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访推动浙江叔侄冤案再审检察官
推动浙江叔侄冤案再审检察官:
我也被冤枉过 终生难忘
2013年04月03日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作者:周喜丰 刘沪真
张飚接受记者采访。图/记者周喜丰
原标题:“我幼时被冤枉,那种痛苦终生难忘”
在3月26日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冤狱案平反之后,很多人都在探寻,那个在背后默默调查并推动再审的驻监检察官是谁?张飚是谁?他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多少?
近日,记者赶赴新疆石河子市,征得当地宣传部门和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的同意,采访了老检察官张飚。
他一度因为牵挂张氏叔侄案,而夜不能寐;为了探查真相,他甚至前往杭州重走张氏叔侄案发当晚走过的线路。
如今,在张氏叔侄冤狱案平反的时候,退休在家的张飚却选择了低调。即便面对记者,他也多次表示,他只不过是做了自己应做的本职工作,“我不希望大家知道我”。
初涉冤案
“张高平眼神很期待,有射出光芒的感觉”
潇湘晨报:你是哪天知道张高平、张辉平反了?当时什么心情? 张飚:宣判那天,他们给我打电话,我高兴、激动得都要哭了。
潇湘晨报:还记得第一次见张高平吗?张飚:他说自己是冤枉的,一直在喊冤,不减刑、不喊报告、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有点桀骜不驯的感觉。但是,他对检察官特别尊敬,有什么话他都愿意跟我们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法律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眼神非常期待,有射出光芒一样的感觉。潇湘晨报:他在监狱里有没有闹过?
张飚:就是顶撞干部,没闹过。我跟他谈了好多次话,安抚他,一定要遵守监狱里的秩序。该申诉申诉,但你既然在监狱了,就要遵纪、守法。我说,如果你不这样做,会影响很多犯人。
潇湘晨报:你什么时候找他做过详细的谈话笔录?
张飚:2008-2009年之间。他是2005年过来的,我是2007年驻监的。我真正跟他接触是在外地,那时候,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修水利工程,干警反映张高平抗拒改造,我听到了,我的同事就找他谈话去了。后来,同事退休,我接任他的工作,才真正接触到张高平。
潇湘晨报:那你又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
张飚:我给领导汇报以后,就开始调查。首先是针对“袁连芳”这个人展开调查。2008年底,我往杭州市检察院监所科打电话,他们说有这个人,最后把袁连芳的资料、判决书都寄来了。然后我通过公安机关的网络,把袁连芳的大头像调出来,又给(马廷新)那个案子的案发地,河南鹤壁检察院监所科打电话,把袁连芳的大头像,还有我的、不同人的混在一起,让他们拿去给马廷新辨认。他们一查没有这个人,我又打电话给浚县检察院监所科,那个田科长很热情,我给他也寄了一份大头像,请他去找马廷新辨认。寄去以后,马廷新一眼就把袁连芳辨认了出来,他(田科长)感觉事情就大了。
着手调查
五次给浙江方发函,并打电话敦促调查
潇湘晨报: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院长陈云龙写信大概是什么时候?
张飚:2009年吧。我没跟他提袁连芳,我只说张高平这个案件存在非常多的疑点,希望能够引起你们的重视。当时我已经满58岁了,还有2年就要退休,退休之前想说这个事,希望引起领导的重视,然后把张高平的基本情况介绍了一下,提出了一些意见,指出证据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附在了申诉材料里面。申诉材料里有张高平的申诉,有我们的谈话笔录,还有一封信。
潇湘晨报:调查过程中,发过几次函?
张飚:5次,包括申诉和调查材料。浙江省检察院和浙江省高院,都寄。我们写一份函件,盖上公章,然后附上申诉材料和调查笔录,是很正式地、按照工作程序走的。我们的调查工作受到一定的地域限制,毕竟是跨省的,案发地不在石河子。我们只管做好本职工作,通过不断沟通,促进他们对这个案件引起重视。
潇湘晨报:当时一直没回应?
张飚:我还打了电话,往浙江省检察院控申处打。他们有关人员听到以后,就说收到了收到了,根据工作程序,已经移送到省高院了。他们也主动打了一次电话过来,说已经将你送来的有关张高平的申诉材料,移交到浙江省高院立案庭。后来又没有信息了,这时候我就面临着退休了…… 潇湘晨报:所以你心里面还是有点着急?
