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宗教的区别和联系

第一篇：法律与道德宗教的区别和联系

法律与道德宗教的区别和联系

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道德与法律作为两种调节手段，道德与法律具有明显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从作用机制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主内，法律主外；从操作方式来说，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

道德与法律，不可相互替代或混淆。法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设，道德建设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来说，“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随意性和任意性，以此保证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们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

法律又需要道德的支持。违法一定与道德相连，但违背道德的不一定违法。失德与违法、犯罪之间有一片断层带，这个断层地带显然要靠道德自觉来规范。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为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少道德基础，法律不仅会失去自身的权威甚至会法不责众。

法律与道德相同之处是：第一，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第二，它们的内容是互相渗透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要求常常明文规定在法律里。例如我国宪法第24条、第46条、第51条等条款中，就明确规定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内容的“五爱”以及社会公德的要求。在宪法的其他条款和一系列法律中，也直接规定或隐含了道德的要求。第三，二者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经济基础基本不变而经济体制有了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法和道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宪法作了修改，法律、法规正在进行大量的立、改、废，道德也发生了变化。第四，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追求的都是社会秩序安定，人际关系和谐，生产力发展，人们生活幸福。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法与宗教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都是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人群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属于广义的文化现象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早期，法与宗教是浑然一体的，没有严格分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宗教逐渐分离，二者的调整范围也分离开来。法只规范人的行为，退出了对人的精神领域的调整。而宗教却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还控制着人的精神。在当今社会，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法与宗教都严格分离，只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把某些宗教教义作为本国法的渊源。道德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没有宗教的堤坝，道德难以形成势能，一旦失范，往往一溃千里。而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

中国法与宗教似乎并没有多少联系，其实中国法也同样有着其信仰基础，那恰恰是指儒家的道德伦理教条。换言之，在中国，被神圣化的道德本身，兼有宗教的功能。或许，今天我们要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必须首先从找回我们的道德开始，尽管道德的重建比法制的建立更加艰难。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的一个永恒话题。没有人否认它们的本质区别，但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必然得不到社会和公众的认同，而道德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标准，这些标准也会反映在法律规则及其适用中。道德的失落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涣散，市场效率降低、风险增大，违法行为的道德成本降低，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威信贬损„„，面对失落的道德，如果法律拒绝援之以手，我们对法律信仰从何而来？为什么法官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应当、而且必须在司法中受到重视呢——当法律规则与道德标准出现明显断裂时，应当修正的也可能是法律；当法律规则暧昧不清时，道德标准当然可以作为解释法律的一种尺度。如果连法律家们都对公共道德缺少起码的信念和认同，又怎能侈谈把法律解决不了的难题留给道德去调整呢？没有宗教的约束和良心的谴责，面对法律的无可奈何，很想大声疾呼，若要使法律成为社会的信仰，每一个大学生，应该从诚实、守信、善良、人道、责任、宽容等等道德规范学起，从不作弊、不撒谎、孝敬父母、尊重他人、信守承诺，这些微小的德行做起。

第二篇：论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的《论语》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更是贡献不少······

这些都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也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常言道：“以德服人，以法治国。”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之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对二者的关系说法很多，其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行为规范，他们的产生原因，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表现形式、调整机制、评价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法律的产生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国家的性质决定法律的性质。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道德的存在。在一种社会形态之内，通常只能存在一种同一性质的法律。却可能存在几种不同性质的道德。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前，少数先进人物与革命导师就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和道德的品质。法律既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法律消亡之后，道德依然存在。

第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单纯的思想或动机不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在古代社会曾经有过“腹诽”、“莫须有”等以思想定罪的荒谬案件这种情形与现代的法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也比法律要广泛。例如婚姻关系是法律与道德共同调整的对象，但是爱情关系、友谊关系通常只受道德的调整不不受法律的调整。

