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防范工作领域的重大风险的报告（共五则）

第一篇：关于做好防范工作领域的重大风险的报告

关于做好防范工作领域的重大风险的报告

“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跨越的重要关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高校责无旁贷也不能例外。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给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带来巨大风险。高校在稳中求进中，必须在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奋斗目标的同时，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高校立德树人的基础性工作和战略性任务。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方法自觉，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着力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面临的各类重大风险，写好高等教育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奋进之笔，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担当实现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战略意义

20xx年x月xx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底线思维是保持战略定力、应对错综复杂形势的科学思维方法，也是高校办学治校的底线要求。面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和转型中的困惑，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充分估量高校立德树人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充分认识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牢牢守住底线、积极寻求对策，坚决打好打赢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攻坚战。

1.从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高度，深刻理解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艰巨性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关口，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关口。在经济稳中向好、社会总体稳定的同时，显性风险与隐性风险、一般风险与重大风险、国内风险与外部风险不断交织叠加甚至集中显现，成为高校办学治校的外生性风险。从国际看，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着变革又充满变数，面临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宗教冲突、民粹抬头、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诸多冲突与挑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不断增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改革开放走到今天，我国日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各种风险内外联动、接踵而至，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充满着角力与争夺。这种角力和争夺也反映到高校，西方国家始终把高校师生作为渗透重点：一些非政府组织、境外资金和驻华机构，打着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的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些渗透活动力度大，隐蔽性强，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就会带来重大风险。从国内看，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很多改革红利已经用完，或者说到了上限，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加之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社会问题与日俱增，各种矛盾、问题、困难、挑战交织在一起，造成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风险隐患不断增多。

高校不是处于社会之外，上述风险在高校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果不能把握大势、认清主流，不仅会影响广大师生的政治辨别力，影响高校的和谐稳定，也会冲击社会的思想防线，危及国家长治久安。进入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我们进入人工智能社会并迎来5G时代。互联网技术正在不断重塑教育形态、知识获取方式和传授方式。有人将互联网比作信息丛林，其中既有予人甘甜、沁人心扉的山泉珍果，也有惑人眼球、乱人心智的毒花杂草，后者即便只有万分之一，对于广大师生来说也是巨大的风险，它带来的除了心理的扭曲与变质，更有精神世界的腐蚀，必须坚决铲除这些毒花杂草，清朗网络空间。

2.从高等教育发展走向的高度，深刻理解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紧迫性

外部发展环境的境况转变、对优质高等教育的美好向往和师生精神世界的充盈需要，给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境界提出了更高要求。近日，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的发展目标，并把“更加注重以德为先”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之首，这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到强”的时代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性内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2035年发展目标的思想基础，是落实“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发展理念的关键因素，必须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切实提升其针对性和亲和力。

进入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也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新问题和新风险。比如，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之间思想政治工作不平衡问题；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进“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工作不充分问题，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国家安全教育、平安校园建设、网络舆情工作等不充分问题。这些风险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部运行与管理过程中潜在的内生性风险，如果处置不及时或者不好，就有可能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整体办学治校工作带来不可承受的严重后果。加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触点多、燃点低，很多工作举措都可能引发高度关注，甚至引发争论和重大风险。因此，必须深刻认识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极端重要性和实践要求，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和主导权，切实巩固并坚守高校这一思想文化重地。

3.从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的高度，深刻理解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重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我们的人民正在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最终要靠青年来实现，这一伟大进程中的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重大阻力、重大矛盾，也最终要靠青年来应对。高校不仅是各学科人才聚集的重要高地，拥有一批高端的卓越人才队伍，也是培养优秀青年人才的重要园地，承担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光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高校人才培养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难度系数大，问题源和风险点多。比如，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还不够巩固，一些领导精力投入不到位、教师精力投入不到位、学生精力投入不到位、资源投入不到位，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不平衡，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导向仍不够聚焦。只有解决了这些风险，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进步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才能增强广大师生知识更新的紧迫感，塑造师生与时代发展和事业要求相适应的能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二、突出问题导向，精准把握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着力点

高校防范化解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要防什么?就是要围绕影响、阻碍、威胁高校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工作的重大风险开展防范、精准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高校办学治校、立德树人的根本性问题和战略工程，决不能出现战略性错误。应聚焦这三大领域潜在的各种风险，增强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综合分析研判风险的轻重缓急，把防范化解的着力点放在可能出现的最大风险上，以三大领域重大风险的化解带动各类风险的解决，进而保障高校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整体推进。

1.聚焦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这决定了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会有xx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等齐划一的发展模式与统一标准。当前我们正在统筹推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必须要有中国特色。西方办学经验可以参考借鉴，但如果不加分析地盲目模仿，其结果只能是步人后尘、陷入趋同，不可能赶上，更不可能超越。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基本遵循。它解决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上，各地各高校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措施得力、成效显著。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不断深入，有的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存在办成“xx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的风险。盲目追求国际接轨，过度依赖西方标准，片面推崇海外学历和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不愿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落实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根本任务的意识有待加强。这些问题不解决，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就会偏离正确轨道。

党的领导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保证，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并全面加强。当前，有些高校“四个意识”不够强，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到位，有的领导干部风险意识淡薄、责任观念不强、麻痹状态凸显，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意识不足；个别领导存在本领恐慌，对重大风险的基本分类、本质特点、内在规律、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等把握不住，只做表明工作，不解决深层次问题。

世情国情党情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当前高校世情国情党情教育也存在不少风险点，青年师生对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尤其是对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国情没有深刻把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自信心不足。并存在一种“放大镜”心理，过于放大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喜欢将小问题放大成大问题，将局部问题放大成系统性问题，这样的“放大镜”效应往往会影响到青年师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正确认知，给高校各项工作带来重大风险，甚至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隐患。

2.聚焦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当前，一些青年学生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抉择，往往只是在经验层面、感觉层面和情绪层面看问题做事情，缺乏辩证思维，“两点论”只顾一头、只看支流，且只看负面的一点，结果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甚至走向极端。这跟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素养不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的能力有待提升不无关系。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问题、困难与挑战，存在“肌无力”“娱乐化”和“孤岛化”的风险。

一是教育内容存在“肌无力”的风险。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队伍的理论创新能力不足，导致在课堂上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剥削、爱国与爱社会主义关系、如何认识“西方普世价值”等理论热点难点问题阐释不够，针对性深刻性彻底性不足，无力更好地回应学生关切与困惑。同时存在系统性不够的风险，课堂教学呈现内容零乱化、知识碎片化、体系分割化、讲解表层化的问题。面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渗透，部分教师偏离马克思主义学科属性，甚至用西方的基本概念原理、研究框架范式来阐释问题，在与错误思想展开斗争时很容易掉进别人设立的学术陷阱。

二是教学方法存在“娱乐化”的风险。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不时尚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但是又出现了方法创新游离教育内容，过度“娱乐化”甚至低俗、媚俗、庸俗化的倾向：个别教师认为讲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生不爱听，常常以新奇特甚至怪异言行着装来吸引学生，过度使用视频、音频等技术手段，过多穿插一些有乐无教，缺乏思想性、教育性的“轶闻趣事”。甚至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宣扬不正确、不健康思想或者宣泄个人情绪，放弃对课堂的价值引领。

三是教育格局存在“孤岛化”的风险。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与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同频共振尚未实现，协同推进各类课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向同行的方法不多、措施不力，存在“单兵作战”、“孤岛化”的窘境。部分教师把课堂教学仅仅视为知识传授的手段，忽视其在增强学生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些专业教师对专业教学中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存在困惑，刻意回避对现实问题的讨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事，自己的专业是“纯学术”，应该价值中立。

3.聚焦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绵延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它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坚定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建设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进程中坚定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殿堂，更是传承文化的主战场，承担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职能和使命。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高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值得注意的是，与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时代要求相比，当前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对其重要性认识有待提高，教育内容系统性、整体性还明显不足，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现象还比较普遍，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待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合力有待加强。这些问题的存在增加了文化领域错误思想蔓延到高校的潜在风险。

一是增加了文化虚无主义蔓延到高校的风险。一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学习了解，同时缺乏敬畏，文化自信不够。比如，对传统节日认识模糊，热衷于追捧、跟风、享受情人节、愚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洋节日；不加分辨地推崇西方的个性解放、个人奋斗等价值理念以及性自由、试婚制等生活方式。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支撑我国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史实、人物、事件了解不够，甚至将其戏谑化、低俗化。

