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逻辑论文
法律逻辑实践应用探讨
【摘要】法律逻辑是一种应用逻辑，是法律领域中思维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理所当然以基本的逻辑观念为基础勾践其理论体系，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及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法律领域的逻辑问题。本文将从法律逻辑视角审视法律领域的逻辑问题，通过对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进行初步认识，以法律逻辑的视角来探讨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的今本问题，进而探讨法律思维工具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字：法律逻辑应用法律思维
法律逻辑是法律领域的一种思维工具，在法律领域内逻辑的运用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作为作为法律领域中的思维的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理所当然地以基本观念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多个维度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解决法律领域的逻辑问题。随着法律逻辑的应用研究的深入，我们必须解决诸如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性质、法律思维的工具与方法论意义等丞待解决的研究，以使法律逻辑学更好的发展。
一、法律逻辑的逻辑基础、研究对象和性质
法律逻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
（一）法律逻辑的逻辑基础。法律逻辑作为法律领域内的一种思维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立足于法律，以解决法律领域中的逻辑问题为目的，构建独立的理论体系。逻辑学可分为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经典逻辑从真值意义上看，它只具有真假二值，它所指的蕴含是实质蕴含，它遵循矛盾律和排中律，追求推理的确定性与保真性，且不包括模态词。经典逻辑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类形式逻辑，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谓词逻辑。而非经典逻辑通常缺乏一个或多个经典逻辑所具有的特性，非经典逻辑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或者是对经典逻辑的修正和扩充，或者是将逻辑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其他具体学科。在研究逻辑学这一门基础学科时，当然会强调其工具性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并且它所追求思维体系的一致性和系统性是不变的。卡多佐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对逻辑的解释：“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我并不打算通过映入不一致，无关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糟蹋法律结构的对称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由，我就必须符合逻辑，就如同我必须不偏不倚一样，并以逻辑这一类东西作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明确以法律逻辑视角审视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的基本问题包括：法律概念的确定性；法律规范的完整性；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的有效性；法律体系和法律思维的一致性等问题。
（二）法律逻辑的研究对象。法律逻辑的研究理论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界定“法律逻辑是形式逻辑推理在法律中的应用”只局限于在普通逻辑领域所探讨的推理。另外一种界定“法律推理就是法律人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一种法律思维方法”重点研究法律人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实际思维活动，它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但又不局限于应用形式逻辑推理，如运用辩证逻辑推理。虽界定不同，但三种观点本质是一致的，都有一般到个别的逻辑推导过程。所以，法律研究的和心仍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法律推理。
（三）法律逻辑的性质。因对于法律推理有不同的认识，这决定了对于法
律逻辑的性质也有不同的理解，仍然有多种观点。但总的说来，法律逻辑是法律领域中的一种应用逻辑，是法律思维的工具，逻辑应用问题在实践中应与法律逻辑的方法论紧密地结合，从而在实践中运用。
二、法律逻辑的理论指导与现实意义
（一）法律逻辑的理论指导。法律逻辑从理论上揭示了正确的法律思维特性，有助于我们自发的逻辑思维提高到自觉的逻辑思维，从而更提高推理和论证的正确性。
（二）法律逻辑的现实意义。逻辑学在社会实践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现实实践活动中，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方式，思维活动也一样。逻辑学关于如何正确运用这些思维形式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对实物的判断有两种途径，一是感知，二是推知，推理是一种特定的判断联接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认知手段，它的应用本身也具有方法论意义。而法律推理中法律逻辑可以避免把人们的认识引入歧途，特别是法官非常严肃而又复杂的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逻辑可以在方法论意义上来确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被滥用。
在实践的研究中，只有将法律逻辑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方法论价值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对法律逻辑这门学科功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法律逻辑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法律逻辑应用的必要性。
首先，法律领域内的逻辑应用是顺应逻辑学的发展需求，法律逻辑因其与法律适用的密切相关性，确定了以法律逻辑的视角研究法律领域的逻辑的应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对于法律适用进行逻辑分析的意义在于：在法律领域中，法律适用需要逻辑的工具，逻辑在实践领域中才能获得生命力。
然后，法律逻辑运用的可能性来源于实践要求，研究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是顺应法学研究和法律工作的迫切需要。从我国对法律推理的研究中不难看出，逻辑在法学研究和法律工作中，都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就形式案件来说，立案侦查和审判过程，都是运用科学知识和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已是进行逻辑推理和论证的过程。此外，无论是运用证据查清事实，还是依据法律审判案件，都离不开逻辑推理的思维活动。
因此，研究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不仅是法学理论日渐成熟的一种标志，而且是法律实践的迫切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法律逻辑应用的可能性。
首先、思维实践经验也思维材料的积累，法律工作者在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中有一定的思维实践经验与思维材料的积累，研究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才能成为可能，法律逻辑学是顺河逻辑科学发展的，自对法律逻辑研究开始至今，法学界和逻辑学界所做的尝试和取得的有益成果，都为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做了必要的准备。
其次、应用逻辑与相关方法论研究的凸显。在法律领域中，从逻辑应用到应用逻辑，还有解决方法问题，要贯彻思维内容与形式具体同统一原则，运用逻辑理论具体分析法律领域中的逻辑问题。法律逻辑作为一种应用逻辑，随着法律逻辑的兴起与发展，以逻辑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实践中的逻辑应用，从而为研究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可能。同时，方法论的凸显也为研究
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能，就法律领域而言，法学方法论虽然具有理论形态，不是时间本身，但主要还是归属于实用性学科，而且也只有强调其实用性，才能把法学研究与法律实用性匹配起来。
三、法律逻辑在实践中的应用
（1）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问题。随着法律逻辑的发展，人们逐渐突破传统形式逻辑基本理论应用，开始试图深入到法律本身中去研究法律逻辑。法律适用的过程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过程，主要表现在法庭的辩论活动与对判决正当性的论证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当然涉及论辩技巧和思维艺术等问题，及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问题。因此，法律逻辑必须从实践出发。
（2）法律领域中的逻辑应用。逻辑学是以人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也涉及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在法律领域中，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必须运用和遵循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和思维发展规律，用逻辑的眼光审视法律领域的思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法律领域中法律人思维特征的认识把握其具体内涵和实质，为探析思维形式的复杂多样提供一个窗口，也为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提供有效思维方法和逻辑工具。在研究法律逻辑领域的逻辑应用时，我们需要用逻辑的眼光来审视法律领域的理性思维。
