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奇葩证明何时了
奇葩证明何时了
12月27日,一份证明“火”了。由南京市雨花台公安分局梅山派出所开具的证明显示:梅山生活区201幢2单元301室即是201幢二单元301室,二者是同一地址,特此证明。派出所在证明上还附了一段话,请相关部门多为老百姓考虑,不要让老百姓跑来跑去耽误时间。这份“奇葩证明”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
继证明“我妈是我妈”后,“2是二”恐怕是位居2017榜首的最奇葩证明之一了。此类奇葩证明出现的背后都会呈现相似的场景:要求出具证明的单位高高在上,办事的老百姓跑断腿,而开具证明的单位则无奈至极,甚至到最后该单位每每都会在证明后附上一句文件已规定不需要开此类证明。可是这样的奇葩证明多久才能真正销声匿迹呢?
夫妻关系证明、同人证明、同址证明等看似“奇葩”的证明,一方面体现出相关部门、单位原始登记存在差错。另一方面,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被一次次要求证明相同才发现存在不同和要求被证明相同。很多部门、企业为了规避责任风险,要求群众提供的材料和要求的完全相同,使得群众为了一纸证明,社区、乡镇、公安局一处处的盖章,苦苦的哀求,而为了解决群众的需求一张张“奇葩”证明就诞生了。“奇葩证明”的背后,除了让我们看到了相关部门在制定规章制度上,不够细化与规范,办事人员在处理事情上业务水平不够,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同时,我们也应深思,在面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是否过于强调建立问责机制,而缺少容错纠错机制,使干部有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从而打压了部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如果要消灭让人厌恶“奇葩”证明,就必须明确规范证明细节、培训提升部门工作人员为民办事的服务态度和业务能力、建立群众投诉机制、畅通监督投诉渠道、严肃处理“假严谨,真懒政”的工作人员,相关部门整理出历史遗留错误,主动解决群众问题少让群众多头跑,公安网、社保网、医疗网、电子政务网物联互通数据共享,政务处理系统实名制、责任制,技术保障网站数据安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数据跑起来,才能让群众少走冤枉路。同时在进行简政放权的改革创新中,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与问责机制相互补充,给办事人员吃“定心丸”,消除他们想干事却担心犯错误被问责的顾虑,充分调动服务积极性。当然在规范的同时,也需平衡好“真严谨”和“太奇葩”的关系,既要处理奇葩证明,也不能失掉工作的严谨,把“二”转化成“为民心”,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二篇:“奇葩证明”危害几何
“奇葩证明”危害几何
“开证明”已是人们日常办事必不可少的环节,社保、住房、养老、就业、上学、入托、参军、转业……大大小小的生活事务,都离不开“一纸证明”。然而,类似证明“你妈是你妈”“菜刀确实已经丢失”等“奇葩证明”,不仅让人啼笑皆非,甚至会直接、间接地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加重群众负担。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名准备出国打工的中年男子就曾遭遇这样一次“欲哭无泪”的“奇葩证明”
――在他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中,包括一项出生证明公证,而办理该公证需要提供父母的结婚证。可该男子的母亲年过七旬,父亲亡故,结婚证早已遗失。为此,该男子跑了一星期、花费数千元,公证依然没有办下来。
据新华社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办一个手续,有13.1%的人跑了10趟以上,3趟以下就办完的只占28.7%。而在这其中,如果遇到的是“奇葩证明”,更是难上加难。