二是增加了文化复古主义蔓延到高校的风险。用持守文化传统来否定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必要性，表现为“祖上也曾阔过”的文化自恋。比如，部分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在古代的实践存在认知偏差，不顾时代变迁机械照搬，盲目参加各种“国学班”“女德班”等活动；部分青年教师热衷于研究“新儒家”，试图用“古之道”驾驭“今之有”，从儒家文化中开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可能“药方”。

三是增加了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到高校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通贯通。文化自信既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更包括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但是，我们在教育教学中对“四个讲清楚”阐释不够，使得部分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认识不清，甚至割裂它们的联系。加之社会上、网络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行“戏说”，对历史定论进行“翻案”，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虚无”。一旦这种思潮从社会蔓延到高校、从网络渗透到课堂，就会降低青年学生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三、强化方法自觉，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能力水平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为认识、分析、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钥匙”。我们应紧扣当前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治理实践，不断强化方法自觉，提高战略意识、精准意识、制度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增强防范化解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1.强化战略意识，筑牢精神高地

战略意识即从长远看当前风险、从全局看局部风险、从整体看部分风险，致力于解决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努力增强“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的风险防控化解能力。一是防范化解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大风险。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之路，突出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充分发挥高校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深入开展世情国情党情教育，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经验、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二是防范化解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大风险。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编好教材、建好队伍、抓好教学；深化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改革，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努力掌握学术话语权；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提升研究回答我国改革发展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三是防范化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传承弘扬的重大风险。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课程与教材体系，将传统文化内容体现到教材编写和课程开发中，使本硕博各阶段教学内容相互衔接、层层深入，螺旋上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组织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教育，深入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增强教育的多元支撑，构建互为补充、相互协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格局。

2.强化精准意识，坚持分类施策

当前高等教育领域风险错综交织，更需要精准把握高校潜在的各种风险的表现形式和突出特点、形成规律，精准发力、分类施策。一是未雨绸缪防范“灰犀牛”事件。“灰犀牛”事件是指有较大发生概率，但未受到应有重视、未加以有效抑制，最终因累积升级而有可能酿成重大风险的事件。防范“灰犀牛”事件，就是要防患于未然。在学校发展规划、经费投入、公共资源使用等各领域，人才培养、科研立项、评优表彰、职务评聘、对外交流等各环节，党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工作、安全稳定等各方面工作，都存在不少风险点和问题源，如果管理流于形式，就有可能给高校办学治校造成风险。应“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立足风险查找、风险防范、风险化解，扎紧制度篱笆、堵塞管理漏洞，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二是主动施策化解“黑天鹅”事件。“黑天鹅”事件是指破坏性强、驾驭难度大，事先难以预测的偶发事件。高校办学治校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存在不少发生“黑天鹅”事件的风险点，加之社会关注度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突发事件。近期发生的青年演员XX学术论文抄袭、南京大学长江学者XX百余篇论文凭空消失等，就是高等教育领域“黑天鹅”事件的典型。巴菲特的诺亚方舟原则认为：“预测下雨无济于事，建造方舟才能以防万一。”既然“黑天鹅事件”的复杂性、多样性、突变性、不确定性和难驾驭性更加突出，人们对其预测研判也极其有限，不如主动出击、迎接风险：在事件到来前，努力占据战略主动和有利地形，建立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体系，把重大风险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在事件发生后，对可能引发重大风险的重点部位和关键节点，选用有效防控预案和应对措施，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及时阻止风险演化，打好克险取胜、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三是从源头抓起，消除“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指初始条件下的微小变化，如果不能及时加以正确引导和规范调节，就会迅速放大和无控释放，引起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负面效应，甚至会带来颠覆性、系统性的巨大风险与灾难。这就要求我们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全面梳理高校办学治校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风险点，对可能引发重大风险的苗头性、倾向性、源头性问题进行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和妥善处理，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消除小风险的源头，防范其连锁联动为大风险；消除个别风险的源头，防范其连锁联动为综合风险；消除线下风险的源头，防范其连锁联动为网络风险；消除校园风险的源头，防范其连锁联动为社会风险。

3.强化制度意识，推进依法管理

俗语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同样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来突破一些瓶颈的制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制度建设是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实现依法管理的必由之路。有关部门和高校应围绕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中的突出问题，切实推进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的建章立制，按照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努力使制度体系更加科学系统，更加配套衔接，更具可操作性。依法管理，重在落实，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规章制度管用可行的效能。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之所以存在一些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固然有建章立制不到位的影响，但也与落实不到位不无关系。应把制度意识贯穿落实到课堂讲坛、网络监管、境外资金与非政府组织管理等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具体实践中，强化制度刚性约束，防止“破窗效应”，坚决克服“人治”现象。依法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关键在人，核心是提高我们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应加大法治宣传教育、法治文化培育，强化干部教师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引导师生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使依法防范风险成为一种行动自觉、工作习惯和问题处理方式，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能力。

4.强化责任意识，汇聚强大合力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牵涉面广，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决不是高校一家的事，而是全党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党的领导是关键。各级党委作为指挥中枢，应加强对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工作领域重大风险的分析研判，推动重大部署、重要任务的落实，更好发挥把方向、管大局、抓落实的作用。高校党委承担着防范化解高校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书记校长应有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有“临大事而不乱”的战略定力和冲锋陷阵的战略胆识，着力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遇到的各种重大风险。领导班子要加强理论修养，善于把握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内在规律，切实提高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能力。应不断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着力激发基层单位防范化解风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广大师生成为风险防控的主体力量。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沟通联动是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必然要求。应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从严压实各自责任，把风险防控化解要求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主动加强与高校的沟通协调，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会商研判和联合预警，共同应对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工作领域的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各方面力量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应强化“一盘棋”思想，积极支持配合高校，形成系统化、联动化和高效化的高校风险防控化解体系，真正汇聚起全社会合力防范化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重大风险的磅礴力量。

第二篇：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风险防范

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风险防范

2016-06-23 huodizhizi 转自 心雨室 审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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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越来越多，由于投资大，工期长，质量要求高，涉及部门多，工程建设中“钉子户”、“野蛮拆迁”、“非法征地”等违规违法现象愈演愈烈，腐败和职务犯罪多发易发。“工程上马，干部落马”、“一个项目建起来，一批干部倒下去”，由此引发的大案要案、窝案串案不胜枚举。犯罪数量逐年上升，占检察机关查处案件比例不断增大；涉案金额大幅增加，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财产遭受巨额损失，这一领域潜在的职务犯罪风险亟待关注防范。

一、重大工程建设与职务犯罪

工程、项目、建设、建筑等概念在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交叉使用混乱，分别有“工程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工程、工程建设、建筑工程”等多种表达，概念内涵均不尽一致。笔者以为，工程专指“建设工程”，包括土木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等项目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等。由于“项目”一词的概念外延相对宽泛，故将工程置于项目之前，称为“工程项目”的表达相对规范。本文所称重大工程建设领域，是指涵盖重大房屋建筑和工业、能源、信息、交通、水利、环境保护、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工程项目及工程所需

成套设备、配套机电设备、专用设备和非标准设备的采购、重大技术改造及其他社会发展工程项目的范畴。“重大”的标准应当界定为：（1）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重要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2）总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社会事业、服务业和农林水利项目；（3）对科技含量高、在行业中有先导地位和龙头带动作用的项目，以及对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可适当降低投资额度。

职务犯罪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法学研究者对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的概称。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会作出不同的阐释。笔者认为职务犯罪概念，理应兼具刑法学和犯罪学特征。相对于其他职务犯罪而言，重大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之所以能够独立成为一种职务犯罪类型，主要是由重大工程建设的特定性和职责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种特殊性是相对刑法对职务犯罪的一般规制而言的。因此，厘清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相关法律和原则路径，是对这一领域职务犯罪问题开展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二、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刑法规制

