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小编整理]

第一篇：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采用的目的与意义同其他强制措施一样，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逃避诉讼、串供、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害诉讼的行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人身意外；对其他人员产生威慑作用。去年，我院受理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属外来人员的有240名，其中逮捕的有232名，逮捕比例为96.7%。高于犯罪嫌疑人总人数逮捕率15个百分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较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到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总人数的63.3%左右。可见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犯有轻罪的多，适用逮捕的也多。这种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呢？

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罪轻的仍适用逮捕主要是由外来人员的特点特定的。

外来人员从报表分析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户籍在本省以外，多为外省农村人口（身份为农民的占外来人员的75%）；户籍地普遍经济不如现居住地发达（如四川、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占了很大比例）；职业多数为在企业、工场打工人员，少数从事小生意或收旧，另有部分无业；他们的工作多不稳定，劳动收入低而且缺乏保障；在本地住在农村租住房或工厂宿舍，人员流动性强；在本地没有固定财产，基本没有本地人为亲属。

外来人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通常没有足以提供担保的财产，也没有符合条件的人能担当保证人，更没有可供监视居住的本地住所，从而缺乏采取逮捕以外强制措施的客观条件。同样因为外来人员户籍在外省，不逮捕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话，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可能性。一旦逃跑，再要将犯罪嫌疑人查缉归案，将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从司法的经济效率目标考虑，办案机关自然愿意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外来人员可能逃跑，导致个案诉讼成本急剧增加的危险是实践中不愿对即使犯轻罪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各地司法机关间的联系配合能力，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执行现状，司法机关的人力、财力、科技力以及人们对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关系的认识等原因也都影响着对涉案外来人员适用强制措施的决定。对外来人员更多的适用逮捕，客观原因是一般不具备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条件和情况；主观原因是办案人员为了防止不捕后犯罪嫌疑人不到案的情况出现。

外来人员高逮捕率的后果：一方面固然保证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案件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羁押人数不断增加，加大了国家总体司法成本；由于前期羁押时间的存在事实和司法惯性等因素，导致犯有轻罪也难得轻罚，譬如盗窃1000余元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如果用了1个月的拘留期，逮捕后又用了2个月的侦查期，公诉机关又用了1个月的审查起诉期，移送法院时犯罪嫌疑人已羁押4个多月，一般也就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而不太会处以拘役刑罚了；尤其明显的后果是与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相对照，实践中会因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不同而同罪不同罚，甚至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罪重而刑轻，譬如交通肇事致死一人，外来人员如被逮捕往往被判处有期徒刑；本地人员却往往可以在被取保候审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

虽然从保障人权等现代刑法理念来看，严格逮捕的适用，加大取保候审等非监禁强制措施的运用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现行人口管理水平、人的法律观念、司法机关的监管水平都未达到可将外来人员平等、较多的适用非监禁的强制措施的地步。对外来人员较多的适用逮捕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恐怕暂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改变。虽然有人提出可区分条件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其他强制措施，但现实中具备条件的外来人员毕竟是少数。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减少逮捕的适用，需要外来人员越来越多的在本地“生根发芽”，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逐渐淡化，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更加可靠等条件的逐渐具备，从而逐步改变现在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高逮捕率现状，最终实现强制措施的更合理适用。

对适用逮捕的犯轻罪的外来人员，在诉讼中也并非无可改善。最现实可行的恐怕是加快诉讼进程，尽量缩短判决前的羁押期限。现行诉讼法对逮捕后的侦查期限一律规定为2个月，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依法延长。而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在提请逮捕前的拘留期间已将案情侦查完毕，真正逮捕后才详细侦查的为数不多。审查起诉的审查期间也一律规定为1个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区分了普通审与简易审的不同审理期限，但也只有10天的差别。而实践中简单案件的真正侦查时间、审查起诉时间、审判时间常常用不了几天。在案件繁多的情况下，从立案、拘留、逮捕、起诉到判决在1个月左右的也不乏实例。故对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界，即可判处缓刑的案件）而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应确立侦查结束后快捕快诉快判的规定或惯例。以使在押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外来人员有获与其罪行相应的较短的监禁刑罚。

