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书记关于2021贯彻落实法治思想理论研究报告[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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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党组书记关于2021贯彻落实法治思想理论研究报告

党组书记关于2021贯彻落实法治思想理论研究报告范文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事关检察事业长远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和深化检察理论研究,研究的广度深度不断拓展、成果不断丰富、力量不断壮大,为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持。这两年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发展、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最高检2019年8月专门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检察理论研究的时代使命、基本要求、研究重点等方向性问题,为检察理论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二是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对司法检察工作的新要求,着力加强内设机构改革、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内在规律研究,深化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网络犯罪、企业合规等重大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形成了一批理论联系实际、前瞻性强、指导性好的优秀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三是围绕司法检察实践所需,针对性搭建研究平台,建立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司法案例研究院,推动检察学研究会在原设基础理论、刑事执行检察、未成年人检察3个专业委员会基础上,新设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和案件管理5个专业委员会,打造了一批新型检察智库;四是充分借助外脑,与22家法学院校、研究机构共建检察研究基地,建立与知名法学期刊经常性联络机制,完善法学专家到检察机关挂职交流机制,积极主动为深化司法检察研究提供数据、案例支持,形成了检察理论建设的内外合力;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为立法、执法、司法,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支持。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是检察官群体、从事检察理论研究人员胸怀使命、辛勤工作、笔耕不辍的结果,与法学界携手、助推、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广大专家学者始终高度关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检察工作,积极参与、促进、带动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把火热的检察实践、检察改革和鲜活的检察案例作为推动理论创新、繁荣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深化研究、分析论证、总结提炼,源源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司法检察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问题是工作的导向。对照以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检察理论研究总体还是跟不上,理论供给与实践需求不适应,理论研究工作发展不平衡。做好新发展阶段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根本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持续深化、更新理念,锚定正确研究方向,围绕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切实找准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更加积极主动担当作为,服务、引领与时代同步蓬勃发展的检察实践。

一、检察工作身处“变局”之中,检察理论研究必须跟上、适应进而走向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当前,中国大发展与世界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国正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之时,又逢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经济社会发展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尤其是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高质量发展对高水平法治保障的要求,面对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更趋多元多样的需求,法治产品、检察产品“好不好”的问题更鲜明、更突出摆在我们面前。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势、环境、任务、要求的变化,使得检察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论上的支持,以引领、助力检察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越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越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实践中的彷徨、困惑,无不与理论建设跟不上有关。每年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富有远见地提出建议,希望我们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理论研究。尽管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取得明显进步,但还没有普遍重视起来。必须看到,近些年来,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司法检察工作快速发展,步幅更大、影响深远。相应的理论总结、阐释、研究远未跟上!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检察适用、公益诉讼诉前程序适用与效果评价、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等,努力促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针对网络犯罪持续攀升,最高检专设惩治网络犯罪指导组,促进网络综合治理;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开展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体综合司法保护试点;依法有序推进企业合规试点,促进“严管”制度化,不让“厚爱”被滥用;改版检察指导性案例,既指导办案又向社会释法;推行“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完善业绩考评机制,促进监督办案求极致,等等。所有这些,作为检察新实践、新举措,社会广泛认同、效果良好。

怎样理解这些工作创新是时代大背景下的“应运而生”?怎样做到持续、深化发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去总结、阐释、论证。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检察理论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根本还是认识问题、观念问题,没有认清检察理论研究肩负的责任,没有认清理论滞后与实践创新之间的脱节,是更深层、更实质的“跟不上”“不适应”!问题表现在面上,根子在思想、头脑里。一定要正视问题所在、认清责任所在,关键就在“关键少数”!“关键少数”的认识跟不上,因此组织、推动理论研究工作跟不上。不仅是最高检、省级院,也包括基层院。哪一级院甚至哪一个院没有研究人才?有无脱颖而出的环境而已!鼓励出人才、出成果的政策还待完善、落实。“意见”强调,“要鼓励研究能力强的同志积极参加年会、培训、申报课题和案例分析研讨。对于高层次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可以采取推荐研修、支持在检察学研究会任职、参加科研成果评奖等方式,为其提供锻炼机会和展示平台。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中,要把是否有研究能力作为选任领导干部、遴选检察官、择优晋升检察官等级的重要参考,把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作为衡量检察人员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要求在落实中还有许多不足,“营造更好的检察理论研究氛围”还远远不够!各级检察院领导都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增强深化检察理论建设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组织广大检察人与专家学者们携手,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检察理论研究,进而引导检察实践产出更优法治产品、检察产品,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有力服务、保障。

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检察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做好检察工作的根本遵循,是检察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引。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让检察理论研究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行、发展!

(一)深刻把握检察理论研究的政治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检察工作是政治性极强的业务工作,也是业务性极强的政治工作。检察理论研究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县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理论上深刻领悟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绝对领导、怎样更好地捍卫党的领导。有的同志研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检察制度,动辄以西方法律、司法制度为坐标。对此,我们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理性的判断,进而形成坚定的自信!我们抓检察理论建设,首先必须把握根本、认清本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检察理论研究,始终自觉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认识、研究、解决重大检察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独具特色、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规律的检察理论体系。对鼓吹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和言论,要敏于辨识其本质、要害所在,县帜鲜明抵制、有力有效批驳,坚决维护理论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安全。

