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第一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

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

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二篇：学习修改后刑诉法体会

学习修改后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不相符合。此次修改刑诉法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新法与旧法相比取得很大的进步，从许多方面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新的具体规定，对很多制度如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也做了修改和完善。

我国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2004年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

修改前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是否可以理解为，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就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这次刑诉法的修改，非常注重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但更好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这是依法治国的体现，更是法治的进步。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得以体现。

第三篇：丰满区院学习修改后的刑诉法

丰满区检察院掀学习新刑诉法热潮

为更好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尽快理解、领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精髓，适应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6月11日，丰满区检察院召开全院大会，部署《丰满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学习培训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迅速掀起学习新刑诉法热潮，呈现出“活”、“广”、“大”的特点。

“活”即培训方式活。方案提出全员培训、全面学习、全部考核的目标，采取“集中学习与干警自学相结合”的方式，采用“适用部分重点学，修改部分逐条学”的方法，按照“分头准备、一人主讲、集体研讨、考核提高”的形式开展培训学习，即：以科室为单位，组织干警进行学习内容、学习重点、学习资料的准备；利用集中学习的机会，采取轮流的方式，由业务骨干在全院或科室进行专题讲课，适时邀请专家做专题辅导；经常性组织干警对学习心得和法律运用、人权保障、执法规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理论研讨，争取形成研讨性成果；分阶段采用考试等形式对学习培训成果进行验收。

“广”，即覆盖面广。此次学习培训，不拘泥于一线业务部门，主张全员参与学习，全院形成氛围，无论是办案干警，还是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的干警，都被纳入学习范围，确

保通过全员学习培训整体提升检察干警对新刑诉法的理解和掌握，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法律素养和能力

“大”，即支持力度大。为确保方案顺利实施，提高培训效果，该院将星期五作为学习日，要求各科室制定学习计划，报政治处备案，并纳入岗位目标责任进行考核；该院不仅为干警购买了刑诉法单行本，每个科室购买一册刑诉法辅导读本，还购置大量刑诉法理论书籍存放在图书室供干警借阅，极大的激发了干警的学习热情。

第四篇：简论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简论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作者：蒋朝政

编辑：studa1211

论文摘要 本文从职务犯罪侦查的角度出发，重点比较了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监视居住与逮捕的优缺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中指定监视居住与纪委“双规”的联系与区别，以及指定监视居住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性问题。

论文关键词 指定居所 实用性 双规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仅是一种条文的变更，更是对几方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重新划分确定的过程，随着条文的更改，在侦查阶段侦查、辩护以及犯罪嫌疑人三方的权利义务重新划分，每一方都要重新认知自己的地位，各方也会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产生新的博弈。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监视居住作为强制措施修改的重中之重，基本上是重塑了监视居住制度。下面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来谈谈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问题。

一、监视居住的条件

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相同，将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做同质化处理，两者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符合逮捕条件作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前置条件，相当于将监视居住措施作为逮捕措施的一种后备措施，在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而因特殊原因不适合逮捕的时候，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同时也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另外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又无法提出保证人，也无法交纳保证金的，也可以监视居住，这相当于监视居住也成为了取保候审的兜底措施。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监视居住主要是作为一种与取保候审相平行的措施，在相同的条件下，可选择监视居住，也可选择取保候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监视居住在常态下成为了逮捕的兜底措施，在特殊情况下成为了取保候审的兜底措施，监视居住成为了真正的兜底强制措施。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两类情况可以适用监视居住。第一类情况是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是无法提供保证人和保证金的。这四类情形主要都是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实际困难，也考虑到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第二类情况是有利于侦查机关的情况：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合理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站在侦查人员的角度，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要最深入地认识到自己在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中所处的地位，要最大程度地理解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关键在于理解好第二类情形，即因为有利于侦查机关而采取监视居住的情况。

（一）监视居住与逮捕的比较

在符合逮捕的条件下，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合理的，可以监视居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侦查机关会认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合理呢？采取监视居住更为合理，显然是跟采取逮捕措施相比较。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和办理案件的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会比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更为合理，更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显然，监视居住与逮捕各有优劣。

