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分别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情形

第一篇：刑事诉讼中,分别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情形

一、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

会危险性的；

3、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

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

二、适用监视居住的情形：

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

4、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5、因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

措施更为适宜的；

6、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交纳保证

金，也不能提出保证人的。

第二篇：刑事诉讼中,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刑事诉讼中，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人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2、有重大社会影响的3、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照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4、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第三篇：江苏省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若干规定

江苏省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为规范全省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提高办案效能，保证执法安全，根据《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

（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

（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对已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不适宜继续羁押的，可以按照《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公通字〔2009〕36号）的有关规定，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严重疾病的范围参照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司发〔1990〕247号）执行。

第三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对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严重犯罪嫌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应当优先适用取保候审措施：

（一）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过失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或者当事人双方已经就民事赔偿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

（三）亲友、邻里、同事之间因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或者侵害家庭成员、亲友权益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四）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第四条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第五条采取保证金形式取保候审的，应当以保证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为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情节、性质，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确定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最低不少于1000元。对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或者其他造成财产损失的犯罪，可以按涉案数额或者直接财产损失数额的3倍以下确定收取保证金。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10万元以上保证金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50万元以上保证金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报省公安厅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省公安厅直接办理的刑事案件，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取保候审保证金的，应当经法制处审核后，报分管厅领导批准。

第六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控制适用监视居住措施，不得将监视居住作为刑事拘留的前置措施，以变相羁押的方式审查犯罪嫌疑人。

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重大毒品犯罪、经济犯罪、流窜作案的团伙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因既不交纳保证金又无保证人担保而无法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

第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应当交由犯罪嫌疑人住所或者指定的居所所在地公安机关执行。

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有固定住处的，应当在其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不得指定居所执行。但是，对案件特殊，不宜在犯罪嫌疑人的固定住处执行的，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为其指定临时住处执行。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没有固定住处的，可以根据办案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指定在其临时住处或者其同意的其他场所执行。

公安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禁止在公安机关办案场所、办公场所执行监视居住。

第八条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办案部门应当在执行后一小时内通过电话、传真、网上督察系统以及直接送达法律文书复印件等形式，将被监视居住人员的姓名、年龄、性别、涉嫌的罪名、起止时间、执行地点及办案单位和主办民警等情况报本级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备案。

第九条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下列事项，应当由办案单位提出意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审核后，报分管法制工作的局领导或者主要领导批准：

（一）对犯罪嫌疑人决定或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二）对保证人罚款；

（三）没收保证金。

对保证人罚款1万元以上、决定没收保证金2万元以上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没收保证金5万元以上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报省公安厅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省公安厅直接办理的刑事案件，对保证人罚款、决定没收保证金的，应当经法制处审核后，报分管厅领导批准。

第十条保证人、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没收保证金决定申请复核，由上一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负责受理、提出复核意见，报分管法制工作的局领导或者主要领导批准后，作出复核决定。

第十一条被取保候审人遇有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也没有故意重新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在解除取保候审、变更强制措施或者法院判决生效的同时，将保证金退还给犯罪嫌疑人。严禁以“赞助款”或其他名目违法截留、侵吞保证金。

第十二条 被取保候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不得决定没收保证金：

（一）在被决定取保候审时已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的；

（三）虽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二项的规定，但能够提供正

当理由证明没有故意违反规定，或者没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四）其他不应当没收保证金的法定情形。

第十三条办案部门采用书面、电话、传真、委托通知等方式传讯被取保候审人的，应当确保被取保候审人或与其共同生活的亲属能够接到传讯通知，同时应当给被取保候审人预留合理的到案时间，否则不得以传讯未到案为由没收保证金。第十四条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江苏省公安厅、财政厅《关于规范保证金扣押款银行账户管理及票据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公通〔2008〕172号）的有关规定，加强对保证金的管理。

