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数量分析

第一篇：逮捕数量分析

逮捕功能的异化及其矫正——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的理性解读

来源：考试吧（Exam8.com）2009-10-17 11:46:00 【考试吧：中国教育培训第一门户】 论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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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实践中极高的逮捕率导致羁押普遍化，超期羁押问题长期存在，对被逮捕人和政府而言，都有损害。逮捕措施的滥用根源于逮捕功能被异化。改革逮捕制度，不仅要解决超期羁押问题，走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怪圈，更要着眼于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的宪法条款，减少逮捕数量，降低批捕率。根本之道在于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矫正异化了的逮捕功能，改进逮捕审查决定程序，完善逮捕的替代性措施。关键词：逮捕数量 逮捕率 理性解读 功能异化

阅读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有这样一段话似乎令人“振奋”：“面对刑事犯罪多发、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职能，„„依法快捕快诉，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犯罪，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全年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提起公诉867186人，分别比上年增加8．3%和9．3%。”类似的语句在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都可找到，可谓司空见惯，似乎不足为奇。从报告中的语气来看，检察机关无疑是把不断攀升的逮捕数字和与政府公布的GDP增长率相当的逮捕增长率作为一项巨大的工作成绩来总结的，而且也获得了社会较为广泛的认可。然而，在法治和****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这样的观念与保障****的现代法治理念显然格格不入。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追求逮捕数量和逮捕率的观念主导下，逮捕功能被严重异化，普遍羁押的局面才得以形成，超期羁押这一颗毒瘤才难以清除。在“国家尊重和保障****”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势下，我们必须理性地解读逮捕数量与逮捕率，矫正被异化的逮捕功能，完善逮捕程序。本文将指出我国逮捕措施适用的现状及其特点，陈明其弊害，分析逮捕功能异化的表现，提出矫正之策，为我国逮捕制度的现代化提供理念支持。

一、我国适用逮捕的现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逮捕措施的适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逮捕数量巨大，逮捕率高。近年来，每年逮捕的人数约在80万左右。由于我国实行逮捕与羁押一体化，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大约80万人遭受持续时间长短不等的未决羁押。如果加上往年积累下来的未决羁押人数，那么看守场所的实际羁押人数要多出许多。历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逮捕率即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的人数与提起公诉人数之比，也相当之高。如1998年—2002年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逮捕率为98．23%。其中，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82万名，提起公诉81．5万人，逮捕率约为100．61%。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764776人，提起公诉819216人，[①]逮捕率约为93．35%。200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侦查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811102人，而提起公诉人数为867186人，[②]逮捕率约为93．53%。2005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刑事犯罪嫌疑人404115人，提起公诉407872人，[③]逮捕率约为99．08%。从近年的情况来看，逮捕率均在93．35%以上，2001年的逮捕率竟超过100%。而从近三年的数字来看，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中逮捕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第二，羁押时间长。羁押分为拘留和逮捕后的羁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被逮捕后即带来羁押的后果，被逮捕后实施的未决羁押从侦查阶段开始一般持续到一审判决生效或二审程序终结，伴随整个诉讼过程，因此时间相当长。考察程序法律的变革可以发现，拘留和审查逮捕的期限在1979年和1996年的法律修改中两次被延长，即公安机关提请批捕之前的拘留期限从1954年《逮捕拘留条例》中的24小时延长到1979年《逮捕拘留条例》和《刑事诉讼法》中的3天（特殊情况下7天）再延长到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案件”的30天，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期限也相应地从48小时延长到3天再延长到7天。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但又规定了一些可以重新计算羁押期限的情形，使得这些期限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对此，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2条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只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29条则规定，“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应当由侦查部门提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移送本院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后应当提出是否同意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意见，报检察长决定”。由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各自管辖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重新计算羁押期限，实际上导致办案期限和羁押期限合一，即侦查、审查起诉多长时间就羁押多长时间。此外，刑事诉讼法对于审查起诉之后的羁押期限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理解就是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的法定期限。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审判阶段检察人员建议补充侦查可以延期审理制度与二审程序中发回重审制度，这就为羁押期限的延长留下了隐患。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上级法院滥用发回重审制度，导致程序倒流，刑事诉讼的时间被大大拉长，羁押的时间更是随着一延再延，致使法定羁押期限成为橡皮筋，失去了期限的意义。如河南省胥敬祥一案在审查起诉阶段，曾七次退回补充侦查；[④]河北省承德市陈国清等四人被指控抢劫出租车司机一案，先后四次被承德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被河北省高级法院三次发回重审，每次发回重审都退回补充侦查，该案在作出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长达9年之久。[⑤]在这种情况下，羁押似乎失去了期限。第三，超期羁押大量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超过法定拘留和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超过审查起诉期限、超审限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问题由来已久。此外，还存在非法羁押“合法化”的问题。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在30日内不能查清提请批准逮捕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留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条与刑事诉法法第128条第2款的规定明显相悖，因为后者规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中的羁押期限是指逮捕后的羁押期限而非拘留的期限。然而根据公安部的自行规定，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期限的拘留也被“合法化”了。长期以来，超期羁押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一颗久治不愈的毒瘤，一直困扰着我国最高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1993年至1999年全国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⑥]为了治理超期羁押，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⑦]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再次发文开展专项清理“超期羁押”活动，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25日推出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八项规定，以防止、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反弹。最高人民法院12月1日发布《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然而多年的清理活动一直没能走出边清边超、前清后超、不清更超的怪圈。

