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成因以及为何不适用大全

第一篇：分析成因以及为何不适用大全

反方二辩：

我方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已经不再符合新世纪了。首先，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模式之所以得以形成是因为在封建农奴制时期，一些笨重的劳动工具出现了, 如铁桦犁, 农业劳动的强度大大增加, 运用笨重的劳动工具成为男性的优势, 身强力壮的男性才得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 而妇女只能退出田间劳动去做家务、生孩子、照顾孩子。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也就此形成。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种分工格局就开始动摇，大机器的出现使男性的体力开始贬值, 而广泛的工业革命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给妇女提供了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的机会。1851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大不列颠(不包括爱尔兰)14岁以上的人口有1576万，就业人口大约709万，其中妇女就业人口243万，占就业人数的34.3%。

当今社会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商业时代, 人用于改造大自然的体力劳动更是退居更次要的地位,社会的进步主要不是通过体力而是通过知识来实现, 文明从本质上正在打破传统分工格局, 由于性别、天赋、需要、偶然性等因素而产生的自发分工正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而使人全面发展的自愿分工正逐步形成，而所谓“男人的工作”与“女人的工作”正在向人的工作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后，受“男女都一样”的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的影响以及在“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这个口号的推动下，女性在职业选择上表现为一种“去性别化”，她们向女性的生理极限挑战，出现了女子采油队、女子钻井队、女子搬运队、女子代电作业班等，由此，女性进入了传统由男性垄断的行业，打破了行业上的性别隔离，女性的就业范围不断扩大，女性的就业人数也不断快速上升。据统计，1 9 4 9 年10 月, 我国刚成立之时, 女职工有61 万, 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5 %;1 9 5 7 年, 提高到13.4 %;1 9 6 5 年提高到21 %;第三次人口普查，1988年, 女职工有227 , 84 , 332 人, 占职工总数的43.69 %.女性从未象今天这样大规模地进入社会, 走上政坛, 步入商界,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留下了女性坚实的脚步。各行各业都活跃着女性的身影：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女运动员，女实业家，女作家，女军人等等，她们集智慧与优雅与一身，干练、果断、又不失亲和力。她们用自己的努力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

私人领域：进入21世纪，私人领域的性别分工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男人做家务劳动、家庭主夫已经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热播电视剧中“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男人成为女性最爱，男性典范的现象也说明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已经是过去时，新时代的社会分工将充分尊重人权，让男女自由选择自主分工。

最后我方坚持认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来来的职业分工将完全依赖于知识掌握信息的多少。

美国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 “最重要的力量转移不是人与人, 党与党, 机构与机构或者国与国之间的转移, 而是当社会在与明天正面相撞的路上迅速行进的时候, 发生在暴力、财富和知识之间的隐蔽的转移” , “知识的重要性, 正在随着时间的每十亿分之一秒的推移而增加”。男性在体力方面占有的优势将一去不复返, 在未来社会,’女性潜能将不受约束地发掘出来, 社会分工将只取决于知识的占有量, “ 男人的工作”与“女人的工作”界线将消失而成为人的工作。裁嘉妮· 基顿斯在《未来的妇女》一书中指出: “ 随着电子化、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社会越来越重视的将是智力而不是体力, 有电脑、机器人分管家务, 体外受精、人造子宫繁殖后代, 将使女性摆脱家务、生育的羁绊, 有更多的时间提高自己, 最大限度地发挥女性的聪明才智气女性将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她将全面地参与社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把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性人才作用的发挥作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大趋势”。

第二篇：案例分析：为何高薪不高效

案例分析：为何高薪不高效?

平日里我们看到老板们风光无限，其实他们烦心的事也挺多。F公司的黄总为员工实行高工资却没带来高效率而困惑彷徨。专家独辟蹊径，为他指点迷津，且听专家的答疑解惑„„

案例

F公司是一家生产电信产品的公司。在创业初期，依靠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不怕苦不怕累，从早到晚拼命干。公司发展迅速，几年之后，员工由原来的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业务收入由原来的每月十来万发展到每月上千万。企业大了，人也多了，但公司领导明显感觉到，大家的工作积极性越来越低，也越来越计较。

