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的新常态

第一篇：银行业的新常态

银行业的新常态

笔者结合本公司近百个网点项目，走访近百家银行，与各银行高管的沟通交流中，了解到当前当前国内经济新常态的悄然出现，银行业的新常态也如期而至。对于与国家经济同呼吸共命运的银行业来说，如何适应变革、长效发展才是重中之重。而充分了解宏观经济新形势，打好一场有准备之战，又是银行的头等大事。

一、经济新常态

以往，我国经济以“高增长、高投资、高出口、高污染与高能耗’为特征的旧常态运行着，而如今，迎来“四期叠加”经济新常态。“四期叠加”，即为国内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新的改革攻坚期四期交织叠加。

“四期叠加”是高度概括后的一个名词，关于其具体内容，笔者在此一一详述。

（一）、增长速度换挡期： 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年均近10%的持续高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继2007年经济增速达到11.9%的相对高点后，200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分别为9.6%、9.2%、10.3%、9.3%、7.8%，再到2015上半年增长7.6%，全年预测增长6.9%。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里，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居在8%—12%区间，如今，经济增长速度盘桓在7.5%—9%的区间，下限由8%下降到7.5%，下降0.5个百分点，上限由12%下降到9%，下降3个百分点。由此，中国经济从1978-2012年的超高速增长模式转型为中速增长模式，开始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

（二）、结构调整阵痛期：经济结构由失衡到优化再平衡调整 中国经济降速换挡，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

动力结构方面,过去更多的是靠投资、出口、第二产业的发展来拉动经济。随着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的完成,投资率慢慢降下来;产业结构方面,我国现在第一产业占10%,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加起来是90%,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意味着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区域结构方面,过去经济是沿海出口导向型,生产力的布局是沿海和临港的。现在产业转移,沿海出口趋势不明显。过去是城市吸引农村,现在城市向周边转移,城乡之间的差距也会趋于缩小。

以此看来，国家经济重点发生异动，利益分配开始调整，各行业、各地区的传统关系打破，必会引发种种阵痛。

（三）前期政策消化期：消化前期刺激性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及时采取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等一揽子刺激政策，4万亿投资推动了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也对世界经济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前期刺激政策带来最大的后遗症不是产能过剩，而是债务肿瘤从良性成长为恶性。

从2011年二季度开始，一直到现在，是刺激政策成本的消化期。国家正快速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化解地方性政府资产负债等活动，总的政策方向是保持政策定力、由刺激性到稳健性平稳过渡。

（四）新的改革攻坚期：改革的情势艰难而严峻

“攻坚期”表明了改革的情势艰难而严峻，其具体表现在： 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容易改的问题都已经改了，留下来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而这些硬骨头又不是来自某一方面，而是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二是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必然要涉及到一些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三是深化改革必然要涉及到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如所有制改革，诸如此类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涉及到其他多项改革，涉及到千千万万人的直接利益。

四是改革涉及面越来越广，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国防和军队体制以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诸多方面。

可以说我国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受众最多、程度最深、难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面临改革攻坚期，要的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和决心。

二、银行业新常态

经济决定金融，经济步入新常态，必将催生银行业的新常态。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我国银行业的新常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与经济增速回落相适应，银行业的增长速度将逐步回归正常。

从整个银行业来看，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8%，而金融行业的增速却保持20%～30%，这显然不尽合理，也不可持续。因为在这样的格局下，很多的金融活动实际上是“脱实就虚”“自娱自乐”。同样地，单个金融机构对其未来发展速度的预期也要更为现实、理性。总之，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区间的下移，中国金融业过去十多年“跑马圈地、高歌猛进”的时代已经结束，增速回落将是金融的一个“新常态”。

（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与银行业的转型发展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银行业的结构和生态将发生变化。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金融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一是“资金多，资本少”，造成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偏高；二是“间接融资多，直接融资少”，国民经济的风险集中于银行体系；三是“银行存贷业务多，其他业务少”，银行只懂得做存贷款，较少从事其他金融业务。今后，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种局面将获得改变。一方面，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将进一步健全完善，互联网金融等新的金融服务业态将加快涌现；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价格机制更加市场化，未来利率、汇率的波动也将成为金融的一种“新常态”。

