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诉法79条关于逮捕的适用条件[大全五篇]

第一篇：浅议刑诉法79条关于逮捕的适用条件

浅议刑诉法79条关于逮捕的适用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同时列举了五种情形。该条表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这样三个条件。然而刑诉法第69条、75条以及79条规定，对于违反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禁止性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可以予以逮捕。可是司法实践中，如果遇到一个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在刑法条文中最高刑都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比如危险驾驶罪。但是此类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期间违反了刑诉法69条、75条的规定，此时是否适用刑诉法第79条的规定。实务界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意见一认为，刑诉法 79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应当适用于所有的逮捕情形。

对于虽然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情节严重，需要逮捕的也必须同时符合刑诉法第79条规定的一般逮捕条件。因为逮捕作为刑诉法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能适用于涉嫌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任意扩大逮捕的适用范围。至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意见建议，违反情节较轻的，可以依据69条、75条的规定没收保证金或责令具结悔过、变更监视居住；情节严重的，建议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还可以在以后的法庭庭审认定中，把此类违反规定情节作为一个“从重情节”对待，量刑时予以考虑。

意见二则认为，不适用刑诉法 79条，直接适用刑诉法69条、75条的规定即可。

此种意见认为刑诉法79条是一个常规条款，刑诉法69条、75条是个特殊条款，常规条款适用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尚不足以防止法律规定的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而对因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而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受常规条款关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条件的限制，此时应适用刑诉法69条、75条是特殊条款。如果认为采取逮捕措施的必须适用刑诉法79条规定，则不少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定刑达不到徒刑以上刑罚，无论其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有多么严重，只是因为不符合“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条件而被永远排除在适用逮捕措施的适用范围之外。如此，则刑诉法第69条和75条的规定将几乎失去意义。

上述第一种意见从刑诉法第79条规定的逮捕条件着眼，认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采取取保候审等其它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这三个逮捕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对于那些法定最高刑低于徒刑的刑罚，因为与逮捕条件之一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匹配，所以，法定最高刑低于徒刑的犯罪嫌疑人无论如何都不可适用。而第二种意见是从刑诉法第69条、75条的规定出发，对那些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否法定最高刑怎样，只要违反了这两个法条的规定，都可以适用逮捕的条件。

笔者个人倾向于第二种意见。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应当具有打击犯罪、保障无辜以及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多重价值追求，但是笔者认为逮捕的核心价值追

求应当是“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那些出现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时，完全可以适用逮捕强制措施，且可以先行拘留。而无论是否符合法定最高刑的限制。只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禁止性规定并产生了严重后果时，可直接依照新刑诉法第69条、75条或第79条之规定提请逮捕，审查逮捕，随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第二篇：新刑诉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新刑诉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摘要：审查逮捕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适用逮捕措施可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滥用逮捕措施则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必要性条件作为逮捕制度的消极因素，是逮捕制度的核心所在。现代刑法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比例原则都对逮捕必要性做了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逮捕必要性的具体内涵，导致司法实践中“必要性”判断缺乏具体标准，严重的影响了逮捕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实然效果。如何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寻求刑事诉讼程序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契合点，本文结合新修订的刑诉法做粗浅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关键词：必要性审查

双向说明

社会危险性

新刑诉法

一、逮捕必要性概述

（一）必要性的含义。关于逮捕必要性的含义，从不同角度考量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从适用的例外性考量，可以理解为坚持不捕为原则，逮捕为例外；从适用的严格性考量，可以理解为逮捕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而非轻微刑事案件；从是否可替代性考量，可以理解为如不采取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就不足以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从逮捕的消极性考量，可以理解为却不得已才适用逮捕措施。逮捕必要性意味着，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即使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且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重刑的，也不得予以逮捕。[1]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立即逮捕。概括而言逮捕需具有三方面的限制条件：证据条件；罪责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上述三个条件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只有当三种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做出逮捕决定，反过来说，即使犯罪嫌疑人符合前两个条件，但是缺少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情形下，属于没有逮捕必要，不能做出逮捕决定。

