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第一篇：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基层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

来源：本 网

发布时间：2012-9-19 16:32:58

在今年3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的刑诉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订以来，再次进行的一次重大修改，涉及条文较多，修改面较大。这次修改对于新时期下的检察工作，尤其是反贪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在新形式、新规定下更好的完成办案工作，将成为我们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次修改，既提出了新刑诉法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方面的更高要求，又体现了诉讼参与人在参与整个诉讼过程中享有的更为深入细致的权利与义务。

对于新刑诉法的修改条文，我有一些浅显的认识。下面，我就将基层院的反贪工作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与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学习探讨。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带来的影响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侦查工作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约24条左右，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写进了新刑诉法。

新刑诉法把旧刑诉法原条文第四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并对其进行了修改。补充添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增加此规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的一大步，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这也就进一步要求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能力要加强，不能过于依赖从犯罪嫌疑人口中得知侦查信息，此规定也促进反贪侦查人员对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进行改变。

第二、对于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排除进一步明确。

在这次修改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明确写进了新刑诉法，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此规定强调侦查部门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必须合法，否则将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此规定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同时，也对我们反贪干警的侦查取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新刑诉法将传唤、拘传时间有条件的延长至二十四小时。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新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条新增加的规定对于一部分案件的突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一时难以获取，在十二小时以内无法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新刑法将一些类型的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第四、确立了技侦手段，完善了证据制度。

新刑诉法第二章第八节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进一步确立了技术侦查是在侦查阶段中的一种重要手段。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第一百五十二条也规定经由技侦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这些规定对采取科技手段迅速获取定案的证据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第四十八条对于“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录”等也都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在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以上规定扩大了侦查部门对证据获取的来源和渠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第五、进一步将辩护权扩大延伸。

辩护权的修改，被各界法律人士普遍认为这是新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最大亮点。新刑诉法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此规定明确把辩护人进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点提前到侦查阶段，并可以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和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新刑诉法三十七条还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需其他任何批准，四十八小时内就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时不被监听。辩护权的扩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强化人权保障的体现，也是司法进步的结果。但从另外角度看，辩护律师在介入侦查以后，势必会按照法律规定为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的性质和后果进行分析，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不排除有些辩护律师会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反法律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翻供的心理暗示、语言点拨，从而加强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增加了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风险，讯问破案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第六、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新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以前根据最高检对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有关要求，在我院反贪工作中已经施行，现在新刑诉法的修改给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要求，施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日后当事人提出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的控诉时，通过查询录音录像还原事实、说明情况，于此同时，也对我们的侦查人员获取言词证据的规范化提出了严要求。

二、刑诉法修改后反贪部门采取的应对方法

上述新刑诉法的修改，对反贪工作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挑战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将对常规的反贪侦查工作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通过认真研究、深入思考并结合我院反贪实务工作现状，现将新时期下的反贪工作对新刑诉法修改的应对方法，作以下简要分析：

（一）高度重视初查工作，客观全面的搜集各类犯罪证据。

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受到任何限制。这就要求我们在立案前期的初查工作要高度重视，对案件的查处，不能操之过急，接触犯罪嫌疑人的时间点要审慎选择，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毁证灭据或者串供。要更加秘密且全面的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客观证据和信息。加大初查力度，放宽初查时间，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在初查中也要尽可能多地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类型的证据，对电子数据等新的证据形式要进一步熟悉、掌握。

（二）转变固有的侦查策略，树立全新的侦查模式。

首先，过去我们传统的办案模式主要是“以人立案”，如今在新刑诉法的框架下已不太适应，“以事立案”的侦查模式是我们以后需要转变的侦查策略。以事立案能够在与犯罪嫌疑人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使查案工作及时进入侦查程序，可以防止律师过早介入而带来的干扰，有利于侦查人员依法及时地使用侦查手段获取犯罪证据，从客观上可以减少调查取证过程中遇到的阻扰。其次是在提高我们

“零口供”定案能力的同时，要把旧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的义务进行转化，在新刑诉法下的侦查策略下，把犯罪嫌疑人主动的“如实供述”作为其减轻处罚的条件加以重点说明。

