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背后是权力的嚣张

第一篇：奇葩证明背后是权力的嚣张

奇葩证明背后是权力的嚣张

据《人民日报》报道：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他需要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据了解，这样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

其实这样的奇葩证明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如卖房在出示离婚证和结婚证之后还要出示单身证明，还有前几年曝光的某老太还活得好好的，由于社保机关自己的工作出了差错，将此老太的信息搞丢了，停了其社保，现在，她站在社保人员面前，可社保人员非要她出示她还活着的证明，另外，许多人员在就业时要你出示未犯罪证明……

如此太多的奇葩证明，确实让我们啼笑皆非，可面对现实，我们却往往笑不出来，无论你如何有理，无论你如何合乎法律，无论你认为这是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可相关部门没有所谓的证明就是不给你办，他们的理由往往很简单，你说你就是你，谁证明？他证明你就是你？谁证明他的话是真的？你所有的证件虽然是根据各种法律和制度办理出来的，但谁能证明你的证件是真的？即使你的所有证件是真的，是符合法律程序办理出来的，但要在我这办事，你就必须要出示证明，因为这是我们这里的规定……所以，你必须天南海北的找相关部门去给你证明，即使这些部门根本不了解你的情况，所以，你要找关系，或明或暗的要花明规则或潜规则的钱才有可能得到这一纸证明。面对生活中要办理如此多奇葩证明，说明了什么呢？其背后又揭示了什么呢？丁丁认为，至少揭示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揭示了中国诚信的缺失。我要证明我就是我，要证明我还活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你爸是爸，这恰恰就是中国人不相信一切的根本表现，也是诚信缺失的一种表现，更说明了中国人不讲诚信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常识。所以，树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诚信观已成为迫切的需要。

二是揭示了权力在信息时代仍然在各自为战。我站在你面前还不能证明我活着，我的离婚证不能证明我是单身，我的结婚证不能证明我的婚姻状况，这不仅是基本信息不相互贯通的表现，更是权力嚣张的体现。其实，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一个人的基本信息应该能够做到共享，可是，事实是一个人的户籍、学业、婚姻等信息往往是相互独立，互不联系，如户籍证明由公安部门掌握，学业证明由学校掌握，婚姻证明由了民政部门掌握，房产证明由房产部门掌握，而且有些证明完全一纸证明，一旦丢失，要补办就相当不容易，如果这些基本的证明能够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更新，达成共享，就不会需要这些奇葩证明了。如我在公安机关办理户籍证明之后，将来我取得什么文凭，这个信息就由主管机关能够输入，自动更新我的身份信息，如我结婚办理结婚证明之后，相关部门就将信息输入，自动更新我的身份信息，如我购得房产，相关部门输入信息之后能够自动更新我的身份信息，如我缴纳个人所得税之后，同样在我的身份信息中自动更新……这样，我无论到哪里，办理什么事，只要报上我的信息号，相关部门查一下，我的所有基本信息就能够显示出来，一目了然，根本不需要我再去找相关部门来办理我是谁，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等一些奇葩证明了。所以，奇葩证明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力在信息时代依然各自为战，互不共享。门办理的一纸证明难道不涉及个人信息吗？只要相关部门保守秘密，同样不存在隐私外泄的情况。三是揭示了权大于法的嚣张。许多证件是按照法律程序办理出来的，是应该得到承认的，如我拿出结婚证或离婚证就应该能够证明我的婚姻状况，如我站在你面前还不能证明我是谁，我还活着等等，现在，你却要求我另外办理所谓的证明，这其实是权大于法的典型表现，是权力背后的寻租，是权力的嚣张，因为我们再去相关部门办理各种所谓的证明，至少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而且办理这些证明要花费各种费用，如公证机关办理公证肯定是要花钱的，更何况在中国，只要找各部门办事，就需要关系，需要暗地里花钱，所以，这也是各种证明满天飞的根本利益所在，更是各个部门要求办理各种证明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各种权力在相互勾结，相互寻租的根本体现，其实就是权力嚣张的根本体现，是权大于法的根本体现。其实，我们能够生活在信息发达时代，应该是我们的福音，是享受科技进步的表现，然而，我们反而却背各种信息所累，相关部门还局限于过去的思维，还局限于一纸证明，还需要事事办证明，让老百姓跑断腿，花冤枉钱，疲于应付各种证明，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既是诚信缺失的表现，是权力各自为阵的表现，更是权大于法、权力嚣张的一种表现。现在，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技术有办法打破这种权力壁垒，让权力的嚣张变成便民的服务，让诚信成为一种时尚。可是，这种完全可以轻松得到的证明却为何在现实中总是那么困难呢？这除了体现权力的嚣张还能体现什么？