（二）“必要性”的判断标准。对于必要性标准，我们刑诉法并没有具体的概念，只是概括性地进行了表述。一般认为，逮捕必要性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具有社会危险性；二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两个有机结合才能构成逮捕必要性的法律内涵。[2]因此，认定逮捕必要性的核心在于社会危险性概念的确认、明晰。如何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内涵，以提高逮捕必要性标准的现实可操作性成为逮捕必要性的关键。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做了简单的规定，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这种外延式的描述必然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扩张。

逮捕作为一项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直接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逮捕必要性条件是逮捕的分水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司法实践中不能单纯依靠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主观判断，对于具有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必须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并且有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

二、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

我国立法对“逮捕必要性”未加明确，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条件被严重虚置，逮捕率居高不下，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被异化为替代侦查、进行刑罚处罚的手段，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审查逮捕案件质量不高。所谓审查逮捕案件质量不高，指虽然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在并不必要采取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而不适当的做出逮捕决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构罪即捕。强调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把捕人当作刑事诉讼必经程序。有的案件犯罪事实已查清，但是罪行亦不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也较低，但是在国家本位主义的诉讼观念下,强调国家职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强调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忽视人权的尊重。

2、以捕代侦。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捕人。有些案件，尚无证据予以充分证明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但是的确该犯罪嫌疑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尤其是严重刑事犯罪或恶性犯罪，犯罪嫌疑人也存在“社会危险性”，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如果不批捕将不得不改变刑事强制措施，此种情况下为了继续保证案件的顺利侦查，为了对受害人有交待，只好以捕代侦，先逮捕。

3、以捕代罚。把捕人当作刑罚。有学者认为基于刑法有判决前先行羁押可折抵刑期的规定，认为逮捕具有“同向同性”的特征，即逮捕是“先于惩罚”，刑罚是“终局惩罚”。[3]在这一学说的影响下，司法机关把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错位的变成了惩罚犯罪的手段。

（二）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严重侵犯。正如卢梭所言，人之所有放弃自由，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自由。逮捕作为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直接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在做出逮捕决定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以及律师的的意见，但是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逮捕措施，是否确有逮捕必要，完全由承担控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决定。综观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公民权利公约和有关规则，我们发现国际社会对被逮捕和羁押的人的权利采取了许多特别保护的措施。被逮捕的公民主要有以下权利：（1）不受非法逮捕的权利；（2）不自证其罪的权利；（3）保持沉默的权利；（4）与律师单独会见不被窃听的权利；（5）在患病的情况下得到及时救治的权利；（6）得到人道的待遇和肉体、精神免遭摧残的权利；（7）控告有关司法人员违法的权利。反观我国法律，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并且不享有沉默权，这就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从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才可以聘请律师进行辩护，也就是说在审查批捕环节律师不可能有效介入到刑事诉讼之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以上这些显然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浪费司法资源。根据诉讼效率原则，应当尽量以最小的司法资源投入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4]司法实践中不适用逮捕必要性条件，势必会增加逮捕的人数，这不仅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当前我国羁押场所在警员数量、机构规模、场地经费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有些地方没有专门羁押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场所，因此简单的做出逮捕的决定必然会增加羁押场所的压力，增加司法成本。

三、逮捕必要性条件虚置的原因

（一）对逮捕性质认识异化，人权意识淡薄。逮捕本身属于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其制度价值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于控制犯罪。然而司法实践过程中，部分侦查人员把逮捕错误的理解为一种惩罚犯罪的方式，对逮捕赋予了便于继续侦查、防止再犯、惩罚犯罪的功能，认为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展开，不利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同时，尽管近年来理论界、实务界更加重视无罪推定原则、比例原则的研究，但是受多年来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侦查人员仍然习惯把犯罪嫌疑人当成了罪犯，以构罪即捕为标准滥用逮捕权，使犯罪嫌疑人未经审判而先受刑罚处罚。

