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司法鉴定★

第一篇：精神病司法鉴定

精神病司法鉴定研究

摘要：精神病司法鉴定一直备受公众关注，因为公众通常把“犯罪”与“精神病”联系在了一起。其中焦点问题在于犯罪者是否该做精神病鉴定，以及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些争议说明了我国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因而笔者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内容、特点、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了我国现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而笔者对于其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字：鉴定精神病精神病司法鉴定

一、精神病司法鉴定概念及内容

精神病司法鉴定也称为司法精神病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由一定的机关、组织或单位运用法精神病病学的知识对被鉴定人的精神病状况作出客观判断的活动。对精神病司法鉴定理论界还有人称其为法精神病学鉴定即“利用法精神病学学科专业知识对一定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进行的鉴定 ”

根据现行法规的要求，在精神病鉴定过程中，司法精神病学方面的专家作为鉴定专家，不仅要判断被鉴定人是否有精神疾病，还要进一步就被鉴定人是否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作出判断，即判定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这一法律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的启动、主体以及鉴定意见作为证据使用等相应的程序问题。比如专门规定了精神病鉴定只能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且精神病鉴定时间不计入案件办理期限。

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特点

（一）鉴定对象的复杂性

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对象是最为复杂的人类精神世界，迄今为止人类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尚不能对人类自身的精神世界给予全面、正确的剖析与发现，“迄今对多数精神疾病的诊断，仍然缺乏精密的客观的理化检验手段或方法，主要还是依据病史和精神状况检查所见即临床表现来确定”。1精神现象属于人类探索尚未完全成功的一个领域，多数精神病的成因缺乏科学、有力的结论加以证实。精神医学发展所处的初级阶段限制了精神病鉴定科学的发展水平。

（二）鉴定的误差性

精神病鉴定需要对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判定其在实施相应行为时的动机以及是否具备辨别、控制能力。人的主观动机只能依靠客观的外在信息进行辅助证明，对于精神状态的鉴定只能依靠鉴定时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与相关信息加以回溯性的推理与判断。回溯性判断的准确性依赖于判断所依靠的信息是否充足、准确，出现偏差甚至错误难以避免。

（三）手段的有限性

除少数器质性精神病会导致被鉴定人大脑生理结构发生变化之外，大多数精神疾病难以通过医学仪器或者其他测试手段进行客观、准确的检测。与医学上通常所依赖的化验、检验等客观性较强的诊断手段不同，精神病鉴定人主要依赖的是阅读书面材料、倾听与观察等主观性较强的检测手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许多人更愿意将精神病鉴定视为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1 李从培：《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实践和理论》，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四）结论的主观性

与其他类型的鉴定如法医、物证、痕迹、文书鉴定相比，精神病鉴定的主观性更强。精神病鉴定专家需要综合运用精神医学与法学知识，对于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医学要件）以及是否具备辨别、控制能力（法律要件）发表个人意见，得出判定意见更多依赖案件材料、周围人评价、与被鉴定人面谈时的场景等信息，主观色彩比较浓厚，对个人经验的依赖程度较高，不同鉴定人对同一鉴定对象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经常持不同意见。司法精神病鉴定主观性较强的直接例证就是多次鉴定的结论不一致率较高，并由此引发了较严重的重复鉴定、多次鉴定问题。

三、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现状

我国对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989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精神病私法决定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以及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等中的相关规定。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现状进行简单的评析。

（一）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

从管理主题的权利类型上看，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管理体制属于行政权利管理型体制，即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社会准入与推出等有国家行政机关直接管理。根据《暂行规定》的规定，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由地市以上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统一运作，其成员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负责干部和若干专家构成。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的精神病鉴定机构作出了不同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2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病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无论是由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还是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来进行鉴定，其共同的内涵都体现为鉴定机构选择由国家公权利来运作。

（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制度

司法鉴定的启动是司法鉴定工作的开始，而司法鉴定的实质开始始于鉴定人的选任。应当注意的是鉴定的启动不同于鉴定的申请，在我国目前的规定下，申请人的鉴定申请并不必然的会使得鉴定活动开始运行，也就是说在我国鉴定活动的启动与否其决定权在于司法机关。在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实施人员、实施内容、实施时间等方面的内容由法院决定。这一点在《暂行规定》中也有体现，在《暂行规定》第五章规定委托鉴定时仅仅列出了司法机关作为委托鉴定的唯一主体，考虑到现实中鉴定活动的开始不可能由鉴定机构自己发动这一情况也就是说鉴定活动的开始必须由委托机关的委托作为根据，因此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单一的司法官启动制度。