总结：法律逻辑是一种应用逻辑，是法律领域中思维的重要工具，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理所当然地以基本的逻辑观念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有其运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其目的在于法律领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有效的解决法律领域中的逻辑问题。
第二篇：法律逻辑课后感想
法律逻辑
上周听了夏老师的课，夏老师给我们讲了“定义与概念”。那究竟什么是定义呢？在百度百科里面的解释是“定义是认识主体使用判断或命题的语言逻辑形式，确定一个认识对象或事物在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使这个认识对象或事物从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彰显出来的认识行为。”
记得在课堂上夏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课堂上同学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也就会有不同的回答，这就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差异性。那“人”究竟该如何定义呢，这就取决于你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了。而在我的感性认知上，我认为人就是“有独立思维，有感情的地球上的高级生物”。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所以，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思维往往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体现。
记得夏老师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让一个广东的学生说服一个外地的学生喝凉茶。在这一个很有趣的活动中，我们感受到了不同思维模式下的表现效果。思维确实是一个令人很难捉摸的事物，因为它是一种无形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东
西，它也是人区别与其他个体的主要特征。
第三篇：法律逻辑自测题(二)
自测题
（二）一、填空题
1．所谓思维形式的结构，就是指（）。
2．一个正确的划分，所划分出的任一概念与被划分概念间的外延关系一定是（）关系。
3．最常用的下定义的逻辑方法，可用公式表示为（）。
4．在论证过程中，以真实性尚待证明的命题作论据，就会犯（）的逻辑错误。
5．“轻率概括”是运用（）时最容易犯的逻辑错误。
6．根据一类事物包含的许多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从而推知该类事物都具有某种属性，这样的推理叫（）推理。
7．“本厂与A厂许多地方都相同，既然A厂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本厂当然也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这段议论运用的是（）推理。
8．“甲、乙、丙三人中至少有一人是本案的知情人。”这个语句所表达的命题，其逻辑常项是（）。
9．“很多刑警都是会擒拿术的，所以周某也是会擒拿术的。”这个推理属于演绎推理中的（）推理。
10．“这个死者可能不是服毒自杀的”这个命题的矛盾命题是（）。
二、单项选择题
1．“年龄30岁以下的人”与“年龄15岁以下的人”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关系。①全同 ②交叉 ③真包含于 ④真包含
2．在“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书是知识的海洋”这两个命题中，“知识分子”和“书”这两个概念（）。
①都是集合概念 ②前者是集合概念，后者是非集合概念
③都是非集合概念 ④前者是非集合概念，后者是集合概念
3．下列各个表达式中，能全面准确地表示出性质命题A命题与O命题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达式是（）。
①～（A∧O）②（A→～O）∧（O→～A）
③（A∨O）④（A∨O）∧～（A∧O）
4．“她或者是硕士生，或者是博士生”这个命题的逻辑值是（）。
①真的 ②或者真或者假 ③假的 ④无所谓真假的5．“四年级甲班有的学生是藏族人”，这个性质命题的主项是（）。
①四年级甲班②学生 ③四年级甲班的学生 ④四年级甲班有的学生
6．“任何逻辑难题都不是不能解答的”这个性质命题的词项周延情况是（）。①主项和谓项都周延②主项周延而谓项不周延
③主项和谓项都不周延④主项不周延而谓项周延
7．如果命题A与命题B之间是矛盾关系，命题B与命题C之间也是矛盾关系，那么命题A与命题C之间一定是（）。
①反对关系 ②矛盾关系 ③差等关系 ④等值关系
8．违反同一律的典型错误，在逻辑证明中主要表现为（）。
①论据的真实性要依靠论题来证明②实际证明的论题不是已确定的论题 ③由论据的真实性推不出论题的真实性 ④论题是不真实的9．“这些人都是去过发案现场的人，而去过发案现场的人不都是作案人。因此，这些人都不是作案人。”这个三段论（）。
①是有效的②犯了“小项扩张”的错误
③犯了“中项不周延”的错误 ④犯了“四概念”的错误
10．以～（p∧q）和q为前提进行推理，能必然得出结论（）。
①（p∧q）②（p∧～q）③（～p∧q）④（～p∧～q）
11．“影片可分为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和宽银幕立体片。”这个划分（）。
①是正确的②犯了“划分过宽”的错误
③犯了“划分过窄”的错误 ④犯了“多标准划分”的错误
12．以下哪项最能反驳“只有进了正规大学，才能成才。”这个论断（）？
①进了正规大学，成才就有希望 ②不想成才，就没有必要进正规大学
③进过正规大学的，很多都成才了 ④不进正规大学，也能成才
13．在论证中，如果采用一些激烈动听的言辞煽动听众的情绪，企图利用听众的仇恨或怜悯来达到论证的目的，这样的论证在逻辑上就叫犯了（）的错误。
①以人为据 ②诉诸感情 ③论题不清 ④论据虚假
14．“张×和李×是四川人”和“张×和李×是四川老乡”这两个命题（）。
①前者是关系命题而后者是联言命题 ②都是联言命题
③前者是联言命题而后者是关系命题 ④都是关系命题
15．下定义时如果犯“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则其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之间就一定是（）。
①全异关系 ②属种关系 ③种属关系 ④全同关系
16．“李××现在在重庆，或李××现在在成都”，这个命题等值于（）。
①如果李××现在在重庆，那么李××现在不在成都
②如果李××现在不在重庆，那么李××现在在成都
③只有李××现在不在重庆，李××现在才在成都
④李××现在不在重庆，或者李××现在不在成都
17．根据模态命题间的对当关系，若“必然P”真，则（）。
①“必然非P”假，“可能非P”假，“可能P”假
②“必然非P”真，“可能非P”真，“可能P”真
③“必然非P”假，“可能非P”假，“可能P”真
④“必然非P”真，“可能非P”假，“可能P”假
18．下列推理形式中，有效的是（）。
p∧～q p∨q p→～q p←q
r q q ① ② ③ ④ ～q
∴～p∴～q ∴p ∴～p
19．根据真实前提“S１是P”，“S２是P”，“S３是P”„„“Sn是P”，从而推出“凡是S都是P”，这样一种推理（）。
①如果它的结论真实，它就是完全归纳推理
②如果S1至Sn不是S类包含的全部对象，它的结论就不会真实
③如果S1至Sn是S类包含的全部对象，它的结论就不可能假
④如果分析了S与P之间的因果联系，它就不是不完全归纳推理
20．将“法院”概括为“国家审判机关”，限制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则（）。①概括和限制都正确 ②概括正确而限制不正确
③概括和限制都不正确 ④概括不正确而限制正确
三、多项选择题
1．“单独概念”这一概念属于（）。
①单独概念②普遍概念 ③集合概念 ④非集合概念⑤实体概念
2．根据模态命题间的对当关系，若已知“张某可能具有作案时间”假，便可推知（）。
①“张某必然具有作案时间”假②“张某必然不具有作案时间”真
③“张某可能不具有作案时间”真 ④“张某不必然具有作案时间”假
⑤“张某不可能不具有作案时间”假
3．“说世上有鬼，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迷信；但硬说世界上没有鬼，也未免太武断，因为有些现象还真不好解释。”下述各项都与上述的说法相似，但（）例外。
①说法律有阶级性没错，但说有的法律没有阶级性也没错
②某食客：“我的排骨面怎么还没来？我等了快半个小时了。”
服务员：“你为什么非要吃排骨面，你不能吃杂酱面吗？”
③某高校开展“大学毕业生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大讨论时，有位同学发表高见，其标题为“有个人志愿不好，没有也不好”。
④语言是最无情的，也是最有情的。因为它既可以刺伤一个人的心，使之永远得不到愈合，又可以使一颗绝望的灵魂重新充满活力
⑤一对青年男女准备操办婚事。女方要求“大办”，男方要求“不大办”，媒婆对双方表态说：“对你们俩人的意见，我都赞成。”
4．下列推理形式中，无效的有（）。
①（（p∨～q）∧q）→～p②（（p∧q）∧r）→（p∧r）
③（（～p→q）∧q）→～p④（（p→q）∧（r∧p））→q
⑤（（p→q）∧（r→s）∧（q∨s））→（p∨r）
5．就三段论推理而言，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①中项不仅必须至少周延一次，而且必须保持同一
②结论中周延的词项在前提中也必须周延
③结论为全称命题，则大、小前提都必须是全称命题
④结论为特称命题，则大小前提中必有一个为特称命题
⑤结论为肯定命题，则大、小前提都必须是肯定命题
6．完全归纳推理与不完全归纳推理的主要区别是（）。
①前者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后者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
②前者断定的是一类事物的全部对象，后者断定的只是一类事物的部分对象 ③前者的前提数量多，后者的前提数量少
④前者可以用严格的逻辑形式表示其推理形式，后者则不能
⑤前者的前提与结论之间有蕴涵关系，后者则没有
7．在一个逻辑证明中，可以作为基本论据的命题有（）。
①真实性明显的事实性命题②真实性不言自明的公理或科学定理
③真实性尚未确定的命题④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一般性理论和原则
⑤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
8．与“若甲队不是冠军，则乙队是冠军”等值的命题有（）。
①只有乙队是冠军，甲队才不是冠军
②只有甲队是冠军，乙队才不是冠军
③如果乙队不是冠军，那么甲队是冠军
④并非甲、乙两队都不是冠军
⑤或者乙队是冠军，或者甲队是冠军
9．下列命题中，主项和谓项都不周延的有（）。
①死者某甲是非正常死亡的②有的违法行为是犯罪行为
③有的犯罪是故意犯罪④有的犯罪不是故意犯罪
⑤有的杀人罪不是故意犯罪
