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消费理论总结

第一篇：身体与消费理论总结

身体与消费

一、什么是身体？ 引言：身体的几个定义：

奥内尔：区分了五种身体：世界的身体、社会的身体、政治的身体、消费的身体、医学的身体。

道格拉斯：将身体分为物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

舒斯特曼：身体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即身体的消费不仅关乎形式层面，还关乎精神层面，身体应是灵魂和肉体的和谐统一体。同时受制于社会，人的身体又总是以文化的形式被建构着，是特定话语的产物。

那社会学上的身体到底是什么？ １、西方思想史上的身体踪迹

西方哲学传统中存在着身心二元论，且一直以来心灵高于身体。可以说，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压迫身体的历史，而这种压迫主要是通过柏拉图才真正完成的。

①柏拉图哲学建立在实在与现象二元划分的基础上，与这种二元论世界观相对应，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中，他对于肉体持一种强烈的敌意。柏拉图认为，身体是虚假的存在、无意义的存在，是心灵的牢笼、坟墓，阻碍心灵对智慧的追求。

②在文艺复兴时期，虽然身体逐渐走出神学的禁锢，但它并没有获得哲学注视。

③ 斯宾诺莎认为心与身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并且在同一个环境下运行。在他看来，心灵是神关于实际存在的身体的观念，心灵所有的认知界限和能力都要通过心灵是身体的观念来解释。斯宾诺莎强调身体，为一种身体体现社会学提供更为适当的基础 ２、身体研究的三大理论传统 ①身体社会学的现象学传统

在试图理解人的知觉过程中，梅洛 · 庞蒂断定，知觉总是从一个特殊地点或角度开始的。正是从身体的“角度”出发，外向观察才得以开始——如果不承认这一身体理论，就不可能谈论人对世界的感知 ②身体社会学的人类学传统

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人体表现为场所或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实践刻写在它上面。布尔迪厄理论中的身体可以看作是阶级禀赋的载体，这些禀赋本身就是不同阶级的生活世界或习性内部的兴趣通道 ③身体社会学的谱系学传统

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提到哲学位置的哲学家，试图从身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将历史、艺术和理性都作为身体的动态产物。所有身体都为一种再生产的基本冲动所驱使，再生产取决于身体与其他外部身体之间的斗争，取决于身体内部斗争着的实体之间的力量关系

福柯的身体是和权力密切相关，权力的干预带来身体发生变化，以至于福柯发明 “规训权力 ”来描述权力对于身体的管理、改造、控制。

3、社会学理论中身体研究的缺席

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思想家都回避作为人的行为基本构成的“身体体现”的含义，而现实中的身体体现却总是和受苦、高兴、死亡等密切相关。

身体研究缺席的三个原因：

①在本体论上源于西方身心不平等二元论的影响 ②在认识论上源于社会学的非生物主义假设 ③在方法论上源于社会学反原子主义的整体论

4、社会学理论的身体转向

①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身体转向以及由此导致的身体社会学之所以能够在当代发生，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潮对社会学家的影响。

②清教主义正统思想的式威以及大众消费主义的盛行，身体是作为享乐主义实践和欲望的一个领域而出现的。

③妇女运动的政治冲击、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社会的批判以及妇女在公共领域角色的转变，也是造成身体处于突出位置的原因。

④技术的迅速扩展带来的后果是人类身体已成为许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的焦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１、福柯：权力与身体

①传统的身体研究更多停留于社会建构和文化再造，福柯则进一步将身体研究推向政治层面，建立身体政治学。

②由于权力的介入，人们对身体的处置方式已经从早期的镇压身体转变成现在的投资身体、消费身体和赋予身体以能量和效益。

③福柯将欲望、性、同性恋等作为热切讨论的话题以及身体力行的实践，开了社会学家探索社会机制、重构身体的先河。

２、奥尼尔：五种身体形态

约翰·奥尼尔在他的《身体形态》一书中，界定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形态：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

①世界身体是指人们通常是以自己身体的结构推衍出世界、社会的种类属别。

②社会身体构成内在于公共生活的深层交往结构，此身体乃社会秩序与价值的象征。③在政治身体这个概念中，政治的架构与身体的架构是同构的。

④消费身体是需求的身体，是商业美学所利用的资源、时装工业算计的对象。⑤医学身体，身体的医学化是身体全面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３、特纳：身体秩序与身体体现 ①特纳受福柯影响，将身体考虑为分割式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身体的外部性涉及的是社会空间内的身体表现以及对身体的控制和调配，由此确定身体社会学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身体是如何在与人格和同一性相关的空间内被表现的。

②以霍布斯关于社会秩序的论述为基础，试图建立一种新霍布斯身体理论。他认为，维持社会秩序有赖于完成四项任务：在时间上完成身体的再生产，并对身体进行约束；在空间上对身体进行管理与表现。

③特纳将身体社会学界定为“人类对身体进行管理的历史和社会的后果”，试图建立一种身体体现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embodiment），探索肉体性、感性和客观性的身体的系统矛盾和歧义。

二、身体与消费

波德里亚将当代社会概括为消费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物质以前所未有的极大丰盛将消费推至一个神奇的地位位。消费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它一切都更美丽 更珍贵 更光彩夺目的物品 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 这便是身体。

消费时代悄然来临了。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无非是最大限度地刺激大众消费，满足消费者心理的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勾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各种消费品便以精美的包装、时尚的设计、或以明星代言等视觉“意象”被呈现于市场。而大多数消费品皆是为了满足人们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进而言之，消费品大多与人的“身体”有关，因此可以略为夸张地讲当今生活步入了身体消费的时代。

紧随身体成为消费主体而来的便是众多消费品借助大众传媒呈现给消费者众多青春、美丽、健康、有活力、有情趣的理想化身体形象，似乎借此告知人们使用此物便可以像广告中的人体形象一样魅力四射、光彩照人。于是大量存在的视觉形象主宰了消费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人们开始对身体、自身外表格外敏感和关注，不断借助外在的消费品来美化和保养自己的身体。时装、首饰饰品等身体包装业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健身房和体育馆，美容美发、美甲、美体、瘦身、塑形等身体产业的勃兴都在表明着“身体”不再是低级趣味的代表，更非恶之本源，而是快乐、健康和表现自我的载体，身体摆脱了理性和伦理的禁忌而登上大雅之堂。

身体的消费

美容（图片及相关资料，举例子）

美容是身体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处可见的美容生活馆，甚至大肆广而告之的整形医院，无一不在宣告着这是一个最求美的时代。

脸是个体形象的直观表现，在追求美的时代，最重要的就是一张漂亮的面孔。一方面它是自我的表现，为他人“读懂”我们提供了线索和符号，另一方面脸又是社会交流和互动的主要工具，社会交流又迫使人们进行“印象整饰”。