（三）强化技术力量，充分利用各种技术侦查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且非常重要的一种侦查手段。随着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的能力也越来越强。本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了很多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客观来讲，传统的办案取证模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在将来的办案工作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技侦措施，包括各种监听、监控、密摄、检查等等，增强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为案件顺利侦破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四）严格贯彻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我们认为，在新时期下想要挑战更严峻的办案形势，那么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作为在办案工作中的“第三只眼”，不管是处于“监督者”的身份还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都是非常有必要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案卷资料中的。而且我们应当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讯问中都要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一些重要的证人也可以采取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言词证据。对于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数据标准，必须要按照上级检察院下发的有关技术标准规定严格实施。要进一步完善录音录像的录制、管理、保存制度，由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操作和维护，要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保证关键时刻不出任何技术差错。

（五）提高侦查人员综合素质，打造业务精良的反贪队伍。

目前，离新刑诉法正式实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我们必须要全面透彻地学习新刑诉法的条文内容以及精神实质，做到吃准吃透、烂熟于心、融会贯通。通过个人学习、座谈交流、聆听讲座等各种有效途径，全面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要树立取证工作中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杜绝瑕疵证据，杜绝刑讯逼供。对每一起贪贿案件都要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要件，全面客观收集各类证据，提前研判，不断优化取证方案。作为一名优秀的侦查员，首先要提高调查取证能力。严把证据质量关，特别是对证据来源、证据形式、取证过程、证明力等方面作为重点审查内容，及时补强瑕疵证据，对于不符合法律要求的证据，在侦查环节就要予以排除。其次是要提高侦查员将客观事实转化为法律事实的能力。既要善于综合运用多种证据，包括新型的电子数据类证据，也要具备在24小时内突破口供的能力，积极适应新执法环境下对反贪侦查工作的需求，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准确打击犯罪，推动新时期下反贪工作不断前进。

第二篇：试析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试析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苗继元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修改后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基本实现和律师法的衔接。相关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必将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通过改善现有的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找到一条应对之路。

论文关键词 修改后刑诉法 职务犯罪 辩护权

修改后刑诉法对于辩护和代理制度进行了全面修改和完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即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这些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和保障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充分展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这些规定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挑战。

一、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修改情况简述

仅就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而言，与1996年刑诉法相比，修改后刑诉法在律师辩护权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辩护人”介入时间提前

修改后刑诉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这条规定，将律师的辩护人地位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进一步保证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效的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会见程序改变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这也就意味着辩护律师可直接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需要经过办案机关的批准、安排，这项规定为辩护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

（三）律师权利扩大

修改后刑诉法第37第4款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项规定意味着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将不再有权派员在场，也不能对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进行不必要的批准和限制。此外，修正后刑诉法第37条第1款取消了辩护律师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阶段限制，即律师在侦查阶段除可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之外，还可与其进行通信，这也是律师权利的一项重要扩充。

（四）明确规定三类案件可以限制律师会见

修改后刑诉法第37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项规定从正面赋予侦查机关限制律师会见权力的同时，其实从反面也保障了律师的会见权，即只要不是上述三类案件，或者侦查机关没有事先通知看守所，律师即可不经批准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

上述四方面的完善与转变，被理论和实务界一致认为可以有效改变现阶段刑事案件“会见难”“辩护难”等基本问题，对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条件。但就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而言，因为现阶段的侦查工作特点，这些转变却给今后的侦查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二、辩护制度的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侦查手段较为单一，案件突破严重依赖口供，侦查工作缺乏现代技侦手段等特点，具体体现为：职务犯罪查办以“秘密性”为原则；职务犯罪查办依赖口供；职务犯罪侦查依赖强制措施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缺乏。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现状是适应原有刑诉法而形成的办案模式而产生的，律师辩护制度的改革为职务犯罪侦查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冲击：

（一）口供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贪污、受贿案件具有其证明方面的特殊性，主观犯罪构成的证明往往决定了案件的定性。礼尚往来、借贷关系、公务消费、小金库等均可以成为逃避刑事处的关键理由。由此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则成为能否定罪的关键性证据。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出现在侦查阶段给审讯工作带来的不可控因素必然会增多，拒供、翻供、串供现象将频发。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律师之间由于权力和权利的“此消彼长”导致的“博弈”将更激烈，获取口供难度将更加困难。

