大医院给出的理由是：要对病人负责，转出后出现问题很难说清责任。理由看似很有道理，谁能排除是利益驱使在起作用？

被视为医改解决看病难问题重要法宝的双向转诊，从最初试点至今已经至少过去了7、8年，这其中碰到了许多难题，例如：验单检查难互认、社保支付问题、公众就医观念、医院逐利等等。虽然似乎所有浮出水面的问题都在解决的过程中，但双向转诊也始终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医院”的愿景究竟会不会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答案正在揭晓。

老百姓期待的"小病进社区，大病进

第三篇：医改

浅析新医改

摘要：自新医改制定实施以来，不觉已过三年。在这三年里，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疗费用继续水涨船高。然而，改革之事非一早一夕，不可否认我们的政府在医疗改革事业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一、新医改的内容与目标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了“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

《意见》全文１３０００余字，共分六个部分，包括：

一、充分认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

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三、完善医药卫生四大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四、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

五、着力抓好五项重点改革，力争近期取得明显成效；

六、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二、医疗改革的社会根源

（1）医药卫生改革发展滞后，不能有效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药卫生需求；（2）医药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基层卫生卫生服务体系薄弱；（3）医疗保障体制不完善，还不能消除“因病致贫”现象；（4）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形成；（5）药品和医用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虚高，影响了基本药物的可及性；（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和人群差异，影响了疾病预防控制的效果。

三、新医改开展的具体工作

（一）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我国的新农合是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的一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目前已覆盖8.35亿人，参合率持续稳定在90%以上，筹资水平达到人均155.3元。从全国范围来看，由于政府不断加大卫生投入以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已经从2001年的40%提高到61.8%，个人支出比例从60%降到了38.2%。

（二）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截至2010年底，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在57.2%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零差率销售后的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同时推进定编定岗、绩效考核、多渠道补偿、人事分配等体制机制改革。

（三）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以农村和基层为重点，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09年以来，中央累计安排资金400亿元，支持1877所县级医院、5169所中心乡镇卫生院、2382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1万所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财政部还安排130多亿元用于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设备购置。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三年内通过转岗培训、定向培养等方式为基层培养6万名全科医生。

（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政府从2009年开始面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在内的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例如儿童免费注射乙肝疫苗，农村适龄妇女免费增补叶酸和乳腺癌检查，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贴等。

（五）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的规划和调控，推动公立医院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优先发展县医院，建立城市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采取全科医生培养等政策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另一方面，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采取一系列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管理措施，提高服务能力，完善医院内部控制费用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公立医院外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四、对医改的评价与见解

医改事业关系到十几亿人民的健康福祉，也是事关经济社会全局的系统改革，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医改启动实施的前三年，也就是2009-2011年，是医改的起步阶段，着眼于保基本，从基层入手推进改革。尤其是在基层成效更加明显，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得到较大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推动了民生保障和改善，也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医改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改革的难点进一步聚焦，只有持续深入推进，才能不断扩大改革成效。因此，制定医改规划，进一步凝聚共识、找准突破口，推动医改持续有效深入是必须的。

（一）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

落实政府责任，改革补偿机制。坚持公立医院面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导地位，进一步明确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目的和应履行的职责，扭转公立医院逐利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医保经办机构和卫生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强化医保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加强卫生部门对医疗费用的监管控制。

建立现代管理制度，创新医院管理服务。推进公立医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探索建立理事会等多种形式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理事会与院长职责。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

（二）鼓励和促进社会办医

1、放宽社会资本办医准入。要落实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社会资本优先的原则，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４张的，原则上不再扩大公立医院规模。鼓励和引导有实力的企业、慈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及境外投资者举办医疗机构。鼓励具有资质的人员（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开办私人诊所。

2、进一步改善执业环境。要全面落实非公立医疗机构在税收、价格、医保定点、土地、重点学科建设、大型设备配置、职称评定等方面的鼓励和优惠政策，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创造公平发展环境。