由于“犯罪是以法定犯罪为典型形态、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1}1所以在分析重大工程建设中的职务犯罪类型时，也要以刑法的规定为参照。依照刑法规定，职务犯罪的罪名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交易型、占有型、挪用型、渎职型。交易型职务犯罪包括：受贿罪（385条）、单位受贿罪（387条）、行贿罪（389条）、对单位行贿罪（391条）、介绍贿赂罪（392条）、单位行贿罪（393条），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包括索贿、收受贿赂、经济受贿、斡旋受贿、事后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等。占有型职务犯罪包括：贪污罪（382条）、私分国有资产罪（396条1款）、私分罚没财物罪（396条2款）。挪用型职务犯罪主要指挪用公款罪（384条）。此外，刑法还规定了6种滥用职权类和8种玩忽职守类以及14种徇私舞弊类的渎职型职务犯罪，同时还设有堵漏性“兜底”条款，即刑法第397条。具体到重大工程建设领域相关职务犯罪而言，还应包括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410条）、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罪（410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137条）。由此，刑法在立法上对职务犯罪大致形成了“法网恢恢”的格局并确定了从严惩处的总体原则。

重大工程建设涉及包括发改委、建委、国土、规划、设计、城建、交通、水利、铁路、林业、农业、环保等各个部门以及政府临时设立的指挥部、重点办、拆迁办、领导小组等，这些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职过程中都可能成为职务犯罪主体。

随着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因此而建立的“领导小组”、“指挥部”的等临时机构越来越多，成为了职务犯罪“易发部”“易发办”。究其原因，一是运作机制上缺乏规范化。不少指挥部日常运作主要靠的是一些内部守则和行业规则调整，工作随意性大，缺乏规范化，容易产生管理上的漏洞和“盲区”。二是人事关系混乱化，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从相关

职能部门和街道（乡镇）抽调的，工程建设一线的技术人员，也往往是从社会上临时聘用，纪律相对松散，管理弱化。三是组织生活非正常化。由于组织关系均留在原单位，处于原单位管不着，临时单位不愿管的状况。这样的人员设置，加上权力大，缺少有效监督制约，原本缺少自律的临时机构工作人员极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三、重大工程建设中职务犯罪的犯罪学实证分析

2009年9月至2010年10月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8981件10854人，涉案金额18.5亿元。其中贪污贿赂大案6343件，重特大渎职犯罪案件463件，县处级以上要案993人。依法查处各类行贿犯罪案件1469件，查办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919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亿余元。一批在工程建设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惩治。

在社会生活中，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是复杂的，只有将形态各异的犯罪行为进行类型化，并在对各类犯罪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深刻地把握犯罪现象。对司法实践中大量相关职务犯罪的案例分析表明，这一领域职务犯罪形式大致为：官商勾结，徇私舞弊；虚报冒领，侵吞公款；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截留挪用，非法牟利；截留房源，中饱私囊；暗度陈仓，私分国资；损公肥私，滥用职权；违规违法，玩忽职守等。尽管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形态各异，手段多样，但在发案规律和特点上仍具备一些共性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越来越多元化、实权化、集团化

1．多元化。近年来，由于工程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导致一个重大工程项目，既有牵头单位、又有实施单位，还有配合协助单位，往往涉及发改委、建委、规划局、房管局、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等多个单位和组织，人员多样。除了建设单位和施工方，从经济管理部门到行业监管部门，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到行政执法机关，只要与工程建设相关的地方都可能发生职务犯罪。更有领导干部插手工程建设，利用影响力受贿。以浙江省为例，近年来该省检察机立案查处的处级以上干部中，有七成以上都乐于插手工程建设，或直接担任临时机构负责人，或借道拆迁办，以向拆迁办人员打招呼等方式进行权钱交易。此外，介绍贿赂时有发生，亦是造成重大工程项目职务犯罪主体多元化的原因之一。

2.实权化。尽管工程项目建设中职务犯罪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却兼具熟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相关业务并享有“话语权”这一共同特征。尤其被称为“纳米腐败”的关键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尽管未必拥有很高的职位，但对实际情况最为熟悉，对工程建设相关政策拥有丰富经验，对相关规章制度比较了解，更能利用制度漏洞实施犯罪行为。

3．集团化。重点工程建设，标的数额大，牵扯环节多，窝案、串案现象突出。集体腐败，利益均沾，被查处人员大都具有连带性，多是上下级、同事或朋友，彼此之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有时交叉作案，有时互相勾结共同作案。一旦案发，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出多案、查处一人带出一伙、查处一般干部带出领导干部、查处违纪的带出犯罪的情况。2009年，天津市检察机关查办的工程领域职务犯罪窝、串案约占工程领域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42.5％。江西省检察机关三年查办重大工程建设职务犯罪700起，一半以上是窝案。

究其原因，一是这些人在各部门的岗位上长期固定且缺乏监督，本来就相互熟识，业已形成了一个圈子。二是在收受贿赂时也因“大家都拿，自己拿一点也没关系”的心理而变得心安理得，集体受贿圈内人之间毫不回避，一人在受贿之余还可以帮行贿人将其他行贿款“顺便”带给其他受贿人，肆无忌惮愈演愈烈。三是请托人觉得送了钱，审批进度会快，提出的一些不算“过分”、“可上可下”的要求也能得到满足，抱着这样的投机心理，忽视了行贿行为的违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集体腐败的不正之风。介绍贿赂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贿赂犯罪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涉案环节越来越广泛，易发环节越来越集中

实证分析表明，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在立项审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规划设计、工程发包和转包、招投标、材料设备选购、施工管理、工程项目变更和追加、工程监理和质量验收、工程款预付和结算等各个环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腐败现象乃至职务犯罪的发生。特别在以下9个环节中，职务犯罪易发高发相对典型，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1．设计勘测环节。工程勘测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首要环节，因为该阶段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商业贿赂行为相对严重，一般表现为建设方主管人员利用项目决定权受贿。

2．征地补偿环节。征地在城市建设中集中体现为土地所有权的出让置换环节。这一环节的职务犯罪形式主要表现为：（1）被征迁户通过虚增面积、虚增地上附着物数量等手段，骗取大量公共资金，有的甚至与征地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进行权钱交易，造成公共财产大量流失。（2）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参与土地征用事项和款项管理工作中，利用职权大肆进行贪污挪用犯罪。（3）国家工作人员疏于监管，构成渎职犯罪。

3．拆迁安置环节。有的被拆迁人在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配合下，通过违规操作获得不该获得的利益；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趁机给自己和请托人以伪造有关资料为手段，利用手中的权力予以确认并求得补偿；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不严格履行审核职责，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这些案件大多集中在城镇街道的土管所、拆迁办，表现出“小部门大问题”、“小

职务大实权”、“小贿赂大影响”的特点，集中体现在：（1）权属审核违规。违规在拆迁期间买卖房产和分户确权；对冒用他人名义及伪造有关权证资料不认真审核即确认补偿。（2）违章审核违规。径自将违章建筑确认为合法建筑；将部分不合法的建筑确认为合法建筑。（3）性质、面积、等级审核违规。将非住宅作为住宅调产安置；将虚增的面积进行补偿；将次质量等级房产作为高质量等级房产进行补偿。此外，这一环节中还有登记办证权、安置房处置权和协议签订等权力，同样也会引发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4.招标投标环节。公开招投标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却仍是重大工程职务犯罪的重灾区。其主要职务犯罪形式：（1）建设方为规避公开招标，私下将工程总额拆分到国家规定的公开招标的限额以下，利用掌握工程的管理职务，收受贿赂；（2）故意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使应公开招标的工程不进行公开招标，必须公开招标的项目则采取直接委托的方式，从中收受贿赂;（3）违反公开招标的规定，排斥潜在投标人，寻找理由改变招标方式，将应公开招标的项目变为邀请招标，以便内定的施工单位中标，从中获取贿赂；（4）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或以他人名义投标，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从而进行贿赂行为；（5）中标人私下转让中标项目，或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数家施工单位，从中进行不法交易；（6）收受施工单位贿赂，忽视施工单位资质，将工程随意转包给非法挂靠的不具有施工资质的单位；（7）内外勾结、非法兜售承包权，从而收受贿赂;（8）招标代理机构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收受贿赂。这一环节的职务犯罪中，行贿受贿犯罪占绝对比例。

5．发包分包环节。工程发包分包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亦比较突出。其主要职务犯罪形式和特征：（1）发包单位管理人员利用项目发包的职务之便，索取和收受意欲承包的施工单位的回扣、贿赂；（2）承包单位负责项目管理人员为承揽工程项目，获取自身利益，以各种名义向发包单位管理人员提供回扣，贿赂及其他各种好处；（3）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项目再次转包给他人，或将工程项目肢解后分包若干个“关系”单位，从中收受贿赂；（4）发包方指定施工单位，令承包方将工程再次转包给被指定方，从而收受被指定方的贿赂;（5）负责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故意提高工程项目造价发包分包，然后从承包方套取提价部分的差额，进行贪污；（6）承包方以“飞过海”的方式，经他人介绍为负责发包人员提供免费装潢住宅、入股分红等不同方式的贿赂。如：安徽万里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在2007年8月至2009年11月间，相继有6名企业高官因受贿被查处，受贿总额超过百万元，他们敛财所凭借的就是垄断性的道路建设工程发包权和项目分包权。

