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讲座论文(改)

第一篇：通识讲座论文(改)

姓名：姚潘妮院系：孟宪承书院学号：

湘西小镇的“爱”与“伤”

------论《边城》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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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地区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人生形式，但是故事却以悲剧结尾。这部小说的矛盾性由此产生。本文将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个人经历对《边城》的这种矛盾性进行分析。

【关键词】 《边城》

原始主义

矛盾性

原始主义，是文学人类学批评的一个范畴,也是一种创作态度或倾向。这里的“原始”并非实指人类远古蛮荒的史前期，而是泛指相对于现代文明而言的比较原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是以现实为参照对历史或未来的一种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态度。从“现实”这个点出发，咏赞原始本真生存形态，指斥现代文明弊端的创作或批评形成一种原始主义倾向。原始主义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包括刚性原始主义、柔性原始主义、质朴性原始主义等。[1] 《边城》就是质朴原始主义的典型作品。沈从文在这部作品中鄙视嘲讽都市文明人病态人生，礼赞远离现代文明的古朴村镇村民原始的道德风尚。小说一开始就对描述的翠翠爷爷执意不收过渡人的钱，将上等茶叶买来慷慨赠与过渡人的情节都让人联想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同时，对人物的描写刻画也表现出作者对如画般湘西美景下培养出的人的爱恋。例如，在描绘翠翠外貌时，作者这样写道“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在这样的地方，甚至连妓女也是可爱的，“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

但是，真正经典的文学作品，却又不是一种主义的简单概括和还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就对《红楼梦》进行过评价：《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于《边城》，我认为也是这样。随着情节的展开，故事的悲剧性也在一点一点呈现。

首先是翠翠父母的悲剧。边城姑娘与屯戍士兵相爱，本想私奔，但男人不愿违背军人责任，女人放不下年迈的父亲，最后只好效仿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同赴死。也许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在歌颂两人对爱情的忠贞，是在歌颂自然原始的人们对于至死不渝爱情的追求。但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作者的这种观点还是存在一定时代的局限性的。既然翠翠父母已经有了两人爱情的结晶，便应该承担起做父母的责任，呵护她，抚养她，教导她，而不是撒手人寰，将这个小生命交由自己年迈的父亲。作为女儿，为爱殉情的做法也是对父母的不孝，以至于翠翠祖父一直担心翠翠会重蹈自己母亲的覆辙，并且对翠翠母亲一直怀着愧疚和悲伤。

也许是听了太多的鸡汤文，我一直坚信，只要活着，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无论现在的社会有多少黑暗面，起码为爱殉情的案例是鲜有发生了。现在的社会，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相信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他人。我记得编剧史航在《奇葩说》的节目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世界的联系从来都是犬牙交错的。一个人的出生必然伴随着责任。而我们成长为大人的过程，也是我们逐渐学会承担责任的过程。一个人自杀必然使自己一了百了，但必然会给那些关心自己，疼爱自己的人带来无尽的伤害。以我的观点，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值得歌颂，但不值得被效仿。

而对于翠翠的爱情，我也感到惋惜。而这正是封闭的自然环境造成的人的不可避免的孤独。尽管翠翠是爷爷一手带大的，但是爷爷出于关心爱护孙女的心理，自然想着让翠翠嫁个好人家，这样一来，爷爷心里自然要有个算盘。同时，爷爷又一直放不下翠翠妈妈的死，过于呵护自己的孙女，不想让她受到一点点的伤害，这样对翠翠也产生了一定的威压感。而翠翠作为青春期的懵懂少女，当爷爷三番五次揶揄她，向她打听她的意愿时，出于内心的敏感，翠翠一直不愿开口。那些少女的心事就这样被封锁。无人可倾诉心事的痛苦加重了翠翠的孤独。可以看出，在这样相对闭塞的湘西边城中，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善而又融洽，但每个人仍然是孤独的个体，藏着自己的一些秘密，而正是正是翠翠的含蓄，爷爷引导方式的误区，沟通的不顺畅使大老二老兄弟俩猜不透翠翠的心思。深知自己不敌弟弟讨心上人欢心的大老为了弟弟的幸福，也为了排解自己的忧愁而外出闯滩，最后才遭遇了意外。我常常想，如果翠翠能像现在很多女孩子一样，大胆抒发自己的心声，找个朋友倾诉自己的心事，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既然心属二老，便直言自己对其的欣赏，大概翠翠和二老便能成就一番美好的姻缘。而大老这么明事理的人也不会纠缠于此，大概也能早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大老二老让婚的做法也让我多了一些疑惑。尽管这也许是湘西人的传统美德------不愿伤了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在当今的价值观来看，这只能是愚昧和廉价而已。在这一点上，另一部原始主义杰作《红高粱》更能让我找到共鸣。在黄土飞扬的年代和土地上，滋生了那样粗犷而又纯粹的爱情。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视剧版《红高粱》里，编剧还特意加了一条文弱书生张俊杰与女主角的感情线------作为九儿初恋的俊杰因为家人的阻拦和因此而产生的误会与女主角渐行渐远，最后原本相爱的两人只能分开。相比之下，余占鳌那样原始的爱情就显得更有气概，而这也使我更欣赏的。同时，我也更欣赏莫言笔下人物中含有的那种性格特点，敢爱敢恨，敢作敢当。