第二篇：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是奇葩吗

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是奇葩吗

2015年04月09日06:59 新华日报 10分享 添加喜爱 打印 增大字体 减小字体

新闻事实>>>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证明，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更奇葩的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4月8日 人民网)

观点PK>>>

正方：“奇葩”证明，凸显“权力任性”

“证明我妈是我妈”之类证明，确实 “奇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现实中的“奇葩”证明，何以如此之多？除了政府部门之间信息缺乏互联互通等客观原因之外，从政府权力运行的角度，一言以蔽之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奇葩”证明背后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相当“任性”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设定设置各种“奇葩”证明的政府权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制约。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理应是政府自身的义务，根本不该由公民“自我证明”的各种证明，却被相关政府部门简单任性地转嫁给了公民个人，逼着人们东奔西跑。再如，许多原本既没有合理性也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奇葩”证明，一些行政部门往往通过任性的“自我授权”便能随意增加公民的证明义务。

另一方面，与各种“奇葩”证明密切相关的行政收费权力同样也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制约。一些公职部门之所以热衷要求公民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明，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些证明与相关部门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借此它们可以轻松地收取不菲的证明收费。此前，新华社曾报道，一份“无房证明”，全国多地都必须在政府限定“独此一家”的机构办理，并收取20元到60元不等的费用；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每人100元手续费”，气象局部门“开具气象情况证明，每份600元”，“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

这种背景下，要想根本解决各种“奇葩”证明泛滥问题，关键显然还在于，通过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有权不可任性”。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制约权力部门任性滥设各种“奇葩”证明以及借此敛财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健全完善相关惩戒措施，在事后强化对此类行为的问责、追责力度，使之不敢“任性”。张贵峰

反方：只认法律文书怎是奇葩？

出境旅游明确亲人为紧急联络人，可能以后会涉及到意外事故及保险赔偿等多种涉及法律事宜等，要求陈先生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具有法律性质书面证明，如户口簿、亲子关系公证等，不是很正常吗？

要出境旅游，办签证时，你说你们是夫妻，就要出示结婚证；在过海关时，你说你带的孩子是你的儿子或女儿，如孩子未成年，不少国家要求你随身携带经过国家公证的“亲子证明”，以备抽查。国际严打拐卖儿童，过关时常抽查带孩子父母的亲子法律文件，如你没有，你再怎么说孩子是你儿子或女儿，孩子再怎么喊爸妈，都没用；即使你持有中国护照，也有在某单位就职的公证，出国时，有些国家仍要求做领事认证，要以国家外交机构名义证明这份公证属实；有的国家要求旅游者携带经过公证和领事认证的无罪证明。这样做，都是惯例。

在重要场合和重大事情中，要证明自己身份和自己与某人的亲属关系时，无论是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等，大家只认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书，这不是奇葩，而是要坚持的原则。如果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我说了不算，我妈说了也不算，法律文书和机构说了才算。真正的奇葩是，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这是旅行社违反原则，要钱不守法。更大的奇葩是，在互联网如此普及和大数据盛行的今天，有时要办理一种证明自己与某人的关系的法律文书还如此难，如此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要赶快改良办理、求证和验证这类证明的办法和路径，做到方便、快捷和简单，有的要立等可取，有的要上网可查。以前是一箱证书、证明，太多了，太烦了，清理一下，合并一些，这很好，但也不宜一窝蜂都不要了，裸奔了，一个人如没几本具有法律性质的证明，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管理，可能更不好。顾德宁