第十五条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并按照以下规定依法及时处理：

（一）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二）符合移送起诉条件的，应当在1个月内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三）已查明排除犯罪嫌疑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立即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依法撤销案件；应当给予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或者作其他行政处理的，及时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十六条上级公安机关及其监督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警务综合平台，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及其办案部门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情况的网上巡查、网上研判、网上预警，发现下级公安机关及其办案部门违法、违规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或责令纠正。

第十七条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谁主办、谁报告”、“谁审核、谁督办”的原则，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情况预警通报制度。办案部门应当至少每两个月向本级公安法制部门报告一次案件进展情况。法制部门应当会同纪检、督察、审计、财务管理部门和各业务部门加强对办案情况的跟踪监督，对办案部门不报告案件进展情况或者违法办案、拖拉办案等情况及时预警通报，并纳入执法质量考评。

第十八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违规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按规定呈报、审核、审批、报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三）不依法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四）对犯罪嫌疑人不依法及时侦查、处理的；

（五）不按规定收取、没收、发还保证金的；

（六）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吞保证金的；

（七）违法对保证人罚款的；

（八）不依法履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监督管理职责，造成后果的；

（九）其他违法、违规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第十九条本规定所称“以上”，均包括本数；“业务主管部门”指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案件管辖分工确定的办案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省公安厅法制处负责解释。此前省公安厅有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第四篇：刑事诉讼中,可以延期审理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人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但是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一个月：

1、发现事实不清、证监局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

罪嫌疑人。需要补充侦查或者补充提供证据的；

2、发现遗漏罪行或者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虽不需要补充侦

查和补充提供证据，但是需要补充、追加或者变更起诉的；

3、被告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需要补充侦

查进行查证的；

4、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出意见的；5、6、7、公诉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需要调查核实的； 需要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公诉人出示、宣读开庭前移送人民法院的省局以外的证

据，或者补充、变更起诉，需要给予被告人、辩护人必要时间进行辩护准备的；

8、被告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公诉人不掌握的与定罪量刑有

关的证据，需要调查核实的。

第五篇：刑事诉讼中适用辩诉交易规则的问题研究

二00二年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实施的第四年，也是法院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关键一年。公正与效率，是法院改革的主题，也是改革的方向。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刑事诉讼法作为三大诉讼法中最完整、最严格的诉讼法，它的完善与发展，无疑对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讲就我国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的可行性问题作一些探讨研究。

一、辩诉交易概述

1、辩诉交易的概念及适用条件(1)所谓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庭开庭审理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辩护律师进行协商，并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况下，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pleaofguilty）。(2)辩诉交易规则的适用条件A、程序要件—控方提起权与辩方参与决定权。“交易”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平等主体之间就某项标的物进行平等协商，讨价、还价，并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最终决定标的物的价值或其归属的一种行为。那么，辩诉交易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否真的平等呢？当然不是。“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客体具有处分权，即决定其法律上命运的权利。在辩诉交易中，这一交易客体就是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此罪与彼罪。很显然，在现行的中外司法制度中，对被告人不予起诉、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决定权在检察官，而不在被告人及辩护人，所以也只有检察官才有权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向辩方提出进行“交易”，辩方无权自己根据案件提出这样的“交易”。但是，在控方提出这样的交易以后，控方与辩方就处平等地位，只有辩方同意控方提出的交易请求，交易才能够成立，这就是辩方的参与决定权。B、实体条件—案件存在争议。辩诉交易的规则决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适用的，其适用的案件有特定性。设立辩诉交易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司法成本和诉讼资源，所以只有对那些经过侦查及检察官的审查，案件部分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支持，而其他虽然实际存在的部分事实，但却没有证据证实或者证据不够充分，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也予以否认的案件，可适用辩诉交易规则，被告人对检察官指控的事实予以承认，换取检察官对其较轻的指控，从而减少检察官复杂的取证、认证过程，使案件得以迅速解决。而对于其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案件，法官、检察官不需要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取证，法官根据现有证据就能够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此时就不能适用辩诉交易，否则就是检察官违背事实与法律，变相放纵犯罪，这既违背了合法性原则，也不符合设立辩诉交易规则的本意。C、时间条件—开庭审理前。辩护交易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控方与辩方之间关于定罪量刑方面的协商，必须的在法庭开庭审理前达成。一旦法官开庭审理案件，则案件的裁判权就由法官行使，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就只能依据法庭审理所查明的事实、证据来进行认定，由法官裁判被告人无罪或有罪、此罪或彼罪、罪轻或罪重，控方与辩方再无协商的可能。

