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逮捕必要性说明

第一篇：第一条逮捕必要性说明

加大侦捕诉协作力度 避免“夹生饭”案件发生

市检察院探索命案提前介入新机制

本报讯 在我市，一旦发生命案，公安机关要在现场解封前，通知检察机关派员介入，市检察院接到通知后及时安排检察官赶赴现场，了解案情，同步监督现场勘查，引导侦查，提出完善、固定、转换证据的意见，并参加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2010年4月，市检察院为进一步规范命案办理工作，加大侦捕诉协作力度，与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命案侦捕诉协作机制实施办法》，规定检察机关必须派员介入命案现场勘查，必须参加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由以往的事后监督变为事中监督、同步监督，有效避免了命案办理中容易出现的因取证不及时、证据保全不力而造成“夹生饭”案件发生。

该办法规定，命案现场解封前，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检察机关派员介入，检察人员介入现场勘查的，应当遵守现场勘查的相关规定，对现场勘查人员、见证人的资格、勘查程序、提取物证等均实施监督引导，但不得影响公安机关的正常现场勘查，对现场勘查中出现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提出纠正意见。

公安机关不能立即确定是否属于命案的案件，应当在接到报案后及时通知检察机关共同协商决定是否介入现场勘查、介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

公安机关对发生的命案，拟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要及时通知检察机关派员介入。检察人员介入讯问犯罪嫌疑人，由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共同派员，并应当制作《介入讯问命案犯罪嫌疑人情况表》，经侦查监督部门负责人审批后，连同审查逮捕决定一并送达公安机关。

对于案情复杂的命案，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前，检察机关认为被害人及家属的陈述或者主要证人的证言不够完善，可以建议公安机关询问，检察机关可以介入。命案侦破后，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案件情况通报会，检察机关参加人员应当针对案件证据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检察人员提前介入，有效提高了办案效率和报捕质量，2010年以来，我市发生的命案，市检察院全部派员介入命案现场勘查和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后，该院均在一至五日内作出了批捕决定；截止到目前，所有提起公诉的命案，法院全部作出有罪判决。

提前介入是诉讼监督前移的一项制度，是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权力，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办案快速流转，形成打击犯罪合力的一种有效手段。2009年，我院与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侦查监督配合机制的若干意见》，形成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与协作，增强打击犯罪合力，并对刑事诉讼中提前介入作了若干规定。2009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15件 474人，提前介入66件，其中，参加现场勘查28件，介入重大复杂案件38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成效显著。

一、主要做法

1、坚持适度介入和专人介入相结合

适度介入即在介入案件方式上重引导、建议，在介入内容上重事实证据的排疑补漏，在介入程度上不干预或妨碍侦查，不对案件处置作表态或承诺，做到“介入不越权、建议不决断、监督不干扰”。如周某某、李某某等人聚众斗殴案，该案的两个团伙因争夺赌场保护费，在湖滨大道进行械斗，造成多人受伤，一人死亡，社会反应强烈。案发后，我院侦监部门提前介入案件，仅用4天时间即批准逮捕19人，追捕1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

专人介入即选派理论功底扎实、工作经验丰富的检察官介入侦查，以确保介入侦查引导取证的质量。如杨某等人抢劫金店案发生后，我院侦监科长提前介入，就取证方向和证据收集进行引导侦查，由于引导得当，该案证据固定到位，公安机关报捕后，我院迅速批捕，并顺利交付审判。

2、坚持通知介入和主动介入相结合

通知介入即对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重大恶性案件，涉及面广、侦查取证困难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党委政府重视或是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三类案件，公安机关及时通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形成打击合力。如刘某某职务侵占案，该案严重影响当地稳定，可能引发群体上访事件，公安机关及时向我院通报案情，通知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我院立即派出侦监干警提前介入，参与案情分析，引导侦查取证，并在报捕后仅1天就作出逮捕决定，迅速平息了事态。2009年至今，居巢区检察院以这种方式介入重大、有影响的案件38件。主动介入即注意在报刊、群众交谈、办案中发现涉及社会稳定、民生或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线索后，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情况，主动介入侦查。如我院立案监督刘某容留卖淫案，就是在办案中获得案件线索，监督立案后，主动定期跟踪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并通过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犯罪证据，最终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六个月，罚金5000元。

