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孔铃合同诈骗罪案辩护词

第一篇：卢孔铃合同诈骗罪案辩护词

鲁XX合同诈骗罪案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浙江光正大（上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鲁XX家属的委托，指派黄华望律师担任其一审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活动。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本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鲁XX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指控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鲁XX不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不具备合同诈骗罪客观要件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因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被告人与被害人发生经济纠纷首先源于第三方河北XX公司违约后拒不承担违约责任又恶意嫁祸于人造成的，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作协议无法履行；其次是中国XX集团总公司为刷清自己，拒不承担其下属温州分公司及员工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规操作引发的法律责任，致使鲁XX丧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授权委托人的合法身份，导致合同无效，索赔无门，资金链断缺；再者被害人要求巨额赔偿超出鲁XX承受能力；加之司法机关受上述相关公司炮制的假象迷惑而错误启动刑事程序，从而使原本能妥善解决的民事纠纷演变成复杂的刑事冤案，导致鲁XX蒙受牢狱之灾，造成被告人和被害人数百万经济损失。

辩护人认为，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无论是社会效果，还是法律效果，都是不妥当的。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本案仍属于民事纠纷的法律关系范畴。因此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建议公诉机关以证据不足撤回公诉，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指控罪名不成立。分述如下：

为了弄清鲁XX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本案已经查明的下几个基本事实：

一、詹XX是中国XX集团总公司温州分公司实际负责人，其涉案行为系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承担。同理，被告人作为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代理资格及其以中国XX集团总公司名义签署的合同理应得到中国XX集团总公司追认，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承受。中国XX集团总公司疏于管理，其分公司及员工违规操作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中国XX集团总公司承担，被告人作为善意的第三人，应受到法律保护。中国XX集团总公司方面出具的证据材料不等于就否认该行业惯例中实际存在的工程挂靠、内部承包等现象。行政违规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二、鲁XX与被害人之间是内部合伙或合作关系，与XX公司的施工合同并没有转让，合同主体仍是中国XX集团总公司与XX公司；鲁XX有无经济实力不是施工合同生效或解除的条件。鲁XX与被害人合作，引进资金，可看作承包方增强了工程施工实力，是积极履行合同的表现。河北工地未能如期开工责任在于XX公司，鲁XX是受害人。XX公司出具的材料是虚假伪造的，不能采信。

三、鲁XX与被害人李X之间相关问题。

1、涉案金额。被害人交付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工程前期协调费用，是被害人对鲁XX前期开支的补偿，无须返还；按《合作协议》约定，李X应支付给鲁XX“合作订金”360万元，实际上其仅付了100万元。现已还款50万元，涉案金额应为50万元。

2、鲁XX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没有对被害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没有携款逃跑或将涉案款项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肆意挥霍等。未能及时还款的直接原因是李X提出441万元巨额赔偿的过分要求，致使双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3、造成被害人李X损失的根本原因是河北XX公司违约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不诚信的行为戏剧般结合，导致工地未能开工项目流产后索赔无门。本案应怎么解决呢？建筑施工承包合同因甲方违约或其他原因导致项目流产造成损失，是正常的商业风险，属于民事纠纷，李X与鲁XX应共同以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名义追究河北XX公司违约责任。根据《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约定：“未按期通知承包方进场，发包方要双倍返还定金，赔偿给承包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人工工资及承包方为履行合同所支出的一切费用），还应按总工程预算价款（346518906元）的1%支付违约金。”河北XX公司依法应赔偿中国XX集团总公司600多万元。如果按此思路解决，双方的损失基本上都能得以补偿。遗憾的是双方缺乏理性沟通和依法维权意识，警方以案前调查为由过早过多介入经济纠纷，造成中国XX集团总公司、詹XX、河北XX公司、诸葛兄弟等相关涉案当事人对本案纠纷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出于对牢狱之灾的恐惧，个个均努力设法刷清自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故而演绎成今日这场本不应有的悲剧，被害人和被告人均成了该悲剧的牺牲品。

具体观点与理由详述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合同诈骗罪的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因此，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必须具备该条规定的上述五种情形，在主观上还必须具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结合前述论证的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对照本条法律规定，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被告人鲁XX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涉案款项的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施该条法律规定中的五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其行为只是民事违约行为，不具备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且侦查程序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之处，因而，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一、公诉机关指控的程序违法，指控罪名不能成立。

首先，本案被告人已严重超期羁押，公诉机关滥用补充侦查已达三次以上。鲁XX于2012年11月5日刑拘至今已一年，从上次庭审时，公诉机关建议补侦至今亦有3个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目前本案已补侦三次以上。根据刑诉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其次，证人不出庭，程序违法。

在庭审前，本辩护人已经依法提交请求通知控方证人出庭接受质证的书面申请，但是，今天庭审，无一证人出庭接受质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可以不出庭的情形，该条第二款中规定为：“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一）未成年人；