（二）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难度加大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由于不了解侦查机关对哪些人采取了哪些措施，获取了哪些证据，因而不敢轻易翻供、毁证。而修改后刑诉法赋予了律师更充分的辩护权利，使得律师可以运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如何准备供述，并将获悉的案件情况带出，对关键案件证据进行掩饰或销毁。这对于一直以来都以口供获取证据的办案机关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和固定案件证据材料的巨大冲击。

（三）可能导致案情或其他案件线索的泄露和流失

修改后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使得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控制难度将增大。可能带来的具体问题包括：（1）律师可能将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阅卷获悉的信息提供给证人或被调查人；（2）在共同犯罪或彼此关联的窝案、串案中。律师将获悉的其他共犯或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辩解提供给与这一供述或辩解存在利害关系的某个共犯或者其他关联人，从而使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形成原本不存在的共同认识与表述；（3）在正在侦查的案件中，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可能获悉尚未办理的其他案件的信息，而有意无意地提供给相关联的人。

（四）拓展线索，深挖串案的难度加大

线索深挖和扩大是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来源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使小案发展成大案，使单个案件发展成窝案、串案。线索深挖有时需要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中发现蛛丝马迹，然后乘胜追击获取更多的线索资料。而律师通过有关权利的行使，不仅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拒供、少供，让口供和证人证言变化的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泄露案件的某些信息，从而给侦查中深挖线索，扩大战果增加困难。

三、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辩护制度修改带来的挑战

作为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刑诉法的修正，从观念上转变侦查思路和侦查理念，努力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另一方面，要通过侦查策略和手段上的转变，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一）侦查观念要转变

1.转变律师提前介入影响办案的观念。刑诉法修改后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和作用的提高，从表面上确实对案件的办理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但从本质上看，也是我国是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正确处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一步。辩护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是刑事诉讼法建立控辩审三方架构的结果，是与公诉人、侦查人员承担不同职责的刑事诉讼过程的一分子，他享有的权利应当与公诉人是平等的，只是各自的职责不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建立于律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协调，才能将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2.转变“保险立案”观念，树立“风险立案”理念。实践中，由于贪污贿赂案件查办对象往往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保险起见，检察机关一般是在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后才决定立案侦查，而对于尚未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案件，一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尽快拿到口供。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介入时间和手段的修改，今后职务犯罪案件必将更加难以办理，其间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会更大。这就要求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应当摒弃“保险办案”的理念，树立“风险立案”的作风，敢于迎难而上，加大办案力度，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有机统一。

3.从“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变为“初查侦查并重”全面收集证据。从近年来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流程来看，由于侦查措施较少，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往往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初查上，侦查阶段则多为履行立案、拘留、逮捕等形式程序，形成了“大初查、小侦查”的格局。刑诉法修订后，查办职务犯罪虽然有了一些冲击，但在侦查手段上也有了完善和补充，初查和侦查之间的关系必将由倚重初查获取口供，转向初查侦查并重且为全面收集证据。

（二）侦查策略、手段要转变

1.要进一步提高审讯水平，加强预审突破能力。首先，在审讯前要做足准备工作。修改后刑诉法要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能轻易接触被调查人，反之一旦接触就要做足充分的准备。这就要求预审人员对审讯对象的自然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嫌疑人的个性和特性形成判断，结合已掌握的证据，形成充足的预判。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导致不可控因素增多，因此在做审讯预案时要争取穷尽所有可能，做到周密部署，没有遗漏。其次，审讯过程要注意证据的合理利用。修改后刑诉法给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因此，在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更为注意证据的出示环节和时机，打破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甚至可以选择在律师会见后再出示证据，出其不意的打乱嫌疑人心理防线，从而突破案件。

再次，审讯过程要高度关注。实际讯问中，审讯人员要比以往更为关注审讯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把握嫌疑人的细微变化，根据讯问变化调整讯问策略，追问到底。最重要的是摒弃以往那种长期作战、拘留逮捕后再获取有罪供述的心理，力争在第一次讯问时就达成讯问目的，成功立案。

最后，审讯中要更要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和使用。辩护制度的修改对第一次审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案子能否获取有罪供述都依赖于第一次讯问的成败。这样，我们在讯问中就要更加注重侦查谋略的选择。在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将政策攻心、情感催化，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循序渐进、顺藤摸瓜，抓住关键、重点突破等讯问谋略巧妙结合运用，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为今后的立案侦查打下坚实的基础。