第三、法律与道德表现的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后果是行为人要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行为人自身的自责、内疚、忏悔。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在现代国家，法律规范则必须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后果。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找通常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当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所以道德的评价标准比法律的评价标准更加广泛。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他们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体现着人们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行为选择能力，是政治素养、道德品格和法律意识的综合体。

总之，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但愿人人都以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四有公民！

第三篇：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区别及矛盾冲突

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与法律的联系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第一，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法律的实施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

第二，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立法者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道德与法律除了联系外也存在一些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法律的产生以国家的形成为前提条件，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

第二，法律与道德调整的对象与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而道德所调整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外在行为，它还规范人们的心理动机。第三，法律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的后果是行为人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各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而法律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既相辅相成，相互区别，也相互矛盾和冲突。人类的道德观念不是天生的，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道德是在信仰支配下的行为，不同的立场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这种多元性，除了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以外，我们不可能用同一个稍高层次的道德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因此，即使是最健全的法律也不可能与其中的任何一种高层次的道德标准完全一致，而仅仅只能努力与最基本的道德保持统一步调。此外，由于道德的约束力更多地依靠自律，法律更多地依靠强制力实施，因而德的要求和对法律的要求具体到个体身上就不能达成完全的统一。

第四篇：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摘要：“没有道德的法制就是吃人的法制。”这句话的意思是“道德是构建公平正义法制的基础；高尚的道德由正确的立法制度所体现。”道德与法制作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相辅相成，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制，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感性，法制理性

一、道德与法制的内涵以及由此引申的个人认识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未一定的社会基础服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由此，道德以感性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法制则是当之无愧的理性化。但是，如果将道德感性或法制理性孤立而论，就会使研究者进入“文化复古”或“专制暴政”。

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古”，并非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何以这样认为呢？古语有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我们的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天变道不变”，所以我们民族长久积累的周孔道德文化是极其腐朽的。周孔他们在谈道德时，都是先给道德披上一件美丽的外衣，而后忽悠。其实我们构建的道德并不都是白天鹅，还有太多的丑小鸭。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道德有太多虚伪。

至于专制暴政，其危害就更明显了，若非如此，商鞅何必遭车裂，秦又何至二世而亡？值得庆幸的是，留下了有如“苛政猛于虎”的文言佳句，足以让后人深思。

当然，中国古代的法制特征中，包括“德主刑辅、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礼法结合，司法行政合一”在内，无论主观或客观上，都坚持了感性与理性的相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存续了千百年，甚至至今也未完全瓦解，由此可见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巨大。这和前面所提的道德虚伪或专制暴政是不相违背的。

二、关于西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和法律

“在法律以前，只有狮子的力气，饥饿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总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的„„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在一些犯罪时有幸没有被当场抓获的坏蛋。”亨利·司汤达笔下的主人公于连在因杀害情人德·雷纳尔夫人入狱后，痛苦的思辨着，发出“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这个词儿仅仅只是胡说八道”的感慨。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些感慨，绝不是为了要逃脱对德·雷纳尔夫人的犯罪惩罚。而仅仅是对当时法国波旁王朝复辟的强烈指责。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作品内容紧扣小说的标题：“罪与罚”。

关于“罪”，作家以相当大的篇幅写“罪”的动机和“罪”的准备。小说一开始就让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心中悬起“那件事情”的念头。这个念头时隐时现，对罪的胆怯，使他时而打消念头，但是，自己的贫困生活和触目皆是的社会不公，被逼的犯罪和冠冕堂皇的犯罪又不断推动这个动机，鼓励着拉斯科尼科夫。从拉斯尼科夫的动机发展来看，杀掉放高利贷者，不是罪，反而是向不公的社会讨还公道的行为，是社会优秀的人、“超人”大胆跨越社会“虱子”的英雄行为。关于“罚”，拉斯尼科夫本可以逍遥法外，但是，无论心灵，还是肉体，他从未间断过“罪”的折磨。杀人的事实，永远抹不掉。杀人是不是罪？这是一个问题。他从未间断思考这个问题，侦讯结束，也没有停止。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证明杀人是一种对抗不公平社会的合理行动，要么承认罪恶，接受惩罚。这种思考的折磨比侦查员的盘问要沉重得多。与侦查员周旋，甚至有一种“智斗”的愉快，而与心灵问题争论却让他精神崩溃。这时，对于拉斯尼科夫来说，罚已经开始。作家写他在法律上的成功和在心灵上的折磨，意在指明，罪与罚，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再有，托尔斯泰的《复活》也体现了他的道德自我完善思想、基督教博爱思想、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