（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

（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

（四）有其他原因的。”在本案中，所有证人均不具备该条款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出庭的情况，因而，其程序违法。

二、鲁XX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1、签订《合作协议》时，鲁XX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被害人款项的目的。2010年10月，鲁XX受中国XX集团总公司委托与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当时鲁XX并不知道中国XX集团总公司温州分公司实际负责人詹XX出具给他的委托手续和公章是伪造的，没有也无法预料到河北承德工地未能开工，更没想到河北XX公司为推卸自己违约责任嫁祸陷害他。鲁XX认为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手续是合法有效的，承德工地是能够顺利进展的。正是基于此因素，鲁XX才与李X合作，引进资金与技术，增强实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李X也是基于此才参与该工程合作。在与河北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还是与李X签订合作协议，鲁XX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鲁XX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供述——问：你不考察就与河北XX公司签订合同，这种不负责的行为直接导致李X受骗，你怎么想？答：我也没考虑过后来发生这件的事情。说明鲁XX当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鲁XX已查看了河北XX公司营业执照、与政府的合作协议、资金证明、发改委的项目批文以及施工图纸等，且XX公司保证到2011年3月15日开工及承担未如期开工造成损失的责任，尚未及时考察开工许可证、土地征用证、炸药使用证及备案，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社会交易安全的信赖和节约交易成本考虑，且上述证件是在开工后陆续办理的，并非签订施工合同的前置条件。侦查机关制作的讯问笔录明显存在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主观倾向，有诱供嫌疑。

2、在履约过程中，鲁XX也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

首先，根据已经查实的事实证明，鲁XX为争取河北承德工地施工项目及推进工程进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前后共花费近百万。如果鲁XX存心诈骗的，何必干此傻帽事花冤枉钱。鲁XX与其他矿山井巷从业人员同样一直是在积极努力争取工程项目推进工程进展，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鲁XX在履约工程中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

其次，造成被害人李X的损失是工地未能开工，其责任在于河北XX公司违约毁约又拒不承担赔偿责任，鲁XX也是受害人。河北工地未能按约定如期开工后，鲁XX一直为此事与河北XX公司交涉，并及时将情况向李X汇报并与其协商善后事宜。从鲁XX三次主动到XX市公安局接受传唤，努力筹款还款来看，其也一直没有逃跑，可见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目的。其实，本案未能圆满解决：一是李X要求过高，二是缺乏依法维权意思和能力，三是警方过早介入原 本应属普通的经济纠纷演绎成刑事冤案，使相关当事人产生错误认识实施一系列错误行为，从而导致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索赔经济损失。并不是鲁XX造成的，也不是他不想还款。

三、鲁XX事后主动协商并积极还款的行为，足以证明其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公诉机关指控其“拒不退款”不成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行为应按合同及纠纷处理，不构成犯罪。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鲁XX鲁XX收到李X200万元后，一部分用于涉案工程项目，一部分用于其他项目投资，想以此实现财富增值，增强自身履约及承受风险损失能力。这是正常合法的民事行为，不能证明其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在本案中，鲁XX自始至终没有逃匿，积极与河北XX公司交涉催促其开工，并主动地向被害人李X披露未能开工及河北XX公司违约的情况。2011年8月，李X提出赔偿441万元后，鲁XX表示愿意先退还部分本金，并多次来XX市积极协商还款及善后事宜，倾其所有，积极主动的偿还50万。被告人鲁XX的以上种种行为，足以表明其主观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违约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河北XX公司违约和其他相关涉案当事人的背信弃义及被告人、被害人均欠缺依法维权意识，错过并丧失民事索赔机会。但是在事后，鲁XX仍能积极主动配合XX市警方传唤，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并积极努力的偿还债务。

其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1985年7月18日）》第四条第二项：“关于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应认定诈骗罪还是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问题

１．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个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虽经过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规定，鲁XX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经过了最大的努力，最终还是由于其意志之外的原因，造成了其最终没能完全履行合同，但是，也已经履行了部分的合同，偿还了50万债务，根据此条款的规定，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民事纠纷，足以认定被告人鲁XX在主观上不具备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的目的，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鲁XX没有隐瞒事实，公诉机关指控其隐瞒事实不能成立。

1、鲁XX受中国XX集团总公司委托与河北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基于其与中国XX集团总公司之间形成的挂靠关系和中国XX集团总公司出具的委托手 续等，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代理行为，不存在“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