二、逮捕的影响与危害分析

逮捕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能够发挥保障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功能；运用不好，就会产生消极影响和危害。这里笔者着重对逮捕特别是超期羁押的危害，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政府两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而言，逮捕的影响与危害除了妨碍其辩护权的行使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失学、失业的现实危险。（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秩序陷于混乱。其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就动员各种力量四处“活动”，试图通过关系获得取保候审，由此增加了经济负担也催生了****；没有“社会关系”的，则不断申诉、上访，劳民伤财；有未成年子女的，所受到的影响难以估量；还有的造成婚姻关系的破裂，带来家庭的变故；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其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本人被逮捕后，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受到影响。（3）羁押条件有限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一方面出现交叉感染现象，另一方面容易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破罐子破摔以及反社会心理，不利于回归社会。考察一下我国看守所的羁押状况，就可得出这样的判断。（4）对于罪轻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应判处的刑期，侵害了其权利，也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极大的尴尬与被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羁押多久就判刑多久的现象，或者本可以判处缓刑的却判处了实刑，以此来规避赔偿义务。近年来，每年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人数都大大超过了判处徒刑刑罚人数。如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判处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158562人，判处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357991人。以上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共计516553人，而同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仅刑事犯罪嫌疑人即达764776人，由此，超过25万人被逮捕而未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从逮捕条件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逮捕的刑罚要件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虽然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超过25万的被逮捕人没有达到刑罚要件，法律的尊严与****保障功能又如何体现呢？（5）对于未构成犯罪或者依法不应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则侵权性质更为严重，往往无法补救。最高人民法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公诉案件的无罪判决率很低，均低于0．5%。[⑧]但是这一数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如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提起公诉819216人，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26124人，以上合计845340人，而同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747096人，因为每年都会有留存案件，可以忽略这一因素，那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数与法院实际判决的人数相比的话，就有近10万人的差额。这些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

对政府方面而言，逮捕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1）羁押需要投入巨额的财政资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羁押是需要支付经济成本的耗费司法资源的行为。为了羁押，需要建造看守所，配备警力、管教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这意味着政府巨额的财政支出。不必要的羁押带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使得原本紧缺的司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都需要大量资金，在羁押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投入，必然对其他事业的发展不利。据估算，羁押一人一年的费用约为1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一名学童每年200元的学费计算，这些钱足够50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如果每年少羁押10万人，就可节约出500万名失学儿童1年的学费。而投资教育的积极意义显然无需赘言，不仅提高国民素质以及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而且也是在减少贫困以及滋生犯罪的因素，有利于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笔帐是很值得算一算的。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如在英国，羁押一名嫌疑人每周的费用约为600英镑，[⑨]而伦敦地铁司机的周均工资不及500英镑。经济成本高昂成为英国保释制度发达的重要因素。被羁押人是人力资源，不仅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要消耗社会财富，这对国家的发展也是一种损失。（2）政府为此付出沉重的道德成本。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以及超期羁押，过度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使宪法保障****的权威性降低，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而由此给政府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也是相当大的。（3）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面临违反程序办案以及侵犯****的压力与指责，严重损害了其形象。（4）清理超期羁押难，且清理成本巨大。面对普遍羁押的现实，超期羁押的预防和清理工作量十分之大，清理任务重、难度大。而清理超期羁押本身又需要付出人力、物力、财力等司法成本。（5）普遍羁押增加了因错案而致国家赔偿的几率，同时因承担错误逮捕的国家赔偿责任，而使得检察机关纠正错案愈加被动与困难。有的检察机关为了规避赔偿责任，或者勉强起诉，或者解除逮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后不了了之。后者使得嫌疑人、被告人无法洗清“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结论，无法申请国家赔偿。

