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感想范文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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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感想

张高平叔侄奸杀冤案感想

这件事情听起来很荒诞,一个冤案让叔侄竟然苦受十年牢狱之灾,一开始的想法是震惊,后来才想到是什么原因才造成这个冤案狱中的张高平、张辉均坚称自己无罪。张高平称,杭州另一起杀人强奸案中的凶手勾海峰系此案嫌疑人。而张辉称,曾在狱中遭遇牢头狱霸袁连芳的暴力取证。

但是,这些判决,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有的是二人的供述。不过,张高平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交待”了,但是,在服刑期间,即便是有减刑的机会,他也坚持不认罪、不减刑,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张高平认为这么多年的经历,熬了10年都没有说过自己犯罪,说过一次给我减

]刑都不要,要我写个犯罪事实出来,不要说给我减刑,你把我放出去我也没法写。

既然坚称无罪,那么当初张氏叔侄为什么还要做出有罪的供述的。张高平说,这些供述并不真实,因为在被羁押期间,他遭到了公安部门特别方式的询问。而这个冤案平反中一个让人们不得不感谢的人是石河子检察院的检察官张飚,正是张飚的严谨和细心才让冤案得以平反,而不愿意出名的张飚才是本案的幕后英雄,是他推动了这个案件的再审为了这一案件的改判多次致信浙江高院,是一位尽职尽责、为人低调、有良心的优秀检察官张飚经过努力,确认河南人案件中作伪证的袁连芳与张高平叔侄案件的袁连芳同为一人,2009年他将张高平的申诉材料重新整理,连同谈话笔录寄给了浙江的相关部门。但是没有回应。多次反映其情况无果之后,2010年在退休前夕,就张高平叔侄两人案件当中的申诉情况,张飚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2011年,张飚从驻监检察官的位置上退休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13年3月,浙江高院终于作出了张高平叔侄两人无罪的判决。张飚及律师为张高平、张辉叔侄俩赢得了最后的正义!

最后希望所有的冤案得以平反,所有的坏人绳之以法,让法律成为保护我们的盾而不是会误伤我们的矛.12轮机一班

12609014

李超

第二篇:2013浙江叔侄强奸冤案探析

2013浙江叔侄强奸冤案探析

一、案件经过回顾:10年冤狱、改判无罪、获赔221万

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着大货车从歙县前往上海。受人之托,他们让去杭州的女同乡王某搭上了顺风车。次日上午10时,在杭州西湖区留泗路边的水沟中,王的尸体被发现。4天后,在王某上车的地方,张高平、张辉被捕入案。2004年4月21日,杭州中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当年10月19日,浙江高院二审终审改判主犯张辉死缓、从犯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杭州中院、浙江高院先后在一、二审判决书上认定:在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30分到达杭州西站后,王某借张高平的手机给朋友打电话要对方过来接她,但朋友要她打的到钱江三桥后再联系。随后,张辉与张高平共谋,在驾驶室内,张辉实施强奸,张高平帮忙揿住王某的腿脚。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中,张辉掐住王某脖颈,致其死亡。叔侄俩并不认罪。张高平在家信中请求家人申诉、伸冤,“我认命,不认罪”。

2005年,张高平被从浙江押送至4000公里外的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在狱中,张高平整天喊冤,不服管教,他成了一个令监狱管理者头疼的对象。

8年间,他不断地写着自己的申诉材料,不断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迥然不同。张高平在监狱里的反常表现,引起了一位驻监检察官张飚的注意。这位即将退休的老检察官在研究了案件材料之后,深感非同小可,开始帮张高平邮寄申诉材料、打电话,希望浙江、杭州的司法机关复查此案。