第二篇：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采用的目的与意义同其他强制措施一样，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逃避诉讼、串供、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害诉讼的行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人身意外；对其他人员产生威慑作用。去年，我院受理审

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属外来人员的有240名，其中逮捕的有232名，逮捕比例为96.7。高于犯罪嫌疑人总人数逮捕率15个百分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较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到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总人数的63.3左右。可见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犯有轻罪的多，适用逮捕的也多。这种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呢？

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罪轻的仍适用逮捕主要是由外来人员的特点特定的。

外来人员从报表分析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户籍在本省以外，多为外省农村人口（身份为农民的占外来人员的75）；户籍地普遍经济不如现居住地发达（如四川、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占了很大比例）；职业多数为在企业、工场打工人员，少数从事小生意或收旧，另有部分无业；他们的工作多不稳定，劳动收入低而且缺乏保障；在本地住在农村租住房或工厂宿舍，人员流动性强；在本地没有固定财产，基本没有本地人为亲属。

外来人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通常没有足以提供担保的财产，也没有符合条件的人能担当保证人，更没有可供监视居住的本地住所，从而缺乏采取逮捕以外强制措施的客观条件。同样因为外来人员户籍在外省，不逮捕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话，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可能性。一旦逃跑，再要将犯罪嫌疑人查缉归案，将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从司法的经济效率目标考虑，办案机关自然愿意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外来人员可能逃跑，导致个案诉讼成本急剧增加的危险是实践中不愿对即使犯轻罪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各地司法机关间的联系配合能力，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执行现状，司法机关的人力、财力、科技力以及人们对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关系的认识等原因也都影响着对涉案外来人员适用强制措施的决定。对外来人员更多的适用逮捕，客观原因是一般不具备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条件和情况；主观原因是办案人员为了防止不捕后犯罪嫌疑人不到案的情况出现。

外来人员高逮捕率的后果：一方面固然保证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案件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羁押人数不断增加，加大了国家总体司法成本；由于前期羁押时间的存在事实和司法惯性等因素，导致犯有轻罪也难得轻罚，譬如盗窃1000余元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如果用了1个月的拘留期，逮捕后又用了2个月的侦查期，公诉机关又用了1个月的审查起诉期，移送法院时犯罪嫌疑人已羁押4个多月，一般也就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而不太会处以拘役刑罚了；尤其明显的后果是与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相对照，实践中会因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不同而同罪不同罚，甚至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罪重而刑轻，譬如交通肇事致死一人，外来人员如被逮捕往往被判处有期徒刑；本地人员却往往可以在被取保候审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

虽然从保障人权等现代刑法理念来看，严格逮捕的适用，加大取保候审等非监禁强制措施的运用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现行人口管理水平、人的法律观念、司法机关的监管水平都未达到可将外来人员平等、较多的适用非监禁的强制措施的地步。对外来人员较多的适用逮捕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恐怕暂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改变。虽然有人提出可区分条件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其他强制措施，但现实中具备条件的外来人员毕竟是少数。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减少逮捕的适用，需要外来人员越来越多的在本地“生根发芽”，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逐渐淡化，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更加可靠等条件的逐渐具备，从而逐步改变现在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高逮捕率现状，最终实现强制措施的更合理适用。

对适用逮捕的犯轻罪的外来人员，在诉讼中也并非无可改善。最现实可行的恐怕是加快诉讼进程，尽量缩短判决前的羁押期限。现行诉讼法对逮捕后的侦查期限一律规定为2个月，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依法延长。而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在提请逮捕前的拘留期间已将案情侦查完毕，真正逮捕后才详细侦查的为数不多。审查起诉的审查期间也一律规定为1个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区分了普通审与简易审的不同审理期限，但也只有10天的差别。而实践中简单案件的真正侦查时间、审查起诉时间、审判时间常常用不了几天。在案件繁多的情况下，从立案、拘留、逮捕、起诉到判决在1个月左右的也不乏实例。故对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界，即可判处缓刑的案件）而犯罪嫌疑人

在押的应确立侦查结束后快捕快诉快判的规定或惯例。以使在押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外来人员有获与其罪行相应的较短的监禁刑罚。

第三篇：逮捕数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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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长期存在，对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关键词：逮捕数量 逮捕率 理性解读 功能异化