F公司的老总黄明裁一贯注重思考和学习，为此特别到书店买了一些有关成功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来研究，他在介绍松下幸之助的用人之道一文中看到这样一段话：“经营的原则自然是希望能做到‘高效率、高薪资’。效率提高了，公司才可能支付高薪资。但松下先生提倡‘高薪资、高效率’时，却不把高效率摆在第一个努力的目标，而是借着提高薪资，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意愿，然后再达到高效率。”他想，公司发展了，确实应该考虑提高员工的待遇，一方面是对老员工为公司辛勤工作的回报，另一方面是吸引高素质人才加盟公司的需要。为此，F公司重新制定了报酬制度，大幅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并且对办公环境进行了重新装修。

高薪的效果立竿见影，F公司很快就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所有的员工都很满意，大家的热情高，工作十分卖力，公司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但这种好势头不到两个月，大家又慢慢回复到懒洋洋、慢吞吞的状态。这是怎么啦？

F公司的高工资没有换来员工工作的高效率，公司领导陷入两难的困惑境地，既苦恼又彷徨不知所措。那么症结在哪儿呢？

分析

F公司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企业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创业初期，每个人都可以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不辞辛劳、不分彼此，甚至加班加点、废寝忘食。但是，只要企业一大，大家这种艰苦奋斗、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没有了，不分上下班的工作干劲和热情态度也不见了，关心企业、互相帮助、团结如一人的融融人情氛围也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三：

首先，那就是企业大了，老板或忙于企业发展的大事，或忙于社会上各种应酬，与原来创业的老员工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感情必然疏远，心理距离必然拉大，以感情作为激励手段的作用自然就会逐渐消失；

其次，在创业初期每个老板可能对公司员工，尤其是一些核心骨干有过许多承诺，但当企业真的做大之后，老板（或许忘了）并没有兑现这些诺言，因而老员工便产生失望情绪，接下来的自然是消极怠工，或是集体跳槽；

第三，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必须走向制度化的管理，而制度给人的感觉总是冷冰冰的，原来的那种相依为命一起创业的融洽感觉消失殆尽，称兄道弟不行了，一切都要按级别来，按公司规定来。制度容不得感情。

公司大了，其管理方式应该改变，激励方式也应该改变。讲感情不行了，靠什么呢？

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企业把钱作为唯一的激励手段，在一些老板的意识里，花高价钱就能打动人才的心。因此，报上的招聘就会出现这样的文字：“位子加权力，高薪加福利。你还要什么？你还等什么？”言外之意给你高薪水、高福利，你就该满意了，该知足了。这代表了不少企业的想法。

美国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告诉我们，满足各种需要所引起的激励深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是必要的，没有它会导致不满，但是即使获得满足，它的作用往往是很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不仅要注意物质利益和工作条件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工作的安排，量才录用，注意对人进行精神鼓励，给予表扬和认可，注意给人以成长、发展、晋升的机会。

还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就是F公司把工资提上去了，工作环境和条件也改善了，但没有把员工的工资奖金同工作目标相联系，同业绩挂钩，也就是说，每个员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就能稳稳当当拿到高工资。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卖力干呢？！下面两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国外一家森林公园曾养殖几百只梅花鹿，尽管环境幽静，水草丰美，又没有天敌，而几年以后，鹿群非但没有发展，反而病的病，死的死，竟然出现了负增长。经专家分析。主要是由于鹿的生活过于安逸。后来他们买回几只狼放置在公园里，在狼的追赶捕食下，鹿群只得紧张地奔跑以逃命。这样一来，除了那些老弱病残者被狼捕食外，其它鹿的体质日益增强，数量也迅速地增长着。

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爱买活鲜的。渔民们为了避免沙丁鱼在运输途中死去，往往在船舱里放上几条鲶鱼。鲶鱼滑溜无鳞，常爱四处乱钻乱窜，弄得沙丁鱼十分紧张，不得安生，也只好跟着鲶鱼一起游动。这样，不但避免了沙丁鱼因窒息而死亡，而且抵达渔港后还能保持鲜活。人们称这种现象为“鲶鱼效应”。

由以上分析可知，F公司的问题就在于：首先，对快速成长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经验；其次，怎样让高工资发挥激励作用认识肤浅；第三，激励手段简单且不配套、不系统。

解决方案

针对F公司的现状，其重点是建立以薪酬制度为基础的激励系统，使企业进入“高工资、高效率、高效益”的良性循环。

一、薪酬制度设计

薪酬设计的要点，在于“对内具有公平性，对外具有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进行设计，而不是拍脑袋随意而定。一般要经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职位分析。这是确定薪酬的基础。