（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制度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程序制度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证鉴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保障鉴定活动所涉及的相关人员的人格尊严，实现鉴定工的公正和效率的目标。在我国，诉讼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但是由于鉴定活动的启动权实际上由法院掌握，加上法院可以依职权要求鉴定，因此关于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不是鉴定的必经程序。司法机关在委托鉴定的时候必须出具《委托鉴定书》并提供相关材料，鉴定机关在鉴定结束后应当制作《鉴定书》。

（四）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范围

根据《暂行规定》，在诉讼中需要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情况有：刑事案件中主要有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 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

（三）确定被鉴定人在服刑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建议。民事案件中有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在进行民事活动时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影响，以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调解或审理阶段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此外在对待各类案件的被害人等，在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侵犯行为有无辨认能力或者自我防卫、保护能力的情况以及确定案件中有关证人的精神状态，有无作证能力。

此外，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限。

四、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问题

（一）精神病司法鉴定启动难

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与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对于案件处理的决定性影响两项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精神病鉴定的启动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具体分析有下述原因：

（1）法院启动难

媒体与公众热议的典型案例多集中于法院启动难问题上，事实上这一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在诉讼进程中处于最终裁决阶段，疑难复杂案件中的精神病鉴定所累积的各种复杂问题与因素汇集到法院，法院成为矛盾的最终承担主体。刑事司法实践中90％以上的精神病鉴定是在侦查阶段启动的，经过审前程序的筛选，未启动鉴定的案件到达法官面前时，鉴于先前侦查、起诉部门的决定，否定多数启动鉴定的申请不足为奇。

（2）鉴定的启动与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采纳紧密关联

如果将精神病鉴定的启动环节与后续司法人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采纳环节结合起来观察，我们就能更为清晰地认识启动环节在我国精神病鉴定程序中的特殊地位。由于精神病鉴定的高度专业性，绝大多数法律职业人士自认为是外行，难以对鉴定专家的意见进行审查判断，结果司法人员对于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往往是一味接受，极少进行法律所规定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甚至有学者估算，司法机关对精神病医学鉴定的采信率高达90％以上。2

（3）启动鉴定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本身就意味着决定启动的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将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精神病人实施的侵害行为通常表现为杀人、伤害、放火等严重暴力犯罪，社会影响极大、民愤极大。在一个对精神病人基本人权的正确认识和包容程度仍然比较匮乏的国度，在一个报应刑观念依然十分强烈的国度，启动精神病鉴定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即使是普通刑事案件，司法人员仍然会考虑一旦启动鉴定，极有可能出现被告人应当减免刑事责任的结果，且对于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被告人，现有的强制医疗措施很难配套，如何处置精神病人也是公安司法机关感到异常棘手的问题，精神病人分流渠道的匮乏严重限制了公安司法机关按照正常程序启动鉴定的努力。为了避免鉴定后无人管理、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或者为了避免自身机关支付相应的医疗、鉴定费用，办案人员势必谨小慎微。

（二）评定标准混乱

在评定环节，首先是鉴定主体资质问题，即哪些机构有权进行精神病鉴定。现行刑诉法第120条规定，“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这被认为限定了鉴定主体范围，同时造成了资源浪费。“刑诉法草案将会摒弃这一点，从而扩充鉴定机构的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具有鉴定资质的机构不仅仅局限于省级人民政2 何恬：《重构司法精神医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府指定的医院，而是扩充至各研究所和鉴定中心，只要这些机构具有相关资质。长期以来，鉴定标准，尤其是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标准混乱，是精神病司法鉴定行业一大沉疴。一般而言，精神病司法鉴定需要两个要件，一个是医学要件，一个是法学要件。医学要件是基础，首先要确定有精神障碍，再考察案发时精神障碍所表现出的症状对作案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而判断责任能力达到的程度。

（三）鉴定过程粗糙

质量是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最大问题。很多鉴定机构的操作方法过于简单粗糙，通常只是对公检法系统送来的材料进行鉴定，缺乏实地的考察和亲自搜集信息。在实践中，由于精神病司法鉴定建立在阅读书面材料、倾听、观察等主观性较强的检测手段上，因此，结论很难完全统一。但精神病鉴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从而影响最后的判决。同时，对于专业鉴定人员给出的鉴定结果，法官很难再进行实质性的审核，采信率很高。