10．下述各概念组中，与“网虫（网络发烧友）”（a）、“学生”（b）、“大学生”（c）这
三个概念间的外延关系相同的概念组有（）。
①青年人（a）、法律工作者（b）、律师（c）
②工人（a）、先进工作者（b）、共产党员（c）
③军人（a）、妇女（b）、女中学生（c）
④知识分子（a）、江西人（b）、南昌人（c）
⑤大学生（a）、共青团员（b）、共青团支部书记（c）
四、简答题
1．已知“如果李某会使用注射器，并且他有条件获取违禁药品，那么李某就是本案同案犯。”为假。请据此确定下列各命题的真假，并简要说明理由。
①虽然李某会使用注射器，并且他有条件获取违禁药品，但他不是本案同案犯。②只有李某不会使用注射器，李某才不是本案同案犯。
③或者李某无条件获取违禁药品，或者李某不是本案同案犯。
2．假设下列三个命题形式中只有一个为真：
①所有S不是P；
②如果所有S是M，那么有的P是M；
③有的S是P。
问：S与P之间具有何种外延关系？
3．以PIM为大前提的有效三段论属何种结构形式的三段论，请写出你的证明过程。
4．“精神上有缺陷的人是不能作证人的”是否隐含“精神上没有缺陷的人是能作证人的。”并说明其隐含或不隐含的理由。
5．什么是划分？一个正确的划分应符合哪些逻辑要求？试根据这些逻辑要求说明下列划分是否正确。
①报纸可以分为全国性报纸、地方性报纸、专业性报纸、综合性报纸、日报、晚报等等。②参加这个培训班学习的工人有钳工、车工、纺纱工、汽车驾驶员、企业经理、机关科室干部共七十余人。
6．指出下面论证的论题和采用的论证方法，并用公式说明其证明过程。
本案肯定是凶杀。因为，尸检表明，死者颈部索沟繁多，方向不一致，并存在不同形状的索沟，舌骨及甲状软骨骨折；而如果本案是死者上吊自杀，则不能形成这些损伤，因此，本案只能是凶杀。
五、论述题
1．甲、乙、丙、丁四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甲：“我认为有的律师不是懂法律的人，因为有的懂法律的人不是律师。”
乙：“我认为所有律师都是懂法律的人，因为不懂法律的人都不是律师。”
丙：“我认为乙的观点正确，当然甲的观点也不错。”
丁：“我对甲、乙二人的观点都不同意。”
请根据逻辑思维规律的要求，指出上述甲、乙、丙、丁的说法是否有逻辑错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2．某科研小组接受一项科研任务，关于小组成员中谁参加这项科研任务的问题，小组内部商定：
（1）如果A参加，则B也参加；
（2）如果C不参加，则D就要参加；
（3）如果A不参加而C参加，则组长E参加；
（4）组长E和副组长F不能都参加
经请示上级，决定由副组长F参加并主持这项研究。
请问：在此情况下，按照小组已商定的意见，能否推出“如果D不参加，那么B参加”的结论？请写出你推导过程。
自测题
（二）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思维形式本身各部分间的联结方式 2．真包含于（或种属）3．被定义项＝种差＋邻近的属概念 4．预期理由 5．简单枚举归纳推理 6．归纳 7．类比 8．或者„„或者„„ 9．省略三段论 10．这个死者必然是服毒自杀
二、单项选择题
1．④ 2．① 3．④ 4．② 5．③ 6．① 7．④ 8．② 9．③
10．③ 11．④ 12．④ 13．② 14．③ 15．② 16．② 17．③ 18．①
19．③ 20．④
三、多项选择题
1．②④⑤ 2．①②③⑤ 3．①②④⑤ 4．①③⑤ 5．①②③⑤
6．②⑤7．①②④⑤ 8．①②③④⑤ 9．②③ 10．①④⑤
四、简答题（略）
五、论述题
1．⑴甲说法违反了充足理由律的要求，犯了“推不出来”的错误。因为，甲所运用的推理是：POS→SOP（S=律师，P=懂法律的人，下同），违反了换位法的规则，而演绎推理违反推理规则是违反充足理由律的一种具体表现。
⑵乙的说法不违反任何逻辑思维规律，是正确的。因为乙所运用的推理是正确的换位质法推理，其推理形式是：PES→SEP→SAP。
⑶丙的说法违反了矛盾律的要求，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因为，甲和乙的说法是一对矛盾命题，丙同时断定二者为真，这是违反矛盾律的逻辑要求的。
⑷丁的说法违反了排中律的要求，犯了“模棱两可”的错误，因为丁同时否定甲和乙的说法，而甲和乙的说法是一对矛盾命题，根据排中律的要求，对一对矛盾命题不能同时断定其为假。
２．（略）
第四篇：科学逻辑研究论文
第一部分逻辑导论
第一章 对于若干基本的考察
一个科学家，不论是家还是实验家，都提出陈述或陈述系统，然后一步一步检验它们。说得具体一些，在经验科学的领域里，他们构建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用观察和实验，对照经验来检验它们。我想，对这个程序作出逻辑的，也就是说，分析经验科学的，就是科学发现的逻辑，或者说知识的逻辑的任务。
但是，“经验科学的方法”是些什么？我们所说的“经验科学”又是什么？
1．归纳问题
按照流行的观点（本书反对这种观点），经验科学的特征是它们运用所谓“归纳方法”。按照这种观点，科学发现的逻辑等同于归纳逻辑，即这些归纳方法的逻辑分析。
一般把这样一种推理称作“归纳的”，假如它是从单称陈述(有时也称作“特称陈述”），例如对观察和实验结果的记述，过渡到全称陈述，例如假说或理论。
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显然不能证明从单称陈述（不管它们有多少）中推论出全称陈述是正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总是可以成为错误的。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归纳推理是否证明为正确，或者在什么条件下证明为正确，被称作归纳问题。
归纳问题也可以被表述为如何确立根据经验得出的全称陈述真理性的问题，经验科学的假说和理论系统就是这样的全称陈述。因为许多人相信这些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是“根据经验得知的”；但是，显然，观察或实验结果的经验的记述，首先只能是单称陈述，不能是全称陈述。因此，人们说从经验得知一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意思常常是这样：我们能用某种方法把这个全称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一些单称陈述的正确性，而这些单称陈述根据经验得知是真的；这就等于说：全称陈述是以归纳推理为基础的。因此，问是否存在已知是真的定律不过是用另一种方法问归纳推理在逻辑上是否证明为正确。
然而，如果我们要设法证明归纳推理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首先确立归纳原理。归纳原理是我们借以能把归纳推理纳入逻辑上可接受的形式中去的陈述。在归纳逻辑拥护者的眼里，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来说是极重要的。Reichenbach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其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 这个归纳原理不可能是如重言式或分析陈述那样的纯逻辑真理。的确，假如有什么纯逻辑的归纳原理的话，就不会有归纳问题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归纳推理就必须被看作纯逻辑的或重言的变形，就和演绎逻辑的推理一样。因此，归纳原理必须是一个综合陈述；就是说，这种陈述的否定并不自相矛盾，而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所以，问题发生了：为什么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原理呢？我们根据理性的理由如何能证明接受它是正确的呢？ 相信归纳逻辑的人同Reichenbach一起急于指出：“归纳原理是为整个科学无保留地接受的，在日常生活里也没有人能认真地怀疑这个原理”，然而，即使假设情况是如此（毕竟，整个科学也可能是错的），我仍然认为，归纳原理是多余的，它必定导致逻辑的矛盾。归纳原理易于产生矛盾，这在Hume的著作里，已经说清楚了；那里还说到：即使有可能避免这种矛盾，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归纳原理本身也必须是一个全称陈述。假如我们试图认为它的真理性来自经验而得知，那么，导致引入归纳原理的同一个问题就再一次产生了。为了证明这个原理，我们就必须运用归纳推理；而为了证明这些归纳推理，我们就必须假定一个更高层次的归纳原理；如此等等。这样，想把归纳原理建基于经验之上的试图就破产了。因为这样做必定导致无穷后退。
Kant试图摆脱这个困难，办法是他把归纳原理（他称作“普遍因果性原理”）看作是“先验地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为综合陈述提供一个先验的证明的这种试图，虽则机敏但并不成功。
我自己的观点是：这里概述的归纳逻辑的各种困难是不可克服的。现在很流行这样一种学说：归纳推理虽然“严格地说”是不“正确的”，但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可靠性”或“概然性”。我认为，在这一种学说里同样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按照这种学说，归纳推理是“概然推理”。
Reichenbach说：“我们将归纳原理描述为科学借以判定真理性的手段。更确切地说，我们应该说：它的作用是判定慨然性。因为科学并不能到达真理或谬误……科学陈述只能达到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概然性，这种概然性不可达到的上限和下限就是真理和谬误。” 在这个阶段，我可以不考虑归纳逻辑信仰者持有的这种概率观念，我在后面将要把它作为极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论题而加以拒斥（参看下面第80节）。现在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求助于概率甚至并未触及上面已经提及的那些归纳原理所遇到的困难。因为，假如我们对根据归纳推理得来的论述给予一定程度的概率，那么为了证明它就必须援引一条新的经过适当修改的归纳原理。而这条新原理本身也必须被证明，如此等等。而且假如这条归纳原理本身也被说成不是“真的”，只是“概然的”，也得不出什么结果。简言之，和归纳逻辑的其他任何一种形式一样，概然推理的逻辑，或“概率逻辑”，不是导致无穷后退就是导致先验论的学说“。
在下面展开论述的理论是与所有运用归纳逻辑观念的试图直接对立的。这理论可以称之为检验演绎法理论，或者说就是这样的观点：假说只能以经验来检验，而且只是在这假说被提出以后。
在我详细论述这个观点（可以称为“演绎主义”，以与“归纳主义”相对立）以前，我首先必须将涉及经验事实的知识心和只与逻辑关系相联系的知识逻辑清楚地加以区别。因为对归纳逻辑的信仰多半是由于心理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混淆。顺便说一下，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淆不仅对知识的逻辑而且对知识的心理学同样带来了麻烦。
2．心理学主义的排除
我在上面已说到：科学家的工作是提出和检验理论。
在最初阶段，设想或创立一个理论，我认为，既不要求逻辑的分析，也不接受逻辑的分析。一个人如何产生一个新的思想（不论是一个主题，一个戏剧冲突或者一个科学理论），这个问题对于经验的心理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来说，是无关的。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的问题（Kant的quid facti［事实问题］？）无关，而只与正当或正确的问题（Kant的quid juris［权利问题］？）有关。它的问题是下列这一类的：一个陈述能被证明为正当吗？假如能够，则如何证明？它是可检验的吗？这个陈述在逻辑上是否依赖于某些别的陈述？或者与它们相矛盾？为了能以这种方式对一个陈述进行逻辑的考察，这个陈述必须已经被提到我们面前。必须有人已经表述了它并将它交付逻辑的考察。因此，我要在设想一个新思想的过程与逻辑上考察它的方法和由此得到的结果，这二者之间加以截然的区别。关于知识的逻辑（与认识的心理学相区别）的工作，我假定它仅在于在系统的检验中运用的方法，每一个新思想必须经受这种检验，如果要对它加以认真考虑的话。
