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实现了我做一名军人的梦想

第一篇：长兴实现了我做一名军人的梦想

在这里首先感谢’’长兴牌成长发育片’’，更感谢在我服用’长兴牌成长发育片’过程中，支持我，鼓励我的医生，让我如愿以偿顺利通过学校招生要求，迈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军校，成为一名内外兼优的军人，离我的人生目标更近了一步。

----我的爸妈身体都不是很高，爸爸有1.70M，妈妈1.60M，我从小就稍微比别人要矮小一点，原来还没有怎么在意，随着上高中以后，周边的同学好像都在长高，而我一直好像不长个头一样，心中的失望、困惑、迷茫真是没法讲。学习成绩虽然不错，但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名军官，做一名威武的军人，军校招生身高限制很严格，正在为身高苦闷时，爸爸给我带来喜讯，给我买来了一个周期的’长兴牌成长发育片’，说是他们单位李阿姨女儿用过效果不错，我就放心的配合服用，结果前期服用了一个月多，就只有感觉睡眠好了，记忆力、精力好像不以前好了，一量身高没有变化，我的心一下子沉到底了，太失望，我随即就给’长兴牌成长发育片’专家打电话，要求退货，结果经过专家热情的讲解和服务，就这样继续服用，效果在第二个月末看到了一点，这下来了信心，坚持用完6个月，身高长高了8公分。人常讲：贵在恒，这次的坚持真让我成功了，现在我身边的同学都在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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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的梦想——当一名军人

我的梦想——当一名军人

西胜中学王焱莹

兄弟姐妹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英姿飒爽的军人，这是因为我爷爷是军人，从小耳濡目染，听爷爷讲那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长大，我一直很崇拜军人，当然也很敬佩我爷爷，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穿上绿军装，像爷爷那样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一、二、三、四！‟现代军人气宇轩昂地身着绿色的军装、迈着矫健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以威武的形象在人们面前一展雄姿……”每当我在睡梦中梦到这一切时，往往都会禁不住“咯咯”地笑醒。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虽然这一切只是我的想象，但我却正在努力把它变成现实。记得在五年级时，班主任问同学们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老师刚一提问我，我便不假思索地回答：“我长大后想当一名军人！”“那为什么想当军人呢”？老师笑着问我。我脱口而出：“因为军人不但威武、潇洒、帅气，在国家遇到困难时还能迎难而上„„”同学们听后哈哈大笑，有位同学当场便说：“现在谁还去当兵啊，光潇洒有什么用啊，既苦又累不又挣钱，还不如去做生意呢。”又一个同学说：“当兵的人吃的是淹菜萝卜，穿的是单薄的衣服，每天都有魔鬼般的训练，如有一点儿不小心，就有可能会使自己遍体鳞伤，还有严格的军纪，做什么事都没有自由„”还有的同学说，长大后想当老板或者出国留学„„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

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而老师则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从那以后，在我心里长大后当一名军人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

爷爷告诉我，军人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可亲的人，不但光荣而且神圣，他们是守卫国土的卫士，更是时刻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子弟兵。当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们的领土时，军人们团结一致、不怕牺牲，与敌人英勇作战，终于取得了胜利；“５·１２”汶川大地震时，出现在电视镜头前最多的便是军人的身影，他们不顾劳累，救出一名又一名同胞，有些累得身体都虚脱了，却还坚持要留在抢救现场的第一线，那一刻，彰显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展示了他们的青春与活力，更显示了我们军人解放军的魅力！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一夜间长大，好为遇到灾难的祖国出一份微薄之力！

当一名潇洒、帅气的军人是我的梦想，能以军人矫健的身姿为祖国效力更是我不懈的追求。现在我正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着„„

第三篇：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老师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老师

