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第一篇：修改后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刑诉法明确树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新刑诉法倡导的人权保障理念是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根本性价值在刑事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伴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树立，特别是通过规范刑事司法行为的程序法加以明确规范，对今后侦查工作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认真思考，积极应对。

一、新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严格化的证据规则，提高了搜证要求

新刑诉法要求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

非法证据排除使得检察机关侦查取证工作面临了巨大挑战。证据的合法性既包括程序要合法也包括实体要合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获取程序要合法，否则的话就会被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职务犯罪来说，尤其是贿赂犯罪突破案件主要依靠的事言词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无疑成为涉案者为逃脱法律追究的一个重要的辩护理由。通过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线使其交代罪行，是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时最常用的手段，而新刑诉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使得侦查部门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时，才可对案件有细致的了解，否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将自侦部门的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狡辩成威胁、恐吓，最终使得证据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的手段、环境、方式、办案人员的语气语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

（二）辩护制度的完善化，强化侦辩对抗性

新刑诉法对于辩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有四点：一是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二是委托辩护主体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三是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将原来的范围扩大到部分精神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四是律师会见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持“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在自侦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而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其参与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因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在以往自侦案件办理中，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而如今在这一阶段，律师的提前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师帮助，无疑是给犯罪嫌疑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犯罪嫌疑人可能因为律师提供的法律专业知识，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更加镇定从容，提高其辩解能力，大大的加强了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意识，而且法律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使案件的突破难度加大。再者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对于缺乏职业素养、预谋不法行为的律师缺少监督，不可避免地有些律师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就会为其出谋划策，为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诉辩解提供意见。特别是新刑诉法赋予律师的申诉、控告权，使得检察工作中稍有不符合诉讼程序的行为，就会给律师以口实，使得侦查工作处于被动，这无疑给检察院的侦查和审查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三）细化了强制措施条件，加大了采取强制措施的难度 一是对取保候审进行修正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七十条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条件明确、范围扩大、相关义务和保证金问题都作了新的规范。二是细化了监视居住条件。严防监视居住制度异化为变相羁押，同时完善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和刑期折抵。三是逮捕、拘留和审查逮捕的程序规范，明确逮捕条件和羁押告知义务，将必要性审查制度严格化，使侦查羁押措施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新刑诉法就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等进一步细化、规范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更加苛刻，对传统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办案争取时间、辅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战。

（四）侦查监督进一步强化，约束了自侦行为

侦查监督的强化主要体现在羁押必要性的严格审查上，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为强化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在对侦查活动监督中，对被采取羁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不应当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就可能使侦查部门无法控制犯罪嫌疑人，不利于证据的收集。

二、自侦部门如何更好应对新刑诉法的规定

（一）要扎实充分地做好对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新刑诉法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律师对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使得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理念及侦查模式不能适应新诉讼法的要求,在适应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除了要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与程序兼顾”的观念外,对于传统办案方式中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突破案件关键的做法要予以摒除,要逐步树立依靠正面接触、讯问前的秘密调查及科技手段和技术侦查获取证据突破案件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依靠秘密调查和技术侦查,巧妙运用侦查谋略迫使涉案者自乱阵脚，露出破绽。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由于辩护律师的介入已经提前至侦查阶段,使得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律师享有充分的权利对抗检察机关。为有效查处犯罪,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中心应适当前移,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要做好相应的调查、侦查、取证工作,要更加重视立案前的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 一旦出现直接与案件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必须高度重视，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毁灭转移。将相当一部分物证、书证、甚至言词证据予以固定。在自侦案件初查期间,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状况下,做好充分准备后,再立案进入侦查阶段,会使得侦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

（二）勤于专研讯问手段，严格规范审讯过程

新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可延长至24小时，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为第一次讯问争取了时间，缓解了自侦部门拘留前办案时间紧张的压力，但即便时间有所延长，只有重视讯问技巧、提高讯问水平，才会真正解决审讯难的问题。为充分利用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自侦部门应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审讯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消除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

