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是奇葩》中看中国式逼婚

第一篇：《我的儿子是奇葩》中看中国式逼婚

《我的儿子是奇葩》中看中国式逼婚

【导读】《我的儿子是奇葩》开播了，冲突强烈，节奏感强，尤其是楚汉民在妈妈的逼婚压力下，不断的从小谎到大谎，让人心焦。但这样的情节很接地气，只是剧中揉和了众家信息而已。（来源 心融网）

葩》持续掀起收视狂潮，接地气的“逼婚”话题，让这部作品迅速引发关注。“中

为了让父母安心，在北京艰难打拼的用电脑合成一张与房产大亨的合影佯装自己是收入借用亟待出租的豪宅应付突然来访的父母，请同事假扮北京户口的女友„„当这一连串的谎言越编越大，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观众看得是又好笑又焦急。

不过，这样的情节设计也引来了不少争议。部分观众认为，佟大为在剧中的行为远远超过了“奇葩”的范畴，不仅违背职业道德，还可能触及法律，“催婚

能催得儿子去侵犯他人财物（把被人出租的房子占为自用）、欺骗欺骗再欺骗（工作、生活、爱情全造假），这是怎样的一种价值观？”但也有观众表示，楚汉民的行为都是出于孝心，相信后续剧情会有比较好的交代。而编剧张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剧情围绕着两代人关系的变化与融合发展，就是想带给观众一些反思，“父母以子女为荣，希望将年轻时没有实现的理想在晚辈身上得以实现，给

“逼婚妈”宋丹丹痛批相亲节目

同样引发争议的，作为一个有着很强两得意，还经常与自己的好友也是她突如其来的“逼婚”行为，每次出场都要和质疑母亲比儿子更奇葩，甚至提议将剧名直接改为。还有观众表示，看这部剧的过程中有很强的代入感，许多被逼婚的伤心往事都被一一勾起，身边还有朋友因为被父母逼婚而过年过节不敢回家。心理咨询师认为，这部剧之所以吸引人，恰恰是让很多单身男女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让父母们也找到了自己的焦急。

不过，在剧中对儿子施加“软暴力”的宋丹丹，戏外可没这么传统。戏里的她把儿子不结婚视为“世界末日”，戏外她刚刚在两会上批评很多相亲节目没有

正确价值观，恶性竞争更无法给观众带来正确的导向。

其实，宋丹丹早前接受采访时就透露，剧中之所以会出现“奇葩儿子”借房、借车欺骗母亲的桥段，实际上她扮演的“逼婚母亲”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许多母亲都以为孩子过得好，其实真相根本就不是那样。像戏里这个妈妈，她希望儿子样样拔尖儿，也喜欢四处炫耀儿子的优秀，所以让儿子背负很大压力。”

心理支招：逼婚不如诱婚

规避这一心理效应，即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损失规避：相同的一样东西，它所带来的快乐。因为我们更在乎“失”，这就是损失规避。

后续如何精彩上演只能期待了。重要的是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命的逃。中间隔着的是价值观和婚恋观，而且是两代人间的鸿沟，不过都可以理解，都有各自的立场，难解之题。

第二篇：我的同学是奇葩

我的同学是奇葩

陈颢熠 五升六 指导老师：林老师

金献乐就是一个“奇葩”，是为数不多的“乐天派”。

他脸上的五官长的最好的就属他的眼睛了。他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有时候我说他眼睛像女生的时候，他就会把眼眯的小一点，还装无辜的说：“有吗？没有呀不要乱讲。”说完还会装作若无其事，然后自言自语，还边说边摇头的走开。他的眉毛不是很浓但是还是比较粗的。他的五官精细，但是老天爷百密一疏，让他的牙齿长的不平整，有两个小“龅牙”。每次在他笑的时候小“龅牙”总会在不经意间露出来。

他绝对是一个“正宗”的乐天派，动不动就笑，乐天派很多可是他这么爱笑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有些时候他说着话，说着说着就会无缘无故大笑起来。有一次我和他在讨论为自己未来设计的名片上要写什么工作，我说要当国家公务员，而且还说了理由。我就问他：“你写什么？”他说：“飞天汽车公司经理。”他在说理由时，啰嗦及了，说几句话就会笑，而且一笑起来就像“着了魔”一样，不叫他根本停不下来。

他不但爱笑而且胆子也很大。有一次老师说下节课要上“烧不坏的手帕”谁敢做实验。”他自告奋勇的推荐了自己，还夸下海口说自己一定会完成的。第三天他信心满满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了酒精、打火机、铁盘、手帕。然后他先把盘子洗了，再把手帕放在上面用水打湿了。然后把酒精倒在手帕上面，再用打火机点燃酒精。烧了一会后他把盘子往地上扣，然后把手帕拿出来展示，果然没有烧坏。于是我还要加封送他一个尊号——一个有实力的奇葩。

第三篇：什么是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读后感

张威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

关于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这本书，在管理界众说纷纭。赞成与批评的人都很多，我本人持批评的观点。本人认为所谓“中国式管理”基本逻辑和论据不充分，有牵强附会的感觉。很多理论和观点是其实是将西方现代管理科学裹上“中国”外衣后，强说那是“中国式管理”模式。

