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精选多篇]

第一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公共选择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或者说 是集体行动的问题。奥尔森的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 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共有 6 章。第一章集团和组织理论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和理论的解释。第二章集团规模和集团行为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 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三章工会和经济自由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 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四章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 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五章压力集团的正统理论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 “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第六章“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提出了一个与第一章概述的逻辑关系 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 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阅读后的感受：读完这本书后，还是很有收获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树立 理性的思维，另一面对于我们认识和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与问题很有帮助。组织是 由人组成的，社会又是由大大小小的组织组成的。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许许多多 的工作与任务都是由团队来完成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小组织。理解透彻集体行 动的内在规律，对于我们学习管理学科的学生亦或是以后致力于和正在从事相关 管理工作的人来说是大有裨益的。传统观点认为，“集团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以 增进它们共同的目标或集团目标”。换句话说，只要集团中的成员认为存在共同 利益，有理性和寻求自利的经济人，肯定会采取行动来实现那一共同利益。传统 的集团理论还是建立在个体功利主义价值判断上的。奥尔森告诉我们：理性、自 利的经济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团利益做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并非简单个体理性 就能达成的。所以说达成集体的行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也可见一斑。我认为达成集体的行动比较关键的一点是尽量减少“搭便 车”的行为。如果一个组织中“搭便车”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个组织也就无从发 展与进步，最后只会灭亡。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奥尔森提出了几点建议：强制性 条件下集体行动可能更容易实现。选

择性激励也能促使集体行动的实现。对于促 成集体行动的发生，小集体更有效率。此外我还想加一点，那就大组织分工或小 团体分工一定要明确，权责要统一，这样也便于绩效考核与“论功行赏”。虽然

现在有许多批判分工过细的声音，但这仍不失为一种好的管理理念与方法。还有 一点是，尽量减少“搭便车”的行为可以在组织内部树立一种公平公正的组织文 化，而这也是对组织成员的一大激励。这是需要管理者十分注重的一个问题。不 公平感是不幸福的一个重要来源。管理学中有一句俗语： “组织中要学会护牛、赶猪、打狗。“护牛”—保护那些勤奋工作，积极奋斗的利益，” “赶猪”—督促 监督那些工作不积极主动但工作业绩还过得去的人，“打狗”—惩罚或解雇那些 影响组织绩效的人。奖罚分明，令行禁止。对于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小集体更有效率。集体行动能否实现的关键是由 人数的多少决定的。所以说在组建工作团队时要注意团队的规模。有些人也用这 一理论来解释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表现出的与自身数量不成比例的软弱性。也就是农民的集体行动较难达成。需要外力的推动，这也是中央政府十分关注三 农问题的一大原因。最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有一套方法能够以最小成本促成组织的集体行动，毫 无疑问，他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与领导者。

第二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社会《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集体行动问题又称非市场决策问题，本是传统经济学不予研究的问题。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学者们发现非市场问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公共选择理论便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在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于此，即，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已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国外许多学者还用它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像市场经济的转型，该理论也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传统观点普遍认可这样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如许多工会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补偿权力”概念、及对压力集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但奥尔康教授却在本书中明确指出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当然各类组织的成员总是期待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会为其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农场主期待农场组织为其成员争取更有利的法律；股东期待公司为其增进利益。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以现代大公司为例，不像股东人数少的公司，在股东数量众多的现代大公司，管理人员拥有自主权，他们能够控制大公司，甚至为自身的利益而牺牲股东的利益，这样的事实却是令人惊讶。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东拥有解雇管理人员的法定权利，如果管理人员把公司作为谋取自身利益的该工具，股东集团受到了损失，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解雇他们，可是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股东是不会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这样的，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股东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东要解雇管理人员的努力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话，由于典型股东拥有的股票只占股票总额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报（更高的红利或股价）的大部分也会被其他股东分享。公司收入对股东来说是集体物品，因而通常情况下典型股东不会对管理人员发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集团内部，集团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个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这样的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坐享其成。集团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为实现集团利益而进行活动的个人分享的份额就越小。所以，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设条件下，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