2、辩诉交易产生的根源（1）社会原因。二战以后，美国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复杂化，犯罪成为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犯罪日趋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手段与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犯罪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为了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解决日益增多的案件，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由于这种结案方式迅捷而灵活，因而在联邦和各州得到广泛采用。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指出的：“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法官的数量和法院设施增加不知多少倍。”由此可见，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辩诉交易的产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以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2）法律原因A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众所周知，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法官在诉讼中所居的地位如何。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处于消极的裁判地位，当事人是诉讼的中心环节。在当事人主义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均有处分权，所以不仅追诉人对起诉与否有自由裁量权，而且也允许被告人承认起事实而服罪。因此，在当事人主义之下，就当事人而言，通常在审判前，有一道“罪状认否程序”（arraignment）,使被告人对起诉事实作承认与否的答辩。如被告人答辩有罪，则不举行审判，直接对被告人就其所答辩之罪科刑，这就是被告人对诉讼标的进行处分的结果；就法官而言，它的审理范围受原告人提出的主张所限制，审理和判决不能超出控方主张的范围，只有当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官才能予以审查，如果被告人已经承认犯有检察官所指控的罪行，亦即双方对指控的真实性已不存在争议，法官便可据此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和处刑。换句话说，审判在英美法系中仅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各个方法这一，而非属必经途径，双方当事人之所以自愿进行某种处分，是因为为了通过协商而达到到某种妥协，而且这种协商，妥协不仅可就罪名进行，同时也包含科刑。而辩诉交易正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基础之上的。而在大陆法系中，所采取的是职权主义原则，该原则不承认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故不设“罪状认否程序”，即使被告承认有罪仍须举行或继续进行审判。被告人之所以被认定有罪，是基于审判调查证据的结果，而不是基于被告人承认有罪的结果。因此，只要有起诉，则审判便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必经途径。“辩诉交易”被视为不道德行为甚至犯罪行为而加以禁止。B、检察官广泛的起诉裁量权。“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客体重具有处分权，即决定其法律上命运的权利。在美国，没有全国统一、上下隶属的检察系统，联邦和各州的检察机关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检察官是特定的司法管辖区中真正的主要的执法官员，行使一

通知其律师到场。虽然检察官所获得的被告人的有罪自白也许是真实的，但其利用了被告追求自由的心理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亵渎”，所以以上两种情况下的自白，也理应排除在合法的证据之外，也不能进行辩诉交易。（2）自白任意性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又称自白自愿性（voluntary）规则，是指被告人基于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表示自己真实意思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这一规则，在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诉讼程序法中均有体现，其中以美国为最典型的代表，而且其已经将“自白的任意性”推进到“程序的合法性”，也就是“自白”不仅要反映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而且要遵守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如果对程序有所违背，那么即使“自白”是被告人任意、真实地作出的，仍然为非法。应当讲，在辩诉交易中，最充分地体现了自白任意性规则。前面我们讲过，辩诉交易存在的实体要件就是案件存在争议，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案件的争议，也就是案件还缺少某些证据，不足以确定涉案的全部事实。检察官想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这些证据非常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使案件因证据不足而耽搁。自白任意性规则为检察官获得证据提供了一条捷径，也就是取得被告人合法自愿的有罪供述，从而使证据形成锁链，最终确定有争议的事实。但是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也不愿意作出有罪的自白，除非这样的“自白”能够使自己从中获利。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通过向被告人承诺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或作出比被告人原来罪行更轻或较少罪名的指控，来换取被告人的自愿作出的有罪“自白”，辩诉交易得以成立，而法官也会认可这样的“自白”。因此，我们说自白任意性规则为辩诉交易的成立提供了可能。

