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第一篇：简论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简论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蒋朝政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本文从职务犯罪侦查的角度出发，重点比较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监视居住与逮捕的优缺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指定监视居住与纪委“双规”的联系与区别，以及指定监视居住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性问题。

论文关键词 指定居所 实用性 双规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仅是一种条文的变更，更是对几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重新划分确定的过程，随着条文的更改，在侦查阶段侦查、辩护以及犯罪嫌疑人三方的权利义务重新划分，每一方都要重新认知自己的地位，各方也会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产生新的博弈。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监视居住作为强制措施修改的重中之重，基本上是重塑了监视居住制度。下面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来谈谈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问题。

一、监视居住的条件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相同，将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做同质化处理，两者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符合逮捕条件作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前置条件，相当于将监视居住措施作为逮捕措施的一种后备措施，在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而因特殊原因不适合逮捕的时候，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又无法提出保证人，也无法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这相当于监视居住也成为了取保候审的兜底措施。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监视居住主要是作为一种与取保候审相平行的措施，在相同的条件下，可选择监视居住，也可选择取保候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监视居住在常态下成为了逮捕的兜底措施，在特殊情况下成为了取保候审的兜底措施，监视居住成为了真正的兜底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两类情况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第一类情况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是无法提供保证人和保证金的。这四类情形主要都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实际困难，也考虑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第二类情况是有利于侦查机关的情况：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合理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站在侦查人员的角度，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要最深入地认识到自己在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中所处的地位，要最大程度地理解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关键在于理解好第二类情形，即因为有利于侦查机关而采取监视居住的情况。

（一）监视居住与逮捕的比较

在符合逮捕的条件下，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合理的，可以监视居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侦查机关会认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合理呢？采取监视居住更为合理，显然是跟采取逮捕措施相比较。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办理案件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会比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更为合理，更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显然，监视居住与逮捕各有优劣。

监视居住与逮捕相比，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监视居住能减小办案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看守所往往位于偏远郊区，侦查人员提讯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成本相对较高；监视居住虽然规定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但是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二是监视居住能够将律师会见纳入侦查人员的掌控之中。鉴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除法定的三类案件外，律师会见都不再需要侦查机关的许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会见脱离了侦查机关的管控，这势必对侦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而监视居住则能将此纳入掌控；三是监视居住使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无缝对接，能够提供条件支持高频度的审讯和质证工作，有利于提高案件的侦查效率；四是监视居住的期限比逮捕的限制宽松，可以达到6个月；五是监视居住中，侦查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掌控比逮捕更强，能够有效杜绝犯罪嫌疑人在强制措施期间脱离侦查人员管控的情况下，各方面信息走漏的问题。

因此综合来看，监视居住相对于逮捕，其优势主要在于侦查机关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接触犯罪嫌疑人，在需要在短时间内集中审讯犯罪嫌疑人和频繁质证的案件中，尤其是涉案人员众多、涉案证据众多、案情复杂的案件，采用监视居住比逮捕更为优越。陈卫东教授指出，贿赂犯罪，它的犯罪分子往往具有位高权重、社会关系复杂，反侦查能力和获取反侦查信息的能力非常强等特点，为了更好地打击这种犯罪，实行这样的限制对反腐败是必要的，与人民群众严惩腐败的要求也是吻合的。

（二）羁押期限届满之后的监视居住

羁押期限届满之后，强制措施可以变更为监视居住，也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既然是侦查羁押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那么显然案件相对来说是较为复杂的。但是如果在两次或者三次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之后，案件仍然无法侦查终结，那么继续近距离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监视居住在这里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的替代措施。

二、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实用性

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比修改之前条文完善了很多，但仍然留下了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可操作性仍然有待提高。

（一）监视居住的保障措施需要优化

监视居住的几个条件，包括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之后，若违反了监视居住期间应当遵守的六条规定，需要执行逮捕，那么逮捕之后，现实存在的婴儿无人哺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无人扶养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现实困难不加以解决，逮捕犯罪嫌疑人显然并不现实，也会造成社会隐患。另外，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在进看守所之前，都要进行体检，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也很难收纳。显然，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违反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并无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和惩戒。

（二）监视居住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约性小

取保候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人对犯罪嫌疑人加以制约，监视居住在此方面无任何制约，相对来说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约力比较弱，犯罪嫌疑人脱离掌控的现实成本低，心理负担小，这就将犯罪嫌疑人脱逃的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了执行机关和侦查机关。

（三）监视居住协调难度大，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性价比不高

监视居住分为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监视居住虽然能一定程度上限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因犯罪嫌疑人与家人共住，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其家人完全可以协助实施串供、毁证等行为，因此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意义不大。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所的，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较为少见，无讨论价值。对于职务犯罪较有意义的是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利于密集集中办案力量查清案件事实。然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首先要符合逮捕条件，其次要求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同时监视居住本身又需要公安机关配合，并且在办案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综合来看性价比不高。

