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纪政纪被游戏了20多年，何时止？

第一篇：党纪政纪被游戏了20多年，何时止？

中共中央、国务院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提出来20多年了！最早是1984年12月3日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中发〔1984〕27号）。此前，同年7月17日两办还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不要与群众合办企业的通知》（中办发〔1984〕26号）。之后，1986年、1988年、1992年、2003年

又多次专门发文重申这一规定，1993年8月发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也明文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同时，自1984年以来，每次中共中央以及中纪委的全会都郑重要求“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还有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要讲话”，对这个问题更是“老生常谈”。对于这个禁令，中央不是三令五申，“十令十申”也不止，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国民的耳膜磨起了老茧，听觉早已麻木疲劳。然而就是收效甚微。由此，我联想到仿间俚语“敲山震虎”。老虎行凶作恶，人敲山警告：“听着，再行凶，就打死你！”老虎怕挨打，老实了几天，又行凶，人又敲山警告，老虎又老实了几天。老虎反复作恶，人反复敲山警告，老虎始终也没挨过打，于是就不再把敲山当回事了。“敲山震虎”变成了“敲山逗虎”，老虎偷着乐：“敲山的乐章好动听呀！”我们落实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与“敲山震虎”何其相似哉！按照规定，党政干部凡坚持经商办企业者，必须免职清退。20多年来，有党政干部仅仅因为经商办企业者被摘“乌纱帽”吗？一个没有！除非牵涉了其他严重错误或犯罪。不仅媒体从来未见报道，查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的卷宗，笃定也一起没有。如此的禁令还有何权威可谈？这就难怪官员经商，有禁不止，久禁不止，愈演愈烈了；这就难怪“红顶商人”满天飞了。如果1984年禁令始出，就严格落实兑现，“一刀切”地严惩不贷，哪会有今天“红顶煤商”满天飞的状况和矿难频发的惨象。

“红顶煤商”导致矿难频发，惹得民怨沸腾，不动真格、下狠心不行了。于是就有了8月22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规定“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什么处罚？并非什么新内容，还是20多年前的老提法——“摘帽子”。却不是立即兑现，还给“一个月”的“缓冲”，对这些“红顶煤商”未免过于“心慈手软”了。以我之见，“紧急通知”本身并无新意，更无需搞什么“大限”，而应该“快刀斩乱麻”，一声令下，立马将所有“红顶煤商”悉数驱逐公职队伍。这样“发狠”和“叫真”，谁能说出个“不服”和“冤屈”的理由？20多年前就这么规定了，他们都是“顶风作案”的犯规违纪者。想到了这些，对于“红顶煤商”撤资的“捷报”还能乐起来吗？国法和党纪政纪被游戏了20多年，现在终于“当真”了！能否彻底“当真”和可否“反弹”，还是个未知数，国人都在拭目以待。可见，中央的权威被损害到了何种程度。

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并非仅止于煤炭行业，其他许多行业都有，应该像清理“红顶煤商”一样，对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官商”来个“一扫光”。这是不是需要中央对各个行业分门别类地也都下一个“紧急通知”呢？其实，中央只需一个通令即可，在全国各类企业中的兼职或投资的公职人员，一律立即免职清除，不留余地，不设缓冲，且不容再生，生出一个清除一个。果能如此，真的实的，而不是虚的软的，那么，兴风作浪多年的“官商”恶患痼疾可望根除也。

严禁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斗争的历程复杂、曲折而艰巨，也颇具“游戏性”，使并非难治的“病症”“养”成了“痼疾”，教训深刻，颇值得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有法不依，有纪不律，或曰执法执纪不力，致使法纪虚设和蒙羞，有禁不止，政令不畅。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政治和法制环境，与执法执纪部门失职甚至渎职有相当打的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法律、纪律再多也是白搭，也难以建成法制社会。

第二篇：奇葩证明何时了

奇葩证明何时了

12月27日，一份证明“火”了。由南京市雨花台公安分局梅山派出所开具的证明显示：梅山生活区201幢2单元301室即是201幢二单元301室，二者是同一地址，特此证明。派出所在证明上还附了一段话,请相关部门多为老百姓考虑，不要让老百姓跑来跑去耽误时间。这份“奇葩证明”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