服饰（图片及相关资料，举例子）。

身体消费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服装。

服装和其他的装饰品使得人体显现出文化的意义……服装呈现了身体从而使得可以将人体当做文化来看待，服装是自我身体的扩展。没有活生生的身体就不能说这些服装充分地存在，就如同在博物馆展览的衣服远不如穿在人体身上那般生动。饮食与健身（图片及相关资料，举例子）

由于人的体型和健康直接影响人的外表美和形象，人们的饮食越来越理性，各种维生素丸、补药和饮食指南成为家庭必备。

为了追求苗条的身材，出现了一种现代病——“厌食症”，同时市面上的形形色色的减肥药。

人们更注重身体的健身来塑造形体，健身器材，健身房，舞蹈室兴起。

除了这几种常见的身体消费形式，还有其他的身体消费，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如为了掩饰一些生理缺陷的手术也成为一种流行的消费。

三、理论视角

1、波德里亚——身体在消费社会成为消费品（从符号学角度对消费社会和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解读）

在经历了一千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不仅身体成为消费品，与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紧密相关的美丽和色情，也成为了大众的消费品。（和定了性的美丽密切联系并且如今在各处指导着身体之‘重新发现’及消费的，就是性欲）

波德里亚认为作为消费品的身体、美丽、色情不仅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还有符号价值，在消费社会中身体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物质形态，而是变成了社会要素和交换符号。它是一种在交换价值支配下的色情形式，也可以称为一种美丽资本。在消费文化中，身体被认为是快乐的载体。现实中的身体越是接近青春、健康、苗条与美丽的理想躯体意像，那么它的交换价值就越高。美丽身体的拥有者可以凭借自己的身体资本在消费市场中交换到自己

需要的利益。（例如：娱乐领域中的歌星、影星、模特、主持人虽然也是凭借自己的各种能力如唱功、演技、聪明睿智、内在涵养在各自的领域立足，但这些能力更多的都是建立在她们首先拥有较好的容貌、性感的曲线、完美的气质的前提之下。没有了这一身体资本的先决性条件，她们其他的才能便很难有机会被人发现、被人认可）

在这里，身体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交换的符号(但不是肉体交换的符号)，具有极大的功用性，也即波德里亚所说的“功用性美丽”和“功用性色情”。

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对身体、美丽的消费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进而，对美丽的普遍追逐便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经济产业，一个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恐怕也不能低估这些能带来巨大经济利润的产业，化妆品、服饰、减肥药、美容院、整容医院、健身房、养生馆等等，为人们追求美丽、生产美丽而生的产品、场所、产业应有尽有。

2、“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

美国新实用主义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将之暂时定义为：“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对身体的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

其美学理论视阈下的身体是一个身心合一的和谐的个体存在，身体不仅是审美观照的对象，而且是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主体。所以，“身体美学”不仅注重理论的建构，也注重身体的具体实践与训练；不仅关注身体的外在层面的维护，也关注内在的经验层面的提升，从而避免了将身体外在化为与内在生命精神相对的纯粹自然之物，而是将身体提升到代表个体存在的本体论高度。

在消费时代，“身体”价值的凸现，表明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感性而鲜活的身体的尊重，而身体美学的提出无疑解放了身体的审美性，拓展了美学视野，颠覆了传统的审美的无功利原则，打破了传统的审美与实用的对立，其革命意义自不待言。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宽容的时代,是空前放纵身体的时代。我们享受着个性着装和个性化妆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快感,我们大胆喊出了秀出自我、亮出自我的口号。身体成了标榜、炫耀自我个性的先锋场所,身体在挑战和超越传统观念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致命的狂欢。

3、王宁：个体认同

人的认同的形成并是不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需要选择，维护、创造和管理，人们要创造有利的认同，又要积极的避免“污名”或防止认同被损害。认同需要不断管理，这事一个主动选择和创造的过程，同时它又遵循一定的文化、社会规则和秩序的。消费活动构成了个人认同的形成、创造、维护和管理的重要方面。因此，个体的消费行动既是个人塑造个体认同的原材料，同时又是受个体认同的指导、支配和影响的。人们消费了什么、不消费什么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认同行动。“我”消费了什么，怎样来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定位和评价，即自我的认同的表现。自我认同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消费者“创造”出来的作品。

个体外表对个体认同有着重要意义。第一，它具有实质意义，外表可以成为个人认同的一个构成部分。胖与瘦，高和矮、黑和白等等都成为个体认同的实质“材料”。第二，具有象征意义。外表可以成为个体认同的表达符号。米尔斯的“外表拜物教”充分概括了外表形象对人的重要性。吉登斯“随着现代戏的出现，某种类型的身体外貌和行为举止，明显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现代性即为个人提供了更大的个性化空间，又使个人隐匿化了。而个人的隐匿化反过来使个性化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个性化是克服隐匿化的手段之一。通过打扮，修饰和美化个人外貌等一系列消费活动，正是为了创造个性化的自我认同。

四、身体消费中的社会性别（图片资料女性，男性）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 身体是最美丽的消费品。在这个视觉和听觉主导的公共空间中, 我们被各种身材完美、面容姣好的身体形象刺激着。人们对性与性别的态度尽管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大众消费文化依然关注女性的身体, 从而使其逐渐成为时尚领域关注的焦点 有人说, 女人的钱最好赚。在消费社会, 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女性是潜在的最大消费主体。凡勃伦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男性退出时尚消费的舞台, 女性执行着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职能。女人体现着主人(父亲或丈夫)的荣耀。并且心理学上也证明女人有购物的偏好,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大众消费。为了吸引这潜在的消费力, 商家和媒体必须在消费者精神上建立起引领消费的意识形态,最终找到了最好的媒介——身体。

波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一书中就提出来应该研究一下在这场身体消费中为什么女性身体占据了主角的地位。的确,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一方面,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在崛起,解构中心或霸权的声浪此起彼落,女性地位的解放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但另一方面,女性身体的消费却愈演愈烈。女性身体本身既是消费者,又是被消费者(包括审美客体的身体和色情化的身体)。身体消费原本指的是人类自身身体的消费,包括男性身体消费和女性身体消费,然而在消费社会女性的身体叙事被极端地叙述出来,唱响了人类历史上身体消费的凯歌,相反男性身体消费则显得微不足道。

