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修正后的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第一篇：试析修正后的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试析修正后的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梁全 王晟明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探讨新刑诉法对基层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结合目前我国检察技术工作的运行现状，分析刑诉法修改后检察技术工作存在的困难并提出相应对策。

论文关键词 刑诉法 基层检察技术工作 证据

一、刑诉法的修改对技术工作的影响

（一）电子数据成为证据种类

由于电子技术被人们广泛运用于信息交换，因此电子证据被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纳入法定证据种类。电子数据是指与案件事实有关的电子邮件、网上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证据。有专家指出，电子数据必将成为未来的“证据之王”，检察机关在今后的办案中对电子证据的依赖将日益得到体现。这要求检察技术工作迅速适应这一趋势，有意识地培养能够提取、审查电子数据的技术人员，制定规范、合法提取电子数据的程序，为侦查办案提供服务。

（二）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第14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根据目前的实践，检察机关负责办理技术侦查的具体工作的是侦查部门，但根据技术侦查对公民权利具有侵入性的特点，技术侦查的启动部门与后续跟踪、执行的部门应当互不相同，体现工作部门之间的制约性。借鉴高检院对职务犯罪的嫌疑人的同步录音录像的执行应当由技术部门执行的规定，在侦查部门启动技术侦查措施后，后续跟踪执行应当由技术部门执行，以执行“严格的批准手续”，防止权力的滥用。另外，技术侦查的相关措施大部分与信息技术有关，技术侦查的结果（如获得的电子数据）最终还要经过技术部门的分析与鉴定，因此技术侦查的执行与跟踪由技术部门负责是恰当的。在高检院具体的规定还未明确之前，检察技术部门应当充分谋划，争取成为技术侦查执行环节的负责部门，并组织技术部门的信息骨干学习技术侦查的相关知识，为开展技术侦查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三）完善技术鉴定制度

新刑诉法第186条第三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的义务被写进新刑诉法，否则鉴定意见将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今后技术性鉴定的出庭作证将是技术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技术鉴定人员熟悉出庭作证的技巧。第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意见提出意见。”实际上要求鉴定人员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就鉴定问题进行辩论，因此鉴定人员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较好的专业知识，否则就会在法庭辩论中陷于被动。

（四）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在讯问中的使用

2006年，高检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新刑诉法在吸收这一尝试、探索的基础上，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根据高检院的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讯问已经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但这一规定目前只在侦查阶段得到执行。根据高检院的相关规定和新刑诉法的精神，当案件流转到公诉阶段，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在讯问时都应当执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且在讯问中同步录音录像要达到“全面、全程、全部”的要求。因此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

二、检察技术工作在适应修正后的刑诉法方面存在的困难

（一）机构设置与人才培养存在问题

技术工作是侦查办案的基础性工作。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第54条规定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加以排除，凸现了技术性证据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技术工作的基础性，它只能对业务办案起到支持性作用，在体现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中具有间接性的特点。而诸如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公诉和侦查监督等办案业务部门，能直接体现检察机关的职能，因此技术工作与办案业务部门相比，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践中，有的基层院没有设立技术部门，将技术人员归于其它部门，技术业务只是兼顾的工作；部分技术部门干警并没有专门的技术知识；有的技术门类缺乏相应的技术人员。另外，检察技术工作的定位存在偏差，技术人员被大量的非技术性工作束缚了手脚，且技术办案的技能培训明显不足，导致技术办案能力低下，不能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

（二）技术办案工作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检察技术工作大致可以分为技术办案工作和不直接参与技术办案的办公保障工作。技术办案工作如检验鉴定、文证审查、电子数据的提取和检验、心理测试和同步录音录像等等，为侦查办案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其重要性在本次刑诉法的修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在基层一线，技术办案工作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甚至有的基层院将检察技术狭隘地定义为办公保障的后勤部门，忽视其侦查办案功能的存在，不利于检察技术工作的长远发展。笔者2012年参加广东省检察机关法医培训班时，与会的全省法医工作者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技术工作现状进行充分交流，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当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的技术办案业务开展存在困难，主要体现在：领导对技术办案工作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办案业务部门对科学技术参与业务办案的重要性不足，以致技术办案的案源不足；业务办案与技术办案的衔接性差，技术人员与办案人员缺乏有效沟通，限制了技术办案的效果；技术力量不足影响技术办案的开展。其症结归根结底在于技术办案的重视程度不足。

（三）技术力量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由于编制所限，基层检察院技术部门的各种技术门类一般只配备一名技术人员，有的技术门类甚至连相应的技术人员也没有。由于司法鉴定至少应当由二名鉴定人完成，因此各地基层院技术部门一般并不具有鉴定能力，也没有鉴定资格。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由于缺乏开发创新团队，信息化工作很大程度上只能外包给社会的技术公司，造成基层院信息技术人员技术开发的实践不足，工作能力退化，不能完成基层院一般的信息化创新需要，以致基层院技术部门经常出现平时无事做，有事做不了的尴尬境地。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将各地