阅读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话似乎令人“振奋”：“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将指出我国逮捕措施适用的现状及其特点，陈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异化的表现，提出矫正之策，为我国逮捕制度的现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①]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②]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③]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因此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期限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⑤]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颗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⑥]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动一直没能走出边清边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政府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羁押条件有限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方面出现交叉感染现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回归社会。考察一下我国看守所的羁押状况，就可得出这样的判断。（4）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却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刑罚要件，法律的尊严与****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5）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这一因素，那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对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无需赘言，不仅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减少贫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笔帐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在英国，羁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费用约为600英镑，[⑨]而伦敦地铁司机的周均工资不及500英镑。经济成本高昂成为英国保释制度发达的重要因素。被羁押人是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社会财富，这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损失。（2）政府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以及超期羁押，过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宪法保障****的权威性降低，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而由此给政府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也是相当大的。（3）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面临违反程序办案以及侵犯****的压力与指责，严重损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羁押难，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对普遍羁押的现实，超期羁押的预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务重、难度大。而清理超期羁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羁押增加了因错案而致国家赔偿的几率，同时因承担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而使得检察机关纠正错案愈加被动与困难。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或者勉强起诉，或者解除逮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洗清“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三、逮捕功能的异化

面对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数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应当如何理性解读呢？应当说，强调普遍逮捕与高逮捕率与****入宪的精神以及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根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措施被严格限制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国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释制度相当发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释在外等待开庭。这一方面降低了羁押的数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在强化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国，有关自由被告人在开庭前夜自动入狱的规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废除。[⑩]但在我国实践中，逮捕被过多、过滥地适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异化了。逮捕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逮捕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数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击犯罪，重社会稳定的产物。我国传统诉讼观念认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通过对犯罪实施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同样是把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数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来看待的，尤其是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力度之大来宣传的。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的内容，公安机关也进行提请批准逮捕人数及批准比例的统计。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以及公安部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我国逮捕数量非常大，逮捕适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批准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为89．9%。2002年批捕率为92．42%，2003年批捕率为92．78%。[11]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普遍把批捕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甚至规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有的地方为5%，有的地方为7%，以避免打击不力。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逮捕时常见的情形是：公安机关通过种种手段向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诉率。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有了高批捕起诉率就可以称打击犯罪多么有效，检察机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顺水推舟，而将案件批捕起诉。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也要和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才能获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为衡量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的指标，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是否得力的标尺。在一个时期内，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即认为是打击不力的表现，进行过问甚至干预。

衡量逮捕制度的优劣与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的程度为标准。以批准逮捕的案件数量来表明打击犯罪的力度无疑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批捕的数量和批捕率的高低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护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脚。第二，逮捕被视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曾出现过“逮捕法办”这一词语，可见，逮捕被作为一种惩罚和追究责任的形式来看待。

第三，逮捕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未决羁押带有惩罚的色彩，成为刑罚的预支，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是“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12]

第四篇：关于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解答

关于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解答

认真执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深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本市刑事办案工作实际，现就适用逮捕措施的有关问题解答如下：

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哪些新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同时明确了五种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情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二、应当如何看待逮捕措施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效果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强制措施，其法律意义：一是确定有犯罪事实发生，确定有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二是便利侦查工作的开展和证据的收集完善，确保犯罪依法得到追诉；三是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同时，逮捕措施还具有其特殊的社会效果：一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和人身自由的严格控制，彰显刑事诉讼的严肃性；二是通过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社会隔离，防止可能发生新的社会危害或者加剧、扩大矛盾；三是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感化，有利于转化社会对抗因素；四是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减少消极影响。

三、目前逮捕措施适用工作中应当注意避免哪些问题

侦查机关应当注意避免以下问题：一是“随意提捕”，在没有犯罪事实、没有证据或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的情况下，用提请逮捕转移工作责任；二是“够罪即报”，不注重对犯罪行为危害后果、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是否符合非羁押措施适用条件的评价和证据的收集；三是“以捕代管”，混淆一般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用逮捕措施代替行政处罚和其他管理措施。