张飚:着急,一直挂念这个事。退休以后,我给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打过电话,希望他赶快申诉,去走一走。我鼓励他,一定要坚持,砸锅卖铁你都要坚持下去。
潇湘晨报:有没有过要放弃的念头? 张飚:没有放弃过。我一直都是坚持的。
潇湘晨报:最早媒体曝光时,当时案件还是悬而未决的。
张飚:等待相关部门的判决结果,需要一个过程。我小时候被别人冤枉过,那时七八岁,邻居种了西红柿,有一天,有几颗被人摘掉了,有人说是我偷的,邻居把我叫过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止不住地流,被冤枉的感觉特别特别痛苦。我今年都63岁了,为什么能把它记住,就是这个回忆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一旦被别人冤枉,那种痛苦感终生难忘。
驻监工作
“像聂海芬这样的人应清除出我们的队伍”
潇湘晨报:我听说,为了查这个案子,你去过案发现场?
张飚:那是2011年,我当时退休了,正好有一个机会到杭州,我就特别关注张高平(当年)过收费站的那条路。我坐车来回两次,发现过收费站时间很短,而且,当时张高平他们还停车了。我还留意,作案地段不好停车,车流量特别大。还有一个疑点,民警让他辨认现场,他无意中发现现场上方有探头。张高平的意思是,如果有探头,可以看到作案过程。
潇湘晨报:你在驻监这段时间,接触到各种犯人,你对他们是怎样的情感?
张飚:犯人毕竟是违反国家法律的,是国家打击的重点对象,如果对他们太仁慈了,也是对被害人的一种亵渎。对他们既要严厉,也要尊重,虽然他们是犯人,但也有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还有尊严。比如,你不能因为他是犯人,就让他洗袜子、洗裤头,这种做法是要坚决打击的。
潇湘晨报:你对刑讯逼供怎么看?
张飚:法律有规定,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张高平提到并向我们展示过胳膊上被烟头烫伤的痕迹,至于这痕迹怎么来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潇湘晨报:对当年那些办错案的人,比如聂海芬,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张飚:这样的人应该清除出我们的队伍,越少越好。客观地讲,我们工作中也有失误,但我觉得这种失误是越少越好。那么如何做到越少越好,还是要高水平,没有这个水平,你别干这个事儿。
潇湘晨报:为他们洗冤了,是什么感觉? 张飚: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不管是我,还是别的检察官,都会这么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这就是检察机关的工作宗旨。打击犯罪,保护无辜,都是我们的工作任务。国家赋予我们检察机关的职责就是法律监督,我们要对得起这个称号。如果没做好,我倒觉得很亏欠。
司法建议
申诉渠道有时石沉大海,需要完善
潇湘晨报:石河子监狱驻监检察官是你一个人吗?
张飚:按照编制来说,一个监狱必须配备两个检察官,但目前人力不够,条件达不到。我们在监狱设了一个检察长信箱,挂在每个监狱的大门口,服刑人员有什么诉求、想要求会见等等,写个条子放进去。我们每个星期过去,打开信箱,然后找过来谈话,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沟通渠道。
潇湘晨报:监狱里有一些申诉的人,作为检察官,有这个职责代为反映?
张飚:对。监狱里有五六百人,但真正喊冤的就那么一两个。有认为自己判重了的喊冤,但真正说我没干这个事,像张高平这样的,很少。
潇湘晨报:申诉的程序是什么?