基层院技术力量有效整合起来的工作制度，不能形成技术合力。

（四）检察技术与业务部门的相互配合存在问题

办案工作是检察技术的最重要职能。检察技术主要肩负着刑事技术监督和侦查技术协助工作。在基层院实践中，技术工作如何实现与业务部门工作的有效配合是一个难点所在。检察技术与业务部门的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刑检部门在司法鉴定文书的审查方面与技术部门的配合欠佳。由于刑检部门的办案人员对司法鉴定的文证审查的意识不强，认为文证审查可有可无，有的甚至放弃对司法鉴定文证审查的监督，由办案人员代行专业技术监督之职，这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以专业鉴定为定罪依据的案件，如果鉴定错误，将造成不可逆转的冤假错案。事实上，全国检察机关文证审查存在一定的纠错率，而由于检察技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错误的鉴定一般只能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发现，因此司法鉴定的文证审查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诉讼监督的一部分。

二是侦查部门与检察部门之间的配合欠佳。近年来侦查设备与侦查技术已得到迅猛发展，而基层院技术部门的技术人员对此适应不足，知识更新跟不上办案需要，其原因在于基层检察院技术人员的创新性和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技术培训不能体现现代侦查技术的最近进展。例如，电子数据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显现并以新的证据种类纳入新的刑诉法，而电子数据的采集方法、采集设备近年已有较大进步，但由于技术人员的知识老化，对此项技术掌握不足，不能为侦查办案提供有效支持。另外，侦查部门对科学证据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度依赖言词证据的，不善于发现科学证据，也不主动请求技术部门协助，影响了案件的办理质量。只有经过信息技术人员的充分挖掘，才能形成完整的电子数据证据，不致遗漏关键信息。另外，通过司法会计等传统技术业务，可以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新问题，找出新案源。

三、技术工作全面适应新刑诉法的若干思考

（一）准确定位职能，重视技术办案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检察机关在设立技术部门时对技术部门的定位就是利用技术专业知识直接参与办案工作，为侦查办案审查或提供科学证据。随后在九十年代，由于办公自动化的需要，又赋予技术部门的信息化保障的功能。新刑诉法完善了鉴定制度、确立了电子数据的地位、明确了同步录音录像和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范围，因此新刑诉法更加突出技术办案工作的重要性，基层检察院的技术办案工作将更加重要、更为繁重，这要求检察技术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技术办案的轨道上来，因此技术办案力量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当加强。应当保证基层院有相应的法医、司法会计、信息技术、影像技术等专业的技术人员，以适应修正后的刑诉法对技术工作的要求。

（二）重视制度建设，确保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衔接顺畅

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于技术办案的规定多为概括性的，缺乏相应的具体执行措施，造成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的配合脱节。实践中，业务办案部门多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决定是否要求技术力量的介入，没有统一的规范，业务办案人员贪图方便经常绕开检察技术环节。特别由于自侦案件过度依靠言词证据，当言词证据出现反复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证据，致使案件质量受到影响。因此，应当重视技术办案相关制度的建设，制定启动技术办案工作的检察业务标准和程序，在涉及刑诉法规定的技术证据时，均要检察技术人员审查把关或提取鉴定，确保案件质量。

（三）开展继续教育，开展技术创新

检察技术部门的工作对象就是诉讼中的技术性证据。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各种电子产品的广泛应用，互联网、计算机、各种存储设备的数据信息已逐渐成为诉讼证据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新刑诉法所规定的新证据种类“电子数据”。另外，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因此，如何适应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电子数据证据进行提取、固定和检验鉴定，确保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以及如何学习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以专业知识协助侦查部门决定采取何种形式的技术手段，是新刑诉法对技术部门提出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只有通过开展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和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和技术练兵活动，创新技术性证据的发现、提取和鉴定方法，使技术人员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才能提高技术人员的法律监督能力，在违法犯罪的斗争中始终不辱使命。

（四）整合技术力量，提高区域技术人员的战斗力

如前所述，在新刑诉法实行后，基层院技术力量已不能适应办案需要。应当以地市级检察机关为单位，以建立司法鉴定中心为契机，整合辖区基层检察机关的技术力量，形成技术合力完成区域内的司法鉴定、疑难案件的文证审查、重大案件的电子数据提取、信息技术的开发等技术工作，既能解决依靠单一的基层院技术力量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同时以地市级为单位，又可以保证技术办案的充足案源，使技术人员在经常性的技术办案中得到锻炼，保持技术人员的战斗力。

参考文献：

[1] 张公诸。质量管理学[M].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http:///，1992.[2] 林志航。计算机辅助质量系统[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http://，1996.[3] 栗伟。白酒品评方法的改革与创新[J].酿酒，2002（5）：11-12.[4] 宋书玉。白酒计算机品评技术的发展[J].酿酒科技，http://.cn2011（8）：125-126.

第二篇：新刑诉法实施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

新刑诉法实施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

作者:刘英杰 | 来源:中国检察网 | 更新时间：2012-8-27 22:51:18【字体：小大简繁】 210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内容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举证责任、鉴定制度、技术侦查措施、讯问活动等。检察技术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重要部门之一,此次修改主要从四个方面赋予了检察技术部门更广泛的职能,同时也对检察技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怎样把握好、履行好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技术部门的职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反映突出问题,对我国检察技术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关于检察技术工作的新规定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检察技术工作的意义重大,即解决了长期困扰检察技术工作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简要归纳,新刑诉法直接涉及检察技术工作的新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明确规定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证据以电子数据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电子邮件、网络聊天记录、电子签名、访问记录等。电子数据不同于传统证据种类，其具有一体两面性，在采集、固定方面有自身的特点，同时具有变造性。新形势下，新刑诉法第48条对于证据种类的分类上作出了调整，明确增加了电子证据这个概念。高科技手段获取的证据被合法化，无疑为我们打击犯罪，固定证据链有非常大的帮助，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对新时期的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执法理念中走出来，科学执法，专业执法。电子证据的确立，自侦中技侦的合法化要求我们技术人员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若是对电子证据我们还不会操作，那势必会影响办案的效率甚至质量。因此，在人、财、物的保障方面，就需要加大对技术人员基本的电子证据的取证方法、数据恢复检验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增加专业的、专门的技术人员，配备先进的电子证据取证的常用设备和软件工具，电子证据的获取是电子证据进入证据行列面临的新问题。