作者沈从文曾这样评价《边城》，“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可见，作者并非是怀着完全赞美，讴歌人性的态度来写出这部作品的。那么，“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又是指什么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作者写就这部作品的生活背景和经历。作为“都市里的乡下人”，沈从文曾经历过被人嘲笑和看不起的经历，他也将他的这段经历安排在了女主人公翠翠的身上，当翠翠送过渡船时看到了一个穿着华贵的小女孩，以至于看得入了迷，再反观自己，与爷爷守着破破的渡船，翠翠更感到深深的无力感和自卑感。

1934年，沈从文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家乡湘西。对于这次湘西之行，他写道，“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行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关，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世纪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3]可见，这次湘西之行给他带来的是深深的失望感和无力感。眼前的湘西竟不是当年的湘西了，都市文明的侵染让这个小镇染上了世俗的味道。这一点，从《边城》中的磨坊便可窥见。虽然二老坚定不移地喜欢着翠翠，但是周围人一番“破渡船并无什么用处，相反，磨坊的女儿倒是与二老更门当户对”的言论更是体现出世俗对边城的侵染。因为这部小说是在作者此次湘西之行前后完成的，因此，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一直洋溢着对自然美景的赞美，对人性的欣赏，而后半段诸如看龙船的势利的妇人们，那个被砍了十七刀的码头妓女的爸爸，那个诡诈的中寨人以及老船夫在顺顺一家面前始终卑微的角色设置也体现出作者对那个美好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失落之感。

在《边城》的结尾，老船夫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死去，象征着农耕文明的白塔倒塌，表现出在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的颠覆和摧毁，傩送出走，原本美好的生活就这样轰然倒塌，翠翠独自一人守着渡船，等待着那个使自己“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

我想，作者这样的矛盾的写作思路正是源于他在不同时期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一方面，他在极力地讴歌和赞美湘西边城人性的善良和优美，试图通过这样健康的人性拯救已被都市文明所侵蚀的灵魂，但后来却失望的发现自己无法阻止现代文明发展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堕落和欲望，因此，作者的对抗以失败告终，最终《边城》的故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无情的悲伤和痛苦之中。

我想，沈从文先生这样一位具有浓烈的人文情怀的作家虽然以十分悲观的剧情结束了这部作品，但其中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却值得我们细细思考。尽管当代的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进步，但我们也不可避免地发现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也在逐渐加深------贪污腐败，桃色交易。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的灵魂也不再单纯。有句名言说得好，“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希望现代人都能在这个金钱时代仔细听听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

参考文献：

[1]方克强.《原始主义与文学批评》学术月刊.2009(02)[2]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 [3]沈从文.《<长河>题记》

第二篇：通识讲座心得

通识讲座心得

为了让大学生有更大的平台和教授交流，学生开通了通识讲座，我认为通识讲座不仅在时间上比较自由，同时也给与我更多的机会与平台去与不同特色的教授交流，所以这学期从第二周开始我坚持去听讲座,从中我也学会了很多。在这五场讲座中，我听了三次人文系列——《孙悟空的人生自我实现》、《甲骨文与商代祭祀文化》、《汉字与传统文化》；一次艺术审美系列——《设计是艺术更是生活》；还有一次社会科学系列——《只研朱墨作春山——鲁迅诗学的现代意义》。这五场讲座各有特色，每位老师的风采都令人折服。

3月2日是星期天，刚好是李新灿教授的讲座，名字为《孙悟空的人生自我实现》，听到这个课题名字我就觉得一定很精彩，所以为了能有机会听到这场讲座，我5点多就开始去排队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等了2个都小时终于能进教室听李新灿教授讲孙悟空的人生自我实现了。本次讲座主要讲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堪称典范。在生命本体论方面，孙悟空通过武力和法术，强销生死簿，最终与天地齐寿，是人类这一追求的象征和典型表现；在价值论方面，美猴王——弼马温——齐天大圣——要玉帝让贤，孙悟空在政治上有不懈追求；人生自我调适，孙悟空登上玉帝宝座愿望破灭，改弦易辙，将自我奋斗与普救众生结合起来，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在李新灿教授形象生动的讲解中我重新认识了孙悟空，了解他是怎么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的，也激励我向孙悟空学习，努力把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3月9日是郑继娥博士的《甲骨文与商代祭祀文化》。本场讲座主要讲述的内容为：第一，甲骨文体例简介，主要介绍卜辞的构成、书写行款、文字的形体特点。第二，甲骨文占卜的社会、政治原因以及祭祀对象的体系，尤其是从祖先神到自然神各自的功能。第三，祭祀的礼仪制度以及对崇拜祖先文化的继承和影响。从这场讲座中我了解了悠久的甲骨文文化，对中国文化有了崇高的敬意。第三场是《汉字与传统文化》，马显彬教授主要从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与文化也有着重要的联系方面讲述汉字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魅力。我认为马显彬教授讲课十分生动，从形态汉字入手，让学生一起参与课堂，参与度很高，同时加入大量生活的例子，浅显易懂，富有情趣。在故事和游戏中我对文字游戏和书法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3月16号我听了：姚雪凌副教授的《设计是艺术更是生活》让我在生活中学会如何发现美、体会美、享受美，进而关注设计、感悟设计、动手设计，为了生活