3、坚持扶优扶强。要优先支持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契合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也是国际上通行的。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和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医疗机构，发展高水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医疗集团。

（三）健全全民医保体系

1、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重点做好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保工作。完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鼓励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

2、提高医保服务水平，完善医保支付制度。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和医疗救助即时结算，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结合疾病临床路径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增强医保对医疗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完善医疗救助制度，探索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要加大救助资金投入，筑牢医疗保障底线，全面推进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加大对重特大疾病的救助力度，充分发挥基本医保、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公益慈善的协同互补作用，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的因病致贫问题。

六、最后结束语 我们说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固然没大错，但决不能知难而退，不敢触及体制性矛盾，仅仅在医疗卫生体制的外围打转。当然，期望在极短时间内实现改革目标，并不现实。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改革的路径设计，必须要明确，不容回避。

对改革者而言，务实的态度是，首先要明确改革的方向和主旨；其次，应当不惧失败，不讳指责，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行。如能以平常心评估新医改三年的成效，坦然接受批评，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加快制度性改革，庶几近之。

第四篇：医改

未知的医疗界

医改相信大家都听过，据我所知并不是改不了，而是会触动很多官员们的口袋，高价医药费用这个黑锅医生已经背的够久了，是时候放下了！

就单说药，我国同一类消炎药单注射用的就有几百种之多，但价格却是天壤之别例如头炮曲松钠规格是1.0g一支的只要2元不到，但是有的厂家出了0.5g一支竟要50元同样的是一种成分为何在同一家医院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还有某感冒要成分都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换了下包装就成新药了啊？？国药准字是怎么上的，难怪中国每年都有几千种新药，原来是换汤不换药啊！

近些年来不知到是谁那么有才，要医改说医院的药品都要政府采购，本来是好事可不曾想老百姓又白高兴了一回，多了一个政府机关，只能说是多了一双手拿钱！便宜的药根本就进不了医院，就说一盒消炎药，本身就10元，政府采购加价15元（这还算少的）就是当地政府拿二十五元发票给国家要钱，结果只用了十元，这是何等的暴利啊！现在公立医院都是把钱上交国库了，（这也不知道是那个人才想的捞钱的点子）自己没点私房钱。药到医院了又要加点价，这个钱是加着为国家赚的。因为钱都上交国库了啊！

医生苦苦的守住那1000元不到的基本生活保障，背后还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有时候人家家属真的是为感谢送点吃的，你们又看到了，眼红红的心里不爽，又给医生安个收红包的罪名。医生真的很受伤。

本人认为要医改就要先改药。要把那些拿钱的手都剁掉！那就算是干净了！

第五篇：医改

医改

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

10月6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该回老家享受国庆假期的史松涛，此时却正在自己的科室里忙着为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在服务中心管辖范围内的西营社区卫生服务站，70多岁的郑阿姨连过节也没放下去卫生服务站测量血压的习惯„„

作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前端，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农村基层医疗改革的深入，这些坐落在田间地头、社区街道的卫生服务机构在逐渐走向规范化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将日常工作从医疗、卫生，扩展到保健、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等领域。

农民的家庭医生

韩村河镇中心卫生院暨韩村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设1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及27个行政村、4万余村民的看病问题。在把乡镇卫生院转制为卫生服务中心的同时，对于“卫生服务”的认识也同样需要转变。

徐俊杰院长介绍，在转制之初，从中心院长到站上的卫生技术人员对于“社区”、“社区服务”、“公共卫生”等理念并不是很了解。转制之前，村卫生室只做好看病拿药的工作就可以了（主要以基本医疗服务为主，是一种坐等病人上门的服务模式）；转制之后，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工作重点向强化公共卫生职能倾斜，卫生服务中心就要强化自己的服务意识，让医生走出医院，走进农民家庭。

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已与17个生活社区，1650户、4237人签订了《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式服务协议书》，开展了家庭式医生服务，社区医生服务团队覆盖率达到100%。

