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论文（范文）

第一篇：法律文化论文（范文）

浅谈中西法律文化对“ 人”的理解差异

【摘要】：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于对“ 人”的理解差异。由于中西法律定位不同,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西方法律追求的是在完善法律规范下的井然有序,中华法系则是旨在消除纠纷的“无讼”。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市民化”倾向,中华法系则存在着“伦理化”倾向。中西法律文化也存在某些暗合。【关键词】： 中西法律文化 渊源 差异 人

前言：

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在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中西方的人民对法律的认识也不同,进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中国古代在立法方面君主独揽立法权,以言代法。即法权渊源出于君主,国家制定成文法要考虑君主的喜怒哀乐,君主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西方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话语“ 法庭上见”、“ 找我的律师谈” ,己为我们所熟悉, 并让我们不断体会到了西方人强烈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事件, 现任总统布什及英国首相布莱尔因对伊战争情报有误而受到本国议院的质询, 法国总理施罗德曾因染发遭到公众的诚信质疑等, 西方的政治文,化与体制也让我们感受到西方深厚的法治传统。西方人对法律、诉讼、权利与权力的看法以及相关的行为习惯、政治行为等, 展现了完全不同于我们

中国人对待这些问题的法律文化。

一、中西法律文化各自的渊源

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人类起源的问题。在西方, 上帝造出的亚当夏娃因为违抗了上帝的意志而落入人间, 成为人类的始祖。而在中华文明的众多传说中, 人类无一例外都是顺应天地之气所生, 是世界当然的主角。两种文明的差异出现在对人性根本的认识, 即 性恶论 和 性善论。按照一般的思维, 性恶的百姓自然需要有强大的专制统治来制恶向善, 而性善者更应当有民主自由地发扬 善 的制度与之相适应。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西方在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后迅速进入了民主社会, 更让人惊叹的是法律中的宽容平等思想。从某个角度看, 中华法系给人最深印象的却是捍卫道德的严刑峻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一定意义上它只是统治者行使权力过程中一道可有可无的程序罢了。究其原因, 在西方人心态中, 任何人都有原罪,没有人可以高人一等, 祖先的罪过把所有后代放到了一个更低但更平等的地位上, 于是不再有权威, 人们更倾向于像自己那不安分的祖先一样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理性为社会立法。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人本身。这种求诸于内的思维方式让西方人在空白的基础上以完全理性而符合逻辑的方法创造规则, 这不仅有利于民主自由氛围的产生,同时也影响到法律的制订与研究。在西方,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 再到罗马法精英们, 他们的共同点是借助自由的学术空气进行广泛交流。而反观中华文明,法自然 是贯穿始终的主流思想。与天地同生的人类习惯从自己的起源之处自豪地

寻找真理。性本善 的思想也让古人们相对理性而言更注重道德。于是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缺失了一个从理论角度专门研析法律的专业法学家群体。

二、人的本质的差异

中西文化中“ 人” 的差异, 首先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从“ 人与禽兽之不同”的角度提出对人本质的认识, 认为人之为人, 人不同于禽兽而居于万物之首, 在于人有道德,懂得以敬重之心孝敬父母, 能知礼尚义, 重仁崇德。孔子曾指出, 所谓孝, 不仅仅是婚养, 人只有在内心懂得孝敬长辈, 才能和动物相区分, “ 不敬, 何以别乎”孟子指出, “ 无侧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人之有道也, 饱食, 暖衣, 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中国“人”的本质在于道德伦理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 这就奠定了中国法律文化重道德伦理, 注重个人道德自律的基调。

三．人性善恶的差异

中西文化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差异, 直接决定了中国重德治、人治与西

。。方重法治的不同传统在中国, 孔、孟较早提出了“ 性善论” , “ 人

之初, 性本善” , 人天性为善,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信的德行, 因此人人可以通过道德教化达到向善的目标。基于对人性的乐观态度, 中国文化道德给予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在古人看来, 个人修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人性之善是否得到发