张飚:首先,向我们投诉,我们审查之后做一个谈话笔录,因为申诉材料写得很简略,我们谈话时,一些细节要询问,谈完后,签好字,确认笔录无误。然后,我们把他的申诉材料和谈话笔录一并按照检察机关相关规定,属于范围内的,你可以查,但新疆的监狱服刑人员,不是当地的人,审查起来就比较困难,卷宗的主卷不在我们这儿。我们就先审查,发现有疑点,按照工作程序,科里、院里给个意见,跨省的应该反映给上级检察机关,由他们来协调,把有关资料寄过去,由案件当地的主办方来审查。
潇湘晨报:但这样的话,效率就比较低了。
张飚:难度比较大。张高平这个案子,最终的审查不在我们这儿。而且,即便是审查,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力,因为我们毕竟是市级检察院。因为这个案件有判死缓的,必须是省一级的检察院来审查。所以,张高平的案子,从我们发现到提交(申诉材料),这个工作程序非常漫长,而且相对来说,不太畅通。
潇湘晨报:那你认为,在申诉渠道方面,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
张飚:首先在法规上,诉讼通道如何调整好,就是要有去有回,可是有时候有去无回,石沉大海,我就想通过什么渠道,立法机关能够更加完善。
第二篇:2013浙江叔侄强奸冤案探析
2013浙江叔侄强奸冤案探析
一、案件经过回顾:10年冤狱、改判无罪、获赔221万
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着大货车从歙县前往上海。受人之托,他们让去杭州的女同乡王某搭上了顺风车。次日上午10时,在杭州西湖区留泗路边的水沟中,王的尸体被发现。4天后,在王某上车的地方,张高平、张辉被捕入案。2004年4月21日,杭州中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当年10月19日,浙江高院二审终审改判主犯张辉死缓、从犯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杭州中院、浙江高院先后在一、二审判决书上认定:在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30分到达杭州西站后,王某借张高平的手机给朋友打电话要对方过来接她,但朋友要她打的到钱江三桥后再联系。随后,张辉与张高平共谋,在驾驶室内,张辉实施强奸,张高平帮忙揿住王某的腿脚。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中,张辉掐住王某脖颈,致其死亡。叔侄俩并不认罪。张高平在家信中请求家人申诉、伸冤,“我认命,不认罪”。
2005年,张高平被从浙江押送至4000公里外的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在狱中,张高平整天喊冤,不服管教,他成了一个令监狱管理者头疼的对象。
8年间,他不断地写着自己的申诉材料,不断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迥然不同。张高平在监狱里的反常表现,引起了一位驻监检察官张飚的注意。这位即将退休的老检察官在研究了案件材料之后,深感非同小可,开始帮张高平邮寄申诉材料、打电话,希望浙江、杭州的司法机关复查此案。
2011年11月,在张氏家人、律师以及驻监检察官等人员的努力下,张氏叔侄案得以曝光,震动浙江政法系统。浙江省委政法委成立了评查组,复查工作低调而隐秘。2012年4月,在浙江省委政法委复查之后,浙江高院立案重审。2013年1月6日,张高发接到张辉从库尔勒监狱打来的电话,张辉告诉家人,他将被提回杭州某监狱。前一天,张高平已经被提回杭州。2月9日,张高发收到了浙江高院再审决定书。3月20日,浙江高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进行了再审,庭审中,出庭检察员指出,该案没有证明张辉、张高平强奸杀人的客观性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极不完整,缺乏对主要案件事实的同一证明力,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该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一些情形。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及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被再审法院依法予以排除。最为关键的是,在案件侦查期间,公安机关作过一份从王某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鉴定,当年这份鉴定的结果是:“受害人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系受害人与一名男性混合形成,排除了张辉、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通俗地说,受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混合物排除了张辉、张高平在案发现场。2013年3月26日,浙江高院再审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5月17日对张辉、张高平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元,共计2211461.2元。200多万的赔偿已经是历来国家赔偿的最高限。
二、案件给我们的启示:正义需伸张、权利需争取
(一)本案作为冤案错案是如何产生的?
本案之所以形成冤案错案,是由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联合构成的。错案的起点在于侦查阶段,而起诉和审判阶段没有发现侦查阶段的错误则最终造成了错案。
第一,本案错误的起点是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刑警队的刑讯逼供,造成本案嫌疑犯张辉、张高平屈打成招,形成了本案定罪的第一个证据——被告人口供。据本案当事人回忆,杭州西湖刑警大队对其不仅进行车轮战、站七天七夜、不让吃饭、殴打、蹲马步、跪皮鞋等一般刑讯手段,还对其进行离奇变态方式,如脚朝天封住嘴巴往其鼻孔里灌水、用烟头烫其身体等。
第二,继刑讯逼供之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刑警队又制造了伪证,串通牢头狱霸袁连方,让袁连芳做假证,形成了本案定罪的第二个证据——证人证言。一审判决书上记载:张辉的同室犯人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在拱墅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向他详述了强奸杀人的经历。这一证言被法院采信,成为两被告人口供之外,整案中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第三,在逮捕、起诉阶段负责本案的检察人员失察导致非法证据(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假证据(袁连芳的证言)未被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的权力,检察机关在批捕和诉讼中应认真履行职责,仔细复核每一个证据,穷尽每一个案件疑点。在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中,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存在诸多疑点,比如本案中曾出现了一份排除张辉、张高平作案嫌疑的证据--杭州市法医学会2003年9月28日出具的(2003)第125号DNA检测报告鉴定结论,其结论是:“受害人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系受害人与一名男性混合形成,排除了张辉、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此外对作案过程的描述中,张辉、张高平两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检察机关并没有排除这些疑点,在证据不确实充分的情况下而进行了批捕和起诉。
第四,在审判阶段,审判人员未认真听取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意见导致案件一错到底。法庭审判是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检察机关的错误追诉都应该能够在公正法庭的审判中得到纠正。本案中对被告人极为有利所DNA鉴定报告,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没有认真审查和听取辩护方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因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二审的浙江高院则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最终导致了在司法公正的最后一个关卡,没能制止了错案的发生。
(二)本案如何得以洗冤昭雪?