第二步：职位评价。职位评价（职位评估）重在解决薪酬的对内公平性问题。

第三步：薪酬调查。重在解决薪酬的对外竞争力问题。

第四步：薪酬定位。即根据企业状况选用不同的薪酬水平。

第五步：薪酬结构设计。确定职位工资，需要对职位做评估；确定技能工资，需要对人员资历做评估；确定绩效工资，需要对工作表现做评估；确定公司的整体薪酬水平，需要对公司盈利能力、支付能力做评估。每一种评估都需要一套程序和办法。可以说，薪酬体系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制定和实施薪酬体系过程中，及时的沟通、必要的宣传或培训是保证薪酬改革成功的因素之一。必要时，让员工参与报酬制度的设计与管理，这无疑有助于一个更适合员工的需要和更符合实际的报酬制度的形成。

二、配套激励措施

1．设计适合员工需要的福利项目。高薪只是短期内人才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体现，而福利则反映了企业对员工的长期承诺。

2．重视内在激励。在注重企业为员工提供高工资、福利和晋升机会的同时，强化基于工作任务本身带给员工的胜任感、成就感、责任感、受重视、有影响力、个人成长和富有价值的贡献等。

3．引入适度竞争。让员工感觉到差距的存在，让他们感觉到竞争的危机，落后就意味失去工作。引入竞争后，员工的惰性没有了，不思进取不存在了，他们都在暗暗的努力，工作效率就会明显增长。

4．奖惩适度。奖励过重会使员工产生骄傲和满足的情绪，失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欲望；奖励过轻会起不到激励效果，或者让员工产生不被重视的感觉。惩罚过重会让员工感到不公，或者失去对公司的认同，甚至产生怠工或破坏的情绪；惩罚过轻会让员工轻视错误的严重性，从而可能还会犯同样的错误。

5．创造公平的企业环境。公平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如招聘时的公平、绩效考评时的公平、报酬系统的公平、晋升机会的公平等等。任何不公的待遇都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情绪，影响激励效果。

6．重视对团队的奖励。为了促使团队成员之间相互合作，同时防止上下级之间由于工资差距过大导致出现低层人员心态不平衡的现象，奖励团队的措施也应加强。

点评

解决一个公司某个阶段的存在的激励问题是容易的，难的是我们的激励机制怎样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更加科学、更加有效。以下几点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1．激励方式要有针对性。任何一家企业在选用激励方式时都必须要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阶段、不同情况而定，制定合理的激励方式。如果不加分析随便采取一种激励手段，其激励效果可能不会很好，甚至有时起到负面效果。

2．没有长期有效的灵丹妙药。企业在建立和实施激励机制的过程中，要不断增、删激励项目与激励内容，完成激励机制的不断更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激励机制不能只是在成功时锦上添花，而且应能在受挫时雪中送炭。

3．建立双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激励机制的关键在于不断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发展需要，只有同时满足企业和个人双重发展需要的激励机制，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激励机制。高工资是给人的动力和压力，以产生高效率和高效益，有了高效益别忘了高工资，这一良性循环，才使公司能长久、持续、高速发展。

第三篇：取保候审为何在实践中难以适用

取保候审为何在实践中难以适用

笔者近日曾对自己办理案件的取保候审比例进行过统计，发现取保候审率为6.86%，羁押率为93.14%。而现实中，很多地区看守所不得不扩大场地面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羁押需求。

羁押候审在我国公诉案件中究竟有多少比例呢？

可以参考以下数据：某大城市甲区检察院起诉一处2000年羁押率为79.3%，乙区检察院起诉二处1999年羁押率为88.3%，而取保候审率则分别为11.7%和13.8%；北京某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及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6%的犯罪嫌疑人获得取保候审，其余84%均处于捕后羁押状态。