一方面女性身体作为消费者支撑了整个身体工业的发展,小至日常生活的护肤品、化妆品、保健品,大至美容院、整容整形中心,女性成了身体工业产品的最大买方。时尚和身体“美学化”标准推动着女性身体的消费,女性身体的消费又制造着时代的时尚。如果说伴随着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传统女性“为悦己者容”在今日已成明日黄花的话,那么今天的女性身体消费是否真的已上升为较高精神境界和生活状态的标志?事实上任何一种时尚和女性的自我要求的背后都潜隐着控制、支配和认同的文化。波德里亚就认为,由于上帝赋予女性及女性身体为美丽、性欲、指导性自恋的优先载体,因此身体的美学/色情的神话便主要建构在女性基础上。“女性和身体在整个西方历史上遭到了同样的奴役,同样的流放。女性的性别界定是历史造成的:对身体的压抑和对女性的剥削被置于同一符号之下,这一符号要求所有被剥削的范畴自动获得一种性别界定。”因此沿着这一历史因缘,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身体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女性的身体消费。如今女性身体的外观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女性的外貌和体形直接关联着成功、金钱、幸福和生活质量。女性身体的被消费受控于性别欲望和商业权力的联合,性别奴役和男性欲望完美地隐藏于对“美”的夸张的宣扬中。由于商业化运作程式和大众传媒的威力,这些被利用的女性身体为少数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和名声,因此她们心甘情愿地被利用和收编。身体的商品化、市场化在消费社会已屡见不鲜,“美女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式已被商家们运用得炉火纯青,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隐藏于女性身体消费后面的性别奴役和男性欲望与女权运动、女性主义解构男性中心霸权的理论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悖论。

五、刺激身体消费的机制

1、身体与媒介：媒介激发着人们消费身体的欲望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引用了法国一本时尚杂志《她》(中文刊名为《世界时装之苑》)中的一篇题为《您身体的秘密钥匙——迎刃解开生命之路》的话，借以说明当代媒介是如何诱导大众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感受 自己的身体、关注并关照自己的身体。“应该对 自己在场，学会阅读自己的身体”。„“假如您不进行身体护理，假如您因疏漏而犯错，您就会受到惩罚。您的一切痛苦，都是由对您自己(您的救赎)不负责任的罪过造成 的。”波

德里亚认为《她》是在诱导人们“内转到自己身体中去‘从内部’对它进行 自恋式投入”而“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深刻了解它，而是，根据一种完全拜物崇拜和耸人听闻的逻辑，为了使它向外延伸，变成更加光滑、更加完美、更具功能的物品。这种自恋的、然而是指导性 自恋的关系，它在身体上进行的操作就像在‘处女地’和‘殖民地’上进行操作一样，它把身体当做一座有待开发的矿藏一样进行‘温柔地’开发以使它在时尚市场上表现出幸福、健康、美丽、得意动物性的可见符号。”„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被重新 占有 ’了的身体从一开始就唯‘资本主义的’目的马首是瞻：换句话说，假如它得到了投入，为的就是使它能够结出果实。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 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 自己的身体，把它当做一种遗产来照料、当做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

现代生活是彻底地经过电子或数字媒体中介的生活，媒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媒介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影响、改变、建构着我们 日常工作、交往、休憩、娱乐以至内在心理世界的活动方式。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尼尔·波兹曼说：“媒介即隐喻”，“媒介并非一种通过所处文化来处理 自身事物的不偏不倚的机制。它是价值的塑造者，感觉的疗理者，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社会形式的严格的组织者。”波德里亚的媒介观受到麦克卢汉的深刻影响，他充分意识到了媒介技术的控制所形成的霸权，并对媒介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在他看来，媒介制造了“迷狂”，“迷狂意味着无条件的变形，为了升级而升级，一种失去控制甚至丧失所有感觉的持续的 自选过程，在其纯粹和空泛的形式上散发出光彩”。时尚是一种对美的迷狂，被视为“围绕着本身自旋的纯粹的空泛的审美形式”，广告被描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纯粹和空泛的品牌形式遁人湮灭的自旋”，最重要的是，大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正处于失控的自旋当中被看成是“对社会的迷狂，社会的迷狂形式”。

我们只要看看周围生活的世界，就可以体会到鲍德里亚所说的“迷狂”，信息的过度膨胀和增殖使大众逐渐失去了对事物的热情，变得冷漠和健忘。媒介只是需要大众的一种参与姿态，因为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中，大众的位置早已被安置妥当，大众除了被媒介操控别无选择。现代电子媒介以大量的图像诉诸于大众的视觉，整个社会进入到读图时代。各种各样的视觉图像无处不在，电影、电视、广告、摄影、形象设计、体育运动的视觉表演、印刷物的插图化等等，图像压倒了文字，成为一种文化的“主因”，图像崇拜和狂欢成为新一代的文化范式。从主题公 园到城市规划，从美容瘦身到形象设计，从MTV到奥运会的视觉狂欢，从广告图像美学化到网络、游戏或电影中的虚拟影像„„图像成为这个时代最富裕的日常生活资源，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情境，成为我们文化的仪式。而所有这些视觉图像几乎都离不开身体或日美丽。

2、制造身体形象和虚假审美

法国理论家德博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被各种消费景观所控制的社会。消费资本主义是一种由大众传媒塑造的“景观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调控模式，大众传媒制造消费景观的目的在于培养永不满足地消费身体形象的需求。消费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更多地通过身体的美的表现形态，创造一种身体美学、创造一种身体时尚，倡导一种审美趣味，让身体用美学符号去装点，使其所隐含的意识形态被美化和艺术化，它诱惑人们在一种接近于被麻醉的状态下去购买、去消费，从而使消费者在欣赏和放松的情况下受到影 响。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观点，关于身体形象 的传媒策略是：你的身体不合格——焦虑——你的身体可以改变——购买。即：通过大众媒体塑造理性身体意象，来引发你对 自己身体的极度挑剔的态度，继而产生不满、焦虑，进而不断对身体进行维护。

传媒制造的身体形象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消费社会的人们通常按照明星或者偶像的影像、外形和样式来塑造 自己。明星、偶像是形象模特，是大众传媒的受众仿效和谄媚的

素材，人们在欣赏电影和影视人物的时候，被它的光怪陆离的外表所迷惑和吸引，使人的注意力倾注于消费文化的物质性和感性特点上，从而有效地掩盖它 的意识形 态性质，在人赏玩和消费的时候 它内在 固有的意识形态便不知不觉地植入消费者的内心。而这正是消费文化制造者们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消费文化又宣扬身体特征是可塑的，人们通过身体保养与维护以及塑身整容可以达到 自己理想的外形，借助外科整形手术不仅人的身高可 以改变、脸型可以改变、连性别也可以改变。从而迫使人们又落人服装、时尚、化妆品、美容产业等的控制之中。对身体形象的迷幻使主体离他们真实的情感和愿望越来越远，而与受传媒控制的消费越来越近。消费社会正是借助于大众传媒制造的美化的、艺术化的身体形象来实现权力对身体的控制。这里的“美化、艺术化”是一种美学符号，是对身体的一种阐释和装点，这种美学符号的背后指向的是最世俗的金钱和物质利益。这种对身体的美化是虚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阴谋。