用一句话来概括本案得以昭雪原因就是自救者天救。正是由于本案当事人张高平不屈的努力加上家属、律师、驻监检察官的共同努力才使得10年冤狱得以圆满结束。此案得以昭雪最重要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高平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自2003年被判入狱起,张高平即开始了8年不间断的申诉。2008年《民主与法制》第13期的《“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的文章,让坚持申诉的张高平找到了突破口。报道中提到的做伪证的证人竟然也是在张氏叔侄强奸案中做了伪证。
第二,新疆石子河驻监老检察官张飚的敬业与负责。他先后5次给浙江方发函,要求重新调查该案。
第三,浙江浙江省委政法委成立了评查组,对本案进行复查,最终促使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再审并改判本案当事人张高平、张辉无罪。此后,浙江省高院对本案当事人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
(三)10年冤案昭雪给我们什么启示?
(一)信仰法律,法律才有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主席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本案当事人张辉、张高平在遭受10年冤狱后最终伸张了正义。
《礼记·月令》有云:“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自古以来最大的主题之一。但是由于案件审理具有事后追究的特点,时间无法回溯,案件的事实不能重演,所以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任何时候都无法避免冤案的发生,好的法律制度旨在尽量减少发生错案的几率,同时也尽量在错案发生之后能尽可能快速有效地纠正错案。我国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无论是在法律的理念上还是在法律技术方面都在不断的进步中。如果我们的公民相信法律的公正,那么就会积极参与争取公正,本案中的当事人张国平基于坚定的信念,在错案发生之后没有放弃维护自己的权利,最终在家人、律师、检察官、政法委、法院等司法人员和机构的共同努力下洗清冤屈,重获自由并得到了应有的国家赔偿。
(二)道德与法律同行,共同维护公平正义。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的力量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强制力量,而道德的力量则来自每个公民内心的力量。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有利于司法人员办理案件中的道德责任意识的提升,从而减少错案的发生。
第三篇:叔侄冤案翻案检察官讲述过程 称参与解救很欣慰
叔侄冤案翻案检察官讲述过程 称参与解救
很欣慰
帮助张高平、张辉申述的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原检察官张飚(右)、检察官高晨
检察官讲述“张高平案”翻案过程
张飚:“能够参与解救一个清白的好人,感到很欣慰”
因逢人便述说冤屈,不服改造,在新疆石河子监狱每月定期召开的狱情分析会上,狱警甚至总结出了“张高平”现象,这引起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驻监狱检察官张飚的注意。
2007年夏,张飚奔赴服刑人员短期劳动改造的三个泉沙漠引水工程工地现场,在沙漠腹地与张高平进行了一次长谈。那时,张飚的想法只是“稳定犯人情绪”,他没料到,了解越深入越发现,这起2003年5月发生于浙江杭州的叔侄俩“强奸致死案”疑点重重。
为了帮助张高平、张辉申诉,张飚所供职的石河子检察院多次向浙江、河南等地检察院、法院系统发函调查取证,促使案件引发关注。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高平、张辉无罪。当天得知消息后,62岁的张飚当即泪流满面,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事检察官工作31年,能够参与解救一个清白的好人,感到很欣慰!”
狱中“桀骜不驯”,引检察官关注
与其他监狱不同,新疆石河子监狱关押的大多是由司法部直接调派的刑期长、案情较严重的罪犯,且80%作案地点都在外省。
在张飚看来,张高平实在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罪犯。
2005年5月从浙江监狱调派来的服刑人员张高平用近乎偏执的方式维护着自己的清白,言行举止透露着不服管的姿态,令狱警颇为苦恼。
张高平在石河子监狱的编号是5317,可他从未报过。不仅如此,凡是涉及改造服刑人员的日常事项,如报告词、思想汇报、唱歌等等,他全不理会。按规定,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减刑,他也毫不动心。
“我是被冤枉的,不是罪犯为啥要减刑?”张高平反问道,“囚服我不得不穿,服刑人员必须参加劳动改造,我也出工,但我是为了锻炼身体,打发时间,而不是改造!”