（三）适时灵活的运用强制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有了较为细化的规定，立案后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既是检察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又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侦查人员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但又不能走形式、走过场。要充分运用已收集掌握的证据，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摧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行和细节要多留意，多观察，多研究，从而发现新的线索和取证方向。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大胆适时地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改变讯问环境，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四）转换侦查模式,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首先,新刑诉法规定了禁止自证其罪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合法证据的获取难度大大的增加,技术侦查手段的补充又为证据的获取提供了新途径。检察机关在立案后,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批准手续,可以由检察机关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并交由执行机关执行。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时,应当善于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并与相关执行部门取得联系,相互配合,通过执行部门麦克风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方式直接而快捷地收集犯罪证据，增强自侦部门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其次,检察机关在证据的获取方面,要兼顾实体与程序合法。在侦查工作中,要保持与律师及其它司法部门的联系,尊重并听取意见,及时纠正自身自侦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以实现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进而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对于律师的申诉、控告,要予以重视并妥善处理,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也有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形象。自侦部门完全可以在表明检察机关对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同时,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尚义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科 郭朝辉

2013年11月20日

第二篇：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范文

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

作者：黄鸿远

时间：2012-05-08

正义网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公诉而言，新刑诉法恢复了卷宗移送制度，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设了庭前预备会议，设立了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简易程序进行了重大修改。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立法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执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战。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更新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强化自身监督制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诉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是我们每一名公诉干警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此次刑诉法修改涉及公诉工作的主要方面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充分体现

此次刑诉法修改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以下四条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质和内核：一是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二是第五十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确立了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三是第五十三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具体标准，即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四是继续保留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成分。

（二）律师阅卷制度的改革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律师阅卷问题，在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其对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阅卷的范围从以往的部分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新刑诉法规定，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二是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上述案卷材料。此外，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被移送，第三十九条还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就可以使辩护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

（三）对公诉案件的庭审细化了要求

在公诉案件庭审方面，对于检察机关具有影响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第一百八十七条增加了证人、警察和鉴定人出庭的规定；二是第一百九十二条增加了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三是一百九十三条在完善一审程序时增加了“量刑”内容，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四是第二百零八条、二百一十条扩大了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取消了简易程序案件可以不派员出庭的规定。

二、刑诉法修订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一）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诉人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调查核实权，如何妥善处理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关系，都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一定程度上加大公诉人的工作量。此外，基于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就需要公诉人进一步研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法。

而在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方面，虽然新刑诉法在第一百八

十七、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和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以及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于公诉人而言，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难度，尤其是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询问和质证的压力时，如何实现良好的庭审效果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鉴定人和专家证人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特殊群体，因此，在询问鉴定人和专家证人时，公诉人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在工作中逐步实现公诉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二）律师办案制度的修改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此次刑诉法在律师办案制度方面吸收了08年实施的新律师法的精神，在律师会见权、律师自行调查权、律师阅卷权等方面，较现行的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意味着，控辩双方的关系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然而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则意味着一次全新的挑战，而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控方证明的难度。新刑诉法中涉及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三十八、三十九条的规定，从总体上看，是扩大了辩护方的权利，从而限制了控诉方的权力。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公诉机关尚可以以刑诉法为上位法、律师法为下位法为由拒绝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诉法实施后这个“挡箭牌”将不复存在，也使侦查、公诉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诉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变为“全面公开”状态。而随着辩护方权利的扩大，控诉方和辩护方的力量对抗也就从表面上的平等向实际上的平等迈出坚实的一步，进而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也就意味着辩护方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样必然增加控方证明的难度。

二是增加了固定证据的难度。在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而新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因而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同时，律师还可以提前了解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样一来，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提供了条件。通过串供或者其他的措施，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翻供，从而给公诉机关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或暗示，犯罪嫌疑人、证人就有可能翻供变证，造成言词证据的稳定性减弱。职务犯罪特别是行受贿这种对合性犯罪往往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言词证据本就稳定性差，犯罪嫌疑人、证人如果翻供变证，必然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

（三）简易程序全部出庭将大量增加公诉人的工作量

新刑诉法在某种程度上将现行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案件简化审程序加以合并，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弥补检察机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庭审活动监督缺失等问题。但是，它给基层检察机关带来的难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力、物力和案件量如何匹配、怎样提高诉讼效率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基层院而言，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程序案件占到绝大多数，如果每个案件都要出庭，案多人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三、公诉机关的应对措施