6.装潢及安装工程环节。装潢及安装工程也是职务犯罪的多发、易发环节，在这个环节发生的职务犯罪主要以贿赂案件为主，涉案人员主要是有决定权的工程管理人员。其主要犯罪形式：（1）发包方负责人未按规定公开招投标，擅自决定将装潢工程发包给关系单位，收受贿赂;（2）发包

单位与承包单位管理人员相勾结，抬高预算，侵吞差价共同贪污，或收受贿赂；（3）明知承包单位工程装潢质量低劣，使用降级材料或用国产材料冒充进口材料等，发包单位管理人员对此放任不管甚至参与其中谋取私利；（4）在采购电梯、空调、办公用品或其他设备时抬高价格，收取回扣、好处费等贿赂；（5）在配套工程中，虚报数量、价格，侵吞公款或收受贿赂。

7.建筑材料设备采购环节。工程建设资金中，设备材料费用所占的比重最大，因此这一环节也非常容易出现问题。（1）采购人员与供货商勾结，采用混淆建材档次、品牌或抬高价格等手法，实施贪污贿赂犯罪行为；（2）供货商向采购人员行贿，以致采购人员受金钱诱惑，在采购建材中舍近求远、舍优求劣、价格舍低求高，损害单位利益；（3）采购代理机构向被代理方人员行贿，被代理方人员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4）通过伪造发票、人库单等方式来抬高材料价格、虚报入库材料；（5）供应商向采购单位验收材料人员行贿，验收人员明知数量短缺、档次不足而隐瞒不报；（6）采购人员以化整为零或其他方法规避公开招标采购，从中索贿受贿；（7）采购人员以支付工程材料费等虚假名义贪污公款。

8.工程款项管理环节。工程建设项目往往资金总量大，流动性高，涉及到资金管理的有关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往往存在贪污工程款项的冲动和条件，从而指使承建方或与承建方勾结，巧立名目，把工程款套出私分；或者擅自伪造伪造项目、发票，虚报价格，虚增支出等方式进行贪污。

常规环节的工程款项管理，主要体现在建筑项目预、决算环节、工程进度款预付、决算后工程款项拨付环节和建筑材料设备款项支付等环节。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方拖欠施工方工程款的现象较为普遍，已经成为制约施工单位生存发展的顽症。工程甲方不按合同规定预付工程款，而是由施工单位垫资施工，为了及时地得到工程进度款，施工方往往会向建设方有关人员行贿送礼。行贿对象多以建设方享有审批权的领导和负责审理决算的管理人员为主。工程项目预、决算环节的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一是承建单位为了达到高估冒算的目的，采取行贿的方法，收买负责预算的管理人员；二是建设单位管理人员与财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采取提前或拖延付款等手法，向承建单位索取或收受贿赂；三是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管理人员互相串通，以虚构材料使用量、提高材料单价等级，多造民工工资、虚列成本等手法，实施共同贪污行为；四是承建单位采用重复计算工程量虚设项目、高套定额、多计各类费用等手法，高估冒算骗取建设单位的工程款，为蒙混过关而行贿有关管理人员；五是指使承建方或与承建方勾结，巧立名目，把工程款挪作他用或予以侵吞；六是建设单位管理人员不顾本单位利益，为承包单位出主意，采取价差调整等办法获取最大利润，从而收受贿赂。

追加投资本是工程建设中经常发生的一个附加环节，司法实践中常被犯罪者利用，转化为实施贪污贿赂犯罪的重点环节。其主要犯罪形式和特

征：一是建设方虚列项目追加规模投资，进行挪用、贪污；二是建设方明知施工单位高估冒算，仍给予确认追加投资，从中收受施工单位贿赂；三是负责审价、监理及其主管部门管理人员对施工单位虚报项目、高估冒算给予确认追加投资，从中收受施工方贿赂；四是建设方借故从工程追加投资的款项中挪用、私分工程款；五是建设方与施工方项目管理人员相勾结，虚构追加的工程项目，共同贪污工程款等。

9.工程行政管理、执法环节。工程建设从立项到验收涉及多个行政管理、执法部门，多个执法环节，建设、施工单位为了获得审批或者免受、少受处罚往往金钱开路，贿赂先行。其中在设计变更环节和验收环节职务犯罪易发多发。

设计变更环节上主要表现为：在土地容积率、土地用途变更等方面打擦边球，为房地产商、企业经营者谋取利益，收受贿赂；追加、虚增工程量和其他变更。如：应建未建的某些合同规定的工程，而在工程竣工验收时采用迁建等变通的手法谋取高额利润。

工程项目验收环节主要表现为：质监机构管理人员收受贿赂后，对工程不认真查验，使不合格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参与验收人员明知工程质量有不合格之处，按规定应返工后再次验收，但因收受贿赂，故意不指出，使不合格工程验收通过交付使用；参与验收人员明知设备不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技术标准，但因收受施工单位贿赂后而故意隐瞒；对施工单位擅自追加的材料和项目予以认可，从中收受贿赂；故意提高工程验收等级，刁难施工方，从中收取贿赂。

（三）犯罪手段越来越翻新，越来越隐蔽

工程建设领域贿赂犯罪的方法、手段不断翻新，介绍工程、暗提佣金；打牌赌博，只赢不输；收受干股、低价购房、投资收取权益等新形式受贿层出不穷。手段翻新的同时，犯罪日趋隐蔽。受贿往往不是熟人不收，他人在场不收、心里没底不收、物品无发票不收。有的故意将黑金存在海外银行，或买下海外房产等方式，使有关部门在境内难以察觉。同时咨询机构腐败，亦在开发商和审批者之间搭起了桥梁，让腐败行为更加隐蔽。行受贿双方往往在案发前形成“利益共同体”，甚至在事前订立攻守同盟，案发后百般抵赖，给案件查处制造障碍。此外，黑恶势力介入工程拆迁等问题的出现，尤其引人注目。江苏省某市经济开发区出现过为逼迫被拆迁人同意拆迁，雇佣黑社会打人，半夜偷拆、半夜打砸、上班途中殴打，逼迫农民房屋拆迁的情况。谁雇佣了这些人？谁在纵容这种现象延续？其背后隐藏的职务犯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和反思。

（四）危害后果越来越严重，社会影响越来越恶劣

1．犯罪高发严重。工程建设领域

涉及面广，竞争激烈，诱惑力大，利令智昏者前腐后继。以北京市查处情况为例，2006年至2009年，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平均增幅31％。共立案侦查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135件，涉及146人。其中，大案101件，平均增幅7.9％；要案34人，平均增幅20％，高发态势明显。

2.危害后果多元。一是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二是造成了工程质量的安全隐患。一些施工单位通过行贿手段包揽工程后，为追逐最大的非法利益，往往在施工过程中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致使工程出现严重问题。温州7·23高铁事故之后，其背后的工程质量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楼破破”、“楼倒倒”等网络新象都是最有力的证明。三是造成了建设市场的无序竞争。一些建设包工头、项目经理为了把工程搞到手，从工程立项招标开始，到工程验收，通过各种关系，对有关管理部门领导干部、发包方主要领导干部、基建负责人、评标专家组成员、预决算审计人员、质检质监人员、评奖组成员等实权人物，都以朋友的名义进行所谓的“感情投资”，进行权钱交易，严重冲击了公平竞争原则，扰乱了建设市场的秩序。四是造成了“工程上马，干部下马”的畸形现象。一些曾为国家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很有工作能力和发展前途的干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把握不住自己，不仅断送了美好前程，而且断送了人身自由，有的甚至断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3．犯罪数额逐年上升，大案要案频发。2010年5月，中央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的20起典型案件中，涉案数额最小的58万元，最大的2200万元，平均个案涉案金额550多万元。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2009年国土资源系统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涨，90％以上是大案。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3000余万元的同时，尚有美金69万余元的家庭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被中纪委领导批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女贪官。海南国资委主任王俊武，卖一块地竟受贿金额近千万元。

