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第一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集团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李晓佳0062412

2【摘要】从柏拉图时代到休谟时代，学者们关于集体行动的观察和思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相关的理论研究，直到20世纪中期才有了突破性进展，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诞生便是主要的标志。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曼瑟尔·奥尔森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成熟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对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奥尔森集体行动集团公共物品公共选择

 集体行动理论的滥觞

英国经验主义的登峰造极者休谟最早意识到个人的自利行为对群体秩序的破坏性。他发现合作在几个人的小范围内容易发生，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高昂的组织成本使合作变得愈发困难。这与奥尔森的小集团理论极为相似，或许奥尔森就是受了休谟的启发。

此外，休谟还认为政府是促成大群体合作的关键角色。本书作者奥尔森认为，亚当·斯密是集体行动的先行者，斯密已经具有对集体行动的警觉。在斯密那里，“人的双重本性包括自利性(selfinterest)和社会性(social affectivity)”，社会性就是集体行动的原因。118、19世纪的学者并没有建立“公共物品”的概念。直到1954年，保罗·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等多篇论文，首次准确地界定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概念，为奥尔森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副标题——“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可以看出“奥尔森试图通过引入公共物品的概念，达1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P2。

到批判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目的”2。

在公共物品理论的基础上，奥尔森开始思考集体行动是如何开展的，于是诞生了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 《集体行动的逻辑》内容概述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把经济学的方法引入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在分析集团的非市场行为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全书的逻辑线索清晰，思维严谨又多有创建，堪称当代学术著作中的经典。

作者开篇即批判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3，并由此给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有三层含义：（1）人是“自利性”的个体，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而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2)个人的理性选择导致对幸福最大化的追求；（3）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4另一个假设是集体目标的公共性假设，即认为人们形成集体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或是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

有了以上假设，作者首先阐释了集团和组织理论。传统观点认为，“组织或社团的存在是为了增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作者并不否认这一观点，但是他提出成员也拥有纯粹的不同于集团中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建立组织并不总是必要的。接下来作者介绍了公共物品和大集团，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竞争性是对消费者而言的，即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减少其他人对此物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是对生产者而言的，即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非付费者便不能被排除在对此物品的消费之外；而大集团往往是规模庞大的群体组织，如国家。作者还隐约解释了“搭便车”的行为机制。

传统的集团理论认为，小集团和大集团都出于同样的理由吸引成员；小集团和大集团只是规模有所不同，性质是一样的。奥尔森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断定小2

张春芽：《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条件》，《沈阳大学学报》20卷3，P65。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P1。4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P2。

集团和大集团是“按照截然不同的原则运作的”6。通过比较不同大小的集团中的个人可以采取的其他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数学的方法），作者得出结论：小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往往接近最优水平，而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水平。于是，作者依据集规模和相容性的原则，对集团进行了分类，并首次提到了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积极激励和消极激励两种。积极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如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积极激励。消极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作者在第二章中探讨集团规模和集团行为的关系，解释了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的原因——凝聚力和有效性。虽然很多人认为小集团的经验可以应用于大集团，但是奥尔森并不认同这种做法，因为组织成本过于昂贵，而且“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在较小的集团中才起作用”7。因此小集团的组织形式比大集团更应该被选择。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研究了工会和国家两种集团。奥尔森在对工会的研究中，通过区分集体与非集体的利益，揭示了工会强制与政府行为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作用。第四章篇幅最短，却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章。正是这一章的出现，使这部经济学著作带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即便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奥尔森通过“经济人”的理性分析和一些经验事实，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功利主义的个人行为之上的”，因而是自相矛盾的。

第五章按照本书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奥尔森认为，“集团理论”过于强调整体的利益而忽视了集团中个体的利益，带有先天的缺陷，因此作者在第六章提出了一种新的压力集团理论。

最后一章提出的“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与第一章阐述的逻辑是一致的。大的压力集团的会员制度和力量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是它们游说疏通的6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P18。

结果，作者通过分析否认了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 对“经济人”基本假设的两点质疑

奥尔森将经济领域中的“经济人”模型不仅运用于政治领域，而且运用于社会领域。他试图将“经济人”模型推广至一切人类行为的分析中，认为只要一种行为在广义上是有目的的和一致的，“经济人”假设就适用。这个结论是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得出的，有其根本的局限。