愉悦而需要停下自己的忙碌，帮助自己打造美好生活的品质。感悟到观察生活，体会生活、享受生活是每个人都要遇到的事情。生活中你离不开设计。

3月18日我听了宋立民教授的《只研朱墨作春山——鲁迅诗学的现代意义》。宋立民教授曾任河南报业集团《大河报》主任编辑、主任记者。承担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出版个人专著8种，是位十分有内涵的教授，宋立民教授都鲁迅十分了解，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鲁迅，让鲁迅鲜活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了解鲁迅的文学作品和他的疯狂、热血。

在这五场讲座中我受益良多，五位老师各有特色，但都运用自身渊博的知识和生活经历把死板的知识变得形象生动，在和教授们的接触中我也学会了很多，懂得多交流多读书，互相学习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第三篇：通识教育讲座学习心得

通识教育讲座学习心得

南审润泽讲堂被称作“一扇通识教育的窗”。正如王家新校长在开堂致辞中所说： “要让同学们不出校门就能分享多学科背景的名师与业界成功人士的风采，使南审学子拥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专精的技术和做人的踏实与崇高。”通识教育讲座让我了解和学习到专业课以外的知识，使我获益匪浅。

在至今听的8次讲座中，有四次是东大陈怡教授开的，所以对陈怡教授印像深刻。第一次是《庖丁解牛》的哲学解读和养生，陈怡教授关于庖丁解牛的故事和养生的见解十分独到，其深入浅出的语言发人深省。讲座最后，陈教授送给我们四句话：养生非养形，重在养精神，薪尽火犹在，自为长寿人。陈教授以自己做了例子，讲述自己曾经生病及痊愈的经历，并且证实了乐观豁达的心态的积极作用，他和蔼可亲的气质和娓娓的谈吐都十分受我们欢迎。第二次听陈教授的讲座是关于谈佛说禅讲文化。“我不信佛，但我给大家讲佛，只是一种艺术研究。”陈怡教授如是说。“佛”字在梵语里就是觉悟者的意思，佛不是神也不是上帝，他是觉悟的人，所以谈佛就是学觉悟。那佛能给我们什么人生启示呢？陈怡教授告诉我们说：佛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有人说，禅是一种智慧，一种文化，一种人生。禅是一面镜，可以照见人心；禅是一盏灯，可以指引人生；禅是一支花，开放时

从容，凋谢时淡定。后来也有关于老子与《道德经》的讲座，老子指出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说作为世界本源的道是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但并不是永恒的。“名可名，非常名。”说的是可以称呼的名不是恒常的名。在《道德经》里，道指的就是规律。而道家思想对规律的最根本的见解就是“规律是自然的，变化的，不为人所控制的。”对待规律的根本态度是“充分尊重规律，然后才是利用规律”。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辩证思想。全面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探索与思考，而这种探索与思考不是盲目的，是非常有计划、有科学根据的，它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我个人很钦佩陈教授，身为理工科出生的他，在暮年之际开始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并以其乐观积极的豁达心态来感染我们这些青年人。总体来说，听了这些讲座觉得自己所未涉及的领域还有很多，不论是在知识方面还是在人生态度价值观上都有许多需要学习跟思考的地方。开展通识教育的教授们都很好，使我们学到了很多。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很无知，想要学习很多东西，不过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了这个平台，觉得很好。只是在有些方面，诸如拿票，盖章等，由于人很多所以觉得有点无奈。

第四篇：通识课论文

社会保障

美国: 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老年、遗属、伤残保险(0ASDI)；(2)医疗保险；(3)失业保险；(4)补充收入保障计划。

美国社会保障计划的特点。

1.强制性的与就业相关的计划。一般而言，社会保障计划都是强制性的而且要求参加的人员必须是参加工作的人员。如果社会保障计划要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来满足某种社会需求，则必须使参加人数尽可能的多。

2.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融资。尽管关于保障计划的融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大多数计划的成本都由雇主全部或部分提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社会保障计划是员工福利中的重要项目。

3.福利水平和享有资格由法律进行规定。尽管享受福利的数量和资格要求是由法律来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计划的每一个人所获得的数量是相等的，资格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会由于诸如工资水平的不同，参加工作的时间长短或家庭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只能通过法律规定的计算公式来决定，享受福利的人员无法增加或减少应得的福利。

4.享受社会保障计划的福利是以其享有者对某种福利有需求为假设前提的。由此，使社会保障计划与社会救济进行了区分。在社会救济中，申请人为获得救济福利必须证明其收入水平或资产低于规定的水平。