检察机关应当注意避免以下问题：一是“片面判断”，将犯罪嫌疑人发生社会危险和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能性等同为现实性，不做预见性地判断；二是“机械执法”，对逮捕标准“一刀切”式地机械掌握，特别是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把关不细、评价不准；三是“标准过高”，脱离实际，一律将逮捕证据标准直接等同于起诉或者审判的标准；四是“说理不清”，对案件的关键事实和证据存在的问题，分析、说理不到位。

四、不属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形有哪些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下情形不属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一是涉嫌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没有徒刑以上刑罚的；二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的。

五、如何把握“社会危险性”的有关具体情形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是指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犯罪习性表明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一般可以从以下几种情形来把握：一是多次实施犯罪或者有较严重违法经历，如属于惯犯、流窜犯的，在3年内因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过的，3年内被治安拘留处罚2次以上又实施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的等。二是特定犯罪中的犯罪诱因和基础仍然存在，如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尚未归案，赃款赃物及主要作案工具尚未起获收缴的。三是罪行较重却不能认罪悔罪，如故意实施严重危害公众利益和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到案后不进行自我反省，没有积极赔偿、补救等真诚认罪悔过实际表现的。四是其他有证据证明或者线索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是指有一定证据或者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预备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有组织或者团伙性的违法犯罪、暴力性违法犯罪、危及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违法犯罪、妨害社会管理活动的违法犯罪以及可能引起被害人和群众强烈不满的非法活动等行为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归案前已经着手实施或者归案后企图实施毁灭、伪造、隐匿、转移证据的；拒绝提供重要证据可能导致证据灭失的；对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及其近亲属采取暴力、威胁、恐吓、引诱、收买等手段阻挠、干扰作证的；不如实、全面供述犯罪事实可能向在逃同案犯通风报信或者与其串供的等。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是指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诬告、陷害，威胁、恐吓，诋毁人格名誉，利用职权刁难、要挟、迫害等行为，以及采取其他方式滋扰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正常生活、工作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是指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扬言实施或者着手实施服毒、坠楼、自焚、自爆等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极端行为；以暴力、威胁手段抗拒抓捕，或者实施制定计划、准备工具、自伤、自残等企图逃避司法机关控制的行为。

六、提请和审查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案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对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应当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除提供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和情节严重的证据外，还应当提供侦查机关依法定程序履行执行、传讯、检查、管理等职责的证明材料。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除对证明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和情节严重的证据进行审查外，还应当依据逮捕的证据条件和刑罚条件，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对于不符合证据条件或者刑罚条件的，不应当予以逮捕。

七、哪些情形可以不适用逮捕措施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且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赔、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过失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年满十八周岁的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其他具备有效监管条件，不予羁押不致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等，一般可以不予逮捕。

“其他具备有效监管条件”一般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居住、从业、家庭及工作环境等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如犯罪嫌疑人在京有无合法的固定住所、有无合法的固定工作、有无适格的保证人等。在京有合法自购并实际居住的住房，或者有合法登记的租住、寄住的居所，可视为有“固定住所”。在合法注册登记的工作单位持续工作6个月以上，且所在单位表示继续留用或者能够履行监管职责的，可视为有“固定工作”。

八、对特殊人员确需适用逮捕措施的应当如何办理

对于犯罪嫌疑人系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或者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侦查机关认为确需逮捕的，应当经市级侦查机关法制部门审查同意后，提前向同级检察机关通报并会商，同级检察机关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提出意见后决定。

九、如何提供和审查证明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材料

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在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的同时，还应制作《适用逮捕理由意见书》。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应当或可以逮捕的条件及相关证据或证明材料加以具体说明，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认罪态度、平时社会表现、有无前科劣迹、是否为在校学生、有无固定住所及工作、是否存在干扰诉讼、打击报复或自杀、逃跑等社会危险性、是否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否身份不明、是否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等情况，并应当提供犯罪嫌疑人健康状况、前科劣迹的材料，在京居住（暂住、租住）、就业、就学登记等相关证明材料。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提供的申请、证明材料，也应当随案一并移送。

检察机关应当对侦查机关提供的事实证据材料和社会危险性材料、羁押必要性证明材料进行全面审查，根据法定情节、酌定情节等因素综合评估案件处理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依法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检察机关决定不（予）批准逮捕的，应当制作《不（予）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详细说明不采纳侦查机关提出的应当适用逮捕措施意见的理由。其中，对于因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的，应当另附《补充侦查提纲》。