基于这样的结论，奥尔康教授对集体行动作了进一步分析。首先奥尔康教授根据集体利益的相容性和排他性，将各种种各样的集团分为两大类，即利益相容性集团和利益排他性集团。排他利益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既有利益”，这样的集团碰到的是“分蛋糕”问题，因而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团越小越好，故这类集团总是排斥他人进入；而相容性集团则碰到“做蛋糕”问题，自然希望人越多越好，集团规模越大越好，故而这类集团总是欢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其中。因此，奥尔康教授判断：较之排他性集团，相容性集团就有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

奥尔康教授还将小集团和大集团进行比较，发现两者不仅有量上的差别，而且尤其关键的是二者在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大集团行为，在研究中他发觉大集团行动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因为集团规模大、成员多使得集团组织运行成本极高，加之收益的分享问题、吸引成员加入的方法问题都使得组织大集团行动陷入困境。其次，组织集团行动以实现利益增殖问题，也只能是可能性。因为总要防止集团成员“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它已变成解决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为此，在多个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奥尔康教授发现了这样的运行机制，即强制入会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大集团或申请法律强制其潜在成员入会，或向其成员提供大量有选择性或非集体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员分享，使得潜在成员知道加入集团对自己的益处而不加入可能总成的损失远远多于会费，从而吸引更多成员加入。此外，对集团的每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

当说到小集团时，奥尔康教授特意申明：他的关于大集团的理论都不适用于小集团。小集团因其成员人数少。为实现集团总收益而付出的成本小，即使有些成员必须承担提供集体物品的所有成本，他们得到的好处也要比不提供集体物品时来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一致的，可以假定会提供集体物品。所以，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有选择性激励机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

第三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集体行动的逻辑》 读书笔记

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

《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本书适合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各类研究人员使用。

如果你想对利益集团理论有深刻的理解，那么这本书无论如何是必须一读的书。本书是曼瑟尔·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本是《国家兴衰探源》。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本书、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这三部公共选择文献的经典著作。

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为什么集体行动会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任何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所谓“公共品”，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人对公共品的提供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微乎其微，比如某个候选人不会因为你的一票而获选或落选；第二，个人即便不承担成本（搭便车），只要其他人付出成本，他也能够享受收益，比如国防。“公共品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不付出成本时，公共品将无法被提供出来。这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被称为“合成谬误”，N人囚徒困境博弈也是这个意思。

奥尔森在书中讨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集团，如“压力集团”、“潜在集团”等等，以求解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采取“集体行动”从而提供“公共品”的原因。他认为集体行动如果要取得成功，在三个条件下是可能的：其一，集团足够小；其二，“非对称”的大集团，即集团中的某个个体获得收益的大部分；其三，对集团中的个体进行选择性激励。

小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小集团中的人与人之间都互相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之间可以看作是共享了某种“社会规范”，一旦有人破坏了约定，将立刻别人发现。而如果收益是“非对称”的，那么集团中就会出现“少数剥削多数”的情况——占有份额较少的大部分个体“搭便车”，占有份额较多的个体将承担所有的成本。“选择性激励”是一个更一般的情况——如果能够保证群体的收益是对每个人都带来实惠，还怕大家不愿意承担成本吗？

大集团的成功，还可能是一个原因：大集团被若干小集团所控制。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小集团，而并非大集团自身能够取得成功。它只是被操纵了。无论按照Bowles和Gintis的定义，还是Richerson等人的定义，抑或Henrich夫妇的定义，“公共品”的成功被提供都能够看作是一种“合作”，无怪乎Gintis认为重复的公共品博弈是考察人类合作的最佳实验条件。陈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志愿惩罚者”，也就是“强互惠者”，这又与我所阅读的合作理论的文献联系起来了。“强互惠者”对于合作以及制度的维持意义重大。所谓“强互惠者”就是他们即便承担额外的成本，也会志愿地惩罚那些违反规定的其他个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非理性的行为。但一旦群体中的其他个人预期到这样的惩罚的发生，那么“强互惠者”的存在将只是一个震慑作用，他们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承担额外的成本。

