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 地位及责任

第一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 地位及责任

内容摘要：“在我国，多年来刑事辩护制度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风险大、困难多、效果差。风险大表现在刑事辩护中，自刑诉法修改实施后近几年来，全国不断有刑辩律师在辩护中被错捕错押。困难多表现在会见难，特别是侦查阶段提供 法律 帮助的律师，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会见次数及了解案情方面给律师设置种种障碍，使律师不能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效果差表现无论是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意见总不能得到足够重视，一致存在着许多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现象辩护效果较差。据不完全统计，刑事辩护案件几年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法制化的 发展 极不适应。

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又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

目前，我国刑事辩护判度最大的立法缺陷就是律师和法院、检察院关系依旧没有理清，律师独立自治的自由法律职业者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2)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 政治 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3)。五十年代未，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 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 经济 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4)。还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高度概括了作为律师的必备条件，从而使律师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律师必须依法取得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业务活动，因此，我国律师亦不同于自由职业者；由于律师不再是国有的法律工作者可以不占国家编制，不需国家核拨经费。因此，律师队伍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和现实可能性，尽快发展起来。(5)研究律师的职业属性，首选需要揭示律师执业特点，并应在与法官检察院等官方法律职业的比较中揭示律师的职业属性。结合律师职业特点，笔者认为，《律师法》第二条的规定，表述了实行律师执业资格准入制度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外在特征与律师工作的内容两个方面含义，是对律师职业上在特征的描述，并未把律师的本质属性挖掘出栏。未能揭示律师这与法官、检察官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的独立性以及律师不同于这些官方法律职业人员不同的执业方式，后者才具有根本意义(6)。故，《律师法》第二条并未对律师职业属性作出科学准确的界定，因此，法学界关于《律师法》对律师职业属性的界定“是恰当的”，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的认识值得商榷。应如何科学界定我国律师的职业属性呢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国办法(1999)92号〉精神。司法部于2000年8月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中介机构脱钩改制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已实行自收自支的国资律师事务所；挂靠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 企业 的律师事务所于2000年10月31日之后与政府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彻底脱钩改制。律师事务所脱钩后，改制为合伙律师事务所或者合作制律师事务所。从以上规定可知，律师事务所已成为合伙制非企业单位。律师则辞去公务员身份，人事档案交人才交流中心代管。在行政管理方面与主管单位司法行政部门无关系，而在事实上变成了社会自由职业者。从律师执业活动的方式来看，律师按照“律师法”规定，承办各类法律事务，都属于个人劳动，律师在一般情况下，对某一法律事务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除外)，具有自由选择特点。律师接受委托后，以什么样的方式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也完全由律师决定。这些都与西方国家律师的自由职业者并无根本区别。因此，对我国律师职业属性也宜界定为“自由职业者”。对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的这一界定，符合律师职业特征，能准确揭示律师职业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我国律师社会地位低下律师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既有律师素质较低，法治水平不高以及制度的原因，也与对律师职业属性未有正确认识有关。如社会各界尤其 “领导层及政法等部门对律师认识并未因律师制度的改革而改变，他们仍然认为，律师与警察、法官、检察官一样是政法单位及工作人员”，以至于律师法颁布实施后，仍把律师、律师事务所当作政法单位及工作人员，硬性规定让律师、律师事务所参加每年度的“人民满意政法单位”评比活动。有的司法行政部门不让专职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抽出和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去搞一些与执业活动无关的事情。因此对律师的期望值很高，往往对律师提出一些很难做到的，甚至不属于律师执业范畴的要求，对律师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律师职业属性未有正确的认识，还给律师业务活动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例如，将律师活动看作一种公务性质的职务行为因而个别地方出现了律师受贿的案例，其实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其工作不具有公务性，而只具有业务性，没有职业的便利可以利用，因而不可能成为职务犯罪(贪污受贿罪)的主体”(8)。轰动全国的哈尔滨某一律师以贪污而逮捕，后人民检察院移送到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经庭审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定律师没有职业上的便利，从而认定该律师无罪后被释放。“以上这些问题，只有从律师是自由职业这一定位出发，才能得到妥善解决。”(9)在立法上对律师自由职业者属性予以明确界定赋予并保障律师广泛的诉讼权利以及其他权利，确保其自由执业，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律师辩护制度和整个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地位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其具体定位“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10)该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是诉讼主体，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得不明确，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存在着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属于诉讼主体，其主要理由是，诉讼主体必须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能决定刑事诉讼的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辩护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对利益的无关性，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从根本上看，辩护律师是被动辅助被控告人执行辩护职能的。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符合诉讼主体的特征，不成为诉讼主体，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

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 现代 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促进我国律师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将辩护律师定位为诉讼主体比较合适。首先，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的三方结构。