3、坚持个案介入与类案引导相结合

在个案的提前介入中，通过听取案情介绍、参加案件讨论、参与勘查现场、阅读卷宗等方式介入刑事侦查活动，把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以及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予以前置，既整合了办案资源，形成打击合力，又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如我院侦监科在提前介入一案中，围绕犯罪嫌疑人郭某各个犯罪事实，逐步深入，成功立案监督2件6人，7名犯罪嫌疑人均被依法批准逮捕。2009年至今，介入侦查的个案无一改变定性或补充侦查，批捕办案周期平均缩短了4天。

类案引导是通过检警联席会议、个案专题经验交流、不捕案件反馈等方式对同类案件在证据收集和规范侦查活动方面的共性问题进行整理剖析，提出意见和建议。我院针对有的伤害案件在提请批捕时伤情鉴定不能及时做出问题，专门与公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就伤情问题交换意见，明确提出需要收集病历，照片，以及法医初步伤情鉴定等重要证据。此后，这类案件批捕质量得到保证。2009年至今，我院侦监科以联席会议、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类案指导十多次。

4、坚持引导侦查与规范侦查相结合

在提前介入中，检察机关通过查阅案卷材料，系统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等各种证据，向侦查机关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引导侦查，有效提高办案质量。2009年，发出《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意见书》74份，对侦查部门全面、及时搜集、固定证据发挥了重要作用，案件的不捕率、不诉率较介入机制实施前明显降低。提前介入制度坚持引导侦查和监督侦查并重，把事后监督转变为同步监督，把审查式监督转变为参与式监督，随时发现侦查违法行为，随时督促纠正，解决了违法侦查隐蔽性强和难发现、难查证、难补救的问题。如李某某涉嫌侵占一案，我院侦监科介入案件后，通过听取案情，审查案卷，研究相关法律，认为该案属于民事纠纷，不应作为刑事案件处理，遂向建议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了案件，避免了一起错案的发生。

二、主要成效

1、在办案质量和效率上凸显“双高”。

通过提前介入案件质量明显提高，2009年9至今提请介入案件批捕准确率均达100%，无因审查失误导致法定不诉和无罪判决的情况。诉讼效率明显加快，2009年至今，我院办理批捕案件平均周期为4天，比法定的7天时间减少了3天。如震惊全市的郑某、程某等人绑架案，检察人员通过提前介入，了解案情，该案报捕后，仅在2天内作出批捕决定。

2．检警合作更为协调

2007年开展的提前介入制度，受到公安干警的普遍欢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增强，工作支持和配合更加紧密，即减少了与公安机关的相互扯皮，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加深了两家的工作感情，增强了合作意识，从而更易于开展打击刑事犯罪工作。

3．侦查监督实效得以增强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过程，不仅引导侦查机关的取证方向，而且也更加有力地进行侦查监督。确立和完善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制度，可以发现和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质量；可以将侦查活动由事后监督转变为同步监督、动态、连续监督，由被动监督转变为主动监督，通过监督来保证办案的质量，降低诉讼成本。4．严打整治合力效果凸显

检察机关通过提前介入，加强了侦捕、侦诉环节的协调配合，实现了快侦、快捕、快诉、快审，打出了集中整治的声威，增强了社会群众的安全感。

今年来,福建省漳浦县检察院高度重视命案提前介入工作,加强分析研判,强化应对措施,从加强对命案侦查活动的同步、规范、高效监督入手,充分发挥同步介入命案侦查工作机制作用,做到同步介入侦查,有效前移命案侦查活动监督关口,促进了命案高效优质查办,快速作出批捕决定,增强了打击合力。

一是做到介入适时。该院对所有命案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系协商,派员同步介入侦查活动,并在侦查环节实行动态监督,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和固定全案证据,节约司法资源,提高侦办效率。