继证明“我妈是我妈”后，“2是二”恐怕是位居2017榜首的最奇葩证明之一了。此类奇葩证明出现的背后都会呈现相似的场景：要求出具证明的单位高高在上，办事的老百姓跑断腿，而开具证明的单位则无奈至极，甚至到最后该单位每每都会在证明后附上一句文件已规定不需要开此类证明。可是这样的奇葩证明多久才能真正销声匿迹呢？

夫妻关系证明、同人证明、同址证明等看似“奇葩”的证明，一方面体现出相关部门、单位原始登记存在差错。另一方面，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被一次次要求证明相同才发现存在不同和要求被证明相同。很多部门、企业为了规避责任风险，要求群众提供的材料和要求的完全相同，使得群众为了一纸证明，社区、乡镇、公安局一处处的盖章，苦苦的哀求，而为了解决群众的需求一张张“奇葩”证明就诞生了。“奇葩证明”的背后，除了让我们看到了相关部门在制定规章制度上，不够细化与规范，办事人员在处理事情上业务水平不够，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同时，我们也应深思，在面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是否过于强调建立问责机制，而缺少容错纠错机制，使干部有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从而打压了部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如果要消灭让人厌恶“奇葩”证明，就必须明确规范证明细节、培训提升部门工作人员为民办事的服务态度和业务能力、建立群众投诉机制、畅通监督投诉渠道、严肃处理“假严谨，真懒政”的工作人员，相关部门整理出历史遗留错误，主动解决群众问题少让群众多头跑，公安网、社保网、医疗网、电子政务网物联互通数据共享，政务处理系统实名制、责任制，技术保障网站数据安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数据跑起来，才能让群众少走冤枉路。同时在进行简政放权的改革创新中，应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与问责机制相互补充，给办事人员吃“定心丸”，消除他们想干事却担心犯错误被问责的顾虑，充分调动服务积极性。当然在规范的同时，也需平衡好“真严谨”和“太奇葩”的关系，既要处理奇葩证明，也不能失掉工作的严谨，把“二”转化成“为民心”，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三篇：学心理学很多年了

学心理学很多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许多所谓的“心理效应”，因为它们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今天说说“增减效应”。

这个效应也是从心理学家的试验中概括出来的。大意是被试的八十名大学生，将他们分成四组，每组被试都有七次机会听到某一同学(心理学家预先安排的)谈有关对他们的评价。其方式是：第一组为贬抑组，即只贬不褒；第二组为褒扬组，即只褒不贬；第三组为先贬后褒组；第四组为先褒后贬组。当这四组被试都听完该同学对自己的评价后，心理学家要求被试们各自说出对该同学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最喜欢该同学的竟是先贬后褒组而不是褒扬组，因为这组的被试普遍觉得该同学如果只是褒扬或先褒后贬均显得虚伪，只是贬抑显得不客观，而先贬后褒则显得客观与有诚心。

心理学家们根据实验结果提出了人际交往中的“增减效应”，即我们最喜欢那些对我们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我们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一个对我们的喜欢逐渐增加的人，比一贯喜欢我们的人更令我们喜欢他。举例来说，有经验的售货员在称糖果时会少放一些，然后逐渐往上加，这比多放后逐渐往下拿给顾客的感觉要好得多。

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如小时候亲密了——小时候父母对孩子是呵护有加，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令父母欣喜万分；可随着孩子长大，父母对孩子的限制多了、要求多了，相应的批评也就多了。孩子不懂“父母为你好”，他感觉父母的爱不如以前多了，自然的，他对父母的怨恨也多了。这个“增减”的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所以专家们一致呼吁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藏起一些爱来”。（虽然知道，我自己却做不到，呵呵。）

