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罪案逮捕标准

第一篇：部分罪案逮捕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

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

高检侦监发[2003]107号

合同诈骗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

合同诈骗罪，是指触犯(刑法)第224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对提请批捕的合同诈骗案件，应当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合同诈骗犯罪事实。

重点审查:

1、查获的合同、工商部门出具的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明有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的证据。

2、查获的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虚假的产权证明、双方签订的合同、担保合同或担保条款等，证明有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行为的证据。

3、犯罪嫌疑人没有履行能力、犯罪嫌疑人部分履行合同、双方先后签订的多份合同等证明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的证据。

4、双方签订的合同、犯罪嫌凝人收受被害人给付的货物、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犯罪嫌疑人逃匿等，证明有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行为的证据。

5、证明犯罪嫌疑人有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的证据。

6、证明合同诈骗事实发生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

7、证明犯罪嫌疑人的合同诈骗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据，如具有逃匿、躲避或者出走不归，或者以其他方法逃避承担民事责任的;以隐匿等方法占有财物的;对骗得财物进行私分、挥霍使用的;用于归还欠债或者抵偿债务的;用于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包括非法经营活动)的;其他企图使他人丧失对财物占有的情形。

(二)有证据证明合同诈骗犯罪事实系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重点审查:

1、被害人的指认。

2、犯罪嫌疑人的供认。

3、证人证言。

4、同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5、对合同、收条或伪造票据上的签名笔迹所做的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鉴定。

6、其他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证据。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重点审查:

1、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被害人的指认。

2、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3、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

4、能够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或者同案犯供述。

5、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涉案合同文本。

6、查证属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其他证据。

第二篇：逮捕的证明标准

逮捕的证明标准

作者：王琰

文章来源：转贴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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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5-12-29

录入时间：2005-4-28

文章录入：野樵

——兼论我国逮捕证明标准之重建

论文摘要：

逮捕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采取的强制羁押措施。由于其执行的强制性和手段的严苛性，其适用在各国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众多的限制当中，对逮捕的证据证明标准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及国外部分国家逮捕的证明标准的分析、介绍，分析我国逮捕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其重建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逮捕

证明标准

证据

前苏联法学家安.扬.维辛斯基说：“审判的艺术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证据的艺术罢了，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①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的艺术就是运用证据的艺术。证据的运用贯穿于刑事诉讼过程始终，从立案到最后的判决，无不以证据来依托。而逮捕，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最为严苛的强制羁押措施，其适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嫌疑人的确存在逮捕的必要外，还要求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判断则需要以证据为基础，来确定其是否达到了逮捕的条件要求，这就是逮捕的证明标准。

一、逮捕的特征和目的影响着证明要求

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针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②其性质是国家以公权力为依托，按照法律程序剥夺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其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刑事司法活动。其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

1、手段的强制性；

2、执行的即时性；

3、羁押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

4、逮捕对象的确定性与终局结果的不确定性并存③；

5、适用限制的严格性。逮捕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体来说就是：防止嫌疑人、被告人逃跑，保全与案件相关的各种证据；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诉讼活动的干扰；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或者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保证审判的及时实现等。

基于上述逮捕的特征和目的，可以看出，逮捕的适用由于其手段的强制性和严厉性，使其在适用的时候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其要求主要表现在：

1、对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适用；

2、被适用逮捕的嫌疑人和被告人存在着重大的犯罪嫌疑。但由于逮捕本身是作用之一是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逮捕其实又是一种保障取证的过程。因此，适用逮捕措施既要求侦查机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嫌疑人、被告人的涉嫌犯罪的证据，又不能对该证据的标准要求过高，进而妨碍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的证明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的证明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规定反映出我国法律对逮捕的证明要求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那么，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的准确含义，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的表述是：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该规定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证据是查证属实的。这是由证据的采信要求所决定的，其反映的是诉讼过程对证据真实性的要求。对此，绝大多数学者持赞同态度，并且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得到了认同。第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并且是作为逮捕对象的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这里面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有证据证明”，是只要有证据证明就可以逮捕而不论证据的证明程度呢，还是指该证据可以证实并能够认定是该嫌疑人实施了该犯罪。这实际上是对逮捕证明程度的可操作性的追问。对此问题，在96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之初，很多人认为这里所谓的有证据就是只要有证据即可，有