六、身体消费的探讨

1、、女性身体消费的异化

波德里亚说，在消费社会中唯一成为最美、最珍贵和最光辉的物品，唯一具有深不可测含义的物品就是“人的身体”。女性维护和雕饰 自己身体美感的努力已经使得身体成了个人的负担和对生活的限制，身体几乎被刻意地塑造成一种外在于自我的东西。女人也更像一种物化的存在。她们是被动的、等待的、受支配的，就像商品一样，其价值只有在被消费中才能得到实现。而她们的所有努力，无非就是为了被消费。而为了被消费，她们必须先消费大量的化妆品、减肥药、显出性感的内衣等，使 自己无论在体态上还是在“女人味”上，更符合男性的需求。嘲由此，身体消费被彻底异化 了、身体也被异化 了。身体的表面解放消解了女性的真正解放。历史上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被连接在一起，如今女性的解放也合乎历史逻辑的与身体的解放紧密相连。在波德里亚看来，身体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本应该是两个有联系但却不同的概念，女性的解放包含着身体的解放，身体的解放并不是女性解放的全部内涵。但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却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女性与身体成为统一的概念，于是身体的解放就是女性的解放。他说：“正是随着她的一步步解放，女性越来越被混同于 自己的身体。但前提条件是 ：实际上，表面上解放了的女性被混同于表面上解放了的身体。”_1波德里亚的言外之意是，无论是女性还是女性的身体所获得的解放都是表面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女性都远未获得真正的解放。虽然，“我们不可能否认使身体获得护理及乐趣的客观重要性，不可能否认 ‘身体和性欲的额外附加物 „使“普通个体都从中获了益”。

2、传媒的受益者与受害者。

身体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是作为人自身与外在自然、他人和社会交往合作的媒介而存在的，但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大众传媒在人类身体的建构上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了感知身体形象的途径，因为我们关于身体的整体感知不是一种直接的被给予，而是一种镜子式的媒体的产物，只有借助媒体我们才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的身体。其次，传媒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可供参照的身体意象，人们可以自由地根据大众传媒来选择购买何种身体消费品，进而实现对自我身体的美化和维护。其次，诚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当今媒介形式的多样性和互动性趋向，更好地改善了身体的感知力和敏感性，加强了身体感官的功能，使得身体摆脱了特定时空的限制，而置身于有声有 色的审美图像世界，从而为人们获得艺术化的生活提供了可能。

身体在享受着传媒带来的便利与恩惠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媒体对身体形象内在的控制和压迫。因为人们面对传媒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身体意象，表面看起来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其背后隐藏着生产商及卖家的销售策略和媒体所预设的时尚标准。商品生产商和

营销商借助各种传媒手段，诱惑人们参与商品消费，设想在使用商品的过程中体验时尚和有品位的人生。而事实上，一方面，人们消费的不过是商品广告所提供的象征价值，并获得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体验，而商品真正的使用价值却与传媒的宣传相形见绌甚至相去甚远。另一方面，人们在对各种所谓理想、标准的身体形象追逐的过程中，丧失了自我判断力，导致了经验的贫乏与失效，在追求身体美化的同时也走向了传媒操纵下的身体异化。

3、自我的认同与自我的迷失。

在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语境下，越来越多的人不同程度地遭遇到自我身份认同危机。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即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表征与身体感觉，而不是出身门第、政治立场、信仰归属、职业特征等来确立自我意识与自我身份。

但人们不断追逐和迎合各种时尚标准和生活风尚意识形态，是以牺牲自我、否定自我身体、破坏个性和自由为代价的。于是，人们在众多的身体意象的包围中饱受困惑，不知应该怎样来塑造和关怀我们肉身化的自我，自我陷入了迷失之中：是保留黑色长发还是选择烫发、染发，是“与美宝莲有约”还是选择“你值得拥有”的“巴黎欧莱雅”，是参加有氧运动还是进行瑜伽练习？诸如此类的问题困扰着广大的身体消费群体，使得她们在选择中迷失了自我，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陷入了新的身份认同困境。

4、控制的铁笼

在当今消费社会权力网络的高度复杂化，权力同大众传媒、权力同社会文化、权力同道德和法制互相结合起来对身体的控制和支配采取了更隐蔽更严厉的方式，一方面给予个人身体活动更多的自由和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又采取制度化管理、操控社会传媒等控制每个人的身体形态和活动方式，让身体成为文化和权力的对象，使人通过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社会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传媒制造的审美意象的熏陶成为“理智的”、“合法的”主体。

消费社会的统治者正是通过对身体的控制，将人的思想、精神生活及其实际行为都限制在身体的牢笼之中。使人一直都处在一种被操控的状态。身体消费正是在这种隐蔽的社会文化控制下的活动。

思考：当前中国身体消费的现状与对策

第二篇：墨子消费理论（模版）

论文摘要：作为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有其独特而深刻的消费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节用”的消费行为规范方面。墨子兼顾功利主义与节俭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消费伦理，培养节俭之美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墨家；消费伦理；节用；兴天下之利

从战国到汉初，墨子和他学派的声名及影响几乎与孔子不相上下。《韩非子·显学》有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子对于孔子和儒家所粉饰的各种烦琐的礼仪制度，很是反感。《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对素有节俭勤苦之名的夏禹倍加推崇，墨子及其弟子效仿传说中的圣王禹，皆能苦行，视苦若甘，专注勤俭，倡导节用，其节用、自苦为极的朴素消费伦理观体现了小生产者及平民的利益与要求。墨子独特而深刻的消费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节用”的消费行为规范方面，并始终贯穿着功利主义与节俭主义的统一。

一、消费行为规范：“节用”

墨子主张的消费行为规范，概括地来说主要是“节用”。赵靖先生评价说：“在墨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生产论实际上成了节用论的从属部分。在墨学十大纲领中，经济方面的纲领只有一个：„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墨翟几乎把一切经济问题都纳入节用的范畴下，把节用看做是解决一国经济问题的不二法门。”墨子主张节用，源于他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深刻认识。那种不顾生产对消费的决定和制约，盲目追求奢侈消费的行为，是治国的七大忧患之首。传统社会中，农业生产是古代经济生活中的头等大事，风调雨顺与政通人和对一个国家和人民来说相当重要。一方面，风调雨顺意味着五谷丰登，衣食有望，否则“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溃，五谷不收谓之饥”，遇到灾荒之年，民则无所仰，仕者大夫亦损禄，以致“尽无禄”，“禀食(口粮)而已矣”，国家也因此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政通人和对农业生产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政治清明的时候，人民能休养生息，“不误农时”，保障农业生产所需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不像兵荒马乱的时候，劳役和徭役繁重，疲于奔命，民不聊生。然而，农业生产有赖于天时地利，不稳定的因素较多，自然条件又非人力所能及，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加强农业生产外，在消费方面只能是尽可能地节用，“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作为财富的最大消耗者，统治阶层更是要注重节用，杜绝奢侈浪费，“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基于上述认识，墨子倡导节用，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的节用，以及节葬短丧。