2.立案后加强证据收集工作，迅速强化固定证据。刑诉法的修改完善要求职务犯罪侦查

部门查办案件必须在“快”上下功夫，做到整合侦查资源，集中力量作战，提高办案效率。针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出现的新情况，要防控犯罪嫌疑人翻供现象，巩固侦查成果。对于即将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提前打好“预防针”，告知其违反法律妨害司法的严重后果。而对于已经接受律师会见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及时进行突审，巩固原有供述，防止翻供。此外，还应加强侦捕、侦诉配合，随时掌握案件的动态情况，及时发现所取证据细节缺失等取证缺陷或者漏洞，采取措施加以补强，巩固取证成果，健全证据体系，保证办案质量。

3.充分运用技术侦查手段，逐步实现“由证到供”的转变。

从实际办案需要来看，笔者认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技术侦查手段是测谎技术和通讯监听技术。职务犯罪嫌疑人智商普遍较高，反侦查能力较强，一般不可能积极主动地交代问题，使用测谎技术可及时获悉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伪，对顺利开展侦查工作极为有利。实践中由于测谎仪器较为经济，且操作极便，因而应当广泛推广使用。此外，职务犯罪中利用通讯技术作案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而，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通讯监听技术就很有必要。一方面，可以增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动性，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另一方面，可以在被监听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

4.充分利用监视居住这样强制措施。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于监视居住的修改幅度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大的。从内容上看，此次修改涉及到监视居住的条件、场所、方式、检察机关监督等多项内容，从性质上看，监视居住被界定为一种介乎取保候审和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是羁押的一项替代性措施。实践中一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可能无法及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或者需要继续侦查调取主要犯罪证据，这样就无法对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为防止律师提前介入可能导致的一些不良情况的发生，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可以尝试运用监视居住这一手段。这样既可以将逮捕后的侦查时间两个月转为监视居住后的六个月侦查时间，又可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人员接触从而串供、毁证。

5.合理利用法律条文，让法律规定为办案所用。刑诉法的修改也不仅仅是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约束和限制，其中也规定了例外情况。这些例外情况的规定，顺应了侦查办案的实际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案件办理提供了便利条件。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学习运用新《刑事诉讼法》的同时，要深入研究法律规定，争取在合法办案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法律条文，为办案提供便利，最大程度上实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标。

6.加强律师队伍的监督管理，实现由“对立到合作”的转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加强与律师协会的协作、沟通，进一步要求律师协会约束其会员的行为，规范律师合理行使会见权。可以尝试对于辩护律师给予书面提示，在会见前告知其享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对于不应采取的行为给予提醒，使辩护律师能够自觉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应的，自侦部门应对行使律师行使辩护权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保障律师能够有效与犯罪嫌疑人沟通，促进案件的顺利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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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改进制度 创新机制 全面执行新刑事诉讼法

--谈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条件、羁押审查、诉讼程序、审问方式、辩护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提出新规定，也对基层检察院行使公诉、批捕、法律监督、反贪污贿赂、反侵权渎职等职能做出了新要求。牵一发而动全身，新法律产生了连锁反应，对

基层检察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制度与机制建设都提出了新挑战。基层检察工作如何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呢？我简要谈几点看法。

一加强学习培训，提高基层检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行意识。

针对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以从四个方面重点开展培训：首先，重点培训新法律条文。组织法律专家、业务骨干等开展新法条文学习活动，全面把握新新刑事诉讼法的内容与规定，特别突出修改部分的内容，指导干警全面掌握法律条款。可开展新法专题考试活动，可开展新法知识竞赛活动，可开展新法适用理论研讨活动，引导干警加强自学，积累新法规知识，把握尺度，学会依新法办事。其次，重点培训新法精神。以培训方式指导干警把握新法规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明确新法对于司法公正、促进和谐的重要意义，增强基层检察队伍的执行意识。可开展“我与新法关系”的大讨论、大辩论活动，重点明确新法给基层检察员、各科室、各岗位带来的新任务、新责任，引导检察队伍转变旧思维，树立新观念，自觉执行新法律。三可开展模拟演练活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客观上给检察工作增加了难度。可充分预见执行新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突发情况、高难度审讯情况、媒体炒作等，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开展应对各种情况的模拟训练活动，提升攻坚能力。四可强化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培训。新法对文明执法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无疑增加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这就需要强化对干警职业操守与职业形象教育，以便展示检察队伍依法办案、公正执法、专业能力强的整体形象。