“奇葩证明”的泛滥让群众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可谓“劳民伤财”。这种扰民行为无疑加大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奇葩证明”的要求给办事群众乃至企业增加了重重障碍,耽误了当事人、相关人或企业的宝贵时间,在无形中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增加行政成本。负责开具各类证明的部门主要是社区居委会和基层派出所。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市政府审改办相关负责人在对21个社区居委会摸底调查后发现,由居委会日常开具的各类证明多达240余个。一位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表示:“其实这个数量还不完全准确,因为各区所辖的居委会开具证明的类别、数量不尽相同,就像家庭困难的证明都能有十多种。由于没有相对一致的标准和口径,导致证明五花八门。”
而在派出所,各类开具证明的需求也让“警察蜀黍”们哭笑不得。2015年8月,网络连续曝光三起基层派出所吐槽“奇葩证明”的事件,警方所发出的“纯粹是增加老百姓补办证件的麻烦”“难道有犯罪前科的人就不可以买房吗”“请公证处公证人员来塘下派出所进行核对”等为民张目的声音也在网络上备受赞誉。一个叫张钦的民警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要求都是不必要的。比如说就业,难道人家坐牢出来就不能再找工作了?我前几天还遇到一个到餐馆打工的,也要求开具‘无犯罪前科’证明,真让人哭笑不得。开这个是我们的职责,但有些地方确实不需要。”显然,泛滥的“奇葩证明”给社区居委会和基层派出所增加了很多额外工作负担,大大增加了行政运行的成本。
降低管理科学性。《人民日报》曾报道这样一件事:很多人曾为开证明而发愁,但在武汉工作的王先生却因一张“太好开”的证明而产生疑惑。北京户口的王先生准备去日本旅游,而通过旅行社办理签证,需要到派出所开具外地户口异地居住证明。在派出所,王先生只说了自己的姓名、居住地址,对方就给开具了证明。证明如此好开,令王先生感到费解:“全凭我说,这证明的可信度由谁来保证?为什么非要这样一张无用的证明?”
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如果有不法分子冒名顶替,是不是也就可以轻而易举拿到相关证明或个人信息?制度存在的意义本来是为了强化监管,可如此一来,却因存在各种漏洞而变得名存实亡。有些证明如果仅仅是无意义的一道程序、一种形式,也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无效证明,反而容易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损害政府形象。公众对政府最直接的了解和评价主要来自对政府部门尤其是窗口单位服务情况的观察。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5%的受访者及身边人曾遭遇过“奇葩证明”,58.0%的人认为“奇葩证明”的出现是因为相关工作人员缺乏职位担当,46.7%的人认为这是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倒挂,46.2%的人将其归因为诚信缺失,44.7%的人直言,这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意识匮乏……
显然,“奇葩证明”现象严重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形象,各类“奇葩证明”得不到有效清理,必然导致当事群众对政府及相应窗口单位服务的不满。2016年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表示,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简政放权,但相关部门缺乏创新思维,出了差错就推给开证明的部门,“这本质上是不敢担当、推卸责任以及不作为的懒政表现”。
第三篇:春花秋月何时了杂文随笔
我最喜爱初春时发了芽还未开出苞子的枝桠,以及深秋日子里枯黄光秃的枝叉,总觉得这二者中有着对死的凄凉和生的渴望的牵连。
秋天,叶落以后斑驳点点的枝干上透出一种古老的韵味,是“古道西风瘦马”旁边马致远倚着的枯藤;是民谣歌手和着一把破木吉他哼出的沙哑嗓音;是垂暮之年里老人的皱纹和蹒跚的脚步;是思念、是寂寥、是彷徨、是深墙里的二乔。
春天就不同了,春是青春、是欢乐、是团圆、是五彩缤纷百花争艳的时刻。春夜的鸟啼、春雨的细润、春花的烂漫、以及春心的萌动,一切都像春风吹皱了湖面,激起人心里千层的痒。像婴儿呱呱落地,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段新的旅程。像嫩芽吐出的新绿,一抹新的色彩,一片新的绿茵。两者极其的相似,说不定你抬头仰望的那片叶子,就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个你。
我有时在想,落叶也不是无情物,它只是被人为地添加了一种悲绪。相反,秋叶在树上挂了一季,美了一季,积蓄了一季的力量,最后以最美的姿态降落,也许降落的一瞬间,是它给自己演奏的生命赞歌。是悲壮的,是欣喜的。等来年,它还会挂在树上,像轮回一样,你说它们会不会有奈何桥,会不会有孟婆汤?