这也很好解释婚恋中的“相爱容易相处难”了——恋爱时彼此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但相处时间长了，不好的一面展露无遗，彼此的好印象都是“由增到减”了，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感情。我自己对此就有很深的感触。婆婆刚来的时候，我把最好的一面留给了婆婆，可是时间一长，我感觉有点累了，很多的缺点“兜不住”了,好在婆婆是个宽容且有修养的人，我们相处还好。只是因为我自己懂得心理学，知道会给对方带来很多“失望”，心里总是惴惴的。

所以，在生活中，人们只注重“首因效应”或“光环效应”，初次交往将最好的一面留给对方，这从长远看并不科学，真实最好。“增减效应”在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说一个笑话。妻子看好了一款价值千元的皮鞋，她知道小气的老公会反对的，于是她在结婚纪念日将老公带到商场，让老公陪着挑选。她专门将老公带到标价五千以上的专卖店，结果老公看得心惊肉跳，唯恐妻子在这里采购。妻子一看火候已到，就很懊丧的说：“这里的皮鞋太贵了，我们去买别的吧。”然后妻子将老公带到她早已看好的那双皮鞋前，老公一看标价，一千元，感觉还行，妻子的目的达到了，还得到了老公的“知道节俭”表扬，呵呵。

这里的“增减效应”已经突破了人际交往中的“喜欢程度”的增减，它主要是抓住了人们的“心理落差”，在人们预先的“心理期待”上做文章。骗子惯于运用心理效应。最常见的是“借钱骗局”，第一次借500元，很快还了，还有礼品答谢；第二次借1000元，很快归还，大礼相送；第三次5000元，按期归还，还顺便给了利息；第四次，急事，借3万，许诺高息。结果是一去不还。有人说骗子都是心理学家（当然，这句话不能理解为心理学家都是骗子），也有其中的道理。

这种心理效应也经常用到营销中。例如孩子所在幼儿园，开学初宣布学费要从380元/月涨到680元/月，家长们都反映太多了；学校拖了半年（其实是市里批复得晚），宣布最终600元/月，有些家长反倒觉得占了便宜，欣然接受了。

对于教育者来说，懂得了这个心理效应，在评价或者鼓励孩子时就不会用“你某某方面很好，但是„„”很多孩子都知道“重点是‘但是’以后的内容”。例如你说：“你各方面都进步很大，但是你的数学还需要努力。”孩子在听前半句时，感觉很高兴，但马上会怀疑这个赞许的可信度。对他而言，这个赞许只是要批评他的一条引线而已。

心理效应，生活中来，学学很有好处。

第四篇：2014年事业单位面试热点：旅游乱象何时止

2014年事业单位面试热点：旅游乱象何时止? “一路下来，一分钱没有消费的话，比卖淫更可耻。”、“像你这样的滚蛋!永远不要来香格里拉!”、“不交钱刀架脖子上。”„„最近几个月来，在旅游大省云南接连发生导游或者旅游管理部门人员屡屡伤害游客事件，言语之尖刻、恶毒，行为之恶劣，让人气愤、寒心。事件发生后，当地有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之后对当地的旅游乱象开始进行整改。这些事件被曝光后，当地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对旅游乱象进行查处或整改，肇事者也得到应有的惩罚。此举值得称赞，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受辱游客的心灵得到一些慰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为什么游客“被伤害”事件屡屡发生，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云南，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旅游大省，相信有关旅游市场的各种机制、制度都已经相对比较健全、规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明令禁止不能强迫游客消费，而在这里却频频发生游客“被伤害”事件，我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游客“被受伤”事件未被曝光的事情还在发生?为什么总是在游客自行曝光这些事件后，才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如此多的疑问的背后，无不凸现监管的乏力，正所谓，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更深一点讲，反映出相关部门工作责任心不强，对权力缺少敬畏，目无法律法纪，漠视消费者正当权益。治乱必用重典。既然有法可依，就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就需要有关管理部门不要重拳打在棉花上，要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违反相关政策的单位和个人坚决依法查处，一查到底，从严、从重处罚，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从而为消费者拥有良好的旅游环境提供切实的保障。