强制性（比如强制性入会）在集体行动的成功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强制性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壁垒，比如不准雇用工会外的工人。就如我们所一直知道的那样，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坚持我的观点：对自由以及民主的推行，虽然是好的，也可能是必须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强制，一种强权。

《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譬如，住在同一座楼里的邻居会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同一社区的人会保持公共环境卫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消费者会组织起来与售卖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同一国家的国民会支援本国货币的坚挺；全世界无产者会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

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

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

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利他主义者是凤毛麟角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人们将奥尔森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精细的行为模型。在过去20年里，实验经济学家对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体行动的新一代模型开始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个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设。运用从实验中得到的资料，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种类的人参与集体行动。

人的决策行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种类？经济学家发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者，但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少于1％。模型类比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变化。

实验经济学家设计了诸如「哀的美敦讲价实验」和「信任游戏」等决策实验，对人的行为进行窥探。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发现，40％到67％的人属于「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一类。这类人被称为「规范使用者」。另外大约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这类人就是奥尔森模型假设的那种人。无论别人如何善待他们，这些人都不会有所回报。这类人被称为「理性利己主义者」。运用同样的比例，三个和尚中应有两个是「规范使用者」，一个是「理性利己主义者」。

「规范使用者」又可以细分成两种，即「条件合作者」和「志愿惩罚者」。「条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们愿意发起协助行动，并且只要群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为作反应就坚持合作。但「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行为的容忍度却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与搭便车人数成反比，搭便车的人越多，「条件合作者」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就越少。一旦搭便车的人数超过他们的容忍度，这些人也将采取不合作行为。因此，「理性利己主义者」会驱使「条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为选择。

「志愿惩罚者」是「疾恶如仇」的侠客，「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惩罚搭便车者。惩罚可以是口头批评，也可以是给搭便车者造成物质损失。即使惩罚行为对「志愿惩罚者」本身的个人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他们也在所不惜。

研究发现，「志愿惩罚者」的存在对于集体行动的结果有很大影响。他们约束搭便车行为，起著维护社会行为规范的作用。他们的惩罚使「理性利己主义者」不得不计算受惩罚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志愿惩罚者」，搭便车者不受约束，「条件合作者」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停止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生产不出集体有益的公共物品来。

理论涵盖范围扩大

以上发现丰富了人们对于集体行动产生过程的理解，加深了对决策行为的认识，同时也扩大了奥尔森理论的涵盖范围。首先，新发现虽然修改了奥尔森模型的假设，但修改的程度有限。奥尔森模型中只有「理性利己主义者」，但实验结果发现「理性利己主义者」和「条件合作者」两类人加在一起占大多数。其实，「条件合作者」也是一种搭便车者。维护社会行为的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遵循社会行为准则能减少不确定性，增强互信，对大家都有利。但「生产」这种公共物品需要支付成本，而「条件合作者」不愿意像「志愿惩罚者」那样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在与「理性利己主义者」的斗争中选择袖手旁观的搭便车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实验研究的发现与奥尔森的基本假设相差不远。再者，「志愿惩罚者」的作用与奥尔森的「反向选择性激励」异曲同工，都是运用惩罚性工具来保证集体行动的产生。奥尔森发现反向激励的作用，实验研究则说明反向激励其实是人类行为中的一种。