可人生截然相反,人比秋叶可惨的多,没有轮回,没有来生,死了就是死了,不会化作星星,也没有所谓的天堂地狱,甚至曾经在人世间的痕迹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抹得一干二净。幸运的话,你会有一座墓碑纪念你曾经来过。
人们常说: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如何如何,或者不要怎样怎样。但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们心里也清楚,来生这种东西是骗骗小孩子。(信教徒就另当别论了。)活着的几十年里我们和树叶一样,由小到大,由出生到死亡,一样经历风吹、雨打、日晒,一样努力汲取养分艰辛的生活,也一样没有选择的权利。
树叶不能决定它是成为橡树的叶、柳树的叶、还是杨树的叶。人类也对于生在东北,生在西南,生在牛棚还是生在宫廷里一样无力回天。这样看来大自然里的某些规律出奇得相似,它背后无形的手掌掌控着一切,北斗星移、江河湖泊,人间至味,魑魅魍魉,可这是谁的手,谁会晓得呢?
回到开头的春和秋的枝桠上来,为什么喜欢呢?我想了半天才理出一点头绪出来。
一是同样的人生历程让我觉得人类不是独生。出生和死亡,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恰好被春秋二季的枝干巧妙展现出来。仿佛看见了我们自己,它的四季诠释了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其实也不过是四季。
叶花和果实都生长在枝干上,从另一个方面讲,我觉得它们就是母亲,一年复一年地在自己身上孕育新的生命,供给它们营养,给予它们依托,除了母亲我再想不出别的词语来形容了。母爱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敬仰的吗?
说到这我竟然有些愧疚,我们讴歌自然,歌颂它的付出奉献。有时为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给予的一点恩惠高兴得手舞足蹈,然后认定世界充满爱。可我们却往往忽视掉周围,最亲近的人不求回报的付出。对别人无比宽容,对亲人却处处苛刻。这也许是人类的通病吧,就像永远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
春天来了,唱起来吧,跳起来吧,在这个属于生命的季节。
第四篇:一周曝光28起奇葩证明
一周曝光28起“奇葩证明”
法制晚报讯 浙江诸暨一市民为了补办一张火化收据证明他母亲被火化,他在4年间跑了8趟殡仪馆仍未能成功。当地镇政府回应称,已简化程序,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
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对“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表示,“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其实,类似“奇葩证明”并不少见,据法制晚报统计,自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后,一周来各地至少有28起“审批难”事件曝光,广泛涉及房管、社保、教育、公安、房产、计生、民政等15个政府部门。
专家认为,根本症结在于行政部门、办事机构搞官僚主义,是权利滥用的表现。
内容 多证明亲属关系
涉15单位
据公开报道整理,近期至少曝光28起“奇葩证明”事件,其中,证明亲属关系的有11起,所占比例超三成。除了“证明你妈是你妈”,“证明我女儿是我女儿”、“我爸是我爸”也陆续被媒体报道。除证明亲属关系外,死亡证明也有6起,占21%。
在这28起事件中,涉及15个单位,包括:房产局、土地局、民政局、公安部门、社保部门、计生部门、气象局等。
据《人民日报》4月8日报道,落户北京的陈先生一家准备出境游,需要明确一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他想到自己亲妈。问题来了:他需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了陈的信息。更奇葩的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
“对公民来说,生活中是需要一些证件的,但不能把它弄得越来越繁琐。法律规定的一些重要证件是需要的,那么其他的就应该由公民自行决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教授说。
部门 买卖、继承房屋
占比超3成
其中,与房产相关的最多,有10起,占比近三成,这些事件中多数是涉及房屋买卖、继承、转让等。
年近七旬的沈阳市民何荔枝,因为房屋继承,需要一份23年前去世的公婆的死亡证明,走上了长达7个月的“办证之旅”。
“2013年下半年,我家房子动迁,当时房证上写的是老伴的名字。2014年1月老伴突然去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得去公证处改名才能办理回迁房的房证。”何荔枝说。
何荔枝来到沈阳市皇姑区公证处,工作人员说,房子过户的办理需要何荔枝提供老伴的死亡证明、老伴父母的死亡证明、单位职工登记表、结婚证原件、子女放弃继承房产等相关材料。其他的都还好办,就是开老伴母亲的死亡证明让何荔枝饱受折腾。
何荔枝的公婆是1992年去世的,时间已久。为此,她先后找到和平区西塔派出所、当地社区警务大队、殡仪馆、疾控中心等单位,一直没办下证明。
“为啥非得要一个去世了20多年老人的死亡证明?”何荔枝想不通。
此事经当地媒体曝光之后,西塔派出所决定“特事特办”,在何荔枝老人的侄女、孙女和一名老邻居的儿子在场做笔录的情况下,为何荔枝开具了公婆的死亡证明。