5.强调社会公平性。社会保障计划是建立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而非个人公平。这是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的不同之处。在社会公平的原则下，福利计划是为所有的享有者，无论其经济状况如何，提供最低的收入保障。超过该水平的保障只能通过个人的储蓄或雇主或商业保险来满足。这种强调社会公平性将导致所缴费用与所享受的福利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在有些计划中，存在着由高收入者、单身或小型家庭以及年轻人对低收入人群、大家庭和退休人员进行补贴的情形。

美国的养老金

1993年规定:月工资在370美元以内部分列为低段，按90%计发;371-2230元部分为中段，按32%计发;22001美元以上部分列为高段按15%计发，然后把三段的数额相加，便是应得的退休金,按这样计算，尽管工资越高退休金仍会越高，但计算退休金的比例却是越低，最低者可低到工资的24%,相反工资越低，虽说退休金相应也低，但计发退休金的比例却越高，最高者为工资收人的57%。但是从整体水平看，美国法定退休金平均占劳工工资收人的41% 美国还规定退休者如有18岁以下子女和65岁以上配偶者，按其抚养人数的多少，还可以再领取本人退休金50%内数额的保险金。并自1972年起，实行退休金与物价挂钩制度，规定每半年调整一次，即物价指数增长3%，退休金调高1%，物价指数增长不到3%时不作调整。医疗补助

美国医疗补助制度主要是为65岁以上老年人和65岁以下残疾人及某些有永久性肾病的人支付部分医疗费用的制度。这一保险制度主要有住院补助和辅助医疗部分。住院补助是为病人提供60天的住院费用，60-90天之间病人每天需支付100美元的共同保险费，而且医生服务费通常不包括在住院补助之内。辅助医疗指在受益人每年支付75美元的医疗费用之后，可以为其支付80%的经过许可数目的内外科医生服务费。此外，还帮助门诊病人支付身体理疗，发音病理费用，并提供额外的家庭保健服务以及其他类型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参考文献:《美国社会保险考察》

日本

文献（日）坂脇昭吉《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

基本现状

同其它国家一样，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利用了保险原理，并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等作为主体。

1、医疗保险制度

日本于1960年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规定人人都必须投保，投保者患疾病时自付所需医疗费的20％至30％。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与其收入成正比。对低收入者采取特殊措施予以减少，医疗保险分为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类。健康保险是根据1922年的健康保险法建立的。其对象是各企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投保人每月缴纳工资的4.2％，政府负担保险支出的16.4％，投保者享受补助金为最近3个月平均工资的60％，享受时间最多为18个月。国民健康保险的对象是从事农业和渔业的人员、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受保人每户年平均缴纳7.8万日元，政府负担医疗费用的45％。

2、社会保险制度

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由国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其它年金组成。其它年金包括共济年金、福利年金、企业年金等。加入年金是由法律规定的。年金制度除了参加者缴纳保险外，还来自国库的负担。国民年金于1959年10月施行，对象是20岁至60岁的日本国民。厚生年金在日语中是提高生活水平，增进健康之意，该制度创设于1942年，对象是少数未满15岁的民间企业就业人员。福利年金则是针对70岁以上，由于特殊原因而无法享受上述年金或享受数额很少者。

3、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日语中叫雇佣保险，始建于1947年。受保险对象为全部受雇于工业企业的雇员，保险金的资金来源为投保人缴纳收入的0.55％，雇主缴纳工薪总额的0.9％，政府负担救济费支出的25％和管理费。失业救济金的给付条件是被雇佣者在最近一年内缴纳了6个月以上的保险费，失业后又在“职业保障所”登记的人员，领取天数为90天至300天。

4、工伤事故保险制度

保险对象为全部受雇于工业企业之雇员，保险费由雇主缴纳工资总额的0.5％～12.9％。保险范围包括因公引起的疾病、受伤及工作能力的丧失、上下班交通以外引起的事故。工伤补助的标准依暂时性工伤和永久性工伤而有所不同。

（三）作用原因和特点

1、五大作用

事实证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起到了“稳定器”、“调节器”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1）保障国民生活

战后，从总体上看，日本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这从其政局比较稳定，失业率、犯罪率和离婚率一直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低均可得到充分证明。如在1970、1980、1990和1992四个年份，其刑事犯人数依次为51.9万、33.5万、18.2万、11.9万，总体上呈减少之势。而社会保障至少对保证国民生活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全民皆保险”体制的建立，使社会各阶层均获得基本生活和医疗保证；社会保险费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阶层实际收入差距，从而缩小了社会不平等，避免或减轻了因此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失业保险也使失业者不会因生活无着而铤而走险。

（2）缩小贫富差距

在日本，既无可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巨富，也少有美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社会保险惠及较多的，还是各类中低收入家庭，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在日本收入最低的1/5家庭中仅占1.9％。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国民收入一定的分配与再分配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3）强化宏观调控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获得比欧美发达国家更为优异的经济发展业绩，与其更为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有着重要因果关系。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以刺激或抑制社会有效需求，是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支出又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重，如在1985、1990和1995年3个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关系费在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高达20.7％、18.4％和21.9％[9]。因此，增加或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即成为国家强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手段之一。

