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价值分析毕业论文

第一篇：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价值分析毕业论文

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价值分析摘 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副检察长在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审查批捕新制度，即附条件逮捕制度。该制度经过近几年来的研究与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工作方式。但该制度在学界和实务界中仍有着一定的争议

关键词：侦查监督;附条件;逮捕价值

附条件逮捕，又称有条件逮捕、相对批捕，是司法实践中在《刑事诉讼法》第60条之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多年实践经验反思、总结、研究出来的，针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和批捕办案的工作实际提出的一项工作措施。该项措施对打击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得到了各级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普遍认同，但该做法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较大争论：该制度有没有法律基础等正当性依据？是法治的进步还是倒退是单向的追求惩罚犯罪还是兼有人权保障的价值？本文试以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产生背景、近况及司法实践等角度探析附条件逮捕制度价值及制度完善。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产生背景

“附条件逮捕”最早见于2003年1月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签发的《关于绝对不捕、相对不捕、存疑不捕和有条件批捕的使用条件的规定》。这一措施是针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且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对进一步加大打击合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和作用[1]。

2005年5月11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对逮捕条件要正确把握，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2]7。学界认为，朱孝清副检察长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的定位，实际上为后来研究附条件逮捕制度提供了方向。

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各地检察机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其中明确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1）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2）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3）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笔者认为，该“标准”的确立，事实上确立了一项新的审查逮捕工作措施，即本文要探讨的附条件逮捕制度。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实践价值浅析

（一）之前有多个司法解释作出了何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解释，定义模糊，附条件逮捕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不足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机关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不足的规定》第26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

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1998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6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解释与此规定相同。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检察机关贯彻<刑事诉讼法>若干不足的一件》中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行为；二是有证据证明该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三是证据必须确实。1998年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6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本文来源: 华融经济学论文网 http://.cn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同时有着多种解释，一方面源于不同的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的工作视觉与侧重点有所差别；另一方面，也有着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所规定的“有证据”和“犯罪事实”两个要件定义相对模糊的不足，“有证据”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犯罪事实”则没有清晰的界定范围，这就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办案部门、不同的承办人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分歧。附条件逮捕制度对此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定义，为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准逮捕时提供了相对清晰和统一的标准。

（二）附条件逮捕实际上是《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条件价值回归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对逮捕的条件作出了重大的修改，将原来比较严格的要求逮捕必须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放宽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有利于打击犯罪[3]129。

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显著降低了逮捕的证据要求，笔者认为，这只是在法律层面上降低了批准逮捕的标准，即批准逮捕的“法定标准”是降低了。实际上，司法实践中，批准逮捕“法定标准”之外还有着着一个“实践标准”，而该“实践标准”不仅丝毫没有降低，甚至是沿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远远高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这一法定标准。为什么在逮捕的“法定标准”之外还有着着一个实践标准呢？究其理由，是因为虽然“法定标准”降低了批准逮捕的门槛，固然有利于开展侦查活动，以而有力打击犯罪，但是却由此换来了高羁押率的不足。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始终在90%左右，相对于保障侦查活动而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羁押率，似乎是一个更严重的不足，因此，各级检察机关均严格把关批捕条件，并将“错捕率”作为考核基层检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在目前刑事赔偿和错案追究制度的双层压力下，办案人为了降低错案的风险，“自觉”地沿袭着旧刑事诉讼法的批捕观念，人为地将批准逮捕的标准“升格”到等同于起诉标准。不同的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证明标准和要求，诉讼的推进本来就是一个层层过滤的过程[4]102。这种以“能捕、能诉、能判”的工作要求掌握批捕标准的做法，以及过于严格的证明标准不仅有悖于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而且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进展规律[5]32。同时，也影响了逮捕功能的正常发挥，导致犯罪嫌疑人被释放或者逃跑、串供、毁灭、隐匿证据，一些有补充侦查余地的案件被消化掉，使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追究，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以保障[6]。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手段，以通过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以而实现保障刑事侦查乃至刑事诉

讼的顺利进行，至于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后，后面提起的刑事诉讼对其行为是否作出有罪评价，不有着必然性，即并非要求被逮捕的对象都必然构成犯罪。因此，批准逮捕，必须要以“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实施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基本构成犯罪就是八九不离十”为指导

[7]113。以这个作用上讲，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设立，可以把批准逮捕实践中以奉行的过于严苛的“实践标准”往较宽松的“法定标准”方向上过渡，达到“法定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相对平衡，以而实现逮捕制度设计的立法价值回归。