扬, 人人修善则天下就能大治。所以,高尚道德就成为个人的价值追

求, 成为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 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成为道德规则的直接表述。“ 德治”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 统治者注重对人们的道德教化, 人们对政治的昌明也寄希望于统治者的“ 圣明” , 政治制度中更强调执掌权力者本身的道德自律和修 身养性, 而忽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促成了中国“ 人治”传统的形成。西方的人性论, 受到了基督教“ 原罪说”的影响上帝在创世过程中, 发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 他们因此被驱逐到人间。由于祖先的罪孽, 人从出生就是有罪的,人的一生必须时刻忏悔自己的行为。宗教也对西方人的为人处事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人们在信念中多以教义为人处世, 服从并信仰上帝和教义。这种 服从和信仰后来成为西方崇尚和信仰法律之传统的重要文化渊源。基于对人本性的深刻体察, 对人普遍的罪恶意识的警醒, 人们对政治统治者保持着警惕, 对政治的昌明也就不寄希望于统治者的高尚道德, 而是为保障自身权利发展出了一整套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进而形成了西方的法治传统。

三、人际关系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道德成为人们的根本行为准则, 道德讲究的是“ 义务” , 要求个人为他人做些什么, 人际关系便讲求“ 重义轻利” “ 义” 即道德义务, “ 利”为个人私利, 人们应淡化、排斥个人利益要求, 注重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历代儒学大师均有此类经典 论述, 先秦孟子的“ 去利怀仁义” , 西汉董仲舒的“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 宋代朱熹则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 , 将

“ 重义轻利”发挥到极致。这种价值取向, 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遵循“ 义务本位” , 重义务轻权利, 这直接导致了政治上对私人财产权的漠视和人权观念的缺失。法律给百姓带来的主要不是权利保障和人格尊重, 而是义务、负担和刑罚, 因此, 百姓对法律也就没有亲近感, 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中国人疏远畏惧

在西方, 自苏格拉底提出“ 认识你自己’,便萌发了个人主义观念。后来很多思想家将财产权利与社会正义联系

起来, 认为正义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财产关系的道德准则。近代文化中则认为, 个人利益是正当而崇高的道德标准, 个人利益的满足和提高合乎道德, 个人通过正当手段追求个人利益,必然会增加社会财富, 也就会增进社会道德, 因此“ 利”就等同于“ 义”。在这种文化熏陶下, 西方人在交往中毫不掩饰对私利的追求, 并形成了强烈的权利意识, 这就促使近代西方法律实现了“ 权利本位” , 强调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 私人财产权和人权的观念也就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 法律成为人的生存、发展和尊严的基本保障, 这便树立了西方人崇尚法律权威的意识,促成西方人亲法、爱法、守法并勇于诉 讼的心理传统法律厌恶诉讼的心。、理传统。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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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班级金融10-3班姓名张晓菲学号0 9 1 0 4 2 4 4指 导 教 师林涛

2012年11月10日

“拼爹时代”的思考

2009年5月7日晚8点左右，年仅20岁的富二代胡斌驾驶非法改装的三菱跑车在杭州繁华的街头与朋友“飙车”，将看完电影、正在穿过斑马线回家的25岁青年谭卓当场撞死。事后这位富二代表现轻松，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无独有偶，2010年10月16日晚，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黑色轿车撞倒了两名女生，但司机并未停车相反还去女生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该男子却高喊“我爸是李刚！”后经记者了解，两位被撞女生一死一重伤，而男子所叫嚣的父亲李刚则为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我爸是李刚”，让人好悲伤，从中折射了这是一个“拼爹”的年代。很早以来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家庭的出生，决定了一个人的出路，有一个“好爸爸”，就有一个好前程，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如今，许多人就以“我爸是XX”作为成才的捷径，作为进步的筹码，也作为违法乱纪的资本。有家网站做了项调查，发现70%多的男孩子表示没房没车可以结婚。但是同样70%多的女孩子表示，没车没房还是不结婚。有人说，现在80后和90后的男孩子是最可怜的一代，他们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贫二代的问题，比起富二代和官二代更加令人困扰。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少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的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而且现实已经表明他们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在很多地方，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女，无论所上的大学优劣，甚至在国内上不了大学，花钱送出国，拿了不知什么来头的国外文凭，回国之后，进入仕途，在父辈的荫庇下，就会官运亨通。在历史上，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比贵族封建制还要糟。贵族世袭制，至少贵族还会对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负有责任。而世袭官僚制，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官职和特权是自己的。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样，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显然，这样的权二代，最为人们所痛恨。