（四）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不得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的规定，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法律做出该条规定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职权机关采用监视居住，即规避监视居住的法律规定使之变成羁押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也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不逃跑，必然要对居所进行安全化改造。包括安排人手监控监视居住的居所，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对居所内部采取软包化装修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为了防止各种影响案件办理的因素，对居所与周围环境进行隔绝化处理；派人照料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等等。其实法律虽然规定了指定居所不能是专门的办案场所，但是一旦对指定居所进行了上述安全化改造，那么该指定居所其实从实质上来看已经与专门的办案场所没有了太大区别。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该条文的规定与其说是为了从实质上规避监视居住成为变相羁押，不如说是为了从形式上让监视居住看起来能够规避变相羁押。而且专门的办案场所如何界定，其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侦查机关手里。新刑事诉讼法对于何为专门的办案场所没有规定，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只是将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留置室以及检察机关的办公区域排除在了指定的居所之外，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挂一漏万，给侦查机关留下了较大的可操作空间。

三、指定监视居住与“双规”之间引发的争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对于监视居住的场所没有特别的规定，只是提到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可见，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对于监视居住场所的规定区别在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类重大案件的指定居所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质是“双规”的合法化和扩大化，不受看守所条例的限制，将存在失控的隐患。该种说法有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妖魔化的嫌疑，实际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比纪委的双规要严格得多。

一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要比“双规”严格得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仅要求符合逮捕条件，而且要求符合三类重大案件的标准，而纪委的“双规”措施，很多时候被双规人是达不到逮捕条件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是一种立案后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追诉的一个环节，是侦查机关在掌握了犯罪的证据之后为了保障侦查而使用；而纪委的“双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对案件进行分流的措施，部分双规案件达不到犯罪标准作违纪处理，部分双规案件在达到了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才会转入刑事程序，因此采取“双规”措施的条件要比指定监视居住低得多。

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协调工作要比“双规”难度更高。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为例，要对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首先要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同意，其次要与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协调，而在实际工作中，另外还需要与提供监视居住场所以及后勤保障的部门协调，人、财、地、吃、住、行一样都不能少，这些协调工作的难度比纸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

三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司法成本比“双规”要高得多。由于“双规”是一种党内措施，因此没有法律对于“双规”地点加以规制，而且“双规”制度存在多年，场所、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纪委部门可以将特定的场所改造成“双规”的专用场所。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检察机关来说也是一种新事物，场地、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需要重新投入人力物力加以建设，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指定的居所还是一次性用品，即使建设场地专门用于指定监视居住之用，一方面维护成本将会相当高昂，另一方面难免会被质疑为是检察机关的办案场所。

四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法左右“双规”的存废。“双规”制度作为一项党内制度，其存在与否不以刑事诉讼法的变更为转移，即使许多学者的初衷是寄希望于能够籍监视居住制度的修改将“双规”制度合法化，也只能是学者的美好愿望。

因此，重塑后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是“双规”措施的合法化，更不可能取代“双规”措施，鉴于其严格的适用条件，也不存在失控的风险。

四、结论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比修改后宽松得多，但是因为监视居住存在的种种成本，一直没有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主流强制措施，有边缘化的迹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更为严苛，却反而成为了讨论的热点，经过分析，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类重大案件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引发的人们对于监视居住是否会演变成变相羁押措施的担忧；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会否取代“双规”措施的争论；三是监视居住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有无存在必要的争论。

站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立场，即使法律规定了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办理中，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是仍然找不到舍弃逮捕而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理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对于逮捕，可能会增强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制力，减少律师会见以及羁押环节信息走漏的概率，但是复杂的审批流程、多头的沟通协调、极高的后勤保障要求、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以及监管失控的风险和责任，都会导致采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付出与收获难成正比，有太多的理由让侦查机关视监视居住为鸡肋。

【参考文献】

[1] 朱燕：浅议建造合同准则实践及建议[J].会计师http://www.xiexiebang.com/2012（8）.[2] 杨庆中：浅议完工百分比法在施工企业核算中的利弊[J].山西财税，2011http://www.xiexiebang.com（1）.[3] 马彦坤、甘玉江、谢晖：谈建造合同准则在会计实务中的运用[J].财会月刊，2008（12）.[4] 周海霞：建造合同准则的应用现状及改进措施[J].财经界http://www.xiexiebang.com2011（8）.