当然，治理旅游乱象，还需要那些肇事单位和个人，摒弃欺骗游客的行为，诚信发展，并且自查自纠、举一反

三、绝不再犯。另外，游客也要做到懂法、用法，当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要就是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相信只有这样，也唯有这样，在紧抓这些典型的违法违规事件中，制度才能不断地得以健全，法律的威慑力、公正性、严肃性才能更好地得以体现，执法者和管理部门的责任心、对权力的敬畏之心才会进一步增强，从而保障游客“被伤害”事件尽可能少发生或者不发生。

第五篇：2018江西遴选面试热点：抗日神剧何时止

2018江西遴选面试热点：抗日神剧何时止? 【背景新闻】

早在2015年，人民日报就点评了当时的抗日神剧，摘抄如下:此前的某些电视剧还出现了“手撕鬼子”“化骨绵掌”等盖世武功，渲染尼姑与八路军干部暧昧的情感纠葛，甚至上演了一位少年用弹弓对抗鬼子的手枪并击穿鬼子身体的离奇桥段。“神剧”还制造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台词，如“我爷爷九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残忍杀害了”“八百里开外，一枪干掉鬼子的机枪手”等等。除了道具台词的荒唐错讹外，各式“神剧”，通常将抗战背景与偶像剧、言情剧甚至武侠剧进行嫁接，主要人物在抗日战场上开辟情场和秀场，以供剧作编织复杂、纠结、离奇的人物关系。把爱情当信仰，把谈情说爱当革命动力，几乎成为“神剧”的必备戏码。近日，抗日神剧现包子雷。只看第一集，观众就能体会到他们有多“传奇”。道具台词荒唐错讹缺乏严谨创作态度。第一集，红军准备成立淮北军区淮北便衣大队，于是办“比武大会”选拔队员。然后，一名叫马洛的队员出现了，自称“爆破王”，“爆破王”掏出了随身带的包子，给首长们每人送了一个;只见他拿起包子，咬了一口，随手一丢，竟然炸了!他研究的“尿液触发雷”，只要往里尿尿，十秒钟就能炸飞。“爆破王”还没秀完，他的箱子里还有好多种雷，天蝎雷，闪电雷„„

【热点题目】

对于影视剧中屡屡出现的“抗日雷剧”，你怎么看? 【中公解析】

从手撕鬼子到裤裆藏雷，抗日“神剧”一部比一部骇人。抗战剧娱乐化、庸俗化，甚至是低俗化，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上、趣味上的低俗问题，这涉及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根本精神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怎么看待惨痛壮烈的历史，怎么看待我们的前人的流血牺牲。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表示，“70年就要过去了，我们总是讲有些东西离我们太近，我们写不好、写不透。现在抗战70年将要过去了，历史给了我们足够的距离，也应该给了我们足够的眼光和力量去透视这段历史。”

其实，从网络上关于抗战雷剧的讨论中不难发现，如果说抗战雷剧在几年前出现时满足了一些观众的猎奇心态，而如今，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批评和炒作，这种歪曲历史、制作粗糙的电视剧，则已经在更多人的玩笑声中，侥幸获得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舆论的喧嚣让这些雷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审丑”心态的助推下，抗战雷剧的收视率和点击率得以提高，这就使得一些片方和电视台在商业回报的刺激下“越战越勇”。

与此同时，在这些所谓“抗日题材”作品中，众多的抗日名将和英雄事迹反而难以进入编创者的创作视野，倒是痞子、土匪、小混混常常成为抗日主角，他们以戏谑、玩闹的情态

和粗鄙、油滑的习气，用消解崇高的方式开启一段段“打怪兽”式的冒险游戏。这些所谓抗战故事罔顾历史真实，普遍缺乏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扎实的史料考证，对抗战时期的历史常识和时代特点进行想当然的臆断和编造。往轻了说是愚蠢无知，往重了说是解构历史，亵渎英灵。

对此，广电总局应该加强对抗日题材的剧作加强相应资质的审核，演员在接戏时也当有相应的职业道德，制片方在制作相应题材的节目剧时同样应当要实事求是，不该将民族的灾难史过度娱乐以搏人眼球，同时我们自身也该有选择的拒绝收看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公正，客观的看待这段屈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