在衣食住行方面，墨子制定了详细的节用之法，其日：

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缔络之中，足以为轻则清，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

食：“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日：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住：“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也，不为也。”

行：“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制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

墨子还指出，遇到欠收灾荒之年，统治者还要相应地减免税收，压缩开支，降低生活标准，与民同甘共苦，“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溃，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

至于丧葬之礼，墨子非常反对：“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

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三年之丧，对于国家和民众的财富精力是很大的损害，因此，墨子主张节葬短丧。他说：“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仗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瘭。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人，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也。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缍。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从这些节用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从衣食住行方面给出的详细规定来看，它们主要是一些消费行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在消费问题上，墨子的观点是那些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的消费，是切合实用的消费，也是正当的消费，反之，则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奢侈消费，是不正当的消费。“节用”的消费行为规范，正是对那些奢侈消费的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行为规范连同与之相关的消费思想一起构成了墨子消费伦理的基本内容。

第二，墨子在注重节用的同时，也强调生产之重要性。他以为要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使一切人民皆能维持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加强生产。故谓“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除了生产之外，还要注意防范不时之灾，即所谓“国备”，他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墨子观察到了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要加紧发展生产，另一方面，节俭消费、抑制需要、适当积累亦是不可少的。在物质财富不丰盈的古代社会，墨子的节用不仅反映了小生产者及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是一种消极地适应低水平生产的有效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第三，古代社会，广大小生产者和平民生活贫困，节用是他们本来的持家之道。墨子对衣食住行的节用规定，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统治阶级而言的。墨子批评当时统治阶级不满足实用，追求享乐，形成奢侈挥霍之风，为衣服，“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碾，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衣服”；为饮食，“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噎”；为宫室，“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为丧葬，“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为满足享乐消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其必然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尚俭节用，本为先秦各学派所推崇，而墨子及其弟子不但身体力行，自奉甚俭，还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和内容，对消费行为予以规约，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统治阶级。墨子这一节用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纯经济学的意义，闪烁着伦理智慧之光。

二、节用的价值指导与目的：“兴天下之利”

与儒家哲学之根本观念不同，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专注重“利”，专注重“功”，”“功”和“利”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其“兴天下之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虽然不是直接思考消费伦理问题的，但客观上还是对墨子节用、节葬等消费思想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影响。墨子言利。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认为，一切行为，皆以“兴天下之利”为其价值目的，而“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为一切价值之最终标准。与墨子相反，儒家区分了义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是相对立的；墨子则认为义利是一致的，义，利也。墨子认为天下奠贵于义，有义则治，无义

则乱，义是利于天下的。墨子的利，指公利，也是道德的最高原则，善恶之分皆由此为标准。在墨子看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之“富”与“庶”，凡能使人民富庶之事物，皆为有用，否者皆为无益或有害，“一切价值，皆依此估定。”人民的富庶既然是国家百姓人民之大利，因而，有关富民养民，丰衣足食的实现方式就显得非常重要。墨子强调，“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财利不足，就要反过来注重按农时耕种，遵循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食不足，则要节用，反对奢侈，去除无用之费，才能“兴利多”。

以同一理由，墨子认为儒家坚持厚葬久丧，守孝三年，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害，使财贫，人寡而国乱，“足以丧天下”，应该予以去除。墨子的“节用”之法之于国家百姓人民的“富”、“庶”、“兴利多”的意义十分重要，于国于民都是须臾不可少的，其伦理价值也因此凸显出来。

基于“兴天下之利”之价值指导，墨子倡导近于苦行主义的节用思想。当然，墨子并不是要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一些人的非基本的欲望，以求天下人最基本欲望的满足。墨子反对美服、美色、甘食、安逸，是要牺牲目前的一切享受，以求人民皆能维持生活。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以自苦为极”的消费伦理思想，皆是“兴天下之利”，为达到利民、利国、利天下之目的。

三、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局限与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墨子的消费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墨子及其弟子以为世上人人皆须勤苦节欲，所谓“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在消费问题上墨子力主节用以及自奉甚俭的生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子提倡的所谓“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是种固定的、僵化的、较低的消费标准。

墨子指望人们能遵循“节用之法”，从而抑制侈靡浪费，化解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在物质财富不充盈、饥寒交迫的古代，墨子的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从社会发展的长远前景来看，随着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多，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也在增加，这是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因而。“墨子企图极大地限制甚至取缔人们除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一切消费，实际上就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行不通和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这，就正是小生产劳动者的狭隘眼界的悲剧。”从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人为地限制消费，满足于仅仅食饱衣暖是不可能的。消费与生产互相影响，消费已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充分必要条件，成为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原动力。并且，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消费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其次，墨子不能理解到，在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下，即使劳动人民加紧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统治阶级也会加大剥削力度满足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得在消费问题上只能是统治阶级奢侈而劳动人民始终贫穷。这里，我们看到了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局限。

显然，墨子独特而深刻的消费伦理思想还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首先，墨子主张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统治阶级，人人皆要节用尚俭。儒家也尚俭，但俭的具体标准是依礼而行，以礼为度，所谓“俭不违礼”，“用不伤义”。就是说，消费要符合个体名分地位和身份，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等级消费，反映了儒家仁学道德观的不平等性。而墨子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希望通过推行节用的基本道德规范，限制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消除消费上的不平等现象，实现其“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理想。墨子的消费思想有着统治阶级所缺乏的重视生产，讲求平等互爱的伦理精神。其次，墨子的节俭以“国家百姓人们之利”为旨归，体现其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墨子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但其所求之“利”是“利天下”，为了天下百姓之富庶安康个人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由此，《淮南子·泰族训》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火，死不还踵”。墨子及其学派“先天下之忧而忧”，对国家社稷和人民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把勤苦节用作为毕生的道德信念并亲身践履之。毋庸置疑，墨子这种自奉甚俭，无私奉献的思想和行为，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

道德建设是大有裨益的。第三，墨子及其追随者作为同广大劳动人民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学派，重视生产劳动，尊重劳动成果，其兼顾功利主义与节俭主义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构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伦理，培养节俭之美德，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第三篇：国内外收入与消费需求的理论综述

国内外收入与消费需求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杨金磊（枣庄学院）

摘要：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收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收入与消费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关系社会公平公正与社会民生，也关系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同时，启动社会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关系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