除了做好农民的家庭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将疾病预防、理疗康复等知识的普及，作为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2010年，服务中心开展了脑中风的筛查和防控工作，每月需对299名高危人群进行随访，截止目前已经随访6次，随访人次达到1782。目前，服务中心已完成对辖区内心脑血管等四种常见慢性病的人口普查工作，并建立电子档案，为慢性病患者免费发放防治药物。

徐院长说：“给因病致残的患者进行康复是一件十分漫长的工作，需要我们基层医务人员具有足够的耐心。我们不仅亲自给患者做康复，还把康复知识教给患者及家属，让他们乐于接受，从而也建立患者的康复信心。”

然而在最初组织医务人员“下乡”时，徐院长也认识到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的重要性。“俗话说你要给人家一桶水，自己要有十桶水才行。我们下去讲的课程和内容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是不是能让老百姓接受，这都是问题。在04年参加中残联培训之前，我自己对康复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回来给院里的医生讲课，他们都问‘这什么跟什么啊’。你想想，如果连我们的医务人员都不明白的问题，老百姓就更听不懂了。”

针对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服务中心便从每个社区抽调一个医生送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康复培训，“之后大家对康复有了最基础的认识，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下乡”活动开展得好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徐院长面前。“从医疗卫生到健康教育，这些工作全都是需要人的。但是由于基层卫生院人员比较少，在合编的时候只是考虑了服务人口，没有考虑到原来我们这里是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全镇的医疗卫生责任和床位的问题，所以人员就相对紧张。”

小医院严标准

为保证自身医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和医护水平，服务中心经常组织人员到大学和对口支援单位进行培训。据徐院长介绍，服务中心本科一学历医务人员（第一学历为本科）占全体人员总数的5%；通过组织进修及后期培训，本科医生所占比例提高到20%。而在全科医生资质的培养方面，只有取得助理医师、临床医师等资格的医务人员才有资格参加全科医生的培训及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的高学历医务人员到农村基层就业，北京市制定了外地大学生引进政策。通过统一的招聘考试，一经所在的基层医院聘用，其他省市户籍的大学生就可落户北京，同时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岗位编制和与之相应的工资待遇。

老家在河北廊坊的口腔科医生史松涛在韩村河社区中心工作已将近两年。这两年的时间里，史松涛的内心有过从学生转为医生的自豪，也有过户口落入北京的兴奋，但同样也有对目前收入偏低和未来生活的苦恼。

“去年刚开始工作时还是比较艰难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实习医院环境和带教医师，独自一人单独处理病人，有好几次通过查资料或咨询别人才顺利治愈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病例，这让我兴奋不已。当遇到棘手的病例时，我也焦急得彻夜难眠。就这样一步步走来，我才有了现在的成熟。”

从最开始独自处理病人的艰难，到现今的日趋成熟，史松涛也在与病人的磨合中总结出社区医院的一些规律。“在社区工作，病人都有他的地域特点，由于面对的农村患者缺乏医疗知识，有时就要耐心地为患者进行讲解。实践的过程肯定会充满各种坎坷，但我相信成功的快乐也会有的。”尽管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还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考验，史松涛却依然把社区工作作为承载自己医生梦想的平台。

而让整个医院进入标准化管理轨道上来的，莫过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建立。据徐院长介绍，目前纳入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差价药物已从过去的300余种增加到500多种。

2006年底到2007年，零差率药物制度开始在基层医疗机构执行，这也是基本药物制度的一个前身。药物不再加价，便逐步斩断了导致“看病贵”的“以药养医”的利益脉络。不让医药企业再从中做利、提成，直接把利润让利给老百姓，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低廉、全效的药物。

2006年以来，北京市政府为各基层医疗机构统一配备了医疗设备，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全部实行零差率药品销售，处方值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降幅为40%。同时，针对山区患者还配备了巡回医疗车，每周选派党员业务骨干义务进山，为群众送医送药，免费接送就诊病人。

