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启后的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

第一篇：承前启后的邓小平民主法制建设思想

[内容提要]：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子，为了缅怀其丰功伟绩，尤其是其承前启后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此粗浅地探析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

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从毛泽东同志的“主权在民”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再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说明了三代领导人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在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思想实际上就是对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①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从“法制”发展到“法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近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结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三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不一样。毛泽东同志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同志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同志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关于共产党如何防止走历代王朝“其兴也勃，其怠也忽”的老路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②。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跟剥削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不存在历代封建王朝兴衰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旨。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一种行政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当时的民主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过不少弯路，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１)、法制初创阶段，建国初期，为了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但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具体国情决定了领导者的治国方法主要是靠政策、靠群众运动，而不是靠法制。(２)、法制停滞阶段，法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立法司法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３)、十年文革，砸烂公、检、法，成立保卫组，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遭受严重破坏。这跟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视法制的政治职能，轻视法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法治思想仅仅限制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和巩固政权的狭小空间内。在领导方式上，没有摆脱传统的“人治”思想束缚，把法制仅仅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一种统治工具，而不是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当然，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视民主法制建设的几个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三件大事上。㈠、1937年,红军干部黄克功因向陕北抗日大学学生刘茜逼婚不成，竟然开枪打死刘茜，造成极坏的影响，对此，毛泽东主席主张依法惩处，说“不杀黄克功，就不足于教育党”。③

①、《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9页。②、《学习〈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讲话》第10页。③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84页，《给雷经天的信》。

㈡、1953年,面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为了惩治腐败、廉洁党和国家机关，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同志也是极力主张依法枪决。㈢、1954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立宪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毛泽东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同志亲自参与起草条文，为制定宪法参阅了两箱子宪法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原来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主席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9个宪法，要尊重历史，强调此句“不改不行”；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毛主席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①。毛泽东同志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② 它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历时1年零9个月，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民讨论，参加人数达1亿5千万人，提出意见138万条。它贯彻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首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在序言中肯定了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总纲第一条规定的“人民民主国家”就是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践表明：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较完善的宪法，它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是国家的总章程、根本法。对新中国的立法活动起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集体创造。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20世纪20年代末，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旗帜。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

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宏伟的蓝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邓小平同志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自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上，邓小平同志几经浮沉，“文革”中受到冲击，曾被下放劳动，住过牛棚，深知无法无天的危害性，深感实行

民主法制的重要性；客观上，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需要法制来规范、保障、引导和制约。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法治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思想，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关键，执法必严是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保障。

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科技等领域。主要有以下八大方面：③ ㈠、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行“两手抓”。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严打”和开展反腐败斗争。㈢、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概括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㈣、坚持实行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原则。㈤、指出加强法制根本的问题是教育人。㈥、实现民主和法制要有步骤、有领导地进行。㈦、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㈧、坚持人大制度，改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发挥人民政协的协商监督作用。

①参见2003年12月29日《文摘周报》韩大元的文章。②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5页。③全国普及法律知识干部统编读本《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8-93页.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特点：

㈠、全局性。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出发，指出法制建设同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具有高度的全局性。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邓小平同志集中思考了两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我党建国以来的两大失误：即忽视发展生产和忽视发扬民主。为此，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必须转移，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①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揭示民主与法制的必然联系，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指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②他说“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③他还进一步强调：“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④ 1986年,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指出法制是全局性的思想：“我们现在的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讲，是加强法制。”⑤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是从经济战略思想、政治战略思想和全局的高度来肯定法制建设的重要地位，这就使他的法制理论溶入了建设一个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之中。

㈡、实践性。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为依据，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论证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78年底，他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用法律来解决。”⑥ 1979年6月他还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⑦ 80年代初期，针对当时社会治安形势严峻，邓小平同志要求专政机关要严打。他认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大职能，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因为社会上还有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全局。”⑧ 发扬民主不是不要专政。“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⑨ 他强调：“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⑩ 为此，在1982年底和1983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的决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严从重，在诉讼程序上从快地打击犯罪分子。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据此，1993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反腐败斗争的部署，把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的斗争摆到突出位置。反腐败要动真格，敢于查处大要案，对于严重的经济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惩，把判死刑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心太软了、手太软了都不足于威慑犯罪分子。

①、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第163页。②、③、④《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第39页、第9页、第9页。⑥、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第371页。⑦、⑧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3页、第217页