一、两个证据就算是有证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摸索，该观点已逐渐被摒弃，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对这些观点可以总结为：（1）相当证明说。这种观点认为，“从证明标准来讲，其证据只要求有相当的确实证据证明即可。”④（2）充分说。这种观点认为，刑诉法中的“有证据”，是指“所获取的证据必须对犯罪事实有足够的证明力，能够确认系嫌疑人、被告作案。”⑤（3）证明说。这种观点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只要求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即可，不要求达到‘查清’的程度。⑥笔者认为，“相当说”的观点所表述的“相当”的标准阐述不清晰，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算是相当，何种程度是不相当，难以界定清楚。对“相当”一词的把握，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要么失之于宽，要么失之于窄，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充分说的观点虽然表述清晰，也具有可操作性，但对逮捕阶段的证明标准要求过高，不利于打击犯罪。证明说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可的观点。

（二）我国逮捕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1、法律规定与现实脱节。在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只是一宗犯罪，其存在着很大的作案嫌疑，但尚不能达到确认其所为的程度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而嫌疑人一旦不被羁押则具有很大的逃跑或者犯罪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国的逮捕证明标准，由于能够证明是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尚不充足，因此是不能被批准逮捕的。但由于受我国侦查机关的技术手段等条件的限制及捕前期限的限制，不逮捕嫌疑人往往意味着放纵犯罪。比如，在强奸案件中大多情况是，只有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对一的陈述，而定案的关键在于对从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精液进行的DNA鉴定。而DNA鉴定往往要三个月左右才能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如果不逮捕嫌疑人可能会造成嫌疑人逃跑或者对被害人实施报复的结果，而逮捕嫌疑人又要面临着可能会造成错案的问题，从而陷入两难境界。

2、忽视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由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是从“自由心证”的角度去设计，而是从证据的客观性和强调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来规制证据制度，因此，忽略了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证据运用的主观性。从我国立法上来看，不论是判决的证据标准，还是逮捕的证据标准，都无不从证明的客观状态上进行规定。但问题在于，运用证据的司法人员毕竟是有主观意识的，因此，在实践当中不可能不在证据运用中融入主观意识。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已排除了对证据运用司法者主观性的可能，因此实践中的这种主观意识的运用实际上是无标准、无规范的，因此容易在证据运用的时候出现混乱，进而产生要么放纵犯罪，要么无视人权的结果。

3、证明标准层次性的缺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对证据标准的规定缺乏层次性，和规定本身对现实的忽视，使得司法者在证据适用上对法定的证据标准难以把握，并且缺乏诉讼证明阶段性层次标准的意识。从而使得，司法机关在实务中往往将逮捕、起诉和判决的证据标准等同起来。⑦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时候陷入，一边要面临着不切实际的证据要求，一边又要实现对犯罪的追究的无奈境地。

三、国外的逮捕证明标准介析

（一）美国的逮捕证明标准

美国大多数州把逮捕分为有证逮捕、重罪的无证逮捕和轻罪的无证逮捕，并规定了分别适用的情况和条件。一般来说，逮捕证由治安官签发或法官颁发，即有证逮捕。治安官、法官颁发逮捕证的根据是警方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构成了认定所控犯罪的“可能性原因”。重罪的无证逮捕要求实施逮捕的警员必须有“可能性原因”相信被捕者已经实施了某种重罪行为。而轻罪的无证逮捕比较复杂，各州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有些州规定，只要有“可能性”原因，警察就可无证逮捕，无论所犯罪行是重罪还是轻罪。有些州规定对轻罪的无证逮捕不仅要求有“可能性原因”，而且要求警察在该犯罪实施时在场。还有些州规定对某些种类的轻罪只要有“可能性原因”，就可无证逮捕，而对其他轻罪还要有警察在犯罪时在场。⑧可以看出，美国逮捕的证明标准就是“可能性原因”。这一规定要求：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和资料适一个正常而理智的人相信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于无罪的可能性。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具体的规定出了这一证明标准的内容：