2011年11月,在张氏家人、律师以及驻监检察官等人员的努力下,张氏叔侄案得以曝光,震动浙江政法系统。浙江省委政法委成立了评查组,复查工作低调而隐秘。2012年4月,在浙江省委政法委复查之后,浙江高院立案重审。2013年1月6日,张高发接到张辉从库尔勒监狱打来的电话,张辉告诉家人,他将被提回杭州某监狱。前一天,张高平已经被提回杭州。2月9日,张高发收到了浙江高院再审决定书。3月20日,浙江高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进行了再审,庭审中,出庭检察员指出,该案没有证明张辉、张高平强奸杀人的客观性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极不完整,缺乏对主要案件事实的同一证明力,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该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一些情形。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及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被再审法院依法予以排除。最为关键的是,在案件侦查期间,公安机关作过一份从王某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鉴定,当年这份鉴定的结果是:“受害人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系受害人与一名男性混合形成,排除了张辉、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通俗地说,受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混合物排除了张辉、张高平在案发现场。2013年3月26日,浙江高院再审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5月17日对张辉、张高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元,共计2211461.2元。200多万的赔偿已经是历来国家赔偿的最高限。

二、案件给我们的启示:正义需伸张、权利需争取

(一)本案作为冤案错案是如何产生的?

本案之所以形成冤案错案,是由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联合构成的。错案的起点在于侦查阶段,而起诉和审判阶段没有发现侦查阶段的错误则最终造成了错案。

第一,本案错误的起点是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刑警队的刑讯逼供,造成本案嫌疑犯张辉、张高平屈打成招,形成了本案定罪的第一个证据——被告人口供。据本案当事人回忆,杭州西湖刑警大队对其不仅进行车轮战、站七天七夜、不让吃饭、殴打、蹲马步、跪皮鞋等一般刑讯手段,还对其进行离奇变态方式,如脚朝天封住嘴巴往其鼻孔里灌水、用烟头烫其身体等。

第二,继刑讯逼供之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刑警队又制造了伪证,串通牢头狱霸袁连方,让袁连芳做假证,形成了本案定罪的第二个证据——证人证言。一审判决书上记载:张辉的同室犯人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在拱墅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向他详述了强奸杀人的经历。这一证言被法院采信,成为两被告人口供之外,整案中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第三,在逮捕、起诉阶段负责本案的检察人员失察导致非法证据(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假证据(袁连芳的证言)未被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权力,检察机关在批捕和诉讼中应认真履行职责,仔细复核每一个证据,穷尽每一个案件疑点。在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中,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比如本案中曾出现了一份排除张辉、张高平作案嫌疑的证据--杭州市法医学会2003年9月28日出具的(2003)第125号DNA检测报告鉴定结论,其结论是:“受害人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系受害人与一名男性混合形成,排除了张辉、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此外对作案过程的描述中,张辉、张高平两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检察机关并没有排除这些疑点,在证据不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而进行了批捕和起诉。

第四,在审判阶段,审判人员未认真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导致案件一错到底。法庭审判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检察机关的错误追诉都应该能够在公正法庭的审判中得到纠正。本案中对被告人极为有利所DNA鉴定报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没有认真审查和听取辩护方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二审的浙江高院则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最终导致了在司法公正的最后一个关卡,没能制止了错案的发生。

(二)本案如何得以洗冤昭雪?

用一句话来概括本案得以昭雪原因就是自救者天救。正是由于本案当事人张高平不屈的努力加上家属、律师、驻监检察官的共同努力才使得10年冤狱得以圆满结束。此案得以昭雪最重要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高平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自2003年被判入狱起,张高平即开始了8年不间断的申诉。2008年《民主与法制》第13期的《“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的文章,让坚持申诉的张高平找到了突破口。报道中提到的做伪证的证人竟然也是在张氏叔侄强奸案中做了伪证。

第二,新疆石子河驻监老检察官张飚的敬业与负责。他先后5次给浙江方发函,要求重新调查该案。

第三,浙江浙江省委政法委成立了评查组,对本案进行复查,最终促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再审并改判本案当事人张高平、张辉无罪。此后,浙江省高院对本案当事人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

(三)10年冤案昭雪给我们什么启示?