有人会反对说，把已导致科学家作出一个发现——找到某一新的真理——的步骤加以“理性重建”看作认识论的事更为合适。但是，问题在于，确切地说，我们要重建什么？假如要重建的是灵感的激起和释放的过程，那么我将不认为它是知识逻辑的工作。这种过程是经验心理学要研究的，而不是逻辑要研究的。假如要我们要理性地重建随后的检验，那就另当别论了；通过这个检验，灵感成为一项发现或变成一项知识。科学家批判地评判、改变或抛弃他自己的灵感，就此而言，他们可以（如果我们愿意）把这里所进行的方法论的分析看作一种相应的思维过程的“理性重建”。但是，这种重建并不能描述这些过程的真实情况，它只能提供一个检验程序的逻辑骨架。不过，有些人谈到我们借以获得知识的途径的“理性重建”，大概也就是指的这个意思。
我在这本书里的论证完全不依赖于上面所说的问题。不过，不论其是否正确，我对这问题的看法是，并没有什么得出新思想的逻辑方法，或者这个过程的逻辑重建。我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达：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在Bergson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Einstein也说过类似的话：“探求高度普遍性的定律……从这些定律出发，用纯粹的演绎就能从这些定律获得世界的图景。达到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基于对经验对象的智力爱好（‘Einfuhlung’）的直觉，才能达到这些定律”。
3.理论的演绎检验
按照这里我要提出的观点，批判地检验理论和根据检验结果选择理论的方法，总是按下列路线进行的。借助演绎逻辑，从尝试提出来且尚未经过以任何方式证明的一个新思想——预知、假说、理论系统，或任何其他类似的东西——中得出一些结论；然后将这些结论，在它们相互之间，并和其他有关的陈述加以比较，来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如等价性、可推导性、相容性、不相容性）。
我们可以（如果我们愿意）区别出四条不同的检验理论的路线。第一，在这些结论之间加以逻辑的比较，以此来检验理论系统的内部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目的是确定这理论是否具有经验的或科学的理论的性质，或者它是否是，比如重言的命题。第三，同其他的理论作比较，主要目的是确定，假如这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它是否构成科学上的进展。最后，通过能从理论推导出的结论的经验来检验理论。这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是要找出理论的新推断（不论它自认为如何新法）耐受实践要求考验的程度。这种实践要求或是由纯科学实验引起的；或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引起的。在这里，检验的程序也是演绎的。我们借助其他过去已被接受的陈述，从理论中演绎出某些单称陈述，我们称作“预见”，特别是那种易检验或易应用的预见。从这些陈述中，选取那些从现行理论中不能推导出的，特别是那些与现行理论相矛盾的。然后我们将它们与实际应用和实验的结果相比较，对这些（以及其他）推导出的陈述作出判决。假如这判决是肯定的，就是说，假如这些单称结论证明是可接受的或被证实，那么，这理论眼下通过了检验，我们没有发现舍弃它的理由。但是，假如这判决是否定的。换句话说，假如这结论被证伪，那么它们之被证构也就证伪了它们从之合乎逻辑地演绎出来的那个理论。
应该注意：肯定的判决只能暂时支持这理论，因为随后的否定判决常会推翻它。只要一个理论经受住详细而严格的检验，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未被另一个理论取代，我们就可以说它已“证明它的品质’，或说“它已得到验证”。
在这里概述的程序中，没有出现任何类似归纳逻辑的东西。我从不认为我们能从单称陈述的真理性论证理论的真理性。我从不认为理论能借“已证实”的结论的力量被确定为“真的”，即使仅仅是“概然的”。在本书中，我想对演绎检验的方法作一更详细的分析。我将试图说明，通常称作“认识论”问题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分析的框架内得到处理。尤其是，由归纳逻辑产生的那些问题能够排除，而不会代之以产生新的问题。
4．划界问题
对这里提出来的观点，大概会有许多反对意见，其中最严重的或许是下面这种意见。反对者说，我由于摈弃了归纳法，就剥夺了经验科学最重要的特性；并且意味着我撤除了分隔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思辨之间的屏障。我对这个反对意见的回答是：我摈弃归纳逻辑的主要理由，正在于它并不提供理论系统的经验的、非形而上学性质的一个合适的区别标志，或者说，它并不提供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
找到一个标准，使我们能区别经验科学为一方与科学和逻辑以及“形而上学”系统为另一方，这个问题我称之为划界问题。
Hume知道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它，Kant把它看作知识理论的中心问题。假如我们按照Kant那样把归纳问题称作“Hume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划界问题称作“Kant问题。” 我想，在这两个问题（几乎所有其他知识理论问题的根源）中，划界问题是更基本的。的确，带有经验论倾向的认识论学者所以信赖“归纳法”，其主要理由似乎是由于他们相信只有归纳法才能提供一个合适的划界标准。特别是那些信奉实证主义的经验论者是如此。
老式的实证主义者只愿意承认那些他们所谓“导源于经验”的概念（或观念、思想），才是科学的或合理的；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些概念可以在逻辑上还原为感性经验要素，如感觉（或感觉资料）、印象、知觉、视觉或听觉、记忆等等，实证主义者更明确地认为，科学不是概念的系统，而是陈述的系统“。因此，他们只愿意承认这样一些陈述是科学的或合理的，它们可以还原为基本的（或“原子的”）经验陈述——还原为“知觉判断”，或“原子命题”，或“记录语句”，如此等等”。很清楚，隐含着的划界标准就是要求归纳逻辑。
既然我拒斥归纳逻辑，我也就必须拒斥所有这些想解决划界问题的尝试。由于这种拒斥，这个划界问题增加了它在当前研究中的重要性。对于不接受归纳逻辑的任何认识论来说，找到一种可接受的划界标准，是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实证主义者通常以一种自由主义方式来解释划界问题，他们把它解释为仿佛它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提出一个合适的约定，他们相信，必须在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发现一种似乎在事物的本性中存在的区别。他们不断地试图证明：形而上学按其本性不过是无意义的蠢话，正如Hume所说：“诡辩和幻想”，我们应该将它们“付之一炬”。
假如想要通过定义用“胡说”或“无意义”等词表达的只是“不属于经验科学”，那么将形而上学表征为无意义的胡说就没有价值；因为形而上学通常被定义为非经验的。但是，当然，实证主义者认为，关于形而上学他们可以说得更多一些，不只是说它的某些陈述是非经验的。“无意义”或“胡说”这些词表示或意在表示一种贬抑的评价。毫无疑问，实证主义者真正想完成的与其说是成功的划界，不如说是彻底推翻和消灭形而上学。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们发现，每次实证主义者试图把“有意义的”一词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些时，总是导致同一个结果——导致“有意义语句”（区别于“无意义伪语句”）的定义，不过是重申他们归纳逻辑的划界标准。
这一点在Wittgenstein那里“表现”得很清楚。按照他的看法，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必须可以在逻辑上还原为基本（或原子）命题。他把基本命题表征为“实在的图画”或描述（顺便说一下，这一表征包括所有有意义的命题）。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Wittgenstein的“有意义”的标准和归纳主义者的划界标准是相符合的，只要我们用“有意义的”代替他们的“科学的”或“合理的”等词。这个想解决划界问题的试图正是在归纳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实证主义者在急于消灭形而上学的同时消灭了自然科学。因为科学定律也不能在逻辑上被还原为基本的经验陈述。Wittgenstein的有意义标准，假如首尾一贯地加以应用，就会把那些自然定律也作为无意义的而加以拒绝；它们决不能作为真正的或合理的陈述而接受。而探索自然定律，正如Einstein所说，是“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试图揭示归纳问题为一个空洞的假问题这一观点，曾被Schick“表达如下：“归纳问题在于要求关于实在的全称陈述的逻辑证明……，我们与Hume一样承认：不存在这种逻辑证明，其所以不可能有，只是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陈述”。
这表明，归纳主义的划界标准如何不能在科学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以及为什么必定使二者处于同一地位；因为实证主义关于“意义”的教条判定二者都是无意义的假陈述的系统。这样一来，实证主义没有从经验科学中把形而上学根除掉，却使得形而上学侵入了科学的领域。
和这些反对形而上学的策略（就是说，意图反对形而上学）相反，我的工作不是去推翻形而上学，而是表述概括经验科学的合适特征，或对“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概念下一定义，使得我们对于一个给定的陈述系统，能说对它的仔细研究是否属于经验科学的事情。
因此，我的划界标准必须被看作对一个协议或约定的建议。对于任何一种这样的约定的适宜性，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而对这些问题的合理的讨论，只可能在有着某些共同目的的人们之间进行。当然，这种目的的选择最终是一种决定，超出理性论证的范围“。
因此，任何把绝对确定的不可改变的真的陈述看作科学的目的和目标的人，一定会拒绝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下面这样一种人也会拒绝，他们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尊贵”，他们认为这种尊贵寓于科学的“整体性”和“实在的真理性和本质性”中。他们大概不会认为现代理论物理学具有这种尊贵，而我和其他人则认为，现代理论物理学是直到为止我称作“经验科学”的最完全的体现。