“经济人”是本书最重要的假设。经济人（希腊语：homo oeconomicus），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这常用作经济学和某些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假设。这个假设的条件很强，它默认人都是“完备理性”的，而现实世界中并不是这样。1978年西蒙引入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对这个假设进行了修正。但是，“经济人”假设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真实世界中的情况，至今尚无定论，因为这个假设本身就是存疑的。

奥尔森在第四章指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困境，他的论据主要有两点，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在理性功利主义和非理性之间摇摆不定；二是经验事实不支持马克思的理论（比如阶级斗争理论）。先来看第一个论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本身就是保守争论的话题，而且奥尔森的理论并不成熟，因此即使马的理论不符合“经济人”的假设，也不足以证明其自相矛盾；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代解释力有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马克思看到的是特定历史下的社会现象，并且做过细致深入的案例研究，如果把奥尔森的理论放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其解释力恐怕不会像他预想的那样好。

参考资料： i.ii.iii.iv.v.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张春芽：《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条件》《集体行动理论思想渊源探析》，《沈阳大学学报》20卷3。曼瑟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Armen A.Alchain:“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

第二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报告

姓 名：高安超 专 业：中外政治制度 学 号：201520020123

论利益与成本之间的博弈

——读《集体行动的逻辑》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奥尔森把经济学的方法引入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在分析集团的非市场行为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作者通过对集体行动的传统研究的分析、分类，为论证小集团和大集团之间的质与量的区别做铺垫；通过分析不同规模的集团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具有效率和生命力；通过阐述大多数政治家的集团理论逻辑矛盾错误，同时解释压力集团理论的会员制度与力量是活动的副产品，总得来说作思路围绕各个社会团体与集体中个人的利益与成本进行分析。

一、大小集团的实质差异

作者首先提出不同于传统集团的理论观点，小集团与大集团不仅存在这量的不同，还有着质的不同，而且不能用小集团存在的理由来解释大集团的存在，研究的重点在于各类组织被期待会增进他们成员的利益。在这里作者的前提是批判了传统集体的观点：“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进那些共同利益”，并由此给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奥尔森的经济人假说：一是人是自利性因素诱导的个体，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而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已经消亡；二是个人的理性选择导致对幸福最大化的追求，个体的理性选择是导致自己会为集体利益作出贡献的前提；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另一个假设是集体目标的公共性假设，即认为人们形成集体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或是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

作者认为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以小集团和大集团的贡献与成员的利益需求为论证点，小集团的成员从集团的获得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要比自身提供给集团的物品所带来得利益要大，成员对于集体物品的兴趣和贡献越大，他所获得的集体物品带来得收益份额也就越大，而由于大集团的成员规模庞大，成员对于大集体的贡献不一定能够带来和他贡献份额一样大的收益份额，大集团达到最优水平就是数量庞大的成员的小额个人贡献，当成员带来一定集体物品时，另外的成员从这里集体物品收益获得利益则会减少其对自己付出成本给集体带来更多利益的动力。从一个集体中大小成员对集体物品的兴趣来说，大的成员会给集体带来最大的集体物品，而小的成员对他提供的集体物品多带来得收益要远远低于大成员所带来的利益份额，小成员处于利益获得的心理因素，则缺少了激励来提供额外的集体物品，所以就产生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奥尔森在这里用现实中的全球组织和城市政府来举例，对于全球组织而言，大国家在联合国等全球组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联合国的经济贡献也是最大的，这些国家从自身的经济贡献中并没有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小国家则从这些大国家的集体行为中收益颇丰，大集团与小集团对于集体物品的兴趣和出发点有着巨大的差异。

二、从小集团的优越性大集团的困境

奥尔森对不同规模集团的集团行为进行分析，他认为小集团比起大集团来说更具与凝聚力，同时在行动上更具有有效性。在詹姆斯的经验性研究中，不管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还是国家和地方机构，采取行动的集团往往要比不采取行动的集团规模要小。小集团比大集团的行动更加果断，同时能够更有效的发挥自身能量。运用自身集团的资源。大集团中成员的个人贡献对于集团的实质影响效果较小，事先已经分配好的集团收益份额对于个人来说降低了其做出更多集体贡献的激励，这是大集团最大的弊端之一。在霍曼斯的理论研究中，他认为大集团比小集团具有更强的生命力，通过人类历史的演进，说明历史得以推进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因为保留了社会的特征。