监视居住与逮捕相比，有以下几个优势：一是监视居住能减小办案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看守所往往位于偏远郊区，侦查人员提讯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空间成本相对较高；监视居住虽然规定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但是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二是监视居住能够将律师会见纳入侦查人员的掌控之中。鉴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除法定的三类案件外，律师会见都不再需要侦查机关的许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律师会见脱离了侦查机关的管控，这势必对侦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而监视居住则能将此纳入掌控；三是监视居住使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无缝对接，能够提供条件支持高频度的审讯和质证工作，有利于提高案件的侦查效率；四是监视居住的期限比逮捕的限制宽松，可以达到6个月；五是监视居住中，侦查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掌控比逮捕更强，能够有效杜绝犯罪嫌疑人在强制措施期间脱离侦查人员管控的情况下，各方面信息走漏的问题。

因此综合来看，监视居住相对于逮捕，其优势主要在于侦查机关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接触犯罪嫌疑人，在需要在短时间内集中审讯犯罪嫌疑人和频繁质证的案件中，尤其是涉案人员众多、涉案证据众多、案情复杂的案件，采用监视居住比逮捕更为优越。陈卫东教授指出，贿赂犯罪，它的犯罪分子往往具有位高权重、社会关系复杂，反侦查能力和获取反侦查信息的能力非常强等特点，为了更好地打击这种犯罪，实行这样的限制对反腐败是必要的，与人民群众严惩腐败的要求也是吻合的。

（二）羁押期限届满之后的监视居住

羁押期限届满之后，强制措施可以变更为监视居住，也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既然是侦查羁押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那么显然案件相对来说是较为复杂的。但是如果在两次或者三次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之后，案件仍然无法侦查终结，那么继续近距离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监视居住在这里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的替代措施。

二、刑诉法修改后监视居住制度的实用性

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比修改之前条文完善了很多，但仍然留下了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就是可操作性仍然有待提高。

（一）监视居住的保障措施需要优化

监视居住的几个条件，包括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符合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之后，若违反了监视居住期间应当遵守的六条规定，需要执行逮捕，那么逮捕之后，现实存在的婴儿无人哺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无人扶养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现实困难不加以解决，逮捕犯罪嫌疑人显然并不现实，也会造成社会隐患。另外，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在进看守所之前，都要进行体检，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也很难收纳。显然，上述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违反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并无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和惩戒。

（二）监视居住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约性小

取保候审有保证金或者保证人对犯罪嫌疑人加以制约，监视居住在此方面无任何制约，相对来说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制约力比较弱，犯罪嫌疑人脱离掌控的现实成本低，心理负担小，这就将犯罪嫌疑人脱逃的责任和风险转嫁给了执行机关和侦查机关。

（三）监视居住协调难度大，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性价比不高

监视居住分为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监视居住和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住所的监视居住虽然能一定程度上限制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但因犯罪嫌疑人与家人共住，不可能做到无死角监控，其家人完全可以协助实施串供、毁证等行为，因此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意义不大。犯罪嫌疑人无固定住所的，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较为少见，无讨论价值。对于职务犯罪较有意义的是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利于密集集中办案力量查清案件事实。然而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首先要符合逮捕条件，其次要求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同时监视居住本身又需要公安机关配合，并且在办案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综合来看性价比不高。

（四）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不得在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的规定，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法律做出该条规定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职权机关采用监视居住，即规避监视居住的法律规定使之变成羁押措施的情况，时有发生。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安全，也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不逃跑，必然要对居所进行安全化改造。包括安排人手监控监视居住的居所，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对居所内部采取软包化装修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为了防止各种影响案件办理的因素，对居所与周围环境进行隔绝化处理；派人照料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等等。其实法律虽然规定了指定居所不能是专门的办案场所，但是一旦对指定居所进行了上述安全化改造，那么该指定居所其实从实质上来看已经与专门的办案场所没有了太大区别。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该条文的规定与其说是为了从实质上规避监视居住成为变相羁押，不如说是为了从形式上让监视居住看起来能够规避变相羁押。而且专门的办案场所如何界定，其主动权依然掌握在侦查机关手里。新刑事诉讼法对于何为专门的办案场所没有规定，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只是将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留置室以及检察机关的办公区域排除在了指定的居所之外，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挂一漏万，给侦查机关留下了较大的可操作空间。

三、指定监视居住与“双规”之间引发的争议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对于监视居住的场所没有特别的规定，只是提到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可见，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对于监视居住场所的规定区别在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类重大案件的指定居所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认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质是“双规”的合法化和扩大化，不受看守所条例的限制，将存在失控的隐患。该种说法有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妖魔化的嫌疑，实际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比纪委的双规要严格得多。