在我的心目中，科学的目的是不同的。然而，我并不想把它们说成是科学的真正的、本质的目的，来证明其正确性。这样做只能歪曲这个问题，而且这样做将意味着陷入实证主义的教条主义。就我所知，只有一种方法才能合理地论证我的建议，这就是：分析它们的逻辑推断，指出它们的丰富性——它们阐明知识理论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坦率地承认，归根结底，是价值的判断和偏爱指导我达到我的建议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建议会被下面这样一种人接受；这些人不仅重视逻辑的严格性，而且重视摆脱教条主义；他们追求实际应用性，但是更吸引他们的，是科学的探险和科学的发现。这种发现一再使我们面对预料不到的新问题，并迫使我们作出直到现在梦想不到的新解答。
价值判断我的建议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在犯我责备实证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试图用谩骂来消灭形而上学。我甚至并不主张形而上学对于经验科学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无可否认，与阻碍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一起，也曾有过帮助科学前进的形而上学思想，例如思辨的原子论。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问题，我想，假如没有对纯思辨的有时甚至相当模糊的思想的信仰，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这种信仰，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而在这个限度内是“形而上学的”。
虽然我发出了这些警告，我仍然认为知识逻辑的第一项任务是提出一个经验科学的概念，这是为了使现在有点不明确的语言学的用法尽可能地明确，也是为了在科学和形而上学观念之间划下一条清楚的界线——即使这些形而上学观念可能在科学的中，曾经促进过科学的进展。
5．作为方法的经验
表述“经验科学”概念的一个可接受的定义的工作，不是没有困难的。某些困难是由于这一事实：必定有许多个理论系统，其逻辑结构和一个在任何特定时候被认为是经验科学的系统很相似。这个情况有时也可以这样说：存在着许多个（可能有无限多个）“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但是，称作“经验科学”的系统是意在只表示一个世界：“实在世界”或“我们的经验世界”。
为了把这个思想说得稍微确切一些，我们可以区别我们的经验理论系统必须满足的三个要求。第一，它必须是综合的，这样它能表示一个不矛盾的可能的世界。第二，它必须满足划界标准（参看第6、21节），就是说，它必须不是形而上学的，而必须表示一个可能的经验世界。第三，作为表示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系统，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和其他这类系统区别开来。那么，这种表示我们经验世界的系统是如何被区别出来的呢？回答是：根据它经历了并且经受住了对它的检验。这就是说，它是应用我要分析、描述的演绎方法区别出来的。
根据这个观点，“经验”就成为分辨各种理论系统的辨别方法。这样，经验科学的特征就不仅在于它的逻辑形式，而且还要加上它的辨别方法（当然这也是归纳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试图以使用归纳方法作为经验科学的特征）。
因此，知识理论的任务是分析经验科学特有的方法或程序，可以说知识理论是经验方法的理论——通常称作“经验”的理论。
6．作为划界标准的可证伪性
归纳逻辑固有的划界标准——就是实证主义关于意义的教条－－和下列要求是等价的：所有经验科学的陈述（或所有“有意义的”陈述），必须是能最后判定其真和伪的；我们说：它们必须是“可最后判定的”。这意味着，它们的形式必须是这样：证实它们和证伪它们，二者在逻辑上都是可能的。因此，Schlick说：“……真实的陈述必须能得到最后的证实；”Waismann说得更清楚：“假如不可能确定一个陈述是否真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的方法。” 我的观点是，不存在什么归纳“。因此，从“为经验所证实的”（不管是什么意思）单称陈述推论出理论，这在逻辑上是不允许的。所以，理论在经验上是决不可证实的。假如我们想避免实证主义者所犯过的错误，按我们的划界标准，实证主义者排除了自然科学的理论系统，那么我们就必须选择一个标准，它允许我们把即使不能证实的陈述也纳入经验科学的范围。
但是，我当然只在一个系统能为经验所检验的条件下，才承认它是经验的或科学的。这些考虑提示：可以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换句话说，我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
（因此，这样的陈述：“明天这里将下雨或不下雨”，不能被看作经验的，就只因为它不可能被反驳；而这样的陈述：“明天这里将下雨”就被看作经验的。）
对于这里提出的划界标准可以提出各种反对意见。首先，科学应该给我们肯定性信息，而我的建议却认为，它的特征是能满足例如可反驳性这样的否定性要求，因此这种建议似乎是有些刚愎自用。但是，我将在第31-46节说明，这个反对意见无足轻重，因为一个科学陈述由于它的逻辑特性与可能的单称陈述冲突的可能越大，它所传达的关于世界的肯定性信息量就越大（我们称自然定律为“律”，不是没有道理的。所禁越多，所述越多）。
其次，可以试图把我对归纳主义划界标难的批判转过来反对我自己；因为，对作为划界标准的可证伪性的反对意见，似乎和我自己反对可证实性的意见相类似。
这个攻击并不能烦扰我。我的建议是以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的不对称为根据的。这个不对称来自全称陈述的逻辑形式“。因为，这些全称陈述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来，但是能够和单称陈述相矛盾。因此，通过纯粹的演绎推理（借助古典逻辑的否定后件的假言推理），从单称陈述之真论证全称陈述之伪是可能的。这样一种对全称陈述之伪的论证可以说是朝“归纳方向”（就是从单称陈述到全称陈述）进行的惟一严格的演绎推理。
第三种反对意见似乎更为严重。人们可能这样说：即使承认不对称性，由于各种理由，任何理论系统最终地被证伪，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找到某种逃避证伪的方法总是可能的，例如，特设性地引入辅助假说，对一个定义特设性地加以修改。甚至有可能采取简单地拒绝承认任何起征伪作用的经验的态度，而并不产生任何逻辑矛盾。无可否认，科学家通常并不这样做，但是，从逻辑上说这样做是可能的。人们会说，这个事实就使得我提出的划界标准的逻辑价值，变得至少是可疑的。
我必须承认，提出这个批评是正当的。但是我不需要因此就撤回我那采取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的建议。因为，我正要提出（在第20节以后），经验方法应被表征为明确地排除那些逃避证伪的方法，这些方法正如我想象中的批评者所正确坚持的，是逻辑上可能的。按照我的建议，经验方法的特征是，它使待检验的系统以一切可设想的方式面临证伪的态度，它的目的不是去拯救那些站不住脚的系统的生命，而是相反，使这些系统面临最剧烈的生存竞争，通过比较来选择其中最适应者。
我建议的划界标准也引导我们到Hume的归纳问题——自然定律正确性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下述二者之间明显的矛盾：可以称作“经验主义的基本命题”的那个命题——只有经验才能判定科学陈述的真伪——和Hume认识到归纳论证不可接受二者之间的矛盾。只有假定所有经验的科学陈述必须是“可最后判定的”，就是说，假定它们的证实和证伪二者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上述矛盾才会产生。假如我们放弃这个要求，并把那仅在一种意义上可判定的——单方面可判定的，更具体地说，可证伪的——并且可以为证伪它们的系统尝试所检验的那些陈述，也承认是经验的陈述，那么，上述矛盾就消失；证伪法不以任何归纳推理为其前提，而只是以正确性没有争议的演绎逻辑的重言式变形为其前提。
7．“经验基础”
假如可证伪性作为划界标准是可的，那么就必须得到在证伪推理中可作为前提的单称陈述。因此，我们的标准似乎只是变换一下问题——使我们从的经验性质问题退回到单称陈述的经验性质问题。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有所收获。因为在实践中，与理论系统相联系的划界问题有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而至于单称陈述，则很少对它们的经验性质产生怀疑。的确，会发生观察的错误并因而产生假的单称陈述，但是科学家几乎从来没有理由把单称陈述称作非经验的或形而上学的。
因此，经验基础问题——即关于单称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在科学逻辑内所起的作用，和大多数其他与我们有关的问题所起的作用有点不同。因为大多数问题和研究的实践有密切的关系，而经验基础的问题几乎只属于知识的理论。然而，我必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们产生了许多含糊不清之处，特别是在知觉经验和基础陈述之间的关系方面。（我称作“基础陈述”或“基础命题”的是在经验的证伪中能够作为前提的陈述：简言之，个别事实的陈述。）
知觉经验经常被认为为基础陈述提供一种证明。人们认为，这些陈述的“基础”是感性知觉经验；认为通过知觉经验的“检查”，显示出这些陈述的真理性；或者认为知觉经验使它们的真理性成为“明显的”，等等。所有这些说法都显示一种强调基础陈述和知觉经验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完全正确的倾向。但是，因为陈述只能够根据逻辑由陈述来证明，这也是对的。因此，在知觉和陈述之间的联系依然不清楚，并且这种联系被同样模糊的说法描述，这些说法没有阐明什么东西，而是略过这些困难，或者至多用些比喻暗示这些困难。
假如我们把这问题的心方面同它的逻辑、论方面清楚地区分开来，我想也能找到这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区别下列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主观经验或我们的确信感，它们决不能证明任何陈述（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客观的逻辑关系，存在于各种科学陈述系统之间和每个系统内部。
经验基础问题将在第25－30节中作详细的讨论。现在我最好转入科学客观性问题，因为，我刚才用过的术语“客观的”和“主观的”需要加以阐明。
8．科学客观性和主观确信
“客观的”和“主观的”是在上充满着各种矛盾用法和无结论、无休止讨论的术语。
我对“客观的”和“主观的”术语的用法不同于Kant。他用“客观的”这个词来表示科学知识应该是可证明的，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一时想法：一个证明是“客观的”，假如原则上它能被任何人所检验和理解的话。他写道；“假如某个事物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是合理的，那么它的基础就是客观的和充分的。” 而我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能完全得到证明或证实，然而它们是可检验的。因此我要说：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被主体间相互检验。
Kant用“主观的”一词表示我们（各种程度的）确信感。考察这些确信感如何产生是心理学的事情。例如，它们可以“根据联想定律”产生。客观的理由也可以成为“判断的主观原因”，只要我们考虑了这些理由并确信它们有说服力。