作者认为霍曼斯的小集团理论可以简单地复制到大集团的行动逻辑是不可行的，因为小集团的集体利益可以通过自发行动来实现，但在大的集团却难以达到这种效果，大集团的成员只要能够自由的达到个人利益，就不会采取符合共同利益的行动。传统集体行动的理论的错误就在于认为大集团采取和小集团相同的行动就会达到集体目标，他忽视了大集团中成员搭便车行为和成员个人行为对集体甚微的影响。同时奥尔森指出，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有在小集团才会产生作用，集团的小规模使得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的接触机会。原因之一大集团的成员个人行为对其他成员影响较小，同时个人行动对集体目标实现也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二是大集团中成员之间彼此相互不可能认识，大集团不会是一个友谊集团，成员的社会地位不会因为自身是否做出了行动而受到影响。所以大集团在行动上不会像小集团一样采取合作，而面对大集团的困境我们需要采取制度性的规则来加以解决。

三、工会与国家

作者在这一部分从经济领域中的工会集体到马克思的国家集团，将集体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说扩展到政治领域。美国的工会制度里涉及强制成员制、纠察线和暴力，还包括一些积极的选择性激励，参加工会的人员会获得工会提供的非集体的收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对于这个现象做出一定的限制，工会必须平等的代表所有工人的利益而不论其是否属于工会成员，因而大多数工会不再从小集团获得力量而且其对成员吸纳的力量也逐渐变弱。帕尔曼认为工人的职业稀缺意识是由体力劳动工人中间的悲观情绪引起的，工会阻止雇主雇佣非工会工人和工会主义者在提升、裁员、分配工作等事情上加以歧视，而作者却反对这种看法，他通过以一种历史事件形态上的工会的发展事实，认为上述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新的成员同时保障老成员的工作机会。在奥尔森看来，大集团的集体讨价还价的发展会限制经济自由，意味着那些没有在工会中工作的人没有权利在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工作。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从国家理论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观点用生产性财产的所有关系来定义阶级，阶级之间为了增进这些利益他们会动用各种手段甚至暴力，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功利主义的个人行为上，这些是相互矛盾的。

四、两种新解释

作者在最后针对传统否认集体行动理论提出了两种新的解释即“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与开篇阐述的逻辑是相互契合。大的压力集团的会员制度和力量的形成，传统观点认为是它们游说疏通的结果，作者通过分析否认了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大型经济集团的游说活动是有能力以“选择性激励”来动员潜在集团组织的副产品。在奥尔森看来，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并采取游说活动，这以实施选择性激励为先决条件。选择性激励主要包括两种形式，消极激励同时实施强制，积极激励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私益。只有通过实施消极激励或积极激励，潜在集团的政治力量才能被动员起来。同时能够实施选择性激励的组织一是要具有可以实施强制措施的权威和能力，二是对大集团成员中个人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

作者通过以美国的农场主政治组织即农场主联合会和农场局为例来解释“副产品”理论和“特殊利益”理论，在奥尔森看来，“副产品”理论主要包括几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副产品”理论是大型利益集团尤其是大型经济利益集团的理论，他认为利益集团的形成过程是一种从潜在的无组织集团逐渐向向有组织集团进行变化；一方面是大型利益集团是实施择性激励的组织的副产品，奥尔森指出在利益集团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具有实施选择性激励能力的正式组织，利益集团可区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实施选择性激励组织所面对的会员，还包括在“副产品”理论中，在这种理论中存在针对压力集团的不会涉及更多的政治性因素。压力集团的游说行为是一种政治职能而其提供选择性激励是一种经济职能，在集团中活动中前者是后者的副产品，人们支持和参与压力集团的游说活动并非为了实现政治利益，而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在经济活动中的理性的个人面对经济领域中的衰退现象他不会采取行动来限制，同时它能够从集体中其他成员的贡献中获得一定收益，个人不会做出牺牲去实现集体共同目标，所以就不会看到大集团中为了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