富二代有比常人更优越的条件，起点高，脱离了与这个社会相处的主体——普通群众，他们也没有适应大众的基本能力。对于那50%的纨绔子弟，父母给予他们的是豪宅、名车，让他们进的是国内外顶尖级的学府，私人培训课上他们学的是高雅音乐欣赏、萨克斯的入门学习等高级爱好的培训，以及绅士淑女聚会等高人一等的社交技能。所以有种说法就说现在80后90后，将来男孩子最可怜的最惨的是：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跟富二代竞争。对于一些“穷二代”和“农二代”而言，就是噩梦。

经过此次事件，李刚和李刚的儿子在网络蹿红，“我爸是李刚”

也不免成为网络流行语。人们在惋惜花季女生夭亡的背后，是对权势之子的深深不屑与痛恨。其实官二代之所以如此嚣张，起因还是在现实中见惯爸爸的权力无所不能、屡试不爽——能够轻而易举打破司法、行政各领域之间的壁垒，完成权力通吃。很多爸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喊的也是“我是领导”。前不久，兰州旅游局局长在一起交通纠纷引发的冲突中就向群众叫嚣“我是局长”；此后，马鞍山市一名区旅游局局长在殴打中学生的时候也放言“我是领导”。

儿子们喊“我爸是领导”，老爸们直接喊“我是领导”。现在不仅官二代身份在代际相承，连思维方式也是拷贝老爸，说白了，特权思想也在代际相传，只是官二代由于涉世未深，态度会比官一代更加恶劣、嚣张。缺乏监督的权力不仅会匪化，也会遗传，只是这种遗传基因先天就发育不良，自然也结不出成熟的果。

长期被特权思想所左右，极容易变成特权思想的傀儡，遇事趋向简单化、极端化，只认权力这个“硬通货”，而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加无视生命的可贵——这既是部分官爸爸的通病，也是部分官二代的问题。真正解决特权思想的代际遗传还需彻底打破特权思想的产生渠道，依靠公开、透明、有效的权力监督方式先遏制住爸爸的特权，儿子们自然也就无法嚣张。

第三篇：法律故事与诉讼文化论文

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

——法律故事与诉讼文化论文

摘要：由纠纷解决向规则之治是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变迁的一个趋势,但是在我国这一转变还需要很长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人民法庭的司法功能最终是规则之治还是纠纷解决？本文首先阐述了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出现矛盾的客观原因，其次着重分析人民法庭侧重纠纷解决的原因，再次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说明，认为它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将纠纷解决的理念和规则之治的秩序良好的结合在一起。它可以避免纠纷解决的随意性和规则之治的僵硬。

关键词：规则之治纠纷解决司法功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正文：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规则的运行来治理社会建立秩序，实现规则之治；二是社会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纠纷都能得到合乎正义的妥善解决。由此可见，在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中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得到了统一，那是一种正义的秩序之治，是人们努力的方向。当前，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不断推广，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通过规则之治来实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努力的目标。同时，作为一个转型着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社会中新型矛盾纠纷层出不穷，规则本身所固有的滞后、不周延的特性日益明显。

一、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产生的客观原因。

首先，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很多是因为精神损失无法有效得到弥补而造成，而每个人对于精神和心理伤害的感知程度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下，其感知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而，赔偿程度也就无法精准计算。例如，同样是被窃取相同市价的收藏品，赔偿的价格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但有的收藏家会为自己曾经收藏时付出的努力特别惋惜，因而非常痛苦，而有的收藏家如果生性豁达的话，虽然会有惋惜之情，却不至于有很大的心理伤害。因而规则之治解决纠纷的程度就不同。