（二）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

新刑诉法第121条、第157条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在证据的分类中，鉴定意见是言词证据。鉴定人必须出庭就鉴定意见的内容接受控辩双方的口头询问和反询问。鉴定结果是一种“意见”而非“结论”，对其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审查，这就要求鉴定人员坚持以严格依法、客观公正、以人为本接受监督为原则的“阳光鉴定”，增强工作透明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改进和加强检验鉴定工作。

（三）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第二章第八节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根据侦查需要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对技术侦查适用的时间、范围、程序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使技术侦查合法化, 检察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辅助侦查,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在收集固定证据方面的优势将显现,同时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将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技术侦查措施必将成为检察机关严惩职务犯罪的一大利器，这必将对检察机关侦查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技术的运用，特别是效率将会大幅度提高，检察业务将会如虎添翼。

（四）首次增加了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规定

新刑诉法第121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两录”工作从部门规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其重要性、严肃性和规范性有明显增强。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技术工作的影响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为检察技术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检察技术工作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检察技术工作的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新法第48条将电子数据列入证据之列；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在第二章第八节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共五个条文。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明年重大犯罪案件也会纳入“两录”工作范围，录像次数、录像时长、工作强度比以往会有明显增加，技术部门原有一名兼职技术人员的配备不能满足工作需求。这涉及到的各方面的工作一旦开展，必将会导致检察技术工作的工作量大幅上升,对检察技术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二)检察技术人员将明显短缺

新刑法增加的检察技术工作方面的内容，使得检察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检察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硬件建设的步伐。不少基层院法医、司法会计、文检等传统门类人员空缺，电子证据、心理测谎、技术侦查新兴门类更是空白。没有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工作无法全面展开。对于同步录音录象高检院规定要全程录音录象录音录象且实行审录分离，而录制工作一般由检察技术人员负责。这使得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量大幅度增加，不是检察机关的关键岗位，人员配备难的问题更加突出。逢到案件全面铺开，没有专职人员，兼职录制人员人手少、调配难、业务能力不高严重影响了讯问的顺利进行。基层院根本无法调配出满足工作需要的录制人员。即使解决了人员数量问题，又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在案件办理密集期外，又会造成录制人员的闲置。由于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基本都是一人身兼数职，导致技术岗位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身心疲惫，工作积极性下降，工作效率降低，增加技术人员配备迫在眉睫。

(三)对技术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权、同步录音录像、电子证据等方面的规定,这些事项对技术部门来说是新增的课题,此前很少接触,这就要求检察技术人员不仅要精通传统的相关业务,还要熟悉诉讼法律、证据制度、电子证据取证等方面的知识。

三、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对策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技术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检察技术作为检察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在配合业务部门案件侦查、证据固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执法的规范化，科技强检、信息化工作的展开，以服务其它检察业务工作的需要、以先进科学的方法推进整个检察业务的发展已经成为第一要务。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必须对新的形势给予充分、清醒的认识，重新认真分析技术工作的特性，加强检察技术在检察业务中的应用，在新的检察形势要求下对检察技术工作进行创新。如何发展、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检察技术工作的作用，工作如何实现超前式定位、跨越式发展，是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目前的重要课题。为确保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应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守执法规范。各基层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出台之前,一方面要积极的向上级部门提出建议,加快对相关司法解释和操作性规范的制定工作。另一方面要结合各院检察技术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制度来细化和规范相关程序,。对整个检察技术从受理范围、委托受理程序及期限、工作方式、工作结果、工作管理、工作培训等进行统一规定，做到有章可循，有文可依。对信息化建设、技术协助及工作总结、培训等进行专门规定，使检察技术工作走向正规化、系统化，使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操作性。

(二)适当调整检察技术力量的配备。为应对新法实施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应对当前检察技术力量的配备进行适当的调整。各院应从实际出发,结合本院检察技术工作的特点,在充分提高现有人员素质的基础上科学的配置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人员配备，创造技术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一方面，对新进院的检察技术人才在工作上多鼓励、生活上多关心、教育培训上给机会、事业开拓上给平台，使他们感觉到被重视、被重用，在情感上滋生感恩之心，这样他们才会用心工作，工作起来会倍加努力。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在检察技术方面有特色、亮点的，要总结，要肯定；对检察技术改革做出重大贡献的，要给予重奖。通过有效的激励措施，让检察技术人才真正感觉到在检察机关有奔头、有想头、有盼头，从而激发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影响和带动一批检察技术人才的产生。努力建设一支专业基础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年龄结构合理、热爱检察技术工作的优秀队伍,以适应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迫切需要。

（三）加大资金投入，更新基础设施。各级检察机关应积极争取资金支持，及时采购先进的检察技术设备，对有问题的设备进行维修和更换，对不符合新规定的设备进行升级和更新，以满足新形势下检察技术工作的需要。比如，配备必要的电子证据取证设备、心理测谎仪、便携式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等。