(一)信仰法律,法律才有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本案当事人张辉、张高平在遭受10年冤狱后最终伸张了正义。

《礼记·月令》有云:“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主题之一。但是由于案件审理具有事后追究的特点,时间无法回溯,案件的事实不能重演,所以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任何时候都无法避免冤案的发生,好的法律制度旨在尽量减少发生错案的几率,同时也尽量在错案发生之后能尽可能快速有效地纠正错案。我国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无论是在法律的理念上还是在法律技术方面都在不断的进步中。如果我们的公民相信法律的公正,那么就会积极参与争取公正,本案中的当事人张国平基于坚定的信念,在错案发生之后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在家人、律师、检察官、政法委、法院等司法人员和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洗清冤屈,重获自由并得到了应有的国家赔偿。

(二)道德与法律同行,共同维护公平正义。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的力量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量,而道德的力量则来自每个公民内心的力量。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有利于司法人员办理案件中的道德责任意识的提升,从而减少错案的发生。

第三篇:“叔侄冤案”:纠错过程为何这么难

“叔侄冤案”:纠错过程为何这么难

2013年04月05日 12:05 来源:新京报

作者:徐明轩

一旦冤案形成,即使出现了足以推翻判决的新证据,纠错竟也是阻力重重,原因何在?

据新华社报道,浙江的张高平、张辉“叔侄冤案”历经近十年,前不久终于平反。近日,参与“解救”叔侄俩的一名已退休检察官,向媒体讲述了整个翻案过程。让人再次感受到这样一起并不复杂的冤案,纠错过程却是异常的艰难。

2004年判决的这起冤案,当初判决有罪的证据明显不足:死者指甲里的DNA与张氏叔侄不匹配,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痕迹,两个嫌犯的口供相互矛盾……如果司法机关能严格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罪推定”“罪疑从无”,有一个证据存在疑点,就不应该定罪。但正是当地公检法机关的层层失守,最终导致冤案的发生。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旦冤案形成,即使出现了足以推翻判决的新证据,纠错竟也是阻力重重。

张高平在服刑地不断申诉,甚至感动了石河子市检察院驻监检察官张飚。石河子市检察院调阅材料后,也发现了几个疑点,随后多次向浙江发函,但多年石沉海底。

2008年,河南马廷新案全国轰动,牵出了“狱侦耳目”袁连芳。离奇的是,当初在“叔侄冤案”一审有罪判决中,1 26条证据几乎都是事发前后的间接旁证,只有这个“袁连芳”的证词称:张辉在看守所里自称曾奸杀过一名女子。

那么,浙江警方,以及为袁“立功”减刑的法院,不可能不知道;既然袁已参与制造了一起冤案,那么理应对于涉及他的其他案件主动进行复核,勇于承认错误,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否则此案2008年就应该平反。相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石河子市检察院核实两案中的“袁连芳”是同一个人。

但即便石河子检察院做了大量调查核实工作,一再给浙江法院、检察院寄交申诉材料,检察官张飚甚至还曾亲自致电浙江省法院,但都未能启动再审纠错程序。

从制度上说,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事实上只以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为前提,这有很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从程序上说,一般由司法机关通过书面检查启动,没有当事人律师、证人直接参与的听证程序。哪些新证据能证明原判“确有错误”,由司法机关,甚至是由原审法院来认定,这就增加了翻案难度。

因此,如果不是新疆检察官的一再坚持,不是媒体报道的推动,或许这起冤案至今沉冤难雪。现在浙江省公安厅通过官方微博,向当事人及家属道歉。但是,那些自认为办案“无懈可击”的司法人员,至今没有受追究;一再忽视石河子检察院递交的申诉材料的法院、检察院,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对这起荒唐冤案的纠错和反思不能就此结束。需要有对具体人员的问责,也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

