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家与革命》有感[范文大全]

第一篇：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

摘要：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是曲折的、冗长的、繁琐的。在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会带来国家的繁荣，国家地位的提高，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富裕的生活，带来社会的文明。人民群众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国家、发展、思想、人民

在《国家与革命》这一本书中写到，国家是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同时，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社会在分裂为阶级之前，国家并不必要，只有在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之后，国家才是必要的。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后，也就消灭了阶级差别和无产阶级自身，国家也就会“自行消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完全不需要国家。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不是从外部加强与社会的一种力量”。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产生国家。当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产生国家。这说明了，在阶级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同时也证明了国家的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他要依靠强制性或暴力手段以及征收赋税来维系。

国家的产生是曲折的，冗长的，繁琐的。当国家一经产生，通过努力，国家一定会延续，通过时间的沉淀，一定会创造各种文明，带来新的效益。

从女娲造人，人类的产生；盘古的开天辟地，使文明开始出现；各个朝代的演变，留下宝贵的精神经验，都经历了时间的淘汰、历史的洗礼。在历史的进程中，侵略者展开他们的魔爪，对中华民族的一草一木开始掠夺时，将完整的中华民族伤得体无完肤。而圆明园的毁灭，就是侵略者掠夺的有力证据；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政府的腐败，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生火热之中。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发，终于爆发了革命。当毛泽东一代伟人的出现，为革命带来了新的曙光，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拉开了帷幕。经过革命者的艰苦奋战，无数次的探索，在实践中寻找经验，汲取教训，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使人们远离了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在毛泽东新民族主义革命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策略和策略的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工作下，创立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带来了人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稳定、发展、地位。在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的分析，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产生，围绕建设中国特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的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紧密结合新的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思想战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巩固党的阶级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以前，侵略竞争是各个大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他们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词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抢到利益的行为。在当代，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外国进行经济上的交易。从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起，我国的经济就在一直稳固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保护，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所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族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现在，通过领导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时在正确的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软弱可欺，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提高，经济水平也呈现上升趋势，军事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上升。在当代，中国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促进全世界和平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将会在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将世界打造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创造和平的时代。

国家的稳定，需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维持，就必须有特殊的武装部队、监狱等等。如果国家没有强有力的手段来保护，那么他一定会退化，甚至消亡。对国内，通过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人们不能做出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不能做伤害他人的利益、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事，不能做伤害公司的事，不能做伤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的事。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行事。一旦触犯法律，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与否，受到不同的惩罚。当然，人们的道德思想同时也会主导人们的思想，告诉自己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是也不能排除某些人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做出让人谴责的事情来。现在是一个法制的社会，在法制的社会中创造社会的文明，做到依法治国，以理服人。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社会的制度和旧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当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突出。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精神产品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在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或精神生产过程中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她们中产生了不少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同时，他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国家是一种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有组织的力量。国家的实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为维护其根本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的暴力机关，以保障其在政治上也成为统治阶级。

国家并不是从来都有，它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一经产生，他会创造精神文明，抒写自己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列宁.《国家与革命》 第一章，人民出版社,2001-04年

第二篇：读《国家与革命》有感1000字

读《国家与革命》有感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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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是列宁1917年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它主要是列宁根据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理论观点的书籍，整理出来的较为系统、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国家和垄断资本主义渐渐融合在了一起。劳动人民遭受的剥削与压迫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列宁把帝国主义看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各个参战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灾难，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加重。还有就是一些机会主义者，他们故意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更改它的革命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揭露和批判他们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国家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列宁从国家的起源人手，在摘引了恩格斯对国家的分析后，概括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也就是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他还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在我看来，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无产阶级，每个人都渴望能生活在幸福美好和谐的社会。然而，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他们更多的想的是以武力、暴力来镇压、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和革命”是更古不变的真理。只有以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社会的制度和旧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我国古代唐太宗就曾有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所以，我们也应当正确认识对国家的态度，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篇：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

读列宁《国家与革命》有感

临床医学七年制(2006级)傅佳寅

学号 3061802084 [摘要]: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部著作，澄清了当时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混乱观念，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同时这部著作也对当时远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予了有益的启迪。[关键词]: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一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一部著作，澄清了当时关于国家的一系列混乱观念，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同时这部著作也对当时远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给予了有益的启迪。《国家与革命》一书内容丰富，涉及国家问题的许多方面。这里只能有重点地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重点在第一章和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第一章中．列宁坚持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和职能。