尤XX（中国XX集团总公司华东分公司经理）陈述：其是温州分公司名义负责人，从来未去温州分公司主持工作，该分公司主要职能是承接业务，收取管理费，詹XX在该分公司负责承接业务，收取管理费。可见詹XX是该分公司实际负责人，得到中国XX集团总公司的认可和授权，其在中国XX集团总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正常营业场所内实施经总公司授权的行为，当然是职务行为。詹XX在该分公司营业场所内收取了鲁XX管理费，约定了挂靠协议内容和管理费收取比例和方式，并出具中国XX集团总公司委托手续和公章等，鲁XX与中国XX集团总公司之间即形成挂靠关系或代理关系。委托手续和公章与总公司备份的是否一致，施工合同是否已向总公司申报备案，詹XX有无总公司正式任命文件均不能否定詹XX职务行为的法律后果及鲁XX与中国XX集团总公司之间形成的挂靠关系或代理关系。

2、起诉书称“2011年10月河北XX公司与鲁XX声明合同作废”与客观事实不符，敬请法庭不予认定。

2011年10月，鲁XX没有去河北XX公司处，更没有声明合同作废。此时鲁XX并不知道委托手续和公章是伪造的，施工协议和补充协议书对未能按期开工的违约责任有明确约定，此时鲁XX声明合同作废，没有理由，有悖常理。据鲁XX陈述，2012年5月24日鲁XX在XX市公安局接受第一次讯问和出具还款计划之后几天，即5月27日，只身前往河北XX公司交涉并暂借款周转。当晚河北XX公司孙XX经理给他吸了两根烟后心神迷失，加上筹款心切，故而无奈只好按XX公司的要求出具“声明合同作废，款项到位后该声明生效”的字迹。鉴于鲁XX的陈述与河北XX公司提供的材料有重大出入，且该材料系复印件，“声明”正文末句用逗号，有悖生活常理，真实性无法核对，不排除有伪造或变造可能，由此被告人及辩护人在庭审前已多次要求提供原件比对，并对其笔记形成时间和有无伪造变造文本笔迹进行司法鉴定，以查明真相。退一步讲，即使鲁XX有出具“声明合同作废”等字迹，亦是属于民法通则上的“乘人之危”或“重大误解”，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仅系鲁XX未经中国XX集团总公司盖章认可亦无权单独处分解除合同，该意思表示没有法律效力。另，按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书约定，XX公司尚未退还全部款项，该“声明”尚未生效。可见，中国XX集团总公司与XX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合法有效，尚未解除，不存在“隐瞒声明合同作废这一事实”。

五、鲁XX投资还贷还是个人开销，是正常合法，不是犯罪行为。

根据已查实的事实，鲁XX鲁XX收到李X200万元后，一部分用于涉案工程项目，一部分用于其他项目投资，想以此实现财富增值，增强自身履约及承受风险损失能力；少许可能偿还借款和个人必要开销，没有肆意挥霍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这是正常合法的民事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从第二份合作协议（第二条隧道）第十条约定来看，李X对鲁XX的涉案项目的开支原则上是认可的，符合该行业实情。虽然实际开销没有证据证实达百万以上，但亦有相当的数十万。

六、鲁XX的行为在客观上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要件规定的法定情形

本案中鲁XX的行为并不具备刑法第224条作规定的五种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其只是属于民事违约行为，因而，鲁XX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如前所述，鲁XX的行为不具有刑法224条第（一）项：“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也不具备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的行为。

2、鲁XX的行为也不具备第（三）项：“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情形。

3、鲁XX没有第（四）项：“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情形。

根据已查实的事实，鲁XX自始至终没有逃跑，一直在为开工努力交涉，同时向被害人联系汇报相关情况及之后还积极协商善后事宜，更未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从其三次主动配合公安传唤，制定还款计划，并经过最大努力，积极的倾己所有的财产四处筹款，还50万。鲁XX的上述种种行为，证明其没有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款项后逃匿的情形。

4、鲁XX也不具备第（五）项：“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情形。

综上，鲁XX的行为在客观上，不具备合同诈骗罪规定的五种客观要件的任何一种情形，因此，其行为只能是民事欺诈的行为，而不是刑事犯罪的合同诈骗罪行为。

七、鲁XX属于主动投案，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证明了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并有检举揭发重大犯罪的重大立功情节。

公安机关三次传唤不符合程序。旧刑诉法第92条规定（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 关的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未送达传唤通知，未到鲁XX住处或其所在的市县进行讯问。均是鲁XX主动到XX市公安局如实陈述自身涉案行为，表示愿意还款并接受法律制裁。这一切也都证明了其主观上始终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造成被害人损失无法及时弥补后，又有陈恳的悔过态度，愿意偿还债务，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这些都应该是无罪的证据。

即便假设按照公诉机关的有罪指控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上述这些行为在法律上也属自首的行为，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做出对被告人有利的判决。