关键词：收入；消费；综述

一、引言

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这一函数关系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收入的增加或减少是直接决定消费增加或减少的首要因素。二是，当居民收入为一定时，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多少、储蓄存款多少，不仅要受到居民未来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居民支出预期变化的影响。如果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并且居民收入增长与其相适应。那么，居民则对未来收入产生一个好的预期，就会不断扩大消费支出。相反，如果未来经济增长不景气。那么，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则失去信心，就会不断减少当期的消费支出。

三是，在消费需求中，人们的消费愿望和实际消费能力是两回事。当收入为一定时，实际消费能力的水平可用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来表示。一个国家的消费需求状况，不仅与各时期全体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消费者偏好、消费者信贷、消费者年龄构成有关，而且也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水平有关。如果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绝大多数低收入群体即便拥有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收入水平偏低，使得无法形成真正的购买力。

那么，即便一些国家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实际居民收入从总量上与总量意义上的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没有大的偏差，但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仍然无法构建。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会中存在过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相当一部分家庭因收入偏低的原因，导致低收入者虽然具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但实际消费能力不足；而另一方面，由于高收入家庭存在“高投资、高储蓄”的现象。由此，即便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很高，但是边际消费倾向却偏低，导致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因此，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既是关系社会公平公正与社会民生，也关系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同时，启动社会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也关系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变。二．国外相关理论简述

在消费需求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中，国外许多学者论著颇多，简要归纳如下：

1．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消费需求理论

凯恩斯（1936）在《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其主要理论观点是，人们的消费支出是由其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决定的。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其中用于消费的数额也会增加，但是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随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是上升的。凯恩斯认为，消费量的大小决定于消费倾向的强弱，而影响消费倾向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客观因素，包括工资单位的改变、收入与净收入差额的改变、资本价值的意外变动、贴现率的改变、财政政策的改变以及预期收入水平的改变。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消费倾向本身的变化则被认为具有次要的影响。”二是主观因素，包括为应付不时之需而积累储备、为养老或子女教育而减少当前消费、为获得利息而储蓄、为应付逐渐增长的生活开支而储蓄、为取得独立生活能力或开创事业而储蓄、为从事投机而积聚本钱、为给下一代留下遗产而储蓄以及为满足纯粹守财奴欲望而撙节。凯恩斯说：“所有这些动机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的体制和组织，取决于种族、教育成规、宗教和流行的风气，取决于现在的希望和过去的经验，取决于资本设备的规模和技术以及取决于现行的财富分配和已形成的生活水平。„„我们并不关心社会改变的长远后果，也不关心长期发展的缓慢作用。就是说：我们将把形成储蓄和消费的一般背景当作既定的事实。”基于上述分析，凯恩斯对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作出非常明确的结论：“改变消费倾向的主观和社会的动机一般说来变动迟缓，而利息率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变动的短期影响又往往具有次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消费的改变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多寡，而不取决于在既定收入消费倾向的改变。”

2．杜森贝利（J.S.Duesenberry）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杜森贝利（1949）认为，消费者会受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来决定消费，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杜森贝利认为，依照人们的习惯，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则难。因此，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提出两种效应。一是，“棘轮效应”。即：杜森贝利把消费行为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结合起来，认为家庭消费即受本期绝对收入的影响，更受以前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受过去“高峰”时期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因此，消费支出的变化往往落后于收入的变化。当收入变化时，家庭宁愿改变储蓄以维持消费稳定。二是，“示范效应”。即：家庭消费决策主要参考其他同等收水家庭，即消费有模仿和攀比性。基于这样的假定，杜森贝利认为，与绝对消费水平相比，人们更关心自己与他人相比的相对消费水平。

3．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

莫迪利安尼(1950-1952）认为，人类行为的经验表明，个人消费或储蓄行为并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人们总是试图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一般而言，一个人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在中年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因此，消费者会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莫迪利安尼认为：尽管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储蓄会减少；人生安全风险加大，储蓄也会减少；当然，遗产的存在，会使得储蓄增加；同时，考虑到一个人在生命的早期或晚期会是一个借款者或称负储蓄者，而在中年时则是一个正储蓄者，因此，人的一生中，收入是有规律地波动的，家庭会通过金融资产市场以理性的方式统筹安排一生的资源，实现一生中最平稳的消费路径，即为实现一生消费的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会尽可能使他在一生中的消费保持恒定。从总体上说，在一生中，虽然收入是不稳定的，但消费会保持相对的稳定。

4．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弗里德曼（1957）认为，消费者的收入，包括暂时性的收入和永久性的收入。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而是由他的永久收入决定。永久收入是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他提出假说：一是，人们一生的经历是随机的，从而收入具有波动性。二是，家庭对稳定消费的偏好胜过对不稳定消费的偏好。家庭将试图通过金融资产市场维持完全稳定的消费路径，以使每一个时期的消费都等于永久收入。从而结论是：家庭会使现期消费等于永久收入；当现期收入大于永久收入时，家庭会增加储蓄；当现期收入小于永久收入时，家庭会动用储蓄。

三．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简述

关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的研究中，国内许多学者根据我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研究要点主要有：

1、以当前内需不足的现状为视角

王旭升（2010）认为，十余年来，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走低，低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不足。樊纲（2010）认为，中国消费水平低，不是因为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刘福垣（2010）认为，内需不足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造成的。胡放之（2009）认为，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实质上是要素市场不均衡的反映，是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而资本、管理要素报酬过高的反映。施雯（2007）认为，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手段。杜安国（2009）认为，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收入水平的影响权重最大。因此，推动城乡收入结构的转变，才能有利于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朱丽燕（1999）认为，引起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但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与生产能力的扩张是导致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政府应通过调整居民收入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来扩张有效需求。而笔者研究认为，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源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造成的。因此，只有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才有利于扩大内需。

2．以收入分配中的问题为视角

高大伟，靳晓峰（2010）认为，初次分配形成收入差距，再分配制度并未能缓和收入差距，而是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当前的再分配不公。尤其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需要在加快推进初次分配的同时，也需要加快推进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再分配体制改革。常兴华，徐振斌（2010）认为，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明显的“三个集中”倾向：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财富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吕炜，孙永军，范辉（2010）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因贪污腐败所、、灰色收入等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和谐稳定产生极大不良影响。二是收入流动性速度明显降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收入流动性较高，但此后收入的流动性明显下降；三是父辈条件的背景，尤其是由于受到父辈的影响，使得收入水平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强。

3．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为视角 蔡昉（2010）指出，调节收入分配是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同时，通过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更好的推动发展方式转型。杨巧兰，袁永生，张立民（2010）指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是抑制经济增长的速度，而实质上是对我国国内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冲击。因此，调整结构就需要把工业和农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需要把处于产业链末端的低附加值产业向产业链高端的高附加值产业转移，需要把传统行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移。但是近年来，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并不合理，产业升级缓慢，这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4．以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为视角