三、逮捕功能的异化

面对目前如此巨大的逮捕数量和如此之高的逮捕率，应当如何理性解读呢？应当说，强调普遍逮捕与高逮捕率与****入宪的精神以及无罪推定这一刑事诉讼根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在现代刑事诉讼中，未决羁押作为一种例外措施被严格限制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国外的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释制度相当发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被保释在外等待开庭。这一方面降低了羁押的数量，节约了司法资源，也维护了被告人的基本****和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秩序。在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在强化对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保障。如在法国，有关自由被告人在开庭前夜自动入狱的规定被2000年6月15日的法律所废除。[⑩]但在我国实践中，逮捕被过多、过滥地适用了，根本原因在于逮捕的功能被异化了。逮捕功能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逮捕成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巨大的逮捕数量以及高逮捕率是重打击犯罪，重社会稳定的产物。我国传统诉讼观念认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作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是通过对犯罪实施侦查和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来实现的。事实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同样是把逮捕作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把批捕案件的数量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来看待的，尤其是作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力度之大来宣传的。多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都要有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决定逮捕和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人数的内容，公安机关也进行提请批准逮捕人数及批准比例的统计。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每年的工作报告以及公安部统计数字所显示的，我国逮捕数量非常大，逮捕适用率非常高。公安部每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的批准比例也很高，如2001年批捕率为89．9%。2002年批捕率为92．42%，2003年批捕率为92．78%。[11]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普遍把批捕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甚至规定了不捕率的比例，要求把不捕率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有的地方为5%，有的地方为7%，以避免打击不力。在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逮捕时常见的情形是：公安机关通过种种手段向检察机关刑检部门做工作，以提高批捕起诉率。在此过程中，公安机关有了高批捕起诉率就可以称打击犯罪多么有效，检察机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甚至不能捕的也顺水推舟，而将案件批捕起诉。有些地方，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往往需要向公安机关说明理由，而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即便是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也要和公安机关充分协商沟通，才能获得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往往把拘留率、批捕率作为衡量公安机关侦查工作质量的指标，作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是否得力的标尺。在一个时期内，如果批捕率下降，不捕率上升，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即认为是打击不力的表现，进行过问甚至干预。

衡量逮捕制度的优劣与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的程度为标准。以批准逮捕的案件数量来表明打击犯罪的力度无疑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批捕的数量和批捕率的高低与打击犯罪的力度并不必然成正比，恰恰相反，批捕率的下降只能是****保护水平提高的最好注脚。第二，逮捕被视为惩罚和追究责任的一种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都曾出现过“逮捕法办”这一词语，可见，逮捕被作为一种惩罚和追究责任的形式来看待。

第三，逮捕承担了预支刑罚的功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未决羁押带有惩罚的色彩，成为刑罚的预支，一种预期的刑罚，号称是“先支出，再报销”，成为“未决羁押先行，刑罚再给予弥补”这样一个制度。“强制措施的预防功能、程序保障功能丧失殆尽，成为赤裸裸的刑罚的预演。”[12]

第二篇：逮捕书格式

× × × 公 安 局

提 请 批 准 逮 捕 书

×公刑提捕字（××××）××号

犯罪嫌疑人×××，男（女），××××年××月××日生，××族，××人，×××文化程度，××××××（单位及职业），户籍所在地×××，现住×××。

简历：

案由和案件来源。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于××××年××月××日控告至我局，我局于当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于××××年××月××日与×××处被抓获，并于当日被我局刑事拘留。

经我局侦查，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以上事实证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第×款，涉嫌××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此致

×××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年××月××日（公安局公章）

附：1.本案卷宗××卷××页。

2.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在××看守所。

一、首部

•1.文书标题和文书字号。

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别名、曾用名、绰号）、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份证件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政治面貌、违法犯罪经历及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二、正文

