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谈艺录》读书笔记

第一篇：钱钟书《谈艺录》读书笔记

钱钟书《谈艺录》读书笔记

11文秘2班叶 萌

其实，说起钱钟书先生，很多人都是第一时间会想起《围城》，但是对其另一部作品《谈艺录》知之甚少。最近在老师的督促之下无意之间接触了本书，下面我就来谈一谈我读此书的体会。

谈艺录》是一部钱钟书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读书心得。全书分91章，重点对唐宋至明清名家的作品进行点评和补注，对一些文学流派也作了深刻的点评，其中涉及的大家有30余人之多。

这本书现在我还没有全部的读完，而我印象最深的则是钱老此书的序言部分。钱钟书在序言中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人事丛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他又在“引语”中写道：“昔人论文说诗之作，多冠以斋室之美名，以誌撰述之得地。赏奇乐志，两美能并。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讬。迷方著处，赁屋以居。”“立锥之地，盖头之茅，皆非吾有。”就是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作者以其认真执着的精神，从事了文学的探究和拷问，这给今天的我们是多么大的震撼呀！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反思。

现在的是计算机信息化的大时代，在信息资源极为丰富的网络上几乎没有找不到的资料，也因此当代的学生甚至到部分老师查找资料以致备课都是在网上轻松完成。网络的快捷和信息传递的发达似乎使得对于学术刨根究底地躬历亲为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件吃力而又不一定讨好的蠢事，但是我想说，这是不对的。确实，网络带来了极大的信息量，但是这众多的信息资源其中也有废品甚至是虚假的信息，如果不经考证而一味的照搬来用的话，必定会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引起不可估量的后果，这也是对前辈学术研究者的亵渎。

而我们回头再看此书中，可以见到钱钟书先生对学术的认真程度真可以用细致，《谈艺录》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多次补助和修订，来直窥作者对文学的态度和近于严苛的责任心。在第二章之中，整整用了60页对天社，青神疏通解释的《山谷内外集》所存在的瑕疵逐一质疑。在以后的章节中，钱老先生也遵循了这种认真的精神，将严肃的探究精神坚持到底。在探究的过程中，他对一些既定事实并没有盲目的认可，遇到怀疑之处，他会举出诸多例证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并且对错误的予以修正。有时候旁征的例证，诗人和作品竟达到了几百例之多。

这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今天的“网上查询”，仅仅是靠作者的记忆，便能

逐句逐条信手拈来，可见他对典籍已深得精髓，从而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养和严谨的学术精神。

回望当下，除了对于物质享受是认真的，世人还有多少能在生活飘零，赋命不辰中，会如此认真地读书呢？就拿现在的文学来说，作者推出的都是能适合大众时尚口味作品，读者也都是寻求快餐式的流行文学，对文学的较真劲似乎已杳无踪迹了。这不得不说是我打信息时代的一种悲哀。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阅读到钱先生的《谈艺录》，哪怕只是语言部分，能被那样的精神所感染到，就无疑是给如今日渐消失的严谨的学术态度打上一记强心针了。

第二篇：钱钟书——读书笔记

读钱钟书心得

杨显忠100112008067

钱钟书先生是一位博学的国学大师，其文章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独到的见解让人折服，读他的文章不仅能学到知识更主要的是学到一些为人处世的精妙哲理。以下就是我读《读<拉奥孔>》《中国诗与中国画》的一些感受，联系到动漫上的一些见解：

“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入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由此我们应该重视中国的典籍尤其是古诗词小说戏曲，那是一个偌大的素材库和灵感源泉，能为我们动漫制作提供肥沃的土壤，提供一系列有深度有意味的故事，更使得中国动漫找到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完成动漫向国人向世人宣传中国文化中国人文精神的任务。

“诗中有画而又非画所能表达”这句话提示我们在从中国传统文化选取素材时一方面要重视它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能不能通过动漫的语言来表述来塑造。尽管现在的动漫绘画技法已经不再是“止能画一声”了但绘画终归是空间艺术想完完全全的表达时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编写剧本时就不得不提炼关键帧提炼关键情节提炼关键场景，以此来更好的适应绘画的本能，反过来绘画这一动漫手法才能更好的表现“诗”的内涵。同时“诗歌的画”也未必就不能转化为“物质的画”，动漫可以通过借助其他的手段如字幕提示、画外音、分屏、配音、背景音乐等来弥补绘画中一些不能表现的东西，从而使得诗歌的画能转化为一幅幅物质的画来传达给观众。