（三）、与经济政策改变相配套，银行业的各项基础条件将不断改进并完善，金融监管环境将日趋严格。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新的规则。与此同时，国内金融监管也因势而变：一是维护金融稳定，对银行资本的要求更为严格，对流动性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二是实施“栅栏原则”，要求把银行或其他不同类别金融业务及风险进行区隔；三是加强审慎监管，一方面要求银行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活动更加透明、规范。

（四）、与新的改革攻坚克难相同步，传统的经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银行业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创新。

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家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积极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样的机遇和挑战下下，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更加激烈，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和风险管理都面临深刻变革。当前，银行资产质量虽然总体可控，整体风险抵补能力保持稳定，但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也正在承受不良贷款双升、盈利增速下降的发展压力。银行需要不断适应经济转型要求，完善和提升风险管理手段，提高差异化风险经营能力，在发展战略、布局市场、管理方式、信息技术方面推进转型，谋划创新的同时，始终遵循商业银行经营规律，坚持稳健风险偏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中低速增长、高要求服务、平民化生存、变革中发展”将成为新常态下银行业的标志性脸谱。

三、银行基层网点生存现状

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和银行业新常态的出现，对各大银行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目前形势下看，基层网点所处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一）外部方面

1、宏观经济的转型。经济增速回落，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宏观经济正面临着全方位、深层次的转型。经济决定金融，宏观经济转型对基层网点产生重大影响，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速度减缓带来客户群体的改变，业务发展受影响；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风险控制的改变；资产质量受影响；第三、推进利率市场化盈利空间带来改变，经营成果受影响。

2、监管政策的调整。由于宏观经济的变化，监管部门监管的理念、标准、力度、重点也会随形势的变化作一些调整。对网点经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监管标准趋严，网点合规经营的要求更高；监管力度加重，网点违规经营成本更大；准入监管从简，网点同业竞争程度更胜；监管业务变细，网点产品组合自我创新的更难。

3、同业竞争的加剧。经济调整减速降温会带来业务规模相对缩小。在市场总量相对萎缩的情况下，基层网点的同业竞争必然会加剧。一是竞争程度激烈，网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实现自身的生存，不论是竞争的形式，还是竞争内容都会比过去更激烈。二是竞争范围更广泛，从过去的存贷款竞争到客户竞争，从渠道竞争到科技力量的竞争，竞争无处不在。这给网点业务的推进增添了比以往更大的难度。

4、客户偏好的变化。新形势客户金融消费偏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商业银行网点的经营。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客户结构正在改变，差异性需求日渐显现。中老年客户习惯于传统的银行服务方式，年轻客户希望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对服务的便捷性、易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客户消费行为正在改变，金融消费多元化倾向日益突出。仅满足于存取款业务的客户少之有少。客户更加再意用户体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网点功能将发生重大转变，成为用户体验的场所和产品陈列的橱窗。三是客户对银行服务的要求正在改变，银行改进服务的压力日显迫切。

5、金融脱媒的加重。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经济金融化，金融市场化已成必然，商业银行主要金融中介的重要地位相对降低。储蓄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转向直、间接融资并重的过程加快。企业融资渠道多元化，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也相对降低。金融脱媒对基层营业网点的直接影响就是存款比过去更难抓，贷款比过去更难放。

6、利率市场化推进。利率市场化推进对基层网点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经营成本迅速攀升，不对称性的利率管理政策，使存贷利差减小，赢利空间被压缩。经营成果完成压力增大。同时，利率风险管理也对基层网点负责人提出了新的考验。习惯于过去存贷款统一定价的模式一去不复返。学会利差对称性管理势在必行。

7、互联网金融冲击。互联风金融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给传统金融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报刊、杂志有太多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的基层网点而言，其冲击和影响主要集中在模式和客户上。具体表现为，模式颠覆，虚拟渠道打破传统壁垒；客户争抢，便捷服务挖走长尾客户；产品创新，体验和收益动摇客户基础。让基层员工切身感受到的就是营业大堂内客户流减少。客户存款向支付宝、余额宝转划的现象日益明显。