1.案由和案件来源。

⑴犯罪嫌疑人×××涉嫌×××一案，由×××举报（控告、移送）至我局。

⑵犯罪嫌疑人的归案情况。

2.犯罪事实

⑴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

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和情节。

⑵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和有逮捕必要的事实。结合已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主要说明犯罪嫌疑人行为情节的恶劣程度、后果的严重性，以及如果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等事实，如有可能逃跑、自杀、行凶、串供、毁灭、伪造证据等。

3.相关证据。

4.结论部分，即提请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

第三篇：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采用的目的与意义同其他强制措施一样，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逃避诉讼、串供、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害诉讼的行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人身意外；对其他人员产生威慑作用。去年，我院受理审

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属外来人员的有240名，其中逮捕的有232名，逮捕比例为96.7。高于犯罪嫌疑人总人数逮捕率15个百分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较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到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总人数的63.3左右。可见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犯有轻罪的多，适用逮捕的也多。这种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呢？

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罪轻的仍适用逮捕主要是由外来人员的特点特定的。

外来人员从报表分析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户籍在本省以外，多为外省农村人口（身份为农民的占外来人员的75）；户籍地普遍经济不如现居住地发达（如四川、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占了很大比例）；职业多数为在企业、工场打工人员，少数从事小生意或收旧，另有部分无业；他们的工作多不稳定，劳动收入低而且缺乏保障；在本地住在农村租住房或工厂宿舍，人员流动性强；在本地没有固定财产，基本没有本地人为亲属。

外来人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通常没有足以提供担保的财产，也没有符合条件的人能担当保证人，更没有可供监视居住的本地住所，从而缺乏采取逮捕以外强制措施的客观条件。同样因为外来人员户籍在外省，不逮捕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话，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可能性。一旦逃跑，再要将犯罪嫌疑人查缉归案，将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从司法的经济效率目标考虑，办案机关自然愿意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外来人员可能逃跑，导致个案诉讼成本急剧增加的危险是实践中不愿对即使犯轻罪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各地司法机关间的联系配合能力，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执行现状，司法机关的人力、财力、科技力以及人们对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关系的认识等原因也都影响着对涉案外来人员适用强制措施的决定。对外来人员更多的适用逮捕，客观原因是一般不具备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条件和情况；主观原因是办案人员为了防止不捕后犯罪嫌疑人不到案的情况出现。

外来人员高逮捕率的后果：一方面固然保证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案件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羁押人数不断增加，加大了国家总体司法成本；由于前期羁押时间的存在事实和司法惯性等因素，导致犯有轻罪也难得轻罚，譬如盗窃1000余元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如果用了1个月的拘留期，逮捕后又用了2个月的侦查期，公诉机关又用了1个月的审查起诉期，移送法院时犯罪嫌疑人已羁押4个多月，一般也就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而不太会处以拘役刑罚了；尤其明显的后果是与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相对照，实践中会因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不同而同罪不同罚，甚至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罪重而刑轻，譬如交通肇事致死一人，外来人员如被逮捕往往被判处有期徒刑；本地人员却往往可以在被取保候审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

虽然从保障人权等现代刑法理念来看，严格逮捕的适用，加大取保候审等非监禁强制措施的运用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现行人口管理水平、人的法律观念、司法机关的监管水平都未达到可将外来人员平等、较多的适用非监禁的强制措施的地步。对外来人员较多的适用逮捕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恐怕暂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改变。虽然有人提出可区分条件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其他强制措施，但现实中具备条件的外来人员毕竟是少数。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减少逮捕的适用，需要外来人员越来越多的在本地“生根发芽”，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逐渐淡化，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更加可靠等条件的逐渐具备，从而逐步改变现在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高逮捕率现状，最终实现强制措施的更合理适用。

对适用逮捕的犯轻罪的外来人员，在诉讼中也并非无可改善。最现实可行的恐怕是加快诉讼进程，尽量缩短判决前的羁押期限。现行诉讼法对逮捕后的侦查期限一律规定为2个月，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依法延长。而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在提请逮捕前的拘留期间已将案情侦查完毕，真正逮捕后才详细侦查的为数不多。审查起诉的审查期间也一律规定为1个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区分了普通审与简易审的不同审理期限，但也只有10天的差别。而实践中简单案件的真正侦查时间、审查起诉时间、审判时间常常用不了几天。在案件繁多的情况下，从立案、拘留、逮捕、起诉到判决在1个月左右的也不乏实例。故对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界，即可判处缓刑的案件）而犯罪嫌疑人