狱警告诉他:“罪犯必须服从改造,我们是在执行高院下达的终审判决。”
张高平却执拗地拿着一沓沓申诉状给狱警讲道理:“赵作海、佘祥林都是高院下达的终审判决,但事实证明是错判,他们并没有犯罪,和他们一样,我也是被冤枉的!”在监狱,他研究各类冤假错案,写的申诉材料能装一麻袋。
翻阅卷宗,张飚发现判决书存在多处疑点。
2003年5月18日21时许,货车司机张高平和侄儿张辉从老家安徽歙县前往上海送货,受熟人所托将同乡17岁少女王某捎带至杭州。次日上午,王某陈尸杭州,下身赤裸。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称,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许,张辉将卡车开至杭州汽车西站后,见无人来接王某,遂起歹念,与张高平合谋在驾驶室内对王某实施强奸,张高平帮助按住了王某的腿,最终,王某因张辉用手掐住其脖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2004年4月1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半年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张辉死刑,缓期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张高平一遍遍地向张飚哭诉案发现场的细节,他提出,案发当日凌晨1时30分,卡车到达杭州汽车西站后,王某借用张高平的手机给其亲友打电话,对方让王下车后自己打车到钱江三桥碰头。由于距离较远,张高平出于好心将其继续捎带至艮秋立交桥。凌晨2时许,王某下车,叔侄二人沿沪杭高速继续前行,于凌晨5时许到达上海的送货地点。
他还指认判决书在证据方面的疑点:两人“有罪供述”描述的作案细节南辕北辙;认罪口供是警方刑讯逼供所致;没有直接人证、物证;在死者的8个指甲内,检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不仅排除了两名案犯,也排除了死者身前可能接触的亲友,但二审法院仍认定此DNA鉴定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
2005年年初,杭州出租司机勾海峰杀害大学生吴晶晶,抛尸江干区下沙,相同的作案手法和地点令他生疑。在浙江监狱关押时,张高平就非常关注新闻,他曾经怀疑是勾海峰杀害了王某。他向监狱申诉,但无人理会。当年5月,勾海峰被枪决。
叔侄俩在指认现场时,曾多次分别向警方提出,调取当晚卡车进出杭州城的监控录像,但警方未对是否调取了录像作出说明。
让张飚印象深刻的是,每次会谈到最后,张高平总会双眼发光地说,“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会还给我清白的!”
“很多罪犯因各种原因都会提出自己是冤枉的,但多数经查证并不属实,张高平与其他人不同,他非常执著地坚持自己无罪,这也让我们对他的案件给予特别关注。”张飚说。
张飚对被冤枉的滋味感同身受,62岁的他回忆起7岁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年,邻居家栽种的小西红柿被偷了,伙伴告状说是我偷的,我被邻居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当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不断地说,我没有偷,我是被冤枉的,可是没有人听我的”。
张飚说:“虽然只是几个小西红柿,但这种被冤枉的感觉我始终铭记在心,太难受了。”
离真相越来越近
网上查询的一则旧闻让张飚感到震惊,该视频报道称张辉、张高平“强奸致死案”的侦破过程“无懈可击”。
2006年4月,某电视台法制频道播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其中就详细讲述了“女神探”聂海芬对张辉、张高平一案的侦破过程。报道讲述,警方“几乎把整个车厢都翻遍了”,在死者王某身上并未找到“精斑”等强奸痕迹及物证的情况下,通过调取水文资料,印证叔侄口供中“在抛尸地点听到水声”的说法,又通过邀请人大代表见证张辉及张高平分别指认现场的方法,最终获得了两人犯罪“无懈可击”的证据。
2008年,“狱侦耳目”袁连芳的出现更让张飚感到蹊跷,“怎么会有两个袁连芳?”