Kant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科学陈述的客观性是和理论的构建——和运用假说和全称陈述密切相关的。只有当某些事件能按照定律或性重复发生时，像在可重复的实验里的情况那样，我们的观察在原则上才能被任何人所检验。在我们重复和检验它们之前，我们甚至对自己的观察也不大认真对待，也不承认它们是科学的观察。只有根据这些重复，我们才确信我们处理的并不仅是一个孤立的“巧合”，而是原则上可以主体间相互检验的事件，因为它们有规律性和可重复性。
每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都知道，有些惊人的不可理解的外观“效应”在他的实验室里也许一度可以重复，但是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物理学家会说他已经作出一个科学发现（虽然他可以重新安排他的实验，以求得到可重复的效应）。的确，科学上有意义的物理效应可以定义为：任何人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适当的实验都能有规则地重复的效应。任何严肃的物理学家都不会把这种“神秘效应”（我建议的称呼）作为科学发现去发表——他不能提供如何重复它们的指示。这个“发现”会很快被当作幻想而摈弃，只是因为检验它的尝试都得到否定的结果。（因此，关于是否确有在原则上不可重复、独一无二的事件发生这个问题的争论，科学是不能判定的；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争论。）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在前一节中提出的我的论点：主观经验或确信感决不能证明科学陈述，除了作为经验的（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外，它在科学中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不管确信感是如何强烈，它决不能证明一个陈述。因此，我可以完全深信一个陈述的真理性，确信我的知觉提供的证据，具有一种极强烈的经验，任何怀疑对我来说都是荒谬的。但是，这是否为科学提供丝毫理由来接受我的陈述呢？能否因为K．R．p．完全确信它的真理性就证明任何陈述呢？回答是，“不”。任何其他的回答都是和科学客观性的观念不相容的。我正在体验着一种确信感，对我来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甚至这个事实也不能在客观科学的领域里出现，除非以心理学假说的形式出现，这种假说当然要求主体之间的相互检验：心理学家可以从我有这种确信感的猜测中，借心理学的和其他的理论之助，演绎出某些关于我的行为的预见，然后在实验检验的过程中，这些预见可得到确证或者被反驳。但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我的确信感是强还是弱，这是来自一种强烈的甚至不可抗拒的、确定性无可怀疑（或者“不言自明”）的印象，还是只不过来自一个可疑的臆测，这是毫不相干的。这些和科学陈述如何能被证明的问题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这样一些考虑，当然对经验基础问题并未提供一个解答。不过这些考虑至少帮助我们看到它的主要困难。由于要求基础陈述和其他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就丧失了我们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而且我们就不能给予那些描述经验，比如描述我们知觉的那些陈述（有时称作“记录语句”）任何优惠的地位。它们只能作为心理学陈述在科学中出现；而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假说，它的主体间相互检验的标准肯定是不很高的（考虑到心理学的现状）。
无论我们对经验基础问题的最后解答是什么，有一件事必定是清楚的：假如我们坚持我们的要求，科学陈述必须是客观的，那么那些属于科学的经验基础的陈述也必须是客观的，即可主体间相互检验的。但是，可主体间相互检验性总是意味着：其他的可检验的陈述能从待检验的陈述中演绎出来。因此，如果基础陈述自身也是可主体间相互检验的，那么在科学中就不可能有最终的陈述；在科学中不可能有不能被检验的陈述，因而就不可能有在原则上不能被反驳的陈述，通过证伪可从它们演绎出来的某些结论来检验和反驳这些陈述。
因此，我们就达到下列观点：理论系统被认它们演绎出普遍性水平较低的陈述来检验。因为这些陈述是可主体间相互检验的，它们也必定是以同样的方式可检验的——这样以至于无穷。
人们可能想到：这个观点导致无穷的后退，因此它是站不住脚的。在第1节里，当我批判归纳时，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归纳会导致无穷的后退；现在读者也许会认为，可以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反对我自己提倡的演绎检验程度。然而，这并非如此。检验的演绎法不能确立或证明受检验的陈述；也没有打算要它这样做，因此并不存在无穷后退的危险。但是，必须承认：我引起注意的境况——无限的可检验性和没有无需检验的最终陈述——的确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显然事实上检验不能无限地进行，迟早我们必须停止。我在这里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只想指出：检验不能永远进行下去这个事实和我对每个科学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要求并不矛盾。因为我并不要求每一个科学陈述，在被接受以前必须在事实上已被检验。我只要求每一个这样的陈述必须可能被检验；或者换句话说，我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在科学中存在着我们必须顺从地当作真的陈述来接受的陈述，只是因为由于逻辑上的理由似乎不可能检验它们。
第五篇：商业银行改革逻辑论文
【关键字】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竞争
【摘要】基于国家所有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结构与“弱竞争”行为的根本原因。产权的国家所有不仅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体系中的“强垄断”地位，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其形成的竞争压力的释放，从而使我国银行业有效竞争的机制难以形成，最终保护了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的市场行为论文代写，导致了国家保护下的制度性垄断无效率或低效率。因而破除“父爱主义”的产权制度，以使体制外竞争机制得以形成也就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前提与关键所在。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至今，仍然步履蹒跚。从最初设立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体制外因素以压迫体制内因素的措施到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剥离其不良资产，从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到股份制改制，再从改制到上市设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可谓曲折。理论争论也因之而沸沸扬扬。特别是针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与银行业市场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的辩论一直未有定论，或言产权是根本，或言竞争性产业结构是核心。无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沿着这两个方面曲折地进行代写经济论文，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却一直未能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应进行重新审视。
一、产权还是竞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逻辑起点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中存在着产权与超产权的理论之争。前者认为当一国银行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利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会得出一个矛盾的结论，并且，由于现代银行是产品多样化的服务机构，因此很难判断每一银行的利润率是否由集中率直接造成。从各国金融体系构成看，银行业产业组织结构及其绩效并不能以此为标准进行简单化的判断。因此，S—C—p范式并不适用于对我国银行业的研究。他们认为，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产业集中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但核心问题是产权结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运行机制及其效率上的种种缺陷，也是由单一的国有产权结构决定的。因此，我国银行业改革要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产权结构的调整比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更为重要。
而超产权论者则认为，市场竞争才是决定产业运行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利用竞争机制可以改善产业结构，规范产业行为，提升产业或企业绩效。持该观点的学者利用S—C—p范式研究了我国银行业的产业组织情况，并得出了我国银行业的垄断结构效率不佳的结论，由此他们认为，在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引入竞争因素以优化银行业产业结构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首要选择。
但笔者认为，产权论与超产权论都忽略了我国银行业特有的基本特征，因此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