首先, 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特殊的武装队伍，常备军和警察成为了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保证了这种统治阶级意志的实施；而具有特殊地位的官吏则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为了维持庞大的武装队伍、官僚机构的存在和运行，需要征收各种税费和发行国债，直接吸吮广大百姓的膏脂，使公共权力得到财政上的支撑。所以，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强制的暴力机关。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强力工具。

l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国家大多是资产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国家的概念进行阉割，得出了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并以此愚弄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且资产阶级统治者还利用民主共和制这个最好的外壳，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这种制度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即有产阶级、富人享受的民主，是狭隘的、排斥穷人的，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他们对穷人设置种种障碍，限制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列宁就曾指出，“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如果不能清楚地解释国家的本质，那么暴力革命就无法找到它合理的依据，人民也只能处在压迫剥削中而束手无策。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暴力革命之外很难成功地推翻另一个政权。列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及时说明了什么是国家，澄清了当社时存在的各种关于国家概念的错误认识，为今后采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做好了思想上的 准备，并且成功指导了俄国人民获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革命果实。

同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对毛泽东国家政权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面对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国民党利用手中掌握的武器屠杀革命力量的现实，他在发言中说到：“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对党把工作重心转向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的军事力量，并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开展农村革命政权的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从此开始了创军建军及政权建设的艰苦历程。而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显然是这一改变的思想来源。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方面的任务

随后，在《国家与革命》第三中，列宁重点阐述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如何对待国家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摧毁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国家的问题 列宁对为什么要打碎、怎样打碎旧国家机器，打碎以后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作了系统的论述。

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1848~1851年革命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后得出科学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正是因为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没有与无产阶级相适应的国家机器，法国大革命才失败了。

一方面，不管资产阶级采用何种所谓“民主”的制度，其本质都是对本阶级的民主而对于广大的农民和无产阶级来说，这样的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列宁号召我们不要对资产阶级民主有任何的幻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然而，又该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验时指出，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 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

首先是军队的废除。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諥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人民完全可以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

其次，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并且，列宁进一步指出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同时，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种优越的体制。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的国家政权。一方面，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首先就要大规模地扩大民主制度，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享受的民主，使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够平等地、普遍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条件。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愈民主，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实行强力镇压，粉碎他们的反抗，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把他们排在民主之外。

列宁指出: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同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毛泽东也将《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认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按列宁国家理论建立了中国工农民主政权。并联合各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基础。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只有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我们才能更好的发挥民主，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新世纪的征途上，邓小平反复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依法治国之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才能有坚强的保障，我们才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之作——列宁著<国家与革命>研读笔记》 吴雄丞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国家与革命〉对毛泽东国家政权理论的影响》 许玲英 [4] 《〈国家与革命〉》的现代解读

胡为雄

第四篇：读《资源革命》有感

读《资源革命》有感

近日，认真阅读了《资源革命》一书，该书由麦肯锡前资深合伙人斯蒂芬·赫克和美国能源部前顾问马特·罗杰斯合著的一部新作。此书从一个世纪以来连续发生的危机及人们的应对，来阐释对未来和世界的态度。

本书从瓦特午后灵光一闪研制成了蒸汽机，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化解了能源危机，而且把西欧国家带入了工业化。讲到电的发明，挤出了城市化和电气化，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首次带进了工业化。现在世界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了，历史在资源问题上不断重现危机，这次可能影响的是中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即将枯竭的警钟不时敲响，不绝于耳。从而历史不断重演马尔萨斯与斯密围绕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及资源三要素的经典争论。传统观念认为，地球的资源总有耗光的一天，届时人类将走向灭亡。作者则认为，借助新的工业革命，采用新的技术，抛弃传统能源消费观，人类可以大幅提高资源生产率，避免这个危机。作者采取的仍是实证主义方法，用大量人们熟知的标志性事件、人物和典型案例，证明我们正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本质上仍是一场“资源革命”,而这将是21世纪最大的经济机遇。作者通过分析历史，告诉我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百年难遇的绝佳商机。我们不是要面临资源稀缺带来的危机，而是会遇到一个改变全球经济格局的机遇，一个会带来巨大利润的机遇。

通过对此书的阅读，我感悟到：

1、结合思想意识。有问题、出现危机并不可怕，因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危机便是机遇；

2、结合思维方式。我们要学会创新思维，彻底改变我们以前固有思维习惯和工作方法，要树立乐观精神；

3、结合个人。要善于创新、敢于创新，关键敢于颠覆式创新，不仅是观念创新、技术创新，还要有经营模式创新的本领，路在我们自己脚下；

4、结合企业。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要坚持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治企，规范制度、严肃纪律；