在押的应确立侦查结束后快捕快诉快判的规定或惯例。以使在押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外来人员有获与其罪行相应的较短的监禁刑罚。

第四篇：宏观经济统计与数量分析

第五章 国民收入分配统计分析

财政收入总量与结构分析

（１）研究财政收入总量变动的一般趋势。一般来说，世界各国的财政收入总规模是不断增加的。从国际对比来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收入规模较大，这无论从财政收入的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应如此。（２）财政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分析。通过计算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我们可以寻找到经济增长相适应的财政收入规模。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该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较好的国家又高于经济较差的国家。不过，从各国历史考察看，该比例普遍有提高趋势。

（３）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的分析。对这一比重的分析，可以反映出一国财政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多数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都相对较高。

（４）财政边际收入率的分析。财政边际收入率是指新增财政收入占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如果财政边际收入率大于上年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表明财政收入有提高的趋势。反之，则表明下降。

财政收入结构分析

（１）首先分为税收与非税收入，在税收中。再按不同的税种分析其收入结构

（２）收入的部门结构

（３）收入的经济类型构成财政支出总量与结构分析

研究财政支出规模时，更多的是利用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这一指标来研究。

一般研究支出结构着重从财政支出的用途结构、经济性质结构和国家职能结构予以分析。

我国财政支出按用途分类，首先可分为资本支出和经常性指出。有基本建设支出、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地质勘探费、工交商各部门事业费、文科卫事业费、国防费等类。

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大类。

财政支出按国家职能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及其它支出。

财政收支差额分析

财政赤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对财政赤字规模研究，一般采用财政赤字额、赤字/财政支出额(20%)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3%)作为衡量指标。另外，赤字占国有资产额的比重也可以衡量赤字规模大小。

有一些学者采用债务依存度（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国债偿债率（国债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当年GDP）、国债借债率（国债发行额/当年GDP）等指标来分析财政收支问题。

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有如下几种：

一、洛伦茨曲线图：该图横轴为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的累计人口（或家庭户数）百分比，纵轴表示对应的累计收入百分比。45度线OC称之为绝对平均线。但现实中的收入分配总是具有差异的，实际的收入分配曲线总是在45度线OC以下出现，实际的收入分配曲线L就是洛伦茨曲线。该曲线L如果与绝对平均线OC的距离越近，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反之则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二、基尼系数：从理论上讲，基尼系数计算的就是上图中A与A+B的面积之比。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反之则越小。在理论上基尼系数的最低值为0，表示绝对平均；最高值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

三、库兹涅茨比率：它把各个阶层的收入比重与人口比重(或家庭比重)的差额的绝对值加总起来。计算公n

式为：Ryipi1,2,...n...y1y2...yn100......p1p2...pn100

i1

式中R为库兹涅茨比率，yi、pi分别表示各阶层的收入份额和人口比重。这一指标的优点是计算简便，缺点是给各阶层的权数不等，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的权数较大，中间阶层的权数较小。

基尼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

“万分法”、“等分法”、利用洛伦茨曲线回归方程计算基尼系数、第四种方法是只适用于两阶层的计算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差值法”。

判断我国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应当首先分析我国的收入差距究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何种性质的效应。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发展速度的关系来得到居民内部收入的合理值，选取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发展速度和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构建如下模型：

Ｙ＝Ｃ＋ＢＸ＋ＣＸ2其中，Y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发展速度，X代表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回归并对该模型求一阶导数并令其等于0得X

第七讲国民经济投资统计分析

投资是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增加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支出。资本的增加可以分别按支出和获得原则定义。按支出原则定义时，可以称为投资；按获得原则定义时，就是国民核算中的资本形成。总投资的组成部分包括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生产者持有的库存变化以及住宅投资。固定资产总投资是指货物和服务生产者为了在今后保持或提高生产能力而承担的资本货物支出或其它规定的支出，总投资减去原有固定资产的折旧称为净投资。

一、投资分析的主要指标

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个部分。

2、新增固定资产

3、建设项目投产率

4、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

二、投资规模分析

１、投资总规模

投资规模分析就是对投资总量分析。对于投资规模的分析，可以从绝对投资规模和相对投资规模两个角度来分析。绝对投资规模是指投资总量的绝对量，相对投资规模是指投资总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就是投资率。