三个和尚究竟有没有水喝呢？奥尔森会这样回答：一般来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如果这三个和尚「不对称」，或是存在「选择性激励」，那么三个和尚就很可能有水喝。实验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三个和尚有没有水喝取决于那两个「规范使用者」中有没有「志愿惩罚者」。如果两个「规范使用者」属于老好人类型的「条件合作者」，那么三个和尚最终还是没有水喝，因为那个「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会破坏合作环境，驱使「条件合作者」选择搭便车行为。如果有一个和尚是「志愿惩罚者」，情况就完全不同。这位侠义和尚会不惜时间和代价盯住想搭便车的「理性利己主义」和尚，不让他喝一滴水，逼使他参加取水行动。结果自然是：三个和尚有水喝。

第四篇：《集体行动的逻辑》书评

《集体行动的逻辑》书评

作者简介：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1月22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集体行动的逻辑》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在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也用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这本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在这本书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并在回答过程中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被界定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理论前提：对理性人假设

奥尔森认为，从个人自利的前提中推演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小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奥尔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如果人们不需要花费资源，即可获得所需，那么他们就不会花费资源争取利益。“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即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小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它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惟一途径，只能是在杜会的总利益中争取较大份额，而不顾社会的总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

一些思考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理论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深思。作者开头提出了一个供大家玩味的例子。在组织中经常还牵涉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类型——国家，它可以用来检验这一反对意见。比如，爱国主义可能是当代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经济动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国家不光有这么多有力的支持的源泉，它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几乎任—政府都能为其公民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它的法律和规定是所有文明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维系和法律规定制度的不可或缺，现代史中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来供养自己。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慈善捐款甚至不是岁入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来源。需要的是税款，照定义就是强制的付款。实际上正如老话所说，对税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掌握着所有的感情资源，还不得不靠强制手段来资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看来大型的私人组织要想使其个体成员自愿捐款将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它试图增进的正是个体成员的利益。而传统理论认为，集团和组织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个人可以通过组成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

奥尔森根据集团寻求的目标将集团分为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根据组织的难易程度分为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作者认为，较大的集团不能增进它们自身的利益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意一个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于是对每一位成员来说，最理性的行为就是自己不分担任何成本(即不参加集体行动)而坐享其成。如果所有成员都采取最理性行为，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这便是下文所探讨的搭便车将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而:一是信息不对称;一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搭便车”之所以发生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这是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理解。1966年奥尔森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了著名了搭便车理论，他的中心论点可归纳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具体说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他认为，公共政策使公众整体受益，因此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从公共政策中受益，则同他一样的所有人都将受益。例如，比如，前几年《谁动了我的奶酪》畅销，市面上立即出现了《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集体行为中的“搭便车”现象。他指出的问题不得不让我们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刻反思。正如他所言，“正如国家不能靠自愿捐款或在市场上出售其基本服务来维持一样。其他大型集团也不能以此为生。它们只能提供一些不同于公共物品的约束力或吸引力，使个体成员帮助承担起维持组织的重担。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的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奥尔森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即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相联性。公共物品的这两大属性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难题，给个体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为提供了刺激动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并且大团体的集体行动要靠“选择性诱因”的手段，其实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的;可能是经济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奥尔森认为，由于存在上述的种种原因，大团体的公共物品不可能靠自愿产生，要靠“选择性诱因”来激励。由于集团利益具有公共性，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做出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的成员分享。而个体成员却要为参与集体行动付出少成本，包括参与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时间、相关的实队、费用支出及为收集关于集体行动各种信息所花费的信息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每一个人均有“搭便车”而坐享其成的倾向，从而产生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非合作结果。所以在坚持成本收益分析的假设条件下，任何理性的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正是因为“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就不愿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木，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出现了对集体都不利的“纳什均衡”。对穷人来说，搭便车的诱惑更大，因此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难度更大。相反，那些诸如制造商公司的利益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目标也更加一致，会经常压倒那些在政治上组织得不好的集团。而往往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而言，其成员和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从而比较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总结一下他分析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原因，大致可有以下两类。首先，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个人有着重大的价值，这种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其他人怎么做，只要他参与就会对他有好处。因此，其他人就可以不必承担任何成本而从中受益。例如，土地所有者为了防洪而筑造水坝，其他人会因此而同样受益。第二，集团会采用“选择性激励乎段”，即该集团有权根据其成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收益。奥尔森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主要的经济压力集团组织。而在分析一些以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为目的的游说疏通团体时（非经济性利益团体），相对来说说服力不足。总之，我们不能够否认，该理论提出后为战后“新左派”批判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以及西方民主的虚假性一个宝贵的理论武器。