第二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

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

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三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四篇：简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如何加强公诉工作

简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如何加强公诉工作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涉及检察机关公诉工作的修改内容较多，这对公诉工作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以检察实践为依托，阐释了修改后加强公诉工作的基本思路，并由此试图分析应对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提出挑战的基本对策。

[论文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 公诉工作 基本思路 基本对策

一、新形势下加强公诉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加快开展加强公诉工作的专题研究和机制构建

虽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较多，涉及范围较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有的规定仍然较为原则，特别是新创设的一些制度的程序规定还不系统，相关配套制度还需完善。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抓住机遇，就要对上述问题予以深入的研究，想办法、提思路、找对策。

一是要对理论性的争议积极开展专题研究。相较于旧的《刑事诉讼法》，新《刑事诉讼法》中出现了一些新规定、新概念。“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中的“有关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与“如实供述”关系等理论性内容如何理解需要深入开展专题性研究，为顺利开展公诉工作排除理论障碍。此外，对新修改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检察工作人员要及时消化吸收，严格执行。

二是要积极开展相应机制的创建工作。“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的创设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这些制度规定得较为抽象，加上诉讼职能配置以及各司法机关内部机构的调整，积极研究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建立、完善公诉工作相关各项机制势在必行。从检察机关外部看，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就羁押必要性审查、证人出庭、量刑程序等内容共同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增强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检察机关内部看，要加快建立并完善案件管理、办案期限监督、保障律师权利等相关工作机制。随着刑诉法的修改，检察机关开展公诉工作的内容以及程序发生了变化。因此，检察机关必需研究落实相应的保障机制。在机构、人员配置方面，要根据新刑诉法调配、增加的任务量，科学调整检察机关各内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在经费等物质保障方面，要科学制定财政预算，加大经费投入，提高装备和信息化水平。

（二）系统开展如何加强公诉工作的专题培训

切实提高公诉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和执法办案能力是加强公诉工作的必要途径。一是要分阶段开展培训。根据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在2013年1月1日实施。从司法实践规律的角度看，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实施一段时间后以及实施较长时间后，刑事司法实践会经历不同发展阶段，也会出现不同问题。因此，要根据司法实践规律，针对不同阶段的特殊性，明确培训方向，突出培训重点内容，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二是要注重类型化。对公诉队伍开展专题培训，既要根据审查起诉和诉讼监督等不同内容进行分类，也要根据业务专家、业务骨

干和一般业务人员等不同层次进行分类，还要根据专题研讨、现场观摩和实训模拟等不同形式进行分类。三是要处理好工与学的关系。“案多人少”矛盾一直存在，公诉工作的任务却不断加重，要取得好的培训效果必须处理好工作与培训的关系。因此，要注重将专题培训与日常工作相结合，以实践代培训，调整好工作与培训的时间分配，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加强公诉工作的基本对策

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既要充分利用其带来的有利条件，又要积极应对其提出的挑战。

（一）应对起诉风险增加的基本对策

从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具有风险是符合现实规律的。因此，检察机关应当正确认识到起诉风险是客观存在，并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尽量减少这种风险。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与证据制度的修改增加了起诉风险，但同时也为检察机关应对这一挑战的对策。

一是在起诉前充分利用证据制度降低起诉风险。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了较多的修改完善。从证据概念、种类的科学化，举证责任的明确，证明标准的细化，到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创设以及证人、鉴定人员出庭制度的强化，都是修改的重点内容。检察机关的公诉队伍要充分理解、适用好这些新的规定，尤其是证明标准的细化、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创设以及证人、鉴定人员出庭制度的强化。首先，要严格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在旧《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基础上细化了证明标准，既要定罪与量刑的所有事实均有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又要对所认定的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严格执行上述可操作性强规定有利于降低起诉风险。其次，要充分利用非法证据纠察与排除的权力。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证明责任，但同时规定检察机关有对是否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进行调查，提出纠正意见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要充分利用非法证据纠察与排除的权力，确保移送起诉的案件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以避免法庭审理阶段因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而处于诉讼劣势。最后，要重视证人证言、鉴定人出庭工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要认真审查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对有疑问或可能在庭审发生变化的证人证言进行复核和固定，同时根据需要对证人、鉴定人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可以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单位等个人信息等。

二是在起诉后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制度降低起诉风险。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焦点不明确或者无实质性争议。为有效推进诉讼流程，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新刑诉法设立了庭前会议制度，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通过庭前会议，控辩双方及当事人可以有更为充分的时间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问题进行交流。一方面，由于回避、管辖等程序性问题可以提前解决；另一方面公诉人可以充分听取辩护律师对证据等问题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在庭审前降低影响指控犯罪的变数。

此外，检察机关还需要积极建立并完善律师接待制度，及时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收集辩护人提供的犯罪嫌疑人无罪等证据，以综合分析案情，降低起诉风险。

（二）应对起诉任务加重的基本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既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修改，也增设了不少新的制度，起诉任务也随之加重。对此，一方面，公诉队伍要摆好心态，正确看待任务加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需要有应对之策。