（二）必要性情形以及证明责任承担规定含混。目前我国立法在逮捕必要性、社会危险性概念上都比较抽象，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只是例举了几种情形，其适用范围相当有限，这必然导致司法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只能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案件的理解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由于必要性情形缺乏实际操作性，检察人员也忽视对于必要性情形和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最终导致了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实践中的真空状态。同时，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在提请审查逮捕环节中需要提交相应的卷宗材料，但是没有明确规定侦查需要提供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即证明犯罪嫌疑人确有逮捕必要，这就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实际掌握必要性条件的相关证据，加之审查逮捕期限较短，检察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一步获得证据，只能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不全面的证据材料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三）实践中缺乏对于“逮捕必要性”证据的重视。对逮捕证据条件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可能判处尤其徒刑以上刑罚，有证据证明有逮捕的必要。[5]“三个要件中，证据要件、刑罚要件是前提，必要性要件是关键，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每个条件都应当有证据证明。”[6]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方面重视犯罪事实证据的搜集，忽视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搜集，把构罪即捕作为提请案件批捕的标准，侦查机关在移送案件中为了顺利批捕，将有利于批捕条件的证据装入卷宗，而将部分证据材料不入卷，影响了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影响了案件办理质量。一些侦查人员法律知识不够，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对逮捕的地位认识不准，他们认为只要移交主要的证据材料就可以了，其他的证据可以不移交。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也不重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审查把关，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即使没有相关的逮捕必要性证据材料，也简单的根据构罪即捕的理论作出批捕决定。新刑诉法背景下的立法完善

（一）转变观念，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是应树立逮捕权是监督权的理念。适用逮捕措施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权和侦查权分离的应有之义，从法理的精神来讲，批捕权除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权。法律规定逮捕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就是为了更好的监督侦查，保障人权。二是树立在适用逮捕措施上的“慎捕”的理念。逮捕是一把双刃利剑，一方面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它又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代价的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适用逮捕的三个条件。这说明，逮捕并非刑事追诉的必经程序、必过关口，而只是为防止出现逃跑、串供或者毁灭罪证等妨害刑事追诉的情况发生及发生其他社会危险性而设置的一种例外性的强制措施。为此，必须对逮捕进行重新认识。首先对逮捕作用的认识应从获取证据向保障诉讼转变。逮捕的作用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以及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适用逮捕措施必须有一定值和量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而不能期望以逮捕的震慑力来突破口供以获取证据。其次对逮捕条件的认识应从构罪即捕向兼具“三个条件”的转变。虽然刑诉法对逮捕条件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将逮捕条件放宽到构罪即捕，而不去考虑罪轻罪重，是否有逮捕必要。第三，对逮捕的认识还应从实体意义上的处理向程序意义上的处理转变。在一般公民传统的感性意识中，逮捕是和定罪量刑联系在一起的，逮捕就是一种处罚，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在部分司法人员的意识中也同样存在，认为逮捕就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时常有采取公捕大会等形式宣传打击成果的现象，其实，逮捕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非必经的环节，逮捕虽然直接剥夺了人身自由，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实体的处分。

（二）完善立法，制定逮捕必要性审查标准。新刑诉法采取外延例举的形式，对逮捕必要性做了一定的解释。具体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可以说新刑诉法对于逮捕必要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司法裁量权的恣意扩张，但是该项内容毕竟是例举式的不可能穷尽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因此需要司法解释从概念内涵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三）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所谓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在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证据的同时，应积极收集是否有逮捕必要的证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除提供证明涉嫌犯罪的证据外，还应当提供逮捕必要性双向证明材料。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案件，应当对侦查机关提供的逮捕必要性说明和相关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且可以建议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措施。