（二）内部方面

1、网点规模偏小，竞争力有待提升。商业银行的基层网点过去大多是储蓄所，通过转为分理处继而升格为二级支行。虽然，成为了支行，但其人员结构，业务功能，经营规模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经营规模偏小，且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经营，直接影响网点的市场竞争力。

2、网点人员不足，人力资源有待增加。普遍说来，商业银行的基层网点内，人力资源有限甚至是不足，无法满足对到访客户的营销需求，遇上员工请假，业务高峰，基层网点状况更是运转无序，产能提升乏力，劳动组合有待优化。

3、员工技能缺乏，经营力有待提高。员工的经营技能是业务发展的核心所在。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员工年龄结构断档，无论是普通的员工，还是中层管理人员，这个问题都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并创造条件加以解决。员工技能缺少主要表现在不适应新的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日新月异的新知识学习不够，对与时俱进的新产品营销不深，对不断升级的新流程操作不熟，对多元差异的客户新需求掌握不透。

4.老龄化现象较重，营销活力有待增强。在大部分银行的网点，年龄偏大的员工占据大半，甚至达到整体网点人员的三分之二比例，年龄偏大的员工，思维方式固化，活动参与主动性不足，营销积极性不够，网点整体活力需年轻员工带动。

5、营销氛围不浓，氛围营造有待强化。产品宣传折页制作不足，产品展示设备闲置浪费，物理分区的营销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营销话术寡淡无力，各岗位间联动不足，厅堂到访客户难以被激发，厅堂阵地战难以致胜。

6、外拓活动不足，营销范围有待拓展。仅立足于网点内部的营销活动范围非常局限，服务的针对性、差异化不强，效果不明显，营销后劲难以为续，社区营销、场外营销活动亟待引进。

7、“当家人”压力很大，管理工作有待支持。绩效考核方案和目标激励机制已经建立和逐步完善，但现实问题是，网点财物有限，难以激励员工，在网点经营管理方面，网点负责人更是需要多方出谋划策，助力支持。

8、客户基础薄弱，营销深度有待增加。由于商业银行实行的是部门营销负责制，条线分明，做存款的只管存款，做贷款的只负责放贷，综合营销协调能力不足，不能全方位多层次满足客户的需求，造成部分客户分流，特别是一些单一网点，本来客户就不多，加之同业之间挖转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客户基础就更显薄弱。

9、客户结构不合理，优质客户有待维护。低端客户大量消耗网点资源，平常琐碎业务占据网点时间，导致中高端客户业务办理受到影响，体验较差，最终导致中高端客户的流失。

10、业务结构单一，创新力有待突破。基层网点的业务大多还是个金零售方面的业务，主要是存取款业务，即或有部分品种的个贷业务，也由于信贷管理集中管理的要求，一般都集中于上级支行。而且由于客户经理人数或能力方面的原因，大部分即使网点功能支持能办的业务，也没真正开办起来。造成网点业务结构相对单一，不能全方位满足客户不同种类的金融需求。

11、体制机制僵化，适应力有待改进。无论是管理体制，还是考核机制，都存在着很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大的商业银行的网点，实行统一法人授权经营制，使得命令到执行的时间拉长，时效不足；小的商业银行的网点，过大的经营自主权，又极易酿成风险。管理机制陷入“管紧就死，放活就乱”的极端局面。考核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网点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不科学、不系统，不连续、不适应。考核模式要么是所谓的产品计价，要么是以目标任务完成率为依据，没有找到完全既适合基层实际，又促进业务发展的一套科学实用的考核办法。

12、智能设备闲置，业务分流有待提升。一些中老年用户办理简单琐碎业务，常常愿意在柜台前排队等候，而没有被及时引导到自助机具前办理，导致智能设备闲置，客户等候现象严重，柜面压力增大，业务分流未收到良好效果。