这些具有浓厚西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文学著作，深刻揭露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矛盾和联系。也体现了道德总体而言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因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文自觉，但它在实践中又具有不能回避的尴尬境遇，因为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就人文而言，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人们都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且在各种地区和宗教中的道德要求又是不一样的，就导致了交流的不便捷。所以说，道德是法律最基本法理的来源，但不能代替法律而存在。

三、“罪感”与“耻感”

自律以道德为基础，就是道德与良心，在没有外界强力约束，没有外力惩罚的情况下，自己对自己的自觉约束；他律以法律与制度，在有外界强力约束，有外力惩罚的情况下，自己对自己的强制约束。

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耻罪二分”说，将西方文化看作自律的“罪感”文化，将日本文化看作他律的“耻感”文化。这种看法将“耻感”与“罪感”、他律与自律相对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基于“耻罪二分”说，很多学者将整个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都看作特别注重他人反映的、他律的文化。其实，在中国文化中，“耻”是与道德自律相联系的，也是道德自律的一种表现。以此为视角分析“罪耻二分”说认识的误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异同关系。

文化是长期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每个民族只能选择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等级制度、耻感文化、追求完美、重情重义是日本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的文化现状。

日本的“耻”文化和社会荣辱观拥有共同的文化根源，即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家以及学者都强调知“耻”是道德的重要组成因素。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耻”文化促使日本人齐心奋进，共同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危机，但是其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日本发展成为造成自杀率较高等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而社会主义荣辱观发扬了优秀文化传统，在先进文化指引下，在爱国主义的提倡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而“罪感”,是人们强烈的一种内心负疚感，是自我与外界冲突的矛盾结合，他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以达到自我认识与外界认识的提高，是人类道德的底线，也是出发点。

也就是说，自律与他律，罪感与耻感是相辅相成的，是道德和法律相互碰撞的结果。

四、道德与法律之于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两种。“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是互相利益等同。

而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

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

从正义的不同面向来看，现代法律对四个方面的正义有促进作用：

1、法促进和保障分配正义。由于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比他们孤立活动生活得更好，人类社会既存在利益的一致。另外，由于大部分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本能性，使人们之间存在各种利益的冲突。因此，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套原则指导社会适当地分配利益和负担，这套原则就是正义原则。

2、法促进和保障社会保障正义。这里的社会正义是一种特殊地正义：社会体制地正义，或社会基本结构地正义。所谓社会体制或基本结构，是指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社会基本结构和正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各种资源、利益以及负担之分配上的正义，二是社会冲突之解决上的正义。前者可谓“实体正义”，后者可谓“形式正义”或“诉讼正义”。

3、法促进和保障诉讼正义。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关系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也就在所难免。这些冲突和纠纷不仅应当和平地，即不使用武力得到解决，而且应当公正的得到解决。法一方面可以和平的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

4、法促进和保障国际正义。（1）促进国家之间平等相处，废除不人道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2）为不同国际社会主体间的交往提供了正当程序。（3）促进和平解决国际纠纷。（4）对国际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弱化因发展的不均衡所产生的不正义提供了规范保障。（5）制止国际犯罪行为。