第二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风险

内容提要提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太少，而限制又太多。使辩护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冒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地从事着刑事诉讼辩护工作，长此下去，损害的不仅是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活动，它损害的更是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并将使国家、社会希望通过改革立法、司法，从而保护人权，树立国际形象的努力化为泡影。笔者着重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定位、执业风险、形成原因、解决对策以及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促进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广泛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的作用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近几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相继通过并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以前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变化，但法律中新增的一些规定，又将律师的地位推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量的减少，众多律师因刑事辩护业务而无辜入狱，充分说明了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的职责定位不够准确，法律赋予权利太少，限制太多，而刑法的306条款，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根大棒，让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律师权利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而由此造成控、辩、审三角的失衡，影响的是司法程序的公正。这与我国法制化建设和发展极不适应。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仅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及风险以及立法应赋予律师相对的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对辩护人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据此，辩护律师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辩护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第二、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歪曲和捏造事实，曲解法律，不得强词夺理、颠倒黑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过程中，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编造口供、串供；不得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威胁、利诱他人提供虚假证据，伪造证据，毁灭证据，或者威胁、恐吓、利诱证人。[!--empirenews.page--]第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以及人身、财产和其他各项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权利。如果这些权利受到非法剥夺或侵犯，辩护律师就依法要求给予制止和纠正，直至向有关单位提出控告。除了辩护律师所负的最基本的外，有的学者认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还负有一般责任，即辩护律师对刑事司法进行协助的责任，包括预防和揭露刑事司法中的错误，促进遵守法制、协助维护个人权利和合法权益，提示犯罪产生的根源和条件，促进司法的教育和感化作用的实现等等。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要求辩护律师不得妨碍刑事司法的正常进行。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辩护律师能否站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立场上采取积极的行动对司法机关发现实体真实加以协助。按照辩护律师所负有的一般责任，似乎应当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这样做却与辩护律师所负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和对刑事司法进行协助的一般责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因此，鉴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我们不能过分地强调辩护律师作为刑事司法协助者的责任，而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由于受其所负的职责的约束，必须仅在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个方面协助司法机关发现真实，而没有站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个方面协助司法机关发现真实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①考虑到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也不够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以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辩护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所规定的辩护律师的职责主要侧重于从实体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即仅仅是针对有关刑事实体问题进行辩驳、辩解性活动，不论是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还是提出意见，刑事辩护均只是围绕着刑事实体法律进行。而对于程序性辩护责任，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对此都没有予以明确、充分肯定。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②美国著名的米兰达案件之所以成为米兰达规则，就是因为对程序性刑事辩护的重视而成为举世闻名的规则。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程序性辩护未得到足够重视，基本上属于无效的辩护方法。例如，对于非法证据的，仅限于非法言词证据(如经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但对于非法言词证据辩护效果亦非常小，对于被告人当庭所提出的以前的供述是刑讯逼供所为，人民法院往往以侦查机关出具证据(即公安机关自己书写并加盖公章证实其在侦查活动中没有刑讯逼供行为)，以被告人没有证据证实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而认定此非法言词证据有效。这就好比张三借李四的钱，而张三自己书写证明自己没有借李四的钱一样荒唐。这使得针对非法收集证据行为的程序性辩护，几乎变得毫无意义。这应引起立法界和司法实务界高度重视，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担负的程序性辩护方面的责任。[!--empirenews.page--]

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执业风险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风险是来自多方面的。有来自法院方面的，如因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法院工作人员非法拘禁，殴打致伤者有之；有来自对方当事人的，因代理案件被对方当事人毁容者有之；抠出眼珠者有之；③还有来自自己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例如2004年，在河南省原阳县发生的辩护律师被错误逮捕，就是因为这位律师忠于律师职业纪律和执业道德，没有按照当事人家属要求为被告人串供遭到陷害，而招来的牢狱之灾。这里本人重点谈的是来自警、检方面的风险。他们运用《刑法》第306条这种职业歧视性规定，作为“向辩护律师横空刺出的一柄达摩克里斯利剑”，高悬在辩护律师头上，随时准备落[1][2]下一页 下。这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意味着一种可怕的威胁：为被告人辩护而自己却反而成为了被告人，以致于使刑事辩护成为律师执业的雷区。辩护律师往往被以“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证据”、“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等为理由错误地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世界各国的司法活动中极为少见。本来辩护律师的产生是为了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抗衡国家公权的，是被告人合法利益的重要维护者，是实现控辨式诉讼制度的基础，是促进司法公正这一诉讼灵魂得以实现的重要力量。律师故意妨害证据的行为固然应当予以禁止和强烈地谴责，但是，目前的状况是，作为律师各种应有的权利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还很容易被无辜追究刑事责任致使刑事辩护工作中断，这样一来，律师不仅不能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连自身的人身自由、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从律师伪证罪产生以来，律师无辜被抓的例子不止一个、两个。这无疑使律师的辩护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使律师本来具有的作用难以充分地发挥。有不少律师深受其害，无辜地受到刑事羁押，即便最后被无罪释放，自己也被折磨的身心俱疲，名誉遭到严重破坏，业务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律师们已经历了从兴奋、观望、困惑、愤怒到无奈的一个难堪历程。从表面上看，是律师的业务活动受到了限制或损失，但从深层分析，其危害的结果却是非常之严重。其一，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实现失去了可靠有力的保障，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很难通过司法活动自身得以纠正遏制。其二，损害了律师事业的发展，作为业务活动标志的律师刑事辩护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将使律师工作的方向出现迷茫，使律师的发展缺乏推动力。其三，损害民主与法制建设，将会使法律失去权威和尊严，并使国家、社会希望通过改革立法、司法，从而保护人权，树立国际形象的努力化为泡影。④