(二)深刻把握检察理论研究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检察为人民,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检察工作包括检察理论研究全过程。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对检察工作的需求,就是检察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动力源。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士被造谣出轨案”。网络时代侮辱诽谤的危害、对名誉权的保护能和几封信、小字报、口口相传的过去一样吗?新时代、新发展阶段,老百姓维权门槛那么高、违法犯罪成本那么低,人民群众何以感受公平正义?我们推动自诉转公诉,不少法学专家撰文予以理论上的阐释,这就是对检察工作直接、强有力的支持,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司法的促进!检察人更应该自觉、深入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研究!经此一案,产生一批理论成果,今后再遇到类似案件,依法公诉不就顺理成章了吗?再比如,我们将人民群众的诉讼体验、当事人的实际感受纳入案件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提出“案-件比”质效评价标准,仅仅是为了加强内部管理吗?根本是为了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更高要求!“案-件比”的实证分析、研究成果已经有不少,学理、法理研究还要跟上,深入阐释“案-件比”的政治、社会、法治意义。

(三)深刻把握检察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检察理论研究也要强化系统观念,跳出检察研究检察。要深入思考和研究,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在国家治理大格局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检察工作、检察制度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践行中还有哪些差距、怎样跟上、进而引领?等等。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事关人民权益。越是贴近百姓生活的“小案”,越能让老百姓体会到司法的公平正义;越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案”,越关涉人心向背这个最大的政治。要深入研究检察监督办案与厚植党的执政基础的关系,从理论上探析、深化办案与民生、办案与民心的内在联系,用理论引领、推动检察办案融通法理情,更加自觉助力实现监督办案“三个效果”的统一。随着经济社会关系更趋多元复杂,涉案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关系往往相互交织,对“四大检察”的理论研究要有系统思维,研究某项业务不能不系统地考虑关联效果,不能孤立地、局部地看问题;不仅“四大检察”之间要融通,而且应当将司法与行政执法乃至整个法治建设相融通,才能更好地促进检察职能的发展,促进党和国家法治事业的发展。

三、准确把握检察理论研究重点,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阶段、新的征程中,要紧扣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检察中心、重点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找准检察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在检察实践中彰显、检验理论的指导作用。

(一)深化对人民检察制度、规律和历史经验的研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党创立人民检察制度90周年。百年发展历程,我们党始终在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建设。人民检察制度发展历史脉络、规律经验的深入研究基础扎实,已形成一批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有法可依”问题总体解决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检察制度提出的新课题、形成的新考验,我们从历史中总结规律、寻找方法还不够。一些时候、有的检察工作是在推着干、干着看的“必然王国”中游历,与时代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水平的要求不相适应。比如,随着时代发展,法律监督的内涵、外延应有怎样的发展、深化?人民检察独特的成长背景、制度特征,与其他国家检察制度根本区别在哪里,共性发展规律、可以相互借鉴的有哪些?又比如,法律监督与侦查、审判、监察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该如何认识、正确把握?再追问,什么是监督?什么是办案?如何更加自觉、自如地做到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可以说,回答好这样的时代之问、发展之问,我们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功能和定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内涵、本质的认识就更深一层,投身人民检察事业发展、人民检察制度成熟定型的“自由王国”就更进一步。为此,必须紧密结合百年党史和90年人民检察史加以研究、把握,在历史演进中寻找发展脉络,系统探究我国检察制度发展规律、检察职权配置规律和检察活动基本规律,以更好地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发展规律,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和检察人的贡献。

(二)深化对检察实践创新和发展的研究。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理论支撑就要跟进一步。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法律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效果。要深化这个领域的理论研究,通过理论认同进一步形成实践共识。民法典实施赋予检察机关更重责任,特别是民事诉讼范围进一步扩大,相应民事诉讼监督范围也将扩大、难度增加,如何把民法典人格权保障等立法精神贯彻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中去,有效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我们提出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针对一些行政诉讼程序空转,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实践效果很好,这项工作的法理依据该怎样认识?维持形式上并无不当裁判的同时,促进行政机关调整原不当决定,争议化解、讼争平息,相关法律制度当如何完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作出新部署,强调要“拓展案件范围”,实践中获得了充分认可。法律供给还在过程之中,各级检察机关积极、稳妥办理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损害案件,法理上该如何深化规律性认识?所有这些,既是实践发展、创新,当然也应当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检察理论研究就要着眼于这些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拓展深化。同时,要把能够融入、引领检察、司法、法治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研究成果科学性、合理性的重要标准,避免检察理论研究“自说自话”“自我评价”。

(三)深化对检察理念、检察政策的研究。理念、政策是引领检察监督办案的思想和灵魂。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司法检察理念、政策都在不断适应调整。比如,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主动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落实、践行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政策。实践中如何有效落实、正确适用,恰当把握追诉程序宽严适当与实体处理宽严适当的关系?又比如,在正当防卫问题上,检察机关严格依法处理了几个影响性案件、发布“昆山龙哥案”等指导性案例“激活刑法正当防卫条款”后,促进社会观念深刻转变,“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日益深入人心。“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内涵是什么?理论上的探讨还需深化,结合办理的一系列正当防卫案件,深研有哪些司法规律应当探索、遵循?“不让步”的把握为什么深得民心?理念的转变、政策的落实不可能一蹴而就,形成共识和自觉更不容易,亟需通过理论的研究、引领去促进、去推动、去深化。再比如,党的十九大以来,对标新时代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不断深化检察改革、优化检察管理,推动落实“案-件比”、业绩考评机制改革,对检察办案产生了哪些深层次影响?促进了检察官哪些方面履职能力的提升?对司法检察事业发展,进而对检察制度、司法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脚踏实地着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检察理论研究无止境!