1、犯罪行为已经发生，2、犯罪行为是被逮捕的人所实施的。

（二）英国的逮捕证明标准

在逮捕问题上，英国传统上以有证逮捕为原则，以无证逮捕为例外。即逮捕权属于治安法官，对于需要逮捕的案件一般应当先取得法官签发的逮捕令状方可实施逮捕。但随着《1967年刑事法》的实施，英国在立法上取消了传统的重罪、轻罪分类，继而划分为可捕罪和不可捕罪。根据《1967年刑事法》第二条的规定，对于正在实施某项可逮捕罪或者有合理根据怀疑其正在实施某项可逮捕犯罪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实施逮捕，警察还有权无证逮捕任何即将实施可逮捕罪的人或者合理根据怀疑其将要实施可逮捕罪的人。但英国的逮捕制度发展到《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不仅将普通法上的严重犯罪也纳入可捕罪的范围，从而间接扩大了警察的无证逮捕权；而且警察无证逮捕权还从可捕罪进一步延伸到了可捕罪以外的一般犯罪，从而将所有的刑事犯罪都纳入了其无证逮捕权内。

《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通过大幅度的扩张警察即时逮捕的权力，事实上已经排除了有证逮捕在警察调查犯罪阶段的运用。而令状主义则主要用于犯罪嫌疑人没有出庭履行传唤义务或者保释义务。⑨因此，可以说比照我国逮捕适用的阶段，英国适用无证逮捕阶段的证明标准就相当于我国逮捕适用的证明标准，也即“合理根据怀疑”。

（三）日本的逮捕证明标准

日本的刑事诉讼规则，将逮捕分为普通逮捕、紧急逮捕和现行逮捕3种，其中普通逮捕和现行逮捕是无证逮捕。普通逮捕由检察官员或者警察执行，主要针对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罪行的嫌疑人。而现行逮捕，则是逮捕对象则是现行犯或者准现行犯，对于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实施逮捕，逮捕后应立即将嫌疑人扭送至司法机关。但无论是紧急逮捕还是现行逮捕，在无证逮捕后都必须向法官申请逮捕证之手续，如果法官不签发逮捕证，应立即释放被捕人。所以，这里着重介绍的应该是普通逮捕。普通逮捕的前提是有充分理由怀疑该逮捕对象已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对于那些犯有依法应判处500元以下罚金、拘留或者罚款的罪行的人，则以其无固定住所且无正当理由而不接受传唤为条件，逮捕证由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提出申请，由法官审批和签发。因此，可以看出日本逮捕制度中的证明标准实际上就是普通逮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即“有充分理由怀疑该逮捕对象已实施了犯罪行为”。

四、我国逮捕证明标准的重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律较完善的国家，在制定逮捕的证明标准时体现出的主要特征是，均将“自由心证”思想融入其中。而证明标准则体现出客观性和主观性相结合，在正义追求上实体性与程序性相结合的特点。而其逻辑基点，也体现出高度概然性的特征。因而有效的实现了证据标准的可操作性、现实性和逻辑合理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逮捕标准的设计上应当参照国外的先进立法，并结合我国自身的司法现实，重建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笔者提出的初步构想是“在优势证据条件下的合理相信”，证明的内容则是

1、犯罪行为确实发生，2、该行为是被逮捕的嫌疑人所为。

所谓“在优势证据条件下的合理相信”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从逮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的掌握上，应当比无罪的证据占有优势。这一表述是从客观方面对逮捕的证明标准进行约束。当然，这里的所说的有罪证据必须具有可采纳性，审查批准逮捕机关需要对提请逮捕机关提交的证据进行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其他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进行鉴别。另外，在证据运用的过程当中也必须严格依照证据的采信标准来最后判定有罪证据是否是占有优势。

其次，逮捕机关的司法人员在进行证据审查后，从主观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嫌疑人就是实施犯罪行为人。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是，笔者所强调的“合理相信”并非是指司法者自身的合理认定，而是指司法者将自己放入社会大众普遍思维下的理性裁量。另外，笔者所说的“有充足的理由”并不是指利用证据只能推导出是被逮捕人实施犯罪的唯一的，排他的结论。而是依据采信的证据推导出的结论是最符合逻辑和常理的结论，产生其他结论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不符合逻辑及常理。可以说这里得出的证据结论是一种高度概然性。

进行这样表述的理由是，1、从客观上对逮捕执行机关证据掌控的程度进行界定兼顾司法者在运用证据时的主观裁断。这样做是程序价值理念的要求，也符合人类本身的思维逻辑。

2、结合我国逮捕措施实施的阶段性和实际性，为侦查机关进一步侦查提供保障，保证刑事诉讼环节的有效进行，并且在制度环节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不被滥捕所侵害。