（四）建立了听取双方意见制度。审查批准逮捕过去一般是书面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是一种单向性的审查，就是只听侦查机关的意见，没有听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意见。新刑诉法第86第1款条规定三种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应当”，即当出现上述三种情况属于成为法定情形，必须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克服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是否讯问犯罪嫌疑人的随意性。对是否逮捕存在疑问的案件进行依法讯问，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取案件当事人第一手资料，从而能够更为全面的了解案情，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做到证据扎实、案情明了。新刑法86条第2款中规定了审查逮捕过程中，如果律师提出了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此处使用“应当”，也就是说此处赋予了辩护律师陈述意见权，相对应的也就是审查逮捕工作人员必须听取辩护律师的陈述，这样客观上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力度，使审查逮捕工作人员能够“不可选择”了解案件情况。

（五）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相关配套制度。考察逮捕必要性制度，要从实然的角度进行思考，要想真正做到慎用逮捕，就必须寻求到能够替代逮捕措施又不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的方式，从我国当前的刑事强制措施种类上来看，要想控制逮捕数量的同时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需要进一步完善非羁押强制措施，细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规定。结语

新刑诉法还没有正式施行，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法律条文感受到立法者对于审查批捕工作的重视、对于人权的高度关注，尽管新刑诉法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予以完善，但是我们相信新刑诉法的实施必将使我国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道路上迈出重要坚实的一步。

第三篇：关于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解答

关于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解答

认真执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深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本市刑事办案工作实际，现就适用逮捕措施的有关问题解答如下：

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作了哪些新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同时明确了五种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情形；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二、应当如何看待逮捕措施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效果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强制措施，其法律意义：一是确定有犯罪事实发生，确定有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二是便利侦查工作的开展和证据的收集完善，确保犯罪依法得到追诉；三是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提高工作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同时，逮捕措施还具有其特殊的社会效果：一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性质的认定和人身自由的严格控制，彰显刑事诉讼的严肃性；二是通过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社会隔离，防止可能发生新的社会危害或者加剧、扩大矛盾；三是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感化，有利于转化社会对抗因素；四是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减少消极影响。

三、目前逮捕措施适用工作中应当注意避免哪些问题

侦查机关应当注意避免以下问题：一是“随意提捕”，在没有犯罪事实、没有证据或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矛盾的情况下，用提请逮捕转移工作责任；二是“够罪即报”，不注重对犯罪行为危害后果、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是否符合非羁押措施适用条件的评价和证据的收集；三是“以捕代管”，混淆一般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用逮捕措施代替行政处罚和其他管理措施。

检察机关应当注意避免以下问题：一是“片面判断”，将犯罪嫌疑人发生社会危险和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可能性等同为现实性，不做预见性地判断；二是“机械执法”，对逮捕标准“一刀切”式地机械掌握，特别是对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把关不细、评价不准；三是“标准过高”，脱离实际，一律将逮捕证据标准直接等同于起诉或者审判的标准；四是“说理不清”，对案件的关键事实和证据存在的问题，分析、说理不到位。

四、不属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情形有哪些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根据已查明的犯罪事实和情节，可以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下情形不属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一是涉嫌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没有徒刑以上刑罚的；二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三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的。

五、如何把握“社会危险性”的有关具体情形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是指有一定证据证明或者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犯罪习性表明其可能实施新的犯罪。一般可以从以下几种情形来把握：一是多次实施犯罪或者有较严重违法经历，如属于惯犯、流窜犯的，在3年内因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过的，3年内被治安拘留处罚2次以上又实施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的等。二是特定犯罪中的犯罪诱因和基础仍然存在，如恐怖活动犯罪、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等犯罪中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尚未归案，赃款赃物及主要作案工具尚未起获收缴的。三是罪行较重却不能认罪悔罪，如故意实施严重危害公众利益和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到案后不进行自我反省，没有积极赔偿、补救等真诚认罪悔过实际表现的。四是其他有证据证明或者线索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开始策划、预备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是指有一定证据或者迹象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发前或者案发后正在积极策划、组织或者预备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有组织或者团伙性的违法犯罪、暴力性违法犯罪、危及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违法犯罪、妨害社会管理活动的违法犯罪以及可能引起被害人和群众强烈不满的非法活动等行为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归案前已经着手实施或者归案后企图实施毁灭、伪造、隐匿、转移证据的；拒绝提供重要证据可能导致证据灭失的；对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及其近亲属采取暴力、威胁、恐吓、引诱、收买等手段阻挠、干扰作证的；不如实、全面供述犯罪事实可能向在逃同案犯通风报信或者与其串供的等。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是指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诬告、陷害，威胁、恐吓，诋毁人格名誉，利用职权刁难、要挟、迫害等行为，以及采取其他方式滋扰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正常生活、工作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是指有一定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扬言实施或者着手实施服毒、坠楼、自焚、自爆等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的极端行为；以暴力、威胁手段抗拒抓捕，或者实施制定计划、准备工具、自伤、自残等企图逃避司法机关控制的行为。