四、拓宽思路、创新方法,提升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水平

检察理论研究体现的是检察“软实力”。理论不强,检察整体工作不可能强。各级检察机关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全面依法治国、检察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拓宽思路、创新方法、健全机制,促进检察理论研究工作蹄疾步稳,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走开放式研究道路,凝聚研究合力。检察理论研究工作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学界的关注、支持和帮助,必须坚持开放、合作的道路、方法,充分调动法学界、实务界两个积极性,构建“检学研”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格局。一要“建好群”。去年22家检察理论研究基地共出版检察理论相关著作18部,发表检察理论研究文章111篇,报送专题研究报告27篇,但还有很大潜力,要进一步加强。检察理论研究所要更好发挥法学理论与检察实务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最高检各业务厅室亦应把理论研究作为“己任”,主动、积极、务实参与,整理、汇总实践突出问题,有针对性提出研究的方向、题目,为研究基地开展工作提供更实在、更精准、更良好服务。同时,每年要对研究基地建设进行一次系统的总结评估,效果不佳的就要督促;不能发挥作用,共同促改后效果不显的要调换。各地检察机关要充分借助研究基地、科研院校的资源优势和研究专长,建立健全长效合作机制,与法学研究机构、重点法学刊物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二要“用好网”。紧跟信息时代发展步伐,用好“检答网”“民事行政案件专家咨询网”等新平台,特别是更自觉关注、投入到检察大数据研发、适用中,主动跟进,向专家学者请教,把分散的、被动的实践问题及时、主动转化为预见性、系统性的研究课题、理论成果。三要“办好刊”。理论研究成果最终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呈现,这个载体主要形式为理论刊物。一份高水平的刊物就是一个高质量的理论研究孵化平台。检察系统有《中国刑事法杂志》《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人民检察》等法学知名期刊,有《检察工作》《中国检察官》《检察论丛》等综合知名期刊,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也有不同层次的理论期刊。这些都是引领检察理论研究方向、展示研究成果、培养研究人才的重要阵地,要共同用心办好,在严格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切实加大对检察人员发表文章的支持力度,提高用稿公信力和刊物品质,打造更多精品力作。四要“走出去”。创新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协作共建,助力法学院校开设检察学课程,鼓励检察业务专家到高校兼职从事检察理论研究与实务教学工作。检察系统内的专职研究人员则应到监督办案一线,采取挂职、交流锻炼等形式,边工作、边研究,促进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引领深化检察实践。五要“请进来”。更加重视加强与法学界的交流合作,多同专家学者交朋友,加大理论研讨、学术交流力度,拓展专家学者挂职交流和法律实习生规模,支持他们深入了解检察监督办案,主动邀请参与检察理论研究,重大研究课题还可以“揭榜挂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检察理论和法学理论研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检察工作,关注支持检察理论建设,共同推动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共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二)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研究特色。近年来,最高检提出构建全员参与的“大研究”工作格局,各地都在抓落实。在具体推进中,既要全国“一盘棋”,也要注意契合实际、因地施策。要根据本地检察工作实际、研究条件和研究能力,把握研究重点,找准研究方向。最高检、省级院可以多研究一些宏观、基础性的问题,基层院可重点围绕检察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深化研究。同时还要借助区域优势、发挥专业特长,开展特色研究。比如,受理互联网、金融、知识产权、生态环境等案件多、实践经验丰富的检察机关,要主动会同高等院校、专家学者组建专门研究团队,打造该领域的研究品牌,形成规模效应。西部地区检察理论研究正在努力跟进。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协同有关地方检察人员、专家学者开展理论研究交流合作。最高检也要适当倾斜,针对性助力提升各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检察理论研究工作整体水平。

(三)坚持研究与办案相融合,提升研究质效。检察理论的根基、沃土在检察实践、检察办案。各种疑难、复杂和新类型的问题,都深藏在发生的案件、办案的实践中。检察理论研究要“接地气”,就要懂得办案和研究的辩证关系,围绕办案这个中心进行理论研究,以办案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研究的着力点,注重总结办案规律,研究案件背后深层次的法律、法理、社会治理问题。同时,依托生动的办案实践,丰富、深化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以办案带动研究,以研究促进办案。要重点加强对检察案例的研究。案例是法律规定、法的理论与司法政策运用、司法经验引领有机结合的产物,案例里面有“乾坤”!总的来看,我们对案例尤其是指导性案例的研究、应用还差得远!这些案例,检察人首先要学习、研究,从形式到内容,多角度深入探究其社会意义、法治引领意义,既是理论创新,也为用好案例提供指导。最高检司法案例研究院已成立3年了。最高检日前决定,司法案例研究院业务工作同时接受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领导,以更自觉、更紧密参与、融入案例实务工作,检、研携手,把案例实务与研究工作进一步做实、做出成效,尽快跟上、赶上。

(四)坚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加强组织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检察理论研究开展得如何,各级检察院领导是关键!领导干部要带好头,把实践调研、理论研究作为必修课,发挥好以上率下的作用。勤总结、善研究的领导,才是“跟得上”、有能力的领导!近年来,各级检察院领导领衔申报、承办最高检理论课题的越来越多,这是好现象。领衔就要“出征”,要带头组织科研攻关,积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作决策和办案指导,切实发挥理论引领实践的作用。要善于激发检察人的研究热情,善于发现、培养专门人才、专门力量,善于调动系统内外的研究资源,挖掘检察理论研究的巨大潜力。要根据本地实际,将检察理论研究成果纳入对检察人员的业绩考评,对有重大研究成果、研究成果转化为司法决策的,给予充分的鼓励,既培养更多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又促进形成更浓厚的检察理论研究氛围。

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90年辉煌历程告诉我们,检察理论研究始终是推动检察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新发展阶段、新的征程,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更加奋发有为、砥砺奋进,努力开创检察理论建设新局面,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第二篇: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理论来源 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1]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2]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3]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4]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