笔者认为，现行刑诉法对于如何办理取保候审，在立法层面上的态度可以用三句话描述：客观条件苛刻、可做可不做、主观随意。

一、客观条件苛刻

刑诉法五十一条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的客观条件有二：(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具体列举了七种可以取保候审的条件：如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等。综合以上取保候审的客观条件会发现，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决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的案例可以用“极其罕见”或者用“几乎没有”来形容；而正在怀孕和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犯罪嫌疑人妇女在实践中也十分罕见。在人群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肯定是少数，而犯罪嫌疑人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当然也不是普遍现象，因此，能适用这一条件的人当然仍是少数。特别是“严重疾病”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也非常难，病患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严重？笔者在实践中遇到过患有“重症肌无力”、“癌症”、“尿毒症”以及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等重病的犯罪嫌疑人，均未获得取保候审，理由是这些疾病可以通过在看守所内给药控制，或者办案机关干脆将患病的犯罪嫌疑人送到监狱医院继续羁押。因此，因“严重疾病”被取保候审的案例也十分罕见。

二、可做可不做

刑诉法在“取保候审”的专门规定里所选用的关键词均是“可以”而不是“应当”。

三、取保候审条件的主观随意性

刑诉法五十一条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的条件有二：一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首先，是否可以取保候审需要办案人员对未来人民法院判决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进行主观推测或者猜测。任何一个人在法院判决之前都很难作出判断，所以，普遍适用羁押对办案人员来说没有任何违法的风险，自然不会自找麻烦办理取保候审了。

其次，刑诉法把取保候审的另一个条件规定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条件。

上述分析可见，取保候审的条件要么在客观上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要么需要办案人员进行主观猜测。如果办案人员猜错了，反而要承担“放错人、办错案”的危险，甚至可能会因办理取保候审而遭受他人质疑其受贿。所以，对办案人员来说，在“可做可不做”的选择中，选择不做。

除立法原因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其必然的原因。

这是因为羁押实际上还有着一个不被常人注意到的“预审破案”的重要功能。羁押的意义除了防止犯罪分子继续危害社会外，还可以通过羁押让犯罪嫌疑人与外界失去联系进行突击审讯，达到侦破案件的重要目的。与大规模外出调查所付出的成本相比，从口供直接获取破案线索实际上节省了更多的侦查成本。羁押的目的不仅仅是等候审判，还能方便破案，这是羁押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功能。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广受诟病的情况正是“羁押预审”的副产品。

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以下几种解决的方法：

1、加强对取保候审条件适用的科学研究及试点，将取保候审的概念量化为各种详实的数据，并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的条件做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硬性规定，使之不是虚无缥缈的、可有可无的。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客观条件与法定取保候审条件吻合时，取保候审将成为必然的结果。

2、确定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弱化羁押预审的功能和作用。

3、加强取保候审的管理，增加对取保候审后逃跑等行为的罪名，加大打击逃跑的力度，保证取保候审实现预期的目的。

第四篇：国民政府为何不禁娼

国民政府为何不禁娼

历史爱好者一般都知道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是不禁娼的。在1949年大陆建政之前，全国粗略估计，有将近一万家的妓院，其中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虹口、广州的长堤，都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

令人吃惊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似乎并不太以卖淫嫖娼为耻。例如当时的上海租界，就经常举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公然登台，争芳斗艳，冠军美其名曰“大总统”，登报宣扬，令人咂舌。

广州的长堤也是，妓院的礼宾迎客，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大声宣读：“某某公子大驾光临”，还要拉长音，生怕别人不知道“某某公子”来嫖娼。

而在北洋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那更是“两院一堂”的夜生活集中地。所谓“两院一堂”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京师大学堂。政治家、教授、文人墨客，一起来嫖娼——这是什么情况？

更离奇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不但是男子“不知羞耻”，连那卖淫的女子，也是“鲜廉寡耻”——当街拉客，公然做广告，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且还给自己起些什么艺名，例如叫“赛金花”啊、“小凤仙”啊、“林黛玉”啊、“胡宝玉”啊……不一而足，某些名妓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芳名。真是逆天了，屌炸了，造反了，岂有此理。

在民国时期呀，风尘界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先为妓，后当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啊：你一女孩子，乖乖呆在家里面，是很难嫁出去的，你要想快一点嫁出去，就先到咱妓院里来卖身，为啥呢？因为嫖你的客人多了，总会有人喜欢你的，一旦有客人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会出钱把你赎出去、将你娶进家门当妻、当妾——这相当于是说：你要主动把自己的身体豁出去、交给全国人民“试用”，大家都试用过了，总有人喜欢你的，很快就会有人要你。

在整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男人娶妓女为妻、为妾的，那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这一切，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那么的匪夷所思——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啊，你们还有王法吗？