二是做到介入适度。在介入方式上重引导建议,在内容上重事实证据的排疑补漏,在介入程度上不干预或妨碍侦查,不对案件处置作表态或承诺,做到监督到位不越位。

三是做到介入适当。根据案件的不同特点及证据收集、固定情况,采取多种适当形式介入命案侦查活动,即:参加侦查机关对命案的讨论,参加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复验、复查等,及时介入或审查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以及对被害人、关键证人的询问及笔录,杜绝刑讯逼供等不规范行为的出现,参加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联席会议等方式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及时固定关键证据。

第二篇：新刑诉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新刑诉法背景下逮捕必要性审查研究

摘要：审查逮捕是国家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法律监督职能，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适用逮捕措施可以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滥用逮捕措施则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必要性条件作为逮捕制度的消极因素，是逮捕制度的核心所在。现代刑法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比例原则都对逮捕必要性做了严格的限制，但是由于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逮捕必要性的具体内涵，导致司法实践中“必要性”判断缺乏具体标准，严重的影响了逮捕制度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实然效果。如何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寻求刑事诉讼程序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契合点，本文结合新修订的刑诉法做粗浅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关键词：必要性审查

双向说明

社会危险性

新刑诉法

一、逮捕必要性概述

（一）必要性的含义。关于逮捕必要性的含义，从不同角度考量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从适用的例外性考量，可以理解为坚持不捕为原则，逮捕为例外；从适用的严格性考量，可以理解为逮捕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而非轻微刑事案件；从是否可替代性考量，可以理解为如不采取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就不足以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从逮捕的消极性考量，可以理解为却不得已才适用逮捕措施。逮捕必要性意味着，如果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即使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且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重刑的，也不得予以逮捕。[1]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立即逮捕。概括而言逮捕需具有三方面的限制条件：证据条件；罪责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上述三个条件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只有当三种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做出逮捕决定，反过来说，即使犯罪嫌疑人符合前两个条件，但是缺少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情形下，属于没有逮捕必要，不能做出逮捕决定。

（二）“必要性”的判断标准。对于必要性标准，我们刑诉法并没有具体的概念，只是概括性地进行了表述。一般认为，逮捕必要性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具有社会危险性；二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两个有机结合才能构成逮捕必要性的法律内涵。[2]因此，认定逮捕必要性的核心在于社会危险性概念的确认、明晰。如何明确社会危险性的内涵，以提高逮捕必要性标准的现实可操作性成为逮捕必要性的关键。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对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做了简单的规定，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这种外延式的描述必然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扩张。

逮捕作为一项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直接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而逮捕必要性条件是逮捕的分水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司法实践中不能单纯依靠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主观判断，对于具有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必须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并且有相关的证据予以支持。

二、当前逮捕必要性审查存在的问题

我国立法对“逮捕必要性”未加明确，司法实践中，逮捕必要性条件被严重虚置，逮捕率居高不下，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被异化为替代侦查、进行刑罚处罚的手段，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审查逮捕案件质量不高。所谓审查逮捕案件质量不高，指虽然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在并不必要采取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而不适当的做出逮捕决定。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构罪即捕。强调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把捕人当作刑事诉讼必经程序。有的案件犯罪事实已查清，但是罪行亦不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程度也较低，但是在国家本位主义的诉讼观念下,强调国家职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广泛运用,强调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忽视人权的尊重。

2、以捕代侦。证据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而捕人。有些案件，尚无证据予以充分证明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但是的确该犯罪嫌疑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尤其是严重刑事犯罪或恶性犯罪，犯罪嫌疑人也存在“社会危险性”，侦查羁押期限届满，如果不批捕将不得不改变刑事强制措施，此种情况下为了继续保证案件的顺利侦查，为了对受害人有交待，只好以捕代侦，先逮捕。

3、以捕代罚。把捕人当作刑罚。有学者认为基于刑法有判决前先行羁押可折抵刑期的规定，认为逮捕具有“同向同性”的特征，即逮捕是“先于惩罚”，刑罚是“终局惩罚”。[3]在这一学说的影响下，司法机关把逮捕这一刑事强制措施错位的变成了惩罚犯罪的手段。