(四)加大业务学习和岗位培训力度。各级检察机关要重视检察干警对新法的日常学习, 通过集中网络视频培训、视频录像自学、各部门研讨、座谈等多种形式,全面透彻学习新刑诉法修改的精神实质,做到融会贯通。另外还应邀请一些资深业务专家和法学专家,对技术干警进行集中性强化培训。加强对办案人员和检察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同时开展模拟演练，让办案人员互相交流办案体会、方法和技巧，进一步提高技术干警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使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执法理念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五)完善和加强现有的检察技术，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多年来，传统的检察技术门类为检察业务做出了大量的贡献，应当不断完善和强化。随着各个业务部门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精化，在准确和快捷的要求下，对技术的要求和依赖会日益严格和增强。但是根据目前的形势要求，检察技术工作重点在电脑网络信息化技术在检察业务中的运用上，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使办案更加准确和快捷成为一条必然的途径。要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入手,更大范围内加大信息库建设,提高侦查人员运用高科技侦查技术,为提高执法办案水平提供强大保障。将科学技术充分融入检察业务发展中、充分应用于案件侦查和证据核实过程，真正具体地将技术和办案捆绑起来，提高侦查水平、办案质量和效率是当今检察技术工作新形势的最显着特点和强烈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是目前被高度强调的检察技术工作，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此项任务。心理测谎、电子证据取证技术是新兴的门类，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大工作力度，使其在办案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工作作风。技术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阳光鉴定”的作用,使检验鉴定过程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运行，鉴定人员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以保障当事人有权参与到检验鉴定工作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及时获得全面、客观、真实的情况，为人民群众了解、监督检察机关检验鉴定工作开辟更加广泛直接的渠道，切实把整个检验鉴定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把严肃的执法过程变成贴近群众的工作方式，把规范的法言法语变成通俗易懂的表述，以便于民众直接监督，不断改进和加强检验鉴定工作。

刑诉法关于侦查措施规定中的两个问题

作者:朱孝清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更新时间：2012-9-4 23:05:43【字体：小大简繁】208

【学科分类】刑事诉讼法

【出处】法制网

【关键词】刑诉法；侦查措施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修改后刑诉法在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中新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种监视居住方式；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新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特殊侦查措施。有观点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且执行中又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故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对符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如直接逮捕，而没有必要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有观点认为，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法律规定其使用主体是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人民检察院，因而这两种侦查措施只能由公安机关使用，而不能由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笔者试就这两个问题谈点看法。

一、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有无使用必要问题

修改后刑诉法将监视居住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住处监视居住，一种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住处监视居住能一定程度地限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难以有效防止其串供、毁证，因为犯罪嫌疑人与家人共居一室，其家人完全可以协助实施串供、毁证等行为，故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意义不大（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家中只有他一个人，如裸官、异地交流的单身干部，在住处监视居住也有积极意义）。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有积极意义的主要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根据法律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可适用于两类犯罪：一类是无固定住处的，这主要是少数异地指定管辖的案件，少数异地的行贿嫌疑人等；另一类是特别重大的贿赂犯罪。从法律规定看，能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一是数量少；二是要求高，要“符合逮捕条件”；三是审批严，要经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四是存在办案安全风险。

笔者认为，虽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之一是必须“符合逮捕条件”，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具有逮捕所不能代替的独立价值：第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制措施。通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如果获取了足以证明犯罪的证据，即可转为逮捕；如果万一犯罪不能构成，则可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种“往后退”比逮捕后“往后退”对犯罪嫌疑人和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要小得多。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除符合免赔情形外，都要刑事赔偿，而对监视居住后撤销案件、不起诉的，目前尚无刑事赔偿的明确规定。第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比逮捕更利于促使贿赂等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侦查经验表明，对贿赂等犯罪的嫌疑人适于使用逐渐加温式的强制措施，而如果采取一步到位、直接逮捕的措施，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就往往“封口”，不再继续交代犯罪事实。由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在争取从宽处理的希望上要大于逮捕，因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犯罪事实，“挤清油水”，还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清退赃款，挽回国家损失。第三，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长于逮捕，对特别重大、复杂案件特别是某些窝案、串案，有利于缓解侦查羁押期限的紧张。此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还有利于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不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的情况下降低对纪检监察部门调查措施的依赖。因此，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要依法该用就用、善于使用。

当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人身安全风险明显大于逮捕，它容易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自杀等事故，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论是由公安机关执行还是检察机关配合执行，都要高度重视并确保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为此，要慎重选择监视居住的指定居所，使其能够保证办案安全；要为指定居所装备必要的安全设备、监控设备和录音录像设备，消除居所内部和周边一切不安全隐患；要培养、训练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人员，规范其监督管理流程，实现监督管理的专业化、规范化。对因疏于监督管理甚至玩忽职守造成安全事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可以配合公安机关执行。既然指定居所监所居住对职务犯罪侦查有独特的价值，检察机关就应积极协同同级公安机关争取当地政府支持，建造符合侦查职务犯罪需要、由检察机关专用或保证检察机关使用的监视居住指定居所，并配备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设备，以保证依法使用该强制措施的需要。

二、关于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能否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问题

修改后刑诉法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即第151条规定的：“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刑诉法把这两种侦查措施规定在“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中，但它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而是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