一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要比“双规”严格得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仅要求符合逮捕条件，而且要求符合三类重大案件的标准，而纪委的“双规”措施，很多时候被双规人是达不到逮捕条件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是一种立案后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刑事追诉的一个环节，是侦查机关在掌握了犯罪的证据之后为了保障侦查而使用；而纪委的“双规”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对案件进行分流的措施，部分双规案件达不到犯罪标准作违纪处理，部分双规案件在达到了犯罪标准的情况下才会转入刑事程序，因此采取“双规”措施的条件要比指定监视居住低得多。

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协调工作要比“双规”难度更高。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为例，要对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采取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首先要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同意，其次要与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协调，而在实际工作中，另外还需要与提供监视居住场所以及后勤保障的部门协调，人、财、地、吃、住、行一样都不能少，这些协调工作的难度比纸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

三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司法成本比“双规”要高得多。由于“双规”是一种党内措施，因此没有法律对于“双规”地点加以规制，而且“双规”制度存在多年，场所、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已经相当成熟，并且纪委部门可以将特定的场所改造成“双规”的专用场所。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于检察机关来说也是一种新事物，场地、人员、安全保障、后勤保障等都需要重新投入人力物力加以建设，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指定的居所还是一次性用品，即使建设场地专门用于指定监视居住之用，一方面维护成本将会相当高昂，另一方面难免会被质疑为是检察机关的办案场所。

四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法左右“双规”的存废。“双规”制度作为一项党内制度，其存在与否不以刑事诉讼法的变更为转移，即使许多学者的初衷是寄希望于能够籍监视居住制度的修改将“双规”制度合法化，也只能是学者的美好愿望。

因此，重塑后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是“双规”措施的合法化，更不可能取代“双规”措施，鉴于其严格的适用条件，也不存在失控的风险。

四、结论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比修改后宽松得多，但是因为监视居住存在的种种成本，一直没有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主流强制措施，有边缘化的迹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更为严苛，却反而成为了讨论的热点，经过分析，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三类重大案件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引发的人们对于监视居住是否会演变成变相羁押措施的担忧；二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会否取代“双规”措施的争论；三是监视居住在实际司法实践中有无存在必要的争论。

站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立场，即使法律规定了在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的办理中，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但是仍然找不到舍弃逮捕而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理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相对于逮捕，可能会增强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制力，减少律师会见以及羁押环节信息走漏的概率，但是复杂的审批流程、多头的沟通协调、极高的后勤保障要求、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以及监管失控的风险和责任，都会导致采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付出与收获难成正比，有太多的理由让侦查机关视监视居住为鸡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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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转变工作方式确保修改后刑诉法顺利实施

南昌律师 http://www.xiexiebang.com/ 转变工作方式确保修改后刑诉法顺利实施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发展进步，检察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既要理性对待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新机遇，又要积极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新挑战，更要在自觉地转变工作方式中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好、执行好，确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全面有效实施。

一、深化学习培训

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全面把握、深入理解相关规定及其立法精神，真正学懂弄通。

(一)要全面学。不仅学习修改后的条文，也要结合原有条文全面把握;不仅学习有关检察工作的内容，还要着眼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学习有关侦查、审判、执行等方面的内容;不仅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内容，还要强化检察一体观念，全面把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

(二)要深入学。不仅要掌握法律条文和具体规定，还要深入领会这些条文、规定背后的法律宗旨和立法意图，准确把握立法精神，确保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不走样、无偏差。比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进行了修改完善，将“社会危险性”具体细化为五种情形，作出“应当予以逮捕”情形的硬性规定，连同“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这些条文的修改和增加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了少捕人、少押人的立法精神。在具体的工作中把握了这些精神，才能准确地执行法律，实现立法目的。

(三)要结合实际学。要结合实际，带着问题学，弄清刑事诉讼法修改给我们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思考检察机关该如何作为，研究具体应对措施，早做打算，早做准备。

二、坚持正确应对态度

实施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应对态度十分重要。应对态度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当前各种准备衔接工作能否顺利进行，关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能否取得预期实施效果。

(一)要理性辩证看待。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工作影响很大。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既赋予检察机关新职责、新任务，为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增加了新手段、新措施，拓宽了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空间，为检察工作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又对规范检察权的行使设定了许多新程序、新制约，限定了行使检察职权的边界，对检察执法办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充分运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有利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