在狱中,张高平与在新疆库尔勒监狱服刑的侄儿张辉几乎同时看到了袁连芳的报道,在当年第13期《民主与法制》杂志中,披露了河南浚县灭门惨案中无罪释放的马廷新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在“号长”袁连芳的逼迫教唆下作了有罪供述,在袁提示下,经数次修改,终于写出一份达到警方满意的自首材料。
随后,袁连芳摇身一变,成为马廷新案的证人。
这与张辉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张辉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羁押期间,袁连芳也是同屋“号长”,逼诱他抄写认罪材料。该案一审判决书提出:张辉的同室犯人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在拱墅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向他详述了强奸杀人的经历。这一证言被法院采信,成为两被告人口供之外,整案中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叔侄俩均怀疑袁连芳可能是配合警方办案的狱侦耳目。
经过石河子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的集体讨论研究,一致认为应该全力关注。张飚开始查验两个袁连芳是否为同一个人。由于案发地均不在新疆,同时涉及河南、浙江两地的公检法部门,使得调查取证、申诉之路异常艰难。
在张飚31年的检察官生涯中,也曾经纠正过一些错误,但大多涉及罪犯刑期计算有误等方面的问题,通常经过一次函件往来就能解决,但如此细致地介入案件还是头一次。
经全国公安人口信息查询系统查证,全国登记人口中,符合“浙江省杭州籍”、“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袁连芳”仅有一人。
张飚与办理马廷新冤案的河南省检察系统取得联系,获得了对方的重视和支持,需要对方调查取证的材料都会在短时间内配合调取。
河南省浚县人民检察院根据石河子市检察院发出的协查函找到马廷新,马从数张“大头照”里当场辨认出曾胁迫自己认罪的袁连芳,与人口登记信息中的杭州人袁连芳一致。
“石河子检察院与河南省检察机关的函件往来非常顺畅,每一次回函,都感觉离真相更近一步。”张飚说。
刑期两年以上的罪犯应移送监狱服刑,袁连芳为什么能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他究竟有没有服刑记录?
根据马廷新曾与袁连芳共同羁押在鹤壁市看守所这一线索,河南省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检察院给石河子市检察院回函显示,经过对鹤壁市看守所2003年至2004年的羁押人员档案进行“多次查阅”,“均查无此人”。
这些疑点都更加坚定了张飚和石河子检察院继续帮助张高平申述的决心。这位正直儒雅的检察官曾告诉张高平:“你的案子我们会关注到底的!”
但遗憾的是,在2008至2011年,石河子检察院连续5次将张高平案件的申诉材料寄交浙江法院、检察院,但均无正式回复。其间,张飚还曾致电浙江省法院,对方表示已经收到材料,正在研究。
张飚说:“等待的过程是煎熬的,按道理,作为一名检察官,工作中我不应该掺杂个人的情感,但张高平身上有一种精神,他对法律的坚定信念让我们感动,我从未见过和他一样的服刑人员。”
冤案“总有一天会纠正”
直至2011年年初张飚退休,这起悬而未决的冤案仍未能让他彻夜难以入眠。退休后他有机会去杭州旅行,还专门乘坐旅游巴士重走了一遍张高平、张辉冤案发生时行驶的高速路线,观察了“作案地点”的现场环境,仍心生蹊跷。
与再审代理律师朱明勇短信交流时,他曾坦露心声:“我今年就要退休了,张辉、张高平的案子我希望你不要放弃。每到夜晚,我想起张高平向我哭诉被刑讯逼供冤案的情形,我都无法入眠……”
据了解,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重新调取被害人王某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一名男性的DNA分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时,发现与勾海峰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的情况,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查询比对,证实包含勾海峰的STR分型。警方认定不排除勾海峰作案的可能。
2012年2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立案复查,另组成合议庭调阅案卷、查看审讯的录像,调查核实有关证据。7月,复查合议庭专程前往该案被害人安徽老家进行调查,8月前往新疆库尔勒监狱、石河子监狱分别提审了张辉、张高平。2013年2月6日,经浙江省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决定进行再审。
浙江高院当庭宣布张辉、张高平无罪,该院副院长庭审后向二人鞠躬道歉。再审判决书认定,本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存在以非法方式收集证据的情形。
张飚说,冤案得以纠正,绝非一家之功,而是多地公检法系统的通力配合,其中,也不乏媒体的推动。
冤案平反后,张飚成为张高平重点感谢的对象之一,但张飚特别嘱托不要提及他的名字。
“我不希望大家过多关注在我身上,这是一名检察官应该做的,我不希望因太多曝光而把正常的工作范畴变得反而不正常了。”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还是有很多网友通过当事人律师、报道记者的微博等蛛丝马迹中发现了张飚,纷纷“恭喜张检察官终于可以卸下沉重的心理负担、安度晚年了!”并赞叹他是“检察官的楷模”,期望“再多些这样有正义感的司法公职人员共同提升司法公信力。”
还有网友提出:“假若张高平的服刑地不在石河子,还是否有被平反的可能?”