第四篇:张高平案件

浙江叔侄冤案

2013-5-9 3月26日,张高平(左)和张辉(右)无罪释放,【原标题】浙江冤狱事件当事人:误判后孕妻离婚孩子没了

冤狱十年,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十年来,身不自由,思考却没有停止。

近年来的各种冤案从张高平嘴里说出来,像是他自己的故事。在监狱里,他一直关心各地发生的冤案,多年的研究,让他嘴里偶尔蹦出来的话,富有哲理。

在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在宣判当天,家人专门给他和张辉带了两套全新的衣服,洗个澡,去去晦气。张高平换上新衣服,很合身,他说这是女儿给他买的,但其实自己并不信这个。

拿到无罪判决书那一刻,他没哭,“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本报记者周喜丰实习生刘沪真浙江杭州报道

“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终于走出了监狱,是什么心情?张高平: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会来的。如果没有枪毙掉我,我就去找勾海峰的家属,我知道DNA可以通过家属鉴定。虽然我能出来很高兴,但是我还是有顾虑的,我都49岁了,我不知道回去做什么事情,怎么生活,我身体也不行了,一天到晚耳鸣,眼睛老花,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潇湘晨报:拿到无罪判决书,哭了吗?

张高平:我咬着嘴唇不哭,我哭了家人更难受。

潇湘晨报:听说你被判刑以后,你的妻子跟你离婚了?

张高平:是的,那时她24岁,还怀了4个月身孕。高院判决书下达以后,她就来监狱(跟我签字)离婚了,孩子也没了。

潇湘晨报:出来后,会跟她联系吗?

张高平:我会寄一封无罪判决书给她,见不见无所谓,我不会打扰她。我理解她的,她那时还年轻,我知道自己这个案子很麻烦。我寄无罪判决书给她,也让她在外面好做人,免得人家说闲话。

潇湘晨报: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你现在会是什么状况?

张高平:我当时在帮一个电缆厂运货,那时候一年的业务就有几十万,不管大货小货都找我一个人,(我被抓以后)厂里的业务给人家做了,现在人家都买了七八辆车了。

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在监狱里,我只关心法律案件。

“如果他们重视,2005年就可以把我放了”

潇湘晨报:你一直不愿意减刑是吧?

张高平:我没法减刑。我一天刑都没减,(因为)我没犯罪。

潇湘晨报:即使有冤情,像你这么硬气的还是很少的。

张高平:我2005年就在电视上看到勾海峰了,我跟警官反映,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反而把我调到新疆的监狱了,把勾海峰枪毙掉了。我在新疆又向警官反映,一女警官说:“张高平啊,人家都把你办成铁案了。”我说:“是他们人为把我办成铁案,不是我犯下铁案的。”他们没人管,但我还是不停喊冤。

2008年,那个灭门惨案的(被告人)马廷新被无罪释放时,我当时就拿去给警官看,对他说:“这个袁连芳跟我们判决书上的袁连芳是一模一样的,能不能让我把这个寄回家去,给我哥哥嫂子看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中国这么大,十几亿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我说:“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但我

5-1 浙江叔侄冤案

2013-5-9 是亲身经历,没那么巧合,同是牢头狱霸逼人抄(认罪材料)的,我虽没见过袁连芳,袁连芳是威胁张辉那边的,但我开庭时也听张辉说他是牢头狱霸逼着他抄的。”我都拿了个信封,还贴了5张邮票,可他们还是没有给我寄,但是他们跟驻监检察官张飚说了,张飚很重视。

潇湘晨报:后来呢?

张高平:来了三个人询问我,搞了半天,最后说,我不认罪,把我弄到严管队去。我在严管队还是不认错。有一天,监狱长对我说要把我单独禁闭3个月,但1个月后,有一天我在训练,监狱长对副监狱长说把我放出来,我心里就觉得张检察官肯定查出点名堂了。

潇湘晨报:你认为你本来2005年就可以出来的?