（三）实行附条件逮捕制度，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其核心含义就是要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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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逮捕数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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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长期存在，对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关键词：逮捕数量 逮捕率 理性解读 功能异化

阅读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话似乎令人“振奋”：“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将指出我国逮捕措施适用的现状及其特点，陈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异化的表现，提出矫正之策，为我国逮捕制度的现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①]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②]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③]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因此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期限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⑤]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颗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⑥]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动一直没能走出边清边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政府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羁押条件有限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方面出现交叉感染现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回归社会。考察一下我国看守所的羁押状况，就可得出这样的判断。（4）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却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刑罚要件，法律的尊严与****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5）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这一因素，那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对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无需赘言，不仅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减少贫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笔帐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在英国，羁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费用约为600英镑，[⑨]而伦敦地铁司机的周均工资不及500英镑。经济成本高昂成为英国保释制度发达的重要因素。被羁押人是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社会财富，这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损失。（2）政府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以及超期羁押，过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宪法保障****的权威性降低，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而由此给政府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也是相当大的。（3）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面临违反程序办案以及侵犯****的压力与指责，严重损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羁押难，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对普遍羁押的现实，超期羁押的预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务重、难度大。而清理超期羁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羁押增加了因错案而致国家赔偿的几率，同时因承担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而使得检察机关纠正错案愈加被动与困难。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或者勉强起诉，或者解除逮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洗清“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三、逮捕功能的异化

面对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数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应当如何理性解读呢？应当说，强调普遍逮捕与高逮捕率与****入宪的精神以及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根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措施被严格限制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国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释制度相当发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释在外等待开庭。这一方面降低了羁押的数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在强化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国，有关自由被告人在开庭前夜自动入狱的规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废除。[⑩]但在我国实践中，逮捕被过多、过滥地适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异化了。逮捕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逮捕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数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击犯罪，重社会稳定的产物。我国传统诉讼观念认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通过对犯罪实施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同样是把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数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来看待的，尤其是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力度之大来宣传的。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的内容，公安机关也进行提请批准逮捕人数及批准比例的统计。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以及公安部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我国逮捕数量非常大，逮捕适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批准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为89．9%。2002年批捕率为92．42%，2003年批捕率为92．78%。[11]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普遍把批捕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甚至规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有的地方为5%，有的地方为7%，以避免打击不力。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逮捕时常见的情形是：公安机关通过种种手段向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诉率。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有了高批捕起诉率就可以称打击犯罪多么有效，检察机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顺水推舟，而将案件批捕起诉。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也要和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才能获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为衡量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的指标，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是否得力的标尺。在一个时期内，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即认为是打击不力的表现，进行过问甚至干预。

衡量逮捕制度的优劣与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的程度为标准。以批准逮捕的案件数量来表明打击犯罪的力度无疑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批捕的数量和批捕率的高低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护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脚。第二，逮捕被视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曾出现过“逮捕法办”这一词语，可见，逮捕被作为一种惩罚和追究责任的形式来看待。

第三，逮捕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未决羁押带有惩罚的色彩，成为刑罚的预支，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是“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12]

第三篇：毕业论文附件开题报告

北京联合大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 专业： 指导教师：李纪建 学院： 学号： 班级： 姓名：

一、课题任务与目的（宋体小三加粗缩进2字符）

（内容宋体小四首行缩进2字符，外文和数字字体为“Times New Roman”，行距为固定值20磅。）

（应列示毕业论文的题目主要任务和研究目的。）

哪几个大方面，把目录穿成串

研究目的 有益于 帮助于 提高了什么 改善了什么 创新及角度 对企业顾客的帮助

二、调研资料情况

（应充分搜集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资料，全面反映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应列示所选调研资料的出处、书刊的版本等。）

以实际企业为依托 企业概况 企业优劣式分析

国内外研究文献总体概况 2009至2011数据有效 最多五年 较好的中英文文献 总结一小段文章

三、实施方案

（应列出毕业论文预期的研究实施方案。）

先做什么 在做什么 进程

四、预期结果

（应列示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预期结果及结果形式等。）

写出一篇多少字的论文 列出论文的大纲 重要的写出三级目录即可，其他到二级目录即可

五、进度计划

（应根据指导教师在任务书中写明的建议进度计划安排，制定个人具体的时间计划。）

11月14到20日 写论文开题报告

第四篇：价值分析

价值分析理论：观点与应用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丁道勇

[摘要]价值冲突是当代社会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事实。价值分析理论在分析价值冲突来源的基础上，重新连接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其价值分析程序有助于价值冲突的解决。将这个理论应用到学校教育中，可以帮助学生应对生活中的种种价值冲突。