六、提请和审查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案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对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应当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认定。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时，除提供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和情节严重的证据外，还应当提供侦查机关依法定程序履行执行、传讯、检查、管理等职责的证明材料。

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除对证明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和情节严重的证据进行审查外，还应当依据逮捕的证据条件和刑罚条件，审查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对于不符合证据条件或者刑罚条件的，不应当予以逮捕。

七、哪些情形可以不适用逮捕措施

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且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赔、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过失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后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年满十八周岁的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其他具备有效监管条件，不予羁押不致危害社会或者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等，一般可以不予逮捕。

“其他具备有效监管条件”一般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居住、从业、家庭及工作环境等情况进行分析判断，如犯罪嫌疑人在京有无合法的固定住所、有无合法的固定工作、有无适格的保证人等。在京有合法自购并实际居住的住房，或者有合法登记的租住、寄住的居所，可视为有“固定住所”。在合法注册登记的工作单位持续工作6个月以上，且所在单位表示继续留用或者能够履行监管职责的，可视为有“固定工作”。

八、对特殊人员确需适用逮捕措施的应当如何办理

对于犯罪嫌疑人系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或者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侦查机关认为确需逮捕的，应当经市级侦查机关法制部门审查同意后，提前向同级检察机关通报并会商，同级检察机关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提出意见后决定。

九、如何提供和审查证明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材料

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在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的同时，还应制作《适用逮捕理由意见书》。主要围绕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应当或可以逮捕的条件及相关证据或证明材料加以具体说明，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认罪态度、平时社会表现、有无前科劣迹、是否为在校学生、有无固定住所及工作、是否存在干扰诉讼、打击报复或自杀、逃跑等社会危险性、是否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否身份不明、是否严重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规定等情况，并应当提供犯罪嫌疑人健康状况、前科劣迹的材料，在京居住（暂住、租住）、就业、就学登记等相关证明材料。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提供的申请、证明材料，也应当随案一并移送。

检察机关应当对侦查机关提供的事实证据材料和社会危险性材料、羁押必要性证明材料进行全面审查，根据法定情节、酌定情节等因素综合评估案件处理中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依法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检察机关决定不（予）批准逮捕的，应当制作《不（予）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详细说明不采纳侦查机关提出的应当适用逮捕措施意见的理由。其中，对于因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需要进一步侦查取证的，应当另附《补充侦查提纲》。

十、侦检机关对限时补充证据的逮捕案件应当重点开展哪些工作

检察机关对于现有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经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可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但同时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二是批准逮捕三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并抄送本院公诉部门；三是侦查机关在执行逮捕后二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收集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撤销批准逮捕决定。

对检察机关提出限时补充证据要求的逮捕案件，侦查机关应当认真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侦查、预审部门应当指定专人按照检察机关发出的《限时补证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的要求，积极开展侦查取证工作；二是侦查机关法制部门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一个月、两个月期限届满前5日，听取证据的补充查证情况，提出下步工作意见；三是在犯罪嫌疑人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10日，侦查机关法制、预审、侦查部门应当会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会商案件侦查进展情况。检察机关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将工作意见及时书面通知侦查机关，最大限度确保案件得到依法有效处理。

侦查机关未按照规定与检察机关会商，或者未征得检察机关同意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可以视情况撤销逮捕、纠正违法或者不予受理。