三、辩护律师执业风险的成因及对策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不够健全的国家，律师社会地位卑微得有些无奈，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似乎也不太光明。律师还会被人视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诉棍，“伶牙俐齿，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丧失立场，助长腐败”的罪魁。⑤律师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时，往往容易引起司法人员的误解、指责、常常被视为给被告人开脱罪行或跟司法机关过不去、造成混乱。[!--empirenews.page--]究其原因，主要受传统“有罪推定”及国家主义司法观念思想的影响，社会公众，包括很多司法工作人员在观念上对犯罪嫌疑人是推定有罪的，认为其根本没有任何辩护权可言。司法实践中，对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重大刑事案件中被指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普遍存在误解、不满、指责、干涉，甚至进行打击和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修改后的《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刑事辩护的禁止性规定，由于其本身所明显带有的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主观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该法实施以来，因公安、检察机关错抓、错拘辩护律师，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普遍的恐慌心理，全国范围内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急剧下降，一些律师直接宣称不办理刑事辩护业务，有的律师事务所甚至将不办理刑事案件作为一项制度予以规定，使得原本就非常幼稚的刑事辩护制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著名律师田文昌曾感慨，“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候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⑥。有学者指出，律师所遭遇的“迫害”，“不仅仅是律师的悲哀，也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悲哀”。因此，与那些律师职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并受到广泛支持和理解的西方法治国家尚且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相比，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制度作为泊来品而引进的、缺乏诉讼民主传统的国度，废除备受争议和诟病的现行《刑法》第306条规定，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规则，明确赋予辩护律师包括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包括口头和书面上的）不受法律追究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向法院提供或者出示文件、材料失实的，不受法律追究等内容在内的刑事辩护豁免权就更显得重要和必要。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还规定，“律师如因履行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障”。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通过立法不同程度地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由辩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责所决定的，辩护律师作为司法公正天平上另一端的砝码，其主要职责是针对控方获取的有罪证据，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有效地行使辩护权。如果仅仅因为律师在辩护中的言论与事实及法律不符，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势必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畏首畏尾，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最终牺牲的却是控辩双方所共同追求的诉讼目标的实现及刑事诉讼价值的体现，是得不偿失的。由于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不足以及侦查机关、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巨大的以强凌弱的局面，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现代各国无不通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来抵制司法的专横与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刑事被告人权问题开始成为国际人权运动的组成部分”⑦，先后产生了多项人权保护国际公约，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各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政府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问题也一贯极其重视，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就已经明确向世界宣布，“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是中国人民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人民一贯遵守的原则”。江泽民总书记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促进和保障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目前我国已签署和加入了近20项有关人权保障的国际公约，切实遵守这些国际公约中所确立的司法准则，不仅是一项国际义务，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保障人权、加快刑事司法民主化进程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因此，只有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深刻的剖析并不断地进行完善，才能真正地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刑事司[!--empirenews.page--] 法公正，切实地保障人权，最终达到刑事辩护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的律师刑事辩护事业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三篇：浅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和应注意的问题

浅谈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和应注意的问题

论文摘要：律师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核心。本文从律师辩护的角度论述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独立性体现在辩护活动的工作原则和权利、义务上。而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体现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促进刑事诉讼公正而顺利进行，促进刑事诉讼程序公正、效率、经济等方面。文章最后还就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注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键词：律师 辩护 地位 作用

The station and effect of lawyer in criminal lawsuit and some problem

which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Abstract:Lawyer defense is the core of the defense system.This thesis uses the angle of lawyer defense to discuss the station and effect of a lawyer in criminal lawsuit.The lawyer hasits independent status in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which was embodied in the defense as activities the principles, rights and obligations.And the lawyer’s effect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s materializ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criminal suspects,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to the accused, and advance the Criminal go on justice and smoothly, also promote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fairness, efficiency, economy.In concluti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some point of view with what a lawye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ssu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Key words:lawyer criminal litigete station effect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公布了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可在侦查阶段、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依法介入诉讼。根据介入阶段的不同，律师主要充当着两个角色：

一、是作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或者他们的法定代理人的诉讼代理人；

二、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刑事诉讼中无论是辩护人还是诉讼代理人，律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刑事诉讼的诉讼结构和诉讼任务来看，律师辩护较之律师代理作用更大，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作用。[1]