首先，产权论者没有看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并不存在规模经济利益的事实而片面地否定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规模不当。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相对其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而言显得过大，并且不良贷款比例过高，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而隐藏在相对规模过大和高不良贷款比例的背后则是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各种缺陷。其次，尽管各国的银行业具有不同于一般非金融产业的特点，但作为一个产业而言，竞争适度的市场结构、理性的企业行为和不低于普通产业的平均利润率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仍应存在，这一点对转轨的中国银行业也不例外。但在运用此分析框架研究我国银行业时，我们应看到S—C—p与超产权理论所隐含的既定的制度背景，即，它是以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而我国却缺乏这一制度背景。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即产权本质上的国家所有。这样，超产权论在分析我国银行业时就难免捉襟见肘了。最后，产权所有制性质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任何关于产权绩效的研究，都必须放在相应的市场结构框架内，否则势必会导致与产权理论假设不同的难以解释的结果。同样，任何关于市场绩效的研究，离开了产权这一重要因素，则会产生与一般市场结构理论相背离的很大误差。至少，在中国经济的研究领域内，这两者是密不可分和互不可缺的”如前所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有的产权制度安排是国有商业银行规模不经济与绩效低下的主要因素。
因此，在利用S—C—p范式分析我国银行业问题时，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是极具重要意义的。正是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才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呈现出独特的制度变迁、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等特征。而为了保护这种独特的产权结构，我国的金融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是从产权结构开始的，而是开始于体制外竞争因素的引入。
二、隙缝经济的产生、发展与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外竞争压力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之初，决策部门并没有采取大张旗鼓的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一步到位的“大爆炸”式的产权改革的方法，而是在旧体制的旁边发展出一种新体制。而后利用这种从体制外产生的“隙缝经济”(niche economy)来强化体制内经济的竞争或利用它们对体制内经济产生竞争压力，从而使我国银行业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体制双轨”局面，最后再渐进地完成银行业体制的转轨改革。
(一)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自1949年建国至1979年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一个典型的、由国家完全垄断的中央集权的计划金融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单一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其后，以1979-1984年的金融体系重组为特征，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继从中央银行独立出来或建立起来并行使商业银行的职能，这使我国“从金融机构的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出现了以产业分工为主要特征的专业银行机构”。在此时期，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随后的1985—1992年期间，四大专业商业银行逐渐企业化，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设立并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是发行上市。以1986年7月交通银行成立为标志，中国银行业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才开始。由于这些新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或十分迅速地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或已上市挂牌交易，因此，他们经营机制十分灵活，发展迅猛。从1993年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初步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其后，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另一种体制外竞争因素开始产生并迅速增长。从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在深圳成立以来，截止2001年底，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已发展到109家。另外，从1979年以来，我国外资商业银行也急剧膨胀。尤其是1996年后，我国允许部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本币业务，使外资商业银行的竞争触角开始伸入到长期以来一直为中资商业银行所垄断的业务范围。于是体制外另一种力量也参与到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之中，它们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一起，推动了我国金融体制渐进式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我国银行业体系市场竞争的不同主体。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体制外因素带来的竞争压力及其退化
在我国金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的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逐渐从体制的夹缝中产生并生存下来。经过10余年的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机构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展开了竞争，他们不断克服因制度歧视所带来的不利因素，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完全垄断的市场格局，初步形成了寡头垄断竞争的局面。
因此，值得肯定的是，我国所采取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式的金融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基本成效。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外资商业银行的引入打破了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也在逐步增强。正如于良春、鞠源(1999)所指出的，“中国银行业自1978年以来所进行的改革迄今已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主要表现在垄断的打破、从业家数增多、竞争程度上升、银行服务质量与经营效率提高以及较为完善的现代化多元银行业组织体系逐步建立等方面。”而在这种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国有金融产权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性逐步凸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却表现出相对的竞争优势。
但是，体制外因素的引入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成效，其制度的路径依赖仍然较强。尽管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产生和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鲶鱼效应”，带来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的强化，但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力远未达到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造成现实威胁的水平。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以其雄厚的基础资源和竞争力资产，仍保持着具有绝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力。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服务网络、技术储备和国家信誉是其最有力的竞争资产，这些“资产”所形成的市场支配力之强大仍是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难以抗衡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有商业银行仍保持着绝对大的市场份额。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体制优势的边际产出则呈递减趋势，近年来更有“体制回归”的迹象，即“工农中建”化趋势。
三、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强垄断”和“弱竞争”与制度性垄断无效率
在体制外因素的竞争冲击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这种削弱则是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或“弱竞争”行为的结果“，而其市场竞争行为不力的主要原因则应归结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所形成的政府保护。这种产权保护下的弱竞争行为最终体现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绩效的不断削弱，因为“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面对的生存法则，而竞争致胜的全部基础在于经营绩效的提高”。
(一)“强垄断”、“弱竞争”与国家所有制