四、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改革建议

（一）细化启动考量因素

目前办案人员在决定是否启动精神病鉴定时没有任何的参照依据，完全凭个人的经验与直觉。在缺乏科学的考量因素指导的情况下，办案人员的判断与普通人完全无异。这种决定是否启动的机制彻底演化为武断的个人判断过程，公信力极低。对于决定是否有必要启动精神病鉴定应当设置相应的审核条件，即具备一定的事实与情形表明“可能有精神病、影响其刑事责任能力”，就应当启动精神病鉴定。通常情况下，司法人员会就被追诉人的家族与个人精神病史、作案动机、作案手法、诉讼中的思维、逻辑等表现与反应情况四个方面进行判断，因此可以围绕这四个方面设置启动考量因素，在被追诉人或其家属、辩护人提供初步的支撑依据与材料后，司法人员认为存在较大可能性的情况下，就应当决定启动精神病鉴定。启动的事实条件的证明或者判断标准达到类似于优势证据的标准即可，即存在精神障碍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精神病障碍的可能性，不宜设置更高标准。

（二）在部分案件中设置强制启动机制

强制鉴定应当存在于司法实践中精神病存在可能性较大的特定死刑案件中。根据我们的调查，精神病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连杀数人或者杀害亲属的故意杀人行为，动机不明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包括爆炸、危险驾驶等，对于这些精神病多发的典型犯罪类型可以考虑设置强制启动机制，即当被追诉方能够提供属实的精神病家族史或者个人先前的就医记录、单位或邻里的情况反映证明时，办案人员必须启动鉴定程序。

（三）增设救济机制

对于被驳回的当事人的启动申请，也应当考虑设置必要的救济程序，允许申请人向另一独立机关或者上级办案机关提出重新审查的要求。在公权力机关垄断启动权的现状下，设置救济程序是防止启动决定权被滥用的重要预防与监督机制。由于精神病鉴定的时效性要求较高，也就是说，距离案发时间越近，鉴定结果越接近客观，而对于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刑事责任有无的精神病鉴定问题，允许对初次申请的否决情形进行即时救济殊有必要。对于追诉机关不同意启动鉴定的决定，可由同级法院审查；对于法院不同

意启动鉴定的决定，可由上级法院进行上诉审查。

精神病鉴定主要依赖专家的经验，使用极其有限的判定工具和欠成熟的精神医学知识对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事物——人类的精神世界作出判断，任务的艰巨性、过程的复杂性与结论的高度主观性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一项需要同时娴熟运用法学与精神医学交叉学科知识的专业活动，不仅要求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背景，更应强调司法鉴定人与法律职业群体两类主体的合理定位与沟通协作。因为我们要改革精神病鉴定体制，保障更多人的基本权益。

参考书目：

刘昀：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的初探[J].法制与社会2008(4):52-53

郭希芳：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鉴定问题的研究[D].郑州大学2005:42

张永忠：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的认证[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4:34

张妍霞：从邱兴华案审视我国的司法精种病鉴定启动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9(5):36-37邵卫.：从邱兴华案审视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8):78-79

第二篇：精神病司法鉴定

精神病司法鉴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为司法机关依法正确处理案件，保 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规定，精神病司法鉴定。

第二条 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根据案件事实和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作出鉴 定结论，为委托鉴定机关提供有关法定能力的科学证据。

第二章 司法鉴定机构

第三条 为开展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工作，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地 级市，应当成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审查、批准鉴定人，组织技术鉴定 组，协助、开展鉴定工作。

第四条 鉴定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 负责干部和专家若干人组成，人选由上述机关协商确定。

第五条 鉴定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置若干个技术鉴定组，承担具体鉴定工 作，其成员由鉴定委员会聘请、指派。技术鉴定组不得少于两名成员参加鉴定。第六条 对疑难案件，在盛自治区、直辖市内难以鉴定的，可以由委托鉴定 机关重新委托其他盛自治区、直辖市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第三章 鉴定内容

第七条 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下列人员应当进行鉴定：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被害人;

(二)民事案件的当事人;

(三)行政案件的原告人(自然人);

(四)违反治安管理应当受拘留处罚的人员;

(五)劳动改造的罪犯;

(六)劳动教养人员;

(七)收容审查人员;