第三方观点>>>

开证明需打破信息“壁垒”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笔者办事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实不少证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人民网 黄庆畅

第三篇：“权力清单”背后

“权力清单”背后：政府干预过多阻碍改革

“权力清单”管住“政府的手”

本报记者 邓全伦 发自重庆

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打破权力“暗箱”。

2014年3月17日，国务院60个部门集体公布“权力清单”，涉及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按要求，各部门将不得在清单之外实施行政审批。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这是权力清单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由此进入公众视野。

2014年年初，李克强在各级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这被舆论解读为中央政府申明依法治国和市场主体的决心。

时代周报记者获悉，此次晒出权力清单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部门，各地亦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3月30日，武汉市公布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可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查询。浙江省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而早在2013年11月下旬，广州即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亮出权力清单的城市。政府干预过多阻碍改革

权力清单所指向的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实上，这一改革已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着力最重的领域。权威统计数据显示，一年来，中央政府下放、取消审批事项达416项，任务完成过半。

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承诺，“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行政审批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其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早在十几年前便已起步：2001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行政审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自2002年开始，中央共进行了6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改革，共取消2016项行政审批项目。尽管行政审批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看来，我国各级政府管理中干预过多，管制过严，越位、缺位、错位并存现象仍然存在，而简政放权往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而要从根源上解决行政审批制度顽疾，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姚先国表示，相比前几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一轮改革不仅在密度和力度上空前加大，更是首次采用权力清单这一概念。这是富有新意而又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改革举措，将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抓手和突破口。

权力清单是依据国家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力行使进行“确权勘界”。通过清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权力种类、数量，权力使用的对象、条件与方式，权力使用的约束、责任承担等。

“权力清单有三大特征，„规范、透明、追责机制‟。”姚先国分析说，此次改革的目的是有效管住政府的手，将之置于阳光下，形成自我约束机制，依法行事，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政府改革将激发市场活力。过去是有红头文件才可以做，把政府权力压缩在权力清单里后，其他的没有明确不能做的事情，将由市场主体、民众自己去定;另一方面，通过权力清单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管住政府之手，审批流程清晰透明，也就管住了腐败之本，遏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

“从提出简政放权，到公开权力清单，政府自身改革在加速推进，速度之快、透明度之高，大大超出预期。”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亦认为，此次改革将对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从根本上确定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政府自我改革，建立权力清单，简政放权，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要求，更事关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聂高民说，在经济进入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激发市场活力是我国当前非常急迫的任务。

他表示，2014年7.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市场活力的进一步激发。从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出口难以掌控，消费一贯平稳，清理地方政府性债务制约了政府投资的空间，激活民间投资就成为能否实现全年增长目标的关键。

权力清单无疑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应运而生，释放了深化改革的强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改革被放在第一位，“因为经济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等每一项改革都和行政体制改革有关系，如果政府自身改革不能有效推进，那么其他改革也就难以顺利进行。”

在汪玉凯看来，整个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一是政府本身。尽管未来7年的改革，还是以经济改革为前沿、重点，但在很多问题上，障碍不在于经济层面，而在于行政，“如果不改变700多万公务员的观念，不下大决心改革行政审批，不改变政府的部门利益，政府自身或将成为这次改革的阻力”。“金鱼缸政治”的地方探索

在中央政府各部委自动“割肉”时，地方也在全力跟进，密集推出地方版的权力清单。2013年11月21日，广州宣布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晒出权力清单的城市。