２、影响投资规模的因素

影响投资规模的因素较多，通常有可支配收入水平、储蓄率、利率、预期收益率、价格、经济周期性、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国际投资环境和资本流动等等。可以建立投资模型来分析投资其影响因素

３、投资规模的适度性

衡量标准：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与消费的关系、市场价格波动性、资源调配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合适、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当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投资效益等等、三、投资结构分析

投资的所有制结构分析、投资的使用结构分析、投资的费用结构分析、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分析、投资的部门结构分析、投资地区分布结构分析

投资乘数是指当增加一单位投资，引起其它需求的相应增加，最终引起经济总量增加的倍数。

投资１１１ ＝＝＝消费支出增量边际储蓄率（边际投资率）乘数１－边际消费倾向 １－（）ＧＤＰ增量 １ＧＤＰ增量每单位新增投资增加的ＧＤＰ＝＝＝ 投资增量投资增量（投资效益指标）

是选用储蓄倾向还是投资倾向？分子分母各选用什么指标？投资是在当年创造ＧＤＰ？有没有时滞？时滞如何确定？滞后一年的投资乘数是多少？

五、投资弹性系数

投资弹性系数分析主要是对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作用大小的分析，也就是当投资变动一个百分点时，带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一般理解如下公式： ＧＤＰ增长率投资弹性 系数＝100% 投资增长率

也可以通过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计算得出一个时期的弹性系数。即：㏑Y=a+b㏑X，b即为弹性系数，注意：是用增长率而不是发展速度

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投资拉动率：由于新增投资而引起的经济的增长率

投资贡献率：新增投资引起的经济增长率的比重

以Y表示GDP，t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表示为：rt=(yt-yt-1)/yt-1

若以I表示投资需求，则该年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为：

投资拉动率＝(It-It-1)/yt-1 投资贡献率＝(It-It-1)/yt-1/rt

例：如果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假定t-2年的资本存量为１００００，t-2年的ＧＤＰ为８０００，t-1投资２０００，t-1年的ＧＤＰ为８５００，t年的投资仍然为２０００，t年的ＧＤＰ应该等于多少？投资拉动率为多少？可以算出：上年资本边际生产率为0.25,如果边际生产率不变，本年的ＧＤＰ应该等于９０００。算出上年的经济增长率（500/8000=6.25%,本年的经济增长率为500/8500=5.88%.但按照前面公式计算： 投资拉动率＝(2000-2000)/8500=0说明ΔＧＤＰ来自当年全部新增投资Ｉ，而非ΔＩ(It-It-1)。

七、投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就投资方面的因素来说，可以分解为投资数量的影响和投资结构的影响两个方面。

经济总体平均增长率＝部门增长率部门投资比重

这个公式是不成立的，因为 部门当年新增增加值部门增长率部门投资额 经济总体平均增长率＝部门增长率＝部门上年增加值总投资额

我们看到，投资额乘以增加值是没有经济意义的。

如何才能将投资与增加值联系起来呢？下面的公式是正确的：

ＧＤＰ＝投资边际效益投资额＝每单位投资新增ＧＤＰ投资额

我们可以据此推导出来投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即首先计算投资结构变化对投资边际效益的影响，然后再用投资总额计算出来⊿ＧＤＰ，进而再计算出来增长率。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构造投资边际效益的结构影响指数。设部门投资边际效益为xi,t，部门投资额为fi,t，总体平均投资效益为Ｘ则有：

x1f1f1x0f1f11 x0f1f1x0f0f00 f＝x0f1f1x0f0f0其中：后一项为结构影响指数。即

其中：上式为由于投资结构变化引起的总体平均边际效益的变化量。然后，用当年的投资额乘以它，可以得到当年新增的ＧＤＰ，即 GDPfff1

然后直接用它和上年ＧＤＰ对比，即可求出当年因为投资结构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长率。

第三讲 环境统计与环境经济核算

第五篇：涉案轻罪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情况分析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采用的目的与意义同其他强制措施一样，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逃避诉讼、串供、毁灭或伪造证据等妨害诉讼的行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危害社会；防止犯罪嫌疑人发生人身意外；对其他人员产生威慑作用。去年，我院受理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属外来人员的有240名，其中逮捕的有232名，逮捕比例为96.7%。高于犯罪嫌疑人总人数逮捕率15个百分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较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到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总人数的63.3%左右。可见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犯有轻罪的多，适用逮捕的也多。这种现象是何原因引起的呢？