第三篇：《集体行动的逻辑》书评

《集体行动的逻辑》书评

作者简介：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1月22日出生于美国北达科他州。《集体行动的逻辑》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在1986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最高奖之一（Gladys M.Kammerer Award），1993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在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公共选择理论不仅在经济学术界独立门户、自成一派，渗透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也用之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在这本书中，奥尔森提出了三个看似平常、实则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对每一个人都有利的集体行动常常难以实现？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何有些经繁荣而另外一些却遭受贫困？在这本书中，奥尔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并在回答过程中开创了与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行动经济学”，群体规模、搭便车、选择性刺激等范畴被界定并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

理论前提：对理性人假设

奥尔森认为，从个人自利的前提中推演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种特殊手段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小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他认为理性人假设并非自己喜欢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点”，因为人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人们的某些行为。奥尔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如果人们不需要花费资源，即可获得所需，那么他们就不会花费资源争取利益。“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他认为集体利益是一种“公共物品”。这种物品的消费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即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对此类物品的消费都小会影响其他成员的消费。换句话说，即使一个大集团的所有个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它们采取行动实现他们共同的利益或目标都能获益，它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的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惟一途径，只能是在杜会的总利益中争取较大份额，而不顾社会的总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

一些思考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奥尔森理论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研究集体行动问题的深思。作者开头提出了一个供大家玩味的例子。在组织中经常还牵涉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类型——国家，它可以用来检验这一反对意见。比如，爱国主义可能是当代忠于某一组织的最强烈的非经济动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国家不光有这么多有力的支持的源泉，它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几乎任—政府都能为其公民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它的法律和规定是所有文明的经济活动的前提。但是除了爱国主义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维系和法律规定制度的不可或缺，现代史中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靠自愿的集资或捐款来供养自己。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慈善捐款甚至不是岁入的一个值得一提的来源。需要的是税款，照定义就是强制的付款。实际上正如老话所说，对税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掌握着所有的感情资源，还不得不靠强制手段来资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动的话，那看来大型的私人组织要想使其个体成员自愿捐款将是十分困难的，尽管它试图增进的正是个体成员的利益。而传统理论认为，集团和组织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个人可以通过组成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

奥尔森根据集团寻求的目标将集团分为排外集团和相容集团，根据组织的难易程度分为特权集团、中间集团和潜在集团。作者认为，较大的集团不能增进它们自身的利益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意一个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于是对每一位成员来说，最理性的行为就是自己不分担任何成本(即不参加集体行动)而坐享其成。如果所有成员都采取最理性行为，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过程，这便是下文所探讨的搭便车将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两个方而:一是信息不对称;一是“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搭便车”之所以发生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这是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理解。1966年奥尔森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了著名了搭便车理论，他的中心论点可归纳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的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具体说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他认为，公共政策使公众整体受益，因此在一个群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从公共政策中受益，则同他一样的所有人都将受益。例如，比如，前几年《谁动了我的奶酪》畅销，市面上立即出现了《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集体行为中的“搭便车”现象。他指出的问题不得不让我们从理论层面予以深刻反思。正如他所言，“正如国家不能靠自愿捐款或在市场上出售其基本服务来维持一样。其他大型集团也不能以此为生。它们只能提供一些不同于公共物品的约束力或吸引力，使个体成员帮助承担起维持组织的重担。典型的大型组织中个体成员的地位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地位，或国家里纳税人的地位相似：他个人的努力不会对他的组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管他是否为组织出过力。他都能够享受其他人带来的好处。”