然而旧的“以药养医”体制被逐渐废除后，医院的“口粮”就断了。为了避免基本药物制度的半途而废，同时也为了根除旧有医疗体制痼疾，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从2006年12月25日开始，就实行了药品的零差率销售，同时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财政施行“收支两条线”。一方面是医院收入的全部上缴；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府财政统一拨款，保证医院的所有正常支出。

“政府对于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年收入拨款每年都在增加。收支两条线实施后，我们就不用每天盯着收入，即使这个月收入不多，但也能保证人员正常运转和工资的发放，医院就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徐院长说。

甩掉业务压力后，为了防止“吃大锅饭”，在保障员工基本工资发放的基础上，韩村河镇社区服务中心又将“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了下去，以此来激励医务人员多做工作。据徐院长介绍，即使是绩效工资，也不是和业务额挂钩，而是按照参与社区服务活动多少的标准来考核。

平凡中出真情

作为基层医务工作者，其收益不能和大医院的医务人员相提并论。然而正如徐院长所说，基层医务工作者虽然平凡，但他们对于患者的情谊却不输给任何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正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基层百姓。

2009年冬天，一个患有精神疾患并伴有全身水肿、尿蛋白3个加号的高危孕妇的到来，惊动了整个韩村河社区服务中心。为了保证孕妇及胎儿的安全，必须转诊到友谊医院待产，而孕妇家人却因担心费用太高悄悄地从医院走了。

徐院长接到电话后，立即向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孕妇家中做工作，最终征得了孕妇家属的同意。为防止出现意外，卫生院立即派出救护车及医务人员将孕妇安全转入友谊医院，同时免除了孕妇500元的转院费。12月28日，这位特殊的产妇安全地产下了一名女婴，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中心护士贾婷在社区工作已有三年，说起社区工作，令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患者的朴实，有的时候和病人相处就像和自己亲人一样。“他们对我们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照顾，有的时候问我们吃得怎样、工作辛不辛苦。过节值班的时候还会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让我们很感动。”

然而最令贾婷感到伤心的，就是病人说出类似于“这里连检查都没有”、“连病都看不了”这样的话。由于基层医院没有血库，因此按照规定，一级医院及村卫生室并不具备大型手术资质，除了计划生育及外伤包扎处理等小手术外，产妇分娩及阑尾炎等转制之前能做的手术也要分流到二级医院去。

有的医生不愿意放弃手术，而徐院长却能完全看得开，“医院没有血库，一旦手术出现大出血情况，就会出现严重医疗事故，上边这样做也是为了百姓的安全着想。而且基层卫生机构就应该转变观念，把公共卫生服务做好，把百姓的小病治好，这样也就缓解了大医院的就诊压力，让更多的好医生有更多的精力来医治大病。能够做到这些，我们的意义也就实现了。”

“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

社区医疗的实惠

9月2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2岁的刘莲光正在接受治疗，患有颈椎疼痛的她，正在中医科等待医生的按摩。

在虎门镇打工的刘莲光，几年来一直从事空调马达的装配工作，为了多挣些钱时常加班加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如今落下颈椎受损的毛病，最近还不时地咽喉发疼。“来卫生服务中心看病便宜多了，有医保真好。上次看病加上拿药只花了8元钱。”一向节俭的刘莲光谈及花费很是满意。

刘莲光并不富裕，每月算上加班收入，工资也仅2000多元。刘莲光的丈夫也在虎门打工，开货车，两人每月加起来收入近5000元，除去每月180元的房租，她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现在情况好多了，公司给上了医保，有病就可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过去不一样，特别是全部自费时，最怕生病，感冒一次，吃药和挂吊瓶，几百块就没有了。几百块钱对于在老家四川的7岁儿子来说，一两个月生活费就够了。”刘莲光深有感触地说。