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稳定，他多次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① 他总结出：“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的因素都要排除。”② 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的时期，从多种角度对法制建设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法制建设，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㈢、开放性。邓小平同志是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民主法治思想也充分体现开放性的一面。随着我国对内不断深化改革，对外不断扩大开放，过去那种计划体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形势的发展促使我国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了加快立法步伐，改变以往“

第二篇：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论析

作 者 闫弘宇

所在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校区）政法学院 法律系

邮政编码 130000

摘 要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我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二十几年来，我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于认清我国现时期法治发展规律，明确法治建设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过深入地分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深入地分析我国法治发展的规律，为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系统的理论参考。

本文在写作中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和材料。在对邓小平相关论著认真研读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创造性地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结构作了充分的阐释，并通过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主要内容的详尽论述，明确了其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通过全文的论析，总结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过本文的论证，我们看到，正是在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才有了我国二十几年来法制建设的飞速发展，才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大踏步地前进。他的法制建设思想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在今后法治建设中需要始终贯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论武器。

主题词： 邓小平法制 法治

引 言

关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国内理论界的研究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阐释的角度多有不同，诸如“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思想”，从论述的内容上看，大都阐释了其法制建设思想的某一个方面，目前尚没有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结构上深入地分析，理论上缺乏整体性论述。国外的部分学者，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虽也高度重视，但研究就更为有限。本文将对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从总体上加以分析、论述，使我们清楚、明确地掌握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整体脉络，这对我国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首先要明确“法制”和“法治”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种意义上的理解。（1）是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简称，这是从广义上、静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只要有国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这两门法学学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办理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原则和制度，这是从狭义上、动态意义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义上，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以法治国”，只有在民主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实现“以法治国”，故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没有法制，只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可言。这种意义上的“法制”同“法治”含义相同。（3）是指由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结合起来协调运行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是从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意义上理解的法制。这种意义上的法制，既包括国家创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现实中的运行和实现的过程，且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环节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只有近代以来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法制。对法治的理解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1）是指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国主张。源于春秋时期管仲、子产、邓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经战国时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发展，至韩非时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为立国指导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学家提出的严格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和理论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张建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反对一人专制和“贤人政治”，与人治相对立。这种思想为近代启蒙思想创立民主与法治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们主张依法治国，并把法治与民主联系起来，提出主权在民，宣称法律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提供思想武器。现代法治是与民主密切相关的，它除了强调以法治国，还注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以极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1]

应当说，邓小平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了上述法制的第（1）种含义和法治的第（2）种含义，为了阐释的便利，本文在论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为其第（1）种含义，使用的法治为其第（2）种含义，而对邓小平关于“法制”思想的整体性论述，称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

一、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条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现实根源。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理论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法学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参加无产阶级革

命斗争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剥削阶级法律制度，论证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法律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具体途径，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法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他们的法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只是阐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质以及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其他现象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何建设法制并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观点，但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宁就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在列宁的参加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决议。其中，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则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宝库。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创者，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早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大宪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理想的法制国家，并为此做出过巨大努力。1954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强调了宪法应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并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同时，他还强调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后来他又讲到“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3]

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从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来强调法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问题上，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与经济基础论述的现实阐述，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论的现实补充。对于列宁的建国法制理论，邓小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给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鉴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许多论证，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立法思想、经济法治思想等都是对列宁法制建设思想深入阐述和合理借鉴。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成的我国法制建设工作，邓小平是持批判地继承态度的，既肯定和继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时又将一些错误予以及时的纠正。例如在邓小平指导下制定的我国82年宪法，就是对54年宪法的肯定，对75年、78年宪法的错误思想的纠正。

可以说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是在充分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法制建设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再创造。

第二，建国以后我国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中国法制基础薄弱、人们法制观念淡薄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将法制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国一亿五千万人参与讨论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以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诞生为中国法制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和毛泽东对国际国内形势估计的失误，加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等原因，党的指导思想陷入了“左”倾，并逐步走向极端。阶级斗争被盲目扩大化，同时社会上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之风盛行，法律形同虚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法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这就成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得以形成的历史依据。

第三，改革开放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增强市场竞争活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将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同时市场经济的建设是全方面的建设，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改革和调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社会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这就为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条件。事实证明，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国际法制日渐趋同的大趋势，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在各国谋求经济发展，以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经济组织都在加强立法，以更好地促进和保障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各国的法制建设与发展也在谋求平衡和统一，只有各国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