我们作为辩护人，还是坚持其罪名不成立的观点，只是就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辩护改革试点，提出量刑辩护的观点，请合议庭综合考虑，如果合议庭认定为罪名成立，建议量刑时考虑其在案发后能够真诚悔过、积极主动的退款、主动投案自首、造成被害人损失根本责任是其他当事人及被告人同时亦是受害人、侦查程序有违法之处、证据不足（至少有的还属于有重大瑕疵）、事实不清等等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建议对被告人做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这是关于量刑辩护的试点改革的观点，是假设罪名成立情况下的量刑辩护。

但是，对本案来言来说，本辩护人还是坚持本案属于民事纠纷的观点，认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希望合议庭能够采纳无罪辩护的观点，希望公诉人能够以证据不足撤回诉讼或者由法院判决罪名不成立，做出无罪判决。

十、鲁XX的行为属于民事行为，但是，詹XX、河北XX公司的行为却属于犯罪行为，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被告人鲁XX在主观上没有占有被害人货款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民事欺诈行为，骗取被害人给其打款，但是，没有实施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规定的情形的行为，因而，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属于民事违约行为。应依法撤回对其指控的起诉，或者依法判决指控罪名不成立，宣告被告人无罪，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望予采纳。

辩护人： 黄华望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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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辩护词(合同诈骗)

辩护意见

宜宾县人民检察院：

贵院审查起诉中的犯罪嫌疑人郭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根据法律规定，郭XX委托XX律师事务所XX律师为其辩护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查阅了郭XX提供的相关材料，向嫌疑人了解了案情经过，并到贵院查阅复印了起诉意见书，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审查案件时参考： 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郭XX在本案中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规定，所谓“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郭XX的行为在主、客观方面均不符合该罪构成要件的要求。

一、主观方面，郭XX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一）郭XX接受谢XX转账一百万元的行为，系履行XX建筑集团公司项目部与谢XX的内部承包协议，其性质属于单位意志，而非自然人意志。在XX建筑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与谢XX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上，约定保证金支付的收款单位为“郭XX”，并且注明了账号，项目部还特别在该账号处加盖了印章。1

可见，谢XX向郭XX的账号转账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行为，实际上系履行其与项目部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保证金支付义务，项目部也认可郭XX代其收取保证金。

（二）根据XX公司与发包人XX公司的合同约定，XX公司需向其缴纳保证金。该项目内部分包后，XX公司要求谢XX缴纳保证金符合建设工程行业业务习惯。由此可见，郭XX并没有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收取保证金。从保证金的性质来说，就是发包方要求承包方为工程顺利实施并验收合格提供的一种担保，且当条件成就的情况下，接受保证金一方须向缴纳保证金一方退还。项目部收到谢XX支付的保证金后，会将该款项支付给XX公司，工程完工并验收合格后自然予以退还。实际上，XX公司承包到相关工程后再将工程原封不动地转包给谢XX，让谢XX代为享有和履行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作为XX公司的合法授权代表郭XX，在本案中的所作所为纯属建筑工程施工市场上的惯常行为。

（三）本案属于较为典型的合同纠纷（民事），合同相对人谢XX并未完全按照他与XX公司项目部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履行。即，他并未按时向XX公司项目部指定的账户存够二百万元保证金，按照他们之间的合同约定，谢XX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应当按二万元/日向项目部支付违约金。此时，郭XX根本没有任何义务要退还谢XX已经缴纳的保证金，即便是要退还，也是该由项目部来退还，并且是在扣除谢XX的违约金解

除了他们之间的协议之后再退还。该内部承包协议签订于2011年4月14日，谢XX在时隔仅仅三天未经与项目部充分协商沟通就径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其所为意在借刑事立案侦查而逃避民事违约责任的嫌疑甚大。

（四）从郭XX与贾XX等人以及他所做的其他工程项目的情况也可以表明他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将郭XX与贾XX等人签订协议又解除协议的事实列出，并认为可能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实属明显错误。其一，郭XX与贾XX等人签订协议又解除协议，纯属民事行为，与本案没有任何联系；其二，郭XX在与贾XX解除合同后且与谢XX签订合同之前，其私人帐户上尚有二百万余元的存款余额，完全有经济实力退还贾XX的保证金；其三，郭XX不仅全额退还了贾XX的一百万元保证金，还在贾XX未能正式开工但确有损失的情况下，给予了他二十三万元补偿金（贾XX出具了收条）；其四，郭XX在近十年间，大大小小做过十余个工程，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争议或纠纷。

二、客观方面，犯罪嫌疑人郭XX并未实施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财物的行为

（一）XX公司与谢XX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的两个基础合同是完全真实。XX实业有限公司与XX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总承包合同，前者将其位于四川省遂宁市XX工业园区的天然气制9万吨∕年、丁二醇及9万吨甘氨酸项目项下

堡坎、场地平整、土石方挖运等建筑施工工程发包给后者系客观事实。XX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XX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分包协议，将部分工程分包给XX公司，协议中约定XX公司应支付两百万元保证金也系客观事实。对此，谢XX及其岳父在签约之前专门单独到实地进行过考察。