[关键词]价值冲突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价值分析

生活包含多种选择，涉及不同的价值。因为无力应对其中的价值冲突，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便纷纷涌现。人们在价值问题上丧失对错标准，甚至放弃对自己的价值做理性判断，这些问题在“多元”之声日益强大的今天愈发明显。价值分析理论致力于分析和解决价值冲突，其理论观点可以为学校道德教育应对社会问题提供参考。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理论就已经比较完备，例如1971年美国“全国社会科教育学会”会刊就对这个理论做过介绍。但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一直没有系统介绍过这个理论，这与该理论的潜在价值是不相称的。

一、价值分析理论的发展

价值分析理论包含许多人的贡献，例如弗伦克（Jack Fraenkel）、亨特（Maurice Hunt）、梅特卡夫（Lawrence Metcalf）、奥利佛（Donald Oliver）、谢费（James Shaver）、库布斯（Jerrold Coombs）、考夫曼（Dana Kurfman）、梅克斯（Milton Meux）、查德维克（James Chadwick）以及纽曼（Fred Newmann）等人。其发展历程是在反对道德专制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向法理学教育传统的回归。

1．道德专制主义

道德专制主义（moralism）试图把道德教育作为普及特定意识形态的一种方法。这种学校教育应用榜样、故事，仪式以及环境影响等方法，带有布道的色彩，与奖惩系统相联系。道德专制主义的道德教育目标，完全受社会倾向的制约。如果社会道德具有不确定性，年轻

[1]人通过这种教育接受到的将是相互冲突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复兴的品格教育运

动，其理论基础与道德专制主义颇有共性。价值分析理论采用与之相反的思路，相信学生具有足够的理性判断能力。

2．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对人类知识的确定性做出分析，认为只有事实判断可以证明，而所有的价值判断都不可证明。这样，所有的价值判断都成了与认知无关的事，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影响被轻视甚至忽略。与这种观点不同，价值分析理论认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严格区分是一种误导。事实是，每一个事实判断都同时表达某种价值判断，例如“你是一个贼”这个判断既描述了事实，也表达了不赞同的态度。事实与价值判断并非截然不同，而是一个连续

[2]统一体的两端。后文对这一观点还有补充。

3．法理学教育模式

奥利佛和谢费创造了法理学（Jurisprudential）教育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学生设想自己是法官，其职责是倾听各方证据，分析各方立场，经过权衡做出最佳决策。这个模式的[3]特色在于帮助人思考自己在重要的法律、伦理、社会问题中的位置。与一般的批判性思考

不同，法理学模式关注的不是产生不同观点的信息本身，而是这些信息带来的争端。所以，[4]应用该模式的教师常以阅读煽动性的信息为讨论起点，随即转向隐含的问题或争端。价值

分析理论与法理学教育模式一样，力图澄清争端的根源，并将这种澄清视为解决冲突的方法。

二、价值分析理论的基本观点

1．价值冲突的根源

价值冲突可能是个人内部的，也可能是人际的。每一个体互不相同，同时又选择过群体

[5][6]生活，这就形成了各种人际间的不一致。我们感受到的内外部价值冲突多种多样。首先，价值冲突可以表现为价值判断性向上的不同。例如，对中学生恋爱现象，有人赞成，也有人嗟叹。其次，价值冲突也可能是价值判断视角上的不同。例如，有人认为中学生恋爱是好的，因为这是他们个人情感的自然表达；有人认为中学生心智尚未成熟，这个年龄恋爱不好。另外，按照奥利佛的观点，人们思考社会价值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除了做“是”或“否”的二歧判断外，还可以将社会价值作为空间架构，对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接受做判断。

[7]此即价值冲突的第三个分类维度。例如，有人认为中学生恋爱完全应当禁止。性向、程度上不同的观点，可能都是出自同样的判断视角。

价值分析理论并不认为价值冲突的类型差异是关键，而是将分析重点放在冲突的根源上。这需要分析价值判断的过程。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应用评价词对价值对象进行评价的过程。价值对象包含不同侧面，接受不同的事实描述，相应的也就需要不同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

[8]正是参考这些事实描述和评价标准，并且实际上需要参考多组标准。也就是说，对某一个

价值对象的价值判断，可能是基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这些标准使我们能够对价值对象不同方