二主动对接新法规，改进检察业务管理制度。

按照新法规依法行使检察机关各项工作职责，必须突出建章立制，规范业务管理。一要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建立健全程序性制度。对照新法精神和具体内容，全面梳理检察业务流程，该简化的简化，该增加工作的程序的增加工作程序，确保执法程序合法、规范。比如，过去的审查逮捕工作程序相对简单，主要采取“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的作法；新法要求“确有必要逮捕方可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可结合这一转变，建立健全有关“必要逮捕”的条件性规定和捕后羁押的审查规定，明确什么条件进入审查，审查的程序是什么等，适当增加执法程序与工作环节，落实新法的规定。二要全面梳理业务制度，补充改进业务管理制度。有些不符合新法的制度，该废除的要废除，需补充的要补充，该新建的要新建。要特别注意完善业务部门管理制度，视情增加部门的新职责；比如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相关职责要增加；要特别注意完善岗位职责制，将落实新法各条款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防止出现走老路、违规执法现象。比如，针对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的相关规定，可建立相关岗位职责和部门管理制度，落实好相关执法环节在时间上的规定。当然，亦可针对“案情特别重大、复杂，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这一规定，明确什么情况属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建立相关执法标准。三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创新业务制度。新法的实施必然会使检察工作面临一些新情况，包括检察队伍、法律监督对象及罪犯嫌疑人都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实践中中要及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细化工作流程和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三适应新法律环境，完善基层检察工作机制。

为了适应新法律环境，还需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是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新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把各部门、各岗位落实新法的情况作为重点考核事项，除联合其他执法工作进行综合考核外，还可以针对新法的执行开展专项考核，高度关注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二是完善组织机构机制。新法给一些部门一些岗位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基层检察机关原有的组织机构不一定适应新的工作形势，可适当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人员岗位，给相关部门充实人员，人员配置上向业务一线适当倾斜。三要完善物质保障和科技保障机制。新法的实施给侦破、取证、调查、审问等环节增大难度，加大了某些部门的的执法成本，因此亦应强化物质保障机制建设，在资金、设备、办案交通工具等方面予以保障；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以及审问办案过程对现场录像的要求，坚持科技强检，适当引进运行效率高、投资成本的信息技术新设备，加强技术保障。

总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基层检察工作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和新挑战，关键要需要基层检察班子转变思想，提升观念，以制度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为抓手提高业务及队伍管理水平，积极适应新法律营造的新环境，促进检察工作再上新水平。

第四篇：教授解读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最新五处修改

张千帆教授解读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最新五处修改

据新华社电昨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其中，受争议的第73条未在此次修改之列。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作报告时说，3月11日上午，各代表团审议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代表们普遍认为，修改决定草案较好地吸收了代表提出的意见，同意提请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的代表对修改决定草案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胡康生说，法律委员会于3月12日上午召开会议，对修改决定草案进行了审议，逐条研究了代表提出的审议意见。法律委员会认为，修改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时再提出5处修改意见。

胡康生说，根据有的代表的意见，还对修改决定草案做了个别文字修改。修改决定草案建议表决稿已按上述意见做了修改。该草案将于今天上午进行表决。

■修改及解读

1.修改决定草案第

五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有的代表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解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被告人在押期间可委托辩护人，这有助于被告人权利的维护，对刑事程序的执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张千帆称，在之前的众多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在押期间会见律师的机会很少，其实《律师法》中对于律师会见被告人的权利已经获得认可，但刑诉法一直未明确规定，因而具体实施中一直依据刑诉法，此次修改后，在律师的陪伴下，被告人的权利便会更有利于维护。

2.修改决定草案第十八条中规定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还规定了对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的排除条件。

有的代表提出，对已经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还可以补正或者作出解释不妥。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这种情况可限于在收集物证、书证时，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情形。建议将上述相关规定修改为：“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解读：张千帆表示，按照国际法律惯例，凡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均应当予以排除。