(二)要积极主动应对。从现在起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仅有5个多月时间，过渡衔接和准备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检察机关要注意克服被动应付思想，抓紧行动起来，紧密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未雨绸缪，认真做好调研、机制、保障等各项应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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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严格依法实施。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检察机关要强化严格依法办事的执法理念，坚决避免和克服“于我有利就积极落实、于我不利就消极对待”的实用主义。比如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律师提前介入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将使侦查工作从相对封闭走向公开透明，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心理和能力将有所增强;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免除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证人出庭作证等规定，将使获取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言词证据难度加大;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对检察机关取证的合法性、规范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等等。上述这些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使侦查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强调严格依法办事，越要强调严格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越要研究如何通过增强侦查取证能力、完善侦查工作机制、推进侦查信息化和装备现代化建设等措施，切实提高整体侦查工作水平，以有效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给我们提出的考验和挑战。

(四)要依法稳妥过渡。按照高检院有关精神，本着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加强监督等原则，对当事人有利的规定，现在即可参照执行;新增授权性规定，必须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才能执行;对涉及面广或难度较大的，可先行稳步试点;对现行规定限制公权力要求更严格的，如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等，应坚持严格执行现行规定，不能倒退;对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已有成果但未纳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继续探索推进。

三、转变检察工作方式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对转变工作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加快转变工作方式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我们要在更加自觉地转变工作方式中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好、执行好。

1、要转变执法理念。要进一步强化人权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和监督意识，真正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强化法律监督与强化自身监督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公正与效率并重、严格公正执法与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并重，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正确实施打牢思想基础。比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时间和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时间，但延长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有条件的，只有“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时间才可以从12小时延长到24小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被拘留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决定逮捕的时间才可以从14日延长至17日。落实好这些规定，就要强化时效意识、人权意识，而不能不分案件、不分情况，一概适用最长时限，办理一般案件还是要坚持依法加快办理进度。

2、要转变执法办案方式。主动适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确立以及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公诉、审判程序修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要从传统的人力密集向信息密集、技术密集转变，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从相对封闭向公开透明转变，进一步增强侦查工作能力和水平;审查逮捕工作要从“构罪即捕”、“一押到底”等习惯做法向“确有必要逮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转变，少用慎用逮捕措施;审查起诉工作要从单纯的指控犯罪向同时承担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和收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转变，从履行定罪之诉向同时承担定罪之诉、量刑之诉转变，进一步彰显公诉工作职能;诉讼监督工作要大力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从相对分散、整体效能发挥不够充分向资源整合、上下一体、左右联动转变，切实承担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重大责任。

3、要转变业务管理方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内容涵盖多项检察业务。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业务管理必须进一步由分散向集中转变。河南省检察院已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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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律师 http://www.xiexiebang.com/ 工作办公室，河南省各级检察机关也要建立健全工作机构，以推进统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的执法办案管理新机制，实现执法管理的全程化、公开化、规范化。要加大业务调研力度，按照“办案工作要抓准，综合工作要抓实”的要求，注重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运行中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及时下发指导意见，切实提高业务工作组织、推动能力，保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得以正确实施。

4、、强化组织保障检察机关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检察工作方方面面，必须加强保障建设。

一要强化机制保障。要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和内在要求，结合即将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现有制度规定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建立健全保障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的工作制度体系，比如，要进一步修改完善业务考评办法，设置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相一致的业务考评指标，以推进非羁押诉讼、相对不起诉等工作依法实施。

二要强化能力保障。要把检察干警执法能力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推进队伍专业化和广泛开展“大学习、大练兵、大竞赛”等方式，着力提高干警适用法律政策、处理突发事件、应对网络舆情、舆论引导、群众工作等能力。在适用法律政策方面，要把切实提高侦查取证能力、审查判断证据能力、出庭指控犯罪能力、及时发现和纠正诉讼违法行为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三要强化后勤保障。认真研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新职责、新任务和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科学测算和论证新增工作任务、司法成本和工作量。对诉讼监督职能的扩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简易程序、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出庭要求，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要求，技术侦查措施适用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以及因职能拓展可能带来的涉检信访增多等情况，要积极向党委、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争取重视支持，积极推动问题解决，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做好人、财、物等各方面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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