三、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盛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较为少见。我国的法律体系则较为接近大陆法系，那么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能否采用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国的现实状况以及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使得辩诉交易成为可能。

1、现实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也随之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而犯罪率的上升以及犯罪的多样化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家族权威、血系复仇等制裁犯罪的方法已被社会所摒弃，而使刑事诉讼成为解决犯罪应负责任的唯一方法，民众也日益依赖于诉讼。而刑事诉讼一旦成为向一般民众提供的一种服务时，把诉讼成本置之度外的制度运行就变得不可能了。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能支付审判的高昂代价，人民仍然的把获得审判作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加以要求，对于这些权利要求，国家很难以利用者的支付能力为理由加以拒绝。而面对日益增加的案件，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除了采取措施预防犯罪和向社会转嫁这笔巨额开支外，谋求一种更高效的诉讼处理方式就成为了必要。而辩诉交易以其低额的费用、宽松的证明规则能够较好地解决成本、时间问题，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

2、法律前提（1）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前面我们讲过，无罪推定原则是辩诉交易制度存在的理论源泉，因此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能否采用辩诉交易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虽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是该条已经非常类同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原始表述，与法国《～宣言》的表述“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有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以及其他法律或国际性文件的表述也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说，我国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2）自白合法性原则。辩诉交易制度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被告人向检察官所作出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关于这一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而且因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犯罪和如何犯罪最了解，它还可能是取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同时由于被告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其自白的内容必然受到其诉讼地位和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影响，也可能受到侦查及公诉机关的影响，所以对被告人供述要判断真伪，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收集口供中要严禁刑讯逼供，禁止以欺骗、引诱等方法套取口供。因此，我国在关于被告人自白能否采用的问题，适用的是自白合法性原则。（3）简易程序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所谓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对某些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依法适用较普通审判程序简易的一种刑事审判程序。虽然从性质上说，我国的简易程序根本不同于辩诉交易制度，但是两者对于科学性、经济性、效率性的追求却是统一的，而且两者关于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我国法律规定，刑事简易程序适用于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承认，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简易程序还适用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本文仅就公诉案件作研究）。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简易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为被告人提供了量刑保障，也就是如果其作有罪供述即承认检察官的指控，检察官又同意提起简易程序的话，其最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使其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具有可预测性；相反，如果其不作有罪供述，则适用普通程序，其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在后一种情况下，即使实际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最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却因为适用普通程序，使被告人将受到的处罚具有不可预测性。而综合以上因素考虑，被告人多半会选择作有罪供述，而换取简易程序的适用，在这一点上，与辩诉交易制度有着相似性。

四、需要完善的部分以上我们阐述了辩诉交易在我国产生的可能性，但是要真正地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

还有所欠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1、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最广泛意义上的沉默权（the right of silence），是指公民自由地保持沉默，有权拒绝向警察或者其它机构提供与他们的本性、初衷、预料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重要性相异的信息。前面我们讲了自白合法性原则对辩诉交易的重要性，而要保证自白合法发生，确立沉默权是非常重要的。从我国现实来看，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刑讯逼供普遍存在、屡禁不止。有些学者指出“刑讯逼供是司法落后的主要标志之一，时至今日我国仍无法消除这一我国历史上的恶劣传统，实在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可以说，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这种不文明现象的最本质的根源。而由刑讯逼供则导致了大量虚伪有罪自白的产生，这与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很不利，因为这样就可能导致辩诉交易中有罪自白皆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我国刑副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一规定看起来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部分沉默权，但该规定恰恰赋予了侦查人员要求被告人如实供述的权利，因为法律并未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告知他们享有这一权利。即使他们知道这一权利，拒绝回答某些他们认为与案件没有关系的问题用来保护其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侦查人员会争辩说他们认为与案件有关，服从的总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一方。因此，法律所规定的“如实陈述”更多地鼓励那些懒惰的、惯于走捷径而非法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而规定沉默权原则对鼓励侦查人员在逼取口供之外收集其它种类的证据，用以提高证据的质量有很现实的作用，也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自白合法性。