隐匿身份侦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隐匿身份侦查泛指侦查人员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所有侦查（调查）活动，它以获取犯罪情报、证据为目的，但在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上，它既可以直接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也可以不直接针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狭义的隐匿身份侦查指侦查机关出于侦查的必要性，经机关负责人决定，选派侦查人员或选定其他公民隐匿身份，采取接近侦查对象、深入犯罪组织内部、提供犯罪条件等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或抓获犯罪人的一种侦查措施，它与广义的隐匿身份侦查的区别在于，它仅直接针对侦查对象实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隐匿身份侦查，指狭义的隐匿身份侦查，它一般包括三种方式：一是贴靠侦查，即采取接近侦查对象的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二是诱惑侦查，即对已有犯意的人提供犯罪条件或机会，从而在其实施犯罪时将其抓获；三是卧底侦查，即采取深入犯罪组织内部的方法获取犯罪情报、证据。该三种方式在深入犯罪的程度上，卧底侦查最深，诱惑侦查次之，贴靠侦查最浅；在行为方式上，贴靠侦查和卧底侦查都是通过直接与侦查对象打交道而获取犯罪情报、证据，而诱惑侦查则是通过提供犯罪条件或机会使侦查对象实施犯罪，从而将其抓获。

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在发现非法或可疑的交易物品后，在对物品进行秘密监控的情况下，允许非法或可疑物品继续流转，从而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人的一种侦查措施。

笔者认为，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这两种侦查措施的使用主体是公安机关，但它可以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其理由是：首先，它有法律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适用本章规定。”这里的“本章规定”，指刑事诉讼法第二章关于侦查的规定，具体包括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在内的各种侦查措施。其次，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侦查措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规定：“法律应当为腐败犯罪的侦查活动规定适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严重的案件中可以包括秘密侦查及窃听通讯。”这里的“秘密侦查”包括隐匿身份侦查。该公约第50条还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其认为适当时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由于我国已批准加入该公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为履行该公约规定的义务而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侦查措施的，因而没有理由把它们排斥在腐败犯罪侦查之外。再次，许多国家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用于腐败犯罪侦查。例如在美国，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除了采取查阅有关人员的财产情况外，还经常利用耳目收集破案线索和证据，派遣特工人员进行化装侦查等。在英国，根据有关判例法，在犯罪侦查包括职务犯罪侦查中，遇到常规侦查手段难以获取证据时，可以使用化装侦查、布设耳目等特殊侦查措施。在德国，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于严重犯罪包括公职人员严重犯罪，在采取常规侦查措施或技术侦查措施难以取得效果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侦查员卧底侦查、线人侦查等措施。在澳大利亚，对于某些隐秘型犯罪包括职务犯罪，除了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外，还可以使用线人或卧底侦查措施等。第四，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在以往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屡有使用。隐匿身份侦查适于用来侦查内幕性和隐秘性强的犯罪，而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其犯罪行为有职务作掩护，行受贿双方通过权钱交易都得到了好处，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加上物证、书证少，外人很难了解并揭开其内幕，因而隐匿身份侦查就常用来侦查贿赂犯罪。如侦查人员通过隐匿身份，深入商品购销、工程发包、资源分配等活动之中，探知其送收回扣、手续费、好处费的“潜规则”、“行情”和具体证据；通过在有关领域物色“线人”、“信息员”等提供职务犯罪线索；通过物色特定人员靠近行贿人，探知其行贿的真情；通过公安机关物色人员在看守所对侦查对象搞“狱侦”等。控制下交付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也有使用，如检察机关通过被索贿方获悉某公职人员向其索贿的信息，就让被索贿人应约去交付财物，检察机关就在他们预定的地点落实秘密监控措施，并在他们交付财物时获取犯罪证据或者人赃俱获。

综上所述，将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用于职务犯罪侦查，既有必要，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我们不应人为地划出“禁区”，设置障碍。

当然，检察机关使用隐匿身份侦查措施，一般不像公安机关那样，采取打入犯罪集团内部、诱惑侦查等方式，而是采取短期介入的方法；在介入的程度上，一般也不会太深，因而不大可能采用“可能危害公安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实施“诱使他人犯罪”的行为。但尽管如此，还是要严格遵守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一是必须为了查明案情，二是必须基于侦查上的必要性，三是必须经检察长批准，四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取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作者简介】

朱孝清，单位为国家检察官学院。

第三篇：修改后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刑诉法明确树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新刑诉法倡导的人权保障理念是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根本性价值在刑事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伴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树立，特别是通过规范刑事司法行为的程序法加以明确规范，对今后侦查工作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认真思考，积极应对。

一、新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严格化的证据规则，提高了搜证要求

新刑诉法要求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

非法证据排除使得检察机关侦查取证工作面临了巨大挑战。证据的合法性既包括程序要合法也包括实体要合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获取程序要合法，否则的话就会被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职务犯罪来说，尤其是贿赂犯罪突破案件主要依靠的事言词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无疑成为涉案者为逃脱法律追究的一个重要的辩护理由。通过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线使其交代罪行，是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时最常用的手段，而新刑诉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使得侦查部门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时，才可对案件有细致的了解，否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将自侦部门的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狡辩成威胁、恐吓，最终使得证据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的手段、环境、方式、办案人员的语气语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