张高平:2005年我就认定是勾海峰了,如果他们重视,那时候就可以把我放了。我看到勾海峰杀死女大学生吴晶晶的那个案子,杀人地点在江干区下沙,我们带的那个女孩王某当时下车的地方也是江干区,而且作案手法很像,我就怀疑是他。我叫我哥哥去问问律师,当时说是没有勾海峰的卷宗,公安看不到,就把我调到新疆去了。

潇湘晨报:你不认罪其实要多受很多苦。张高平:他们打到我受不了了,我认罪,等他们走了,我恢复过来,我就说不是我们干的。我脑子里(强奸)这个念头都没有,我在石河子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就是有这个想法,都会认罪。

“要是刑满之后没被平反,我不会回家”

潇湘晨报:在监狱里,你要做些什么劳动?张高平:扫地,给干部倒茶、拿凳子。别人开始修水利,干体力活,很苦的。要我干,我说我不干,这本身就不是我的义务。

潇湘晨报:你在里面都学了些什么法律?张高平:没学什么。法律我是不懂的,但我知道我没犯罪。这强奸杀人的事,小孩都知道是犯罪的。

潇湘晨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其他冤案有不一样的地方?

张高平:我觉得比他们更冤,因为我们是做好事,本来就想放(王某)在杭州外环线就不管她了,我看她是个小女孩,不放心,才送她(到目的地)的。南京那个扶老太婆的案子(彭宇案)没我们惨呢。还有广州那个许霆案,一开始判无期,后来又一个云南许霆案。我在监狱里,我就关心这些。

潇湘晨报:袁连芳作伪证害了你们,但他自己却被减刑了,如果让你做线人,可以为你减刑,你会答应么?

张高平:我不会干这种害人的事情,哪怕立即放我回家我也不会。他们说只要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给我减刑20个月,我都不要。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不会写的,这样子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

潇湘晨报:你身上还能看得见伤痕吗?张高平:这里,这里,这里(胳膊上还有疤)。我站在那里想睡觉,他们就用烟头烫。他们还在我鼻子里插烟,往我鼻孔里灌矿泉水,这是最难受的。还有用毛巾沾上肥皂水往我眼睛里放,也受不了。

潇湘晨报:如果你没有无罪释放,而是坐满15年出来,你如何面对生活?

张高平:坐满了之后我不会回家,我跟我大哥说,平反了就回家,如果不平反,就到北京去。我也不会去说什么杀这个法官,杀那个法官,我也没有这个本事,我把遗书写好,然后去自杀。如果15年刑满之后,还没平反,我就走这样

5-2 浙江叔侄冤案

2013-5-9 一条路。反正我不回家。

“以后还是会开车带人,但会记住出租车车牌号”

潇湘晨报:回家后,家里会准备什么?张高平:他们说会准备酒席的。我说不需要,不要浪费钱。我在外面开大货车的时候,他们还在家骑着摩托车。现在,他们七八十万的小车都买起来了。

潇湘晨报:可能还有人不太相信你们是被无罪释放的,回去之后怎么和村子里的人相处?

张高平:我这人度量大。无罪判决书,你还不相信吗?谁都相信公检法,也不相信你自己说自己没罪。我能理解他们,我不会记恨他们。这段时间,我在牢里看《做人的心计》,做人要给人家留余地,就等于也给自己留余地。

潇湘晨报:那你以后还会做好事吗?

张高平:我会的,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大家都说劳改犯都不是好人,但有时我也会帮忙,反正没事,我就去帮人家把任务完成。我看到的人确实可怜,确实尽力了,任务还是完不成,我就去帮忙。如果那些人一天到晚忽悠惯了,我是不会帮忙的。

潇湘晨报:如果你再遇到这种事情(指有人搭便车),你还会这样做吗?

张高平:我会。如果是我开车带人的话,有直接的地方,我会送她坐上出租车,然后把车牌号码记下来。我以为杭州市晚上跟白天一样的,谁知道大城市还不如我们这个小地方,你看杭州余杭世纪大道上又发现一具女尸(三张扑克牌),哪有这么乱的?