在我国关于此项法律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落实得并不好，包括“刑讯逼供”，警察只有合法行使权力，获取证据才能成为呈堂证供，不管是物证还是书证，因此对该条中“补正”和“合理解释”的规定，似乎“留了退路”。

3.修改决定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对人身进行检查的侦查措施。

有的代表建议将“采集指纹信息、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改为“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解读：张千帆称，“采集”改为“提取”只是措辞的修正，是对侦查措施的进一步规范。

4.修改决定草案第九十三条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有的代表建议将“可以”讯问被告人改为“应当”讯问被告人。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解读：张千帆表示，最高法关于死刑案件的复核，被告人一直难以参与，“可以”改为“应当”，在对司法机关的要求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在死刑案件复核中，最高法一般只看一审以及二审的案卷，很少听取被告人本人的陈述。该条的修改，被告人获得了陈述的机会，这会更加有利于判决的公正客观。比如刑讯逼供是否存在等等，这对审判的合法性意义非凡。

5.修改决定草案第一百零八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有的代表提出，应明确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上述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解读：张千帆称，在刑事案件中国家以及社会到底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刑事案件牵扯到公共秩序，并非当事人双方的事情，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和解并不应该成为被告人无罪的理由。比如杀人犯，难道被害人和被告人和解了就判无罪吗？因而该条的修正意义并不明确。

王兆国作关于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进行了修正。实践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刑事诉讼法修改16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刑事犯罪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有必要在认真梳理代表议案、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对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对维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公民权利提出了更高要求。

各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本届以来，全国人大代表有2485人次和1个代表团提出相关议案81件。司法机关和其他方面也在不断提出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建议。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都对我国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通过刑事诉讼准确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适时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保障公共安全，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

修改刑事诉讼法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需要。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

二、在修正案草案起草和修改工作中，注意把握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和相关制度，应当立足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既要与时俱进，又不超越现阶段的实际，不盲目照搬外国的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

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加强与各有关方面的沟通协调，努力形成共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同时，注意发挥法律的引导作用，为刑事诉讼活动提供明确的法律规范。

对于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各方面总体认为，修正案草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

三、修正案草案的主要内容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共110条，主要内容是：

（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考虑到刑事诉讼制度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既有利于更加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据此，修正案草案将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修正案草案第一条）

（二）关于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

1.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作了规定。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有必要在法律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明确规定。据此，修正案草案在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

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还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修正案草案第十五条、第十八条）

另外，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修正案草案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2.明确证人出庭范围，加强对证人的保护。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核实证据、查明案情、正确判决具有重要意义。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对于情节严重的，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同时，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修正案草案第七十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证人以及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作证面临危险的，可以请求予以保护。（修正案草案第二十条）

（三）关于强制措施

强制措施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逮捕、监视居住的条件、程序和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

1.进一步明确逮捕条件和审查批准程序。针对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理解不一致的问题，为有利于司法机关准确掌握逮捕条件，修正案草案将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中“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细化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者逃跑。

还明确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逮捕。（修正案草案第二十七条）

为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的程序。（修正案草案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

2.适当定位监视居住措施，明确规定适用条件。监视居住同取保候审类似，都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限制自由的程度不同。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这两种强制措施规定了相同的适用条件。考虑到监视居住的特点和实际执行情况，将监视居住定位于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比较妥当。据此，修正案草案规定监视居住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以及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等情形。

同时，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和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为防止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被滥用，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修正案草案第二十四条）

3.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被逮捕人的家属。其中，“有碍侦查”情形的界限比较模糊。另外，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通知家属未作规定。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有必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作出严格限制。

据此，修正案草案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明确规定，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同时，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情形，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修正案草案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

（四）关于辩护制度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1.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修正案草案将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修正案草案第五条）

2.完善律师会见程序。关于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

经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吸收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但对于极少数案件，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实际情况考虑，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事先经侦查机关许可是必要的。据此，修正案草案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修正案草案第九条）

关于律师阅卷，修正案草案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修正案草案第九条）

3.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修正案草案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将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修改为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提供法律援助，并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修正案草案第六条、第一百零六条）

（五）关于侦查措施

侦查是侦查机关为追究犯罪，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防止滥用。

1.完善侦查措施。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修正案草案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