（二）辩护制度的完善化，强化侦辩对抗性

新刑诉法对于辩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有四点：一是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二是委托辩护主体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三是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将原来的范围扩大到部分精神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四是律师会见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持“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在自侦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而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其参与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因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在以往自侦案件办理中，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而如今在这一阶段，律师的提前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师帮助，无疑是给犯罪嫌疑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犯罪嫌疑人可能因为律师提供的法律专业知识，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更加镇定从容，提高其辩解能力，大大的加强了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意识，而且法律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使案件的突破难度加大。再者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对于缺乏职业素养、预谋不法行为的律师缺少监督，不可避免地有些律师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就会为其出谋划策，为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诉辩解提供意见。特别是新刑诉法赋予律师的申诉、控告权，使得检察工作中稍有不符合诉讼程序的行为，就会给律师以口实，使得侦查工作处于被动，这无疑给检察院的侦查和审查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三）细化了强制措施条件，加大了采取强制措施的难度 一是对取保候审进行修正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七十条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条件明确、范围扩大、相关义务和保证金问题都作了新的规范。二是细化了监视居住条件。严防监视居住制度异化为变相羁押，同时完善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和刑期折抵。三是逮捕、拘留和审查逮捕的程序规范，明确逮捕条件和羁押告知义务，将必要性审查制度严格化，使侦查羁押措施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新刑诉法就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等进一步细化、规范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更加苛刻，对传统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办案争取时间、辅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战。

（四）侦查监督进一步强化，约束了自侦行为

侦查监督的强化主要体现在羁押必要性的严格审查上，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为强化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在对侦查活动监督中，对被采取羁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不应当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就可能使侦查部门无法控制犯罪嫌疑人，不利于证据的收集。

二、自侦部门如何更好应对新刑诉法的规定

（一）要扎实充分地做好对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新刑诉法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律师对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使得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理念及侦查模式不能适应新诉讼法的要求,在适应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除了要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与程序兼顾”的观念外,对于传统办案方式中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突破案件关键的做法要予以摒除,要逐步树立依靠正面接触、讯问前的秘密调查及科技手段和技术侦查获取证据突破案件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依靠秘密调查和技术侦查,巧妙运用侦查谋略迫使涉案者自乱阵脚，露出破绽。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由于辩护律师的介入已经提前至侦查阶段,使得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律师享有充分的权利对抗检察机关。为有效查处犯罪,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中心应适当前移,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要做好相应的调查、侦查、取证工作,要更加重视立案前的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 一旦出现直接与案件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必须高度重视，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毁灭转移。将相当一部分物证、书证、甚至言词证据予以固定。在自侦案件初查期间,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状况下,做好充分准备后,再立案进入侦查阶段,会使得侦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

（二）勤于专研讯问手段，严格规范审讯过程

新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可延长至24小时，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为第一次讯问争取了时间，缓解了自侦部门拘留前办案时间紧张的压力，但即便时间有所延长，只有重视讯问技巧、提高讯问水平，才会真正解决审讯难的问题。为充分利用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自侦部门应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审讯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消除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

（三）适时灵活的运用强制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有了较为细化的规定，立案后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既是检察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又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侦查人员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但又不能走形式、走过场。要充分运用已收集掌握的证据，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摧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行和细节要多留意，多观察，多研究，从而发现新的线索和取证方向。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大胆适时地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改变讯问环境，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四）转换侦查模式,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首先,新刑诉法规定了禁止自证其罪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合法证据的获取难度大大的增加,技术侦查手段的补充又为证据的获取提供了新途径。检察机关在立案后,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批准手续,可以由检察机关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并交由执行机关执行。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时,应当善于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并与相关执行部门取得联系,相互配合,通过执行部门麦克风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方式直接而快捷地收集犯罪证据，增强自侦部门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其次,检察机关在证据的获取方面,要兼顾实体与程序合法。在侦查工作中,要保持与律师及其它司法部门的联系,尊重并听取意见,及时纠正自身自侦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以实现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进而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对于律师的申诉、控告,要予以重视并妥善处理,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也有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形象。自侦部门完全可以在表明检察机关对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同时,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尚义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科 郭朝辉

2013年11月20日

第四篇：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范文

刑诉法修改对公诉工作影响及对策

作者：黄鸿远

时间：2012-05-08

正义网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公诉而言，新刑诉法恢复了卷宗移送制度，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增设了庭前预备会议，设立了关键证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简易程序进行了重大修改。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立法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执法者的一次全新挑战。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更新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能力、强化自身监督制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的要求。作为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诉机关，在新形势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新的挑战，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是我们每一名公诉干警应当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一、此次刑诉法修改涉及公诉工作的主要方面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充分体现

此次刑诉法修改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以下四条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质和内核：一是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二是第五十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同时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确立了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三是第五十三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具体标准，即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四是继续保留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集中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成分。

（二）律师阅卷制度的改革

此次刑诉法修改对于律师阅卷问题，在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其对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阅卷的范围从以往的部分材料扩大到案卷材料。新刑诉法规定，无论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辩护律师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二是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查阅上述案卷材料。此外，为了防止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被移送，第三十九条还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这就可以使辩护人全面掌握不利和有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

（三）对公诉案件的庭审细化了要求

在公诉案件庭审方面，对于检察机关具有影响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第一百八十七条增加了证人、警察和鉴定人出庭的规定；二是第一百九十二条增加了专家证人出庭制度；三是一百九十三条在完善一审程序时增加了“量刑”内容，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四是第二百零八条、二百一十条扩大了简易程序案件的适用范围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取消了简易程序案件可以不派员出庭的规定。