(八)与案件有关需要鉴定的其他人员。

第八条 鉴定委员会根据情况可以接受被鉴定人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复核鉴 定的要求。

第九条 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 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

(三)确定被鉴定人在服刑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建议。

第十条 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任务如下：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在进行民事活动时 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影响，以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自我鉴定《精神病司法鉴定》。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调解或审理阶段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

第十一条 确定各类案件的被害人等，在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 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侵犯行为有无辨认能力或者自我防卫、保护能力。

第十二条 确定案件中有关证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作证能力。

第四章 鉴定人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的，可以担任鉴定人：

(一)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 人员。

(二)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

第十四条 鉴定人权利

(一)被鉴定人案件材料不充分时，可以要求委托鉴定机关提供所需要的案件 材料。

(二)鉴定人有权通过委托鉴定机关，向被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亲属以及有关 证人了解情况。

(三)鉴定人根据需要有权要求委托鉴定机关将被鉴定人移送至收治精神病人 的医院住院检查和鉴定。

(四)鉴定机构可以向委托鉴定机关了解鉴定后的处理情况。

第十五条 鉴定人义务

(一)进行鉴定时，应当履行职责，正确、及时地作出鉴定结论。

(二)解答委托鉴定机关提出的与鉴定结论有关的问题。

(三)保守案件秘密。(四)遵守有关回避的法律规定。

第十六条 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徇私舞弊、故意作虚假鉴定的，应当追究法律 责任。

第五章 委托鉴定和鉴定书

第十七条 司法机关委托鉴定时，需有《委托鉴定书》，说明鉴定的要求和目 的，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被鉴定人及其家庭情况;

(二)案件的有关材料;

(三)工作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

(四)知情人对被鉴定人精神状态的有关证言;

(五)医疗记录和其他有关检查结果。

第十八条 鉴定结束后，应当制作《鉴定书》。《鉴定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鉴定机关的名称;

(二)案由、案号，鉴定书号;

(三)鉴定的目的和要求;

(四)鉴定的日期、场所、在场人;

(五)案情摘要;

(六)被鉴定人的一般情况;

(七)被鉴定人发案时和发案前后各阶段的精神状态;

(八)被鉴定人精神状态检查和其他检查所见;

(九)分析说明;

(十)鉴定结论;

(十一)鉴定人员签名，并加盖鉴定专用章;

第三篇：疑似精神病的服刑人员司法鉴定分析

229例疑似精神病的服刑人员司法鉴定分析

红河州第二人民医院：杨明辉,张俊,何如宽

摘要 目的：探讨分析监狱服刑人员中精神状态和司法精神病鉴定情况。方法：选择某监狱系统内的所有监狱服刑犯人作为研究对象,先由监狱系统排查出需要鉴定的疑似精神病服刑犯人,然后按程序进行司法鉴定。结果：共完成司法精神病鉴定的229例,其中有精神障碍的129人,无精神病的100人;有服刑能力的164人,服刑能力削弱的20人,暂无服刑能力的45人。结论：监狱中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易发生精神障碍、心理问题；监狱应加强对服刑人员中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和干预治疗，提高该人群服刑、服教能力，防控其肇事肇祸行为。

关键词：司法精神病鉴定;疑似精神病;服刑人员;服刑能力

司法精神病鉴定作为精神医学的亚学科,其主要的任务之一是被鉴定人的能力鉴定[ 14 ] ,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在不健康的心理支配下发生的。在这样心理“基础”的背景下,再加上服刑改造这样重大的、负性的生活事件的影响,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甚至是心理疾病的比率就很可能比普通人群高。近年来,监狱服刑人员因精神或行为异常而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人数逐年增多。本文就我院自2010年对监狱服刑人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资料做一分析研究,以探讨监狱服刑人员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接受委托并完成司法精神病鉴定229例,全部为男性,年龄最小19岁,最大61岁,平均(35.00 ±7.59)岁;鉴定时被鉴定人的余刑除29人是无期或死缓外,最短的2月,最长的19年,平均(8.18 ±5.21)年。