那么，既然当年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国民政府不禁娼呢？为什么这么“丑恶”的社会现象，竟然得以在中华大地长期存在、丝毫没人来管呢？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它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要把这件事说明白，就要从中国色情产业的历史说起。

有的人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始于春秋时期的管仲设置“官妓”——错了，中国的色情产业其实是始于猿猴时期——淫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行业，早在猿猴时期，公猴拿出一桃子，母猴就心领神会，摆出姿势配合，完事之后，桃子就是嫖资。

中华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种原始的交易，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素有“脏唐臭汉”之说——“脏唐臭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呀，这唐朝和汉朝，是中国人性观念最开放的时期，那时候的中国，色情业十分发达，因为那个时候“程朱理学”还尚未问世，“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还不存在，唐汉时期的中国人哪，只管吃喝玩乐、写诗玩女人，你比如说那著名诗人杜甫，他写过《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诗文是这样的：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我们的伟大诗人杜甫，竟然写过这样的艳诗。你说这逆天了不？

后来呢，出了程颐、朱熹，这两个人弄出了个“程朱理学”，又称“宋明理学”。此后，中国文化开始重视女性的“贞操”，但是，这些庙堂之学，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功夫，“理学”也只能约束读书人，在不读书的草民圈子里，色情业仍然是横行乡里，而且其经营手法，有时是令人瞠目结舌。

例如，明代有一本《梅圃余谈》，描写了皇城郊区色情场所的“裸选”场景，其惊艳程度，远胜今日之东莞。原文照录如下：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视，情不自禁，则叩门而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梅圃余谈》这篇玩意儿，说的是什么呢？它说的是：在明朝的皇城郊区，色情场所林立，它们是怎么经营的呢？它们啊，将一群全裸（全身赤裸）的妓女放置在妓院里，然后往墙上挖几个洞，故意给路边的屌丝青年免费偷窥。窥啊，窥啊，屌丝青年们把持不住，就推门进去了，啊呀妈呀，一大群全身赤裸的女孩子，刷刷站了起来，一大排啊，千军万马啊，仍君挑选，选完就办事、付账——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说今天东莞那玩意儿，咱们明朝的中国老祖宗们，早就玩过了——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问题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身为“先进思想”代言人的革命党，为何没有禁娼呢？

事实上，革命党闹革命，打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后来革命党造北洋政府的反，打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旗号。这几次的革命纲领，都没有“解放”妇女的内容——换句话说：人家国民党人，压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禁娼。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重男轻女，民间溺死女婴的现象大量存在。更严重的是：民国时期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事实上就是一夫多妻制——有钱人可以有九房姨太太，而穷困屌丝们则一辈子打光棍——光棍们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去妓院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在清末民国的时期，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妓院在旧中国，实际上在社会上扮演了一个“减压阀”的角色——民国当时如果没有妓院，大量的男子无法解决生理问题，治安将会变得更加混乱、社会将会更加危险。

所以，国民政府很难下得了禁娼的决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税收——对妓院进行征税，例如上海公共租界，“花捐”就是工部局的一大税源，而国民政府呢？其实也通过“公娼”的方式、向广大的妓院征税。

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公娼”是合法的，而“私娼”才是非法的。什么叫做“公娼”呢？所谓“公娼”，就是国民政府发放营业执照、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而“私娼”则是指那些没有征得国民政府许可、暗地里、偷偷地、无照经营的妓院。因此，“私娼”也称为“暗娼”。

我们来看一个法令——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违警罚法》第7章第43条，有如下的规定——只罚私娼：

“暗娼卖奸，或代为媒合及容留住宿者……..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罚金”。

北伐之后的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违警罚法》，与北洋政府一样，国民政府也是：只禁私娼，不禁公娼。

民国时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并于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先生，于1925年9月通过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著作《妇女问题的各方面》，在这本书中，金仲华认为：民国有色情产业存在的土壤，因而，这个产业是无法禁绝的，既然是一个无法禁绝的产业，那么与其打压它、使它转入地下，还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并加以规范管理，这样反而能对妇女起到更好的保护。