（二）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严重侵犯。正如卢梭所言，人之所有放弃自由，只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自由。逮捕作为最为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其直接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在做出逮捕决定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以及律师的的意见，但是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采取逮捕措施，是否确有逮捕必要，完全由承担控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决定。综观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公民权利公约和有关规则，我们发现国际社会对被逮捕和羁押的人的权利采取了许多特别保护的措施。被逮捕的公民主要有以下权利：（1）不受非法逮捕的权利；（2）不自证其罪的权利；（3）保持沉默的权利；（4）与律师单独会见不被窃听的权利；（5）在患病的情况下得到及时救治的权利；（6）得到人道的待遇和肉体、精神免遭摧残的权利；（7）控告有关司法人员违法的权利。反观我国法律，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并且不享有沉默权，这就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从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才可以聘请律师进行辩护，也就是说在审查批捕环节律师不可能有效介入到刑事诉讼之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以上这些显然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浪费司法资源。根据诉讼效率原则，应当尽量以最小的司法资源投入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4]司法实践中不适用逮捕必要性条件，势必会增加逮捕的人数，这不仅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违背诉讼经济原则。当前我国羁押场所在警员数量、机构规模、场地经费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有些地方没有专门羁押女性犯罪嫌疑人的场所，因此简单的做出逮捕的决定必然会增加羁押场所的压力，增加司法成本。

三、逮捕必要性条件虚置的原因

（一）对逮捕性质认识异化，人权意识淡薄。逮捕本身属于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其制度价值在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于控制犯罪。然而司法实践过程中，部分侦查人员把逮捕错误的理解为一种惩罚犯罪的方式，对逮捕赋予了便于继续侦查、防止再犯、惩罚犯罪的功能，认为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就不利于侦查工作的顺利展开，不利于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同时，尽管近年来理论界、实务界更加重视无罪推定原则、比例原则的研究，但是受多年来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侦查人员仍然习惯把犯罪嫌疑人当成了罪犯，以构罪即捕为标准滥用逮捕权，使犯罪嫌疑人未经审判而先受刑罚处罚。

（二）必要性情形以及证明责任承担规定含混。目前我国立法在逮捕必要性、社会危险性概念上都比较抽象，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只是例举了几种情形，其适用范围相当有限，这必然导致司法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只能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案件的理解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由于必要性情形缺乏实际操作性，检察人员也忽视对于必要性情形和社会危险性的评估，最终导致了逮捕必要性条件在实践中的真空状态。同时，法律规定了侦查机关在提请审查逮捕环节中需要提交相应的卷宗材料，但是没有明确规定侦查需要提供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即证明犯罪嫌疑人确有逮捕必要，这就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实际掌握必要性条件的相关证据，加之审查逮捕期限较短，检察人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一步获得证据，只能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不全面的证据材料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

（三）实践中缺乏对于“逮捕必要性”证据的重视。对逮捕证据条件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可能判处尤其徒刑以上刑罚，有证据证明有逮捕的必要。[5]“三个要件中，证据要件、刑罚要件是前提，必要性要件是关键，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每个条件都应当有证据证明。”[6]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方面重视犯罪事实证据的搜集，忽视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证据搜集，把构罪即捕作为提请案件批捕的标准，侦查机关在移送案件中为了顺利批捕，将有利于批捕条件的证据装入卷宗，而将部分证据材料不入卷，影响了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影响了案件办理质量。一些侦查人员法律知识不够，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对逮捕的地位认识不准，他们认为只要移交主要的证据材料就可以了，其他的证据可以不移交。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在批捕环节也不重视对逮捕必要性证据的审查把关，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即使没有相关的逮捕必要性证据材料，也简单的根据构罪即捕的理论作出批捕决定。新刑诉法背景下的立法完善