给刘莲光治疗的医生潘才幸，是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在今年的从医实践中体会到：“药费报销的比例增大后，特别是推行基本药物零差价后，好多患者向保健型方向转移。”出身中医世家的潘才幸，在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事按摩和针灸，每天接受治疗的患者大约在30人左右。潘医生分析，零差价的基本药物制度是患者增多的主要原因。

“现在社区门诊人均处方在44元左右，采用“零差价”后，会便宜3—4元。现在我们这里推行了双转诊服务：小病不出社区就解决了，大病到镇医院或市医院，等病情容易控制后，再回到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给患者省下不少费用。”

鉴于刘莲光咽喉发痛，潘医生给她开的处方中有“众生丸”。该药每盒10.7元，比在私立医院的13.5元一盒省了2.5元，而社保报销70%后，刘莲光只需支付3.21元。

“以药养医”被终结

基本药物零差价（医疗机构在购买药物时的价格与用于患者的价格相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广东走在了前列，东莞市又是广东省最先落实的市区。

据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介绍：从今年开始，东莞已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面实施了基本药物零差价。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有307种，广东又增加了244种，基本可覆盖所有常见病，同时取消原先的15%药品加价，同步落实基本药物医保支付政策。

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金行中向记者介绍，目前，东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统一实行广东省阳光采购，2011年将不会自行采购基本药物或者制定基本药物目录，而将全程参与广东省药品统一阳光采购，“到时将以镇街政府为结算单位，和药商进行结算，降幅可能达到50%以上。”

为什么价格降幅这么大？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张力军曾表示，以往的采购模式下，因没有将药品的采购量和价格挂钩，企业招标成功后卖多少药物没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药价降不下来。而在今年的阳光采购环节中，涉及到基本药物的采购项目将实施一种药品由一个厂家中标的模式。厂家一旦招标成功，能匡算出全省市场带来的销售量，企业自主让利的空间就大多了。“此举还同时将企业用于回扣、公关环节的利润挤压出来了。并主动选择更为优质的配送企业，压缩配送环节的费用。”

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医疗资源配置渐趋合理，“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模式已逐渐为东莞市虎门镇社区居民所接受，特别是基本药物的广泛应用深入人心。这样既能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又能减轻市民的经济负担，还能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虎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7个诊室、23个服务站。现在已经形成患者步行15分钟就可到达卫生服务中心的局面。服务站主要治疗常见病、慢性病等，其用药也大部分属于551种常见的基本药物。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不难看出最终受益的是社区居民中的患者。那么医生和社区服务中心的积极性是否受到影响呢？基本药物零差价给社区医护人员带来了什么？

“零差价的药物制度推行后，医护人员工资不但没下降，反而大幅度增加。副高职称的医师过去月工资是4000元，实行阳光网药物采购，并推行零差价后，现在却能拿到近8000元的收入。‘以药养医’将一去不复返，有这样的收入水准，医护人员的生活幸福指数很高。比如大家最关心的房价问题，在虎门，现在平均房价在6000元一平米，相比较“北上广”等大城市，其实际有效收入高了不少。”虎门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斌龙主任介绍。

没有了基本药物的盈利，工资为什么还会增长呢？原来医护人员高工资的增加部分，绝大部分来自东莞市和虎门镇地方财政补贴，其中虎门镇补贴是重中之重。这样，通过广东省阳光网统一采购药物，过去从药品中盈利的模式被彻底打翻。

政府主导是关键

在今年的前9个月中，虎门镇前来就诊的社区居民平均每月增加15%。上半年，23个服务站接诊量达5万多人次。虎门是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本地人口12.4万，固定外来人员64万，灵动性特别强的人口有20万。前两者绝大部分都享有医保，并且免费建立起了健康档案，整个虎门镇已有33万人建立了档案。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在2008年和2010年初，分别完成了“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基金调剂使用”的城乡一体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两个体系的建设。在住院方面，近年来东莞市不断调整住院报销待遇，实现了低起付线，高住院报销比例及高封顶线。以2010年为例，最低起付线为300元，最高报销比例可达95%，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了15万元/人。其中，城乡一体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住院基本医疗费报销比例95%以上属全国最高。