成为教师是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做地理老师，是小时候偶尔一次翻到姐姐的地理书，被书本中绚丽的宇宙星空的插图吸引，做的时间不久，但是一直努力做好每一件教学任务，开拓教学新路，努力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是我始终追求的目标。学生时代的亲身经历，使我深知一名在教学上业务精通，语言生动，思维敏捷，知识渊博的老师，就一定能赢得学生的尊敬。为此，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熟悉教材，熟悉学生，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能力水平，针对不同的教学要求，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语言表述，是我多年不断钻研和尝试的方向。回想走过的路，条件简陋也好，设备现代化也好，有几条教学原则我却是始终坚持，也算是我的教学风格吧。

一、始终带着微笑进课堂。

常言道：亲其师而信其道。地理教师任课班级多，每周课时少，所以要充分利用每一节课去熟悉、去亲近自己所教的学生，微笑是最好的交流工具。微笑可以是鼓励，微笑可以是提醒，微笑可以是欣赏，如运用得当，在师生之间，微笑永远是一种双赢。我相信，如果用关爱、宽容、乐观向上的人格魅力在师生之间营造一种和谐的、真诚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情感氛围，课堂上就不会有对抗，学习应该是愉快的。地理教师还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道德情感、自然情感和兴趣情感，以此去感染学生，引起其情感的共鸣，产生学习的动力。总之，重视师生间情感的交流，使地理课成为学生喜爱的学科，并以此达到教育的目的，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二、始终重视新课导入的设计。

一直相信：好的开头便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在新课的导入方面颇费心思。由于地理课特别贴近生活，新课的导入就有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一个小故事，一首优美的旋律，几句脍炙人口的诗文，一道设计巧妙的问题，几幅紧扣主体的图片，一组扣人心弦的镜头，都可以一下抓住学生的心，触动学生思维的网。为此我喜欢看书，喜欢读报，喜欢电视，喜欢旅游，习惯用地理人敏锐的目光去收集可以活跃课堂、充实头脑的资料。建议关注中央10套科教频道，正大综艺也不错，它们是最便捷的地理资源库。

三、始终坚持让学生参与进来。

熟练地运用地图是地理学习应掌握的基本技能，早在八十年代初，我的地理课堂上的指图、读图就已经由学生代劳了，那时没有中国政区的拼图，我就带头用硬纸板做了个大拼图，于是学生们就每人做了个小拼图，中国区域学习就有学生介绍家乡的课堂安排。现在，教学资源日益丰富，尤其是新教材，不仅给学生活动提供了空间，也给教师提供了组织活动的参考，甚至也给学生自主参与提供了参考，我的许多课上，都有学生主动提供来的资料、图片、邮票、钱币、照片等作教参或教具。当然，这些都和教师的榜样和鼓励作用分不开。凡是学生能做的、能想的、能画的、能填的、能讲的，就放手让尽多的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是我一贯的做法，更是现代教育的方向。

我一直认为，中学地理是一门生存规则课，它承担着向未来的建设者介绍人类的家园，宣传自然的法则，倡导人地和谐的重任。我们的地球家园更需要有地理头脑的家庭成员。我为自己是这样的一名“布道者”或说“宣传员”而自豪。让我的学生们喜欢地理，给我的学生们装上地理的头脑，是我的执著，是我的追求。

第四篇：做一名心理健康的合格军人

做一名心理健康的合格军人

心理健康一般表现为正当的行为、宽广的胸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情绪经验以及融洽的人际关系。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已使心理健康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换一句话说，现代人的健康模式已悄然变化，健康并不光指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我们部队官兵大都处在青年这个年龄段，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的急剧变化，来自军营内外的种种挑战，使我们的心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的人调适好了，压力就变成了动力；有的人无所适从，压力就转变成了心理疾病，可以说，心理疾病威胁着人的身心健康。因而，关注心理问题，重视心理健康，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健康知识。这也是衡量我们官兵能否成为合格军人的标准之一。

健康心理的特征

首先应知道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健康心理。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就给健康赋予了新的含义：健康是一种在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的完美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的概念还应包括良好的道德品质。因此，通俗地讲，健康应是躯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和品德等四个方面的良好状态。