十一、侦检机关如何强化对逮捕措施适用工作的整体研究

各级侦检机关应当建立逮捕强制措施适用工作的研究分析机制。一方面，侦检机关应当定期相互通报逮捕强制措施适用的有关数据及分析研究情况，重点对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剖析典型案例，确保及时发现侦检机关在逮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侦检机关应当定期召开逮捕措施适用工作的专题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当前逮捕措施适用工作中存在的倾向性、普遍性问题。必要时共同组织开展专项调研、规范性文件起草的工作，确保进一步统一侦检机关的执法认识和执法标准。

十二、其他侦查机关办理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时如何执行

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审查起诉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的案件需要使用逮捕措施的，参照本《解答》相关内容执行。

十三、有特殊规定时，如何适用逮捕措施

对适用逮捕措施有特殊规定时，按照特殊规定执行。

第四篇：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

关于依法适用逮捕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

（2001年8月6曰 高检会[2001]10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检察院和＝机关的配合，依法适用逮捕措施，加大打击犯罪力度，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现对人民检察院和＝机关依法适用逮捕措施的有关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都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一）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以下三种情形：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不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其中“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为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的“有逮捕必要”：

1、可能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危害社会的；

2、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3、可能自杀或逃跑的；

4、可能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

5、可能有碍其他案件侦查的；

6、其他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对有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和多发性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以及可能有碍侦查的犯罪嫌疑人，一般应予逮捕。

（三）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或者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符合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逮捕：

1、有证据证明有数罪中的一罪的；

2、有证据证明有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的；

3、共同犯罪中，已有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的。

（四）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下列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1、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2、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3、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4、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对在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应当予以逮捕：

1、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2、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3、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4、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5、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6、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经两次传讯不到案的。

二、＝机关在作出是否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之前，应当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但需要继续侦查的，＝机关可以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机关认为需要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重大案件讨论的，应当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派员参加。参加的检察人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应当对侦查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人民检察院收到＝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应当立即指定专人进行审查，发现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提请批准逮捕书、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应当要求＝机关补充有关材料。

对＝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逮捕条件的，应当批准逮捕。对于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对＝机关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期间不另行侦查。必要的时候，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参加＝机关对重大案件的讨论。

四、对＝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曰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十五曰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曰。

五、对不批准逮捕，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提请批准逮捕的＝机关补充侦查，并附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清的事实和需要收集、核实的证据。

六、对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中所列的事项，＝机关应当及时进行侦查、核实，并逐一作出说明。不得未经侦查和说明，以相同材料再次提请批准逮捕。＝机关未经侦查、不作说明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七、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机关应当立即执行，并将执行回执在执行后三曰内送达作出批准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未能执行的，也应当将执行回执送达人民检察院，并写明未能执行的原因。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的，＝机关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应当立即释放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将执行回执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三曰内送达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如果＝机关发现逮捕不当的，应当及时予以变更，并将变更的情况及原因在作出变更决定后三曰内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变更不当的，应当通知作出变更决定的＝机关纠正。

八、＝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五曰以内，向同级人民检察院要求复议。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机关要求复议意见书后七曰内作出复议决定。

＝机关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检察院复议决定书后五曰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机关提请复核意见书后十五曰以内作出复核决定。原不批准逮捕决定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九、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应当逮捕而＝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议＝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机关认为建议正确的，应当立即提请批准逮捕；认为建议不正确的，应当将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通知人民检察院。

十、＝机关需要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七曰前，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移送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写明案件的主要案情、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具体理由和起止曰期，并附逮捕证复印件。有决定权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并交由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送达＝机关。

十一、＝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需要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决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同时报送原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备案。

十二、＝机关发现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并将释放的原因在释放后三曰内通知原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

十三、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机关予以纠正，＝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十四、＝机关、人民检察院在提请批准逮捕和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要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在工作中可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互通有关情况。

十五、关于适用逮捕措施的其他问题，依照《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篇：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采用的目的与意义同其他强制措施一样，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逃避诉讼、串供、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害诉讼的行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人身意外；对其他人员产生威慑作用。去年，我院受理审