辩护是刑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反驳指控的一部或全部，以说明被告人 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行为。从无罪推定的角度出发，就必须有辩护作保障，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不受非法侵犯，通过辩护使公、检、法三机关特别是人民法院真正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办案，不枉不纵。因此，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我国《宪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对辩护权的规定和保护，是为了通过寻求法定司法程序来达到保护被告人人权的目的。所以，辩护对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促进刑事诉讼程序公正而顺利进行起着重要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可以自行辩护外，还可以委托他人为其辩护。被告人在特殊情况下还有权接受法律援助，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辩护权依产生的途径不同，可分为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其中委托辩护的，被委托人既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指定辩护依不同法定情形又分为任意指定辩护和强制指定辩护。无论是何种指定辩护，律师都是唯一的被指定对象。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且人身往往也受到限制，因此，不能全面深入了解案情，也无法收集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材料，难以行使辩护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数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享有什么诉讼权利，应如何行使这些权利，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罪轻还是罪重，因此，大多数人不能正确运用法律为自己辩护，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自行辩护是完全被动的，没有委托辩护或指定辩护的介入，难以达到维权的目的。而律师以外的其他辩护人，则因不能提前介入，不能享有调查取证等重要诉讼权利，会见权等也受到限制，且一般是因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工作、生活等方面关系密切而被委托担任辩护人的，所以他们参加诉讼无论是法律知识还是辩护经验都显得先天不足、力不从心，因此，介入诉讼只能是蜻蜒点水作用不大。而辩护律师既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又有广泛的诉讼权利，便于全面具体地了解案情，运用其积累的辩护经验和技巧，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保障他们应有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发

[3]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律师辩护是整个刑事辩护制度的核心。[2]

一、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其具体定位“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4]该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是诉讼主体，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得不明确，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存在着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属于诉讼主体，其主要理由是，诉讼主体必须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能决定 刑事诉讼的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辩护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对利益的无关性，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从根本上看，辩护律师是被动辅助被控告人执行辩护职能的。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符合诉讼主体的特征，不成为诉讼主体，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如何，决定着律师辩护作用的发挥。正确认识和理解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对刑事诉讼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律师依法参加刑事诉讼，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履行辩护职能，虽然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与辩护律师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法律所限，律师也无上诉权、最后陈述权、自诉案件中的反诉权等为刑事被告人所享有的重要诉讼权利，发现错误判决也不象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那样享有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利，但是

[5]辩护律师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仍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主要体现在：

（一）律师的职业道德及执业规范要求辩护活动具有独立的工作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辩护人，包括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律师履行辩护职责，既不受司法机关的权利的非法干涉，也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志左右约束。辩护律师进行辩护活动，没有委托权限的限制，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操纵、指使，其辩护内容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志的约束。律师辩护，是律师依据自己对证据的判断、事实的认定与法律的理解，提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其合法权益。在辩护活动中遵守以下工作原则：依据法律原则；忠于事实原则；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原则；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原则。虽然辩护权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而产生的，目的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而产生的，目的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拒绝律师为其辩护。但是，律师一旦取得辩护权后，就可以独立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这项重要诉讼权利。而无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其辩护活动的依据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其行为只受其法律义务和律师执业道德与执业纪律的约束，它既不受公诉人意见的支配，也不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任意要求的约束，既不是“第二公诉人”，也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完全代言人。因此它要求律师基于案件的事实上行使辩护权，维护的是犯罪嫌疑、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律师为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有对律师有隐瞒案件事实的情况，律师则有权拒绝为其辩护。同样，辩护律师以自己的意志开展辩护活动，也不受司法机关的非法干涉。虽然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之间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但在配合与制约 中，强调的是律师对司法机关制约的一面，这就要求律师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不畏强权、忠于事实、忠于法律，自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当事人负责。当律师发现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既使未被司法机关发现，律师基于其执业道德，除非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只能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角度考虑，而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检举、揭发。律师依法进行辩护，不受公诉人的意志约束。辩护律师履行的辩护职能，在性质上与公诉人履行的控诉职能是相对的。辩护律师履行辩护职能是针对控诉，从事实和法律方面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反驳控诉或对控诉作出辩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辩护人与公诉人的诉讼权利是平等的，都享有提出物证书证、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对被告人进行询问质证、发表辩论意见的权利。律师依法进行辩护，不受审判人员的意志约束。在法庭上，律师应当遵守法庭纪律，服从审判人员指挥。但是，律师如何进行辩护，取决于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自己的经验制定辩护策略，发

[6]表辩护意见，不受审判人员的意志左右。

（二）法律赋予辩护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一旦依介入刑事诉讼，则享有与行使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能有关的一系列权利。

（1）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可以接受其委托提供法律帮助。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有权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

（2）在审查起诉阶段，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资料。这里的诉讼文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制作的有关处理案件的诉讼材料，如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搜查证、侦查终结报告书、移送起诉意见书等；技术材料是指现场勘验笔录、痕迹鉴定书、文件检验鉴定书、法医鉴定书、微量物证鉴定书等等。辩护律师有权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经证人或者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可以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有关的材料。经检察机关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此外，对于公、检、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辩护律师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对于应该回避的司法人员没有回避的，有权申请回避。

（3）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主要权利包括：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法院收集调查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经人民警察或者人 民法院的许可，在征得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得证人同意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人有权参加法庭审理，为被告人辩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过程中，在享有广泛的权利的同时，还须承担一定的义务.首先，当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或人民法院指派后，就有义务为被告人进行辩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辩护。第二，律师对于在履行辩护义务中所接触的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有严格保密不得泄漏的义务。第三，在履行律师职责时，辩护律师有遵守公安、司法机关有关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在参加法庭审判时，有必须遵守法庭规则的义务。第四，律师在工作中，不得有干扰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的行为，特别是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做伪证等活动，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按有关律师惩戒的规定处理。[7]