四、银行面临的新要求

基层网点所处的种种困境，对银行各方面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对营业网点的经营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营业网点是基层第一线，是银行最前沿的营销阵地，也是展示银行形象的窗口。而当今营业网点存在“对自身定位不明确、风险防控能力不足、营业能力不强、激励机制缺乏”等问题，银行对营业网点的经营能力，应该首要得到提高。

（二）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对人的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当前网点在人力资源上存在“人力资源不足、岗位职责清分不到位、个人能力与岗位要求不匹配、劳动优化组合未收到实效”等问题，如何充分发挥网点内部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优化人员配置，促进生产经营的发展，对银行而言，是工作核心所在。

（三）对客户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当今网点的营销模式由“营销产品”向“营销客户”转变，客户关系管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银行的业绩，因此，对客户的管理维护的重要性也日趋明显，如何“稳住老客户、挖掘新客户、维护优质客户”，扩大客户资源，深入挖掘客户需求，在客户上做广、做深、做精、做细，是银行新的工作重点。

（四）对内部经营流程的掌控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银行规模日趋庞大，部门分工越来越细，部门考核目标分散，使得“局部与总体经营目标相偏离，业务管理环节过多、流程周期太长，差别化和多样化的服务匮乏，业务流程彼此不协调、甚至存在冲突”等问题涌现，如何优化内部经营流程，实现有条不紊运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对点均、户均、人均效能的提升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点均经营能力不强，户均维护率管理资产不高、人均劳动效率不高，使得银行各核心指标态势下行，经济效益未能得到充分提高。如何提升点均、户均、人均效能是银行面临的综合型难题。

（六）对同业竞争压力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近年来，外资银行加快本地化发展，互联网巨头阿里布局金融业，民间资本筹建银行获批，传统银行加快互联网金融脚步，同时，以网络金融、移动金融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势头迅猛，同业竞争压力来势汹汹。这对传统商业银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能否应对同业竞争压力，提升自我核心竞争力，准确把握新金融的发展趋势、提前布局，决定着商业银行未来的竞争地位，甚至生死存亡。

第二篇：新常态下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特点及对策方略

新常态下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特点及对策方略

王若岫

2015-01-26

要：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业转型发展和风险管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变化。本文通过分济新常态下银行业风险呈现的“信用风险进入集中暴露期”“流动性风险进入凸显期”“操作风险进入多发期”“政策性风险进入快放期”“外部风险进入传染期”“国别风险进入增大期”的“六期”新特点和新趋势，提出了适应新常态特点加强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风险管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 键词：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体现了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和判断。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济新常态下银行业转型发展和风险管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变化。