2、确立控、辩、裁三方新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辩诉交易制度要求法官处于消极的、被动的裁判地位，仅对控方提出的指控进行审判，而不能超出控方起诉的范围进行审查和裁判，控方与辩方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我国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在诉讼职能上虽然也属于裁判者、控诉者、辩护者，作为控方的检察院与作为辩护方的被告人及其律师地位似乎平等，但从实施职能的实际情况来看，则并非完全如此。这是因为，在我国的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不是超越控、辩，居中裁判，而是过于热心地投身于形同追查的法庭调查之中。查证什么，怎样查证，均由其一手决定，并亲自实施，从而使裁判活动不可避免地带着追诉的成份，因而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控诉职能；公诉人由于审判人员对其控诉职能的行使所给予的强有力的协助，故与审判人员达成一种“默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把本应自己独立行使的职能委于审判人员，致使控诉与裁判融为一体，似分非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由于审判人员对法庭调查的控制和控审的结合，辩护的机会和辩护的力量均十分有限，而且即使辩得有理有据，也难以有其实效，从而使辩护成为缺乏力度的“请求”。因此，我们一步明确三方的地位及关系：（1）审判人员的法律地位及其与控辩双方的相互关系A审判人员的调查和证明责任。审判人员的调查和证明责任，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有别于侦查、检察人员和辩方的调查。这种调查的性质是审判人员基于审判权所进行诉讼活动，是基于刑事裁判职能的需要所进行的不带任何诉讼倾向的调查，其目的在于对侦查、检察人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出的证据材料进行核实和判断，尤其是不能对没有起诉的人或事实进行主动调查。因而这种调查的性质不是揭露犯罪，否则就是变相地行使控诉职能。而审判人员的证明责任与调查是一样的，其证明责任的性质就是核实和判断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向法庭提出的证据材料，而不是揭露犯罪。B审判人员的诉讼活动。以上所述审判人员的调查和证明责任的性质和范围，决定了审判人员诉讼活动的主要方面，不应当是主动地进行调查，而应当是冷静地听取控辩双方的证据调查和法庭辩论。总之，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以冷静听取为主，以主动调查为辅。因此，我们应当规定起诉书一本主义（即公诉机关在起诉时，只能将起诉书送交法院，而不得进行证据说明，也不得记载足以使法院对被告人产生偏见的任何事项），使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在法庭调查及辩论过程中形成，而不是开庭之前就形成。而且审判人员的冷静听取必须是“兼听”，即同时听取控辩双方的证据调查和辩论，而不能偏听某一方面的一面之辞，在我国审判人员重审问、轻听取、重听控、轻听辩的现象，要予以改变。C审判人员的指挥权。首先我们应当肯定审判人员在庭审中的指挥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关键是判断指挥权的性质。我认为，审判人员运用指挥权，是手段而非目的。其行使指挥权的目的是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控诉及辩护的意见，保证法庭审理的顺利进行，而不是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为目的。（2）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教材和论著中，主张公诉人与辩护人在法庭审理中居于平等地位，是大家一致的观点，也是辩诉交易制度得以建立的一个条件。然而要真正确立这种平等，还必须在法律上设立有关的诉讼规则来保证这一平等。A对于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法，控辩双方享有平等的请求权。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法的决定属审判人员，不过审判人员作出这种决定的根据，应当是控辩双方的请求，而且审判人员必须平等的对待双方的请求，而不应偏向于任何一方。B控辩双方具有同等的问证和辩诉机会。公诉人和辩护人对己方和对方提出的证据，有权进行问证调查，而且这种询问应当按照交叉询问规则进行，使控辩双方在询问的秩序和次数上保持均衡，这样才能使审判人员兼听则明，公正下判。因而，除了控辩双方的问证陷入枝节问题或与案件无关以外，审判人员不应限制乃至剥夺控辩以方尤其中辩方的问证机会。