其次，法律意识的不同有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无论现行的法律存在何种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既然此法律仍有效，在司法程序中就必须全力地贯彻，这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平。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却想因为自己的个案，让司法结果成为法律的例外，无论如何固执己见，这都是不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法的。当然，另一部分具有相当法律素质的人，在遵守法律的同时，积极对现行法律不适宜、不完善的地方提出质疑和批评，促进法律的完善，这是对法制进步的贡献。

再者，相同的规则之治在不同的地区解决纠纷的程度也不一样。据互联网信息，上海大火后，遇难者家属获赔96万元，虽说金钱不能衡量生命，但是很多网友对赔偿数额深表质疑。上海作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如此索赔/ 4

法律故事与诉讼文化论文：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

在数额上应该也是居于全国前列，但是相比当地的生活成本来说，还是偏低。甚至有网友因此感叹说，人命竟然不如房子值钱。但如果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赔偿的效果应该会好很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却会导致了不同地区公民的司法权益的不公平。

最后，有些案例虽然是根据法律而判决，但是解决纠纷的时间也会严重影响解决纠纷程度。“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是对此种影响因素的极佳表述。如果正义不能被及时伸张，那么正义的理想和信念就会被逐渐磨损，也是对坚持正义人们的摧残和打击。而伽利略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1633年6月22日，宗教法庭宣布哥白尼学说为邪说，判处伽利略终身监禁，宣布《对话》为禁书，然后，逼迫伽利略进行发誓。直到1979年11月11日，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决定为伽利略平反，为他恢复名誉。伽利略被判刑的年代是17世纪，他生活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当时的法律不允许他的“异端邪说”存在，进而对其人身进行摧残。时隔300多年后，关于他的判决才得到了具有官方性质的更改。而这个时刻，他早已离世，无法享受法律重新赋予自己的自由和正义。这是科学史和法律史上的双重悲剧。轰动全国的赵作海一案也是在服刑10年后才得以真相大白。虽然按照法律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但是10年的光阴却永远不会复返，从这点来讲，是无法赔偿的。这同时也暴露了在我国司法过程的实践过程中，“无罪推定”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

因此，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哲学的观点也告诉我们，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并且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平衡事物之间的矛盾，使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和转化。

二、人民法庭侧重纠纷解决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审判中以侧重解决纠纷为其司法功能的价值趋向，他们在努力解决纠纷，而不是确认法律规则；甚至，由于这种对解决纠纷的关注，法官忘记了一些司法的基本规则，在广泛意义上说，还违背了法官“中立”的制度角色。那么，人民法庭的法官为什么要侧重解决纠纷，而不只是遵循规则之治，恪守职责，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呢？

首先，这是司法政治功能实现的需要。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集中在基层、暴露在基层，维护稳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的问题解决不好，局部性矛盾可能演化为全局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矛盾。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与农村、农民接触最广、联系最紧，位于化解和调处矛盾的前沿，只有人民法庭工作做好了，把人民群众身边的一个个“疙瘩” 化解了，才能逐步赢得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和尊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可靠的司法保障。

其次，这是二元化结构社会差异形成的需求。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社会是由现代化的都市社会和较落后的农村（乡村）社会构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结构还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比较紧密，互惠性关系普遍存在，并且往往相互牵扯，因此侧重运用纠纷解决有缓和人际关系的必要；虽然农村的纠纷相对来说不像现代城市社会中的纠纷那样复杂多样，但我国的制定法规则主要以城市社会的交往规则为主导，并把此确认为全国性法律规则体系为标准的，农村/

4的许多纠纷解决可以甚至必须借助一些民间习惯和风俗，以补足各类相对抽象的法律条文的不足。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缺乏有效的现代司法技术和制度条件，缺乏律师这样的支持现代司法运作的专业人员。正是在目前这些限制条件下，人民法庭侧重纠纷解决是当前社会的必然需求。