第三篇：逮捕书格式

× × × 公 安 局

提 请 批 准 逮 捕 书

×公刑提捕字（××××）××号

犯罪嫌疑人×××，男（女），××××年××月××日生，××族，××人，×××文化程度，××××××（单位及职业），户籍所在地×××，现住×××。

简历：

案由和案件来源。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于××××年××月××日控告至我局，我局于当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于××××年××月××日与×××处被抓获，并于当日被我局刑事拘留。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一、首部

•1.文书标题和文书字号。

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别名、曾用名、绰号）、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份证件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政治面貌、违法犯罪经历及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二、正文

1.案由和案件来源。

⑴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举报（控告、移送）至我局。

⑵犯罪嫌疑人的归案情况。

2.犯罪事实

⑴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

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和情节。

⑵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有逮捕必要的事实。结合已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主要说明犯罪嫌疑人行为情节的恶劣程度、后果的严重性，以及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等事实，如有可能逃跑、自杀、行凶、串供、毁灭、伪造证据等。

3.相关证据。

4.结论部分，即提请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

第四篇：部分臭气标准

臭气排放要求

本项目恶臭排放执行

GB14554－93《中华人民共和国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095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中所规定标准，厂界标准值中的二级排放标准。见下表。序号 控制项目 单位 二级标准

（新扩改建）氨 mg/m3 1.5硫化氢 mg/m3 0.06臭气浓度 无量纲 20

第五篇：逮捕数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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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长期存在，对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关键词：逮捕数量 逮捕率 理性解读 功能异化

阅读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话似乎令人“振奋”：“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将指出我国逮捕措施适用的现状及其特点，陈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异化的表现，提出矫正之策，为我国逮捕制度的现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①]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②]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③]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因此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期限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⑤]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颗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⑥]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动一直没能走出边清边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政府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羁押条件有限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方面出现交叉感染现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回归社会。考察一下我国看守所的羁押状况，就可得出这样的判断。（4）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却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刑罚要件，法律的尊严与****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5）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这一因素，那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对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无需赘言，不仅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减少贫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笔帐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在英国，羁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费用约为600英镑，[⑨]而伦敦地铁司机的周均工资不及500英镑。经济成本高昂成为英国保释制度发达的重要因素。被羁押人是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社会财富，这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损失。（2）政府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以及超期羁押，过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宪法保障****的权威性降低，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而由此给政府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也是相当大的。（3）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面临违反程序办案以及侵犯****的压力与指责，严重损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羁押难，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对普遍羁押的现实，超期羁押的预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务重、难度大。而清理超期羁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羁押增加了因错案而致国家赔偿的几率，同时因承担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而使得检察机关纠正错案愈加被动与困难。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或者勉强起诉，或者解除逮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洗清“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三、逮捕功能的异化

面对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数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应当如何理性解读呢？应当说，强调普遍逮捕与高逮捕率与****入宪的精神以及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根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措施被严格限制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国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释制度相当发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释在外等待开庭。这一方面降低了羁押的数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在强化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国，有关自由被告人在开庭前夜自动入狱的规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废除。[⑩]但在我国实践中，逮捕被过多、过滥地适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异化了。逮捕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逮捕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数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击犯罪，重社会稳定的产物。我国传统诉讼观念认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通过对犯罪实施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同样是把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数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来看待的，尤其是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力度之大来宣传的。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的内容，公安机关也进行提请批准逮捕人数及批准比例的统计。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以及公安部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我国逮捕数量非常大，逮捕适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批准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为89．9%。2002年批捕率为92．42%，2003年批捕率为92．78%。[11]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普遍把批捕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甚至规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有的地方为5%，有的地方为7%，以避免打击不力。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逮捕时常见的情形是：公安机关通过种种手段向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诉率。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有了高批捕起诉率就可以称打击犯罪多么有效，检察机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顺水推舟，而将案件批捕起诉。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也要和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才能获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为衡量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的指标，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是否得力的标尺。在一个时期内，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即认为是打击不力的表现，进行过问甚至干预。

衡量逮捕制度的优劣与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的程度为标准。以批准逮捕的案件数量来表明打击犯罪的力度无疑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批捕的数量和批捕率的高低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护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脚。第二，逮捕被视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曾出现过“逮捕法办”这一词语，可见，逮捕被作为一种惩罚和追究责任的形式来看待。

第三，逮捕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未决羁押带有惩罚的色彩，成为刑罚的预支，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是“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