（二）XX公司委托郭XX作为授权代表具体负责该项目并出具了授权委托书，也同样合法有效。在XX公司与XX公司签署的合同上，郭XX作为公司代表签字，尔后郭XX再作为XX公司代表与谢XX签订内部承包协议。可见，郭XX在本案中的身份系XX公司项目负责人，其行为包括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等行为均系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并且没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三）XX公司遂宁项目部实际存在，其成立和运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XX公司成立遂宁项目部后，其印章也在XX县公安局备案。因此，该项目部具备与他人签署内部承包协议的合法资格。

（四）XX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XX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系附条件生效合同，且公安机关立案时（甚至是现在）只有条件成就，就会生效。该合同中关于生效条件的原文表述是：“双方签订协议并完成相关手续后七日内保证金汇至甲方账户后本协议生效”。根据文意，该合同生效的条件有三：

1、双方签订协议；

2、完成相关手续；

3、保证金汇至XX公司

账户。可以看出，第一个条件已经成就，第二、三个条件尚未成就。第二个条件的成就需要合同双方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没有时间限制。第三个条件有时间限制和基础，是在第一、二个条件成就之后的七日以内。实际上，该合同尚未完全生效主要在于没有时间限制的第二个条件尚未成就。所以，即便是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情况下，谢XX与其岳父仍然希望和愿意继续和XX公司项目部合作，签订补充协议，就在于他们知道XX公司直到现在也未将工程包给第三方，XX公司和XX公司的那份分包合同完全可以履行，而并不是已经失效或者无效。

以上可见，郭XX在与谢XX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没有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谢XX在本案中也并没有基于错误的认识而交出自己的财物。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郭XX在本案中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的表现和行为，均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其行为不能构成犯罪。

XX律师事务所

XX律师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第三篇：辩护词(合同诈骗)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XXX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XXX之妹XXX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XX本人的同意，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涉及的事实及应适用的法律有了准确的认识。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2008年8月至2010年7月30日期间，被告人XXX在xxXX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施工员、项目部经理。‛而事实上，根据公安机关对被害人，证人XXX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XXX离开XXX有限公司的时间并非2010年7月30日。被害人XXX证实‚2010年8月4日，…我是上午到的XX，到了以后我给XXX打电话，XXX在公司开会。‛（见2010年9月2日公安机关对被害人XXX的询问笔录P2〃第7行）、被害人XXX证实‚8月7日上午，我就到曼哈顿来，走拢XX，XXX在开会…8月9日，我和弟弟XXX下午来到李家沱XX，我们给XXX打电话，他说‘在开会’，我们等了30分钟‛左右，XXX就出来了。‚（见2010年9月2日公安机关对被害人XXX的询问笔录P2〃第11行、倒数

第3行）。XXX证实‚在2010年8月9日15时左右，我、XXX三人到李家沱XX工地项目部大门等签合同的人。过了半小时左右，一男子从项目部办公室里出来，XXX介绍说：‘这个是XX有限公司的经理XXX。’…XXX喊我们等会，现在公司在开会，我回去交代一下。‛（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2〃第12行）。XX证实‚他是2010年8月初，大约是8月4日左右走的。…我是2010年8月4日左右受公司的委派来李家沱XXX工地进行现场管理，我来接工作时，XXX在工地办公室，我见到了XXX的。‛（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X的询问笔录P1〃倒数第5行、P2〃第1行）。XXX证实‚大约是8月9日或者8月10日，XXX就走了‚（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X的询问笔录P2〃第6行）。综上，被害人与证人证实的被告人任职的时间与公诉机关起诉书中认定的时间相互矛盾，而公诉机关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其认定的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任职的时间是区分其是否具备与被害人签订劳务工程合同以及保证该合同得以履行的能力的重要证据。因此，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被告人XXX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从主观上看，被告人XXX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即没有诈骗的故意，所以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首先，根据被告人与被害人XXX签订的《建筑工程

外墙保温施工<劳务责任合同>》上载明的签订时间，可以证实，被告人与被害人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0年8月4日（虽然被害人XXX称实际签订合同的时间为2010年8月9日，只是签订合同的时候看到被告人签订的8月4日，所以签的2010年8月4日，辩护人认为，此说法违背了一般的社会常理，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应当以合同上签订的时间为准）。此时，被告人并没有离开XX有限公司。并且，根据XX有限公司的内部规定，被告人作为该公司的项目经理，其权限包括劳务班组的确定（见2010年9月3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1〃最后1行以及2011年4月19日公安机关对XX的询问笔录P2〃第7行）。所以,作为项目经理的被告人，代表XX有限公司与被害人签订合同，是一种正常的职务行为，被告人具备签订合同以及保证合同得以履行的能力，并非有预谋地进行诈骗。其次，早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知道被害人没有承包到劳务工程后，遂立即委托代理人XXX将其当初收取的3万元保证金退还给被害人。在被害人拒不收取的情况下，被告人又委托代理人将上述款项存放于承办法官XX处，以便被害人随时领取。由此可见，被告人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目的。