再次，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需求。不可否认，规则的统治是重要的，我们也在努力追求实现规则的统治。但是“规则之治的一个前提是社会生活本身具有较高的规则化，而规则化是社会现代化的表现，可以说，规则之治（法治）与社会现代化是孪生的。社会现代化将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标准化了，将我们的生活环境、行为方式、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感情都标准化、规则化了，只有这时，作为规则的法律才可能有效地起作用。”然而基层社会中的纠纷具有特定的丰富性和多彩性，还没有标准化，有太多的纠纷是无法与格式化的现代法律相一一对应的，即使经过一定的转化，也很难把其纳入规范化的法律体系。而且他们的纠纷大都发生在世代相息的亲朋、邻里之间，他们的和平相处比是非曲直更重要，所以，如果不是必须，至少也是需要通过纠纷解决的方式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最后，这是“弥补”法律缺陷的需求。法律规范构成了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和原理。而为了做出一个正义的判决，法官必须弄清立法者通过某条特定的法律规则所要保护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法官对制定法的依附性。而事实上，每一个法律规范或制度体系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包揽无遗，在审判中就可能会出现案件疑难和法律疑难的问题。“所谓案件疑难,是指案件事实情况与可适用的法律规定的某一行为或事件构成的要件不完全一致。所谓法律疑难,主要是指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本身互相矛盾、互相交叉;或者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和概括、含糊不清等。”此时，法官是应该解决纠纷还是创设新的规则来适用，还是干脆就撒手不管？然而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利和法官的责任感、使命感,使法官在案件疑难和法律疑难面前不能拒绝判决，不能拒绝纠纷的解决。否则,法官就是失职,就是对法律的一种嘲讽,法官也由此失去权威性,最终导致当事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对法院公信力的打折。因此在各种条件的制约或支持下，人民法庭法官会权衡各种可能的救济，特别是比较各种救济的后果，然后做出一种法官认为对诉讼人最好、基本能为诉讼人所接受并能获得当地民众所认可的选择。在这里，诉讼根据、法律规定的法官职责、有关法律的程序规定和实现规定都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纠纷解决好，同时还能减少上诉，不至于发生案子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其中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根据主持纠纷解决的主体不同，可分为：法院附设的诉讼调解；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纠纷解决机制，如劳动仲裁机构、消费者协会的调解等；民间团体、组织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如人民调解等；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助性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办法；等等。这些不同的非诉讼纠/

4纷解决方式，有的主要用来解决一般民事（包括经济）纠纷；而有的是专门用来解决特定的社会纠纷，如劳动纠纷、消费者纠纷、家事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建筑纠纷、公害环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国际贸易纠纷等。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处理结果的效力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具有可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大部分不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合意未达成时可直接转入诉讼程序，或在达成协议后的一定期限内仍可提起诉讼程序。

毋庸置疑，在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中，诉讼审判制度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诉讼审判代表着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属于一种公共性的纠纷解决机制。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也存在着某些弊端，例如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法律规则与传统、道德、习惯和情理等社会规范的矛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公平与效益的矛盾；程序设计中高度专门化与当事人参与的常识化要求的矛盾；规则的确定性和程序的僵化与解决特殊个案所需灵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简单权利义务关系与纠纷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同时，社会纠纷的与日俱增使得诉讼机制的功能性障碍愈显突出，就纠纷的总量和法院所能承担的纠纷解决功能相比较而言，已经达到超负荷状态，诉讼又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不足恰恰为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作用的发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现代社会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成本低、迅速和便利的特点。尤为重要的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听追求的“公平”、“正义”不同于诉讼的价值取向，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解决纠纷方面起到对诉讼审判制度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作用，从而减少社会在纠纷解决方面的成本和代价，更及时有效地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并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