二、刑诉法修订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一）证据制度的修改对公诉人素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新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调查核实权，如何妥善处理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关系，都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一定程度上加大公诉人的工作量。此外，基于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就需要公诉人进一步研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法。

而在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方面，虽然新刑诉法在第一百八

十七、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和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以及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但是对于公诉人而言，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加大了指控犯罪的难度，尤其是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询问和质证的压力时，如何实现良好的庭审效果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鉴定人和专家证人都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特殊群体，因此，在询问鉴定人和专家证人时，公诉人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在工作中逐步实现公诉队伍的知识化和专业化。

（二）律师办案制度的修改增加了办案的难度

此次刑诉法在律师办案制度方面吸收了08年实施的新律师法的精神，在律师会见权、律师自行调查权、律师阅卷权等方面，较现行的刑诉法有突破性规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意味着，控辩双方的关系将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然而这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则意味着一次全新的挑战，而对公诉工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控方证明的难度。新刑诉法中涉及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三十八、三十九条的规定，从总体上看，是扩大了辩护方的权利，从而限制了控诉方的权力。在新刑诉法实施前公诉机关尚可以以刑诉法为上位法、律师法为下位法为由拒绝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但新刑诉法实施后这个“挡箭牌”将不复存在，也使侦查、公诉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从现有刑诉法所规定的“半公开”状态变为“全面公开”状态。而随着辩护方权利的扩大，控诉方和辩护方的力量对抗也就从表面上的平等向实际上的平等迈出坚实的一步，进而使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新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这也就意味着辩护方不承担相关的责任，这样必然增加控方证明的难度。

二是增加了固定证据的难度。在案件侦查和审查起诉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翻证。而新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卷材料，因而可以知悉案件的全部证据及全案的证据弱点、薄弱环节。同时，律师还可以提前了解案件相关证人的证言或者其他同案犯的供述。这样一来，为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之间、犯罪嫌疑人和同案犯之间进行串供提供了条件。通过串供或者其他的措施，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翻供，从而给公诉机关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少数素质不高的律师如果对犯罪嫌疑人、证人稍加“点拨”或暗示，犯罪嫌疑人、证人就有可能翻供变证，造成言词证据的稳定性减弱。职务犯罪特别是行受贿这种对合性犯罪往往主要靠言词证据定案，言词证据本就稳定性差，犯罪嫌疑人、证人如果翻供变证，必然增加固定证据的难度。

（三）简易程序全部出庭将大量增加公诉人的工作量

新刑诉法在某种程度上将现行的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普通程序案件简化审程序加以合并，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弥补检察机关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庭审活动监督缺失等问题。但是，它给基层检察机关带来的难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力、物力和案件量如何匹配、怎样提高诉讼效率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基层院而言，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程序案件占到绝大多数，如果每个案件都要出庭，案多人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三、公诉机关的应对措施

（一）转变执法理念

刑诉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特别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以及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等一系列明文规定，对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以及社会公平正义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适应，更新执法观念，认真执行法律规定，迎接挑战。首先，要更加注重程序正义。在追求实体公正的同时，更要重视程序正义。但长期以来一些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在办案中还是存在。程序正义要求公诉人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行使，人们诉讼于法律不但要求结果公正，更希望程序正义。其次，要更加注重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理念要求我们要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不仅要仔细审查那些导致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罪重的证据，更要仔细审查那些将导致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审查全部证据。再次，要更加注重尊重律师工作。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律师参与诉讼的程度和实际效果来体现的。检察机关应当为律师行使职责提供方便，相信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加强与律师的沟通和交流，赢得律师对检察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公诉人确保律师权利的实现，就是对律师工作的尊重，就是对刑诉法的遵守，就是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

（二）苦练内功，提高公诉人业务素质

一方面全面学习刑诉法修正案的相关法条，深入探究法条的学理解释，正确把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认真领会立法意图，通过公诉实践逐步实现公诉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开展针对公诉人的实战培训，提高庭审交叉询问技能，妥善处理庭审调查中证人证言、证据发生的各种变化，全面提高掌控庭审局面的能力。

（三）加强与侦查机关配合，强化证据意识

刑诉法的修改对侦查、公诉机关收集、整理和审查证据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使审判前侦查结论的不确定性增加，需要通过继续侦查随时提供指控犯罪应有的证据。这就要求侦查和起诉方进一步协调关系，形成合力，尤其是侦查必须围绕起诉指控的需要进行，侦查机关必须准确全面地提供指控所需要的证据。因此，要以刑诉法的修改为契机，加强与侦查机关的联系，及时互通情况信息；对重大复杂案件，公诉机关要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指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强化证据的完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证，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中的空隙、漏洞，提示侦查机关补强完善证据；强化案件动态监控，注意收集串供、转赃等再生证据，发现并掌握律师介入后出现的翻供翻证及其他不正常情况，提高办案人员审查、分析、判断和运用证据的能力；加强侦诉协作，形成合力，提高出庭公诉、指控犯罪的能力。同时，公诉机关要切实改进目前的证据结构，逐步降低言词证据的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提高实物证据的比重和地位，通过降低言词证据的比重，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负面影响自然降低。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侦查机关更高的侦查水平以及侦诉机关之间更强的协调能力。