3、规定新的量刑制度。辩护交易中，控方换取被告人有罪答

辩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量刑建议。在实践中，这种承诺应当能够兑现，也就是说控方关于量刑方面的建议，除了明显非法外，基本都能够被法官所采纳，从而使被告人获得较轻的惩罚，这种交易才有可能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由于英美法系的检察官有着广泛的起诉裁量权以及法官的消极裁判，所以检察官的量刑建议较易被法官所采纳。因此，我国的现行法律应当作以下几点补充：（1）辩诉交易中被告人的自白应是法定从轻情节。辩诉交易的关键就在于被告人作了有罪自白以后，能够得到较轻的处罚。那么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归案后如实坦白自己的罪行的，只是酌定从宽情节，而不是法定从宽情节；这样的规定，给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不利于鼓励被告人在犯罪以后主动坦白，反而可能会导致因被告人不交待而刑讯副供现象的产生。（2）注重非刑罚方法的适用。所谓非刑罚处罚，是指对免除刑罚处罚的犯罪人，给予刑罚以外的实体上的处罚。关于非刑罚处罚方法，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刑罚总是由重变轻，实现刑事责任的方法总是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由生命自由刑向财产刑、劳务刑方法发展；而非刑罚方法也将由适用较少而发展为适用较多。对于辩诉交易中，检察官提出给予被告人较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法官可以考虑多适用财产刑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让犯罪的人在所在社区进行无偿劳动、对其科以较重罚金或让其赔偿民事损失等，以达到处罚犯罪的目的，同时也能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

五、辩诉交易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一个合理的法律制度应该超越现存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局限性去追寻更为崇高的价值，而辩诉交易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在法律允许辩诉交易存在的时候，还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合意”的平等性问题。辩诉交易从制度上来说，是控方与辩方合意的结果，但是必竟这种合意是否真的平等呢？应该讲是不完全这样的。从制度上说，每个人都有获得正式审判的机会，但仅仅从宪法上宣布这一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费用、时间、精力的投入过于庞大，对普通公民而言，正式审判仍不是现实的选择手段；在实际运作中，接受辩诉交易，放弃其应得的正式审判的权利的被告人往往能得到较轻的判决，而“在被控罪行大体相同的情况下，作出无罪答辩的被告人一旦被法庭定罪，就会受到作出了有罪答辩的被告人重一倍的刑罚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合意达成是基于纯粹的意思自治，被告人会在罪轻与罪重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并非建立在当事人自由合意基础上的合意形成机制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通过交涉而得到的合意内容受规范约束的程序降低，加剧了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二是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把把“合意”内容强加于被告人的可能性增大。被害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保护～是世界各国法律所注重的大问题，也是实现国家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标志。刑事诉讼法是保证准确惩罚犯罪、保护～的重要法律之一，因此也应当起到保障～的作用。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又是刑事诉讼要保护的中心人物。但是在辩诉交易中，由于交易是在两大诉讼主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和检察官之间进行，双方对诉讼客体的交易与处分并不征求被害人的意见，被害人可能对辩诉交易的结果不满。在对被告人的惩罚并不能从心理上及物质上实际补偿被害人的情况下，被害人的救济途径较少。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被害人有权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及法院的判决有申诉的权利，但是由于被害人只能向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因此就实际把救济的途径寄托于人民检察院。而人民检察院作为辩诉交易的一方，通常情况下，他会理所当然的维护自己所作出的交易决定，被害人的权利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