2、从客观上看，被告人XXX既没有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行为，又没有骗取保证金后逃匿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利用自己曾任该公司项目部经理的名

义，私自与XXX签订假工程劳务合同，骗取被害人XXX工程保证金人民币30000元后逃匿。‛如前所述，被告人并没有私自与被害人签订假工程合同，而是代表公司的一种正常的职务行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被告人骗取保证金后逃匿的行为，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首先，根据公安机关对证人XXX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被告人在X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期间，公司为其办理了V网（即将企业内部的号码加在某个虚拟的网络里面，这个网络里面的码号在互相通话时可以享受优惠），并且由公司支付加入V网的费用。在被告人辞职离开公司以后，已不再是公司的员工，理所当然的会选择更换手机号码。所以被告人并非有意躲避被害人或者公司。其次，在被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以后，被告人委托了代理人积极参与诉讼。可见被告人并没有逃匿的意思。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规定，被告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不符合上述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的起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XX事务所律师

二零XX年X月XX日

第四篇：合同诈骗辩护词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 护 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律师

2012年9月27日

第五篇：辩护词—孔学纯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开物律师集团（洛阳）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孔学纯的委托，指定我担任其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阅读了本案的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孔学纯，根据法律和本案事实，认为公诉方指控被告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是完全缺乏事实依据的，适用法律也有重大偏差。公诉方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指控的罪名，其论证缺乏说服力。本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指控孔学纯的非法经营罪罪名不能成立，他是完全无辜的，因此本辩护人为孔学纯作无罪辩护。

一、对非法经营罪第（四）项的理解要符合立法本意，否则就会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效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无意中成为华势力的同盟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全文是：“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虽然公诉人只是笼统地指控孔学纯的行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没有明确指出相应款项，但是根据本案并不涉及该条前三项的事实，可知公诉人实际上适用的是该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空白罪状条款，这就实际上使公诉人的指控完全没有了法律依据。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该条这一项的批评相当激烈，其主要观点是：“非法经营罪”该项是一种典型的“空白罪状”，其实质是授权政府制定罪与非罪的界限，这是违反立法者的立法本意和宪法原则的。

“非法经营罪”第（四）项受到的第一重诟病，主要是因为其外延不清晰，从而极易导致滥用刑罚的“口袋罪”，造成冤假错案，形成为渊驱鱼的不良后果，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只要某项犯罪的外延不清晰，事实上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就是没有法律规定而强加于不特定公民刑罚，就是错误的处罚。

“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还具有另一重更严重的弊端，不但违反“罪刑法定” 的刑法原则，更违反了宪法原则和基本的法治精神。它是一项所谓的“行政罪”。“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在《刑法》第96条中被界定为“非法经营”之“法”，不是单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而且包括了“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就意味着在“非法经营罪”的罪名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事实上是由国家行政机关来决定的。“罪刑法定”之法，是单指刑法。但在“非法经营罪”下，政府颁布、修改或废止一项行政法规，就可以决定一种经营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注意不是违法）。在这里，刑法给出了一个针对公民的“空白罪状”，刑法放弃了“罪刑法定”这一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权力无端给予刑事处罚的根本原则，预先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制定或改变罪与非罪的标准。在本案中，更为荒唐的是将这种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由出版行政部门的两个工作人员（即两个鉴定人）来行使，这尤其是将行政权力在司法活动中滥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这一空白罪状，不少法学专家表示了强烈的批判和无比的愤慨。这些专家的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愤慨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对这一规定实际上已经被否定，政府的定罪权被取消，这一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还有注意不到之处，以至于表现出不该出现的愤慨。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著名的“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容挑战的。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一款

（四）项没有明文规定这种犯罪行为的犯罪构成和罪状，根据这一原则，就“不得定罪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八、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上述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是上位法的规定，是国家法律 的根本原则，不仅明确了行政法规无权设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不得通过制订行政法规涉及司法制度，而且也明确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六条对“国家规定”的解释中所随意扩张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这就使得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中的“国家规定”恢复到指“法律”的立法本意，也使得所有根据行政法规剥夺公民政治权利，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成为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是为类推原则设计的法条，在类推原则已经废止的情况下，这一法条也就实际上失去意义，不能再在司法实践中适用。1979年版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有名的“类推”制度。在97版刑法中，这一类推制度被废止。由于立法的惯性，导致这一制度死而不僵，改头换面后在第二百二十五条中出现。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在整体上的不断进步，使这一规定实际上成为违反宪法等上位法的基本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无效的条款，也就使得所有根据这一项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处理案件的行为成为违法行为，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行为。既然如此，本案的指控如果是根据上述第（四）项规定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毫不犹豫地认定其没有法律依据。