绘画和诗歌都采用了虚实相生、比喻、夸张、通感等手法，无疑对于我们动漫艺术而言完完全全可以采用以上的手法，为了制造“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情景，往往采用虚实相生，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柔和，让观众分不清是真是假，让观众放弃自己的猜测不得不跟随动漫的情境看下去；比喻手法的话更是屡见不鲜，动漫画面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不是多余的都有其特定的含义的，总是把内里的某事物比喻成某人某情节；再者，夸张的话亦是非常常用的手法，比如表现人飞奔的情景会把他的腿像机械一样飞速摆动，再如《日和》里人物生气时把自己变成火箭筒向对方撞去；通感移情的话自是不用多说，动漫里许多角色都是动物，然而动物又都是具有人类情感的。

“画格”造形艺术的常规，“富于包孕的片刻”，更是动漫的追求所在。动漫是通过一格一格的原画构成的，而里面的每一张原画或是每一格都是为了表现出那“富于包孕的片刻”，把每个动作每种情感的最高点画出来给观众看。此外就是关于故事结局，动漫不应该把结局明明白白的告诉观众，而应该点到即止，表现出“富于包孕的片刻”的即可，让观众自己去领悟，不要把观众当白痴，给观众以偌大的想象空间。

钱钟书关于新旧传统的变更已经风气的变化说得非常到位，搬至动漫而言，动漫是一个新文体是一门新艺术，一切处于变化之中，我们不能因循守旧，一味的按照以往的成功模式成功经验做，须知当时的成功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的，而今环境全变我们做动漫又岂能不变，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剧作家，不单止于跟上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引领一个时代一个环境的变化，因为我们从创作到作品出来再到动漫成品的周期是非常长的。再者，中国一些所谓的专门的动漫理论家和批评家，称“家”我认为不可，他们没几个从事过真正的动漫创作，只是将原有的艺术的理论搬到动漫上来，牵强至极，再说中国动漫的决策者也处有同样的问题，自己本身就不懂动漫还要指挥动漫，不要说跟上变化就是入门都还言尚早。因而，中国所有和动漫相关的必须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动漫跟上动漫环境的变化才能称之为合格的动漫从事者。

再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来看，动漫的功能却是非常广泛的，可以囊括所有的方方面面，如加拿大用动漫来宣传国家形象，法国用动漫来减少青少年外出时间减少青少年犯罪，美国用动漫来捞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的话动漫全民化无时无处都能看见动漫以及相关的成品行为。而中国了却仅仅局限于教育孩子娱乐功能，把动漫框死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使得中国动漫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动漫的功能上作出正确的认识，它是一个万能的工具能达到你所求的种种目的，只是看你如何利用而已。

中国的诗画是分多种流派和多种风格的，同理动漫也是有多种流派和风格的，如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学派”、日本的“东映派”、中国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派”，风格的话有“美式风格”、“日式风格”、“欧式风格”、“剪纸风格”、“木偶风格”、“水墨风格”等等。为此，中国动漫的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流派和风格，流派的话中国五六十年

代时由万氏四兄弟引领的中国学派在动漫界引起了极大轰动，给中国动漫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可惜的是一场文革一场改革开放，这一学派被彻底的冲毁了，如今中国一味的模仿他人，自己的风格不复存在，就连中国的民间传统手艺水墨剪纸等都被他国利用得无以复加，反过来中国还得去向他们学习如何在动漫中使用水墨剪纸等等。所以我们新一代的动漫从事者务必要找到自己的风格，不要一味的模仿，要模仿也得模仿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那些经典之作，融入中国元素，创作出他人一看就是中国制作的作品，让世人重新认识中国动漫。中国古诗“空灵”、“轻淡”、“意在言外”，中国画讲求意境，这也正是中国动漫应该讲究的，中国动漫要有自己的风格就必须走写意的路子，无论是中国古籍还是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手工艺都是讲求写意的，这样一来要想表现出这些就不得不采用写意风格的动漫。

总而言之，钱钟书先生教会我“入门须正”的道理，让我端正了自己从事动漫的立场，同时让我认识到了中国古典诗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动漫的重大意义。

第三篇：谈艺录 的启示——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品格

谈艺录 的启示——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品格

蒋寅

1．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度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著作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读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论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刁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定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还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要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说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地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2．学者作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必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12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代，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曲），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而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宋元以来，诗体未亡，苟能作诗，而故勒其情，为词曲之用，宁有是理”①。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外，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俗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的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补”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这样的评价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陵派盛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钺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朗陵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朝，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漾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诀’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4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炼”，有日：“具体储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应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著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好生令人感慨！向来被人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见到遗容，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著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过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是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3．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他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通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文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心手相应与相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人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丝，只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仲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己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暴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瞒。《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 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扦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说的“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诗境的相近，就显出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之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 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用着最机械的归纳法。他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报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薛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 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尽管我们只能共分谢灵运谦让的那一斗才。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瞍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破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嫂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竞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

能把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只有靠多读、熟读，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沿波讨源，把握住诗潮的流变。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敏锐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是学养与悟性的结合。这方面钱钟书的过人之处随时都流露出来。