结语：从当今形势来看，要逐步减小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之间的矛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这需要司法工作者、司法机关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与此同时，普通公民也应对此有充分的社会责任感，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致力于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先进、全面的法治社会，使民主和法制之光能够照耀在社会的每个角落，让每位公民自由、幸福、有尊严地生活。/ 4

第四篇：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法律文化大写意

普法2班 王统 学号201200040093

【摘要】：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的，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者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中国、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文化并加以本土化。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法治理念 西方法律文化、文化整合

引言

通过一个学期跟随武树臣老师的学习，使我进一步对中国法律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在课下我看了部分关于西方法律文化的书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现代化，法律文化现代化下，使我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也形成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在这里，借用武老师《中国法律文化大写意》的书名，浅谈一下我眼中的“法律文化”。

一、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

“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诚然，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根基的民族，一项没有文化的事业是没有根基的事业。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科学推动发展，文化孕育希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学者考究是源于上古时代的名著《易经》。在很多人的眼里，《易经》只是一本卜卦算命测风水的迷信书籍。《易经》相传是周文王所著，其内容博大精深，从《易经》里我们可以得到深奥的哲学思想。易经讲究的是阴阳的调和和转化，有时候阴就是阳，阳就是阴。中国人最推崇“内方外圆”，这在易经里可以得到解释，那就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棱角分明的性格，但表现在外，却是一种趋附于人的圆润。那是一种人与人相互尊重的圆通，社会的和谐需要的就是这种圆通。所以内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方外圆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好方法，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法律从来就是公共权力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法律基于个体对群体的义务优先而发挥的抑制和处罚作用。法律必然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法治的制度框架是由权利和义务双柱支撑的。当法律和文化相结合时，法律文化一词就”诞生”了。

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律实践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不论在总体精神还是宏观样式上，都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烈气息。

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礼，提及古代法律文化最直接的观念就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确切地说，由汉武帝尊儒术为始，成熟于唐代的《唐律疏议》，发展固化于元明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源头在周公制礼，周公历经多次制周礼，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统。

礼一开始就有义和制的区分，前者指精神层面的亲亲、尊尊（后来发展为忠孝节义），后者指“五礼（吉、嘉、宾、军、凶）”或“六礼”。此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因为其满足“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法的产生和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儒家重视礼义，法家重制度建设，各有侧重，而儒法在汉代的合流，根源在于两者起源的同一，是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反复。

礼与法的关系历来就被学界讨论，传统意义上的法不等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法，仅指制度规范层面，而不当然包含法的学理学说，这一观点严复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国必从者通谓法典“，并进而指出西方法对应古代中国的不仅是刑律，更有理、礼、法、制之意，简言之，西方法既有制度规范又有学理学说之意，现代法理学对法的研究就是这样，而律在古代多指制度规范，法（确切说是律）的价值剥离为”礼（义）“，礼是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标。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诸多特征,它们使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体系中独树一帜,这些法律是由真正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发展并积淀起来的结晶,无讼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它具有独特魅力,显示了中国人与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真正的中国人过的应该是“心灵”的生活,惟有从“心”的角度去体悟才能了解中国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三、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

中国、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文化并加以本土化。我们不难发现，在法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与现代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信仰；强化法制和普法宣传工作。

四、西方法律文化

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高度的程序性、公正性、民主性和法治性的理性基础上的，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司法框架，都极为严密、成熟和规范，整个社会学法、守法和用法的观念深入人心，法治氛围浓厚。

西方国家经历了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几个发展阶段。它是一个由崇高到低俗,由理想到现实的过程。西方文化有三大源头: 一是希腊文化的人文和科学精神。它是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的科学的理性抽象,是力图建立公理化的演绎系统的尝试。二是罗马文化的政治和法律传统。西方的法律制度以法律保障自由、独立人格和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式植根于罗马文化的土壤中。三是希伯莱文化的宗教意识。视《圣经》为金科玉律,信仰上帝,注重来世。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一个注重实证,追求理性的文化。其核心是:实证科学,宗教精神,以个人自由为重心,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民主制度。其特点是外向、超越、富有挑战性。