个有序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的确立应当照顾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有一个前提，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例如我国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方面保护了智力劳动的成果，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商标法》即确立了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同时又营造了正当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将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之规范化、条文化，便于操作，并赋予它们普遍的约束力，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贯彻实施，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法制建设思想的重要原则。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国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只有保证其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这种实践活动要有社会主义法制的保证才能顺利进行。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法律，在社会主义法律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才能使我国经济建设矢志不渝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健康发展。邓小平曾深刻指出，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4]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法律切实地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而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在我国，要使作为反映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

改革开放是我们打破闭关锁国，增进国际交流，吸引外资，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的重要手段，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5]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有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作为保障，用法律将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才能更好地实行改革，进行开放。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商有意来我国投资，但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制定有关保护外国人投资的法律，以至许多外商担心政策会变，不敢进行投资，有的外商虽进行了投资，但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国相继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才打破这一僵局，来华投资的外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这种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服务，才能使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法制建设思想中，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词，极少使用“法治”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体环境和精神实质，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词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两种不同含义的。邓小平将传统的“法制”升华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这使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虽然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基础却是天差地别。其所标志的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视之的。传统的“法制”与现代的“法治”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首先，二者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同。法治必须以国家的民主为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与任何形式的专制相对立的，是民主的具体贯彻和执行。法制却不需要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国家制度基础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与各种专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还可以建立在专制的国家制度之上，从而与民主相互对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治国体制和治国机制。它的性质与人治针锋相对，格格不入。厉行法治，就是要从根本上确认和实施“法律至上”的原则，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从而排斥人治，排斥权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领导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现象。法制从性质上讲，只是一国的基本制度，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它并不针对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权大于法，将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法”而至于权威的地位，这并不与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内容、对象和范围是广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况下，几乎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都被法治所涵盖。处理、解决任何事情的标准不是个人的意志或什么领导人的讲话，而应当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国家，厉行法治所针对的对象首当其冲的便应当是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各级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而在此基础上，其次才是规范社会运行和社会公民的行为。法制的内容、对象和范围相对狭小，作为一定阶级所确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普通百姓，主要内容表现为“治民”。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将人治发展到极端的历史时期的沉痛教训，在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明确地提出要实行法治，反对人治。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思想的同时，就开始表达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12月，邓小平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邓小平在这里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目的和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民主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二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强调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把社会主义民主的各个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体地确定下来，依靠法制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第一，要在国家根本大法上对人民民主制度加以严格确立。“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4]宪法是对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保证。第二，要对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做法律上的规定。要切实保障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利，享有各项公民权利”。[15]第三，要建立监督机制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邓小平还提出了“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然而，民主通过法制确立下来，就不是任意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行使。邓小平多次批判那种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阐明了民主自由权利必须依法进行的思想。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邓小平指出：“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象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纲领性表述，说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是从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国法制发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这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7]这十六字方针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领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对我国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对全体社会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是对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关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论述中将有所涉及，这里只重点阐述一下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要求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和人民赋予的行政执法权和司法权，克尽职守，执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违法行为，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部好的法律能否发挥出良好的规范作用，这其中严格执法是一个决定性环节。没有严格的执法，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执法必严要求在执法的过程中正确适用法律，准确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观、公正、准确、及时。这是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很好地打击一切破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严格执法，才能及时、公正解决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种纠纷，避免人民内部矛盾的扩大，使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违法必究要求司法机关对于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法律不承认任何等级的特权。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就是说，在我国不因违法者的性别、民族、种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别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违法之分，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违法者予以惩罚和教育；一方面是保护大多数守法者的合法权益。只有对一切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惩罚、教育作用，同时也就更多地维护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起来，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中做到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联系，辨证统一的，四个方面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没有健全的立法，守法、执法和司法就没有依据；没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执法、司法工作就会受到影响；没有严格的执法和司法，法律的权威就不足以树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十六字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

（三）关于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明确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法制的关系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关键。一是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居于执政党地位，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保证法律的实施方面，具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围内的事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理，过去，法律范围的事，党管的比较多，这是由于当时司法部门不完备，法制不太健全，党管还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渐完

会主义法治意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邓小平思想精华》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邓小平理论全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邓小平发展思想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年版