张飚回应说:“我国的法律在不断地完善中,即使有可能做了错误的判决,但总有一天会纠正的,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
张高平入狱近10个年头间,几乎与外界隔绝,他未来的路怎么走,张飚依然“很惦念”。
本报石河子4月2日电
(原标题:检察官讲述“张高平案”翻案过程)
第四篇:浙江高院院长:叔侄冤案责任人已按党纪政纪问责
浙江高院院长:叔侄冤案责任人已按党纪政纪问责
2014年04月10日 02:30
来源:新京报
齐奇: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原标题:浙“叔侄冤案”责任人已按党纪政纪问责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表示,曾以为发生错案会影响公信力,但今年法院报告赞成率比去年提高5个百分点
中央政法委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检察官张飚的先进事迹,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张飚,是张高平叔侄错案得以纠正的关键一环。现在,张高平案进展如何?错案责任人有没有受到追究?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
责任人都在组织内部问责
新京报:去年,浙江有两个冤错案件引人关注。一个是“张氏叔侄强奸案”,一个是“萧山5青年劫杀案”,能不能介绍一下案件的最新进展?
齐奇:目前,这两起冤错案件都已经得到纠正,国家赔偿也全部到位了。
浙江高院启动国家赔偿工作,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65.5万元,并对每人赔偿4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两人共计221万元国家赔偿金。萧山5青年劫杀案于去年7月2日再审改判后,到12月11日,国家赔偿案也圆满结束了,所有赔偿请求人均放弃了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请赔偿的权利。
新京报:案子改判后,很多人还在关心,当时办错案子的人有没有被追究责任? 齐奇: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以后依法纠错会顺利很多 新京报:今后除了这两个案子,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冤错案子提出来?
齐奇: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我相信一旦发现,还是会依法纠正。但是我也是指以前早期的案子,还不能完全排除。现在进行时的公诉案件,在浙江一件也没有发现。现在公检法各个部门的共识比过去要好得多了,依法纠错也不会像过去那样阻力重重,相信以后会顺利多了。
新京报:纠正这两个案子为什么困难?难在哪些环节上?
齐奇:主要还是涉及原来办案人员的责任,这方面思想顾虑比较大,其他环节上倒没有那么多障碍。这两个案件中,对纠正冤错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证据,也是靠公安的那些法医和技侦部门的人员发现了DNA或血指纹比对的新证据,勇于顶住系统内部的压力,报给领导,很不容易。省公检法的领导也比较主动,既然错了,就要纠正。
“不能看无辜的人受冤屈”
新京报:在改判的时候,你们有压力吗?
齐奇:是有压力的,主要是当时办案相关的一些同志精神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些案件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都是命案。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去认识这件事情的?
齐奇:我就是讲这个话:要有这个勇气,宁可自己受处分,也不能忍看没有干过坏事、无辜的人受冤屈,否则我们的法律良知何在?将心比心,这也是对法律、对事实的一种忠诚。依法纠错是法律的规定,你再有顾虑也挡不住。我们也不是一定要等到达成共识才来动手平反冤错问题,而是你听也得执行,不听也得执行。
新京报:从发现线索到最终改判,大概历时多长时间?
齐奇:大概半年多时间。当时媒体记者都很急,我对大家说不要急。要定一个命案,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能了结的,要翻一个案子,也需要给我们一定的时间。
“曾以为赞成票会减少”
新京报:纠错给法院带来损失了吗? 齐奇:原来我们也估计发生了这样一些错案,可能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浙江省两会对法院工作报告投票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些影响,我们也有思想准备。结果今年法院报告的赞成率还比去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历年来首次超过90%。说明人大代表们非常支持我们依法纠错,对我们很鼓励。
新京报:你在省人大会议作报告的时候也预期票数可能会减少? 齐奇:对,有思想准备也正常。
新京报:赞成票增长5%,出乎你预料吗?
齐奇:看到投票结果,是有点出乎意料,但也能理解。我在作报告的时候被掌声打断了,只能停下来,这是浙江省两会历史上多年来没有过的。原来一般是在报告中说“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的时候,代表们才鼓掌。
新京报:是在讲纠正错案的时候被打断的吗? 齐奇:当时我说到,今后一定要忠于法律、忠于事实。司法公开可以减少“猫儿腻”
新京报:去年,司法公开是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个说法是“用公开倒逼公正”,你怎么理解这个“倒逼”?