（一）转变观念，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是应树立逮捕权是监督权的理念。适用逮捕措施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诉法规定的逮捕权和侦查权分离的应有之义，从法理的精神来讲，批捕权除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外，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权。法律规定逮捕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就是为了更好的监督侦查，保障人权。二是树立在适用逮捕措施上的“慎捕”的理念。逮捕是一把双刃利剑，一方面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它又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代价的一种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适用逮捕的三个条件。这说明，逮捕并非刑事追诉的必经程序、必过关口，而只是为防止出现逃跑、串供或者毁灭罪证等妨害刑事追诉的情况发生及发生其他社会危险性而设置的一种例外性的强制措施。为此，必须对逮捕进行重新认识。首先对逮捕作用的认识应从获取证据向保障诉讼转变。逮捕的作用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以及防止犯罪嫌疑人再发生社会危险性。适用逮捕措施必须有一定值和量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而不能期望以逮捕的震慑力来突破口供以获取证据。其次对逮捕条件的认识应从构罪即捕向兼具“三个条件”的转变。虽然刑诉法对逮捕条件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将逮捕条件放宽到构罪即捕，而不去考虑罪轻罪重，是否有逮捕必要。第三，对逮捕的认识还应从实体意义上的处理向程序意义上的处理转变。在一般公民传统的感性意识中，逮捕是和定罪量刑联系在一起的，逮捕就是一种处罚，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在部分司法人员的意识中也同样存在，认为逮捕就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时常有采取公捕大会等形式宣传打击成果的现象，其实，逮捕只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非必经的环节，逮捕虽然直接剥夺了人身自由，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实体的处分。

（二）完善立法，制定逮捕必要性审查标准。新刑诉法采取外延例举的形式，对逮捕必要性做了一定的解释。具体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可以说新刑诉法对于逮捕必要性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司法裁量权的恣意扩张，但是该项内容毕竟是例举式的不可能穷尽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因此需要司法解释从概念内涵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三）探索建立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所谓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制度是指，侦查机关在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证据的同时，应积极收集是否有逮捕必要的证据;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除提供证明涉嫌犯罪的证据外，还应当提供逮捕必要性双向证明材料。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案件，应当对侦查机关提供的逮捕必要性说明和相关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检察机关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且可以建议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等措施。

（四）建立了听取双方意见制度。审查批准逮捕过去一般是书面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是一种单向性的审查，就是只听侦查机关的意见，没有听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意见。新刑诉法第86第1款条规定三种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应当”，即当出现上述三种情况属于成为法定情形，必须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克服了检察机关工作人员是否讯问犯罪嫌疑人的随意性。对是否逮捕存在疑问的案件进行依法讯问，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取案件当事人第一手资料，从而能够更为全面的了解案情，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做到证据扎实、案情明了。新刑法86条第2款中规定了审查逮捕过程中，如果律师提出了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此处使用“应当”，也就是说此处赋予了辩护律师陈述意见权，相对应的也就是审查逮捕工作人员必须听取辩护律师的陈述，这样客观上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力度，使审查逮捕工作人员能够“不可选择”了解案件情况。

（五）完善逮捕必要性审查相关配套制度。考察逮捕必要性制度，要从实然的角度进行思考，要想真正做到慎用逮捕，就必须寻求到能够替代逮捕措施又不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的方式，从我国当前的刑事强制措施种类上来看，要想控制逮捕数量的同时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需要进一步完善非羁押强制措施，细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规定。结语

新刑诉法还没有正式施行，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法律条文感受到立法者对于审查批捕工作的重视、对于人权的高度关注，尽管新刑诉法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予以完善，但是我们相信新刑诉法的实施必将使我国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道路上迈出重要坚实的一步。

第三篇：逮捕书格式

× × × 公 安 局

提 请 批 准 逮 捕 书

×公刑提捕字（××××）××号

犯罪嫌疑人×××，男（女），××××年××月××日生，××族，××人，×××文化程度，××××××（单位及职业），户籍所在地×××，现住×××。

简历：

案由和案件来源。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于××××年××月××日控告至我局，我局于当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于××××年××月××日与×××处被抓获，并于当日被我局刑事拘留。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一、首部

•1.文书标题和文书字号。

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别名、曾用名、绰号）、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份证件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政治面貌、违法犯罪经历及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二、正文

1.案由和案件来源。

⑴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举报（控告、移送）至我局。

⑵犯罪嫌疑人的归案情况。

2.犯罪事实

⑴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

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和情节。

⑵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有逮捕必要的事实。结合已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主要说明犯罪嫌疑人行为情节的恶劣程度、后果的严重性，以及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等事实，如有可能逃跑、自杀、行凶、串供、毁灭、伪造证据等。