[9]面的特征做出独立评价，但是它们并未提供整体评价的基础。由此，价值判断过程成为各

种价值冲突的来源。具体来说有三类：其一，定义问题，涉及词汇的使用或意义；其二，事实问题，有关周围世界特定事件的准确性、真实性；其三，价值问题，有关特定社会、政治

[10]行为原则的相对重要性。

2．连接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

价值分析理论认为，对价值判断的认识存在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试图用证明事实判

[11]断的方式来证明价值判断，第二个误解是认为价值判断仅仅表达了评价者的态度或情感。

前一个误解，令人们对价值判断的评判归于无效，例如不能简单由“未婚妈妈增多”这个事实描述推导出“婚前性行为不可取”的价值判断。后一个误解，令人们最终放弃对价值判断的评价，例如认为是否剽窃纯粹是个人选择，只能依靠自然后果或国家法律的约束，放弃对价值选择的理性判断。这两个误解都低估了人对价值冲突的干预能力。逻辑实证主义区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认为价值判断的标准与事实判断的标准不同，我们不能用证明事实判断的方式来证明价值判断。这个观点固然有助于排除第一种误解，但是如果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做势如冰炭的划分，就可能导致第二种误解。

价值分析理论对价值判断进行分类，让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建立联系，从而回避了上述

[12]两个误解。弗伦克区分了四种价值判断：判断A，表达个人爱好，例如“我更愿意听交响

乐而不是看芭蕾”；判断B，以群体的共同意见为判断依据，例如“任何艺术商都知道这幅画值1500美元”；判断C，定义性价值判断，例如“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判断D，建议性判断，例如“美国应该向那些经受饥馑的国家提供食物”。其中，A、B判断，同时也就是事实判断；C、D判断，可以转变为事实判断，例如D的完成需要对“美国”、“经受饥馑的国家”分别做事实判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连接，使价值问题不再难以捉摸。价值成为理性分析的对象。

3．价值分析的程序和价值冲突的解决

价值分析理论认为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是可以接受分析的，通过适当程序能揭示价值判断过程所涉及的各组事实描述、价值标准。由于价值判断过程也是各种价值冲突的源头，所以这个分析过程也就是发现和解决价值冲突的过程。不同学者提出的价值分析程序不尽相同。

三种分析程序，虽然具体步骤有差异，但都是基于对价值判断过程的认识。它们要求认定价值判断中的事实描述、价值标准以及其他可能的选择。以库布斯等人的六步分析法为例，各种价值冲突可能来源于定义、事实或者价值问题，表现为六步法中某一个、某几个环节上的冲突。价值分析解决价值冲突的策略，也是按照这些步骤来施行。按照梅克斯的建议，解决价值冲突的策略包含六个部分，与六步法对应，包括减少价值问题解释的差异、减少采集的事实间的差异、减少事实真实性的差异、减少事实关联性的差异、减少初步价值决定中的[16]差异、减少检验价值原则时的差异。

价值分析的程序与价值冲突的解决程序可以合一。应用到学校教育中，则教学生进行价值分析，同时就是教他们化解价值冲突的能力了。

三、价值分析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

价值冲突是一种生活事实，教师不能无视这一点。面对价值冲突，学生需要来自成人的帮助。在为教学活动处理价值问题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价值分析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教学程序。

1．价值分析的教学程序

与价值分析的程序一样，不同学者提出的价值分析的教学程序在具体步骤上也不尽相同。查德维克介绍了价值分析教学的基本程序，包括选择主题、提供适当的物质资源、提供适当氛围，列举正反意见并排序、课堂讨论、形成可能的解决方案、提问与解答阶段、观察

[17]与建议。这个基本教学程序主要是供给教师基本步骤，允许教师引入变化。弗伦克提供的帮助学生思考价值问题的教学策略包括：澄清个人价值、识别他人的价值、比较和对比价值、[18]发展同情心、探索价值冲突、定义价值术语、评价各种建议。梅克斯提供的解决冲突的步

骤包括：记录初始的价值判断、记录和调整正负两方面观点、对正负观点进行排序、识别冲突的重要来源、比较和修正主要冲突源的证据卡、对修正后的正反两方面观点进行排序，比较和修正价值原则、检验、比较修正后的价值原则、修正价值原则、比较最终的价值判断。