二、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侦查阶段。

《刑事诉讼法》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这一阶段的作用在于利用其法律知识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健康权和民主权利等合法权益。具体地说，律师在侦查阶段起着以下作用：

1、提供法律咨询。犯罪嫌疑人大多是没有系统学过法律的一般公民，他们缺乏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所以，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他们都需要进行法律咨询以提高其法律知识水平，增强其自我保护和自我辩护的意识和能力。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咨询既包括程序法律知识方面的咨询，也包括与犯罪嫌疑人所涉罪名有关的实体法律知识方面的咨询。并主要侧重于以下两方面，一是要让犯罪嫌疑人知道其所享有诉讼权利，以及如何依法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如律师应告之犯罪嫌疑人有权向侦查机关及时知悉自己被指控的罪名；有申请回避的法定理由的，有权申请侦查人员回避，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有权知悉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并有权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有权拒绝没有合法证件和未经合法手续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等。律师还应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在刑事诉讼的以后各阶段随时有权委托律师或其他有关人员为其辩护；告知犯罪嫌疑人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人的关系等。二是要告知法律关于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自首、立功、主从犯、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等有关方面的规定，让其在侦查阶段就能采取相应的对策，帮助侦查人员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切实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代理申诉和控告。主要是代为向有关机关真实反映该案案情，提供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材料和意见；对司法人员的刑讯逼供、索贿、报复陷害等和为向有关部门提出 控告，使这些行为得以及时纠正。申请取保候审。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二款有关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律师应及时代为申请取保候审，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并通过在押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案情。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受聘律师如发现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这也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

（二）审查起诉阶段。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作用明显增大诉讼权利明显扩大，依法享有围绕辩护工作收集证据材料的重要诉讼权利，即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这一阶段，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与本案有关的诉讼文书、技术鉴定材料。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等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依法制作的程序性文件。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鉴定文书。诉讼文书的查阅，可以帮助律师审查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对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监督；而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查阅、复制，则可以帮助律师掌握某些与案件有关的重要证据材料，为律师从总体上分析案件了解事实，收集证据奠定基础。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的调查取证权也始于该阶段。当证据材料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且该证据对案件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证人又不愿意配合或律师无法收集材料时，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该证据。可见，律师履行辩护职能的最重要的权利就是证据调查权和申请调查权，上述权利是律师辩护的前提条件。因为纵观刑事诉讼全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发现、收集证据、展示、质疑证据、确认、运用证据，以证明、推理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过程。律师通过上述权利的行使，可以让律师收集与案件有关的，特别是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为进入审判阶段作充分准备。司法实践中不难发现，律师在全面把握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形成的辩护意见，在与人民检察院交换意见时也往往容易被认同和采纳。有些案件，如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辩护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争取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就是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取得明显辩护效果的范例。

（三）法院审判阶段。

作为一起刑事案件，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大多产生于此，故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因此，律师在这一阶段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以往陈旧的庭审方式中，审判人员与公诉人在实质上共同行使控诉职能，律师的权利十分有限，法院先判后审、先入为主的现象较为突出。律师辩护仅仅是作摆设、走过场，作用微乎其微。改革后的庭审方式使控、辩、审三方成为刑事诉讼的三大支柱，审判人员以居中裁判的身份主持法庭审判，其审判职能与公诉人的控诉职能各自独立，相互分离。控、辩双方在庭上充分示证、质证，相互辩论，各显其能，审判人员以此调查案件事实，并在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判决。无疑，改革后的庭审方式给律师辩护带来了无限生机，也使辩护律师有了一个能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和辩护技巧，大显身手的法律平台。尽管控辩双方在力量对比上还存在失衡，但律师出庭辩护，因法律知识的丰富，诉讼权利的广泛，辩护技巧的熟练以及对其证据的收集与识别、证据的运用、对案情的分析和把握等综合能力较强，所以庭审中辩护律师仍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及无法比拟的优势。律师往往能就被告人行为的定性、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方面朝有利于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方向发表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辩护意见，使法庭能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正确定罪量刑。由此可见，律师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律师通过参加审判阶段的辩护活动，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人民法院冤假错案，以及减少司法机关的讼累。

三、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注意的问题

综上所述，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履行辩护职能，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刑事诉讼公正而顺利进行，促进刑事诉讼程序公正、效率、经济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与实施，无疑给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带来了勃勃生机。司法实践中，为了更好的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仔细阅读案件材料发现有价值的辩护点。

公安、检察机关送至法院的起诉材料，并非都是无懈可击的。在实践中，诸如数字计算方法不对、计算结果不对、证人证言之间矛盾等情况，认真发现并利用这些诉讼材料中的瑕疵，可以有效地影响法庭对嫌疑人的审理。发现其中的瑕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耐心地阅读大量的诉讼材料、分析材料中遵循的逻辑和计算方法是否正确，特别是在贪污、受贿刑事案件中尤为重要，因为涉案数字直接决定嫌疑人被判刑期的长短。

