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诉法修改后拟2013年起施行
刑诉法修改后拟2013年起施行
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本报记者 赵亢 摄
本报讯(记者杨华云)昨日上午，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各代表团审议了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草案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又新做出了八处主要修改。
此次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决定草案，提出了此次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时间。法律委员会认为，由于此次修改涉及内容较多，在实施前各方面都需要充分准备，建议修改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修改要点嫌疑人被告人在押
近亲属可委托律师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将律师介入提前到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部门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审议中有代表提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下，自己委托辩护人存在困难。
法律委员会建议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2 公安移送审查起诉
告知嫌疑人和律师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检察院审查决定。
有代表认为，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有必要将有关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法律委员会建议将该条修改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3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
先予以训诫再拘留
修正案草案规定的证人强制出庭制度，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审议中有代表提出，对于证人无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一律处十日以下拘留不妥。
法律委员会认为，刑事诉讼中，证人应当履行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予以一定处罚是必要的，可区别情节作出规定。法律委员会建议将上述规定修改为，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拘留。
其他修改
修正案草案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措施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受理申诉或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级检察院申诉。
修改后规定：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级检察院申诉”修改为“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检察院申诉；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
修正案草案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采集指纹、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
修改后规定：将“可以采集指纹、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修改为“可以采集指纹信息、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现行刑诉法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修改后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修正案草案规定：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修改后增加规定：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修正案草案规定：原审法院对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
修改后规定：原审法院对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不想作证就算拘留十天也不作证，或者到了法庭说忘了也没办法，但总要慢慢引导，使公民能够比较好地履行自己作证的义务。
——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郎胜
第二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
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
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三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四篇：丰满区院学习修改后的刑诉法
丰满区检察院掀学习新刑诉法热潮
为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尽快理解、领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精髓，适应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6月11日，丰满区检察院召开全院大会，部署《丰满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学习培训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迅速掀起学习新刑诉法热潮，呈现出“活”、“广”、“大”的特点。
“活”即培训方式活。方案提出全员培训、全面学习、全部考核的目标，采取“集中学习与干警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采用“适用部分重点学，修改部分逐条学”的方法，按照“分头准备、一人主讲、集体研讨、考核提高”的形式开展培训学习，即：以科室为单位，组织干警进行学习内容、学习重点、学习资料的准备；利用集中学习的机会，采取轮流的方式，由业务骨干在全院或科室进行专题讲课，适时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经常性组织干警对学习心得和法律运用、人权保障、执法规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理论研讨，争取形成研讨性成果；分阶段采用考试等形式对学习培训成果进行验收。
“广”，即覆盖面广。此次学习培训，不拘泥于一线业务部门，主张全员参与学习，全院形成氛围，无论是办案干警，还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干警，都被纳入学习范围，确
保通过全员学习培训整体提升检察干警对新刑诉法的理解和掌握，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法律素养和能力
“大”，即支持力度大。为确保方案顺利实施，提高培训效果，该院将星期五作为学习日，要求各科室制定学习计划，报政治处备案，并纳入岗位目标责任进行考核；该院不仅为干警购买了刑诉法单行本，每个科室购买一册刑诉法辅导读本，还购置大量刑诉法理论书籍存放在图书室供干警借阅，极大的激发了干警的学习热情。
第五篇：修改后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刑诉法明确树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新刑诉法倡导的人权保障理念是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根本性价值在刑事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伴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树立，特别是通过规范刑事司法行为的程序法加以明确规范，对今后侦查工作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认真思考，积极应对。
一、新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严格化的证据规则，提高了搜证要求
新刑诉法要求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
非法证据排除使得检察机关侦查取证工作面临了巨大挑战。证据的合法性既包括程序要合法也包括实体要合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获取程序要合法，否则的话就会被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职务犯罪来说，尤其是贿赂犯罪突破案件主要依靠的事言词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无疑成为涉案者为逃脱法律追究的一个重要的辩护理由。通过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线使其交代罪行，是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时最常用的手段，而新刑诉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使得侦查部门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时，才可对案件有细致的了解，否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将自侦部门的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狡辩成威胁、恐吓，最终使得证据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的手段、环境、方式、办案人员的语气语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
（二）辩护制度的完善化，强化侦辩对抗性