“只要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义为公益性，而非盈利性，在政府的主导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还是在其他相对落后的省市，同样可以大力推广。”李斌龙主任坦言。

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到今年十月，王刚工作就满两年了。2009年，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王刚进入家乡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了一名社区医生。两年全科门诊的工作经验，让王刚对于全科医生这份职业有了深刻的认识。

“发展全科医生制度是未来社区医疗的方向。做好这方面的服务，不但有利于普通百姓的健康，更能有效地缓解医患矛盾，也让医疗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王刚说道。

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从早晨八点到下午五点，都不得闲。”王刚所在的全科诊室在一层大厅左手边，十余平米的屋子有包括王刚在内的三名医生，这里每天都挤满了患者。

65岁的赵大爷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小王，国庆节还值夜班呢？给我量量血压吧，最近总感觉头晕。”

“您看您走得气喘吁吁的，先坐一会儿喘喘气吧，要不然血压量不准。”赵大爷坐近了，王刚听到他呼吸得很急促，便让他先歇一歇。他开始问起赵大爷最近是不是停了降压药，有没有感冒、上火。“就国庆节那天，我孙女发烧了，我熬了两夜没合眼„„”赵大爷打开了话匣子，还向王刚咨询起孙女吃的退烧药。

“您看，高血压就怕上火。来，您撩起袖子，我给您量血压。”王刚一边给血压计充气，一边嘱咐道：“现在换季，心脑血管病人都要注意。通俗点讲就是血管也会热胀冷缩，天气凉了，您血管也就窄了。这时，本来心脑血管压力就增大了，您还上火，要注意自己调节！”

刚送走赵大爷，一位阿姨走了进来，说自己低压不太正常。王刚笑着说道：“阿姨，您前几天来过是吗？咱们都查了，没别的问题，只要减减肥就能调节低压。”“我平时干活也挺多的呀！”“阿姨，我说的减肥、锻炼是说要跑跑步、游游泳、跳跳健身操。只要减掉四斤，您的血压就能降下来。”“好，小伙子，我听你的再试试！”

“医生您给看看，我家闺女总是流鼻涕。”看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只穿着一件衬衫，王刚拉着她的小手问道：“感冒了吧，还穿这么少！”

每天，总有许多居民，晚饭过后出来遛弯，路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顺便进去量量血压，和社区医生聊聊，看看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而这里的24小时全科门诊，还为赵大爷、李大妈们亮着一盏灯。

从前，提起全科医生，浮现在人们眼前的还是美国电影中的家庭医生。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省市便开始试行培养全科医生。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今年6月2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自此，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的全科医生，正式走进了百姓生活。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再次明确全科医生的职责，并计划在2020年，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没病讲知识、小病及时治、大病不耽误，这也是王刚在全科门诊两年给自己的职业下的定义。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社区里的全科医生不但要承担预防、诊治的责任，还是首诊、分诊的把关人。诊治常见病、慢性病，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开展慢性病预防系统工作，指导社区护理、康复、健康教育，配合专科医生开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全科医生是社区医疗的多面手。

温暖的社区门诊

“百姓非常需要身边的全科医生，我能感受到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和依赖。”两年的工作让王刚看好社区全科医生的未来。

无论多忙，对每一位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王刚总会多问几句、多嘱咐几句。有些慢性病患者一周来几次，王刚和他们见面就像朋友一样。“毕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医院不一样，我们和居民交流的时间多一些。沟通、交流多了，关系自然就融洽了。”

按照国际经验，以全科医生为主的基层医疗体系可以解决95%以上的疾病。提高全科医生的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医疗预防、分诊的作用，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更能为化解紧张的医患矛盾、重建医患信任搭建良好的平台。