1.为了找到“中国式管理”的合法依据，书中错误地将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

理科学统一起来，从而衍生出来“中国式管理”，这是拉郎配的做法。

2.“修己安人”被凌驾于管理学科之上是本末倒置。管理是门综合性学科，是组织

将各类资源有效配置，通过层次鲜明的步骤以及先进的方法和工具最终实现企业目标的全过程。将“修己安人”凌驾于管理之上，是漠视管理科学本身，是唯心主义的产物。

3.将“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说成是中国式管理三大主轴特色，完全是

违背现实的掩耳盗铃之说，学过西方现代管理课程的人都知道这些并非是中国特色。

3.1 “以人为主”就是西方现代管理中倡导的“以人为本”；

3.2 “因道结合”不就是企业文化认同嘛！

3.3 “依理而变”也并非是所谓“中国式管理”的独创，西方现代管理主张企业变革、流程再造的理论早已深入人心。

4.将中国哲学理论精髓，牵强附会地衍生出“中国式管理”模式，是画饼充饥的做

法。如果我们把“中国哲学理论”看做是“道”的话，那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应该是“术”，而“道”≠“术”。

总之，人类的智慧是可以共享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学科体系，已经被国内外无数企业家所反复验证。我们无须要生硬地搞出来个“中国式管理”模式，这完全是虚荣心在作祟。况且根据本人多年的管理实践经验认为：现今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病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稽于中国传统文化糟粕部分的影响。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差不多、大概、还行”等等习惯和理念，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就会演变为：思维模糊、不善用数据论证、指令非量化、过程不认真、结果不彻底等等现状。

最后我想借用李嘉诚先生在《管理的艺术》的一次演讲中表明的：“事实上，我是依靠西方管理的模式，不然也难以从50年前的个人的小型公司，发展到今天全球52个国家超过20万员工的企业”。

2013年3月22日

第四篇：《我是你儿子》读后感

《我是你儿子》读后感

冲不淡的是血脉，剪不断的是亲情，《我是你儿子》读后感。

一次错误的婚姻，让杨树林拥有了扬帆，他们平凡又特殊，是芸芸众生中的一角，却每天都在上演爱的故事。

杨树林是个无可挑剔的好父亲，他用肩膀挑起了事业，用温暖的怀抱保护了儿子。杨树林是真心喜欢杨帆，不仅因为是父子，更因为他是杨树林，他是扬帆。即使只剩下一毛钱，他也会全部花在扬帆身上。

可扬帆却不像一个好儿子，学习中游，还没少给杨树林生气。并随着年龄的变化，脾气也不断增加，杨树林都没有生气，默许的包容让杨帆变本加厉，向所有年少的孩子那样对父母残生了隔膜，父亲的唠叨与对他的关心，在他看来都是最不能容忍的地方。

“人之初，性本善。”不是没了生命之初的那份真诚，而是拥有的东西永远都不懂得珍惜。

杨帆终于找到了工作，读后感《《我是你儿子》读后感》。，而杨树林却下岗了，他认为自己丢失了对儿子炫耀的资本，也丢失了自信，杨树林感到脆弱无必。那种扬帆看来清闲的生活，拖垮了杨树林最后一丝自尊。再一次次的争吵中，扬帆醒悟了，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可太迟了。

杨树林病了，原先高傲的他有了低潮期，这是扬帆感到痛彻心扉。“子欲养而亲不待。”扬帆现在清楚的意识到，自己还是那个饱受流言的孩子，自己无论多大了，都需要父亲的照顾与唠叨，那些原先烦人的声音，早已成为了扬帆生活的支柱，就像父亲一样，拥有时从来不会珍惜，失去了却分外想念。那个温暖的怀抱还会出现吗?那为他遮风避雨的树阴还会回来吗?扬帆无言。

扬帆与杨树林的缘分，早已在杨帆出生前就决定了，终究无法摆脱。

所有的孩子都有扬帆一样的经历，而关心我们的亲人就是杨树林，给予了我们全部的爱，就像太阳守护大地一样，将温暖的阳光洒向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为我们驱除阴暗。年少的我们不自量力，固执地将阳光赶走，独自接受风雨的考验，甚至连阳光在云彩后的一眼，我们也不肯接受。当我们最终受到了欺负，风雨将我们的身心砸的满布疮痍，阳光又出现了，没有责怪，有的只是微笑，我们却哭了，我们没有长大，在太阳面前，地球永远都是孩子，需要保护的孩子。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那温暖的港湾装满了他们给予我们的无限关心。

在繁华中的我们，学会了停下急促的脚步，给予亲人及所有爱我们的人一份同等重量的爱。

扬帆爱杨树林，杨树林爱扬帆，这，就够了。

第五篇：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习近平：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核心提示：清代诗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

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乡村的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l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四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

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淳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

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

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

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

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

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l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

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

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l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

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工作。

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

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

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

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

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你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

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

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

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五天，最后就成为“死党”。

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

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

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

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

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l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

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

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

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

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

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

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

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

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l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6，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

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

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

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晌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

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