（4）减缓周期波动

在社会保险费收入方面，当经济周期处于高涨阶段，社会保险机构及各级财政和企业取得的收入也相对较多，从而相应减少了政府和企业的实际支付压力，这无疑会对社会需求从而对经济高涨产生一定刺激作用，以致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而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经济出现萧条或危机时，社会失业势必增加，社会保险机构必然要支付更多的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利用这部分资金购买必要生活用品，即形成对社会需求的有效扩大，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则相反。

（5）开发人力资源

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培养和训练费用支出的不足，对培养和开发本国人力资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2、三大原因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具有以下优势：

（1）按照本国国情建立，社会保障具有日本特色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尽管也借鉴了美欧经验，但主要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一是对社会保障涵义的界定起点高。如何确定社会保障的定义和范畴，是筹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从“劝告”中，我们可知日本在当初确定社会保障范围时，不仅包括所得保障，还包括社会福利和医疗等社会服务。事实证明，这一界定是符合战后社会保障的国际潮流的。二是保险费用负担全民化。日本基本上遵循被保险人、事业主和国家财政拨款“三者负担”的原则[10]。因为政府负担的费用，实际上是靠税收得来，所以，国民皆保险的实质是“全民共同保障全民”的生活。三是保险费的发放体现社会救助与个人能力培养相结合。

与西欧某些“高福利”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保障费的发放掌握尺度较严，这固然与控制财政支出和国民负担的考虑有关，同时也包含着倡导个人自立、自助精神和弘扬勤劳意识等意图。比如在失业保险方面，既组织失业救济，也为失业者创造再就业的能力和机会。

（2）抓住经济发展有利机遇，社会保障完善化、普及化

社会保障事业要得以长足发展，政府的积极扶植，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撑，是首要前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总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大体经历了从战后开始至50年代中期经济恢复阶段的“形成期”；从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初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充实期”；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目前为止低速发展阶段的“转换期”[11]。

而1950至1973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经济面貌，而且也给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性机遇。以60年代为例，日本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10.9％，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以年均16.3％和15.2％的速度递增。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年均增幅达到16.3％[11]。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加速筹建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步伐，到70年代初，这一浩大的“社会工程”已基本完成。

（3）以健全法制作为强化手段，使社会保障得以有效运营和管理

日本政府重视依法治理经济，一项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可以说，战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相关法规不断完备和充实的过程。

一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制定。社会保障的四个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规和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如社会保险，属于医疗领域的有《健康保险法》等，属于养老金领域的有《厚生养老金保险法》等，属于雇用领域的有《失业保险法》，属于保护领域的有《工伤事故补偿保险法》等，属于社会保险运营及管理领域的有《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法》等共28项[11]。又如国家扶助及社会福利，有《生活保护法》等共17项[11]。再如公共卫生及医疗有《医疗法》等共32项[11]。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管理有法可依，确保了其严肃性与稳定性。

二是实行分权式的管理体制。有五大机构：一为立法机构，为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二为行政管理机构，中央政府由劳动省与厚生省负责，只管监督，直接运营则由其下属的地方政府或共同法人组织承担。三为经办机构，中央办社会保障中心，地方为社会保障事务所。四为营运机构，为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五为监督机构。

3、三大特点

首先，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广，普遍性强。从内容上讲，到目前为止，已形成包括社会保险、国家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医疗四大领域以及诸如健康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残疾人福利、老人福利、儿童抚养津贴、母子福利、传染病预防、精神卫生事业及老人保健等46项制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护系统[11]。就质量而言，例如实行70岁以上老人“医疗免费化”、儿童补贴“制度化”以及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和家属医疗保险支付比率等。从对象上讲，在1961年的良好基础上，更具全民化。

其次，社会保障目的由“扶贫”转向“防贫”。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首先是围绕生活救济失业对策和传染病防治等领域展开的，具有很强的“扶贫”色彩。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贫困面日益缩小，于是从5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政府以保证全体国民生活稳定为宗旨，实施“防贫”对策，这意味着日本社会保障已完成了由政府救济向社会保险的过渡。

最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范围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日本统称“公费负担”，其中属于中央政府部分称作“国库负担”，属于地方政府部分称作“地方负担”[10]。日本采取的是以“国库负担”为主，“地方负担”为辅。“国库负担”以社会保险为重点，“地方负担”分布较均衡，更直接地面向国民生活。

（四）面临的问题

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经济社会环境均较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扩充和完善，呈现出诸多优势特点，并反过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日本的社会保障又面临一些实际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失速

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充和不断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到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却呈现出明显的减速与停滞之势。即使在80年代下半期的景气时期，其增长速度也远未达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而在步入90年代以后，长期萧条与回升乏力，更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就GNP的增长率来看：1996年～1973年高达9.4％，到1974年～1980年已经降低为4.1％，1981～1990年再降低至3.6％，1991～1995年则只有0.6％[12]。