厉以宁（2009）指出，解决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从整体上和战略上考虑。改革开放初期，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符合当时特定的经济背景。而如今，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需要“公平和效率二者兼顾”的分配制度，才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夏斌（2009）指出，收入分配的和谐问题就是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是国有资产配置角色不合理造成的。合理的配置应该是市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需要加快推进国有资本配置结构。张小济（2008）提出，一是在一次分配过程中，需要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并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进一步兼顾公平，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二是进行科学的税费改革，使得二次分配更加公平。三是加快推进农民工自由流动速度，使得享有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和公共服务。王小鲁（2010）指出，当前，合理推进税费改革、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保障水平才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最直接、最有效、最关键的方法。胡放之（2006）指出，有效的组建企业工会，进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从而建立协调的劳资关系，是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础。同时，使得劳资矛盾能够在制度框架下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胡放之.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促进经济健康发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9,（06）.[4]施雯.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和倾向的影响[J].商业时代，2007，（06）.[5]杜安国.城乡消费差异、收入分配结构与可持续发展[J].财政研究，2009，（09）.[6]朱丽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消费需求增长[J].市场经济研究，1999，（05）.[7]常兴华，徐振斌.“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研究”课题组[J].经济研究参考，2010,(02).[8]吕炜，孙永军，范辉.社会公平、财政支农与农村消费需求[J].财经科学，2010,（01）.[9]杨巧兰，袁永生，张立民.基于协整理论的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研究[J].特区经济，2010,（02）.[10]厉以宁，渝京，厉以宁.解读公平、效率和宽容[J].新财经，2009,（03）.[12]王小鲁.我国收入分配现状、趋势及改革思考[J].中国市场，2010,（02）.[13]胡放之.我国当前工资决定机制研究[J].求实，2006,（01）.作者简介：杨金磊（1985--），男，山东枣庄市人，枣庄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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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扩大消费需求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扩大消费需求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摘 要：扩大消费需求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想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自身的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经济出路的重大问题。试图联系中国的实际，讨论如何扩大当前中国消费需求。关键词：消费需求，居民收入，宏观经济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的发展被拖入了一个沼泽，世界范围内的跨国贸易收到冲击。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近几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出口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出口的放缓呈必然态势，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要把目光锁定在消费与投资上。其中消费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是最稳定的动力，在出口陷入严冬的情况下，只有扩大消费需求才能保持经济增长。制约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鉴于我国贫富差距逐年拉大，低收入阶层所占比重较大的整体情况，持续上涨的住房、医疗及教育支出给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压力，同时全球金融震荡所造成的国民对经济形势的不良预期导致了人们消费意愿的下降，进一步提高消费的增长速度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具体而言，制约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因素有：

(1)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着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需求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收入增加消费也就增加，收入降低消费也就会减少。近几年，国民收入的分配在居民、企业与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失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约为43%，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居民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普遍在54%至65%。据统计，我国消费率下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水平。

(2)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较大提高，社会阶层财富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分化使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充分释放。从我国总体实际情况看，高收入群体是高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低收入者偏好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情况介于二者之间，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是消费的主要贡献者，中等收入阶层需求潜力巨大，由于所占比重过小，缺乏相应的购买力，加之基本消费需求已满足，因而消费行为较理性。低收入群体主要是城镇的下岗失业者和大部分农民，所占比重较大。其收入状况决定其消费行为较谨慎，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大，但由于收入水平低，制约了潜在消费的实现。

(3)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通过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意外灾害、失业、疾病等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在实现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风险共担的同时，促进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分配结果的不公平。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但保障水平以及保障面较低的现状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险体系依然未能建立。在此情况下，居民通过储蓄来应付这种不确定因素，这样就制约了即期消费的增长。

(4)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悲观消费预期也阻碍了内需的扩大。一般来说，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短期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市场上消费变化的需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往往会出现滞后，同时由于收入制约及经济危机带来的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收入大部分被转化为储蓄，消费的拉动作用不能有效体现。

(5)福利体制市场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福利消费体制的市场化，居民的支出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占居民家庭收入比重的迅速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储蓄增加。特别是受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这使得居民预期收入也可能随之减速。另一方面，国内股市和楼市的降温，又使得部分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今后城乡居民的实际购买力，造成国民消费实际增长减速。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对策建议

我国正处在向消费型国家过渡的时期，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内需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经济增长更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

(1)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过低已经成为扩大消费需求的瓶颈。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以合理调节企业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尽快消除消费者在新旧体制交替期的不安定感。在研究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供需关系，着力解决消费领域存在的体制性约束和政策性约束，积极引导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观念，推进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在增加农民劳务收入的同时将更多的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投入到农村市场，增加农民消费需求。此外，政府应加快城市化发展，积极发展小城镇建设，为农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使农村劳动力向其他部门转移，靠其他部门增加农民收入。还

应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劳动技能以及经营能力，拉动农村的消费需求。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问题。

(2)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建立起科学、透明、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一是要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消灭灰色收入；二是要加强对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努力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三是要通过制定最低工资等直接对初次收入分配领域进行宏观调控；四是推进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然后完善再分配机制，实现分配的公平。尽快启动个税的深层改革。必须通过一系列税制的配套改革和整体的设计，真正实现税负合理和公平，提高居民购买力。三是进一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随着教育产业化、医疗和住房的市场化，中央财政在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呈现出明显的收缩趋势，地方或因财政不足对保障领域的投入也有削减。因此，此次拉动内需应以改善民生为主，政府应增加对公共产品领域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具有民生保障的公共投资；要进一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再分配途径获得更多的收入。

(3)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和健全，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负担比较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当前消费。为此应采取措施控制其对消费者的超额支出，对给人民基本生活成本带来巨大压力的消费进行控制。此外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

领域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改善公众未来支出预期，有利于增加当期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增加的同时，中低收入者可以将增加的收入投向更高层次的消费。因此，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进程，将稳定社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分散的“预防性储蓄”。当前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社会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的积极性和强制性，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从根本上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4)积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它反映着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偏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减弱。这表明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程度还不高，发展性消费和享受性消费还没有相应地大幅度扩展。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投资率，提高城乡消费比重，在资金安排使用上要注重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在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变动中，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俞建国.“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思路和对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0，(2).[2]李睿.基于扩大内需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分析[J].商业时代，2010，(5).[3]王小刚，李钢.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探析[J].兰州学刊，2010，(01).[4]张蕾.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消费需求问题[J].网络财富，2010，(02).[5]熊唯伊，熊海斌.提高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与消费需求扩张[J].消费经济，2010，(01).[6]王蕴.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9，(24).