关于心理健康，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但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已的见解。心理学家英格里士说：‚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主体在这种状态下能良好地适应，具有生命的活力，能充分地发挥自心的潜能。‛心理学家波孟说：‚心理健康就是合乎某一水准的社会行为：一方面能为能为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能为自身带来快乐。‛综合以上两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心理健康一般表现为正当的行为、宽广的胸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情绪经验以及融洽 的人际关系。

不健康心理的主要表现

形成健康的心理，是我们每一个干部战士所企盼的。然

而，现在很多不健康心理在影响和束缚着我们，需要加以克服。那么，不健康心理有哪些表现呢？在军营这个特殊的群体及生活的环境中，以下四种不健康心理是最常见的：

嫉妒心理。嫉妒俗称‚红眼病‛，是以对别人的优势所产生的心怀不满为特征的不悦、自惭、怨恨、恼怒甚至带有破坏性的一种负感情。嫉妒心理与不甘落后的好胜心理是所区别的。当战友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时，便横下一条心，发奋努力，争取超过对方。即：‚你能，我比你更能‛。这是一种积极的不甘落后的好胜心理。另一种是当战友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时，便采取各种办法去贬低别人，甚至诬告陷害。即：‚你行，我叫你行不通！‛对别人的成就和进步表示不满，对人对已都会产生消极作用。这就是不健康的嫉妒心理。

军营中的嫉妒心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作分工方面。部队三百六十行，新兵集训结束后的有的去开车，有的去做饭，有的去站岗。大多数人对不同分工都能正确对付，也有个别人对分配好工作的人产生嫉妒心理。二是才能特长方面。战士来自四面八方，受的教育程度不同，自身素质不一。有文艺、体育和写作等方面特长的战士容易被领导注意，得到的表扬和称赞也就多；相反，没有特长的战士就不容易引人注意，有些人因此而产生嫉妒心理。三是发展进步，立功受奖。同乡、同学、同年入伍的同志，由于素质不同，努力程度和取得的成绩不同，有的立了功受了奖，有的学了技术，有的改了士官，有的提了干。而有的人什么也没得到，就会产生失落感，心生不满，甚至拆别人的台。

某部一位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士官，由于工作表现突出，被评为优秀士兵，荣立二待功。通令宣布不久，他莫名其妙地发现，有些原来经常与自己就笑、娱乐的战友与自己疏远了。有的人风言风语地说：人家是标兵，领导眼中的红人，跟咱不一样。还有人开始找他的毛病。他苦笑着对领导说：我立个二等功，好像把身边人都得罪了。很明显，嫉妒是自私和虚荣心严重的表现，是一种卑劣的心理。有人说嫉妒是

一把两面带刃的短剑，既伤别人又伤自己。研究表明，长期存在嫉妒心理，内心得不到平衡，会使自己的神经系统机能严重失调，从而影响心血管及身体许多脏器的机能，导致多种疾病发生。

攀比心理。一次到连队办事，遇到这样一位战士，问他什么都不吱声。我感到这名战士肯定心理有事，就反复启发他。好久，他才长叹一口气说：‚过去的事不想再提了，但总感到心理堵着慌。我们三个老乡同时去教导队训练新兵，工作也不相上下，新训结束后他们俩都去学车，就我回连队。是我表现不好还是‘没关系’？让我在全连都没面子。‛他与他聊了很长时间，做疏导工作。最后他说，其实对开车并不感兴趣，主要是看别人都学车自己没去，领导上也没个说法，觉得丢人。这名战士不想去学车，但看到别人去了心里又不高兴，主要是潜意识中的攀比心理在作怪。