（二）及时与办案法官和检察人员沟通，发现有利证据及时申请采集或公证采集。律师在公诉中和法官及检察官的沟通十分必要，可以把自己对案件的认识传递给法官和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当然和法官、检察官的沟通要讲求方式和策略，能当面交流的要当面交流，不能当面交流的应用书面形式把自己的看法写给他们，但不要向他们透露自己发现的瑕疵。

通过阅读案卷、与法官及检察官交流以及沟通，可能会发现新的有利于被辩护人的证据线索。这时律师有责任请求法庭或检察人员采集。在法官或检察官与律师在采集证据上有分歧时，而证据确对被辩护人有利，律师可以采取公证取证的方法，请求公证人员对律师采证进行公证，防范律师采证中的风险。千万注意律师切不可冒然自行取证。

（三）开庭前设计好向被辩护人及证人发问的问题及顺序，在开庭时适时调整，并在被允许发问时充分提出问题。

设计庭上发问问题十分重要，问题设计的好可以感动庭上人员，使之对被辩护人没有反感，甚至影响庭审人员的潜在立场。设计发问问题重点应放在揭示被辩护人有无犯罪动 机、犯罪动机形成的深层原因等犯罪主观方面上。在法庭上律师应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发问的次序，并采取有感染力的方式提出问题，为法庭辩论打下基础。

我国刑事审判中实行的一条主要原则是主客观一致，因此在事实清楚的案件中犯罪的主观方面非常重要，如果能证明出被辩护人的主客方面近善非恶，必将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

（四）法庭辩论中，律师要择关键的辩护点有所突破，切不可面面具到没有重点。法庭辩论中律师要在一、二个关键问题上充分发挥，抓住公诉材料中的瑕疵不放，特别是利用证人证言之间的矛盾之处，否定对被辩护人不利的证据。

复杂的案件一般需要由多个证据组成证据链来证明被辩护人有罪.而证据链越长就越容易出现薄弱环节,一般来讲人证是公诉人员证据链中比较薄弱的一环,抓住不同证人的不同心理活动规律，必然对辩护产生积极的影响。[8]

（五）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时，要严格依法执业，不要曲解法律，以迎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家属的不合理要求。

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时，应当严格恪守执业理念和执业纪律，自重自爱，珍惜自己的执业权利，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不得为迎合当事人的不当要求而曲解法律,更不得为谋取经济利益而违背事实、践踏法律，而使自己丧失信誉或被追究刑事责任。[9](六)由于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有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证罪的不合理规定成为律师辩护的绊脚石，故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注意防范执业风险。

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加剧了控辩双方地位的失衡.“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的行为，毋庸置疑，能够实施这些行为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律师，在案件的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和检控方接触证据和证人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律师，但《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仅仅规定了律师的伪证罪,却不规定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伪证罪使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从而加大了律师的执业风险，但重要的是律师自身要具有良好的执业自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10]

（七）对于那些忽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护，对律师作用存在偏见抵触情绪较高，并给律师执业制造障碍、非法干涉甚至剥夺律师诉讼权利的办案人员，既要据理力争讲究原则，又要把握分寸注意策略.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尽管法律赋予了律师一定的权利，但现实效果并不理想。从实践上看，由于人们观念中对律师辩护的偏见，加之法律上的歧视，使得辩护律师该辩的没法辩，法官对律师的正确辩护意见该采纳的不采纳；更有甚者，公检法三家“互相配合”非法追究律师刑事责任，律师因辩而惹祸上身。此时律师既要据理力争讲究原则更要把握方法和策略，以免遭受“职业报复”。

[11] 我相信，随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逐渐改革与完善，以及刑事诉讼实践的不懈努力，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将会不断提高，所起的作用将会不断加强。

参考文献：

[1]杨开湘《刑事诉讼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60页

[2]龙宗旨《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440页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4]陈卫东、刘计划、石献智：《理性探讨 友善交锋 司法公正与律师辩护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国律师》第2002年第2期。第28页

[5]陈瑞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J].《中国律师》,1996-07.69 [6]辩护律师的权利和义务，http://www.xiexiebang.com, 2007-4-20

第四篇：刑事诉讼中被告方的证明责任

证据法结课论文

【摘要】：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诉讼证明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刑事实体法规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及诉讼理论均强调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物品罪以外，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都应由控方承担，辩方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这体现了对被告人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却对事实真相的发现及诉讼效率的提高注意不够，使实体与程序难以结合。那么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方获得充分的辩护的同时，也能符合常理的完成控诉任务？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全盘考虑，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方面合理的分配，让被告人方也有所承担不失为一重要的解决途径，这是基于更多因素，如公平、效率以及常理的考虑，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

【关键词】：刑事诉讼 被告 证明责任

一、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的考察

（一）、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定义分析

关于证明责任的定义目前我国诉讼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两者是一个概念还是不同的范畴，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念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相互混用。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第二版）认为：“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证明其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某些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其中，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前后关系。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采纳第一种观点,并结合本文认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为了主张并证明某种诉求而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控诉方对自己的指控要承担说服的责任,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在不同诉讼模式中刑事诉讼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