11.《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思想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邓小平思想宝库》 红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邓小平理论体系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研究》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16.《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红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马恩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列宁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22.《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中国共产党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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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民主法制建设

河源市依法治市办公室

（2008年4月24日）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继续解放思想，争当全省山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调研工作安排，我办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依法治市办公室主任曾瑞凤同志带队下，组成调研小组，围绕“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积极推进依法治市工作”这一主题，于3月24—26日先后到龙川县（其余五个县区按照要求自行开展调研并上报书面材料）、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开展调研活动。调研活动采取听汇报、实地察看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进行。现将调研情况综合如下：

一、我市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近年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把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推进依法治市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注重法治和民主的有机结合，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制度。2003年以来，我市在实施“四五”普法和“五五”普法规划中，启动了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试点工作，以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为契机，积极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我市有2个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18个村（社区）被评为“广东省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1、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市、县、镇三级党委政府重视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进一步调整充实了市、县、镇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领导小组，明确了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制定了《加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考评制度》等文件。2008年市委、市政府已将扩大基层民主纳入“七大”建设的考核内容之一，并细化了考核指标。龙川县还制定了《村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职责分工和挂点联系镇制度》，推动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工作。

2、健全落实“四民主、两公开”制度。一是健全民主选举制度。自 1999年以来，我市依照“一法两办法”的规定普选产生了三届村委会成员，在2005年第三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首次实行选举观察员制度，对选举过程中操作不规范和选举秩序混乱的村，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和纠正。二是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制订了村民自治章程及相关的村规民约，明确农村干部群众的权利、义务和农民群众对村务的管理权，做到依法建制，以制治村。三是规范民主决策制度。建立民主议事程序，制定议事规则，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尤其是与农民群众切实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并对民主决策程序加以制度化、规范化、防止决策随意化。四是推进民主监督。目前，我市已全面推行村账镇记，加强了对民主理财的指导监督。各地按照《广东省村务公开条例》的要求，建立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和设立村务公开栏，发挥村务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村民议事会等组织的监督作用。如龙川县登云镇认真抓好村帐镇记，实行财务公开，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登云镇天云村还积极探索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新路子，参照镇“四长”接访日制度，每季开展一次村民“民主日”活动，把村务公开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村民自治的新亮点。

3、以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为契机，深化农村基层民主法治教育。我市自2003年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以来，成立县（区）、镇、村三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机构，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按照“九条标准和六有要求”扎实开展创建活动。针对基层群众的特点，市、县两级普法部门联合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制图片巡回展览”和“百案进千村”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龙川县佗城镇枫深村把普法教育工作放在首位，制订切实可行的普法教育方案，邀请镇司法所、派出所、国土所、林业站工作人员不定期到学校、村委会给小学生和村民上法制辅导课，增强了学生、村民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三年来全村无出现吸毒人员、无发生

刑事案件。通过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了农村党员干部的民主法制观念，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强化农民群众的权利义务对等观念和依法维权意识。同时，还切实加强人民调解员工作。如源城区在所辖的31个行政村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了专职调解员，从2007年1月起区财政每月给予调解主任100元、调解员50元的工作补贴；连平县加大对村级调解员培训力度，每年在各镇举办1-2期村级调解员培训班。不断提高调解员的整体素质，增强了化解农村基层矛盾纠纷的能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市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认识不够到位，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一是部分领导缺乏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正确认识，没有将民主法治建设摆到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同等重要的位置抓落实；二是一些村民法制意识不强，参政议政意识淡薄，自主能力弱；三是部分村级班子成员素质较低，法制观念不强，民主治村意识及能力较差。

2、制度执行不落实。目前，我市大部分的村都建立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村民议事等制度，明确了操作规程。但这些制度在村务管理工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部分村干部对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心存顾虑，表现为不想公开、不敢公开、不会公开，导致公开不及时、内容不规范。有的仅成为应付上级的各种考核、验收的摆设而已。

3、农村法制教育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农村基层法制宣传的力度、深度、广度不够，普法工作存在着死角和盲点，法制教育的形式单一，效果不够明显，基层调解员素质不高，缺乏系统的法律教育培训。

第四篇：中外民主法制建设

专题

二、中外民主法制建设

（一）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和法律

1．法治思想：①战国时期，韩非子主张治国“以法为本”，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除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受法的约束，“法不阿贵”。这种思想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特权，有积极意义。②明清时期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顾炎武主张“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