（四）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建设

一是针对第五十四条至五十八条，建议“两高”及时出台司法解释，对“非法方法”进行列举，对“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进行诠释；对形式非法、陈述内容自愿真实的言词证据如何处理进行判定；公诉方要求侦查人员进行合法性说明，如何进行，是否与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接轨；以及对有权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其他证据证实侦查行为合法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证人保护制度在检察机关如何实现，什么条件下依申请而保护，什么条件下实现主动保护，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究竟有哪些方式和措施等等，需要进一步更为明确的规范。三是针对简易程序全部出庭的情况，建议区分情况采取出庭支持公诉和出庭旁听庭审两种形式，或者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允许检察机关派一人出庭。

第五篇：金融危机对检察工作地影响及其对策

金融危机对检察工作地影响及其对策

锡林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严慧冬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给世界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遭遇严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各地的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企业因经营困难面临倒闭，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压力巨大，农民工提前返乡，居民生产、生活资料物价上涨，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我国刑事犯罪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比如财产型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明显上。这些刑事犯罪的新特点、新原因、新问题，要求我们检察干警关注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对市场、企业、社会的影响，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胸怀大局，政治坚定，反应灵敏地通过法律监督手段适时提出相应的预防及补救措施，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确保人民生活安定有序。

一、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的刑事犯罪已经或者可能会出现以下特点：

1、在案件类型上，财产型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上升。按照一般规律，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往往是财产型犯罪、经济犯罪案件的高发期。金融危机带来的股市下跌、物价波动、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原因导致了一些投资者、企业主和工人收入大幅下降，生活难以维系。在这些诱因的促使下，一些人迫于生活压力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两抢”、“两入”等财产型案件增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些犯罪分子利用信用卡、保险、合同、票据、假钞进

行诈骗的案件增多，特别是 “HD90”假钞的蔓延，不仅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严重地影响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

2、过剩劳动力将成为犯罪主体。在金融危机大潮的冲击下，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很大压力，明显的劳动力过剩及农民工提前返乡，极易引发各类犯罪案件，成为扰乱市场秩序、侵财、传销等案件的犯罪主体。部分失业人员可能铤而走险，从事盗抢等违法犯罪活动，特种行业可能成为其销赃渠道。有些人可能会采取无证经营等方式谋生，而其中的好逸恶劳之人极有可能铤而走险，从事偷、盗、抢等无本买卖。偷盗自行车、市政设施、街头抢夺、抢劫等案件有可能在这部分人的推动下升高。为了尽快将赃物换取现金，典当、废旧金属收购行业将成为违法犯罪分子首选的销赃渠道。

3、资金紧缺诱使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多发。一是容易引发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犯罪。在金融危机暴发前，一些个别企业、个体经营者受高额利润吸引，盲目扩大经营规模，通过以高利息、高回报的方式，非法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容易引发资金断链，而一旦出现资金断链，致使用资者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甚至连本金都无法按时归还，投资者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讨要投资款，甚至是绑架等极端手段，从而引发暴力索债、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同时，用资者若偿还不上大额欠款，往往会想法逃避，甚至举家外迁，从而引发非法集资案件增多。二是还

发现有不法之徒利用报刊或手机短信息发布虚假“提供贷款”广告，虚假许诺可以提供贷款，骗取受害人钱财的案件。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检察干警既要认真学习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更要将科学发展观的精髓贯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真正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正确把握检察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才能认准工作方向，找准工作切入点，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切实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提高案件质量，创新工作机制，开创检察工作地新局面。

二、人民检察院应对金融危机，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保障服务的对策。

1、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刑事案件情况比较复杂，原因众多，仅仅依靠司法手段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为此，检察干警应当认真学习和深刻领悟党中央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部署，积极配合党委，立足于法律监督、检察的本职工作，制定和实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保障党中央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策的贯彻落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2、突出打击重点，加大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批捕、起诉职能，重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恶势力及有组织和其他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积极参与扫黑除恶、打击“两抢一盗”、禁毒专项斗争，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盗窃、抢劫、聚众哄抢等破坏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设备以及绑架伤害、敲诈勒索企业投资经营者等严重刑事犯罪，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对证据确凿的经济犯罪案件，应当及时准确地逮捕犯罪嫌疑人，严厉打击相关的经济犯罪活动，震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及经济安全。深入开展对经济领域不安定因素特别是非法集资问题的排查工作，密切关注支柱行业、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经营状况，提出工作建议，主动发挥服务，妥善处置和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类犯罪行为。

3、全面协调，统筹兼顾，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是检察工作中讲政治、讲大局、讲法律的指南，对于检察机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维护稳定、促进和谐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要继续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切实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到各项检务工作中，把严格执行法律与执行刑事政策有机统一起来，把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起来。一方面，要根据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从严打击促稳定。另一方面，对确有法定从宽情节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体现政策，采取

宽缓措施，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减少消极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着眼于加强教育转化、促进社会和谐，对涉嫌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依法决定不批准逮捕；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依法决定不起诉。对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并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或简化审理程序。对因家庭或邻里纠纷引发、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予以从宽处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式，依法保障未成年人权益。

4、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进一步提高监督水平，努力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加强对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刑讯逼供以及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等问题的监督，开展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专项检查，防止放纵犯罪和冤枉无辜。进一步加大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力度，切实纠正裁判不公等问题。加强对超期羁押和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监督，促进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依法进行。严肃查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纯洁司法队伍，维护司法廉洁。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检察工作面临新形势、刑事犯罪的新情况和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只有通过党委、政府积极地引导和政策扶持及各有关司法机关相互协作、配合采取有力措施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