变更房产证确实需要死亡23年的公婆的死亡证明吗?这是不是工作人员故意刁难?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公证处出具的是继承公证用来证明继承人是谁,因此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证明材料都不能少。而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所以何荔枝想要继承丈夫的房产,必须出具丈夫父母的死亡证明。
遭遇 6人在办证过程中多次碰壁
法制晚报记者统计发现,28起“证明”事件中,至少有6人在办证过程中多次碰壁,其中房产局、民政局均有2起,并且有些证明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西安的赵女士因卖房被告知需开无婚姻登记记录证证明,随后的一周内,在她跑了5个单位,开出的5份证明,并且写了份承诺书后才办理了房屋买卖手续。
咸阳一市民也遇到了让他啼笑皆非的奇葩证明,他的车辆在大风中被树木刮倒,理赔时被告知需开具“风力气象证明”。然而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办理证明气象局要求收取600元的费用,并且还能“讲价”,办证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觉得600元贵,咱们可以再商量。”
“广州有一个政协常委,就此做了调研,一个公民一生要办103个证件。从这里就看出,政府管的太宽了,有些东西就无需证明。”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接受法晚采访时说,有些办证难的问题,实际是人为制造的。“一部分公务员的作风不正,不管是否有用,都想耍下威风,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了显示这个衙门很深,树立威信。”
许耀桐表示,另一方面,办证即意味着“设门槛,多收费”。
探因
信息共享壁垒重重
据了解,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证明作为重要前置条件,是维护权益、主张利益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但由于时间久远、不可抗因素出现以及一些个人原因,有些证明获取存在很多现实障碍。再加上我国对证明类文件要求多、数量大、适用范围广,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以“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为例,从2004年开始,该证明由民政部门开具。民政部门开出的“单身证明”最后都有一句话,即“本证明只表明当事人在本婚姻登记机关所辖范围内目前无婚姻登记记录”,据《华商报》采访,按民政工作人员的话说,这个证明根本无法证明当事人的婚姻状况,没有实际意义。
但近几年来,单身证明开出量却呈上升趋势,其中80%以上被用到了个人房屋买卖、继承过程中。
另外,据新华社报道,造成“证明难”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门之间信息交流共享壁垒重重,为了办一个证明,需要办更多证明。据了解,目前不同部门间在信息等级系统建设方面存在差异,很难兼容,并且很多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共享信息,导致公民信息多头管理,信息难畅通。
专家建议
依法追责拆办证“迷宫”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此表示,国务院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强调权力清单问题,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必须向老百姓广而告之,明确哪些是政府该管的事,哪些是不该管的事。
竹立家还表示,现在各种奇葩证明越来越多,是一些公共机构对老百姓不信任的表现,公共机构是要服务于老百姓的,但现状却是有些机构在为难百姓,这个问题也必须引起重视。
天津社会主义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建议,对于公民重要档案的保存,应该延长保存期限或者直接设定为永久保存档案,并逐步实现电子档案管理,引入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一次登记随时可查,及时更新,避免零碎证明给百姓带来消耗。同时,对一些重要证明,个人也应该更为妥善保管,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建议,应该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设信息共享平台,优化证明流程,采取更科学更多元的证明方式,避免老百姓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
北京市委讲师团顾问刘景山表示,对于个别部门不愿割舍利益不想承担责任的,要依法追责,这样才能拆掉让百姓处处碰壁,找不到出口的办证“迷宫”。
许耀桐对法晚记者表示,“对公民来说,是需要一些证件的,但是不能把它弄得越来越繁琐,不再让类似笑话上演,就要简化这些程序。对于法律规定的一些重要证件是需要的,那么其他的就应该由公民自行决定。”
第五篇: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是奇葩吗
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是奇葩吗
2015年04月09日06:59 新华日报 10分享 添加喜爱 打印 增大字体 减小字体
新闻事实>>>