金仲华先生文字的原文如下，我们来看看他的原话是怎样说的：

“在这时如果有人提议用切实的办法禁绝所有公私的以至变相的娼妓，任何关心社会的人都将觉得是可喜的，但这样的提议不幸地没有发见过年来因都市娼妓的众多而引发起过的一个问题，是禁娼与开放娼禁——即实行公娼——的辩论。为保护女权合杜绝娼妓制度的罪恶，禁娼是应该维持下去的，这代表一方的意见，禁娼之后私娼反而增多，检查既多麻烦，良家妇女又易被诱惑，不如开放娼禁而严加检查„取缔‟的有效，这代表另一方面的意见。当然这辩论的两方面都不过代表一些消极的主张，而不是什么积极的提议，但这二方面的意见似乎都言之成理的，而且这辩论的结果或者会有关于我国地方当局今后处置娼妓的政策的，所以我以为这禁娼和公娼的问题，也值得我们仔细的考察………当然，消灭娼妓制度的根本办法，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是在于性道德的解放和经济制度改善的根本努力方面”

可见，金仲华先生认为：不禁娼，有不禁娼的道理，因为禁娼之后，娼妓会转入地下，这样政府管理起来反而更加困难，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加以规范管理。而且娼业之所以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只有铲除了它滋生的土壤，才能做到真正根绝娼业。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王云五。

王云五这个人，最高官至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代理院长。这个人对娼妓的看法，在国民政府的官场里，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妇女问题》。这本书对于色情产业，持有这样的看法：色情产业在民国有其存在的必要，我们不是不应该禁绝它，而是应该去改良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使它将来逐渐消失——也就是说：禁娼本身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行为，我们党国要治的是“本”，而不是“标”，在“本”尚未根除之前，我们暂时允许“标”的存在、并同时寻求逐步解决“本”的办法。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王云五主编的这本《中国妇女问题》的相关原文：

“婚姻是市民世界的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卖淫。婚姻是盾的表面，卖淫是盾的里面。男子不能在婚姻里得着满足时，照例是向卖淫制度去寻觅补偿。还有因为别种理由，不结婚的男子，也照例向卖淫去寻求满足……所以卖淫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和警察、常备军、教会、雇佣制度等同样。在目前的情势之下，虽然有慈善团体的活动，教育家的努力，然而营娼妓生活的人，竟毫无减少，反一天天的加多，局部的救济在一定限度以内，虽也可以收效，但决不能因而使娼妓现象消灭。要消灭这种文明社会通病的娼妓制度，要免除这个皮肉生涯以求糊口的悲惨的现象，非改良社会的状态不行”

可见，以王云五为代表的一群民国高层认为：娼妓在民国是必要的，而要根除娼妓，正确的手法不是禁娼本身，而是改良民国的社会，只要民国社会将来改良了，“娼”就会不禁而绝。

说到这里，我相信问题已经讲的比较明白了。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有娼妓传统，因为民国有大量的光棍，因此中国娼妓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夜之间将娼妓全部禁绝，不久之后，她们就会转入地下经营，届时不但政府将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而且色情产业转入地下之后，妇女的遭遇就会变得更加危险，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将这个产业合法化、集中管理，这样反而能更好地保护这些“失足”妇女的人身健康——所以，国民政府不禁娼。

1949年秋冬，苏联“社会主义道德”一炮打来，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国在一夜之间，废止了娼业。

是好是坏。见仁见智。

第五篇：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中国为何不实施高薪养廉

目前中国公职人员工资的确很低，如中国最高的公务员年薪不足4万美元，不到世界最高公务员年薪（新加坡总理年薪205万美元）的1/50.而一般公务员的工资，普遍低于私企员工。不少人自然联想到应该在中国实施高薪养廉政策，认为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收入高了，腐败问题自然可以大部分解决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在中国，把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十倍，平均水平提到全球第一，对反腐亦没有任何作用，该腐败还得腐败。

原因在于：

一是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高薪养廉一词起源于人们对新加坡政府公务员的说法与新加坡公务员高收入的联想。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法治社会，加上公务员系统监督机制健全，本身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把公务员的权力全部关在笼子里，公务员的行为都是阳光行为，暗箱操作没有空间，因此新加坡政府的公务员廉洁本身不是问题，其所实行的公务员高新政策，其意图是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高级机关工作，而不是防治腐败。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说：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新加坡公务员高薪，是与精英政治相匹配的，与反腐没有关系。