一、对新常态下银行业风险新特点的初步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呈现为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三期叠加”。在此大背，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经济增速由长期高速增长向中速平稳增长过渡；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向追求发展质量转是增长驱动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转型；四是经济管理方式将会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由传统治理体系向现代化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转型，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的新常态必将催生金融的新常态翻o金的增长将由规模、效益双重高速增长逐步回归正常水平，经济结构优化与银行业转型发展相互影响并相互促进，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去杠杆的现状将导致银行风险防控压力不断上升，与高速增长时期相比，银行业传统的风险表现形式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经济增速放缓，信用风险进入集中暴露期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至7.5%左右的中速新常态，不可避免要经历行业景气周期性波动，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态势将不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尤其是亲经济周期性的行业信用风险将不断上升。可以说经济增长速度新常态的换挡期就是银行信用风险集中期。突出表现在：一是不良资产增量持续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年以来，银行不良贷款已连续出现季度环比增加，不良贷款余增了50%左右，不良贷款比率逼近20/0左右，如果加上隐性不良，其占比将更高。二是风险传递梯度特征明显。从地区分布看，不良首先从经济比较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暴露，逐步漫延至中部次发达地区，预计2014年四季度和2015年，西部达地区将会成为不良贷款新增较多的区域。三是平台贷款风险与地方债务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地方债务持续增加，银行融资平台贷款规模得到控制，但信贷渠道以外的其他各类融资快速增长，占全部融资比重不断提高，其中相当部分资金实质仍来源于银行体系。加台贷款还款来源相对单一，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相互交织，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土地出让收入增长放缓或融资受阻，将资平台带来较大的偿付压力。四是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拐点”风险。IMF的一项研究表明，近来50件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前，超过三二的有房价极高与衰退现象。我国房地产企业资金链条紧张、库存量大、集中，房企融资难，绕道融资量大、价高，房价趋跌，风险。五是产业结构升级，产能过剩行业风险严峻。部分行业处于“高产能、高成本”的运行状态，企业增加节能减排投资的难度较大，“消批”面J临挑战。在产能过剩行业集中、产能压减任务较重的地区，部分存量贷款难以在短时间内收回，若强制压缩或退出极易造成企金链断裂，“淘汰一批”过程中银行风险管控难度较大。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易出现恶意逃废银行债务、悬空银行债权现象，“整合一含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流动性风险进入凸显期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加快推进，银行机构尤其是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面临的诱发因素不断增多。一是资金供需矛盾突金融消费者投资渠道多元化等因素影响，银行存款增速放缓，但贷款增量资金需求比较旺盛，加剧了金融体系资金供需矛盾。二是资源稳定性下降。互联网金融业态、银行表外业务和理财等快速发展，对银行资金来源稳定性的冲击日益显著。加之，市场机构对利率的敏感性大幅上升，资金在资本市场与银行市场之间转移的频率和规模成倍提高，尤其是在月末、季末的特殊阶段，资金保支付会面定压力，如2013年6月就出现了“钱荒”现象。三是资金错配加剧。银行表内外资产扩张冲动较大，对同业市场资金依赖程度上升，期配加剧，容易出现流动性缺口o四是由声誉风险引发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中小商业银行实力不足，资金调拨能力差，一旦出现的负面舆情，就可能诱发流动性风险02013年就有农商行因“倒闭”谣言，引发了“挤兑”**。五是流动性风险管理仍然粗放。部分中小

对流动性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流动性管理仍然停留在匡算资金头寸的初级阶段。尤其是内控方面存在管理架构不全、责任不清、预术落后等问题，银行既无法前瞻地预测流动性发展趋势，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发生问题时对监管机构的依赖思想，实际风险应对能力较差。

（三）银行业高速扩张，操作风险进入多发期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经历了井喷式增长，到2014年三季度末，全国银行业资产规模突破168万亿元，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65倍，年均递增19.10%，银行从业人员由2008年末的272万人增加到355万人，年均递增5.48%，低于资产规模增长13.62个百分体经营管理水平特别是风险管理水平提升与发展速度不匹配。部分银行过度追求规模、市场份额增长，忽视了风险管控人员、技术、的建设，稳健审慎发展理念和合规经营意识相对滞后，因风险管理不到位、内控执行不严导致的操作风险隐患和违规问题突出，银行类风险事件和案件突发、多发、频发。银行业过去几年高速增长隐匿的潜在风险化解，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四）非市场调节，政策性风险进入快速释放期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家的调控政策在保持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决定性作用的。在2008年实施4万亿元投资计划强刺激下，银行信贷随之呈现高速增长，之后央行加强了信贷规模控制，实施从严管理，一些银行规避信贷规模管理、行业政策限制以及监管要求，大量发展同业、理财、委托贷款等表外和表表外业务，抬高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了相关风险。加之，我国“政治银行家”向真正银行家的过渡尚不充分，由于地方政府本身政策制定的“人治”属性，使银行可能被“俘获为地方官员自身政绩工程的受害者，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长期以来积聚的政策风险将快速释放。

（五）非传统金融机构活跃，外部风险进入传染期

近年来，一些经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小微金融交易平台等非传统金融机构异常活跃，P2P、等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相关风险呈现出向银行体系传染的趋势。部分企业一边向银行借款，一边举借民间高利贷，一些过度融资或

宽裕的企业将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转入小贷公司或从事民间借贷赚取利差，还有些企业通过民间融资渠道寻求高息“过桥”资金，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传染蔓延。部分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关联企业过度担保，加大了代偿风险。与此同时，一些中介机构、投资理募基金、农民专业合作社、股权投资等领域非法集资案件明显增加，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也加剧了风险向银行体系的传染。