[19]这些教学程序的共同点是帮助学生明确价值判断的事实根据和价值标准，学生得以进行理性、可信的价值判断，进行理性、可信的价值判断的能力和倾向也得到发展。

2．价值分析教学对师生的要求

价值分析教学对师生角色都有一些要求。教师不单是倾听者、提问者和澄清者，而是更为积极的咨询者、建议者。教师鼓励学生从事必要的智力活动、挑战学生应用的价值标准、[20][21]评价学生的决策是否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学生参与价值分析，需要一些能力准备。他

们要熟悉社会的价值信条，具备澄清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对当代政治和社会公共问题有一定

[22][23]知识。另外，为完成价值分析，分析和综合的能力也必不可少。

四、价值分析示例

“海因茨该不该偷药”的故事在道德教育领域广为人知。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最初用这个故事发展道德判断访谈法。道德是一种价值，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视为价值冲突。对照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明确价值分析的特点。故事的主人公叫海因茨。他的妻子不幸罹患癌症，但恰好有位医生发明了对症的药。这种新药太贵了，海因茨买不起。海因茨知道，如果不服药，妻子就会死。于是，海因茨开始考虑要不要去偷药。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无论偷与不偷，都一定是经过了痛苦的选择。两种分析的过程表2。

对海因茨最终决定的价值分析，帮助他澄清了自身不幸的各方面事实。偷与不偷，大部分事实基础是相同的，例如，海因茨因为担心失去照顾决定去偷药时，也一定注意到“偷药触犯法律”这个事实。不同决定的事实基础是海因茨对各项事实的重要性排序不同。这种不同与海因茨秉持的价值标准的相对重要性有关。也就是说，海因茨既可能有“自利”的考虑，也会想到“法律”。两个价值考虑的相对重要性，影响最终决定，构成决定的价值基础。解决海因茨两难，可以借助六个价值分析程序展开。例如，第1步，海因茨要了解这个不幸中哪些价值相互冲突，以及自己对这些价值的重要性如何排序。第2步“采集有关的事实”，除了表格中列举的事实以外，海因茨需要做很多事实判断，包括“有没有其他方法筹到药费?有没有替代药物?凭借一己之力能否偷到药?”只有充分考虑了所有的可能以后，才能过渡到下一步。在海因茨准备好事实基础与价值基础之后，他的决定就明确了，并且要么准备好承受法律的制裁，要么承受丧妻之痛。

与价值分析相比，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不关心价值冲突的解决，把认知冲突视为发展道德认知的契机，所以禁止对相关事实的进一步考虑，认为高发展阶段的人不会采用低阶段的推理方式，高低水平之间不存在冲突。但事实上，不同阶段的人都会综合考虑各方面事实，低阶段的人珍视的事实，高阶段的人也会考虑。与价值分析理论相比，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似乎是告诉人们在遇到价值冲突时不要想得太多。这与人们的生活实际相去较远。

五、简评

价值分析理论主张对政治、历史或社会问题进行严肃的分析。在遇到价值冲突时，人们可以获得帮助。并且，帮助个人分析和解决价值冲突的过程，也能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

[24][25][26]但是，价值分析理论一样有局限。

1．价值分析很难被自觉运用

不论价值分析的程序多么有力，如果人们不善于应用，还是不会发生效力。价值分析提供了分析价值判断的精致程序，这种程序更类似哲学家对道德问题的专业思考，而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式。日常生活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应用规则很难像专家那样计算。在对自己的道德决定进行理论化时，人们倾向于接受实用动机的驱动，而不是寻求真理或者寻

[27]求哲学家的答案。哲学家所致力的那些道德理论，对非正式的道德决策行为几乎无用。

这样，价值分析的教学在学生看来，很可能变成一种有趣的教学游戏。在生活中遇到价值冲突时，他们还是会采用非理性的、直觉的反应方式。

2．解决价值冲突的能力有限

价值分析理论试图定位价值冲突的来源：有时价值冲突来自对事实的认定，有时价值冲突来自相关的价值标准，有时价值冲突来自两者的相关性。但是，在经过价值分析以后，如果价值冲突不是来自这些方面，而只是个人选择价值标准的不同，那么冲突就没法解决了。就是说，价值分析理论放弃对不同价值标准的重要性进行衡量的努力。另外，价值分析致力于澄清不同价值判断背后的价值冲突。这样做，固然有助于排除人们的种种误解、非理性行

为，让冲突的来源更为明晰。但是，原则的冲突在实际生活中未必会出现。有时，人际间的价值冲突不需要明确乃至激化，而是要模糊处理。

第五篇：长沙医学院毕业论文-附件封面

长沙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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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 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