二是腐败的克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从网络上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到，很多国有银行的头头、国有企业的高管、公营部门的老板们被反腐抓出来的，合法收入年薪都在100万元以上，在中国可以说是够高了，是一般公务员阳光收入的10倍以上，然而同样贪。人都是有欲望的，没有了欲望就不是人了。只要权力没有有效的克星，没有公开透明有效的监督防范制度，权力就一定会与欲望结合，产生防不胜防，无法防治的腐败。握有实权的欲望强烈的人，岂是高薪能满足的。很多小苍蝇的贪腐数额，比大老虎还要大（当然大老虎们具体的贪腐数，涉及的贪腐数，不可能彻底追查得出来，也不可能公开报道）。在权力没有有效监督的历史条件下，把公职人员工资提出十倍，都无利于防治腐败。无论从逻辑和历史上看，法治是从根本上有效防治腐败的唯一手段。没有法治文明的社会，腐败的大量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公德的意志甚至政权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的权治阶段，这个阶段注定是一个与腐败同存同行的两难历史阶段。硬斗硬的反腐和不反腐，都不行，因此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反腐。中国到底有多少腐败，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没人会说，这事“你懂的”。

三是体制对灰色收入事实上是默认的。公职人员阳光下的工资，只是实际收入中的少部分，其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灰色收入。中国是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是一个世界上最典型的圈子社会，只要手握权力，就不愁没钱用。目前反对送礼收礼，而能被发现的送礼收礼，只是圈子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记的一部分。真正的礼会通过圈子内源源不断地获得。而且在具体的利益交往、权钱交易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礼，不是提着大包小包进机关那种可以通过反对送礼收礼的文件和规定就可以防治的“礼”——看得见的礼，而是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礼，看不见的手，在烹制着灰色收入。而对于灰色收入的防范，只有制度。什么制度呢？法治基础上的吏制。法治仍然是基础。中国公务员工资低，然而公务员成为最热门职业，每年的国考公考热火朝天，诱惑在于对公职人员灰色收入的默认。很多腐败案知而不理，在而不立，都因为这个“默认”。

四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公职人员高薪。中国的公职人员系统之庞大，人员之多，比例之在，是世界第一的。即使如此，公职人员仍然不够用，目前大家都知道在交通、城管、执法领域，还存在大量的编外人员参与执法。之所以必须这样设立，的确与民族素质不高相关联。如果说灰色收入是可以默认的话，人头费的问题政府财政必须实打实的开支。这笔开支在发达地区，不是问题，而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为此大伤脑筋。这类地方为什么对土地财政有严重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头费机构运转费的维持都很困难。在总的财政盘子里，的确没有给普遍的公务员显著加薪的财力。

五是贪腐也是一种仍然有土壤的社会能力。因为实权的资本化、利益化，不能公开进行，需要与奸人恶人小人暗中勾结的必然操作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智力、毅力和耐心的。需要有无视良知心理素质，需要表里不一的伪装技能，需要密不透风的小环境维护，需要知人察人的火眼金星。贪腐，也是一种技能和品质，也是一种能力，也需要一定的功夫的。贪腐，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两下子，是成不了事的。因此凭心而论，贪官们都是人精。

六是低薪制的确苦了部分公职人员。即体制内那些有良知、心地善的公职人员。在公共部门内部的非实权岗位，仍然有一部分良知者。他们因有良知而与实权无关。因为真正有良知的人如果给予实权，心不狠不出场良心也搂不住。所谓“站得住的立不住，立得住的站不住”，就是这个道理。公职人员低薪制，苦了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这是历史的遗憾。任何历史都是带着遗憾的。在此，要向有良知的公职人员致敬。

总而言之，贪污腐败，与公职人员的薪酬制度无关，而是与社会治理制度相关。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中国高层亦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依法治国。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打击防范贪污腐败的制度设计上，强调个人良知和觉悟是没有作用的。好的制度可以使鬼变成人，不好的制度可以把人变成鬼。

只有法治，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贪腐的唯一选择。然而，法治不是口号，更不是理论，亦不是旗帜，法治上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肌体的自觉能量，只要社会在运转这种力量就会自然发挥作用，是一种自然自觉的社会肌体力。我们的社会离法治还非常遥远，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深知，建立法治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能做到一点，就是在走法治的道路选择上坚定不移。

中国的事情，基于权治与现代的根本矛盾，几乎任何社会治理和发展方面的问题，都是两难问题。改革也好，发展也好，都面临一个总的状态——“两难”。很多问题，都依靠时间去化解，以时间化空间。这也许是炎黄民族注定了的历史步伐与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