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罪轻的仍适用逮捕主要是由外来人员的特点特定的。

外来人员从报表分析来看，具有以下特点：

户籍在本省以外，多为外省农村人口（身份为农民的占外来人员的75%）；户籍地普遍经济不如现居住地发达（如四川、河南、安徽等中西部省份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占了很大比例）；职业多数为在企业、工场打工人员，少数从事小生意或收旧，另有部分无业；他们的工作多不稳定，劳动收入低而且缺乏保障；在本地住在农村租住房或工厂宿舍，人员流动性强；在本地没有固定财产，基本没有本地人为亲属。

外来人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通常没有足以提供担保的财产，也没有符合条件的人能担当保证人，更没有可供监视居住的本地住所，从而缺乏采取逮捕以外强制措施的客观条件。同样因为外来人员户籍在外省，不逮捕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话，不能避免犯罪嫌疑人逃跑的可能性。一旦逃跑，再要将犯罪嫌疑人查缉归案，将耗费大量的财力、人力。从司法的经济效率目标考虑，办案机关自然愿意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外来人员可能逃跑，导致个案诉讼成本急剧增加的危险是实践中不愿对即使犯轻罪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各地司法机关间的联系配合能力，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执行现状，司法机关的人力、财力、科技力以及人们对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关系的认识等原因也都影响着对涉案外来人员适用强制措施的决定。对外来人员更多的适用逮捕，客观原因是一般不具备可以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条件和情况；主观原因是办案人员为了防止不捕后犯罪嫌疑人不到案的情况出现。

外来人员高逮捕率的后果：一方面固然保证了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案件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羁押人数不断增加，加大了国家总体司法成本；由于前期羁押时间的存在事实和司法惯性等因素，导致犯有轻罪也难得轻罚，譬如盗窃1000余元的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如果用了1个月的拘留期，逮捕后又用了2个月的侦查期，公诉机关又用了1个月的审查起诉期，移送法院时犯罪嫌疑人已羁押4个多月，一般也就会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而不太会处以拘役刑罚了；尤其明显的后果是与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相对照，实践中会因为采取强制措施的不同而同罪不同罚，甚至本地人员犯罪嫌疑人罪重而刑轻，譬如交通肇事致死一人，外来人员如被逮捕往往被判处有期徒刑；本地人员却往往可以在被取保候审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

虽然从保障人权等现代刑法理念来看，严格逮捕的适用，加大取保候审等非监禁强制措施的运用是法制社会的必然趋势。但我国现行人口管理水平、人的法律观念、司法机关的监管水平都未达到可将外来人员平等、较多的适用非监禁的强制措施的地步。对外来人员较多的适用逮捕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恐怕暂时还没有其他办法改变。虽然有人提出可区分条件对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适用其他强制措施，但现实中具备条件的外来人员毕竟是少数。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减少逮捕的适用，需要外来人员越来越多的在本地“生根发芽”，以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逐渐淡化，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更加可靠等条件的逐渐具备，从而逐步改变现在外来人员犯罪嫌疑人高逮捕率现状，最终实现强制措施的更合理适用。

对适用逮捕的犯轻罪的外来人员，在诉讼中也并非无可改善。最现实可行的恐怕是加快诉讼进程，尽量缩短判决前的羁押期限。现行诉讼法对逮捕后的侦查期限一律规定为2个月，疑难复杂案件可以依法延长。而实践中大多数案件在提请逮捕前的拘留期间已将案情侦查完毕，真正逮捕后才详细侦查的为数不多。审查起诉的审查期间也一律规定为1个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区分了普通审与简易审的不同审理期限，但也只有10天的差别。而实践中简单案件的真正侦查时间、审查起诉时间、审判时间常常用不了几天。在案件繁多的情况下，从立案、拘留、逮捕、起诉到判决在1个月左右的也不乏实例。故对可能判处较轻刑罚的案件（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为界，即可判处缓刑的案件）而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应确立侦查结束后快捕快诉快判的规定或惯例。以使在押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外来人员有获与其罪行相应的较短的监禁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