一是整合原有资源，发挥结构性优势。新《刑事诉讼法》在完善原有制度的同时也创设了不少新的制度，这增加了检察机关开展公诉工作的任务量。对此，检察机关可以在公诉部门内部进行资源整合，从功能角度调整人员结构，创新案件办理的流程管理机制。首先，可以实施“审诉分离、轮值出庭”的办案模式，由部分公诉人专门负责出庭工作，采取定期轮流制度。其次，可以实施“辅助性工作与主体性工作相分离”的工作模式，由专门的勤务人员从事向犯罪嫌疑人告权等辅助性工作。最后，可以创新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审理机制，促进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上级的工作部署，积极建立并完善“轻刑快审制度”，对可能判处拘役刑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10日内办理完结的速决程序。

二是正确处理特殊程序与普通程序①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案件诉讼程序等四种特殊程序。如何适用好这四个特殊程序需要正确认识它们与普通程序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特殊程序既缘于普通程序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以围绕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这一目的逐渐展开的。而四种特殊程序都是以普通程序为基础的，如“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就是需要在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某种暴力型犯罪构成的行为，危害公安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才可以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而这个确定过程是依附于普通程序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其次，特殊程序以诉讼的方式进行。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它由检察机关提出申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参加诉讼，由法院作出裁判。特殊程序都不同程度坚持了控、辩、审三方的刑事诉讼构造，这与普通程序具有相似性。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需要转化为特殊要程序审理，反之亦然。因此，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好特殊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深入研究普通程序与特殊程序的衔接机制。

三是积极推进不起诉工作。不起诉制度是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载体或途径，也是弘扬公平正义，树立检察机关公正廉洁形象的有利窗口。同时，从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可以及时终结诉讼，节省诉讼资源。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两种适用不起诉的情形，一种是没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另一种是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案件。对上述两种新增情形应当依法及时适用不起诉制度，避免诉讼程序倒流增加的不必要的工作。另外，在推进相对不起诉工作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执法理念。对需要从严惩治的职务犯罪之外的其他案件，只要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人权保障原则，能够取得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都要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不断完善机制，为不起诉工作创造条件。为更好地推进不起诉工作，检察机关还需要认真研究简化不起诉工作的各项机制，以提高诉讼效率。

四是将诉讼监督融于审查起诉。新《刑事诉讼法》给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既增加规定侦查监督任务，也增加了审判监督任务。完成好这些任务，需要将诉讼

监督融于审查起诉当中。既要对证据进行客观性、关联性审查，也要对证据进行合法性审查，主动发现违法线索。既要发挥好当事人及其律师等申诉、控告或举报的辅助作用启动监督程序，也要依法在审查起诉中根据发现的线索，主动启动监督程序。既要认真审查案件是否起诉，也要对存在非法收集证据等违法情况进行依法处理。总之，要充分利用审查起诉的时间，既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也要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从而高效的做好诉讼监督工作。

三、结语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对于检察机关开展各项工作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面对机遇，要抓住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提高执法能力；面对挑战，要迎难而上，抓住主要矛盾，积极研究对策，并予以落实。当然，检察机关加强公诉工作不能仅靠公诉部门来完成，而是需要各相关部门统一联动的推进。只有从“一盘棋”的角度来开展检察工作，才能使“弱项变强，强项更强”。

第五篇：丰满区院学习修改后的刑诉法

丰满区检察院掀学习新刑诉法热潮

为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尽快理解、领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精髓，适应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6月11日，丰满区检察院召开全院大会，部署《丰满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学习培训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迅速掀起学习新刑诉法热潮，呈现出“活”、“广”、“大”的特点。

“活”即培训方式活。方案提出全员培训、全面学习、全部考核的目标，采取“集中学习与干警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采用“适用部分重点学，修改部分逐条学”的方法，按照“分头准备、一人主讲、集体研讨、考核提高”的形式开展培训学习，即：以科室为单位，组织干警进行学习内容、学习重点、学习资料的准备；利用集中学习的机会，采取轮流的方式，由业务骨干在全院或科室进行专题讲课，适时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经常性组织干警对学习心得和法律运用、人权保障、执法规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理论研讨，争取形成研讨性成果；分阶段采用考试等形式对学习培训成果进行验收。

“广”，即覆盖面广。此次学习培训，不拘泥于一线业务部门，主张全员参与学习，全院形成氛围，无论是办案干警，还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干警，都被纳入学习范围，确

保通过全员学习培训整体提升检察干警对新刑诉法的理解和掌握，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法律素养和能力

“大”，即支持力度大。为确保方案顺利实施，提高培训效果，该院将星期五作为学习日，要求各科室制定学习计划，报政治处备案，并纳入岗位目标责任进行考核；该院不仅为干警购买了刑诉法单行本，每个科室购买一册刑诉法辅导读本，还购置大量刑诉法理论书籍存放在图书室供干警借阅，极大的激发了干警的学习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