4．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姚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后’之说”。（第367页）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处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林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干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叙诡，鲜人间事。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第46—47页）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不，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正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过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看他论赵孟频诗：“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七古略学东坡，乃坚致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第 96页）。赵孟颊性本柔弱，少刚正之气，其出处与书法风格都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作书不悖本性，还能成柔媚一体；“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至”，以柔弱之质而强作豪壮，自不免矫矜。这瞒得过钱钟书？正是在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钟书的目光如炬来。而“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喻则形象而又透辟地揭示了赵孟頫隅性、诗格之间的反差和矫张之态，不由得让人想到《谈艺录》中引及的一句古话：“刻薄人善作文字！”此外如公安与竟陵有望道未见与有志未遂之别、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黄遵宪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等议论，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识见之深和悟性之高。清诗学者严迪昌说三十年前读日本《谈艺录》“至作诗学成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瞍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瞍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吾螳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新精，后读江混《伏吾女堂诗录》，深叹钱钟书所论的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④《谈艺录》中这种发人所未发、鞭辟人里的论断不胜列举，王渔洋诗，同辈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后来袁枚独不以为然说“元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随园诗话》卷三）钱钟书则认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他举出邹绮《十名家诗选》所收及《观自得斋丛书》中的《渔洋山人集外诗》为例。接着他又分析了渔洋的弱点和长处：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观其词藻之钩新摘隽，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觉其位仃，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贪多”之竹土宅，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第97、98页）

钱钟书的批评眼光尖锐犀利，如伦琴射线洞穿对象的肺腑，隐疾结症，一一皆现。既能撕开锈花枕头表暴其秕糠之质；也能琢璞现玉、披沙拣金，上述论断起渔洋于九泉也不能不心悦诚服，难抗辩一词。只要我们不是仅凭世所传诵的几篇名作，而是通观渔洋全部诗作来衡量上述议论，都会同意钱钟书的意见。他没有提到渔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已包含了渔洋诗风的基本特征，包括 “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弦上无音”和“爱好”（见赵秋谷《谈龙录》）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5．叶燮《原诗》论诗人的素质，在刘知几论史家的才、学、识三品上加了个“胆”。学者的素质同样也必须具备这四点。正直的学术品格就是胆，渊博的知识是学，超妙的感悟是识，而才则体现在思维的缜密、论析的谨严、表述的畅达。这在钱钟书可以说是集四美于一身，而机敏的谈锋、尖刻的谐谑更是他独特的魅力。综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学为基础的，钱钟书读书之勤，亲朋中流传的许多佚事可以作证。文学所的藏书，有不少登记卡片上我只见钱钟书一个名字，《烟画东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书所收的《五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的陶澎跋语，成了他“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这一诛心之论的依据。妙悟来自广泛的参学。“夫‘悟’而日‘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68页）这正可以看作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与时贤相比，他给严沧浪以更高的评价，显然是深有会心于此。

学风迭代递转。汉人守章句，宋人讲义理，清人尚考据，虽各有得失，同务一个“学”字。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却患在不学。以方法而言，钱钟书确是平淡无奇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学术笔记（《日知录》《陔余丛考》式的）和诗话（《瓯北诗话》式的）的路数（只不过取材范围扩大到西籍）。打个粗俗的比方，《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闭着眼睛摸一篇都能据以成一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锦囊，没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敷衍成长篇大论，来个我注钱钟书；出息不大如我这样的也可以从中刺取一二，来个钱钟书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

读《谈艺录》我常有迷茫的感觉，就像大德上座，说得头头是道，听众却在云里雾里。盖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证，否则终为雾里看花。然而要证悟又谈何容易，他说钱捧石如何如何，蒋心余如何如何，我没读过他们的诗，又何知深浅。正因此我才顿悟，钱钟书的学问的不二法门就是读，再读，读熟、读透，所谓“下学以臻上达”。（第99页）以他的悟性与专静，有什么深奥不可解的东西？据我粗略统计，《谈艺录》引书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不包括西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且读而有得，决非前人诗话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评语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钱钟书为什么不做些系统的研究，比如写部诗史什么的煌煌巨著，而做这种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读了三遍《谈艺录》之后，我总算明白，只有下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这最上的境界！想到严沧浪示学诗者的“遍参”、“熟参”，的确不是英雄欺人。但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学问技艺总是无迹可寻，也就是古人所谓“至法无法”。金庸笔下最出色的剑侠，剑术造极之境是“无剑”。内力到处，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动摇皆为兵刃。钱钟书的学问便给人这种百战不用兵刃的感觉，读他的书你只觉得渊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气浩然的学养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论、技巧、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绣腿！