2．中国古代的法律文件

①秦始皇颁布通行全国的秦律，对后世封建律令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②明太祖制定了《大明律》，条理分明，增加了经济立法，同时主张量刑“重其重罪，轻其轻罪”。

★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志。

（二）近代前期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的追求

1．农民阶级：洪仁玕最早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主张统一政令，以法治国。

2．对君主立宪的追求

（1）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维新派倡导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他们的理论没有付诸实践。

（2）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和镇压，变法最终失败，君主立宪制没有建立。说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3． 对民主共和的追求

（1）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还特别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

（2）1912年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希望通过议会选举，重组内阁，限制袁世凯，维护民主共和，结果宋教仁被刺杀。

（3）“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先后发起“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革命运动，但均遭失败，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4．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提倡民主与科学，对封建思想进行猛烈批判。

（三）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民主政治进行的努力

1．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指出：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2．1923年，中共“三大”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

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进行“工农武装割据”，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制定了宪法大纲。

4．抗战时期，在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5．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6．抗战胜利后，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先后参加了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北平谈判，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后通过军事斗争，推翻了蒋介石独裁政权。

7．1949年9月，政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初步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同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制度。

8．1954年，（四）中国近代史上实现民主政治的三次机遇

④《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蒋介石制定，它确认以蒋介石独裁统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⑤《宪法大纲》：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

（3）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进行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的? ①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②制定了《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③在工矿企业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④召开

实施，且缺乏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没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导致辛亥革命不可能取得完全胜利。

历史结论：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使中国人民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4）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 的努力及失误

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的努力（本专题

第五篇：民主法制建设如何得到加强？

2009年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基层民主制度继续完善。在农村基层民主方面，村委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出台了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政策性意见，12个省份完成了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进一步健全，村级重大事项“四议两公开”（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经验在全国推广；命名表彰了第四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为期３年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难点村”治理工作稳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向“五个全覆盖”方向发展。在城市基层民主方面，加强了对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政策指导，人户分离的城镇居民、选派到社区工作的机关干部、复退军人和大学生以及居住在本社区一年以上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均可以在自主选择的前提下行使选举权利，16个省份完成了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直接选举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城市社区普遍建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和协商议事委员会，居民评议会、社区听证会等制度逐步推行，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深入开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60万个农村村民委员会，有8.4万个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二是政府法制工作取得新成绩。2009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法律议案5件，制定行政法规22件。立法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政府立法的渠道不断拓宽，重点推进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法制环境的立法工作。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进一步健全，地方性法规、规章做到了全部报备，有力维护了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行政复议工作程序进一步细化，大量行政争议通过行政复议得到了有效解决。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继续深化，行政执法裁量权进一步规范。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加紧研制。

三是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不断加强。政府、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继续加强，专项法律服务活动和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开展，法律服务进一步向社区、乡村、老少边穷地区延伸，为群众就业、就学、就医提供了更多的法律服务。开展“人民调解进万家”等主题活动，排查化解了一大批矛盾纠纷，仅乡镇一级得到调解并达成书面协议的事项有750多万件。法律援助管理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加快建立，“法律援助便民”活动广泛开展，法律援助的网络进一步健全、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对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切实加强。

四是信访工作制度不断完善。出台了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和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新时期信访工作法规制度体系。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年”活动，加强了对信访案件的自查和联合督查。信访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五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警力布局进一步向基层倾斜，群防群治力量不断壮大，技防、物防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继续完善，基层基础工作更加扎实，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各种形式的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的排查整治以及重点人群的帮教帮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扫黑除恶、治爆缉枪等社会治安整治行动深入开展，着力维护新疆、西藏及其他藏区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确保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顺利举行，维护了全国社会大局的持续稳定，保障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六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推进。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不断落实和完善支持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扎实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少数民族事业、兴边富民行动等规划，139个边境县（旗）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8个边境团场全部纳入兴边富民扶持范围。出台了进一步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隆重召开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总结了新中国60年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成功经验，表彰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营造了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进一步加强，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集体宗教活动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监督管理办法，指导和推动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和中国佛教协会制定了宗教教职人员认定办法，宗教事务执法工作进一步加强。侨务工作取得新进展，华侨农场改革发展顺利推进，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继续实施，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感情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