潇湘晨报:你憎恨社会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如果他们不叫人写好给我抄,我会这样吗?我这十年都吃尽了苦头,流干了眼泪,但是我的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

[新闻动态]

浙江高院: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本报讯3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在其官网就张氏叔侄案再审情况进行了介绍。

浙江高院称,原判认定张辉、张高平强奸的事实,主要依据两人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来定案。经再审庭审查明,公安机关审讯张辉、张高平的笔录和录像及相关证据证明,侦查人员在审讯过程中存在对犯罪嫌疑人不在规定的羁押场所关押、审讯的情形;公安机关提供的张辉首次有罪供述的审讯录像不完整;张辉、张高平指认现场的录像镜头切换频繁,指认现场的见证人未起到见证作用;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规范、不合法。因此,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依法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浙江高院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3月26日,在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后,法院即告知他们有申请国家赔偿

5-3 浙江叔侄冤案

2013-5-9 的权利。张辉、张高平申请国家赔偿后,浙江高院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尽快做好国家赔偿等善后工作。

丢失的十年再也找不回来

3月27日,洗脱冤屈的张高平、张辉在家人的簇拥下,返回到安徽歙县老家。全村老少夹道迎接,张家购买了两万元的鞭炮,从村头放到村尾。

每一段冤狱背后,都会有一段让人感慨万千的人生转折。张家也不例外。值得庆幸的是,63岁的张高发等到了儿子和弟弟无罪释放。

事发那年,张高平38岁,家中老五;张辉27岁,张高发的二儿子。

在歙县徽城镇七川村,张高平原本是一个能人,被捕前一年,他带着张辉开着那辆解放牌大货车,来回于歙县与上海。那辆大货车花费20余万,还没来得及给张家创造多大的经济效益,因为叔侄被抓,货车停放了很久,几成废铁。后来,以6万元贱价甩卖。

上访九年,换成一叠叠的申诉材料、一张张的车票。张高发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

在北京,门卫告诉他,“你找不着人,又没钱,就没希望,十几年、二十几年的牢肯定坐定了”;找律师,有的开价20万,他付不起,一度准备卖掉房子。

十年间,张高发散去十万家财,尽管在他看来,有的是被骗走了,“都要给钱才办事,这个给一点,那个给一点。”

七川村走上了征地开发的路子,而张高发如今要靠征地款来还债。他家那栋房屋,建于1993年,现在,家庭状况还不如那年,“你能够看得见的家什都是那年置办的。”张高发说。而张高平的房屋,则长年无人居住,年久失修,显得破败不堪。

出事后,张高平的母亲每天以泪洗面,一年住两三次院。一只眼睛哭瞎了,另一只眼睛仅有余光,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2009年5月3日,母亲去世。张高发瞒了两年多。张高平每次打电话回家,都问母亲好不好,家里人含糊应付:好。

后来有一次,张高平打电话,要跟母亲讲话。张高发不得不说出真相,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张高平没有哭。

被抓前,张辉有一个女友。他们自由恋爱,女友在深圳的服装厂打工,本来,他们准备在2003年年底结婚。

出事那一年,张高发还去过儿子的女友家里,尽管他知道,儿子的这桩婚姻可能泡汤了。如今,当年的女友已嫁他人,“孩子都好大了”。

二审判决下来,张高平的二婚妻子去了监狱,跟他离了婚。张高平很痛快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如今,张高平的一双女儿(与第一个妻子所生)已经长大。但父亲的冤狱已经改变了她们的人生。

大女儿张玲在中考之前,和妹妹跟着伯父张高发去了北京上访一个礼拜,回来后,又去了杭州申诉,耽误了一个多月,她的成绩原来不错。小女儿仅仅读到初二。

一双女儿和别人家的农村姑娘一样,成年后,汇入了打工妹的人潮之中。现年24岁的张玲已到待嫁之年,但一直没有找对象,因为父亲的事,“讲起来不好听”。

今年2月,春节前,张玲和妹妹去浙江乔司监狱看望了父亲。十年间,张高

5-4 浙江叔侄冤案

2013-5-9平没有与女儿通过电话,没有见过面,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感。

如今,张高平、张辉叔侄俩回家了。张家人的生活将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

人生再次起步,只是已丢失的十年,时光不会流转。

看完《张高平冤案》视频后的感受是什么?