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的长期失速，至少从两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一是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与企业经营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保障费财源日显不足。1966～1975年，日本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中的社会保险费支出年平均增长达26.3％，而至1975年～1995年却降为6.6％，下降近20％个百分点[13]。二是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以致加重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战后至1973年，日本的完全失业者极少超过100万人，而在1975年达到100万人，以后长期居高不下。尤其在90年代更是迅速增长，1995年平均为210万人，1996年则增至235万人[14]。

2、人口老龄化加快

联合国将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的现象称为人口老龄化。70年代以后，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现今已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1950年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4.9％，1990年提高到12.1％。据推算，2010年将达29.1％，2020年则为25％[15]。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中平均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达到65岁；在65岁的人口当中，平均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去世半年前需要看护和照顾，其中又有一半的人卧床三年以上[16]。这意味着日本已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样，日本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将进一步膨胀。日本在2000年4月曾推出了养老护理保险制度，以解决老龄化问题[17]。通过社会保险来共同支持老年护理所需要的设施、服务等费用，国家、地区政府、企业、40岁以上的人都要负担保险费。但该制度尚存在许多问题，其落实普及还需一定时间。

3、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伴随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的急剧变化，企业和家庭在生活和健康等方面的保障功能日趋弱化，原来企业或家庭承担的许多保障事务越来越转向社会承担。

战后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雇佣原则是终身雇佣制，它曾大大减缓了失业压力，减轻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另外，企业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企业内保障项目和设施，从而替代和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步入70年代，由于经济形势的萧条，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导致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日本现今流行的临时雇佣方式必然加剧失业，大量的保障负担被推向社会。

战后以来，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中，其主要趋向是核心家庭化（即至多有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两代构成的家庭），独身家庭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7]。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有所下降，原来由家庭负担的一些保障功能也被推向社会，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

4、政府的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由于政府办的社会保障面临越来越重的财政压力，民间办的社会保障得以迅速发展。但是，政府办的社会保障不仅具有稳定社会，提高国民经济水平的功能，还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社会保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但又不能代替前者，因此，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不满有所增加。

俄罗斯

从俄罗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墓本原则和10年来的改革内容来看，社会保障体

制的雏形基本形成，社会保险各主要险种的原则性法律基础也基本建立，各种社会保险金的发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但是，目前的改革与政府希望实现的目标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就拿医疗保障改革来说，法律规定的强制医疗保险制度并没有完全实行，改革具有不完整性和局部性缺陷。尽管医疗保健拨款制度中的一些结构性改革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但医疗保健的许多重要原则并没有实现。如1.承保人(保险机构)之间缺乏竞争。许多地区没有建立医疗保险公司，而在建立了医疗保险公司的地区，其业务活动也仅局限于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2.医疗机构之间缺乏竞争；3.对患者来说，自由选择医生和医疗机构的权力仍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实践中很难实现；4.无论承保人、医疗机构，还是医生暂时都没有更有效率地利用资金的动机。拨款机制仍旧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

(一)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医疗保健改革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

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规之间矛盾比较突出。可以说，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法律框架下，按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和条例进行的。但是匆忙出台的法律制度本身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主观偏好。根据这种不健全的法律制度制定的政策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对于转轨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现有的法律法规除了具有质量上的缺陷之外，数量上也不能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有关大规模实行强制医疗保险的法律基础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俄罗斯医疗保险法明确规定，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是强制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机关，负责保险基金的集中、分配和使用，监督和检查医疗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但法律同时又要求保留医疗保健管理机关。这样一来，在医疗保健体系的管理方面就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然而，与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相比，医疗保健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既无权对基金会发号施令，又无权监督医疗保险基金的花费和支出。而且直接由医疗保健机关官员支配的资金额因基金会的出现而大大减少。这种现状必然导致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会加紧将地区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便尽快建立体系内的垂直组织管理结构，与医疗保健机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医疗保健管理机关的官员们，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使他们所蒙受的损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并设法延缓改革的进程。由此可见，在大规模实行强制医疗保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都是其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产物。

法律制度不健全还表现在，法律制度多为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没有与原则性规定相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如在强制医疗保险范围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地区间相互结算制度就没有及时制定出来。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公民在他生活的地区之外不能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在几个地区之间建立起来的、并发挥地区间治疗中心作用的专门医疗机构，不得不拒绝给其他地区的居民提供免费服务，因为它们的医疗费用仅仅来自其所处地区的预算拨款。

第二，社会保障多头管理，缺乏整体性和规范性，是法律制度不健全、政策法规之间矛盾突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管理方面存在的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如在医疗保险基金会范围内，联邦基金会和地方基金会之间，基金会、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远没有理顺，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三，保险基金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浪费严重。社会保险基金是用于社会保障的专用基金。但俄罗斯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较严重的缺陷，目前被挪作他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在1994年中期，积蓄在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资金平均只有70％用于医疗保健拨款。而剩余的30％存入银行用作商业操作。到1994年年底，银行存款和闲置资金相当于全年进款总额的15％。存款收入使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了4.4％。依照医疗保健管理部门官员的意见，强制医疗保险资金的这种使用方法是不合理的。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还把大量的资金用来配置电脑、购买小轿车和发放基金会人员的薪金。据统计，1994年用于发放基金会人员薪金的费用占基金会支出总额的3.2％。一般来说，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劳动报酬状况和工作条件要好于医疗保健管理机关。这种为了满足私人和小集团利益而将保险基金挪作他用的现象，往往伴随着极为严重的资金浪费。