从我国银行业的资产、存款和贷款集中度指标看，我们发现，即使在1993年以后，我国银行业体系的集中与垄断程度仍然非常高。1993—2001年期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资产、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上至少都各占据了60%以上的份额。因此，产业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十分强大。但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进程的推进和体制外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出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正不断的下降，其资产份额由1993年的69.1%下降至2001年的60.5%，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也分别下降了近9%和18%。而同期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各项指标的市场份额则不断的增长，前者三项市场份额分别增加了6.53%、6.19%和6.66%，后者各项指标都增加了近4%。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不断地向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让出市场，但尽管如此，我国银行业产业结构中的竞争因素仍然十分薄弱。
然而，问题并不仅止于此。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的“强垄断”与“弱竞争”并存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尽管存在独资和股份制等多种产权形式，但是如果我们把包括由我国直接控股的股份制银行计算在内，那么我国银行业中大约有80%以上的股权归国家所有。这种所有制形式使国家实际上承担了无限责任，而在这种国家保护政策与倾斜政策及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下所形成的高度垄断中，又使竞争性质的产业结构具有浓厚的制度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并不是由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而是由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国家所有这一产权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因此，我国银行业这种“强垄断”和“弱竞争”的格局实质上就是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对市场化竞争行为的抑制，它主要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对银行资产和市场的绝对控制。这样，处于国家保护之下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可以免受市场竞争机制的威胁。
因此，正是基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产权结构安排才使得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存在独特的制度性特征，我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也主要是由这种单一产权安排所引起的。我们承认产权问题，但我们的主张是，市场结构单一是产权结构单一的直接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垄断的市场结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对银行业体制进行行政性分权形成的，而非银行间竞争和追求绩效的“市场化”结果；从改革历程看，政府通过制定各种配套体制如压低利率、行政性审批等手段人为地提高了银行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导致了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和目前“弱竞争”的状况。
(二)国有商业银行粗放型扩张行为与银行业绩效
1984午以后，以四家专业银行为主体的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其后8年间(1984-1992)，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竞争都主要是通过机构竞争，即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的。在该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总数由1986年的67626个增加到 1993年的近14万个。同时，“在大量机构网点的支撑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迅速膨胀。1985年至1997年间，资产增长了11倍，其中贷款增长了11倍，存款增长了16.3倍。”
随后，1992年底开始的金融业整顿引发了第二轮的金融机构竞争浪潮，即以金融工具创新为主的竞争。但第二轮竞争浪潮仍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其原因除了特有的制度性垄断因素外，还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第二轮竞争浪潮中的金融创新吸纳性居多，而原创性创新很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的金融工具达70余种，但其中85%左右是“舶来品”。其次，创新主要表现为数量的扩张，内涵较低。该时期已有的金融创新主要在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科技含量小的外资形式的建设上，而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经营机制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再次，创新主要靠外部力量推动，创新主体内部驱动力不足。中央银行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改革与创新一直是我国金融机构微观创新的主要外部动力，而国有商业银行出于外部竞争压力而进行的自发性创新严重不足。其四，“如同规模竞争一样，工具创新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争夺储蓄资源，以支持资产扩张，缓解流动性压力，其公司治理机制没有改善，风险控制水平也没有明显增强。”
因此，产权国家所有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依赖机构扩张与模拟性工具创新的竞争行为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或提高其运作绩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利润率的不断削弱，四家银行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从1985年的1.39%几乎直线下降到2003年的0.06%，尽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在近年来随着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而有所下降，但长期的垄断地位以及以提供金融补贴为主要任务的运营方式，不仅使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效率低下的现状，而且还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对政府补贴的刚性依赖。因此，在行政保护下所形成的寡头垄断地位不仅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内在的动力去改善绩效，而且还会产生竞争不力的市场行为，如大力扩充分支机构、过分追求存款和贷款等。正是这种粗放式的增长和扩张路径一直主导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发展过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国有商业银行绩效的低下。
四、结 论
我们重申，S—C—p分析范式并非不适合于我国的银行业，只不过我们在应用这种标准时应该将既定的制度因素纳入其中。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乃至银行业改革的关键并不仅仅是通过在体制外引入竞争因素就能实现既定目标的，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不但导致了强垄断的产业结构，也抑制了体制外因素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体制外的竞争并未彻底改变我国银行业“强垄断”的事实。
因此，单一的国家所有的产权制度安排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性垄断无效率或低效率，也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市场竞争行为的无效与无力。更为关键的是，产权结构国家所有还抑制了体制外竞争因素的发展，从而进一步间接地强化了垄断，保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低效率的市场行为，最终产业绩效的不良也就成为必然(见下图)。这样，熊彼特所鼓吹的“垄断能够带来创新”的理论观点并没有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中出现，其原因并不在于熊氏理论的谬误，而是在于我国银行业的垄断蒙上了浓厚的制度性特征。
因此，产权制度所形成的国家隐性担保和制度垄断是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高度垄断的根源。不惟如此，产权制度的独特安排还使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形成了对制度依赖的刚性，而这种依赖所带来的结果是，国家出于金融安全与政府声誉的考虑，在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强大竞争或绩效不良时会身不由己地去保护国有商业银行，使其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从而最终又维护了或是强化了其“强垄断”地位，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关键在于破除这种独特的产权制度安排及其带来的“父爱主义关怀”，使国有商业银行暴露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由市场竞争行为去推动产业结构的重建，从而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因为，“对于具有垄断性的产业，消除行政性或制度性的市场垄断是决定性的，否则无法对具有这种垄断地位的企业产生竞争压力，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的企业都是不可能具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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