一般而言，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方也负有证明责任。罗马法还明确的提出了证明责任的原则：证明的责任由积极主张的人负担，不是由消极否定的人承担。即：每一方当事人对其陈述中所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证明的责任，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在纠问式诉讼中，犯罪不必由被害人提起控诉，司法机关可以主动进行追究。原告方有举证责任，被告人方更有举证责任。由于当时实行的是法定证据制度，而被告人方的坦白被

认为是“证据之王”，据此就可以定罪。因此刑讯逼供就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证明方法，对被告人方广泛采用刑讯。到了近现代，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问题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态度不完全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一定条件下转到被告人方身上；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职权主义原则，大多数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起诉，检察官应当证明自己的控诉，但也必须顾及被告人方无罪或罪轻的情况，法院根据职权积极主动地收集，调查证据，不受检察官或被告人方举证的限制。

从证明责任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发现，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区别仅在于其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不同。近现代诉讼，由于受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为近现代诉讼的主要标志，进而被告人方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为了使被告人方不至于在诉讼中过于弱势，维护司法公正与文明，法律专门规定有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及反对自我归罪等特权。即便如此，考虑到诸多类犯罪难以侦破，存在很多被告人独知的事实以及举证的公平等因素，法律并没有完全取消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司法的天平不仅追求当事者之间的平衡，也在更高的层面追求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中性的司法恰如社会的平衡器，理应不会偏私地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

二、我国刑事诉讼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的合理性

我国上述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加区别地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都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虽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方的权利，却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和处罚犯罪者。

首先，证明责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因为“刑事诉讼过程不过是凭借案件遗留在时空中的痕迹（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做出裁决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法律设定了举证责任，要求诉讼当事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认定的案件事实，因而举证责任是法律为诉讼当事方设定的义务。另一方面，诉讼当事方获得胜诉的关键，也恰恰在于有效地实现举证责任。因为在诉讼中，谁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谁就有胜诉的可能。于是，举证责任又具有权利的属性。总而言之，举证责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和义务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理解证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因此被告人也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辩护说明，更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证明自己无罪或者轻罪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等。

其次，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符合现代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国际化潮流。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都加以规定，不论是明确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所形成的不成文的规则，该项原则已经为各国诉讼所遵循。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WTO的加入，国际全球化趋势步伐的加快，我们有必要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以更好的和国际法律接轨。

再次，符合刑事诉讼效益。刑事证明活动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也要讲究效益和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某些案件中某些事实和情节的证明，公安、检察机关可能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多日，倒不如被告人轻易地提供一个证据。由于被告人对某些证据享有证据信息优势，由被告人提供这些证据可以节省司法成本和资源，有利于迅速及时地查明案情。同时，证明的难易也有不同，如某些被告人独知的事实，被告人不提出的话，有可能使得法庭无法知道事实，不能形成争议和抗辩，增加查明案件的难度和时间，也增加错判的可能，从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

最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强调的是被告人也应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强调定罪的法定性。被告人仅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仅是对自己无罪的一种证明，查明事实真相的需要，有罪证明必须有控诉方来承担。

三、完善刑事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的制度。

（一）、明确规定被告人方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低于控讼方。

刑事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法律规定的程度。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所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完成了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成立；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其未完成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也就不能成立。

刑事诉讼关涉到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及被告人方的生命、自由等根本性权利，控方拥有雄厚的诉讼资源和广泛的诉讼手段，因而控方证明标准一般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对于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无”原则。即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在质和量的方面证据都要确实充分，当用以证明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或对于被告人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它要求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不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证明达不到法律的要求，则应判定被告人无罪。具体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

（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而被告人方所拥有的诉讼资源和诉讼手段都很有限，且受到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原则双重保护，因而我认为其证明标准在现阶段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或“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即对于形成争议的案件事实，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证据来确立可能的优势或能够形成对指控的合理怀疑，即视为达到法定标准，证明责任已履行完毕。控方要想推翻这一认定，其证明标准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即使其证明标准超过被告人方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认定其反证成立，而必须推定被告人方辩护理由成立。另外，要强化被告人方的调查取证能力。证明是以调查取证为前提的，要求被告人方承担一定范围的证明责任就必须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能力。

（二）、要完善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技术。

对部分犯罪的某些构成要件明确规定由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互为表里、互相关联的，只有互相配合，才更有利于发挥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而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立法时是绝然分开的，程序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的查证而不考虑待查证的犯罪要件的不同，实体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要件的设立不考虑不同的要件在查证上特别是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有何不同。这导致了我国几乎所有犯罪的要素必须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方的证明能力未得到充分调动，从而不仅损害了国家对犯罪的控制，还损害了被告人方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特殊的犯罪，立法时就明确规定被告人方对某些要件必须承担证明责任，从而有效调动控辩双方的举证积极性，更准确、更有效地查清犯罪事实。

注释：

[1] 陈永生,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2010.09.[2] 诉讼法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1982.[3] 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11.[4] 谭世贵,刑事诉讼原理与改革.法律出版社2002.02.[5] 樊崇义,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6] 宋英辉,刑事证据的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09.[7] 罗本琦,刑事被告人举证责任范围.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11.