新刑诉法对于辩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有四点：一是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二是委托辩护主体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三是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将原来的范围扩大到部分精神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四是律师会见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持“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在自侦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而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其参与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因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在以往自侦案件办理中，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而如今在这一阶段，律师的提前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师帮助，无疑是给犯罪嫌疑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犯罪嫌疑人可能因为律师提供的法律专业知识，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更加镇定从容，提高其辩解能力，大大的加强了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意识，而且法律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使案件的突破难度加大。再者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对于缺乏职业素养、预谋不法行为的律师缺少监督，不可避免地有些律师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就会为其出谋划策，为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诉辩解提供意见。特别是新刑诉法赋予律师的申诉、控告权，使得检察工作中稍有不符合诉讼程序的行为，就会给律师以口实，使得侦查工作处于被动，这无疑给检察院的侦查和审查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三）细化了强制措施条件，加大了采取强制措施的难度 一是对取保候审进行修正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七十条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条件明确、范围扩大、相关义务和保证金问题都作了新的规范。二是细化了监视居住条件。严防监视居住制度异化为变相羁押，同时完善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和刑期折抵。三是逮捕、拘留和审查逮捕的程序规范，明确逮捕条件和羁押告知义务，将必要性审查制度严格化，使侦查羁押措施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新刑诉法就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等进一步细化、规范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更加苛刻，对传统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办案争取时间、辅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战。
（四）侦查监督进一步强化，约束了自侦行为
侦查监督的强化主要体现在羁押必要性的严格审查上，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为强化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在对侦查活动监督中，对被采取羁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不应当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就可能使侦查部门无法控制犯罪嫌疑人，不利于证据的收集。
二、自侦部门如何更好应对新刑诉法的规定
（一）要扎实充分地做好对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新刑诉法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律师对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使得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理念及侦查模式不能适应新诉讼法的要求,在适应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除了要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与程序兼顾”的观念外,对于传统办案方式中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突破案件关键的做法要予以摒除,要逐步树立依靠正面接触、讯问前的秘密调查及科技手段和技术侦查获取证据突破案件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依靠秘密调查和技术侦查,巧妙运用侦查谋略迫使涉案者自乱阵脚，露出破绽。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由于辩护律师的介入已经提前至侦查阶段,使得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律师享有充分的权利对抗检察机关。为有效查处犯罪,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中心应适当前移,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要做好相应的调查、侦查、取证工作,要更加重视立案前的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 一旦出现直接与案件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必须高度重视，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毁灭转移。将相当一部分物证、书证、甚至言词证据予以固定。在自侦案件初查期间,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状况下,做好充分准备后,再立案进入侦查阶段,会使得侦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
（二）勤于专研讯问手段，严格规范审讯过程
新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可延长至24小时，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为第一次讯问争取了时间，缓解了自侦部门拘留前办案时间紧张的压力，但即便时间有所延长，只有重视讯问技巧、提高讯问水平，才会真正解决审讯难的问题。为充分利用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自侦部门应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审讯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消除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
（三）适时灵活的运用强制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有了较为细化的规定，立案后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既是检察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又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侦查人员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但又不能走形式、走过场。要充分运用已收集掌握的证据，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摧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行和细节要多留意，多观察，多研究，从而发现新的线索和取证方向。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大胆适时地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改变讯问环境，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四）转换侦查模式,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首先,新刑诉法规定了禁止自证其罪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合法证据的获取难度大大的增加,技术侦查手段的补充又为证据的获取提供了新途径。检察机关在立案后,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批准手续,可以由检察机关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并交由执行机关执行。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时,应当善于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并与相关执行部门取得联系,相互配合,通过执行部门麦克风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方式直接而快捷地收集犯罪证据，增强自侦部门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其次,检察机关在证据的获取方面,要兼顾实体与程序合法。在侦查工作中,要保持与律师及其它司法部门的联系,尊重并听取意见,及时纠正自身自侦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以实现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进而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对于律师的申诉、控告,要予以重视并妥善处理,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也有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形象。自侦部门完全可以在表明检察机关对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同时,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尚义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科 郭朝辉
2013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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