国家安全法、人民警察法规定，侦查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措施没有作出规定。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修正案草案第五十七条）

2.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为保护相关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等行为有权申诉、控告，并规定了相应程序。（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九条）

（六）关于审判程序

审判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判处刑罚的关键阶段。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了审判程序中的重要环节。1.调整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完善第一审程序。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行案件的繁简分流，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为此，修正案草案将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的案件。

同时，根据审判工作实际，对第一审普通程序中的案卷移送制度、开庭前的准备程序、与量刑有关的程序、中止审理的程序等作了补充完善。（修正案草案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九条）

2.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规定。一是，为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增加规定：上诉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等，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二是，为避免案件反复发回重审，久拖不决，增加规定：对于因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三是，为落实上诉不加刑原则，避免发生在上诉案件中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下级人民法院在重审中加刑的情况，增加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此外，修正案草案还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孽息的处理程序等。（修正案草案第八十六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第九十一条）

3.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保证被害人及时得到赔偿，具有重要作用。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修正案草案对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作了补充修改。

一是，增加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二是，增加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三是，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裁定。（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4.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为体现适用死刑的慎重，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件质量，加强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监督，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

同时，增加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二条）

5.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补充完善。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裁定予以纠正，有利于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修正案草案对申诉案件决定重审的条件，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再审案件强制措施的决定程序，原判决、裁定的中止执行等内容作了补充完善。（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三条至第九十六条）

（七）关于执行程序

刑罚执行程序是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规范。修正案草案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1.严格规范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监狱外执行刑罚的制度。修正案草案进一步严格规范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批准和及时收监的程序，为防止罪犯利用这一制度逃避刑罚，并增加规定：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其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修正案草案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

2.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同时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修正案草案第九十九条、第一百零四条）

（八）增加规定特别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实际情况和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的好的经验，有必要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特定案件和一些特殊情况，规定特别的程序。修正案草案增加一编“特别程序”，对有关程序作出专门规定。

1.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修正案草案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对办案方针、原则、诉讼环节的特别程序作出规定。

其中，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为有利于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修正案草案第一百零六条）2.设置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刑事诉讼法对自诉案件的和解作了规定。为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需要适当扩大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将部分公诉案件纳入和解程序。同时，考虑到公诉案件的国家追诉性质和刑罚的严肃性，防止出现新的不公正，对建立这一新的诉讼制度宜审慎把握，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也不能过大。

修正案草案规定，公诉案件适用和解程序的范围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读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这一程序。并规定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修正案草案第一百零七条）

3.设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为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需要对犯罪所得及时采取冻结追缴措施。

第五篇：试论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的挑战

试论检察机关如何应对新刑诉法的挑战

新刑诉讼法将从明年的一月一号正式实施，但是，随之而来的，检察机关就会面临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新的要求。这就需要检察部门提早做好准备，做好掌握与理解各项法律的前瞻性工作，同时还要在落实上起到模范的作用，在思想认识上起到引导的作用，业务技能上起到带头的作用，在科学技术上起到创新的作用等，为新刑诉讼法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新刑诉法中对强制措施的修改

新刑诉法针对强制措施，就做了如下的修改：

（一）完善了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制度

在新的刑诉法里，添加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形，扩大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保证人保证义务的规定更加周延；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多样化、个别化；规范了监视居住措施，明确规定了监视居住的场所；对指定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和法律监督。

（二）在一定的情况下，延长了拘传时间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现在社会发展的不断加快，犯罪形势也自然而然变的更多，同时也变的越来越复杂，所以，为了适应实际的变化，对于那些案情比较复杂，重大事件的，就应该使用拘留、逮捕等方法来适当的来延长适用期限，可以从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第二个方面，为了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在拘禁的这条中，增长了规定，并规定：“保证犯罪娣人的饮食、必要的休息时间。”

（三）设立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确立了强制措施变更程序确定了逮捕后的相关审查的制度，这样就可以很好解决因防止错误而被拘押的问题发生，这样，就可以实现羁押与逮捕在本质上的分离，同时，新刑诉讼法中，还增加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或解除强制措施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办结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