十、侦检机关对限时补充证据的逮捕案件应当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检察机关对于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经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可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但同时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二是批准逮捕三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并抄送本院公诉部门；三是侦查机关在执行逮捕后二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对检察机关提出限时补充证据要求的逮捕案件，侦查机关应当认真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侦查、预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按照检察机关发出的《限时补证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的要求，积极开展侦查取证工作；二是侦查机关法制部门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一个月、两个月期限届满前5日，听取证据的补充查证情况，提出下步工作意见；三是在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10日，侦查机关法制、预审、侦查部门应当会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会商案件侦查进展情况。检察机关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将工作意见及时书面通知侦查机关，最大限度确保案件得到依法有效处理。

侦查机关未按照规定与检察机关会商，或者未征得检察机关同意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可以视情况撤销逮捕、纠正违法或者不予受理。

十一、侦检机关如何强化对逮捕措施适用工作的整体研究

各级侦检机关应当建立逮捕强制措施适用工作的研究分析机制。一方面，侦检机关应当定期相互通报逮捕强制措施适用的有关数据及分析研究情况，重点对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剖析典型案例，确保及时发现侦检机关在逮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侦检机关应当定期召开逮捕措施适用工作的专题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当前逮捕措施适用工作中存在的倾向性、普遍性问题。必要时共同组织开展专项调研、规范性文件起草的工作，确保进一步统一侦检机关的执法认识和执法标准。

十二、其他侦查机关办理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时如何执行

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审查起诉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案件需要使用逮捕措施的，参照本《解答》相关内容执行。

十三、有特殊规定时，如何适用逮捕措施

对适用逮捕措施有特殊规定时，按照特殊规定执行。

第五篇：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

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

（2001年8月6曰 高检会[2001]10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检察院和＝机关的配合，依法适用逮捕措施，加大打击犯罪力度，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现对人民检察院和＝机关依法适用逮捕措施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都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一）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三种情形：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其中“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有逮捕必要”：

1、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

2、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3、可能自杀或逃跑的；

4、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5、可能有碍其他案件侦查的；

6、其他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和多发性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以及可能有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予逮捕。

（三）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符合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逮捕：

1、有证据证明有数罪中的一罪的；

2、有证据证明有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的；

3、共同犯罪中，已有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

（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下列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1、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2、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3、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4、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对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予以逮捕：

1、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2、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3、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4、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5、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6、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二、＝机关在作出是否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之前，应当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但需要继续侦查的，＝机关可以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机关认为需要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应当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派员参加。参加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检察院收到＝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应当立即指定专人进行审查，发现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提请批准逮捕书、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应当要求＝机关补充有关材料。

对＝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批准逮捕。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对＝机关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期间不另行侦查。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四、对＝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曰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十五曰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曰。

五、对不批准逮捕，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提请批准逮捕的＝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

六、对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中所列的事项，＝机关应当及时进行侦查、核实，并逐一作出说明。不得未经侦查和说明，以相同材料再次提请批准逮捕。＝机关未经侦查、不作说明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七、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将执行回执在执行后三曰内送达作出批准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未能执行的，也应当将执行回执送达人民检察院，并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的，＝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将执行回执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三曰内送达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如果＝机关发现逮捕不当的，应当及时予以变更，并将变更的情况及原因在作出变更决定后三曰内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变更不当的，应当通知作出变更决定的＝机关纠正。

八、＝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五曰以内，向同级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机关要求复议意见书后七曰内作出复议决定。

＝机关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书后五曰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机关提请复核意见书后十五曰以内作出复核决定。原不批准逮捕决定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九、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机关认为建议正确的，应当立即提请批准逮捕；认为建议不正确的，应当将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通知人民检察院。

十、＝机关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七曰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移送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写明案件的主要案情、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具体理由和起止曰期，并附逮捕证复印件。有决定权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并交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送达＝机关。

十一、＝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需要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决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同时报送原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备案。

十二、＝机关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并将释放的原因在释放后三曰内通知原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十三、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机关予以纠正，＝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十四、＝机关、人民检察院在提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要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在工作中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通有关情况。

十五、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其他问题，依照《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