第五篇：《糖》与身体写作

《糖》与身体写作

摘要：“身体写作”是对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女性“缺席”现状的反叛与抗争，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颠覆，应用在文学中是对特定的文学表现方式的一种描述，重点强调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和女性对生活的感受方式。立足于女性的身体，使女性身体和语言发生有机的联系，即将身体写作作为翻译的一种语言策略。对于“身体写作”虽然褒贬不一，但是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原因同时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旨在讨论“身体写作”的成因、发展，棉棉小说《糖》中的体现，以及它对中国文学所带来的影响。关键词：糖身体写作

1996年，评论家葛红兵在《山花》杂志发表《个体文化时代与身体型作家》一文，针对女作家棉棉的作品特征，首次提出“身体写作”概念1。此后，“身体写作”不仅成为文学评论家的批评词汇，而且逐渐也成为一股文**流，文学从精神向身体滑落的轨迹清晰可辨。

“身体写作”，溯其本源是在五四时期女性意识觉醒之后，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展开，女权主义在新时期的一个分支，它着重从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和女性对生活的感受方式来描写“新新人类”的杂乱生活和潜藏的心理愫求。

一

“身体写作”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首先，它与新文化运1 梁平,身体写作:人性的褊狭与世界的虚拟.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9月

动时期女性解放是一脉相承的。其时众多的女作家，如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庐隐、陈衡哲、石评梅等人，她们先后都在创作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有关女性权利的问题，从而开启了现代知识女性思想觉醒的新传统。30年代丁玲继承了此种传统，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十分大胆地袒露了女性内心的真实渴望和追求，作品中充满了情绪化的宣泄话语，当时文坛一时震动。文革结束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打破了女性文化禁锢的坚冰，随后80年代的王安忆凭借着《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等作品为女性文学体裁打开了新的局面。90年代下半期以后，陈染的《私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有大量有关性的描写，时人一时讥讽，但追捧者络绎不绝。至卫慧、九丹、棉棉等人及其《上海宝贝》、《乌鸦》、《糖》的出现，“身体写作”才正式演变为一股文**流，其主要特征是“性是其描写的主要内容，欲望是其基本主题，酒吧是其重要意象，自虐与自恋是其最具特征的心理过程”2。

其次，同一西方文艺性别解放思潮的影响，如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的巨大推动作用。杜拉斯在其作品中叙述道“有 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那是不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团,归结为唯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3”。在这样的创作观念支配下,杜拉斯写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情感,写了一个女人的性和一个女人深藏 2郭宝亮.个人化写作与公共性[N].文艺报杜拉斯.情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于心底的那个情人。在他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欧洲文坛掀起了巨大的变革旋风，这也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影响了文学创作的观念，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样态。

再次，“身体写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有莫大的关联。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女性则处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中的最 低层。她们一直承受了男权社会所附加的种种重负，而性在传统文化心理中往往不具有生命价值的意义，它只是承担着传宗接代的生产工具而已，性就是一种罪恶象征和代名词。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倘若女性以公开或不公开的言行，去争取属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性爱权利，实属一种极为艰难和可耻的行为4。因此，女性始终是文学作品中被言说、被描绘的对象，长期处于一种沉默和失语状态。她们没有任何资本反抗强大的男权社会，部分知识女性在百般无奈之下，才开始用 书写女性躯体的方式来和男权社会作斗争。由此可见，“身体写作”只是女性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下摆脱沉重枷锁的极端方式，要从那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中逃遁出来。由上所得出的结果就是，“身体写作”只是在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的一种反抗方式。二

棉棉作为“身体写作”潮流中的一位代表作家，在其作品《糖》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棉棉用纤细敏感的神经为我们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女孩与一个叫赛宁的男孩之间的爱恨纠葛，或许在棉棉这里，我们所能看到的1989年之后的历史就是这对恋人夹杂着暴力、毒品和性4 禹权恒,“身体写作”的症候式分析.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5月的反复分合了。小说开篇就讲，父亲把她逼到蒙娜丽莎画像前，还强迫其听交响乐，但是女主人公却是以挑战的姿态来面对她父亲的专制的，对蒙娜丽莎更是有一种天生的仇恨。小说这样写道：“她的眼睛,就像一场正在发生的车祸；她的鼻子，是黑暗发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里笔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灾难的旋涡；这个女人几乎没有骨头，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秃秃的眉骨，是无所不在的嘲讽；她的衣服，是一个能把我拐走的大伞，还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无疑问像腐烂尸体的一部分”。对于公认的经典美，父女俩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是由于父亲是长辈，是一个男性；“我”是受制于父亲的晚辈，是一个女性。从各自的社会地位与性别出发，对同一幅画像作出不同的解读。这被棉棉描述成为：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向处于强权地位的男性所规定的美的秩序的挑战。

在《糖》中，“我”自认是“问题女孩”，男主人公赛宁是“问题男孩”。他们毫无顾忌地汹酒，不计后果地吸毒，也不问底细地同居，因为“我们都来自破碎的家庭，我们的童年都极为阴暗,我们的书都念得不好，我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孩子理我们，我们的哮喘病都差点要了我们的命，我们长大后都不愿过父母给我们安排好的生活，我们都没有什么理想，不关心别人的生活，我们都有恋物癖,我们的家长都因为我们小时候吃过很多苦而特别宠爱我们，我们都没有音乐就不能活”。男女主人公极为相似的人生阅历，使他们彼此共容易获得认同感；他们的生活纵情、随意、颠倒、虚无，爱是他们堕落的理由，他们只有在性和白粉的糜醉中才能得到片刻的喘息、麻痹、幻觉、激动、忘却。

表面看，《糖》用它的妓女、窃贼、流浪者等社会边缘人群进行了反道德主义的观念挑战。譬如对妓女职业道德感的高度激赏。棉棉在《糖》中为妓女小上海编制了一套形而上学的乌托邦卖淫哲学：美丽的小上海并不缺钱，只缺爱情，做鸡能够从男人处找到钱和爱情，这就使她乐意去卖。作者用她对嫖客的极尽温柔来夸赞她的职业道德，让她从一家酒店红到另一家，让她卖出高潮、卖出感觉、卖出亮点、卖出辉煌，甚至在重症之中仍是红极一时的“箫霸”5。实质上，棉棉演绎了苏童娼妓自足的理论，并在现代化的时空中给以创意的演绎，给女主角以维护道德原则的斗士的造型。

三

“身体写作”，虽然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现实的男权社会，作品中因为充斥了大量的性行为描写，在文学评论界所获声誉并不很高，同时也消解了文学作品的普遍意义，但是它延续了以往女性解放的思想，以反叛的形象冲破中国男权社会为中心的沉重语境，真正地表现作为女性自己的切实感受，对于女性的解放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为在更深层次上解放女性思想有重要的意义。棉棉.糖[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