由此可见，法律对正义有重要而促进作用，是实现社会正义所不可或缺的因素。

至于道德对正义的作用，则体现在法在保障正义的各个环节中。也就是说，法是有人制定并实施的，在制定法的过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应站在道德和社会现实的角度上观察问题，使法律真正落到实处，除恶惩奸，实现符合时代特点的道德上的法律的正义。

五、结语

在法律科学技术性领域发展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面前，人们不得不驻足思考科学上的可能与道德上的应当、法律上的正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道德如何通过价值这一纽带或中介，合法地、逻辑地进入法律领域？这又引发人们对体现社会的某种善恶观念，并以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应当和理性为取向，进行善与恶或正当与不正当的价值评判的法的价值性领域的审视。法的价值性领域告诉我们，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并需要体现道德上的公正。作为人类两种最主要的社会调整方式和手段，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确乎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伦理学与法哲学的内涵，几乎涉及正义、伦理道德、人性和人类社会关系全部问题的本质。在法的技术性领域，必须由法保证底线的伦理。而法要彰显自身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又离不开人类伦理理性的支撑。伦理是基础，法律是保障；有伦理而无法律，则伦理有时会失其作用；有法律而无伦理，则法律有时亦会苍白无力。因此，在法的技术性领域，两者应该相辅为用，不可偏废。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深刻揭示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法律伦理学基础的同时，关注本民族时代的法律精神和伦理精神、法律文化和伦理文化的传统，努力做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学理阐释和实践创新。参考文献：

《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张晋藩主编 《宪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周叶中主编

《法理学》（第三版）第333~34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显主编

《法律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李正浩编

（《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4页《红与黑》第180页《附录：下卷第四十四章》第181页（《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50页《罪与罚》第277~288页

（《外国文学作品选---专科阶段》2008年4月第三次印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7页《复活》第400~401页

百度《评论凤凰·道德与法制》民间思维着的人 新浪读书》综合》李琳》人策（章选）》道德与法制

《从道德自律中看中西方文化“罪耻二分”之误》姜红;俞宁学术界核心期刊 《日本的“耻”文化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共同文化根源》刘建戈《新西部（下半月）》2007年01期

《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王玉莲《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02期

第五篇：《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法律与宗教

“法律和宗教”是一个十分贴近生活的话题，不管是伯尔曼演讲的那个时代，还是如今，法律和宗教都是息息相关的存在。

在西方，宗教是个比较普遍的存在，各种宗教法也为日后的法律奠定了法律的基础。宗教给人的感觉是信条主义，是个人的信仰的一种自我约束，而法律则是给人的感觉就是以一种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存在形式。正如书中所提到的：教会试图使道德法律化，而同样令法律道德化；它对各种罪孽实施法定管辖权。中国的宪政发展也是这样，总的宪法在那，但是很多法学家依旧在宪法的基础上，对于法律中的仁义继续进行探索。现代的法庭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官员垄断法律，而是有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者，使得法律做到公正，并且可以依据实情酌情减刑，现在的法律有着所谓的“人情味”，其中的“人情味”很大程度上则是宗教思想的体现。

伯尔曼在书中写到“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以及作为人类，我们将有忍受旧时代死亡痛苦的坚韧毅力，有着对重获新生的热烈期望”，伯尔曼想要突破对旧时代的迷思和困惑，他告诉我们日后的时代不再是一个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时代了，宗教和法律是相互渗透的，没有宗教的法律将会失去人性的美，从而变得教条主义；没有法律的宗教信仰将会变的盲目，甚至错误的宗教信仰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罪孽。

法律和宗教都有这4个共同的基本要素：仪式、传统、权威、普遍性。伯尔曼对基本要素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个人主义、理想主义以及民主主义这样的法律自由与宗教有着颇深的渊源，伯尔曼所期望的是宗教与法律相结合的一种信仰，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学到的不仅仅的法律和宗教相辅相成的发展史，也可以学习一种辩证的二元论的世界观，可以从事物的2个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索，继而得出自己最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