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属外来人员的有240名，其中逮捕的有232名，逮捕比例为96.7。高于犯罪嫌疑人总人数逮捕率15个百分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较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到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总人数的63.3左右。可见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犯有轻罪的多，适用逮捕的也多。这种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呢？

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罪轻的仍适用逮捕主要是由外来人员的特点特定的。

外来人员从报表分析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户籍在本省以外，多为外省农村人口（身份为农民的占外来人员的75）；户籍地普遍经济不如现居住地发达（如四川、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占了很大比例）；职业多数为在企业、工场打工人员，少数从事小生意或收旧，另有部分无业；他们的工作多不稳定，劳动收入低而且缺乏保障；在本地住在农村租住房或工厂宿舍，人员流动性强；在本地没有固定财产，基本没有本地人为亲属。

外来人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通常没有足以提供担保的财产，也没有符合条件的人能担当保证人，更没有可供监视居住的本地住所，从而缺乏采取逮捕以外强制措施的客观条件。同样因为外来人员户籍在外省，不逮捕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话，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可能性。一旦逃跑，再要将犯罪嫌疑人查缉归案，将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从司法的经济效率目标考虑，办案机关自然愿意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外来人员可能逃跑，导致个案诉讼成本急剧增加的危险是实践中不愿对即使犯轻罪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各地司法机关间的联系配合能力，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执行现状，司法机关的人力、财力、科技力以及人们对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关系的认识等原因也都影响着对涉案外来人员适用强制措施的决定。对外来人员更多的适用逮捕，客观原因是一般不具备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条件和情况；主观原因是办案人员为了防止不捕后犯罪嫌疑人不到案的情况出现。

外来人员高逮捕率的后果：一方面固然保证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案件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羁押人数不断增加，加大了国家总体司法成本；由于前期羁押时间的存在事实和司法惯性等因素，导致犯有轻罪也难得轻罚，譬如盗窃1000余元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如果用了1个月的拘留期，逮捕后又用了2个月的侦查期，公诉机关又用了1个月的审查起诉期，移送法院时犯罪嫌疑人已羁押4个多月，一般也就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而不太会处以拘役刑罚了；尤其明显的后果是与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相对照，实践中会因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不同而同罪不同罚，甚至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罪重而刑轻，譬如交通肇事致死一人，外来人员如被逮捕往往被判处有期徒刑；本地人员却往往可以在被取保候审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

虽然从保障人权等现代刑法理念来看，严格逮捕的适用，加大取保候审等非监禁强制措施的运用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现行人口管理水平、人的法律观念、司法机关的监管水平都未达到可将外来人员平等、较多的适用非监禁的强制措施的地步。对外来人员较多的适用逮捕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恐怕暂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改变。虽然有人提出可区分条件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其他强制措施，但现实中具备条件的外来人员毕竟是少数。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减少逮捕的适用，需要外来人员越来越多的在本地“生根发芽”，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逐渐淡化，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更加可靠等条件的逐渐具备，从而逐步改变现在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高逮捕率现状，最终实现强制措施的更合理适用。

对适用逮捕的犯轻罪的外来人员，在诉讼中也并非无可改善。最现实可行的恐怕是加快诉讼进程，尽量缩短判决前的羁押期限。现行诉讼法对逮捕后的侦查期限一律规定为2个月，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依法延长。而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在提请逮捕前的拘留期间已将案情侦查完毕，真正逮捕后才详细侦查的为数不多。审查起诉的审查期间也一律规定为1个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区分了普通审与简易审的不同审理期限，但也只有10天的差别。而实践中简单案件的真正侦查时间、审查起诉时间、审判时间常常用不了几天。在案件繁多的情况下，从立案、拘留、逮捕、起诉到判决在1个月左右的也不乏实例。故对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界，即可判处缓刑的案件）而犯罪嫌疑人

在押的应确立侦查结束后快捕快诉快判的规定或惯例。以使在押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外来人员有获与其罪行相应的较短的监禁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