（一）转变执法理念

刑诉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以及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等一系列明文规定，对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适应，更新执法观念，认真执行法律规定，迎接挑战。首先，要更加注重程序正义。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更要重视程序正义。但长期以来一些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在办案中还是存在。程序正义要求公诉人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行使，人们诉讼于法律不但要求结果公正，更希望程序正义。其次，要更加注重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理念要求我们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不仅要仔细审查那些导致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更要仔细审查那些将导致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审查全部证据。再次，要更加注重尊重律师工作。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律师参与诉讼的程度和实际效果来体现的。检察机关应当为律师行使职责提供方便，相信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和交流，赢得律师对检察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公诉人确保律师权利的实现，就是对律师工作的尊重，就是对刑诉法的遵守，就是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

（二）苦练内功，提高公诉人业务素质

一方面全面学习刑诉法修正案的相关法条，深入探究法条的学理解释，正确把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认真领会立法意图，通过公诉实践逐步实现公诉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针对公诉人的实战培训，提高庭审交叉询问技能，妥善处理庭审调查中证人证言、证据发生的各种变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审局面的能力。

（三）加强与侦查机关配合，强化证据意识

刑诉法的修改对侦查、公诉机关收集、整理和审查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使审判前侦查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通过继续侦查随时提供指控犯罪应有的证据。这就要求侦查和起诉方进一步协调关系，形成合力，尤其是侦查必须围绕起诉指控的需要进行，侦查机关必须准确全面地提供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因此，要以刑诉法的修改为契机，加强与侦查机关的联系，及时互通情况信息；对重大复杂案件，公诉机关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指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强化证据的完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证，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中的空隙、漏洞，提示侦查机关补强完善证据；强化案件动态监控，注意收集串供、转赃等再生证据，发现并掌握律师介入后出现的翻供翻证及其他不正常情况，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加强侦诉协作，形成合力，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同时，公诉机关要切实改进目前的证据结构，逐步降低言词证据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提高实物证据的比重和地位，通过降低言词证据的比重，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负面影响自然降低。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侦查机关更高的侦查水平以及侦诉机关之间更强的协调能力。

（四）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

一是针对第五十四条至五十八条，建议“两高”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对“非法方法”进行列举，对“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进行诠释；对形式非法、陈述内容自愿真实的言词证据如何处理进行判定；公诉方要求侦查人员进行合法性说明，如何进行，是否与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接轨；以及对有权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侦查行为合法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证人保护制度在检察机关如何实现，什么条件下依申请而保护，什么条件下实现主动保护，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究竟有哪些方式和措施等等，需要进一步更为明确的规范。三是针对简易程序全部出庭的情况，建议区分情况采取出庭支持公诉和出庭旁听庭审两种形式，或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允许检察机关派一人出庭。

第三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

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

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四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五篇：简论技术侦查的规定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简论技术侦查的规定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张广新 赵海宇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有较大影响，其中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尤为突出。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今后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应当依法用好法律赋予的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职务犯罪侦查 技术侦查 秘密侦查

一、技术侦查的含义、适用案件范围及技术侦查的种类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是采取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获取案件信息、证据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等侦查行为的总称。技术侦查具有科技性、隐秘性和适用对象特定性等特征：（1）技术侦查主要运用一定的科技手段进行侦查。（2）这种技术手段具有特定性，不是所有运用技术手段的侦查活动都称之为技术侦查。（3）技术侦查具有隐秘性，通常是侦查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侦查活动。（4）技术侦查通常是对特定对象展开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有权采取的技术侦查手段的案件范围包括：一是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二是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三是需要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论是否为重大犯罪案件，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包括哪些类型，《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所规定的“技术侦查”包括电子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但此次修改后的刑诉法并没有对此加以规定。笔者认为对技术侦查手段应该作狭义的解释，即建议在修正中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技术侦查的种类作如下规定：技术侦查手段包括监听、技术追踪、视频监控、互联网监控等手段，其他手段可划归秘密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的适用依据和适用程序

在侦查中采取哪一种技术手段，需要解决依据问题，即依据何种标准来决定是否采取某一措施以及采取哪一种措施，或者对哪些对象采取措施。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本条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据确定为“侦查犯罪的需要”，即以侦察活动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要不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采取何种技术侦查措施以及这些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于哪些人。

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新刑诉法的规定过于笼统，技术侦查由哪个机关来批准、可以批准几次、哪个机关有权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等问题仍待细化。程序是正义的保障，需要对具体适用的程序进行规制：第一，批准机关。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由检察院内部侦查监督部门进行批准，还是由上一级