所谓攀比心理，通俗地说，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单位之间，在各自主观设定的一条均等线上，自发地比较各自的输出多少，收入高低，条件优劣，待遇好坏等产生的差别感。官兵的攀比心理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和地方比。一些战士看到自己以前的同学经商、干个体发了财，看到同龄人带着女朋友甜甜蜜蜜、花前月下，看到一些大老板出入高档场所，穿名牌、坐名车，相比之下部队钱挣不多，工作条件又艰苦，纪律约束很多，便产生当兵吃亏的感觉。特别是抱着学技术、入党、立功等目的来到军营的战士，当主观愿望不能满足时，就会产生很强的失落感。二是同班长、同干部比。现在有些单位的干部和班长骨干自身要求不严格，一些战士就会产生要求我们严，自己做得不怎么样的不服气心理。三是与同期入伍的战士比。我们的战士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经历，人体素质参差不齐，在工作分工、进步幅度、生活条件等方面，必须会出现某种差异，由此也就使一些战士产生种种的攀比心理，攀比之后便是脱离实际的行动。如在消费上，一些战士

看到别人抽名烟、买零食、着便装，不顾个人的文化程度、表现、特长，看到同期入伍的战友去学技术、调机关工作，就不安心本职。某连队一名新战士入伍后被分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哨所，虽说条件艰苦点，但开始工作比较安心。不久，同时来哨所的一个老乡调到机关当打字员，这名战士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反复找排长要求换工作，最后发展到‚压床板‛。

从上述分析的几种攀比心理看到，攀比具有明显的趋高性，在比的过程中，比高的不比低的；比得到多少，不比贡献大小：比舒适安逸，不比艰苦奋斗。大比的方法上，往往是按照自己设定的可比线去比较，很少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客观的比较，结果越比越觉得自己‚吃亏‛、‚不如人‛，总有一种失落感。

虚荣心强。前不久在电视中看到一则小品。小品中一名老志愿兵由于猪养得好，立了三等功。这名老兵非常激动，在给当村妇女主任的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因表现突出立了功，还当上了连长。恰巧其妻外出开会路过连队来看他，谎言不攻自破。这名老兵为什么向妻子撒谎呢？因为，他受传统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出人头地‛等封建思想影响，感到自己是个养猪的，与当妇女主任的妻子有差距，为了消除这种差距，便采取自我拔高、自我粉饰等手段显示自己，维护自己的‚面子‛。50多年前，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认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是‚面子、命运和恩典‛。讲面子其实就是一种虚荣心理的具体表现，是自尊与虚荣的混合物。有人说‚讲面子‛就如我们正在用一瓶过期的化妆品，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对此，我们应当高度警惕。

挫折心理。我们每个人都是抱着一定的理想、愿望来到军营的，如入学提干、学技术、入党和立功等。当这些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给处于青春期的战士带来失望、压抑、沮丧、忧郁、苦闷等紧张心理和不安情绪，这就是挫折感或挫折心理。

导致战士挫折心理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战士的自我需求满足需求的现实条件不相符合。一旦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客观不能满足主观的要求，就会产生挫折心理。有的战士入伍前听说部队考学容易，结果受名额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不能如愿以偿。有的战士认为在部队只要干好就能立功、入党，但这些需求不能满足时，便会产生事事不如愿，谁都和自己过不去的挫折心理。个性不完善也是导致战士挫折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年轻战士有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勇于探索，富于创造，分歧强好胜的一面。但有是时也存在着情绪不稳定，认识问题片面，理想脱离现实，容易偏激，缺乏刻苦努力精神，耐力不强等个性不够完善的一面，这种不完善的个性是形成挫折心理的温床。

以上四种不健康心理的形成，与其个人性格发展、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这些不健康心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健康的大敌，所以，我们必须在工作、生活、学习中加以防范。

努力锻造自己的健康心理

注意保持心理与环境的平衡。人们在遇到矛盾、困难和意外惊喜时，情绪往往会产生较大波动。这时，就应该通过自控，保持心理上的平衡。除大是大非问题外，对人对事的态度可以淡泊豁达些，无需终日计较名利之间。有的官兵动不动就激动、愤慨、恼怒，甚至暴跳如雷，这种性格与脾气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是不对的。所以，在你感到沮丧时，不要过分激动；在你获得成功时，也不要过分高兴。‚悲痛欲绝‛和‚乐极生悲‛的事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要学会理智地克制自己的情感，使心理状态能够很快地趋于平衡。