（六）“走出去”战略实施，国别风险进入增大期

随着我国经济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人民币的国际化水平提高，日渐成为全球重要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货币，共同加速了中国银行业的“走出去”步伐，海外资产不断扩张，对外资金投入不断增多，国别风险逐步增大。金融危机之后，国济金融环境仍旧动荡，国际金融形势不容乐观，美日经济复苏缓慢，欧洲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经济低速发展，中东、北非形势复杂，市场国家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部分东南亚国家政局不稳、与我国外交关系恶化，中国银行业在海外平稳发展面临的国别风险将会增大。

二、加强新常态下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应对新常态下银行业风险管理出现的新特点、新变化、新挑战，需要顺势而为，强化顶层设计，加快发展转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断提升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一）强化与新常态相适应的银行业风险管理顶层设计

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研究和设计，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现代银行业发展的规律特点，出台加强银行业风险管理的中长期总划和高层指导意见。全面推进金融法制建设，加快完善监管法规体系，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管法》等法律法规，稳步存款保险制度，适时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快制定银行业分类管理的办法，可按照资产规模、业务复杂程度、系统重要性、管力等方面，综合设计分类标准，实行有限牌照制度，推动银行业差异化定位，特色化发展，避免过度同质化竞争造成的风险积聚。

（二）按照主体责任的要求提升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银行业应深入落实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前瞻思维”，预设风险防线，提升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和水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抓住公司治理这个关键，完善治理结构和制衡有效、激励兼容的运行机制，加强对高级管理层的约束，增强内部监督有效性，改进绩效考评机制，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运营管理的稳健性。合理确定整体风险偏好和发展战略，全口径大额风险暴露限额和风险容忍度，严格控制整体杠杆水平和总体风险水平，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工具、方法，提高风险管理能入推进合规机制和合规文化建设，加强员工行为教育和管理，提高依法合规经营水平。

（三）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夯实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经济基础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离开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银行业将成为无水之源、无木之本。银行业应深刻把握服务实体经本质要求，牢固树立与实体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念，主动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特点，自觉服务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不实风险管理的经济基础。坚持有保有压、有扶有控、有进有退的原则，严格执行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金融服务薄弱环区的金融支持，促进落后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技术升级换代。稳步推动金融创新，针对实体经济客户类型、需求特点、成长阶段等，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自助设备，研发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产品的针对性和服务方案的专业性

（四）坚持业务治理与风险治理相结合，完善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机制建设

当前，银行业风险呈现高度的复杂性、交叉性、传染性，过去对某一单点、某一条线的风险管理模式，已很难适应新形势发展，需续深化业务治理体系与风险治理体系改革，实现风险管理从单点单线管理向立体综合管理转变，从各自为政向充分协调转变，从被动向主动防范转变。持续推动业务治理体系改革，适应银行集团化发展要求，根据不同业务特点，分别实行子公司制、条线事业部制、部门制和分支机构制改革。大力推进风险全口径并表管理，加强母子公司的上下并表、表内表外业务的内外并表、境内境外的本外币，切实防止风险隐匿、转移、传染、放大。

（五）强化监管引领，提升银行业风险监管效能

银行业监管当局应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大力推动监管治理体系和监管能力建设，提高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有效性。梳理整合监管规则实与宏观审慎相关的监管政策，构建简明清晰、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有机结合的监管政策框架。落实简政放权要求，优化市场准入，于市场，提高监管透明度和公信力。完善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划清职责

参考文献：

[1]张燕生，结构调整新常态的特征和前景[J].中国金融，2014，（14）：28-30.[2]李仁杰，新常态下银行的经营转型[J].中国金融，2014，（20）：16-18.[3]辜胜阻，刘伟，曹誉波，防范经济转型期的金融风险[J].中国金融，2014，（14）：12-14.[4]连平，新形势下中国银行业发展呈现五大趋势[J].中国银行业，2014，（9）：32-35.[5]董希淼，新常态下中国银行业走向何方[J].中国银行业，2014，（9）：36-39.[6]李麟，刘彬，索彦峰.新常态下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存款保险制度[J]，中国银行业，2014，（9）：45-47.，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交叉、重复监管、过度监管，提高监管的整体合力和效能。