[5]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第三,“处势”:强调“重刑”是韩非子“造势”的最重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推行“明

[6]赏严刑”的赏罚方法,因为“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对这些“喜乱”之民,就无须讲仁慈和恻隐,也不该指望他们能自觉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须用重刑让他们慑服于刑法、忠实于君主,也就是韩非所说“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的重刑罚虽然残忍但却是治理国家的长利之道,它能够维护和巩固好王权,始终保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术、处势联系非常紧密,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

[7]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没有权术,虽有权势和法令则无法知道有奸臣;没有权势,法、术就无法实行;最重要的是没有法令,便会无规则以行事。因此韩非子认为这三者之中,法最为重要,术、势则是以法治国的方法,所以他强烈宣扬用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结合的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家思想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头。他的思想是虽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韩非子在对诸子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对他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其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本体论、人性论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个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1、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对老子道本论的扬弃 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必有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韩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体系也有其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即韩非子所谓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是对老子道本论思想的继承。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他一方面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及存在、发展的本质和依据;另一方面主张“道法自然”,将道和以道为依据的万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归结为“原本如此”之“自然”。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体论,他

[8]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认为道与法的关系就是“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即道为法的理论支撑和本体依据,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统一赋予法以形而上学的保证,使法获得了神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韩非子发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论,他引入了“理”的范畴,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体的思想,这就为他的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学依据。他认为万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现,即“理”。他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万物各

[9]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相应”,“理”和“道”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道通过具体实在的“理”表现出来,如此,则韩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这正是韩非子对老子的玄虚的“道”的一种扬弃。然而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本体论最终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他提出道君同体的思想,宣称“道”只能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够知道万物的根源和成败的缘由,他赋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如同道与理的关系,所以君主要无为,而使臣民无不为,君主只需掌握法、术、势,从而达到统治臣民的目的,这其实就是“缘道理以从事”。韩非子的法本体论最大程度的为其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2、韩非子“好利恶害”的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与超越

韩非子师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影响,他们身处征战不断的战国末期,如何能富国强兵成为了他们各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主张人天性好利恶害,但却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因此,可以说师徒两人是同出一辙并又是殊途同归的。这就表现在了韩非子对其师“性恶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方面:

首先,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荀子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10],荀子将人性之恶归其“本始材朴”的本能欲望。关于人性,韩非继承了荀子“人之性恶”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属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认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韩非子思想的出发点与荀子是同出一辙的。

其次,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更有价值的则是对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虽承认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他仅仅看到由此导致的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影响,没有看到人趋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强调要通过“化性起伪”使得“人人皆成尧舜”,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向善。而韩非子则深化了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对人性的价值评价,认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不可小视的正面作

[12]用。他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过君主的“刑赏二柄”促进人积极主动的自为,让臣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获得他们所求,从而达到国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始终是维护儒家道德礼仪的,他有着和孔孟相同的价值倾向:对仁义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韩非子批判荀子的“礼治”,他认为荀子思想脱离了实际,“礼治”不是治愈社会混乱的良药,人的恶的本性不会因为礼仪教化而转向善,只凭借人自觉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社会生活、结束战乱是靠不住的,因此韩非子强烈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礼乐教化纯系人为,并坚信惟有强力的法治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3、韩非子抱法、行术、处势不可一无的法治思想体系——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离不开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术”和慎到“处势”的法治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皆未尽善也”。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国富兵强,韩非子认为抱法却不行术,君主则“主无术以知奸”,帝王集权就会旁落;申不害强调行术,认为君主必须用术隐藏个人好恶,以免臣民偷窥到君主想法,才能统治住臣民,韩非子认为“徒术而无法”,则不能给群臣百姓提供客观的行为准则,就会造成[14]“臣无法则乱于下”;慎到主张“处势”,他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须以势服众,韩非子批判其只“重势”而无“法术”,如果君主之势不结合行之有效的实践准则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权威则得不到巩固和维护。

韩非子分析这三者思想虽未尽善,但其却相互补充,联系紧密:“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坚持以法为主,同时又必须兼顾行术和处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为最终目的的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总之,韩非批判总结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内部的优势互补,不仅如此,韩非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为法家思想建构了本体依据和心性依据,形成了一套道法统一、道理相应、法与性恶相互对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法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对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包括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从政治功绩方面讲,韩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内容强调抱法、行术、处势,其所抱之法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其法有着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强制性,这为秦朝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据,也为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文借鉴;行术之术指出要秉持“刑赏二柄”、“法不阿贵”的品质,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所指法律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权贵族,使得民众在心理上的心悦诚服的去服从法令,这在当时封建宗法等级森严的背景下具有着革新的精神和魄力;处势之势虽有重刑,但却力图极大程度的集中权力于君主、巩固君主专制、保护中央集权,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对其所服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目的来说,有很强的务实性和功效性。总体上说,在战国整体上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韩非子法治思想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可以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做出了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机结合“法”、“术”、“势”,将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不断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尽显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源远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得以流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灭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虽然没有成为后世中独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续,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礼乐德教治理国家的理念,但内涵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礼刑政并举互补模式,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诸家思想的较量中,弥补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现实要求。

虽然韩非子法治思想有其进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受其历史局限性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子过分强调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权力和尊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君主应利用重刑造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和制约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达到“去刑”的目的,所谓“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君主才有足够的权势统治好国家。“民智无用”是思想在韩非法治思想中贯穿始终,人民只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这便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而重刑主义本身严重的践踏了人的人格尊严,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人服从的,因为人是有主动行为的,极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这样的法律就不会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拥护和服从,更何况法律的作用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解决一切问题的份上,因为任何法律都离不开人的运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说“韩非之论,始终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笔勾销。„„倘说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纸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间天怒人怨,众而叛之,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