经常保持良好的心境。情绪这种心理现象具有变换性的特点。‚恨之愈深，爱之愈切‛、‚伤心之极大笑‛，得意之时忘形‚等，是情绪在特定状态中的变换。我们了解情绪这种心理机制，当某种消极情绪出现时，不妨使用一下被心理学家称道的‚逆向游动法‚进行调节。如当事业受挫情绪低落

时，不妨想一想曾有过的成功欢乐；当与战友发生矛盾怒发冲冠时，不妨考虑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欠妥。这是通过感知、记忆、想像、思维等行动，使情绪向对立面转化，恢复到良好的心境状态。

让开心的笑声伴随左右。在心理与环境出现不协调时，破坏心理平衡的祸首往往是情绪紧张及其后果——焦虑。怎样才能把焦虑抵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幽默。生活中往往一唏笑话，几丝笑意，就可以化解很多纠缠不清的烦恼。如果凡事不分巨细轻重，样样耿耿于怀，蓄之心头，即便是再好的心力也要被绞碎。三国时的周瑜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就是由于心胸过于狭窄而毙命的。

善用宣汇法法把不快释放出去。我们常见一种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日打不起精神，实际上是对挫折的一种消极瓜。它源于对引起挫折的对象无能为力，内心的愤懑无处发泄，强行压抑下去，表现出万事无动于衷的态度，长此下去就会破坏心理平衡，导致心理疾病。心理学家认为，既然愤懑忧郁在胸，就应该以适当的方式把它宣泄出来，平复为正常的心理状态。有的官兵在工作生活中有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屋中拿物品泄气，或摔或扔。在这个过程中，由挫折引起的愤怒、烦恼情绪宣泄在‚替罪羊‛身上，于是心情逐渐平复。用摔物品宣泄情绪是不足为训的，但终应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出来。如可以找一个空屋子大喊几声，或者到操场上唱一首歌，从而把你不可遏制的情绪缓解下来。

养成良好的习惯。在银屏上，我们常见一些男男女女，在抵御紧张焦虑的心态时，用一杯杯酒企图借酒精使自己神经变得麻醉，岂不知‚借酒消愁愁更愁‛：有的用一支支香烟，以期排解心头的苦闷，其实一缕缕清烟何能拂去心上愁云。消除和减轻心理上的紧张、焦虑，最好的方法是参加体育锻炼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心理疾病，不仅要心理上加强保健与治疗，同样也要加强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部队 的文体设施大都齐全，可参加这些健康的娱乐活动，提高身体素质，促进精神健康，从而养成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

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以上五点，并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做到了，我们心理一事实上会健康、愉快。那么，英姿飒爽的你与潇洒阳刚的他便会在绿色的军营中成为合格的真正军人。

第五篇：5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燕京大学：一个“实现了的梦想” ——与我“比邻而居”的司徒雷登

傅国涌 2008-11-19 22:48:55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这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知道司徒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入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的，可惜收入教科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三卷第十九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堂弄，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十四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苦阶层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他父亲办了一所男子中学，母亲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后来成为杭州有名的基督教协和女子学校前身之一。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举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们讲中国话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十一岁那年（1887），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十八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1908年2月发表的《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一文中，他袒露了自己近三年来在中国传教的感受，在批评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丑恶、不诚实、贪婪和缺乏道德”的弊病后，他也对他们的忍耐力表示赞赏。他认为传教的事业几乎是“创造一个国家”，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应邀到金陵神学院任教，这年夏天起，他告别了杭州。

但杭州传教的三年半，他终生难忘。“我在杭州的那些年间所结交的朋友，主要是布道团的雇员，如传道士和教师。他们忠诚可信，办事稳妥，只是有些阿谀奉承的习气，在下属人员中算是比较好的。„„我同教会中的这些成员虽然经常友好交往，互谦互让，但意气相投的并不多。我有时还同农民一道用午餐，他们在稻田里或在桑园里干完一上午的活后，饥肠难熬，一餐要吃五大碗米饭，而我只能吃一碗半。所有这些经历有助于我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偶尔还带来明显的好处”。