第三篇：新常态介绍

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随后，习近平7月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在习近平看来，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提新常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中，有三处提到新常态：“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中新网李金磊）[2]

中国经济新常态九大特征编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会议认为，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

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3]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期编辑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

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习近平阐述编辑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的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有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比如我们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了60%以上。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2013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热议新常态编辑

在把“新常态”作为执政新理念关键词提出6个月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4年11月9日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是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讲这番话的。观察家认为，中国领导人发表“新常态”之论，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走向新常态的中国也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说，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今天的APEC演讲标志着，习近平“新常态”之论进一步成形。

“„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会议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记之一。”卢锋说。

当习近平谈论“新常态”时，他在说什么？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历来是中国领导人阐述中国经济发展路向和回应外界关切与疑问的重要场合。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长7．4%，这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甚至唱空论调的出现。

“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轻松地说，他同时列举了诸多结构调整的积极迹象，包括就业持续增加，居民企业和财政收入稳增，服务业增势显著，内需不断扩大等。、他进一步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包括： ——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习近平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习近平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卢锋评论指出，习近平用“新常态”向世界描述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新表现，包括增速变化、结构升级、动力转变，特别阐述了新常态派生新机遇，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为什么是“新常态”？

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公报中评价过去一年执政成绩时提到了“新常态”：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了解中国政治的专家指出，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提及的新词汇、新表述，往往包含着重要的政治信息，党的理论家通常称其为“新话”。

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与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重申了上述新常态观点。

在卢锋看来，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创新宏观经济管理的新理念新举措引人注目，包括对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的强调；提出调控合理区间，将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7．5%左右”等。同时，以2013年秋天公布的全面深化改革一揽子计划为标志，强力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改革。

他认为，提出新常态，以及对宏观政策要稳、要有定力的强调，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形势有科学而清晰的判断，这有利于“稳”住宏观政策，避免了经济稍有动静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

“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中国决策层直面失衡调整困难的决心，对中国经济形势特点给出一种合规律的解释。”卢锋说，“这可以引领预期、凝聚共识，引导海外人士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

尽管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至7．4%，但据IMF的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超过美国。对亚洲而言，中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增长0．3个百分点。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和世界都是利好消息。

他分析说，进入新常态后，由于总量规模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弱。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总是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中国转向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CEO道格·奥伯黑尔曼2014年11月9日在参加工商领导人峰会间隙对新华社记者说。

他说，增长除了速度以外，质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企业那样，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驱动增长。

在APEC北京会议上，人们注意到，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演讲中表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

此前一天，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中国为2014年APEC会议确定了“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并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重点议题。

“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习近平在演讲中说。

“新常态”：一把理解中国走向的钥匙

习近平在演讲中阐述新常态时也提醒，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他强调，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虽然习近平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新矛盾”“新问题”和“潜在风险”，但专家们对他的上述判断普遍有共鸣。

卢锋具体地指出了新常态化过程中可能伴生的新矛盾和新风险，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等，都是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的调整和化解。

王小广说，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要进行结构优化升级等调整和改革，这其实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等、靠、要”，改革不成功，就会出现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需要靠改革来化解风险。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习近平在演讲中坚定地表态。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观察家认为，习近平的“新常态论”可能有远超出经济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

中共知名的理论家施芝鸿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营造了“十个新常态”。

“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施芝鸿说。

第四篇：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不断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变换也悄然进行。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经济新常态。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原因，机遇与挑战，经济建设

经济新常态是指国家在经济发生危机后，通过调整进入到的一个缓速增长的“过渡期”，相对而言还有旧常态，旧常态是一种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的是数量的递增以及成本的控制，而“新常态”则开始追求规模化以及质量化的发展目标，所以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1]。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