四、此书产生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会采取共同的集体行动的假设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修正。赖特认为具有共同阶级的人之所以可能不会采取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一定的共同物质利益，但是他们每个人对于衡量物质利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每一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没有共同的物质利益。而且，工人的个人生活体验不同，也是集体行动没有产生的原因。

第五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奥尔森·奥尔森作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1965年所著的《集体行为的逻辑》被译成十几种语言畅销全球，更奠定了他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的地位。我有幸拜读了这本经典名著，他从集团和组织理论的概念入手，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很好地解释了生活中诸多集团及政治问题。以下便是我的相关读书心得。

首先梳理一下本书的框架，奥尔森首先阐述了集体行动理论与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理论，为从微观机制来对集团腐败进行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奥尔森鲜明地反驳了传统理论丝毫不加怀疑地认为正如单独的个人会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事一样，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并随后得出了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第3章则考察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则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第6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对于“经济人假设”，我认为是非常实用。每个人的行为背后基本的逻辑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人的“理性”。这个利益我们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较狭窄。实际除了经济利益，人还有很多的抽象利益，如人的情感、地位等方面。举个例子。有些人热衷慈善、乐施于人，一般来看这是违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为了获得名誉、存在感或者享受施与的快乐与欣慰、甚至仅仅只是获得某种心理的平衡等等，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则。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大集团

公共选择理论，我认为大有继续研究的意义。社会是人组成的，把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组织中的人的行为规律研究透了，对我们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会有很大帮助的。何况对于研究国家、社会中的一个个集体、组织的行为也大有裨益。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搭便车”之所以发生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他进而从特殊利益集团的内涵、特征 及类型入手，与集团腐败案件相结合分析，论证了集团腐败的行为主体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并提出了集团腐败的新的概念。接下来提出了腐败集团中的组织者，监督机构的对立性以及腐败成本的高低是防治集团腐 败的重要因素。我之前就开始思考过事业单位人事赘余及效率相对低下等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现实中这种问题普遍存在并亟待解决。在某种曾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就是造了这样的局面。也看到过有些人从管理、分工、文化等等方面找到过一些未涉及核心层面的原因，问题远非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奥尔森却一语道破：“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我们必须坚持一种判别真伪的原则，即对历史规律的任何解释必须适用于两个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件事实，而在于它能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

奥尔森是独特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说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的独特在于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

这种专注与执着值得我们尊敬。

世界充满了未知，只要我们足够的执着与专注，不断的追寻逻辑，很可能会有伟大发现。问题是这种伟大对你有多大的吸引力，面临许多欲望的时候，你是否会动摇与放弃？你是否从这种思考的过程中得到极大的快乐？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社会中难于寻觅的的。几十年以前的陈景润身上曾经显现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的例子的分类。

人的自利分成两类，一类增加自己的利益，一类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人的行为也分两类，一类是作为，一类是不作为。

这样组合起来就有四类。

第一类、作为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像偷盗，坑蒙拐骗，行贿受贿、制假贩假、做伪劣产品、城市牛皮廯、乱穿马路、发布虚假信息、引发价格战、发动战争等等。奥尔森提到的分利联盟有些就属于这一类，如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增加自己利益。

第二类、不作为增加自己的利益。不按要求处理污水，随意排放污染环境，故意不标生产日期，政府部门不作为、不按要求先检测产品再投向市场，对某些有害消费者的行为故意视而不见等等。

第三类、作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超载、行贿、响应竞争对手的价格战、反对改革、撒谎、作假、组成联盟等等。