西方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建立如此理性而发达的法律体系功不可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丁、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冲破欧洲宗教势力的束缚，提出了“自由、博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从而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然而，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是什么力量催生了“文化复兴”运动呢？其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市场经济是培育民主、权利、法治等先进司法理念的最好土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市场主体要求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要求建立自由、平等、有序的竞争机制。可以说，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是西方法治建设最坚实的基石。

五、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法律文化

相比较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其共同点在于都体现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都体现了刑法的惩罚性功能，都把惩恶扬善、刚直严正和稳定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但同时由于人类的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交方式以及看待问题的不同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惯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各自有不同的社会规约或习惯。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法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

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必然导致民主的诞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卢梭社会契约论核心正在此。我们信仰君权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惩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让。法律的出发点就是人性本恶，我们显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在跨法律意文化交际过程中,如果一方或双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忽视这些差异,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或错误地评价对方,以不恰当的方式与对方交际,产生交际障碍,造成双方的误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六、总结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

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随着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关注着中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

我们应该承认，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只有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时移植西方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文化，才能促进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构成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文化大写意。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

论文

标

题：

法律文化大写意

学

院：

法 学 院

班

级：

2012 级普法（2）班

姓

名：

王

统

学

号：

201200040093

指导教师：

武树臣

日期：2013年12月9日

第五篇：法律文化

礼

在传统中国，“礼”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复杂，包容量极大的概念。从“礼”的字义考察，“礼”字的古体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无规则、制度的含义。后来引申为祭神祭祖的仪式，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种表现为原始习惯的礼，从而有了行为规则的意义，并与神权、族权相联系。

其次，随着父系家长制的宗族演变为奴隶制的国家，祭祀和军事活动成为“国之大事”，以祭仪为中心的习惯准则遂具有政治制度和国家规范的性质。

再次，春秋之后，虽然随着周礼的分崩离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礼”，其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这时的“礼”，已经不是专指礼节仪式这种狭义上的“礼”，“仪”与“礼”相分离。

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社会往往被称为“礼法社会”，毫无疑问，“礼”对中国历史文化而言，其地位及意义都是举足轻重的。礼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亦有着密切联系。

礼与法，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礼法结合”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关系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基本途径。

首先，“礼”的纲要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儒家把传统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伦”。而五伦中“三纲”为要。于是，“纲”被传统封建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其次，“礼”的教条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礼教”教条的制度化，对于巩固“三纲”，保护封建统治的基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进步因素。

再次，礼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

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传统儒家在刑法原则上坚持轻刑的思想主张，自汉以后一直是封建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核心就是主张“省刑法”、“以德去刑”，所以在治理国家上，把道德放在核心和首要地位，而法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虽然这种主张在以法治国的理念下，应该遭到诟病，但其中蕴含的一些合理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孔子的法律思想核心便是“德主刑辅”，即以“仁”为本的法制原则;“德”、“礼”教化的防范措施;宽猛相济的施刑办法;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

孔子的法律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将有借鉴意义。德主刑辅的主要思想包括：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宽猛相济、、提倡刑罚适中。孔子认为老百姓有过失，是由于居上位的人对他们没有施行教化或者实行不彻底的缘故，他把“不教而杀”斥之为“虐”。由于孔子重视教化的作用，所以他反对“不教而杀”。孔子并不否认刑杀的必要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表名孔子并不是只讲礼德，而不要刑罚，而是主张德与刑交替使用。从中庸哲学的角度出发，孔子主张用刑要适中，他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意在强调断狱用刑都要合乎中道，要公平正直，不枉不纵。

德治与法治并举符合社会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客观规律。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只有二者的相互影响比较密切，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法律的遵守离不开广大社会成员在道德价值上普遍的认同和接受。

它在历史上成为人们反抗昏君和暴政的理论武器，历代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儒家省刑法、慎刑滥杀，反对暴政等思想主张，来抨击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反对用繁法严刑去对待人民，在客观上，它比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多少有利于被压迫者的生存与斗争。