其次,韩非子法治思想对道德价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相背离。韩非子法治思想过分重视法的客观强制性,但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明,它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礼乐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时”、“地利”以求人和的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视礼乐教化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礼乐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统治者所青睐和标榜的治国理念,已积淀为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层底蕴。尽管三代文明传统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却相对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传统和建立大一统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发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对结束战乱、一统天下虽功不可没,但其政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却是特定的,是春秋战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整顿经济,富国强兵,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和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选择,秦的统治便是一个历史的典型例证,秦凭借法家思想得以强盛,并最终统一天下,然秦的统治者并未意识到法家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抵触,相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实现“唯法独尊”而“焚书坑儒”。这也正显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韩非子主张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来源于对老子的道本论的吸收,荀子性恶论思想的继承,和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发展,当然由于他所述的历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将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批判的继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积极的思想,不断反省消极思想,要重视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国,这对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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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丁辛百.名家讲解韩非子[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8,第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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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和“法治方式”写进十八大报告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理念的具体体现。所谓“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理政的一个重要规则、理念,随着近年来的推进,正在成为从基层到中央上下一体遵循的基本规则。

要坚持依法治国。法治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成果,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我们要能够正视法治所具有的普世性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充分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挖掘本土法治资源,将法治理想国的普遍性与中国法治现状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与社会制度、本土文化密切联系。我们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强调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

实现依法治国离不开公民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党和政府推动的法治化进程中需要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首先,应当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思维。虽然我们处在转型时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法治的发展方向是不能动摇的。建立“法治思维”、学会“法治手段”,需要通过更多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知识的培训以及公众的广泛参与。其次,要不断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促进已建立起来的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能够在监督合力和实效上不断增强。

第四篇:群众路线思想理论

群众路线观

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指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一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依靠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了全中

国,实现了改革开放,而这一切,无一不是紧紧与群众团结在一起,依靠和发动群众智慧的结果。如今我国进入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正本清源,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同时依靠和发动全国人民的力量投入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更显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我们务必发扬群众观点,切实为民办事,获得群众的支持,进而党群一体,不断推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向前发展。

想要赢得民心,就要用真心为民解决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我是一名乡镇的基层工作者,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今年1月22日全省街道干部视屏会议上指出,乡镇是党在基层工作的基础,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关键环节和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的前沿阵地,乡镇干部离群众最近,最大责任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必须“用脚步丈量民情”,成为联系群众最直接、了解群众最明白、服务群众最有效的干部。要拜群众为师,多接地气,努力让自己思维有灵气、决策有底气、工作有生气。联系群众要在“密切”上下功夫,频率要加密、感情要亲密、制度要严密,与群众越走越亲近。要为群众多办实事,既办实千家万户的大事,也办好一家一户的“小事”,以真心服务赢得群众真心拥护。作为基层工作人员,我们每天都和老百姓打交道,更应以实际行动,一言一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时不时的到村里走一走,了解村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了解村民自身的想法。我爸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上班之前,他时常教导我,如果老百姓找到你,对人要客气,恭敬,需要你帮忙干的事,能干就帮人家干,要勤快友善。我也经常思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举手之劳,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事当回事,把自己深深的融入到百姓中去,他们就能把我们当家人,把我们当做自己的贴心人。这样,我们又怎么会干不好自己的工作,又怎么会不获得群众的认可呢?

要为群众办好事,就一定要提高自身作群众工作的本领。总书记说过,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干部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方法,坚持眼睛向下看,身子往下沉,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做群众工作要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只有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良策。同时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作为基层的工作者,我们不仅要要跑遍每个村,更要跑遍村里的每家每户。我们经常说起,想要为老百姓办好事,就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把自己深深的融入到百姓当中去。我们要多拿出一些时间,带上笔记本,到村子里去走一走,到村民家里去坐一坐,和村民们聊聊家长里短,记录并了解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换位思考,并站在村民的角度去想问题,切实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做群众工作的良策。

为人民谋福利,我们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乡镇的基层工作者,我们要用切实的行动体现自己是人民的好公仆,在村民需要自己的时候第一时间赶过去。在上班之前,我爸给我讲起现埇桥区副区长王兴奎同志在草沟任职镇长期间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草沟辖区内有座涵桥被大雨冲垮了,有几辆车堵在那里无法出行,那时已是夜里11点多。其中一个人拨通了王兴奎同志的电话,他二话没说叫上了镇里的工作人员连夜赶过去把缺口填了起来。每每如此,草沟的群众基础又怎么会不好,人们又怎么会不拥护他?其实他本来可以到第二天再去解决,但是他没有。参加工作的这段时间,草沟镇镇长周平同志在一次工作例会上指出,老百姓的事情不能托,很多事情都是托大的,如果我们及时的为老百姓解决问题,那么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从一开始就可以解决在萌芽状态。所以,我们作为乡镇的干部,就是一定要在老百姓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赶过去。

为人民服务,我们不仅要时时刻刻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更要让群众理解并支持我党的方针政策。习近平同志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一书中指出,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只有被群众理解,为群众接受,才能变成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我们的方针再正确,如果不被群众理解,也难以贯彻执行。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里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走。群众跳,你不跳,干群关系就疏远了。你一起跳,感情上拉近了,工作就好

做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是什么?一个重要特点是,群众的民主意识、自我维权意识增强了。所以,干部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但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干部要教育和引导群众,但千万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心贴心的交流,手把手的指导,切实赢得