第四类、不作为保护自己利益。见义不勇为、对他人求助视而不见、对增加集体利益毫不关心等等。这就是奥尔森提到的“搭便车“行为。

这里的个人包括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他们的行为影响更大，表现方式也不一样。

复杂了吧。奥尔森的“不对称”与“选择性激励”明显的力不从心了。就是处理第四类“搭便车”行为，笔者认为这两种策略也很难奏效。“不对称”存在，但更多得是“对称”。而且我们无法让他不对称。“选择性激励”有用，特别是小集团，但放到整个社会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执行是个很大的问题。就说法律，有时候就是一个“选择性激励”，但是，看看，犯法的事多了。何况有些事你怎么去“选择性激励”。像大打价格战，恶性竞争等等。

还有，统治者、统治集团呢？特别是在民主比较缺乏的社会。

解决了这四类问题，人类就开始真正开始走向理想的家园。

实际，奥尔森身后是一个更大的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集体行为的逻辑》、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本人了解的比较少。仅就几个基本的简单的概念说说自己的看法。

“经济人假设”，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每个人的行为背后基本的逻辑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人的“理性”。这个利益我们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较狭窄。实际除了经济利益，人还有很多的利益，像涉及情感方面的等等。举个例子。有些人捐款帮助贫困、弱势群体，一般来看这是违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为了其他的利益，获得名誉、成就感、施与的快乐、帮助他人的欣慰、或者仅只是获得某种心理的平衡，或者减轻自己的某种心理痛苦等等。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则呀。当然这不是否认有些人损己利人，完全无私的奉献。但占得比例有多少？这种行为会大面积扩散吗？显然不可能。

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曾以一个故事讽刺公共选择理论：有一个外地人问“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当然”，本地人一边说一边指向相反的方向，邮局正好在那里。“您能顺路帮我发封信吗？”“当然”，外地人一边回答，一边想着打开信封，看看里面有没有值得偷的东西。

我想这恰恰是人类的现实。许许多多的例子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的。中国有句话“尔虞我诈”，用在这里最合适。

至于，社会上出现的看上去许许多多违背人的自利的原则的例子，存在是件好事，但笔者要说，结合秩序的属性，他们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往往就是他导致整个集体的无理性。这一点我想虽然有许多人难以接受，但他就是事实。奥尔森的“流寇”与“坐寇”的例子，历史上、现实中极权政府的行为、恶性的党派争斗都说明这个道理。

公共选择理论，我认为大有继续研究的意义。社会是人组成的，把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组织中的人的行为规律研究透了，对我们解决许多社会

问题会有很大帮助的。何况对于研究国家、社会中的一个个集体、组织的行为也大有裨益。

但公共理论都没有看到背后的“秩序”。这才是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钥匙。我这里就不再赘述。

奥尔森后来写了两本书，都比较著名。《国家兴衰探源》与《权力与繁荣》逻辑上是与《集体行为的逻辑》一脉相承的。笔者也正有写同样的书之意，只是时间不够。

正真看清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深层逻辑，这两个问题自然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笔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不断冲突、调和、再冲突、再调和的不断的循环。现在也一样，永远都是这样。这种循环是永无止境的。

奥尔森的伟大被远远低估了。他轻轻的推开了一扇人类通往理想家园的门，只是，还只开了一条缝。

人类任重而道远。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总之看这本书，最大的感觉就是简单却充满了逻辑的智慧与对常识的质疑、反思甚至否定。

在此基础上，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从教育、监督及法制三方面预防和惩治集团腐败的对策建议，以此来达到维护应有的社会公平与社会公 正。

经济学的研究一般都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通过交易成本的比较进行分析,但这种分析往往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我们通过对一些行业协会进行的跟踪观察,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集体行动中志愿发起者的特征、生成与作用,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结 合的角度考察了行业协会这种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从而对我国行业治理组织与市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行了更加现实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