侦查监督部门进行批准，或是由上一级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批准？三种模式各有利弊，笔者建议由本院反贪部门主管检察长批准，并报上级反贪部门及上级侦查监督部门备案，这样设置，既保证了职务犯罪侦查的效率效果，有利于案件侦查的保密，而且对侦查部门使用技术侦查也有足够的监督和制约。第二，解除程序。如果检察机关对应当解除技术侦查措施的不予解除，该由谁给予指出？为了保证检察机关依法运用技术侦查，出现违法情形时，犯罪嫌疑人或辩护律师可向侦查机关或批准机关提出审查的申请，同时批准机关也应在一定时间内主动审查，及时发现问题。

三、技术侦查的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技术侦查的规定有利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进一步开放和透明以及保障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将一直处于秘密隐晦状态的“技术侦查”措施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侦查措施自此有法可依，进一步提高了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规范性，同时，新刑诉法赋予了通过这种侦查措施获取得材料具备证据资格和能力，使其能够出现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阶段，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因此得以进一步开放、透明，有利于保障人权，走出一条侦查工作数量与质量并重、效率与效果兼得、办案安全有保证的路子，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科学发展。

（二）有利于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科技含量

新刑诉法使得技术侦查规范化，规定的技术侦查，是有力的法律武器，提高了职务犯罪侦查的科技含量，有利于侦查工作的精力从获取口供转移到全面搜集证据上来，实现“由供到证，以证印供”向“以证促供、证供互动”的转变，有利于尽快放弃传统依赖口供突破案件的办案模式。

（三）赋予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具备证据资格和能力有利于提高办案侦查含量

新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的目的之一是通过科技方法收集材料作为证据，为后续的诉讼活动提供依据并以此确立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新刑诉法这一条款的规定，使得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收集的材料具有证据资格和能力，可以作为起诉和判决的依据。

（四）有利于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和提高侦查能力和执法水平

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人是第一要素，技术侦查的有效使用，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一大利器，同时也对侦查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新要求，这就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侦查能力和执法水平。通过开展专项培训、提高信息化侦查能力和科技化应用能力、健全完善侦查人才引进，优化侦查人员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提升运用技术侦查的能力，促进侦查队伍专业化整体水平的提高。

四、实践中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的有效使用

实践中如何有效使用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即如何在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有效使用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侦破案件，应遵循以下几点：

（一）明确职务犯罪侦查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的优先性

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手段优先性是指侦查主体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依法享有优先适用特殊侦查手段的权力。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相比具有隐秘性特征，特别是在一对一的贿赂案件中，因缺乏受害人，加上环境的封闭性，依靠传统侦查手段破案的几率甚低，即使勉强能获得证据，亦需要通过大量的间接证据来完成，这需要耗费大量的刑事司法资源。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具有较强的应对性与有效性，能以较低的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司法利益，因此应当保障在侦查职务犯罪中使用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的优先性。

（二）明确区分科技手段和技术侦查以及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

科技手段在侦查工作中的应用与技术侦查是两个概念，科技手段范围广，包括调取电子证据、话单分析、数据恢复、心里测试等，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对于不属于技术侦查范畴的现代科技方法，在办案中可以积极探索、大胆使用。

秘密侦查是侦查机关根据授权，使用秘密力量，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收集犯罪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侦查方法。修正后的刑诉法规定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二者是不同的。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要灵活使用这两种特殊侦查手段。在立案之后，依法使用侦查手段和措施，改变立案后马上解除犯罪嫌疑人的习惯做法，采取秘密侦查的方式最大化收集固定证据，并严格依照新刑诉法规定，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做好充分准备后与犯罪嫌疑人正面交锋。

（三）机动灵活使用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

职务犯罪侦查是一种由表及里的从不确定到确定的动态认知过程，本质上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的一种复原，是运用证据恢复其本来历史面目的高智能和对抗性复杂的实践活动，需要侦查部门在主动、灵活、机动条件下，综合运用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获取证据、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惩治犯罪。

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刑诉法规定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并可采取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重大”标准的贪污、贿赂案件，则不能采取技术侦查手段，那么是否可以采取秘密侦查手段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实践中，秘密侦查已经成为贪污、贿赂案件的常态化侦查手段，对侦破案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刑诉法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本条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做出了规定，刑诉法如此规定的目的是提高监视居住的约束力，但也起到有利于职务犯罪侦查间接效果。尤其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强制措施，有利于增强监视居住的控制力度，避免妨碍诉讼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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