5、结合本职。要提振信心、统一思想、创新思维，打赢提质增效、降本增效攻坚战。

《资源革命》在不断开启人类智慧的同时，教育我们不断改变和牺牲一些固有的、不合时宜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这也是本书带给我们的乐观精神和理性启迪。

（曾新明）

第五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无产阶级领导人，列宁同志的著作。无法一次性消化其著作里的所有内容，只能凭借着读书过程中的感觉，慢慢渗透慢慢领悟，总结和思考，才能有所体会。下面是我对读书过程中的一点想法。

显然，本书的研究主体是社会革命。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过分的分析性简化”，没有严格区分开社会革命和政治冲突、集体性暴力等。作者对社会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作者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一方面，社会革命不同于一般造反行动，其原因在于，造反行动虽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结构性变迁；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区别于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政治革命所改造的仅仅是政权结构，并且并不必然由阶级冲突来实现；此外，社会革命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转型，比如工业化进程，其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尽管改造了社会结构，但一则没有基本的政权结构的变化，最为关键的是工业化进程“并不必然带来突发的政治剧变”。

概而言之，作者所研究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结构变迁；第二，社会革命必然导致基本的政治结构的变化；第三，社会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用作者的话说，社会革命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作者认为无论是聚合-心理学派、系统-价值学派、政治-冲突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对社会革命的解释都采用的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方法。即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从而认为革命的发展是一种劝诱的过程。这种认识未免过于

简单化。原因在于，“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的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同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还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即要受到“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社会革命不可能严格按照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的控制所发展，即使这些集团和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关注革命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各个集团的相互互动模式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必须关注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是否产生了影响，并且对国内的各个集团的结构性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模式如何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大小。

具体来说，纳入作者分析视野的结构性关系包括：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结合作者对三个国家的考察，其关注的三种关系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即三个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三个国家的特定的结构性因素是如何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独具特点社会革命的路径选择？在此，以中国革命为例，分析作者如何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存在这一个独特的支配阶级——士绅。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制于皇权，即帝制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和农业基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帝制中国从来没有试图永久的将官员们割裂与家庭之外，即官员和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具体来说，由于帝国的行政从来没有深入到每个村落和标准集镇，所以连接帝国国家和农业社会的纽带就落到了士绅的身上，即士绅是建立在帝制中国和农业社会的接合部。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并且日益强大的外来压力，感受到这种压力的首要主体是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增长道道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帝国当局的财政由于自1712年来各省的土地税额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以及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加，帝国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同步发展导致地方官员们不得不更多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领导来实现对帝国的秩序维持。这种办法一方面加大了基层农民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无法有效的应对外部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农民对政权的矛盾，可谓内忧外患交织，且互相加剧和恶化。面对这种状况，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尤其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认识，即只有通过由中央当局发动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国免予持久的国际屈辱地位或沦为殖民地。如果说在早期是帝国缺乏真正的机会来采取主动的措施改革的话，那么此时由帝国改革官员推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则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的阻挠而告终，这加剧了支配阶级和帝国国家的矛盾和裂痕。

就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早期的农民起义更为普遍、组织的更好的农村造反形式是反对帝国政权的官员，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反对本地地主。其原因在于，帝制中国的“会社、庇护网络，以及扩展开的半血缘关系跨越了传统中国的农民和士绅地主之间的阶级分野，乡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鼓励、彼此竞争。”即不具备以地方村社为基础的自治权，所以农民的反抗不具备潜在的革命性质。这种情势决定了，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意味着对农村社会的彻底改造，即要把农民发动起来，且同时能够有一种替代士绅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军阀控制地方基层的方式采用与乡绅合作的途径，把行政和军事控制渗透到地方基层。这就决定了必须彻底铲除乡绅对农民的控制，并取而代之；同时重新确立中央权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逐步改变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逐渐依赖“新占的华中地区中国商人的财政支持，依靠来源于通商口岸的国际贸易税收以及西方列强的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则“把知识分子后备军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农民的利益最终成功的协调起来”，成功的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社区，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一演进逻辑和路径，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和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惯性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中共的政权是一种“政治化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种像法国那样的理性—法治行政国家；也不同于俄国的片面的偏重于城市和重工业的发展，而是“两条腿走路”战略，即更多的侧重于农业的发展，注重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强调全国层面和地方、省份之间的协调与领导责任；多次尝试运用“群众路线”进行集体政治动员；平等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