2014年1月底，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浙江省和江西省先后宣布，2014年起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安徽省也实施省级政府机关行政职权清理试点改革，45家省级行政机关清理取消行政职权1461项，同时要求试点单位晒出权力运行图。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3月30日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在横向层面，界定政府不同部门的权责边界，实现一件事情由一个政府部门主管;在纵向层面，划清省、市、县三级政府不同层级的权责边界，建立事权与财权相适应的运行规制。

同一天，武汉全面公开了权力清单，将55个市直部门的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从8197项减为4530项。该市负责人透露，6月份还将公布“程序清单”、“责任清单”。

事实上，多年来，国内各地在权力清单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力图将公权力导入一个四壁通透的“金鱼缸”内，让其运行轨迹一览无余。

河北省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2005年春，该省悄然启动被称为“对权力机关进行自我革命”的宏大举措—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

这项改革由一起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引发。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副厅长李友灿在一年多时间里，利用审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权力，收受贿赂高达47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列内地贪官之首。2004年该案被查处时发现，李友灿的领导以及外经贸厅的其他班子成员，竟无人知道李的手中握有汽车配额这个权力。

“权力不透明，就容易导致暗箱操作，产生腐败。”河北省决策层决定在省内推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规定这些单位的行政权力“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

随后不久，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出炉，时任邯郸市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这92项权力随即被汇编成目录以及运行流程图，向全社会进行公开。

继邯郸之后，河南省郑州市也公布了市长的权力清单。四川成都、北京西城、浙江富阳等地相继启动了晒权力清单的试点工作，并在本区域内成功实现了权力清单的部门或层级全覆盖。其中，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成都市不仅公布了市级政府的权力清单，还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河北省万全县甚至进一步向基层延伸，为村干部开出了权力清单。

给外界更大惊喜的是，地方基层公权力“祛魅”的试验进程，还悄然从行政权力的自我革命，走向了党委权力的自律自省，标志着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2009年，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削权”县委书记。

试点之一的河北成安县，曾形成国内首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明确规定县委职权50项，县委常委职权185项，县委书记职权27项。此外，成安将县委中效力最大的人事任免权作为突破口，实行了公开预提名制、认可度测评制、公开通报制等6项制度。

江苏睢宁县独创了议决权、否决权分离制衡机制，提出对于重点工程、规划的审批等由县政府研究决定，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成都武侯区则在四川省第一个明确提出取消书记办公会，形成了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全委会向党代会负责、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多年来持续关注着上述地方在权力公开运行方面的积极探索。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这些探索无疑为今后全国性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这些基层试验充分证明：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在技术上完全可行，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度或技术障碍，应尽快向全国推广;权力清单适用于各个政府层级和部门，应成为对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统一要求。权力清单仍有缩减空间

从2005年河北邯郸市探索性地在国内公布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到如今国务院集体亮出权力家底，在程文浩看来，无疑是一场“透明革命”。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国务院部门晒出权力清单确实透露出敢于从自身“割肉”的决心，但从目前清单的内容来看，仍有缩减空间。

此次国务院60个部门汇总的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中，非行政许可审批374项，比重仍高达30%。事实上，非行政许可审批因为没有法律依据，难以监管，成为边减边增、先减后增等行政审批改革痼疾的温床。

“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比取消行政许可审批难度还要大，很多社会组织直接靠这个吃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最大问题是审批过程中对权力监督制约少，暗箱操作空间大。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行政许可取消和下放不易;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增设却更容易，此消彼长，很难说行政审批改革的效果不被打折扣。非行政许可审批应该全面清理，而不是取消和下放，确实应该保留的，要纳入行政许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而开列权力清单，让权力公开透明，自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必要一环，也是建设廉洁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受访专家们认为，并非有了权力清单就能管住权力，如果相关制度设计得不到落实，权力清单仍旧只是“一纸清单”。要切实发挥权力清单作用，应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做文章。就广度而言，权力清单制度既要实现国务院部门全覆盖，还要在地方普及开来。国家应将政府权力清单公开纳入法治和责任轨道，要求地方政府列出公布权力清单的时间表，责令其限期公布，这是规范权力公开行为的关键。