第五篇：项目经理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及实体责任的承担

项目经理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及实体责任的承担

何谓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及项目经理与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建设部1995年1月7日颁布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项目经理是指接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该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由此可见项目经理是建筑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委托对某工程项目进行全面负责、管理的人。其与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之间系一种委托被委托关系，是在法定代表人授权许可的范围内代表法定代表人行使职权的人。根据民法基本理论委托代理是代理的一种，而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向第三人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并由被代理人直接承受该行为的后果的行为。所以委托代理是以被代理人的委托为发生代理权的根据的代理，也称意定代理。委托人的行为后果亦由委托人承担，即项目经理(委托人)与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人)之间是内部关系，企业法定代表人在该工程项目上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则是由项目经理所实施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在法学上也被称之为代理的外部关系。至于项目经理与相对人之间则基本上无法律关系而言，反在项目经理实施其代理行为过程中有非法侵害相对人情节时，两者之间才可能产生侵权责任关系。由此可见在一般的合同诉讼中项目经理不具备主体资格，也不能独立地对外承担责任。

项目经理的诉讼主体地位及责任承担

实践中企业法人往往与项目经理签订内部承包合同来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而司法实务中有人用内部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损失由项目经理负责”等条款来推定项目经理应负诉讼中的实体责任。那么项目经理是否应因内部承包合同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内部承包，承包经营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普遍实行的方式之一。内部承包是指对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单位实行承包经营。例如商业上百货公司把自己的百货店供应站承包出去，建筑企业把自己的项目经理部承包。但是内部承包并不改变发包方企业本身的法律地位，而仅仅是改变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方式。承包人在承包期间是以企业的名义而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交往，因民事交往产生的权利由企业享有，产生的义务由企业承担，而企业的财产是承包人对外进行民事交往的一般担保。因此当承包人对外创设民事法律关系时，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承包人。在建设施工合同中表现的最突出的就是与发包方签订合同的肯定是具有建筑资质的施工企业，而不是项目经理部或项目经理本人，进行结算的也是建筑企业，而不是项目经理个人。

因此项目经理与施工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无论怎样约定，都是对其双方发生约束力。这是合同的相对性所决定，而不能对合同外的第三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即内部合同的约定不对抗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因此项目经理在经营期间与第三人产生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债务仍应由建筑企业来承担，但建筑企业承担责任后可依据内部合同进行追偿。综上所述，项目经理对外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是由委托关系及内部承包合同的法律原理所决定。

审判实践遇到的几类案件中项目经理的诉讼主体地位及实体的权利义务

拖欠工程款案件：工程款是由建设工程合同产生的，所以主张诉讼权利的只能是合同的当事人即承包方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而项目经理不是建设工程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其不能独立依据建设工程合同来主张追索工程款。其要么在建筑施工企业追索回工程款后，依据双方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来主张权利，要么和承包方一起做为共同原告来向发包方追要工程款。在那些做为承包方的建筑施工怠于行使追索工程款的权利，对其债权造成损害时，项目经理还可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行使代位权以发包方为被告，以施工企业为第三人来直接主张权利，从而通过债的保全来得到债权。

拖欠建筑材料费的案件：在建筑领域如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来操作，不会出现大量的拖欠材料的案件，因为国家有关部门有规定严禁带资承包工程和垫资施工。工程款应由发包方及时支付。但因为市场环境的影响，有很多发包方不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导致施工企业购买工程材料时拖欠材料商的材料费。而且很多是项目经理在对工程项目施工时，对外采购工程材料而欠的材料费，依据刚才我们分析的项目经理与企业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委托关系及内部承包合同的性质，这时对外承担责任的只能是建筑施工企业而非项目经理本人。当然如果建筑施工企业依据内部承包合同要求项目经理承担责任时，法院如决定合并审理的可判决由施工企业对外承担责任，由项目经理对施工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所述，建筑施工企业与其单位的项目经理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及实体权利和义务，对于那种名为内部承包实为转包或者是建筑施工企业出借建筑企业资质由他人来承揽工程所形成的纠纷，应由该建筑施工企业和转包合同中的承包人及借用建筑企业资质的人依据过错来对外分别承担责任。

诉讼中判决项目经理独立承担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

诉讼中有时原告仅起诉项目经理本人，有时起诉建筑施工企业和项目经理两个被告。依据刚才我们分析的项目经理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及实体权利义务，项目经理不应对外承担责任，但在诉讼法上有一种叫做自认的制度，即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予以承认，愿意承担责任，我们认为根据私法自治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其可以放弃权利，也可以为自己设定债务。既然其认可了对方的诉讼请求，法院完全可以据此予以判决其承担责任。但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应注意全面阐述、明确告知被告其权利义务及诉讼后果，然后根据被告愿意承担败诉后果的意思表示，来判决其承担责任，从而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