同时，德主刑辅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预防犯罪。

道家法律思想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传统的法律思想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性,道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所形成的一种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老子第一次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自然法观点,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普遍而无私,并且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受任何人的意志影响。与礼、法相比,“道”是最高的原则。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照自 然

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统治者只有“惟道是从”,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老子之道,乃宇宙中自然之道,上古流传迄今之逋也,它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应人生之事,证大道之真.是世人修真成圣之道。

老子论及法律的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他对“道”的说教之中。老子认为“道可 道,非常道”。故“天地之道”无所不在,无往不胜,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天长地久,无 为而治;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尊道贵德以百姓之心为心,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 之至坚;以正治邦,以奇用兵,班无事取天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只有“惟道是 从”,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总之,老子法律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从“天人合一,法本自然,无为而治,唯道”来阐述道家法律思想的基本观点;二是展开对礼法的批判。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跌宕多姿的道家思想绵延不

息。源远流长.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基因,《老子》一书是人类文明智慧的源头括水。我们要重视对老子的研究，和与无讼

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的文化追求和中国政治的最高追求，无一不是一直在追求“和”的最高境界。第一次学到什么是和谐社会，应该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解释了什么是和谐社会，是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后来在学高中历史和政治中，老师无一不提到了，古代所崇尚的大同社会，即我们现在的共产党追求的最高的政治境界，也就是我们通常左说的共产主义的境界。

“和”文化传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便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在很多年以前，我读到了于丹的著作----《论语心得》。其中于丹提到的《论语》中的一句经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虽然只是描述的是为人处世，而没有涉及更为宽广一个国家的政治层面的内容。但是也是异曲同工的。于丹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也令我印象深刻。在《论语》中，君子一次出现的次数超过百次，在这部一万余字的经典中，这一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孔子认为，能够称之为君子的人，是极少的，需要达到极高的道德境界，而“和”便是其中之一。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是能够在一个群体中，服从大家的意见，即使自己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会求同存异，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努力，这一思想，也在我国历史上的外交中，得到了极大地运用，也成为了各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准则。但是小人则不同，他们表面上服从了群体的意见，可是背后反对群体的决定，还会背地里说坏话。

而“和”的思想在法律上的最高理想追求，便是达到一种“无讼”的境界。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便意识到了法律存在的意义，最终目的不是要惩治坏人，而是要整治社会秩序，而使社会最终达到没有违法事件发生的程度。这一思想最早也是由孔子提出的，在《论语·颜渊》中，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我断案的结果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而目的是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一个思想在民间从古至今，在法律案件上都极大地影响了乡民们的行为，无讼的思想，让大家更愿意用道德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只要是能不用法律武器解决的问题，就先用道德的武器去衡量。有的学者认为，无讼的思想有些扼杀了人们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认为倘若个人的权利受到了威胁和损害，就应当采取正当的手段去捍卫个人的权利。法律无疑使一个最为合法的武器。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千年传承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减轻了司法程序的负担，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的人治思想。和西方法治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总结而言，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一个“和”的社会，而古人在法律上的最高追求便是达到无讼的境地。“和”与法律文化有着很深的关联，值得我们去继续学习和探究。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倡导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之美,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而诉讼便是对这种和谐的破坏,因为“讼则终凶”(《易经》)。)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的原则,那就是“无讼”。这种观念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讼争的静态社会.因此,法律的存在实在是因为不得已而求其次。人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最终消灭法律,实现“无讼”社会的理想。可见,“无讼”不过是古代和谐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或者说,“无讼”是和谐在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他们的意蕴和旨趣是一致的。于是,中国古代社会当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产生冲突和对立时,人与人之间出现权利义务争端时,“和为贵”便作为解决争端的原则受到人们的信仰和推崇.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几乎都是主张“无讼”的。即使是主张法治的法家,大力提倡“以刑去刑”,但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并不是刑杀而仍然是“无讼”的境界。如商鞅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