齐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表现在法院审判方面,主要是开庭,你有道理讲在法庭上,你有证据摆在法庭上,然后法院采纳你的证据,或不采纳你的证据,然后要么调解,要么判输赢。
对原被告而言,为什么采纳他的、不采信你的,理由也要公开。这样的话,还能有多少“猫儿腻”?当然,可能还有法官做“顺水人情”,本来你就应该胜诉的,他给人家描述成我帮你多少忙,以权谋私让你花了一笔冤枉钱,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讲的是案子要公开,公开以后搞腐败的空间就很小了。
新京报:有些时候,只看判决书看不出案件存在问题,因为看不出推理过程。齐奇:对,这就是公开程度不够,说理不到位,有所取舍,裁判文书里没有客观反映采信证据和裁判理由、依据的,形式上裁判文书是公开了,但是内容上还没有达到最大限度的公开。但是公开就比不公开好,有形式还是比没有这个形式好,内容可以逐步完善起来。新京报:公开到什么程度,就算是达到了理想状态?
齐奇:我们浙江法院设定了6大类、30几个子项目,包括立案、开庭、宣判、裁判文书,到执行和其他审务,都需要公开。当然,也有一些依法不公开、涉及秘密事项的,这个也是有规定的。
浙江省百个法院,高院排名75位 新京报:这种公开程度,谁来评价?
齐奇:我们请独立第三方机构,中国社科院来查我们的审判公开程度。我们有一个阳光司法指数,30多个指标都可以量化,全省的法院可以比一比。事先都不打招呼的,也不做部署,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他们会随机打法院的电话,上法院的网,随机查询,甚至跑到法院查前台后台、查案卷。确实查出很多我们做得没到位的地方。
新京报:省高院也要参加评比?排名怎样?
齐奇:是的。高院推行公开比较累,因为机关大人多,比他们一个基层法院多几倍,不过没关系。全省100多个法院一起评估排名,最后中国社科院按总分平衡下来,省高院排在75位。记得有几个项目,比如裁判文书,省高院居然在全省100多个法院里排名末位,这个想都没想到。我原来想,省高院肯定比较好。现在看来,“灯下黑”的事情还是有。
新京报:这个结果公开了吗?你会不会不好意思?
齐奇:公布了。开始社科院都不大好意思,说把高院拿掉吧,免得太难堪,就评全省的中院和基层法院。我说不行,连同省高院全部进去,这就是一个倒逼。
但是我也有自信,中国社科院还有一套评估全国各省市高级法院的公开度。我们排在全国第三位,你看全国的第三位,在全省里却只能排到第75位,说明浙江省法院司法公开的情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我其实也是有自信的。这个排名公布了以后,社会各界对浙江法院还是很肯定的,浙江高院敢于这样做,不避丑,就说明它能改好。
新京报:那明年能不能争取再往前走一走?
齐奇:我们签好了委托合同,明年中国社科院还要来,再来挑毛病,抓出来问题我们再改进。我们完全有信心把排名往前走一走,不过基层法院也很卖力,也在往前面攻。要有这个勇气,宁可自己受处分,也不能忍看没有干过坏事、无辜的人受冤屈,否则我们的法律良知何在?将心比心,这也是对法律、对事实的一种忠诚。
第五篇:最高法发布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含浙江叔侄冤案
最高法发布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含浙江叔侄冤案
昨天,最高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7起保障民生的典型案例,涉及强制拆迁、环保救济、医疗赔偿、无罪赔偿、拆迁安置等多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指出,此次保障民生典型案例发布旨在以案例的形式将宪法法律精神传播给社会大众,进一步彰显以公开促公正的理念。
七个案例分别是:再审申请人河南省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委员会与被申请人薛海金承包合同纠纷案,杨季康(笔名杨绛)与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国强诉前禁令案;塞拉利昂籍“LEDOR”轮遭阿尔巴尼亚船东基恩毕船务有限公司弃船所引发系列纠纷案;范根生诉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环保行政复议案;张辉、张高平申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赔偿案;余恩惠、李赞、李芊与重庆西南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再审案;南平市总工会与南平博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执行案。
孙军工说,目前法院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阶段性成果已初步显现。此次通过公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将案件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就是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推进审判流程公开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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