领导干部是该领域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原国土资源部长、中央委员田凤山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原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原南京市市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武龙等高官落马，都不同程度地与工程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犯罪人地位之高、犯罪数额之大、危害之广、影响之恶劣，令人瞠目结舌。

四、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易发多发原因探究

当前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职务犯罪易发高发原因很多，既有制度、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法律法规适用等方面的原因。

（一）刑事法律制度对职务犯罪惩处的阻滞

刑事处罚过轻不利于遏制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我国刑事法律制度设计上的弊端和法律执行上的不足，放大了犯罪者的主观冲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放纵职务犯罪的负面作用。

1．定量刑事罚则容易造成“恶小可为”的错觉。与国外刑法普遍对违法行为的定性评价不同，我国刑法罚普遍是定量评价；国外通行“零容忍”理念，贪污一元钱也是犯罪，而在我国犯罪行为必须要达到一定数额后才能被认定为犯罪。于是便可能出现“恶小可为，养小抓大”的怪象，从而陷入“小违规能管不管，大违规想管管不了”的怪圈。

2.普遍性定量罚则之下，刑法对于职务犯罪的定罪规定过于笼统，导致法律执行的随意性。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地域之间差异，一些犯罪特别是涉及财产类犯罪的追诉标准便授权给各地自行确定，导致各地适用定罪标准的随意性较大且法律效力相对较低，这种随意性和低效力传导到执法上，便会转化为执法的不统一乃至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例如：受贿人民币2万元，既可以不立案、不起诉，免予刑事处罚、也可以判处刑罚。

3.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过多，造成实际上的处罚偏轻。结合本市的相关情况看，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缓刑适用率高达80％以上；贪污受贿数额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情节的，缓刑适用率也在60％以上。

4．现行刑法对行贿犯罪处罚偏低，也是当前工程建设中贿赂犯罪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1）刑法立法对行贿的处罚程度明显低于受贿。一方面我国尚处于改革和经济转型时期，受贿方掌握公共权力，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行贿方往往“位卑权轻”，属于“请求”的弱势，因此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基于社会文化中对官员清正廉洁的人格操守期望，对公职人员的道德谴责更为严厉也符合客观公允和民众心理。（2）法律对行贿犯罪的认定上还不够清晰，导致司法不力。根据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犯罪的前提要件，但法律对何为“不正当利益”规定得不够具体明晰，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追究过于“保守”，也在客观上放纵了行贿。（3）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提高受贿犯罪的打击效率，对行贿罪整体处罚偏轻。

5．行政机关刑事责任资格刑缺位。在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行政权属明显，因此必须关注对行政机关刑事责任的承担。我国刑法中适用于犯罪单位的刑罚方式只有罚金刑，而在行政管理中，对违法单位的行政处罚方式有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处罚方式直接影响到单位可否继续正常经营生产，带有资格上的处罚性质，其处罚力度远远强于罚金刑。可是在单位犯罪的刑罚中却没有这些限制剥夺资格方面的处罚，处罚力度明确不够。实际上在工程建设中，机关单位也多是利用某方面的资格实施犯罪，只有以刑罚的制裁力剥夺或限制这些资格，才能消除其再犯罪的条件，才能体现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查处打击不力，放纵职务犯罪

在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的多，查处的少。由于犯罪越来越隐蔽，导致被揭露的概率小，被查处的概率更小。即使是被查处的犯罪者，也因量刑偏轻而判缓刑的多，判实刑的少。尤其在查处行贿受贿犯罪过程中，办案部门往往通过免除对行贿人的追究来换取其提供相关证据。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较小的犯罪代价，巨大的犯罪黑数和较小的查处比例，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进一步加剧了犯罪者在工程建设中利用职权铤而走险，顶风作案。

五、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风险防范对策思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该领域职务犯罪风险防范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有应用于实践层面才能体现其内在价值，因此必须把职务犯罪预防的总体理念与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合理确定职务犯罪预防总体框架，努力寻求、切实落实具体可行的防范措施，坚持打防并举，从严治理，系统预防，合力促防，构建前后相接、相互配套的专项预防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一）严惩—严密刑事法网，震慑犯罪

严密刑事法网中“严”之一字，非指严厉而是不漏罪，即对于应当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行为，在完整、准确、科学地予以立法规定并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的同时，强化司法威慑力，形成全方位惩治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格局。

1．严惩有据。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最后的盾牌。通过完善立法，让刑罚成为一种“必定性”和“确定性”的腐败行为后果。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通过专项活动，把运动式的打击转化为有制度预期的常态司法，达到使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2010年5月7日中纪委制定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体现了对相关犯罪打击力度的完善加强。

2．严惩有方。针对现行刑法具有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更能起到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应从现在“又严又厉”的刑罚构成逐步向“严而不厉”转变。一是逐步实现定量构罪向定性构罪的立法转化，对职务犯罪实行“零容忍”，贪污受贿不管数额大

小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二是逐步消除职务犯罪法律处罚的轻刑化趋向，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罚，该判重刑的不判轻刑，该判实刑的不判缓刑；同时对在诉讼过程中，大量非正常因为自首、立功而轻判的现象也要给予规制。三是不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建议把行贿罪的刑法条款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修改为“为谋取利益”，采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对行贿受贿实行“同罪同罚”，提高行贿犯罪自由刑的刑期。四是重视对行贿犯罪财产刑的处罚，如：没收行为人通过行贿犯罪所取得的经济利益；五是考虑增设资格刑，在特定时间内剥夺或禁止行为人从事工程建设相关的职业或资格等。六是注重完善行政单位犯罪罚则，借鉴国外行政刑法的立法经验，在行政犯中明确犯罪后的公职资格否定原则，全面剥夺犯罪分子的公职资格，促进犯罪分子对公职资格的珍惜，促进预防重大工程建设中职务犯罪良好环境的形成。

3．严惩有度。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参与建设的人员众多，违法犯罪行为的表现多样，手段各异，涉及到具体的案件，要充分调查，认真分析、研究，准确把握各种主、客观因素，正确理解和运用法律惩罚犯罪，做到“不枉不纵”。同时，也要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使查处职务犯罪案件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真正发挥检察机关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保驾护航的职能作用。

（二）严查—加大查处力度，打击犯罪

“徒法不足以自行”。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曾提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认识刑罚的必定性”{12}。就工程建设中的职务犯罪整体而言，仍然存在案源少、发现难、立案难、取证难、破案难、辨析责任难与犯罪黑数高等一些突出问题。为此，司法机关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及时查处发生在工程建设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特殊预防作用。同时结合发案的体制、机制、制度等的漏洞，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内部防范机制，有效防止职务犯罪案件的再次发生。

不断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所在纪律监察部门的合作，逐步推进行政司法监督资源的整合。一是加强行政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在专项预防活动中，尽力避免因职能衔接不力而产生的监管漏洞。二是加强对行政履职的信息化监控。当前，不管是纪检监察机关的纪律行政监督模式，还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模式，都是依赖于群众举报和犯罪结果公开后才介入的被动监督模式，这种被动的监督模式下，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或“滞后被发现”的状况显然难以避免。因此，执法监督部门及时收集重点工程建设中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重要信息，并进行梳理分析，将有助于这些部位、环节职务犯罪的查处和防范。三是加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息沟通。提高行政机关查处到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后移送司法处置的积极性；畅通司法机关发现行政违法违规行为移送行政处置的渠道，从而切实增强重大工程职务犯罪的打击

效率。

（三）严防—强化内外监督，防范犯罪

内部监督着重强调对重大工程建设中职务犯罪易发环节的管理和监督，外部监督则旨在整合社会预防整体资源，加大监督力度，堵塞权力真空，从而使工程建设中行使职权的人员认真接受监督，实现预防监督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由软到硬，全面性、系统性地做好预防工作。