二、公诉人指控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孟津县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而孟津县印刷厂涉嫌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1、要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首先要指控位红霞涉嫌非法经营罪，但是现在并没有任何国家司法机关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罪，如果指控其涉嫌非法经营罪，首先必须证明其行为在行政上违反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

指控位红霞涉嫌非法经营罪的直接法律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在这里，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设定罪状，涉及到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这已经是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行为，理由前文已述，此处不赘。而本罪中可能违反的“国家规定”，只有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因为其他行政法规以下的行政规章，是不能作为“非法”之依据的。该条例直接根据宪法制定，其目的之一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根据《立法法》，行政法规是无法对公民的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因此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非常清楚，它不能约束和剥夺公民的出版自由，只能针 对经营性的出版市场的活动进行规范。因此，该条例的管辖范围是“出版活动”，而不是“出版物”，公民的出版物即使违法，也不能证明其出版行为违法。

辩护人认为事实上《出版管理条例》也正是这样规定的。它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出版活动，适用本条例”。再据第二条第二款的解释：“本条例所称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国务院根据这个条例建立了一个严格的、由国家出版单位来垄断并由国家进行预先审查的出版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出版”概念是非常狭窄的，出版成为一个与“市场”、与经营活动相联系的概念。根据该条例，新闻出版管理机关只能对印刷或复制单位，发行、销售或出口单位及上述环节中的经营活动进行处罚。如条例的第四条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于是这个条例就预先排除了对大量的非经营性的、私人的印刷物的管辖。人们可以印刷自己的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人们也可以为了宣传党的决议、宣传国家政策、传播宗教观点等目的印刷资料予以赠送或者免费发放。这些行为都与“出版市场”、经营活动或经济效益无关。因为我国目前《出版法》缺位，国务院的针对出版活动的条例，没有也不可能涉及非经营性的私人印刷物的问题。而且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保障”。“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里，条例没有说公民行使出版自由必须得到批准或许可，也没有规定出版、印刷、发行、复制单位有权对公民个人出版或者印刷的出版物有审查或者许可的权利。根据上述论述，可知位红霞以个人名义到印刷厂印刷出版物，其行为并不违反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违法行为。

2、豫新出鉴[2007]第115号出版物鉴定书不能作为指控孟津县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的依据。

首先，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不认为孟津县印刷厂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上述鉴定的依据是《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和《出版管理条例》，这就说明其鉴定的目的是为了决定是否对行为人处以行政处罚，而不是为了刑事处分。该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事项”。“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不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不予行政处罚通知书，说明不予行政处罚的理由，送达当事人”。尤其是该条进一步明确“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决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应当制作建议追究 刑事责任意见书，连同有关材料和证据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这一规定充分表明了刑法的谦抑性，说明只有在通过行政、民事的方法不足以打击和制止犯罪时，才会根据刑法的规定启动刑事程序。在本案中，由出版行政机关指定的鉴定机关和鉴定人员只是作出了特指的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的意见，并没有建议出版行政机关对孟津县印刷厂采取任何行政处罚措施，甚至没有作任何表态，更没有建议作出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书，这就说明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并不认为其行为属于行政违法。

其次，鉴定书所指的特定出版物属于非法出版物，只是鉴定人和鉴定机关的鉴定意见，并不是政府向社会公示的通知或者内部通知，孟津县印刷厂在没有这个鉴定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样的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物，也就不可能拒绝印刷。前文已经说明，公民个人的出版行为不属于《出版管理条例》的管辖范围，法律没有对其有具体规定，因此印刷厂就没有理由拒绝印刷。这就如同一个单位或者个人建设一座违章建筑，将工程发包给一个施工企业，最后行政执法部门认定该建筑物是违章建筑，只能处罚业主，而不能处罚施工企业，更不能处罚施工企业的施工人员。

其三，认定企业涉嫌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企业构成行政违法，企业构成行政违法的前提是其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假设企业面临的是行政处罚，他们可以进行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获得一个完整的行政和司法救济机会。但当企业在没有经过行政处罚阶段而直接面临的是刑事处罚时，他们在刑事诉讼中，反而不能针对公诉方对其行政违法性的认定获得一个完整和单独的诉讼机会。他们对其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行政违法性的辩护，只能在一个专门的刑事法庭上得到一个并合的、事实上是被简化了的甚至被忽略了的机会。这里的司法不公正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给那些遭受更高的刑事指控的被告提供的保护，反而不如给遭受更低的行政处罚的当事人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判决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极大的质疑，法律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损害，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根本利益。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至少法庭是会认为本案的刑事指控是不成立的。