同时也有专家表示，公开行政审批事项，主要涉及行政许可权、行政确认权，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政府权力清单。应循此路线图，开列政府权力的完全清单。而权力清单的制定宜广泛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同时应秉持“市场决定”原则，把宏观调整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权力具有天然的侵略性、扩张性。有人质疑：一个权力清单、一个流程图，就能给权力套上“缰绳”?因此就深度而言，关键在于监管。

如何加强监管?程文浩的建议是，尽快构建起上级监督、同级监督、群众监督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督体系，以确保中央放权地方后监督到位、制约有力，并严格控制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对违规用权的监督问责机制。

浙江省省长李强最近在《求是》杂志也撰文说，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光靠政府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把各类监督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制度合力。

“权力的下放，绝不是一放了之，决不能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又死。”李强说，政府管理方式要与审批权力下放、职权事项清理结合起来，重心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做到“放”和“管”两个轮子一起转，不能在权力下放的同时留下大片“监管盲区”。链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史

2001年9月24日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2001年10月18日 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2002年4月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审批制度进行课题研究的实施方案》，确定了15个大中城市率先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课题研究。2002年5月

全国首次行政审批制度研讨会在河南省焦作市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围绕如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展开讨论。2002年6月25日

国务院召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会议。2008年8月5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2011年11月14日

国务院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行政审批工作，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2012年8月23日

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十二五”时期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胡非非 资料整理）

地方“权力清单”出炉记

2005年春

河北省启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改革。试点单位包括邯郸市政府、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和119个县处级单位，“除涉及国家机密和法律规定必须保密的之外，必须全部公开”。2005年8月

全国首个“市长权力清单”在邯郸出炉，邯郸时任市长王三堂的权限被定为92项，向全社会进行公开。2005年9月 郑州市政府公布“权力清单”，市政府可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4122项。2008年

浙江省富阳市8个部门在当地媒体晒出“权力清单”。此后，全市各部门均列出了清单，这是该市政府首次摸清自己的“权力家底”。截至现在，7800多项权力已减少到2500多项。2009年3月

中纪委、中组部主导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三地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权力改革开始触及核心领域。2009年10月

四川省成都市公布市级“权力清单”，涉及49个市级部门和单位的行政权力7437项。随后，成都市还陆续公布了各区(市)县、乡镇(街道)的权力清单，实现了政府层级的全覆盖。2010年7月

河北省万全县将“权力清单”向基层延伸，明确村干部20项权力。2011年

宁夏编制县委书记“权力清单”。2011年

北京西城区委公布“权力清单”，并规定市民短信举报干部滥用权力两个工作日内将获答复。2012年2月

四川省首批14家省级部门行政权力清单网上公示。2012年8月

北京西城区政府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6000多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2013年8月

安徽省公布45个部门3814项行政职权，清理取消1461项。2013年11月

广州“晒”出行政权力清单，共有3705项市级行政职权事项接受社会监督。广州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首个公布“权力清单”的城市。2014年1月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取消和调整294项行政审批事项。2014年3月10日

浙江省宣布该省今年6月全面公布省级部门“权力清单”，10月公布市县级部门“权力清单”。2014年3月30日

武汉全面“晒”出权力清单，涉及55个市直部门4530项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2014年3月30日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透露，该省正在制定政府部门权责清单。

第四篇：权力的背后解读

权力的背后

专业:法学导论 姓名:罗向锦 指导老师:王祖志 晋宁事件:2014年10月14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与项目所在的富有村民发生群体性冲突。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的严重后果。经有关部门调查，晋宁村县富有村的征地纠纷达三年之久，部分村民从2012年初开始征这块地时，就多次到国土资源等部门上访要求公开征地手续，但至今没有结果。事件发生后，富有村一些村民反映：‚打过多次‘110’报警，警方也没到位。‛冲突起因：满载施工方人员的卡车，造成群体性流血事件；被征土地是基本农田，村民不同意土地被征收，多次向各级政府上访维权，但没有回应；征地差价流向不明；警方被指多次违令参与征地。