老百姓的支持,更好的开展群众工作,更好的带领广大群众利长远,谋发展。

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党不仅要服务人民,更要让人民监督党员干部的权力,更要自觉管好自己手中的权力。18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切实让人民参与到权力的监督体系当中,促使党员干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切实努力设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老百姓才会去拥护和支持我党的政策路线方针。

在高层运筹帷幄,制定方针政策路线的时候,我们作为基层的工作者,要切实避免文山会海,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我们一定要用实际的行动,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真正和村民打成一片,切实为民服务,为民办事。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巩固我党的执政基础,才能不断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推向新高潮,新阶段。

第五篇:社会主义法治理论yi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第一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法治理念。它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指导,以新中国民主法治实践为基础,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吸收与借鉴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合理因素,是科学先进的法治理念。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首先明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概念。

(一)法治:依法合理配置权力与权利的社会状态

法治的字面意义就是法律之治,即通过法律治理国家。在法治状态下,所有公民与社会组织皆依法行事,公民个人享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广泛权利,同时也负有相应的法律义务;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部门都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运行,依法律产生,受法律约束,对法律负责,国家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都通过法律得N T合理配置。是人类迄今为止探索出来的治理国家的最合理模式。实施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因此,所谓法治,就是通过法律使权力和权利得到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二)法治理念:法治的理性化观念

法治理念是关于法治的本质属性、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的思想观念。它是根植于一国法治实践之中,反映法治现实,而对法治实践起指导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载体。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法治理念是推动法治发展的一种巨大的内在动力。没有法治理念,法治就难以向广度深度推进,法治的终极目的也无法实现。法治的实现过程,就是不断追求、巩固、强化法治理念的过程。理念不清,定位不准,将会导致法律制度的紊乱,也会带来执法、司法的不稳定性。可以说,法治理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一国法治事业的兴衰成败。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引导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理性化观念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导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体系,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精髓和灵魂,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由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构成。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特征

(一)政治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现代国家里,民主政治首先就是民主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只有通过民主的程序,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声。社会主义民主通过社会主义法治确认与保障,只有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人民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和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以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公民为主体,具有最彻底的人民性。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力。

(三)科学性

任何科学都是对一定客观规律的揭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为指导,坚持从现阶段国情出发,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问题,是科学、先进的理念。

(四)开放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提供了符合法治精神和时代特点的指引。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也将更有时代性,更具规律性,更富创造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兼容并蓄,充分借鉴与吸收了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正是这种广泛吸收,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特性,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始终能够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的组成部分,是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体系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不仅包含着研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方法论,而且包含着人民主权思想、法的本质和功能的思想、法律权威的思想等,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和源头。

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治思想,解决了社会主义法治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探索和论述不仅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而且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开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应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包含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又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精髓。二是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三是坚持依法治

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四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五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保障。

同时,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来源,外国法治思想也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践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法治实践经验教训,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不断凝练,逐步形成的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丰富实践,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不断升华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第三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

一、“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提出

2007年12月2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因而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

二、深刻认识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大意义

“三个至上”从三个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精神实质,在法律思想史上第一次划清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原则界线,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指明了

政治方向、明确了历史使命、提供了科学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发展。

“三个至上”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本质要求。“三个至上”的提出,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内在精神,有利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个至上”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坚持“三个至上”,必须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各个方面,必须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各个领域,必须落实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个环节和全部工作之中。

三、准确理解“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精神实质

(一)党的事业本质上就是人民的事业

党的事业至上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坚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必须切实增强党的观念,始终做到党在心中,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必须旗帜鲜明地同干扰、破坏党的事业,同干扰、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作斗争,把确保国家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放在各项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政权,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维护人民权益,这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宪法法律的最高价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

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必须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必须兼顾不同利益,必须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三)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宪法法律至上是人类社会特别是近代社会巨大进步的思想结晶,是对治国规律的宝贵总结,是建设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义。

“三个至上”的提出,肯定了宪法法律至上这一现代法治文明的合理内核,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和探索执政规律的重要成果,标志着党在思想认识上完成了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

宪法法律至上,体现在宪法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体现在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必须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必须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通过执法者的权威来体现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四、正确把握“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内在关系

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是高度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事业就是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树立、维护和尊重宪法法律的权威。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就是为了协调、保障和发展自己的利益,人民利益就是宪法和法律的最高价值。

在实质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志,共同反映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四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和作用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地位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一样,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也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它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逐渐结合的产物,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经验的总结。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中国化进程就已经开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平等与正义、“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司法原则,为新中国的司法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本原理与新中国的政权和法制建设相结合,提出并实施“民主建国”,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通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第一次重大创新。第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阐释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法律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第二次重大创新。

第三,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第三次重大创新。第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局的高度,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崭新命题,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的第四次重大创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是对前三次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中国化成果的继承、发展和升华,它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逐步创造性地、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法律思想:法制建设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用法律措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死刑不能废除”;“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把“一国两制”的构想法律化;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些思想构成邓小平理论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特别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把社会主义与法治国家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又一创举。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重大理论命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它是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领域内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它又从政治法律领域更加丰富和深化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顺利进行的思想和观念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系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落实,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盛衰,关系到人民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保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贯彻落实;才能保证民主的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当家作主。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

概括起来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一切立法活动的思想先导;第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确保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思想基础;第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确保我国司法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司法公正的思想保障;第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的价值指引;第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推动法学研究繁荣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二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

第一节依法治国

一、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总结长期的治国理政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治国基本方略。

(一)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探索出来的治理国家的最理想模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最终战胜和彻底抛弃了封建人治思想的羁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治国道路,从而完成了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的一次深刻而重大的转变。

(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l3亿中国人民最大利益之所在。搞建设、谋发展,必须始终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以来的实践证明,实行依法治国,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实现国泰民安。