内部监督管理完善方面，一是针对工程建设不同的岗位，制订不同的管理办法和工作流程，真正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流程规范。将权力分散到不同岗位，加强指挥部各岗位间的内部监督制约。同时强化管理人员的责任，落实工程质量和工程资金终身负责制。二是采取经常性监督和专项监督相结合的方法，对工程建设项目要进行全程监督、全程预防。三是对重要环节，要进行重点监督，重点预防。探索建立工程建筑市场的准入机制、工程建设的招投标机制、工程建设的廉政承诺制、建筑材料设备采购机制、工程建设财务管理机制和工程建设的质量验收机制等，保证各个环节建设按程序进行。四是建立项目资金统一管理机制，由专门单位（如：商业银行、财政会管中心等）负责项目资金的拨付、结算，对手续不完备的有权拒拨，未按规定拨付的，则承担连带责任，切实加强资金运转监控；五是完善工程预算和质量验收考评制度。除在合同上对工程检验的要求明确量化外，还要对施工单位、工程监理、业主代表制定合理的制约措施。六是增强制度刚性和针对性，尽量使之量化，罚则不能含糊其词，要条条对应并具有可操作性。

机制人员保障方面，应当在指挥部内设立独立的监察部门或者专职纪检监察员，或者由纪检监察部门派驻纪检监察专员，重点负责指挥部廉政建设、安全生产、工程招投标监督等方面工作，并赋予相应权力，参与对指挥部的管理监督。推行“三同步”制度，即廉政监督与质量监督同步、廉政合同与工程合同同步、廉政建设与工程建设同步。责成发改委加强对重点工程项目的检查，审计部门实行定期审计，强化资金审计监管。实行“双委派”制度，对重点工程项目，业主单位委派会计，上级财政监察部门也要长期委派或定期委派会计，对建设单位的财务活动进行监督。

强化外部监督方面，要将人大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结合形成监督体系。着力加大民主监督力度，让群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增加每个环节的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通过透明管理和动态监督来提高防范效率，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主动联合相关机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自始至终履行监督的职能，有针对性、有目的地介入工程建设的全过程，重点进行职务犯罪预防，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总之，在工程建设中，应当通过内外加强协调配合，整合各种监督合力，加强监督力度，严格管理程序，建立监督制约与检查机制，做到事前防范性监督、同步动态监督和

事后监督相结合，特别要突出强调同步动态监督。

（四）严教—提高防范能力，营造预防氛围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就是要在全体人民心中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和宗教般的情感，这是法治社会之要义。”因此，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应当建立健全专项预防教育机制，分四个层面加强教育。一是加强职业道德、岗位技能等素质教育，提升工程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二是以法律、制度、纪律作为教育的重点，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工程建设人员遵纪守法的理性认识，增强抵御违法违纪的自控能力；三是加强反面教材的警示教育，增强工程建设人员应对腐败的辨别能力；四是对发现的不廉洁的苗头和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诫勉谈话教育，对不良行为作出及时的警诫，防止事态蔓延发展。在加强教育的同时，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高尚的人格力量感召人、使人心悦诚服，才能令行禁止。大力表彰廉洁勤政的先进事迹，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弘扬正气，大力营造专项预防的良好氛围。

（五）严控—构建重大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职务犯罪长效机制

重大工程领域职务犯罪风险防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合力促防。首先，建立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多部门各司其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其次，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有效惩治和预防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的职务犯罪，确保重大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资金安全、质量安全、干部安全，服务地方经济在重大项目建设的带动下又好又快发展，是检察机关面临的新课题。检察机关应当通过开展重大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专项预防，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专项职能，剖析大案要案，开展警示教育，坚持惩防并举，查找体制、机制、制度存在的缺陷和漏洞，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推进工程建设制度创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进而推动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风险防范长效机制的建立完善。

（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

第三篇：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若干思考

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若干思考

在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的工作中，社会领域的风险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涉及面广，关系到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党政工作部门，值得认真研究其重大风险的化解防范之策。

一、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范畴辨析

社会领域重大风险范围广泛、内容庞杂，需要系统梳理、切实校准。

(一)社会领域风险的术语使用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与之相关联，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社会安全问题或社会领域风险大体相当于社会治安领域的问题与风险。但在不同的官方表述中，有关概念的内涵往往有所不同，外延也不尽相同，需要进行讨论。

安全与风险是一对有密切关联性的概念，前者指不受威胁的状态和能力，后者指可能引发的问题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对于社会领域安全与风险方面的术语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安全视角的表述有国家安全预警下的“社会安全”、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公共安全”;风险视角的表述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语境下的“社会领域风险”，应急管理语境下的“安全风险”。

在国家安全语境下，社会安全是12个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其外延也非常广泛。在《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一书中，可以看到其所指的社会安全包括了建设平安中国、维护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反恐怖斗争、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农产品安全、防灾减灾救灾等。这其中也包括了“公共安全”这个集合概念，其含义在下一段中描述。

在社会治理语境下，“公共安全”有时重点指社会治安。例如2014年1月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决遏制重大特公共安全事故”，其对象是政法战线的领导干部，其中“公共安全”的提法主要针对社会治安领域，是指狭义的社会安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专题研究公共安全问题，其中的主题包括了社会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语境下，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重大风险。社会领域风险是七类风险中的一类，包括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

在应急管理语境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主要指生产安全事故(用事故而不用事件，表明是人为原因的生产事故);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关于成立应急管理部，指出目的之一是“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这可以理解为主要指安全生产领域和自然领域的安全事件。因此，应急管理语境下的“安全风险”主要指安全生产中的风险和自然灾害中的风险。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到：

第一，狭义的社会安全或公共安全等同于社会治安，广义社会领域安全可以认为是等同于公共安全。前者是公安部门主管的安全，后者包括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安全生产领域、食品药品安全等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安全领域。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可以以“公共安全”这一范畴作为统领各个社会领域安全的集合性、总体性术语。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公共安全的含义也有广义狭义之分，而且不同机构给出的公共安全也往往差异很大。我们认为，公共安全的范围可以界定为自然与生态安全、生产与技术安全、食药与卫生安全、社会与网络安全四个领域。

第二，公共安全(社会领域)风险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狭义公共安全风险，主要指安全生产风险;二是广义公共安全风险，除了安全生产风险，还包括自然灾害风险、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等;三是最广义的公共安全风险，除了上述公共安全风险，还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市场调控等社会生活领域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第三，在实际工作中，应当以最广义的公共安全风险为靶子，探讨其防范化解之道。

(二)公共安全风险(社会领域风险)的本质

公共安全是指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种安全也是公众共同拥有的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确保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对公共安全本质的把握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系统辩证思维看待公共安全。总体上，公共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重要的民生领域的安全。具体说，公共安全涉及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安全价值维度，公共安全既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也包括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二是安全形态维度，公共安全有传统公共安全，如一般的四大类突发事件问题;也有非传统公共安全，如新型的网络安全事件、跨境安全事件问题。三是安全空间维度，公共安全有内部安全，即国内的公共安全;也有外部安全，即外部安全是外国的公共安全，也包括外国公众和中国海外公众利益安全。

理论上说，公共安全风险是指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潜在危险因素。自然与生态、生产与技术、卫生与食品、治安与网络等领域的潜在、可能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事件的安全风险都属于公共安全风险。但是在实践中，“防范化解风险”这一用语则包含了广泛的内涵，既包括潜在的风险(这是需要防范的)，也包括风险演变为突发事件之后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这是需要化解的)。本文主题是讨论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所采用的就是这种通俗的、广义的风险内涵。

(三)重大公共安全风险(社会领域风险)

一般说来，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是指可能造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这里涉及对“重大”的测度。在学术层面，对各类公共安全风险等级的判定要综合考虑其发生的概率和可能的危害，将风险在风险矩阵图中分为低级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和最高风险四级。因此，所谓重大风险应该主要是指较高和最高级风险。这些风险发生概率不低，发生后损失重大、影响重大，直至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安全风险。

讨论重大公共安全风险，还需要澄清“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这两个比喻性的流行语及其与公共安全风险的关联。“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负面事件。具体说，这类事件是指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具有意外性(出人意料，往往此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其发生机理依然是可以解释的。“灰犀牛”事件指的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重大负面事件。在公共安全领域，美国“九一一”事件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而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因此，准确地说，“灰犀牛”事件的风险是在风险矩阵图中处于发生概率高、危害大的高风险;而“黑天鹅”事件的风险则是在前期风险识别阶段很难被估计到的风险，因此也就无从对其进行风险分析，也难以在一般的风险矩阵图上找到它们了。因此，就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而言，“灰犀牛”事件可以通过常规的风险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来防范和化解;而对于“黑天鹅”事件则一方面需要提升常规机制的精确度和灵敏度，另一方面则需要从战略高度更好地打好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注重铲除重大风险的根源与土壤。