对于晋宁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应细思：权力从哪里来？ 在10月14日双方矛盾爆发。施工方事前组织的数百名持械着统一服装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真是怵目惊心。云南昆明晋宁“10.14”征地冲突事件后的一晚上，云南省委主要领导高劲松主持召开昆明市委常委会议。高劲松提出要常给干部“体体检”“把把脉”，不能让“为官不易”成为“为官不为”的借口。然而这次官方会议并没有解开人们心中的疑窦。晋宁事件中，存在的违法行政、滥用职权、欺上瞒下、贪污受贿问题应严格查处。无疑，晋宁事件是征地拆迁和农民信访问题的典型代表。在农民面前，政府的承诺在哪呢？

平度事件：2014年3月21日凌晨2时许，山东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4名守地农民1死3伤。死者是63岁的村民耿福林。据平度征地纵火案现场群众反映，杜家疃村自去年以来就存在因征地引起的矛盾。据村民介绍，从2013年9月开始围上围挡，对方说是政府行为，但是拿不出任何手续。村民阻扰施工，双方多次发生冲突。

平度事件，又一次指向暴力拆迁。这并不是单

一、孤立事件，而是普遍的现象。为促进城市建设，满足城市用地，各地习惯于采取暴力、胁迫甚至是威胁农民生命安全的方式，强行拿走农村土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然而地方政府并没有主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社会矛盾愈演愈烈。非法征地，蹊跷火灾，抢尸火化，这些事件将矛头暗暗指向政府，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未公开解释，也未合理审判，不得想问，政府是在干什么？当初说好的为民服务呢？何必躲躲掩掩。

乌坎事件：2011年9月21日上午，乌坎村400多名村民因为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非正常上访，当日下午，上访部分村民在村里及村周边企业聚集、打砸、毁坏他人公共财物和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9月22日上午，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民警和警车，六部警车被砸坏。对此，汕尾、陆丰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调。与此同时，汕尾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9月22日晚平息事态，23日，乌坎村内恢复了正常秩序。农民的愤怒不是空来：乌坎村村委会将一块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几年来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的情况下3200亩土地陆续被政府贩卖，卖地款项达七亿多元人民币，而补助款只有50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官员私吞，盗卖村民土地准备兴建滨海新区碧桂园的开发商为祖籍乌坎的港商陈文清，他于80年代成为香港的广东海陆丰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当地居民屡次上访无果，近期仅存的一块土地被卖给地产开发商，激发当地人于21日游行示威，22日派出军警镇压而最终引爆骚乱

纵观2011年的乌坎事件，从中不难体现民众的权益受到侵犯。民主与监督的缺失,群众诉讼渠道的不畅通，群众问题不能依法合理及时解决，矛盾像一颗种子在群众心里萌芽，慢慢壮大。村务管理、村务监督不是说说而已，要切实关照群众，找出制度漏洞，公开透明农村资讯。在农民与村委的激烈矛盾中，不难发现，这一问题又在于政府的非法征地与拆迁！

何为政府！何为民主！公共利益岂能当作嘴边语、耳旁风？若政府连自己都管制不好，何来管制民众？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再想起这些党与政府印烙与心的话，简直羞愧无比。当矛盾不可避免时，暴力与退缩，沉默与躲避不是解决方法。