十年前,张辉和张高平叔侄俩开着货车送货途中出于好心搭载一个才认识的17岁的小姑娘王某去杭州,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王某别强奸致死,因此这叔侄俩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2004年的时候,他们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无期,后来二审的时候一个改判死缓,一个改判十五年,于是他们过上了牢狱生活,然而就在不久前,浙江高院再审宣布这叔侄俩无罪释放,并向他们道歉。但是十年的牢狱之灾就这样了吗?烙印在张辉、张高平上的伤痛就这样了么?

对于这件案子,我们首先应该批判的是曾经被誉为“女神探”的聂海芬,在当时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便断定张辉和张高平涉罪,根本就没有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理,这是使得张辉和张高平两人入狱的根本原因,聂海芬就是其中的根本责任人,像这种人就应该得到国家的严惩。但是从一方面聂海芬只是制造冤案者之一,法院和检察院也不能原谅,为什么每一层次都不能认真的对待重视这一事情呢,如果当时重视,就不会造成现今的十年冤案了,幸好到最好还是获得释放,但是以后呢,中国又会存在多少冤魂呢?这个我们值得考虑。

在重审的法庭上,张高平对法官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你们是法官和检查官,但是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和检察官。如果要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也可能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张高平的这段话说的真是让人感触极深,在近十年的冤狱之中,正是因为张高平的坚持让他和侄子终于等来了回家的这一天,在这十年中,张高平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但是法律终究还是工正的,张高平还是遇到了一位好人张彪和朱明勇。张彪是张辉服刑的湘江石河子监狱的逐渐检察官,在听到张辉无数次喊冤,特别是了解到强迫张辉自作口供的牢头狱霸袁连芳与河南的牢头狱霸袁连芳是同一个人后,更加坚信了张辉真的受了冤枉。于是,张检察官无数次写信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情况,可惜石沉大海,知道张高平后来退休之前亲自给浙江省高院打电话才引起浙江省高院的注意。面对一无所有的张高平,朱明勇律师选择免费为其辩护,最终张高平和张辉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朱明勇就是张辉和张高平的贵人。朱明勇说,我们遇到的很多案件,如果当事人自己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有公正的一天会实现,不去努力,其实结果往往不是很理想的。就是因为张高平始终坚信法律的公正和朱明勇律师的帮助,才得以今天的平冤。

张辉和张高平得以冤了,但以后这样的冤假错案肯定还是会发生的,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平冤后的道歉忏悔没有用,只要杜绝那些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的冤枉他人的人,我们才能更加坚信法律的公平公正,正义来于何处?来与对我们法律的信任和法律的神圣,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要始终坚信法律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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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张氏叔侄”冤案审核人“女神探”接受追责调查

“张氏叔侄”冤案审核人“女神探“接受追责调查

2014年04月14日 04:36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庄庆鸿

原标题:“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启动追责

专家认为:监督司法不能只追责“女神探”一人

“对制造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女神探‟应追责。”这一声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民间舆论场的共鸣。

而今,追责终于启动。

4月9日,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称,调查组将对“二张”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称为“女神探”。

第三轮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正进入倒计时。如何防止下一个“张高平叔侄冤案”?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伸冤”。

错案不是“女神探”一人之责

不是法律专业的读者可能问:“法律监督”究竟是做什么、管谁的?