二、重大社会领域风险形势

我国“公共安全事件易发多发，维护公共安全任务繁重。”在自然与生态安全领域，全球气候变化、地理条件等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生产与技术安全领域，经济高速发展、风险隐患点多面广等因素，使得我国各类事故多发频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在公共卫生领域，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全球化不断发展，卫生突发事件往往开放难控;在社会安全领域，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等因素综合作用，我国社会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上述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和综合作用，使得我国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对人民生命与健康损害极大的事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触目惊心。2015年发生“6·1”“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是由自然原因(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造成442人遇难。2015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故属于特别重大事故灾难，造成173人遇难。2017年11月，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各一批次共计65万余支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并且流入了市场，这一药品安全事件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极大威胁。2015年“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社会安全事件，造成36人遇难。各类典型事件表明，给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安全带来极大威胁的安全风险依然很大。

(二)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损害极大的事件高发频发

各类重大突发事件都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私有财产带来极大风险。尤其是一些涉众突发事件直接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比如，我国社会领域犯罪与金融领域犯罪交织、线上犯罪与线下犯罪叠加的形势严峻，具体表现为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犯罪高发频发。网络借贷、投资理财、私募股权、虚拟货币、电子商务、消费返利、慈善互助、养老等领域成为“重灾区”，涉及人员多、地区广。各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组织和领导传销活动案件屡禁不止。

(三)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严重冲击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在传统公共安全问题与非公共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今天，重要基础设施事故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运行。例如大面积停电等事故对经济社会运行会造成极大冲击。又如在网络安全领域，线上线下的边界已经消失，网络空间的任何安全问题，都会直接映射到现实世界的安全。面对勒索病毒等层出不穷的网络安全攻击问题，360公司总裁周鸿祎认为，“在这个大安全时代，网络安全已经不仅仅是网络本身的安全，而是包括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

(四)对人居环境造成损害的风险极大

我国不少地方大气污染防治难度大，重污染时有发生，各种人为污染环境事件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响强烈。这些不仅对人民生存环境带来极大威胁，也突出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五)风险与突发事件的复杂性、意外性增高

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呈现出自然和人为致灾因素相互联系(例如，“6·1”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有人为操作不当的因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例如利用网络的金融诈骗类案件)、既有社会矛盾与新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例如传统民族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活动相互勾连)等特点。公共安全领域风险与突发事件的关联性、衍生性、复合性和非常规性不断增强，跨区域和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危害性越来越大。

三、我国重大社会领域风险防范的问题分析

以上各种公共安全风险之所以产生，既是复杂的世界安全形势大背景和公共安全风险自身规律使然，也是我们自身对于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防范不足的问题。具体说，这些问题主要表现有：

(一)政治层面落实党的政治领导不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牢树立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观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意义，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来认识”。这些政治要求落实如何呢?以2018年查处的长春长生疫苗案件为例，这是一起疫苗生产者逐利枉法、违反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编造虚假生产检验记录、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失职失察、个别工作人员渎职的严重违规违法生产疫苗的重大案件。这一案件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等诸多漏洞。作为事件处理结果的一部分，吉林省和市场监管总局的四名省部级领导被免职、责令辞职或引咎辞职，一名省部级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责成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国家药监局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这一事件和其他有关事件都表明，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缺少公共安全的红线意识、没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意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共安全大政方针的责任意识不足，是产生问题的重要主观因素。

(二)战略层面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不足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来把握，努力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安全网还远远没有编织到位。例如“6·1”“东方之星”号客轮建成后，历经三次改建、改造和技术变更，其安全系数逐次下降，致使客轮抗风压倾覆能力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这反映出船运公司和主管部门领导对安全尺度的把握严重失察。又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火灾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也充分表明监管部门和企业的安全体系建设还有很大漏洞、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严重不足。这类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安全发展的战略思想、从源头控制风险的科学理念远远没有落实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中，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现状与严峻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还不相适应。

(三)战术层面防范化解风险不力

在重大风险和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由于具体措施不当导致风险扩大化、复杂化的事例不少。例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不仅损失极大，负面影响也很大。在事故处置过程中，由于舆论引导方面的疵点引发的舆论**也是造成恶劣影响的一个主要方面。对于很多地方和部门来说，如何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从政治层面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领域风险

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形势复杂、任务艰巨，从根本上要靠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推动。因此，党的领导是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的根本保证。

(一)树立政治意识，明确任务和使命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精力和心思用在防风险、保稳定上，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安全感。要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以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把握大势。

(二)提升领导干部风险防范能力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强化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潮、模糊认识、不良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要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

(三)明确职责和责任

要把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与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具体说，要全面落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公共安全的责任。近年来，相关制度规范日益完善，中共中央2019年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2019年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等。这些制度规范明确了有关党政部门和党政领导干部的社会安全、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的具体责任，需要严格加以落实。为了便于理解和执行，下一步可考虑出台更为综合性的党政领导干部公共安全责任制方面的制度规范。

(四)发挥广大党员作用

要广泛教育和动员广大党员在公共安全事务中，勇于担当，随时随地在人民群众当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所有党员都应当以对党的事业、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于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想在前面、干在前面，在党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五、从战略层面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领域风险

战略层面防控重大风险是指从方向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高度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提升落到实处。维护社会大局稳定，需要“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是一项战略全局工作。只有扎扎实实从战略层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的能力，才能不断铲除重大公共安全风险的产生和转化的土壤。

(一)制定和实施国家公共安全战略

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安全发展理念，制定国家总体公共安全战略规划。战略规划要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作为发展保驾护航的关键支撑要素来定位，把自然与生态、生产与技术、卫生与食品、治安与网络等领域的安全风险防范统筹考虑，把公共安全内置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总体发展框架中，努力规避人为的风险、新兴的风险和非传统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由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制定和滚动实施相应的专门公共安全规划。以战略规划带动各项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二)全面深化公共安全领域的改革

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下，完善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要加强各级政府的部门协调、上下协调，不断完善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要注重发动社会力量，加强政府与全社会的协同，完善培育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整体公共安全能力。

(三)加强公共安全法治建设

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制定《公共安全法》或者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使之成为更加适用公共安全的基本法;同时修订完善各主要下位法律。在完善各项相关法律制度基础上，辅之以相应的各级政府规章，推动形成体系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法治体系。

(四)着力提升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志愿精神，支持和引导公共安全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帮助其提高专业化能力和规范化管理水平，为其发挥作用搭建平台。要扎实做好提升公众安全能力的工作。要通过公共安全教育进课堂、进社区、进单位，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科普宣教。

六、从操作层面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领域风险

在操作层面，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要针对各种可能的公共安全风险和具体的突发事件，以有力的措施加以防范化解，努力避免风险转变为事件，努力减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一)建立和完善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排查机制

要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要坚持问题导向，把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落到实处。这里的关键是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和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可能严重危害人民生命与财产的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严重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风险。

在风险研判机制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定期风险隐患排查机制。要运用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依靠专业力量和人民群众，确保那些可以发现的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隐患全排查、不遗漏。

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健全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其他相关的重大风险评估的制度。对于任何重大决策，都要着眼于政治安全、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评估其风险。

还要注重回应人民对风险的关注。要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公共安全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

(二)为化解和应对重大公共安全风险和事件做好准备

有备才能无患，有备才能解患。应急准备的任务就是要“打好有准备之战”。加强应急预案修编、扎实做好应急演练工作等都是重要的应急准备工作。这其中，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和加强应急保障能力是两项重点工作。

要切实加强基层应急准备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要着重构建基层安全网络体系，即“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

要切实提升应急救援与应急保障能力。各级政府要狠抓应急队伍与救援装备能力提升，优化应急专业力量结构和区域分布结构;要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结构、提升快速调运配送效率，健全应急资源共享和应急征用补偿机制;要提升应急信息发布和传播能力;要夯实公共安全科技创新、提高成果转化率，进一步挖掘应急产业市场潜力。

(三)做好重大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置

对于突发事件应对，我们“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需要做好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置两个环节。

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强化救早、救小，及时掌握灾情信息，早研判、早行动，快速响应、科学施救，整合各方力量，组织引导群众，防止小灾演变成大灾，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

要抓好善后处置工作，因势利导、化危为机。既要抓好原因调查和问题查处，给人民以满意的交代;也要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使有关责任主体受到教育，推动查找和化解相关的风险。