6．然而，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最初谈诗是为“资吾操觚自运”，所以只着眼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而不斤斤于评骘高下及注解、考证。专注本文，使他对诗的理解达到很深的境地：“渐吾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第346）写作《谈艺录》时，正值国难当头，偷生兵罅。“忧天将压，避地无之”，于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论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序）这是一种寄托。一种“不为无益之学，何以遣有涯之身”的无奈与自遣。所以书中每以兴会听到，信笔书之。或少年负气，一时技痒，不免有炫学之意（第346页）；或诙谐杂出，以资谈助；更多的则是以闻见折衷旧说，断结学术公案（如论韩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专门研究。论其体例实近于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于丧乱流离、图籍无存之际作此书，自序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确非故拟作易者而自大其体。它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建国后风云激荡，政治运动的冲击，五七干校的放遣，对一介书生来说，读书已成了一种奢侈。爱书如命，在干校昏暗的棚屋中将凳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读书的钱钟书，学问对他还有什么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类）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学问获得了它的自足性。学问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读书思索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最愉快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学问与更高的合目的性 ——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更佩服钱钟书的为人。然而，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未想过仿效。的确，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过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管天下今年收成如何了。而我们，首先就要考虑收获。现实的生存环境和学术环境迫使我们急功近利，虽是花拳绣腿，也要上去练练。一面在心底对前辈的深沉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却还要摆出一副义无反顾的决战架势。这不免教许多老成持重者哀叹学风日下。我无意为此争辩，只是想指出：学风从来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袅袅漫起的篆烟，它总被世风所左右。不止听到一个同辈人这么说：“等高级职称评上，就埋头读几年书，真正搞点实在的东西。”请注意，前提是高级职称评上。而高级职称评定，众所周知大都是一本书主义，几十篇有见解的论文，绝不如一部妙冷饭的平庸著作分量重。这逼迫人去炒平庸的东西，根本别指望《谈艺录》这样的言必独到、涉笔皆新的深刻著作了。说起来，钱钟书至今还没一部所谓专著呢，全是零星笔札与论文。我想他还不屑于去写什么专著，因为系统的著作难免要重复许多旧东西！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急于评职称的人大写专著了，等到职称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犹在，只怕也过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时代了。

我惟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钟书，同时不要忘了福柯的话——应该跟随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写他们。

第四篇：钱钟书《围城》读书笔记

我想以围城里的这句话作为这一篇的开头；“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取的去处。”

其实我不知道钱先生写了什么，那城里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我正在这城里？为它的美丽引进来，结果我什么也没发现。“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取的去处。”正是我此时的真是形同吧，人生真的要面临这许多情况么，估计是这样的。

在恋爱时，也许我们真的看不到彼此的缺陷，可是结婚后，彼此的真是都相互了解才发现我们的生活是这般的苦恼，原来彼此的了解让我们对婚姻而担忧，这样的担忧很有可能 将我们的婚姻拆散，将这恋爱的结果毁灭，方鸿渐就没什么本事，现在却要自己去拼搏，辛媚是他的好友，最要好的朋友。

他们一起去大学学习，在这一路上，人生百态进出，各种花脸都在这里上演。方鸿渐的什么也不做。倒也发现了李梅婷的自私。李梅婷在哪烤地瓜的摊处吃地瓜时的丑态是可想而知的，这个形象中可以找到我周边的人也有这样的。辛媚是位有关系，有头脑的人，所以她一路是这个小群体的领导，孙小姐的主见是没有多少体现。

而当孙小姐与方鸿渐结婚后，彼此了解的深入，回到上海的他们依靠朋友亲戚谋了差事，而此时的方鸿渐再一次陷入了他的可悲，薪水没有妻子高，最糟糕的是这世上他只有赵辛媚这么一个朋友，他以为的道义人士全不把当一回事。他没有朋友，有一位妻子，他又不知道如何去爱，或说他爱了，却在最应该爱孙小姐的时候，他不爱了，没有和孙小姐商量他的辞职，完全不顾家庭的生机，为了那可恶的王会长的道义辞职了，还没有听孙小姐和陆太太的详细内容，便将孙小姐气走了，他想孙小姐还在家里，希望她能原谅自己。

当方鸿渐回到家里时，这一切真的情况发生了，孙小姐离开了那城，似乎这样也解救了那可怜的方鸿渐，这城是他们自己造的，现在这城的另一半所有者放弃了这城，不知道方鸿渐还会待在那城里么？

第五篇：钱钟书

中文名： 钱钟书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江苏无锡县 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21日 逝世日期： 1998年12月19日 职业： 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代表作品： 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

履历

钱锺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 “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至此周岁抓周，抓了一本 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1920年 十岁 入无锡东林小学。1923年 十三岁 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钱钟书和杨绛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 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在湘西两年。其间于1940年暑假曾回家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非卖品）。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围城》作者钱钟书先生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55—1957年 四十五—四十七岁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 四十八岁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

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2.主要著作年表钱锺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