1.2 鉴定方法 于2008年6月开始,首先由某监狱管理部门要求其管辖内的各所监狱的相关人员对所有服刑犯人进行“精神问题”摸排,拟出疑似精神病服刑人员的名单并附相关资料的介绍,然后委托本所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鉴定其精神状态和服刑能力。2008年102008年两年,共鉴定600多例仅1例诊断诈病。因为被鉴定人尽管有明显的伪装诈病表现,但要让其“承认”伪装实在是太难了。一是鉴定人没有充分的时间做“工作”让被鉴定人承认诈病;二是司法鉴定时,双方若为是否“装病”进行争执辩论,实在是没有必要,甚至会给鉴定工作的进行带来困难;三是对存在伪装精神病的人给予“无精神病”的鉴定结论是策略性的,被鉴定人从内心里应该是能接受的。当然,为了便于研究或者归类,笔者建议是否可以将伪装精神病进行分类,如没有伪装、可疑伪装、部分伪装、明显伪装、完全伪装和承认伪装的等类别。如果将他们都笼统的诊断为“无精神病”,对进一步研究不会有太多的帮助。

其余诊断最多的还是精神分裂症和待分类的精神病性障碍,共67例,占鉴定总数的29.26%。说明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在服刑犯人中还是占有相当高的比率,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本鉴定中,诊断拘禁反应(对照CCMD23,应该是“适应障碍”)的并不多,只有8人,仅占被鉴定总人数的3.5%,这可能与犯人入监时间较长、鉴定的时间相对较晚有关。拘禁反应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活事件(应激源),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8 ]。从广泛意义讲那些进了监狱,出现精神、行为、心理变化的人,甚至包括部分伪装的,都可以说是“拘禁反应”(适应障碍)。在鉴定过程中,我们感到诊断适应障碍或者拘禁反应“尺度”较难把握,对此应有进一步的研究。制定针对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行业标准[9 ]。“拘禁反应”实际上是一个心因的反应,对照临床医学诊断标准,从司法角度、服刑能力方面考虑,很多没有下此诊断,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应该是“心理诊断”的内容[10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拘禁反应”如果长时间不处理会如何发展? 会不会就是上述的一些“特殊”行为(懒散、自语、管理困难)呢? 有学者[ 11 ]认为犯人服刑期间的表现发展有多种趋势。对某些拘禁反应较理想的处理方法还是监狱里派有这方面专长的医师进行早发现、早干预。因为这些人没有被诊断为精神障碍,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心理问题,所以加强监狱里对服刑人员心理问题的辅导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关于服刑能力的鉴定,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鉴定标准,这里参考了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某些标准[ 12 ] ,有服刑能力的是164人(71.62%),服刑能力削弱的20 人(8.73%),共164 例,占80.35%。暂无服刑能力的45人(19.65%)。有服刑能力的比周德怡[ 13 ]的60.70%要高。关于服刑能力等级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有学者[14 ]主张“两分法”。本文与之不同,认为“三分法更科学实用,有利于监狱管理。“三分法”为:一是症状重的,现实检验有问题的,难管理的,生活懒散、不能自理的,为“暂无服刑能力”。对于因精神病暂无服刑能力的,可考虑保外就医[15 ]。按照《刑事诉讼法》21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应当及时收监。许多精神病经过一段时间(不超过1年)的治疗,大部分应该减轻或者好转,那时就应该回监。所以鉴定结论定为“暂无服刑能力”是适合的。二是症状不很严重的,能够干些简单的、轻体力的工作,为“服刑能力削弱”;三是虽然存在一些精神症状或者精神问题但能服从管理,也能够工作的,或者说不影响其工作能力的,为“有服刑能力”。

第四篇：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有关工作的联合通知 1998.01.01

【法规标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有关工作的联合通知

【发布部门】北京市其他机构【发文字号】京卫医字[1997]第106号

【批准部门】【批准日期】

【发布日期】1997.11.21【实施日期】1998.01.0

1【时效性】现行有效【效力级别】地方规范性文件

【法规类别】司法【唯一标志】16786998

【全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 北京市卫生局

关于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有关工作的联合通知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京卫医字［１９９７］第１０６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市人民检察分院、市人民检察院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各区县人民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各区县人民检察院、清河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市公安局各分（县）局、业务处、铁路公安局、市司法局各处室及所属各单位、市监狱管理局各处室及所属各单位、市卫生局各处室及所属各医院：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提高其鉴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关于颁发《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结合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的实际情况，决定成立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委员会。

一、委员会的性质和组成人员。

该委员会是我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的内部管理机构，其成员主要由市公安局、市人民检察院、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市监狱管理局和市卫生局的主管领导和部分精神病学的专家组成，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委员若干名，负责规范、管理和协调全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