第四，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保障制度中实行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造成对某些劳动者(主要指贫穷的居民阶层)的歧视。各种社会保障量化指标没有同缴纳相应的基金数额挂钩，这主要是指暂时失去劳动能力、疗养服务等的补贴数额和失业救济金的发放。结果是缴纳同样的社会保险费，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这种权利和义务相脱离的情况严重违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则。这种既无效率又失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使原本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据俄罗斯报刊透露，目前 6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不能领取儿童补贴，而这项补贴可能构成其家庭收入的20％—50％，而同时，所支付的60％的儿童补贴却发给了生活富有的家庭。这些补贴仅仅占其家庭收入的1％一3％。如果把不需要儿童补贴的家庭所获得的儿童补贴收回来，那么，所有需要补贴的家庭都能够按月足额地领取儿童补贴。其他的社会支付和补贴的发放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发放的失业救济金中，这项资金的40％以上发给了富有家庭，而社会上10％最贫困家庭的失业者所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却只占总额的1％。再如，临时丧失劳动能力的补贴也是如此。最富有的家庭约占补贴总额的75％，而最贫困的家庭所占的份额只有28％。

另外，转轨以来持续不断的经济衰退使企业拖欠社会保险基金和各种补贴缴费的现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全社会(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障还缺乏应有的认识，财政拨款不能及时到位，致使社会保障资金严重匮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支出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是制约社会保障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在进一步改革中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出现问题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改革中产生的上述问题似乎是转轨以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政治经济危机只是影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在整体上实行大规模的“休克疗法”式激进转轨战略的条件下展开的。应该说，它是激进改革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并不是改革家们深思熟虑的产物，它一诞生就深深地烙上了“休克疗法”的印痕。改革中出现的政策相互抵触，各改革主体行动不统一等问题，是这种改革方案的必然产物。我们认为，这就是影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具体来说，是方案设计者对以下情况未能给予实质性的关注。

首先，忽略外部经济环境对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影响。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程中，企业支付能力、预算条件、居民收入等因素都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波动而发生变化，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是在假定未来不会发生大的经济危机的前提条件下制定出来的。方案设计者们深信，摆脱中央控制其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的地方权力机关和企业，一定会提供充足的资金来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他们认为，在经历改革之初短期的困难时期之后，经济会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而对有可能出现的长期经济衰退根本没有很好地予以研究。然而，事与愿违，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现状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其次，低估国家的调控作用。改革家们战略上低估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战术上必然忽视中央权力在保证法律实施方面的能力。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组织方面的改革不是只能部分地实现，就是被一再地拖延。而且由于行政管理能力、领导者的利益和力量对比关系的不同，致使各地社会保障组织方面的改革五花八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俄罗斯国家作用的削弱、对医疗保健体制改革的性质和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各个地区的官僚们对改革持不同的态度，这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改革的效果。但是，无论是医疗保健部还是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都没有足够的权力监督联邦主体对医疗保健法的执行情况。而且在准备推行强制医疗保险的过程中，医疗保健部被改组为医疗保健和医疗工业部，该部的领导变成了以前在军队医院工作的人们。改革并不是他们呕心沥血之结晶，甚至于医疗保险的思想与他们在部队医院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和观点也格格不入。在成功地实行了强制医疗保险缴费之后，医疗保健和医疗工业部实际上便停止了规范强制医疗保险法律基础的工作，也没有继续对改革和医疗保险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医疗保险各组成要素的推行就只能取决于地方权力机关的主观偏好了。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各地在改革的彻底性、速度和深度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强制医疗保险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规定，彻底实现从一种医疗拨款制度(单一的预算拨款)向另一种拨款制度(医疗保险)的转变，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各种制度成分的折中结合。据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的资料，1994年在俄联邦的23个联邦主体中履行承保人职能的只有保险公司，在14个联邦主体中履行这一职能的只有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在34个联邦主体中履行这一职能的既有保险公司，又有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