3、孟津县印刷厂印刷公诉人指控的出版物的行为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被列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非法经营罪，一个重要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也明确将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列为客观要件。

但公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孟津县印刷厂印刷上述书籍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其一，被告没有销售行为，没有市场经营，只是一个为公民个人印刷出版物的行 为，且没有流入社会，不可能也无法扰乱市场秩序。

其二，孟津印刷厂印刷指控的书籍，只收取了一万元押金，全部加工费也只有一万多元，这甚至不够加工成本，作为一个国有企业，这实际上是工人们在为生存而挣扎，不是什么营利活动，非法经营的目的是为了营利，而本案实际上是工人们为了生存，我国对于人权的基本观点是“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因此，孟津印刷厂这种无营利的劳务行为不可能扰乱市场秩序。

其三，如果公诉人指控所指书籍可以公开出版，还可以说孟津印刷厂的行为损害了出版和销售这种书籍的经营者的市场利益。但在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下，这些书籍迄今都是不能出版的。我们在全国任何一家书店都买不到一本这种书籍。这就使得公诉方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时必须指出其到底扰乱的是什么秩序？是市场管理秩序还是其他书籍的出版管制秩序？如果是后者，是不能控以非法经营罪的罪名的。这是由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来决定的。

其四，侦查部门的侦查卷中的扣押物品清单记载，其查获的指控书籍成品量是两个数据，一个是1490本，另外一个是3480本。总数是4970本。并且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其中的3480本是在补充侦查卷中查扣的，时间却是同在2007年10月9日。这就说明了孟津县印刷厂印刷的书籍也没有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一款三项规定的经营图书5000册的标准，更没有达到其第二项规定的非法所得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标准。

鉴于上述理由，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方的起诉是不成立的，法庭应当依法判决孟津县印刷厂无罪。

三、孔学纯的个人行为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方对他的指控更加不能成立，公诉方指控孔学纯涉嫌非法经营罪，只是因为其指控孟津印刷厂涉嫌非法经营罪，这从前述辩护意见和对本罪的犯罪构成的分析中可以一目了然。

1、从主观方面分析，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即行为人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故意实施非法经营的行为。本案中孔学纯既不是知道印刷品的内容而故意追求对这种印刷物的印刷，更不是为了追求非法利益。并且其作为个人，在这种行为中也不可能获得额外的非法利益，在这一事件中，孔学纯只是在知道有公民以个人身份要求印刷书籍时没有拒绝。同时，鉴定意见也认为，他们厂印刷的几种书籍，只有一种是非法出版物，并且这种意见并没有在事前作为政府意见向社会公示或者向企业通知，只是鉴定机关和鉴定人的意见，因此，孔学纯也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印刷物的非法性。

2、从客观方面看，企业印刷书籍的行为并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这在辩护意见第二条中已经阐述，在这种情况下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相信人民法院会充分考虑这一意见。

3、从主体方面分析，孔学纯不具有本罪的犯罪主体资格。本案中公诉方指控的犯罪单位是孟津县印刷厂，这是一个国有企业。根据《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第三条的规定，租赁经营，并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根据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承租经营者是指承租经营企业的个人，承租经营者是企业租赁期间的法定代表人，行使厂长职权，对企业全面负责。孔学纯既不是承租人，也不是合伙人，更不是政府委派的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承租人委任的经营管理人员。同时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党委、工会等组织也不因租赁经营而消亡，而企业中有专门负责业务的主管人员，有负责印刷车间的车间主任，有负责装订车间的车间主任，这就说明企业的领导管理层是健全的，为什么就单单由孔学纯一人承担领导责任？孔学纯在到印刷厂打工之前是洛阳市迎宾馆的厨师，对印刷业务一窍不通，不可能成为公诉人指控的犯罪的主体。因此，从犯罪主体上分析孔学纯个人决不可能涉嫌本罪。

4、从客体上分析，因为孟津县印刷厂的印刷行为不可能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这在本辩护词第二条中已经充分论述，孔学纯的个人打工行为就更不可能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因而孔的个人行为并不侵害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根本不可能构成本罪。

同时，根据侦查案卷可知，孔学纯在面对侦查机关的讯问时，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隐瞒任何案件事实，也没有虚构任何情况，这就说明他内心是无愧的，虽然他并不知道他的行为的性质，也不知道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综上所述，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立法本意，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本辩护人根据作人的基本良知，根据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操守，提出孟津县印刷厂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孔学纯更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不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受到刑法惩罚的辩护意见。对这一意见，请求法庭从保护国家根本利益、保护公民基本人权、保障社会和谐、防止给国外反华势力以人权口实的高度，根据法律职业需要的良知，充分考虑，作出对被告的无罪判决。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谢谢人民陪审员！

开物律师集团（洛阳）事务所 执业律师 2008、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