社区承担的服务是“六位一体”的，即综合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为一体；而社区全科医生的服务又具有综合性、持续性、人性化的特点并且提供以预防为导向的照顾，这些都是未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方向。

全科医生在与社区、家庭建立紧密的卫生服务关系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建立家庭健康档案、跟踪健康状况，全科医生制度不但能有效预防疾病，更有助于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改变居民的生活、就医方式。

因为在全科门诊工作，内、外、妇、儿全负责，王刚几乎给社区里的所有居民看过病、开过药。“小王不错，工作认真，对我们还耐心、周到。”提起王刚，赵大爷竖起了大拇指。

王刚就住在服务的社区，每天上下班，总有许多居民和他打招呼。“小王，下班买菜啊。”“王医生，办公室冷，别净顾着忙，多喝点热水！”

“人家都说中国医患关系紧张，我在社区却没这种感觉，我和患者的关系都特好，他们也总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王刚笑得很满足。

制度尚待完善

成为全科医生以来，王刚的生活便格外充实。每周工作五天，不算无需问诊直接开药的，平均每天要为50位患者看病。每隔七天，王刚还要值一次夜班，前半夜来量血压、看感冒等急症的患者持续不断。

“我们人手太少了！”王刚的状态是社区全科医生真实的写照。卫生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7.8万名注册的全科医生。如果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目标来计算，全科医生的人才缺口高达30余万。

为让城乡居民拥有自己的全科医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印发《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规划》提出，到2012年，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5万名。然而，培训也遭冷遇。以上海为例，2010年上海计划招收、培训300名全科医师，结果仅有144人报名。

薪资水平低是最直接的原因。王刚认为，长久以来，全科医生的收入属于财政拨款，收支两条线。在社区工作繁琐而辛苦，薪酬却不是很高。虽然现在增加了绩效方案，但仍然和工作量不成正比。

为解决全科医生薪资水平低的问题，《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鼓励引导全科医生以多种方式执业。《意见》明确，全科医生不仅可以多点注册，也可以独立或者与他人联合开办合伙制诊所，增加收入渠道。然而，在王刚看来，每天高负荷的劳动让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做一份工作，而这种压力又源于社区卫生服务人才的紧缺。

有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三年里流失率非常高。另一份基于全国的研究数据也表明，2003—200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流失的正高、副高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分别占在岗相应职称人员总数的35.7%、10.1%、9.5%。

事实上，与薪酬相比，个人职业发展的隐忧才是王刚这样的年轻人最大的顾虑。“虽然我工作得很快乐，但真正从临床经验、医疗水平上，还和大医院的医生有很大差距。常来社区看病的还是常见病、慢性病患者，有些人久病成医，直接来拿药就行了。”王刚说道：“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生病，健健康康的。但做医生的，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接触一些疑难问题，我们的许多能力也会退化。”

王刚说，他最拿手的还是内科诊治。处理一些比较严重的外伤时，他也会害怕，生怕自己不够熟练。而同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胡医生，做了五六年的全科医生，但她觉得“考了全科医生的证和以前也没什么不同。”现在，胡医生仍然做着为居民打预防针的工作，其他科室很少接触。

与此同时，大医院的晋升空间比较大，职称评定的名额较多也是让社区全科医生羡慕却无奈的事实。“服务基层、讲奉献固然值得提倡，可现有的条件无法吸引更多有学历又有能力的医生到社区服务。”王刚说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益新也曾指出，目前我国全科医生不仅是数量不足，具有医学本科学历并经过严格全科训练的全科医生更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服务团队会直接影响社区卫生服务水平，也会强化百姓已有的顾虑“社区医院的医生不如大医院的医生有本事”，“没出息、没水平的医生才来社区呢”。

“物质上的还好提高，但要改变百姓的观念就难了。如果社会对于社区全科医生的认识不能改变，我们感觉工作没有‘尊严’，得不到认可，那谁还愿意当全科医生呢？”从这一层面来看，王刚认为，全科医生制度还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