(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实行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真正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过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必将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

二、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一)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主义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党的十七大把“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

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前提。“依法治国”的“法”应当界定为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不是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和工具,依法治国必须以人民民主作为基础和前提。法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保证。只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保证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与自由。(二)法制完备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制完备首先是指形式意义上的完备,即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内在统一。实质意义上的完备则指法律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

(三)树立宪法法律权威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坚持宪法法律至上。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是指宪法和法律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得到普遍的遵守和广泛的认同;宪法和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方面发挥基础和主导的作用,一切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规范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支配下发挥作用。

(四)权力制约

权力制约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依法制权;没有权力制约,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根据民主法治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特征。

第二节执法为民

一、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

(一)执法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执法机关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机关,执法工作是实现党执政使命的重要工作。执法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执法工作的根本要求。

(二)执法为民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这一宪法原则相呼应,宪法第27条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权力从人民而来,就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为人民服务。执法机关是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执法机关的权力同样属于人民。执法为民是人民主权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

(三)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

执法为民理念的提出,直接而响亮地回答了执法工作“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以及“为谁执法、靠谁执法、怎样执法”的根本问题,鲜明地指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其生命力就在于人民性。执法活动只有符合人民的意志、满足人民的要求、保护人民的权利,才能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价值。执法为民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作了最简单却最为科学的概括,对于法治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执法为民的基本内涵(一)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只有深刻理解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才能切实做到执法为民。

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执法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坚持把人作为执法工作的最高价值取向,突出人在执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切实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落实到执法工作中,就是要坚持目的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即坚持执法为了人民,执法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执法目的,一切依靠人民是执法方式,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二)保障人权

保障人权是执法为民的重要内容。执法机关必须牢固树立宪法观念和法律观念,严格遵守法律,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是执法为民的应有之义,而且是执法为民的起码标准。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也是执法机关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执法工作首先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到人权领域,就要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执法工作中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执法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包括尊重和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合法权利,尊重和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等。执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对特殊群体给予更多关爱,使他们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三)文明执法

文明执法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依据,以文明的方式去执行法律,以高度的热情服务社会,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影响社会而体现出的执法文明进步状态。文明执法是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外在体现。

第三节公平正义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全体成员能够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方式公平地实现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

我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根本目标和价值追求。把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和公平正义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对法治建设方向的清醒把握和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自觉。只有把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价值准则,让公平正义成为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并能够分享的结果,社会主义法治才能真正成为吸引、凝聚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才能顺利推进。

(二)公平正义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物质财富总量有了巨大的增长,为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渐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要求也迅速增长。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物质上基本已由“有”与“无”的矛盾转变为“多”与“少”的矛盾。随着物质上矛盾的发展变化,人民群众对平等享有、平等保护、平等参与、平等选择、平等竞争、平等发展的关注期待越来越强烈。因此,只有在法律制度上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致力于消除各种导致社会不公的矛盾和问题,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要求。

(三)公平正义是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的生命线

立法是公平正义的起点,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法治建设的各个重要环节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中体现公平正义,法治才能发挥其应有价值和功能,才能为人们所拥护和遵从。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立法、执法、司法工作的首要价值追求,真正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更好地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责任。

(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中,只有坚持公平正义,才能树立法律权威,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因此,只有致力于实现和维护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获得坚实的基础,才能实现长久的、稳定的和谐。

二、公平正义的基本内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是公平正义的首要内涵,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载体和支撑。离开了平等,公平正义就成为抽象的空谈。

(二)合法合理

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合法就是合乎宪法和法律规定,它是任何组织或个人行为获得支持的依据,合理就是合乎理性,符合事物的内在规律,它是任何组织或个人行为让人尊重和信服的基础。一切组织或个人追求的公平正义和实现公平正义的实现方式只有既合法,又合理,反映社会整体价值观和公众利益,才能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

(三)程序正当

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是运送正义的方式。程序正当,是指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规定,保障法律制定的科学性,保证案件及时正确处理,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民主、效率、人权保障、权力制约与监督等价值目标得以实现。

(四)及时高效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这一法律谚语表明了执法效率对于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一个久拖不办的行政批文,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可以把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拖垮,虽然最终可能拿到证照、赢得官司,但错过了时间,公平正义就已经大打折扣。及时高效,要求以公平正义为前提和基础,以最短的时间,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最低的资源消耗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

第四节 服务大局

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

(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要求

法律就其本质来说,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和手段。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法治必然服务于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利益。现阶段,党和国家根本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要求和功能体现。、(二)服务大局是法治工作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法治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整体和全局的统率与主导下展开,并推动自身发展。法治工作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所以,法治工作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各种市场主体创造自由公平、规范有序、安全稳定的法治环境。

(三)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经验总结

法治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总结。l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韵新政权建立后,针对当时的斗争和维护稳定需要,及时废除“六法全书”,并于1949年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1951年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l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有力巩固了新生政权,保障了当时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相反,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法制建设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展不顺,国家发展曾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和东欧剧变,固然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放弃法治的道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将对保障服务“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二、服务大局的基本内涵

(一)把握大局、正确认识大局,牢牢把握大局,是服务大局的首要前提。大局具有根本性、统领性、历史性和层次性,深刻认识大局的特征,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大局。

大局集中代表和体现整体与全局,是整体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其地位具有根本性,代表着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决定和主导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根本要求。

(二)围绕大局

围绕大局,就是要坚持决策部署以大局为目标方向,执行落实以大局为行为准则,工作成效以服务大局为检验标准,全面保障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