3.相关证据。

4.结论部分，即提请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

第四篇：逮捕数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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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长期存在，对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关键词：逮捕数量 逮捕率 理性解读 功能异化

阅读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话似乎令人“振奋”：“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将指出我国逮捕措施适用的现状及其特点，陈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异化的表现，提出矫正之策，为我国逮捕制度的现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①]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②]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③]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因此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期限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⑤]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颗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⑥]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动一直没能走出边清边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政府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羁押条件有限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方面出现交叉感染现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回归社会。考察一下我国看守所的羁押状况，就可得出这样的判断。（4）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却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刑罚要件，法律的尊严与****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5）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这一因素，那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对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无需赘言，不仅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减少贫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笔帐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在英国，羁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费用约为600英镑，[⑨]而伦敦地铁司机的周均工资不及500英镑。经济成本高昂成为英国保释制度发达的重要因素。被羁押人是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社会财富，这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损失。（2）政府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以及超期羁押，过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宪法保障****的权威性降低，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而由此给政府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也是相当大的。（3）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面临违反程序办案以及侵犯****的压力与指责，严重损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羁押难，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对普遍羁押的现实，超期羁押的预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务重、难度大。而清理超期羁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羁押增加了因错案而致国家赔偿的几率，同时因承担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而使得检察机关纠正错案愈加被动与困难。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或者勉强起诉，或者解除逮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洗清“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三、逮捕功能的异化

面对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数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应当如何理性解读呢？应当说，强调普遍逮捕与高逮捕率与****入宪的精神以及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根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措施被严格限制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国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释制度相当发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释在外等待开庭。这一方面降低了羁押的数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在强化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国，有关自由被告人在开庭前夜自动入狱的规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废除。[⑩]但在我国实践中，逮捕被过多、过滥地适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异化了。逮捕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逮捕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数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击犯罪，重社会稳定的产物。我国传统诉讼观念认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通过对犯罪实施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同样是把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数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来看待的，尤其是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力度之大来宣传的。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的内容，公安机关也进行提请批准逮捕人数及批准比例的统计。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以及公安部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我国逮捕数量非常大，逮捕适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批准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为89．9%。2002年批捕率为92．42%，2003年批捕率为92．78%。[11]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普遍把批捕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甚至规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有的地方为5%，有的地方为7%，以避免打击不力。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逮捕时常见的情形是：公安机关通过种种手段向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诉率。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有了高批捕起诉率就可以称打击犯罪多么有效，检察机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顺水推舟，而将案件批捕起诉。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也要和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才能获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为衡量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的指标，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是否得力的标尺。在一个时期内，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即认为是打击不力的表现，进行过问甚至干预。

衡量逮捕制度的优劣与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的程度为标准。以批准逮捕的案件数量来表明打击犯罪的力度无疑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批捕的数量和批捕率的高低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护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脚。第二，逮捕被视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曾出现过“逮捕法办”这一词语，可见，逮捕被作为一种惩罚和追究责任的形式来看待。

第三，逮捕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未决羁押带有惩罚的色彩，成为刑罚的预支，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是“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12]

第五篇：第一单元说明

第一单元知识树构建说明：

毛君

本单元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了解早期人类文明产生的自然地理环境，知道古埃及的金字塔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了解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体系较为完善的法典；说出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过程与方法：利用地图找出亚非文明古国的地理位置了解他们的自然环境，分析内在联系，培养识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通过运用论从史出的方法，说明古埃及的金字塔、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古印度的种姓制度都是奴隶主剥削压迫人民的历史见证。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认识金字塔不但是统治都剥削人民的历史见证，也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人类史上的伟大奇迹。

教学重点：亚非文明的突出成就。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奴隶制的高度发展

教学难点：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特点。全面辩证地认识伯利克里统治时期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实质；结合地图，把握古代罗马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教学准备：学生搜集有关金字塔、《汉谟拉比法典》、印度的种姓制度的相

关资料和图片，并加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