他永远忘不了清朝官僚的排场，“记得有一次我在杭州的一条街上行走（在当时，对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来讲，步行本身就是不体面的），正在这时，巡抚过来了。他坐着八人抬的装饰华丽的大轿，有一帮穿制服的家仆前呼后拥着。我怀着敬畏的好奇心凝视着这位高级官吏，对我而言，我是决不指望能更靠近一步的，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出，他如何以鄙夷的眼光看着一个孤独的野蛮人闪开道让他过去”。

让他感到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位官吏的夫人是一个入教多年的虔诚的基督徒，是曾国藩的女儿，八十三岁那年还造访过燕京大学，回到杭州后，还给司徒雷登送了一幅“书法清秀的对联”。她有十七个孙儿、孙女曾在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学习。谁又能知道，昔日那个在杭州街头独步的美国青年传教士会成为未来的“燕京大学之父”。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因猎枪走火意外身亡，埋葬在西湖畔九里松的外国坟山。1913年秋天，他七十三岁的父亲去世，他回杭州奔丧，将父亲安葬在大弟的墓旁。杭州的教友还集资在众安桥建“湖山堂”纪念他“在中国传道凡四十年”的父亲。1925年1月，他八十三岁的老母病故，与他父亲合葬在西湖畔。

司徒一生的事业在中国，他是个传教士、神学教授，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成年后的人生可以分为三段，一是传播基督教，从杭州到金陵神学院，前后大约十五年；二是创办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46年；三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时不足三年，他以一个失败的大使黯然别了他深爱的第二故土。从此，没能再回来看一眼，看杭州他出生并度过幼小时光的老屋，看他父母在西湖九里松的墓园，看看度过一生最宝贵岁月的未名湖、燕园，看看南京中山陵„„他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安葬在中国，这一心愿至今未了。

司徒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生命的巅峰状态，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到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子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六十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管理的中国学府。我有一位做记者的朋友昝爱宗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像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二十多人，中国籍的两人，而且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起他不止十次地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募捐到的大约有二百五十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六万元，而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一万五千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十分之一。

燕京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固然离不开司徒雷登长袖善舞的募捐本事，更重要的是他确

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摆脱了教会大学狭隘的宗教范畴，使燕京弥漫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他请的教授只要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学术流派。他力图要把它办成经得起任何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所传授的真理应该是没有被歪曲的真理，至于信仰什么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

1933年的燕京大学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文学系更是人才济济，有周作人、朱自清、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有“社会主义”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燕京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并不排斥“国际化”。校园里不是宗教的而是世界主义的氛围，与世界许多大学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尊重不同的文化，各取所长，融会中西，形成了司徒所说的“燕大精神”。燕京实行了男女同校授课，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燕京大学的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说不出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从学科的建立与健全，无不显示了司徒主持下的燕京传承与创新的能力。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就是1922年在这里诞生的，培养了一代社会学专业人才。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在密苏里号军舰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个中国记者，朱启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朱启平那篇通讯《落日》已成了传世之作。司徒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北中国的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四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三十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三年八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司徒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他认识到学生毕竟是学校的主体。这一校训影响极深远，成为衡量每一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

大约六七年前，两位相见恨晚的老人一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就谈及了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的李慎之先生写信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这些校训所蕴涵的精神已熔铸在学生的生命中。即使相隔多少年后，燕大学子唱起燕京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然禁不住会哽咽。这就是一所成功大

学的精神魅力，是教育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到杭州扫墓，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堂弄的故居看了看，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愈古稀的他走进他诞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却感到又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做了礼拜。

在杭州各界于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聚餐会上，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称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爬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这次重回杭州，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即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市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市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市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此行令他十分感慨，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启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五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出生的城市竟成永别。８月，司徒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更忘不了亲手缔造的燕京大学，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