实际上,这个不常用的专业词,管的正是许多网民深恶痛绝的“司法腐败”、“躲猫猫”、“喝水死”。它查到的,可能正是1年中最令公众震惊的冤假错案。

中国青年报记者比对了5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从2010年到2013年,关于“法律监督”的章节内,从未提及任何具体案件。

唯独2014年的这一章,在五位数的数字之外,多了两个人名。

它们是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原话是这样的:“坚持有错必纠,对从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等冤假错案,及时与人民法院沟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审改判的意见。”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25211件;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次,同比分别上升25%和27.3%;对证据不足和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100157人、不起诉16427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96.5%。

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研究员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一家,也非“女神探”一人。

“从目前来看,我国地方法院判案的独立性是不够的。”屈学武说,“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有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追究这样的错案,会牵扯到很多官员。”

浙江省政法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也在4月9日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屈学武认为,建立有效的错案追责机制没错,但是,“一概而论、一竿子打到底”的错案追责,可能导致将来出现“反效果”。

她提出,错案要追责,但也要区分不同性质。“有些错案是因为行贿受贿,这是应该严惩的。有些错案是因为办案人员技术层面的水平问题,就应该适度追责。比如不只是追责承办法官一个人,甚至和全法院考评都挂起钩来,反而可能导致司法人员有错不究、有错难究、有错不敢究。”

如何避免公检法“穿一条裤子”

“总体上说,检察院监督公安和法院是比较难的。”在采访中,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直言不讳。

“张高平叔侄冤情得申,得益于检察官张飚的负责。”陈光中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但张飚查案也遭遇了多年的阻力。

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学界诟病所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认为:“检察机关是处理公检法职务犯罪的,但是,公检法之间经常形成一个„共同体‟的意识。这实际上很不利于法律监督。在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只有出了掩盖不了的大事,才会相互监督。”

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检察机关对案件的监督只能是建议或者抗诉。

陈光中教授说:“现在很多人说,要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我认为,检察机关的权力太大,也会产生职能分工的问题。强化权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位享有国务院津贴的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检察院如果发现公安有超期羁押的行为,就可以建议其改进,如果建议两次不执行,就要强制监督,检察院在这个方面的权力是要强化的。”

但现在有些人为了强化检察机关的权力,就建议检察院在公安机关办案的时候提前介入。陈光中认为这是一种误读。

“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这是大前提。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构,是不能参与办案的,也不能联合执法。这是绝不能混淆或代替的,强化法律监督也必须有法律的依据。”陈光中认为,公检法三家的关系应当是“配合与制约并重”。

“三家的关系,目前是公安机关比较重头,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法院或检察院是很难推翻的。”

因此,他强调,公检法的关系,应该由侦查中心制转向审判中心制。“法庭的审判、证据都要公开透明,证人也要到场。”他还建议逐步公开公检法司官员的财产,“可以从新任命、提拔的人员做起,从严审查”。

监督司法不能只靠“拦轿伸冤”

除了检察官“仗义勇为”,老百姓的举报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有37人来自公安系统,15人来自法院系统,3人来自检察院系统。

其中,司局级正副职的公检法官员落马最多,有60人。省部级正副职25人,县处级正副职9人,乡科级正副职6人。

他们是被自上而下地查出问题,还是被自下而上地举报?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至少有40人是因群众举报落马。

马长山认为,目前的“官民不互信”局面,影响了老百姓监督举报的积极性。“没有进入公众舆论的个人监督是很危险的,这限制了普通人的监督举报。只有让人们在监督时具有完全的安全感,社会监督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他同时肯定,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实现社会监督的平台。“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民意出口,自媒体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有更多渠道、更直接地反映自己的意见。”

目前,中央巡视组各省负责人的手机号,也成为了广泛传播的热门信息。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巡视组驻地附近“截访”的情况。

但学者认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不能只依靠“拦轿伸冤”模式。

“公检法司系统本应是一片净土,这个地方的腐败是最可怕的,比一般官员的腐败严重得多。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解决司法腐败问题。”陈光中说。

陈光中认为,目前社会对公检法司机关的监督作用,“发挥是不充分的”。

这位权威学者最后强调的是司法机关的公开透明。“要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就需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公检法司系统应当主动做好信息公开,老百姓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够发表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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