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上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证明,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更奇葩的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4月8日 人民网)
观点PK>>>
正方:“奇葩”证明,凸显“权力任性”
“证明我妈是我妈”之类证明,确实 “奇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奇葩“证明”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现实中的“奇葩”证明,何以如此之多?除了政府部门之间信息缺乏互联互通等客观原因之外,从政府权力运行的角度,一言以蔽之的根源其实还在于,“奇葩”证明背后的政府权力,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相当“任性”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设定设置各种“奇葩”证明的政府权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制约。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理应是政府自身的义务,根本不该由公民“自我证明”的各种证明,却被相关政府部门简单任性地转嫁给了公民个人,逼着人们东奔西跑。再如,许多原本既没有合理性也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奇葩”证明,一些行政部门往往通过任性的“自我授权”便能随意增加公民的证明义务。
另一方面,与各种“奇葩”证明密切相关的行政收费权力同样也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制约。一些公职部门之所以热衷要求公民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明,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这些证明与相关部门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借此它们可以轻松地收取不菲的证明收费。此前,新华社曾报道,一份“无房证明”,全国多地都必须在政府限定“独此一家”的机构办理,并收取20元到60元不等的费用;一些地方公安部门“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每人100元手续费”,气象局部门“开具气象情况证明,每份600元”,“2005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4000多亿元”。
这种背景下,要想根本解决各种“奇葩”证明泛滥问题,关键显然还在于,通过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有权不可任性”。一方面,要通过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严格制约权力部门任性滥设各种“奇葩”证明以及借此敛财的行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健全完善相关惩戒措施,在事后强化对此类行为的问责、追责力度,使之不敢“任性”。张贵峰
反方:只认法律文书怎是奇葩?
出境旅游明确亲人为紧急联络人,可能以后会涉及到意外事故及保险赔偿等多种涉及法律事宜等,要求陈先生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具有法律性质书面证明,如户口簿、亲子关系公证等,不是很正常吗?
要出境旅游,办签证时,你说你们是夫妻,就要出示结婚证;在过海关时,你说你带的孩子是你的儿子或女儿,如孩子未成年,不少国家要求你随身携带经过国家公证的“亲子证明”,以备抽查。国际严打拐卖儿童,过关时常抽查带孩子父母的亲子法律文件,如你没有,你再怎么说孩子是你儿子或女儿,孩子再怎么喊爸妈,都没用;即使你持有中国护照,也有在某单位就职的公证,出国时,有些国家仍要求做领事认证,要以国家外交机构名义证明这份公证属实;有的国家要求旅游者携带经过公证和领事认证的无罪证明。这样做,都是惯例。
在重要场合和重大事情中,要证明自己身份和自己与某人的亲属关系时,无论是亲子关系或夫妻关系等,大家只认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书,这不是奇葩,而是要坚持的原则。如果要证明“我妈是我妈”,我说了不算,我妈说了也不算,法律文书和机构说了才算。真正的奇葩是,向旅行社交了60块后,就不用再证明了,这是旅行社违反原则,要钱不守法。更大的奇葩是,在互联网如此普及和大数据盛行的今天,有时要办理一种证明自己与某人的关系的法律文书还如此难,如此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要赶快改良办理、求证和验证这类证明的办法和路径,做到方便、快捷和简单,有的要立等可取,有的要上网可查。以前是一箱证书、证明,太多了,太烦了,清理一下,合并一些,这很好,但也不宜一窝蜂都不要了,裸奔了,一个人如没几本具有法律性质的证明,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管理,可能更不好。顾德宁
第三方观点>>>
开证明需打破信息“壁垒”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笔者办事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实不少证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人民网 黄庆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