第四篇：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中共XX镇委员会

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切实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意见》和《关于报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相关材料的通知》要求，我镇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而转变工作职能，提高防控能力，现结合我镇实际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组织，完善风险防范工作机制

针对九个领域重大风险，成立工作专班，细化工作事项，明确责任人，确保具体工作层层落实，责任层层压实，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是组建工作专班。组建了由党委书记为总负责人的工作专班，由其他分管领导任组长或副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对九大类重大风险进行全面指挥调度，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统筹推进。二是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实行一月一调度、特殊情况随时调度的工作机制，调度会主要是听取防范化解风险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发展趋势，重点是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市委关于防范化解风险工作的决策部署，协调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序推进。各工作小组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调度机制，对存在的风险隐患建台账、明目标，并逐一研究、逐一化解、逐一落实、逐一销账，确保相关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二、细化措施，防控风险确保稳定

1、着力防范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通过“生态”公众号和“学习强国”软件系统，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四风”反弹；深化作风纪律专项整治；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做好宗教工作。

2、公共管理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多渠道维护法治。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将群众信访、法律咨询、纠纷化解融入一个平台受理、一个窗口服务、一套机制解决，实现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切实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二是高质量提升服务。加大校车、出租车、客运车管理力度，合理制定运营标准，深入开展黑车整治工作，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三是零容忍保护环境。扎实开展人居环境环保执法行动，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重点对非法加油站和流动加气进行巡查监管。严肃查处“未批先建”、违反环保制度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环保设施在项目建设中得以落实。

3、着力防范社会治安领域风险。我镇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化重大活动安保维稳；密切关注XX镇区域内拖欠施工款和工人工资现象；防止和及时化解部分军队退役人员聚焦上访；防范信访、精神障碍人员极端行为。推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这段时间来我镇共计处理矛盾70余起，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4、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一是招好商优环境。紧抓2019年招商年机遇，制方案、层责任、明目标，采取以商招商、委托招商等多元化招商方式，紧盯农产品精深加工、高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助推农民工转移就业、就近就业。优化招商服务，以企业“最多跑一次”为目标，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实现新进项目代办，营造好亲商、爱商、助商服务环境。二是抓预防严惩治。举办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工作，全面曝光最新金融诈骗和电信诈骗方式方法，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对发现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电信诈骗案件从严处理。制定互联网金融整治方案，联合相关单位开展风险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督促整改到位。

5、着力防范生态环境领域风险。彻底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大力推进清洁取暖和散煤治理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持续抓好焚烧工作确保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和处置工作；加强对河流和纳污坑塘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地下水综合治理、垃圾治理、厕所改革、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工作；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做好辖区企业限产停产工作。

6、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一是规范网络新媒体等宣传阵地管理，落实各类新闻阵地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强化网上有害信息防控处置、情报预警、落地调查和舆情导控工作机制，守好网络舆论阵地。二是构建深度融合的融媒体传播格局，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积极开展主题宣传，提升XX镇公众号关注度和知晓度。三是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加强对教育、卫生等重要领域网络安全检查，摸清辖区内网络安全底数，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7、防范化解党的建设领域风险。一是加强干部队伍党性锻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干部党性修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学思践悟，筑牢理论根基，坚定理想信念。二是完善各层级干部考核机制，切实发挥指挥棒作用。要以科学的评价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切实解决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让付出得到回报，让耕耘得到收获，避免出现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三是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干部大胆干事创业。干部不敢作为担当，跟怕犯错误有关，要建立健全容操作性强的错纠错机制，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鼓励干部大胆干事创业，让干部从“怕”中走出来。四是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形成双向激励机制。用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导向。坚持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形成群贤毕至的良好导向。干得多，出错多，得罪人也多，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打破传统的“唯票”，要“为担当者担当,让敢为者有位”。

二、存在问题

一是基层风险防范工作队伍的人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在当前形式复杂多变的今天，特别是发展迅速形式多变的情况下，对涉及风险的场所辨别力不高，警惕性不强。二是网络新媒体的应用，负面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比较多，对防范和化解风险工作带来挑战，也成为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三、下步工作计划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努力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水平，担负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面排查隐患，集中开展整治，健全防控机制，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2019年9月19日

第五篇：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切实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意见》和《关于报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相关材料的通知》要求，我镇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而转变工作职能，提高防控能力，现结合我镇实际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组织，完善风险防范工作机制

针对九个领域重大风险，成立工作专班，细化工作事项，明确责任人，确保具体工作层层落实，责任层层压实，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一是组建工作专班。组建了由党委书记为总负责人的工作专班，由其他分管领导任组长或副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对九大类重大风险进行全面指挥调度，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统筹推进。二是建立定期调度机制。实行一月一调度、特殊情况随时调度的工作机制，调度会主要是听取防范化解风险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各类风险隐患发展趋势，重点是贯彻落实好中央、省、市委关于防范化解风险工作的决策部署，协调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序推进。各工作小组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调度机制，对存在的风险隐患建台账、明目标，并逐一研究、逐一化解、逐一落实、逐一销账，确保相关部署要求落地见效。

二、细化措施，防控风险确保稳定

1、着力防范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通过“生态”公众号和“学习强国”软件系统，持续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强势，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理想信念教育，自觉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四风”反弹；深化作风纪律专项整治；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做好宗教工作。

2、公共管理类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一是多渠道维护法治。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将群众信访、法律咨询、纠纷化解融入一个平台受理、一个窗口服务、一套机制解决，实现群众诉求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切实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二是高质量提升服务。加大校车、出租车、客运车管理力度，合理制定运营标准，深入开展黑车整治工作，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三是零容忍保护环境。扎实开展人居环境环保执法行动，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全面摸底调查，重点对非法加油站和流动加气进行巡查监管。严肃查处“未批先建”、违反环保制度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环保设施在项目建设中得以落实。

3、着力防范社会治安领域风险。我镇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扎实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化重大活动安保维稳；密切关注XX镇区域内拖欠施工款和工人工资现象；防止和及时化解部分军队退役人员聚焦上访；防范信访、精神障碍人员极端行为。推广“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这段时间来我镇共计处理矛盾70余起，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4、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一是招好商优环境。紧抓2019年招商年机遇，制方案、层责任、明目标，采取以商招商、委托招商等多元化招商方式，紧盯农产品精深加工、高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助推农民工转移就业、就近就业。优化招商服务，以企业“最多跑一次”为目标，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全面实现新进项目代办，营造好亲商、爱商、助商服务环境。二是抓预防严惩治。举办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工作，全面曝光最新金融诈骗和电信诈骗方式方法，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对发现的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电信诈骗案件从严处理。制定互联网金融整治方案，联合相关单位开展风险排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通报，督促整改到位。

5、着力防范生态环境领域风险。彻底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大力推进清洁取暖和散煤治理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持续抓好焚烧工作确保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和处置工作；加强对河流和纳污坑塘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地下水综合治理、垃圾治理、厕所改革、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工作；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做好辖区企业限产停产工作。

6、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一是规范网络新媒体等宣传阵地管理，落实各类新闻阵地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强化网上有害信息防控处置、情报预警、落地调查和舆情导控工作机制，守好网络舆论阵地。二是构建深度融合的融媒体传播格局，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积极开展主题宣传，提升XX镇公众号关注度和知晓度。三是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加强对教育、卫生等重要领域网络安全检查，摸清辖区内网络安全底数，提升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7、防范化解党的建设领域风险。一是加强干部队伍党性锻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干部党性修养，坚持用xxx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学思践悟，筑牢理论根基，坚定理想信念。二是完善各层级干部考核机制，切实发挥指挥棒作用。要以科学的评价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切实解决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让付出得到回报，让耕耘得到收获，避免出现多干多出事、少干少出事、不干不出事。三是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让干部大胆干事创业。干部不敢作为担当，跟怕犯错误有关，要建立健全容操作性强的错纠错机制，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鼓励干部大胆干事创业，让干部从“怕”中走出来。四是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形成双向激励机制。用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导向。坚持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形成群贤毕至的良好导向。干得多，出错多，得罪人也多，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打破传统的“唯票”，要“为担当者担当,让敢为者有位”。

二、存在问题

一是基层风险防范工作队伍的人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在当前形式复杂多变的今天，特别是发展迅速形式多变的情况下，对涉及风险的场所辨别力不高，警惕性不强。

三、下步工作计划

继续深入学习贯彻xxx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努力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水平，担负起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面排查隐患，集中开展整治，健全防控机制，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