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及职责。

委员会下设精神病司法鉴定管理办公室，由市卫生局负责组建，负责对我市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统一安排全市各级政法机关提出需要作出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工作。

三、精神病司法鉴定管理办公室负责聘请经市政府指定医院的精神医学专家组成专家组，指导有关医院的鉴定工作，为政法机关提供咨询，对政法机关有疑问的鉴定结论进行复核，必要时直接作出鉴定结论。

四、司法精神病专家组的鉴定结论，在程序上是北京市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最终结论。

五、有关精神病司法鉴定、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具体实施管理办法，由市卫生局负责制定。

六、本《通知》自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施行。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司法局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卫生局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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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司法鉴定

关于“世纪遗产争夺案”讨论记录

讨论时间：2012年4月27日

讨论地点：一教204组织人：刘红老师

小组成员：陈镇玉（07）李曾玲（16）梁钰麟（17）姚云谱（34）

叶杰雄（35）

讨论成果：

在观看了龚如心的“世纪遗产争产案”之后，我们小组对司法鉴定的程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懂得了司法鉴定对案件的重要性，而且司法鉴定在某些案件中更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司法鉴定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但是在观看完这个视频后，也意识到了一些现有有关司法鉴定的制度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需要后人在不断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加以完善，以下就是我们小组讨论分析后得出的一些理解。

司法鉴定在法律工作中，应当处于一个客观的立场，不能参杂个人彩色。司法鉴定，理应作为被告与原告中立力量而存在，才能保护正义。在大陆，法官大多不具备鉴定能力，鉴定过程无从得知。单凭一纸鉴定书使其威力过度强化，鉴定书的偏向性往往对判决有很大作用。

而在视频中，我们接触的是，英美法系式的香港法庭。

在英美法系式的审判当中，司法鉴定工作者得以现场展示鉴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官对相关知识的缺陷。面对美国专家对汉字毫不认识，并且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鉴定，没有中国“铁三角”庭上的现场鉴定，确实很难说服陪审团与法官，这是我们大陆法系应当学习之处。

其次，鉴定手法也异常重要。相对于美国专家的机械式对比，我国专家通过全面分析思考的鉴定方式，也是当世典范。打个一个形象比方，美国专家是“平民式鉴定”；我国专家是“福尔摩斯式”鉴定，即从多种因素推理造成差别之因。

再者，法官对司法鉴定的理解、认可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案例中，香港的一审法官竟然以对鉴定专家主观认知来分析鉴定结果，确实不负众望，我们无法理 1

解，法官为何一眼认定大陆专家“不诚实，不可靠”，又何来勇气认为“不诚实、不可靠”的专家鉴定所得结果便为无理，当中可能存在司法贿赂，不过我们认为对大陆人的歧视应当是主要原因。

从案例推及我国大陆法庭现状，我认为我们的“铁三角”败诉机会更大。首先，我国以一纸鉴定作为判决依据。对鉴定过程无从了解，仅仅从白纸黑字中寻求有理与无理，确实很局限。假若鉴定工作者文笔灿烂，法官看得拍案叫好，心花怒放，对判决会有很大影响。而人无完人，出色的鉴定工作者同时具备五彩神笔，确实要求过高。

其次，我国崇洋媚外严重，大量人认为进口即最好，法官判决难以摆脱“美国专家鉴定即最好”这一想法，加之香港被外国统治了一百年，文化上也会与中国大陆有差异，但是作为法官应该公正地看待每一个案件和案件的鉴定专家，不可以仅凭自己的主管臆断判决。

再者，陪审团能给予法官更多判决思路，能对法官主观意识作一定限制，可以很大程度上维护正义。例如，在审判过程中，陪审团人员随着审判的深入也不断地增加人数，这就能够充分保障了法官判决的公正。

最后，我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度，而香港法律属于英美法系，实行的是三审终审制，三审终审制意味着当事人有两次上诉的权利，一个案件最多可以经过三级法院的审判才告终结。在这个世纪争产案中，龚如心的第二次上诉也失败了，若此案件在我国大陆进行审判，败诉就是最终的结果，而正因为香港实行三审终审制，才能够使得龚如心在第二次上诉失败后仍有机会上诉，才使真相最后水落石出。当今许多国家的法律实行的都是三审终审制，这样更能够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更加可以保证案件判决的准确度，所以我国应该借鉴三审终审制的优势从而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