众多暴力拆迁问题频频出现，可见，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应引起高度重视。在这些看似粗暴的事件前，背后更有着不为人知的黑色、灰色利益链。政商勾结？利益输送？政府决策规划违法违规？这些似乎不言而喻。面对利益冲突时，一些基层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依旧走舍弃法治的老路，没有塑造法治威信，使路越走越窄，甚至陷入政府违法行政、开发商暴力拆迁与公民漫天要价的死循环。依法治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征地过程中，如何合理科学保障被拆迁农民的权益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土地财政必须要进行改革。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除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定征地款的使用方式等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性变化外，还应在征地范围上做到“两个区分”：一个是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另一个是重大公益性用地和非重大公益性用地的区分。党国英说，只有重大公益性建设需要使用农村土地，才可以通过征收办法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征地过程应有市场价格参照，充分透明了才能避免冲突发生。同时，政府有必要压缩一定的征地范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矛盾高发，各级政党官员应当更加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履行职责、对于法治轨道上的信访问题，无论是普通信访事件还是涉法涉拆信访案件，接访单位、接访人员都应当满腔热忱地接待、公正诚信地处理，积极主动向信访者讲清法理、讲明事理、讲通情理，使信访者既感受到官民贴心，又感受到法治权威，从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避免悲剧再次发生。一个政党，只有牢牢扎根于人民，才能保持旺盛的活力，一名党员，只有常常行思与一线，才能摸准时代脉动。田间地头、城市社区、厂矿校园、边疆牧场一线的变革总是那么生动活泼，一线的创新总是那么强劲有力。农村基层建设事关农村的发展和稳定，事关党和政府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甚至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解决种种暴力事件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迫切呼唤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也再次证明，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之弦时刻不能放松。我们说重视民本，就得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群众的诉求渠道畅通了，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得到依法合理及时的解决，矛盾就不会那么突出。但具体做起来并不容易，它要求基层干部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引导群众一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20、读书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光彩、给人以才干。——培根

第五篇：时政热点：根治“奇葩证明”须摆正权力位置

时政热点：根治“奇葩证明”须摆正权力位置

“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准备出境旅游时遇到的尴尬事。这并非孤例，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4月8日《人民日报》)证明过多过滥过奇，普通百姓最有感触，说多了都是泪，都是火。据统计，从娘胎里的准生证，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人生不足百年，仅常用证件就一百多个，如果把办证所需时间和费用累加，无疑天文数字。“人的一生，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这句调侃生动地反映了民众办证多、办证难的现实窘境。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这么奇的证明?表面上，这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担责。实际上，政令过多、政令不

一、政令不畅才是本质问题，各职能部门就像一个个行政“堡垒”、信息“孤岛”，相互隔绝，壁垒森严，让百姓跑断腿。

根治证明过多过滥过奇问题，当务之急要打破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公民信息大数据库，实现公民基本信息共享。但这并不容易。从某种程度上说，行政壁垒也是“利益壁垒”，打破行政壁垒就首先要破除部门“利益壁垒”，其难度可想而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行政化，向来是行政管理体制的顽疾，也是简政放权的重点和难点。说白了，手握公权力者没有摆正自身的位置，让本该是服务百姓、方便百姓的权力“跑偏”了，非但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公共服务职能，反而给百姓带来了麻烦、增加了成本。这些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证明，都是权力的象征，每一次办证都彰显了权力的存在，想让部门简政放权无异于割肉。

更让人窝火的是，证明过多过滥过奇主要是针对百姓，对有权有势者而言，别说“证明我妈是我妈”了，假身份证、假护照都不成问题;对百姓来说，无论是花点钱、找找人，还是盖个社区“万能章”，都要付出不小代价。一边“吃拿卡要”成风，一边摆出“按规定办事”的姿态，这在以前并不罕见。现在，这种不良作风树倒根存，稀释了改革红利。

只有增强宗旨意识，摆正权力位置，才能打破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根治“奇葩证明”过多过滥问题。政府部门应列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让百姓看明白有多少证必须办、由谁负责办、具体怎么办、办不好谁担责等，彻底根治办证多、办证难问题。

所以说，“奇葩证明”拷问了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诚意和成色，权力是真放还是作秀，群众的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大道至简，摆正权力位置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