候审或监视居住。

（四）更加完善对逮捕的条件与审查逮捕的相关程序

第一，在新刑诉讼当中，就对社会危险性的情形更具体的规定。第二，在新刑诉讼当中，还增加了“应当逮捕”的适用情况。第三，在新刑诉讼当中，把逮捕的适用情况分成了两种形式，一种是“可以逮捕”，另外一种则是“应当逮捕”。第四，在新刑诉讼当中，完善了审查的逮捕程序，主要表现在两个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增加规定审查逮捕时证人、辩护律师的参与，第二个方面是增加了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

（五）新增了拘留后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

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内对其讯问。

二、关于新刑诉法对强制措施修改后对检察工作的影响与挑战

强制措施修改对检察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诉法强制措施的修改要求更加注重人权的保护

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制度的完善，逮捕条件的细化，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等，都体现了法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律师的直接介入要求执法活动更加规范

根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提出律师意见等。可以说，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又多了一双监督的眼睛。

（三）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法律监督职能

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强制措施方面，赋予了检察机关两项新的监督职能，一是对指定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二是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些法律规定，加大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责任。

三、关于新刑诉法的修改检察机关的应对措施

根据刑诉法强制措施的修改，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应作相应调整，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是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要按法律规定履行通知家属义务；二是对被拘传的犯罪嫌疑人，要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必要的休息时间。三是履行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告知义务；对特定的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机关要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二）切实履行新的法律监督职能

1．对指定监视居住的法律监督。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指定监视居住决定的机关，自决定作出之日起三日内，将有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案件材料报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侦查监督部门指定专人根据案件事实和指定监视居住的条件，审查决定是否正确和合法；对执行场所实地察看，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审查情况作出对指定监视居住的意见书送达决定和执行机关。

2．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和条件：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初犯、偶犯、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的案件，聋哑人、精神病人、正在怀孕、哺乳婴儿的妇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供养人或抚养人犯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对其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具有下列情形，不应当继续羁押：

（1）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已经消除。（2）不可能实施新的犯罪。（3）不可能自杀或者逃跑。（4）可能判处缓刑，无继续羁押必要。（5）不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6）不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7）羁押期限届满，不影响案件侦查、起诉和审判。（8）羁押期限已超过可能判决的最高刑罚期限。（9）认为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刑罚处罚。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1）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提出释放或

变更强制措施申请，有关办案机关同意的。（2）有关办案机关或部门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意见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向公安机关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被拒绝，再次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三）做好思想准备适应律师介入

辩护律师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侦查阶段律师就直接介入，这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而言，还一时难以适应，思想上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因此，我们积极适应律师的介入，学会与律师打交道。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律师的诉讼权，及时受理律师代为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控告和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为其行使诉讼权提供方便；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联系，征求和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在尊重、理解、共识的基础上，共同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四）认真落实审查批捕案件犯罪嫌疑人讯问制度

根据修订后刑诉法第86条的规定，下列三种情形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

（1）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2）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3）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审查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制度规定，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纠正重大违法，正确适用逮捕条件，提高批捕的准确性。

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捕案件时，应当首先查明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事实，其次再看有无逮捕必要，最后区分是应当逮捕还是可以逮捕。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征求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来加以解决。

在具体操作中，执照下列程序进行：（1）案件本身没有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根据案件需要，决定是否讯问犯罪嫌疑人。（2）首先审查案件有无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如有，则做好讯问前的准备工作。（3）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主动征求和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意见分歧较大，必要时也可邀请辩护律师列席案件讨论，对辩护律师的意见记录在案。（4）根据讯

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是否需要询问证人进一步核实有关案件事实和情况。（5）审慎对待和研判辩护律师的意见，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辩护律师意见不被采纳的，要向辩护律师书面说明理由。（6）加强与律师的配合与协作。对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应当积极配合，提供方便；对律师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有关案件的情况，应建议律师及时向办案人员提供。

（五）严格适用逮捕强制措施

关于逮捕方面的修改，就使得审查批捕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社会危险性的细化，哪些应当逮捕，哪些可以逮捕，法律规定都十分明确。因此，对职务犯罪案件的逮捕权是否有必要再上提一级，值得商榷。

四、小结

总而言之，针对刑诉法的修改，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注重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切实履行新的法律监督职能、做好思想准备适应律师介入、认真落实审查批捕案件犯罪嫌疑人讯问制度、严格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等方法来应对因新刑诉法修改所带来的影响，为今后新刑诉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