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7月末，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11月 9日，习近平在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习近平表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定义了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这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这就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这就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并非经济转型成功并进入理想发展阶段的标志，相反，新常态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诸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红利加速消失、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变得更强、结构转变压力加大的时期。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和改革进入新阶段使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2]。

二、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原因

科学认识新常态，既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背景，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既需要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又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世界经济“新常态”的外因与中国经济的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持续释放负面影响。外部环境的剧变往往是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的“导火索”。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促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总体持续低迷状态，直接降低了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内部变化：中国经济内部的实质性特征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些实质性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在进入新常态以前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的数量扩张。在这一阶段，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生产资料成本（尤其技术含量较高的生产资料成本）相对较高。经济的最大竞争优势是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而形成的较低商品价格。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粗放型扩张来实现。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向注重质量、追求效率的集约增长。这种转变既适应新常态下需求的趋势性新变化，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2.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首先，进入新常态的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升级。一方面，供给能力过剩的传统产业要通过转产、兼并重组等方式化解过剩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环保产业和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内的新兴产业要增加投资。其次，进入新常态的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再次，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最后，区域结构有所改善。

3.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首先，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由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优势和技术进步优势逐步显现。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适应经济新常态下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一，经济新常态下，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经济规模决定的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态下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动力和保障。第三，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上升，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第四，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积极推动职能转变，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应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为什么近两年全社会总是关注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这实际上是在新常态下各个方面不适应的表现。特别是我们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不足、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加快、全面依法治国任务繁重等.因此，我们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加快发展与升级发展并重[4]。

四、建设好经济新常态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把经济新常态建设好。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现在，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并逐渐形成主流。这就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足，急切需要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的涌现，一定要创新投融资方式，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5]。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我们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使矛盾得到化解。

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6、从市场竞争方面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

[6]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相信，只要坚持创新思维，坚持改革，经济新常态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张伟菊.积极面对经济新常态实现中国发展改革新突破[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5:210.[2]齐建国，王红，彭绪庶，刘生龙.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形成机制[J].经济纵横,2015,3:7-17.[3]高建昆,程恩富.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适应与引领[J].当代经济研究，2015,9:51-59.[4]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J].河南科学,2015,33(1):91-98.[5]李佐军.引领经济新常态应解决十二大难题[J].中国中小企业,2015(2):72-77.[6]王一鸣.全面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J].政策瞭望,2014(12):52-54.

第五篇：巡察新常态

巡查新常态

根据示范园区巡查工作安排，示范园区党风廉政建设巡查一组于2016年10月27日对三十铺镇社会事务办班子成员近两年来落实党风廉政情况进行了巡查。

一是工作方法得当，为全面了解情况创造了条件。巡查组在巡查中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注重方式方法，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采取听取汇报、问卷调查、个别谈话、召开座谈、调阅资料及明察暗访等手段，深入基层和群众了解实情。这次对三十铺镇社会事务办主任、副主任以及下辖两个敬老院行管人员都进行了约谈。

二是突出工作重点，为解决突出问题打下了基础。巡查组在巡查中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把各单位党政“一把手”作为巡查的重中之重，在巡查内容上重点围绕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以及执行园区工委、管委的重大决策部署情况；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及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情况；贯彻民主集中制以及“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情况；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纠正“四风”、效能建设等情况；涉及本单位财物管理、下辖单

位（敬老院等会）财物管理及执行国家财经法规情况。

三是注重分析研究，为上级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巡查组在巡查中始终重视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针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思考，深入分析，找出病因所在，根结所在，并形成调研报告，为上级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从巡查结果来看，被巡查单位基本上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廉洁自律，采取得力措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同时，在巡查中发现、梳理出单位不同程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为：五保户评选监管不到位，存在制度漏斗，民生投资资金监管机制不健全，安置房、廉租房申请审核不严，退出机制不明确。巡查工作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有效遏制腐败等消极事态发生、发展，从而尽可能挽救干部。

要建立巡查新常态，更好的对领导干部定期“健康体检”，巡查组就是“保健组”，巡查员就是“保健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