再次，未能重视政府官员的利益。在改革中失去部分权力，进而失去既得利益的政府官员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然而，俄罗斯的改革者对此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或议员，也像社会上其他人一样合乎理性地存在着自身的利益，他们企图利用现存制度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具体行为可能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至少不是单纯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包括：巩固自己的职位并力求获得晋升；更高的薪金；较小的工作负担；等等。而在一个等级制的政体中，上述这些目标的实现，一是通过扩大其下属的人数来间接地实现。对此“帕金森定律”认为，无论政府工作量是增加还是减少，或者已根本没有工作了，政府机构的人员数目总是按同一速度递增。二是官僚们直接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各种特权和更多的附加福利(如健康保险、养老金，以及奢侈的豪华办公设备、旅游式的出差，等等)。因此，不能假定一旦他们当选，且成为政府官员，就突然神奇地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仅仅谋求公共利益而不再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总之，理论上可以推断的是，政府虽然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来试图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从而或多或少地体现公共利益，但政府官员却可能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自然也会体现在其决策行为中，从而体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决策中。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些权利的丧失是否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其他好处的补偿，如果得不到补偿，那么，官僚们能否执行侵害其利益的政策法规，就取决于一套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和对其违法行为的严厉制裁了。就拿俄罗斯医疗保健体制改革来说，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执行权力机关领导支持改革的地区，就出现了相当多数量的保险公司，作为非在职居民医疗保险费的预算资金也能上缴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会。而在官僚们不努力或者阻碍实行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任何法律都无济于事。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地方的实力对比，取决于官僚们对实现其利益的新的机会的认识程度。山就是说，它们的行政管理能力并不是用在有关法规的实施上，而是用在了从新情况中为自己挖掘更大的获利机会上。对部分官僚来说，实际上改革为他们提供了获取更多利益(高额保险年金)的可能性。

最后，未曾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非短期性。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才能实现。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过渡时期的特征是：投资额下降，主要基金的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速度加快。也就是说，职工的劳动保护水平大大降低，生产环境状况严重恶化，劳动强度经常毫无控制地增加回。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性和生产性疾病的发病率、生产性事故就会急剧上升，工人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职业风险水平比较高的部门尤为如此。对许多企业来说，经济上的自主性往往伴随着财政上的不稳定性。这就决定了过渡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必须加强社会保险在社会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想增加社会保险金、提高保险基金会的财政支付能力，就需要建立一系列财政“缓冲器”和财政平衡机制。如建立能在主要险种之间开展再保险业务的社会银行；建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保险互助机制。这一点对职业风险比较高的部门(如煤炭工业)尤为重要，因为在新的条件下，这些高风险部门离不开其他部门的一致帮助。因此，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必须依法确定不同社会保险部门的保险费数额，定额确立社会保障所必须达到的最低水平，建立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保险互助机制。同时还需要建立各种能使保险费与部门赢利率、利润和税收提成相结合的机制。而所有这些社会保险制度都需要在国家的有效协调下渐进地形成。如医疗保健市场上真正竞争的出现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不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将会发生的是：当这种竞争还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的时候，那么，在过渡时期医疗保障筹资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医疗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俄罗斯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未来的改革应从本国国情出发，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社会经济实践中，西方各国根据本国实际逐渐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转轨国家吸收和借鉴这些内容，有助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少走弯路，缩短过渡期。我们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教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以渐进方式使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社会；依靠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征集社会保障基金。

第五篇：通识培训论文

姓名：

张新琴

所在班级： 2013年6月第四期通识培训一班

所在学校：

明溪县夏坊初级中学

期末论文

要求：请分享学习之后的感悟、收获与成长。字数800字以上，不得抄袭

通过这一两个月的学习，我感触很深，收获颇多，成长不少。

一、通过学习，我明白了教师完善的心理素质和人格，是构成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教师的言行对学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低年级学生更是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教师是智者——什么都懂；是能者——什么都会；是圣者——不会犯错；是权威者——具有比父母还高的权威力量。教师的衣着举止，言谈风度，以及待人接物等，都会使学生受到深刻的影响。人格健全的教师，能在课堂中创造一种和谐与温馨的气氛，使学生如沐春风，轻松愉快，而人格不健全的教师，只能在课堂上造成一种紧张或恐怖的气氛，使学生如坐针毡，惶惑不安。

二、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每个人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有三个方面的性格：内在成人、内在儿童、内在父母。而这三个方面是可以共存的，通过很好的利用孩子和自己的内在特性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是很有成效的。这样就可以激发孩子向上的动力，通过内在成人和内在父母约束孩子自己的行为，使老师的教育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同时老师通过内在儿童和孩子进行游戏、交流、角色互换等教育，都能很好地提高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大家通过认识内在自我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了许多教育界面临的困扰，同时帮助了很多孩子。使自己的教育有方向性，有目标性了，并能具体了解其起因，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辅导和帮助。

三、通过学习，我提高了自己的觉察力，能很好地和家人、同事、领导、朋友、及学生家长等进行有效地沟通交流，使负面情绪得到及时地纠正，化正面积极的情绪，使自己信心满满地投入到工作学习中去。同时知道了教师的情绪会影响学生的情绪，作为教师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以正面的情绪去面对学生，这样才能给学生以正面的辅导和教育，使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教育能在一个客观和谐的环境中得到完善。

总之，学完心理健康教育后，相信我在以后的班级管理中也会更加自信，更加从容，并能充分借助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些原理和一些案例运用到我自己的实际工作中，给自己以范本的标准和要求，将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工作上的成就感，使自己欣慰。在宏观上讲使自己更加热爱这份伟大的人民教师的工作。在微观上讲也使自己的班级工作有了很大地推动。使自己所带的班级能进一步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的，以促进孩子们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最后，感谢所有专题的授课老师，讲得很好，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