(三)立足本职

服务大局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而应是具体行为的表现。社会主义法治服务大局的要求,落实到部门、单位和个人,就是要立足本职,切实履行好岗位职责,发挥好职能作用。

要正确处理好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内在一致性。具体执法活动,法律效果是首要的基本标准,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是最终的根本标准。同时,也要防止和反对只讲社会效果、政治效果而不讲法律效果,甚至执法违法,损害法治原则和权威,以牺牲法治为代价追求所谓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第五节党的领导

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在当代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政党领导国家和政府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那么,为什么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什么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是由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的。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根本的体现在于能够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党的先进性,使它具有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的资格和能力。中国的法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不断发展。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的历史选择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进步产物,其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直是由中国共产党设计并推动的,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法治建设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切实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才能将法律所确定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法治建设的艰巨性决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整体推进。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受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有着l3亿人口的多民族大国,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能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既谈不上实现民主,也谈不上依法治国。

二、党的领导的基本内涵

(一)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领导

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思想领导,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法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二)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领导

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核心是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在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中,政治占据主导地位,决定着不同国家法治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只有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我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而不是其他发展道路。

首先,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党领导人民设计的国家制度是法治建设的基本框架,讲法治不应当也不可能离开国家制度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以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国家制度,是党的政治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法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把国家建设的政治方向作为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法治建设的优势,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道路。

其次,必须以党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为依据。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 盾。法治建设必须立足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充分考虑立法、执法、守法等环节的成本效益,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循序渐进发展,不能超越阶段提出过高要求。

第三,必须积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各种优秀法律文化成果,尤其不可忽视本国法律文化传统。

2.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成功经验,积极吸收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人类法治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司法制度的本质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司法权的来源上,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在司法权的配置上,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在司法权的行使上,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又自觉接受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在司法权的运行方式上,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等等。我国法治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符合中国国情,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保障、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

3.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我国,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本质上高度一致。必须正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克服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国家法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完全等同等错误观念,不断增强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增强严格执行国家法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组织领导

党的组织领导,主要就是通过推荐重要干部,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第三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第一节 健全完善立法

一、科学立法

科学立法是党科学执政、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只有在立法工作中坚持科学立法,才能够满足人民对法律的需求,立法的目的才能够真正实现。科学立法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我国国情,遵循客观规律,科学合理地规定权利、义务、权力与责任,健全立法程序。

二、民主立法

民主立法要求在立法过程中坚持群众路线,体现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确认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坚持民主立法,既要体现立法内容的民主,又要体现立法程序的民主。坚持民主立法,必须坚持立法为民,增强立法主体自身的民主性,扩大公众参与立法。

三、法制统一

从立法层面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二是下位阶的法不能与上位阶的法相抵触;三是相同位阶的法相互之间不能抵触。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一致,从而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坚持法制统一,必须维护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严格执行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保证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的统一,加强立法解释和立法监督。

四、体系完备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今后立法工作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继续制定和完善起支架作用的法律,更多地修改、完善法律和制定配套法规,适时进行法律清理和法典编纂。

第二节 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环节,是法治国家对政府行政活动提出的基本要求。鉴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科对此有详尽论述,本节内容只作要点提示。

一、行政要合法

行政要合法亦即合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应当符合法律的原则和精神。

二、行政要合理

行政要合理亦即合理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三、行政要高效便民

行政要高效便民,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最大限度地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方便。

四、权责要统一

权责要统一,是指行政机关拥有的职权应与其承担的职责相适应,拥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应当有无责任的权力,也不应当有无权力的责任,并且在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时,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五、政务要公开

政务要公开,是指政府机关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通过一定的形式,依法将政务信息、行政事项、工作内容等主动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开,以便于人民群众的知晓和监督。

六、依法行政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要不断提高

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职业道德是指公务人员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和观念,按照法定职责和权限实施行政行为并承担相应行政责任的能力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第三节 严格公正司法

一、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司法人员必须自觉用司法公正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维护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二、不断提高司法效率

公正与效率都是人民群众最关一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司法机关必须不断提高司法效率,努力实现司法公正,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三、努力树立司法权威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应当以公正高效权威为价值目标。公正是灵 魂,没有公正,司法将会徒具形式;高效是生命,没有高效,司法将会难以生存和发展;权威是品格,没有权威,司法将会失去应有的品行和性格。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司法权威是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没有司法权威就很难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

四、充分发扬司法民主

司法民主主要指在司法活动中体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司法民主包括司法主体民主、司法程序民主和司法目的民主三个方面。司法主体民主又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直接参与司法,例如陪审员制度和检察机关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二是司法人员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司法程序民主的核心内容是司法公开制度。司法目的民主的表现为司法为民,司法权是人民给的,司法工作就必须为人民服务。

第四节 其他基本要求

一、加强制约监督

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建设的重要方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化研究和实践,必须充分体现制约监督的要求。

二、自觉诚信守法 “徒法不能以自行。”一个国家的法律若得不到充分尊重和自觉遵守,再完善的法律体系也会形同虚设。自觉守法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必须在全社会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提高全民法律素质,使人们形成发自内心的对法律的信仰和崇敬,并把法律内化为行为准则,做到自觉诚信守法,严格依法办事。

三、繁荣法学事业

社会主义法学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是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持的重要阵地,事关我国法治建设的兴衰成败。因此,在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工作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显得格外重要。只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于扰,牢牢把握法学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才能繁荣发展法学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才能提高法学教育质量和水平,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

四、实施正确领导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贯彻和落实,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指明法治建设的方向,规划法治建设的路径,凝聚法治建设的力量,保证法治建设的成效。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同样应当坚持和落实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规定性,即立足法治建设的实际,实践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执政理念,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引导和统领法治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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