奥尔森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公共物品的性质，即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相联性。公共物品的这两大属性造成了集体行动的难题，给个体的“搭便车”(free-riding)行为提供了刺激动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并且大团体的集体行动要靠“选择性诱因”的手段，其实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的;可能是经济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奥尔森认为，由于存在上述的种种原因，大团体的公共物品不可能靠自愿产生，要靠“选择性诱因”来激励。由于集团利益具有公共性，这意味着任何个人为此共同利益做出牺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团中所有的成员分享。而个体成员却要为参与集体行动付出少成本，包括参与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时间、相关的实队、费用支出及为收集关于集体行动各种信息所花费的信息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每一个人均有“搭便车”而坐享其成的倾向，从而产生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非合作结果。所以在坚持成本收益分析的假设条件下，任何理性的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正是因为“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就不愿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木，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出现了对集体都不利的“纳什均衡”。对穷人来说，搭便车的诱惑更大，因此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难度更大。相反，那些诸如制造商公司的利益集团更容易组织起来，目标也更加一致，会经常压倒那些在政治上组织得不好的集团。而往往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而言，其成员和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从而比较容易克服“搭便车”问题，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总结一下他分析的集体行动问题的原因，大致可有以下两类。首先，集体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个人有着重大的价值，这种收益超过了组织集体行动所花费的所有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其他人怎么做，只要他参与就会对他有好处。因此，其他人就可以不必承担任何成本而从中受益。例如，土地所有者为了防洪而筑造水坝，其他人会因此而同样受益。第二，集团会采用“选择性激励乎段”，即该集团有权根据其成员有无贡献来决定是否向其提供集体收益。奥尔森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主要的经济压力集团组织。而在分析一些以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为目的的游说疏通团体时（非经济性利益团体），相对来说说服力不足。总之，我们不能够否认，该理论提出后为战后“新左派”批判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以及西方民主的虚假性一个宝贵的理论武器。

四、此书产生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整个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种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会采取共同的集体行动的假设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修正。赖特认为具有共同阶级的人之所以可能不会采取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原因在于工人阶级一定的共同物质利益，但是他们每个人对于衡量物质利益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重要的，每一个工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没有共同的物质利益。而且，工人的个人生活体验不同，也是集体行动没有产生的原因。

第四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奥尔森·奥尔森作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1965年所著的《集体行为的逻辑》被译成十几种语言畅销全球，更奠定了他集体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的地位。我有幸拜读了这本经典名著，他从集团和组织理论的概念入手，将理性人假设引入社会领域集体行动问题的研究中,奠定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起点，很好地解释了生活中诸多集团及政治问题。以下便是我的相关读书心得。

首先梳理一下本书的框架，奥尔森首先阐述了集体行动理论与理性人假设的相关理论，为从微观机制来对集团腐败进行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奥尔森鲜明地反驳了传统理论丝毫不加怀疑地认为正如单独的个人会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行事一样，有着共同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集团会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并随后得出了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效率、更能创造价值的观点。第3章则考察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则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第6章提出了一个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对于“经济人假设”，我认为是非常实用。每个人的行为背后基本的逻辑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人的“理性”。这个利益我们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较狭窄。实际除了经济利益，人还有很多的抽象利益，如人的情感、地位等方面。举个例子。有些人热衷慈善、乐施于人，一般来看这是违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为了获得名誉、存在感或者享受施与的快乐与欣慰、甚至仅仅只是获得某种心理的平衡等等，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则。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大集团

公共选择理论，我认为大有继续研究的意义。社会是人组成的，把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组织中的人的行为规律研究透了，对我们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会有很大帮助的。何况对于研究国家、社会中的一个个集体、组织的行为也大有裨益。

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搭便车”之所以发生在于信息不对称，所以集体行动难以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他进而从特殊利益集团的内涵、特征 及类型入手，与集团腐败案件相结合分析，论证了集团腐败的行为主体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并提出了集团腐败的新的概念。接下来提出了腐败集团中的组织者，监督机构的对立性以及腐败成本的高低是防治集团腐 败的重要因素。我之前就开始思考过事业单位人事赘余及效率相对低下等类似的问题，在中国的现实中这种问题普遍存在并亟待解决。在某种曾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就是造了这样的局面。也看到过有些人从管理、分工、文化等等方面找到过一些未涉及核心层面的原因，问题远非一般人想的那么简单。奥尔森却一语道破：“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

“我们必须坚持一种判别真伪的原则，即对历史规律的任何解释必须适用于两个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取决于它能够解释多少件事实，而在于它能说明差别多大的不同类型的事实。”

奥尔森是独特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说的，“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奥尔森的独特在于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

这种专注与执着值得我们尊敬。

世界充满了未知，只要我们足够的执着与专注，不断的追寻逻辑，很可能会有伟大发现。问题是这种伟大对你有多大的吸引力，面临许多欲望的时候，你是否会动摇与放弃？你是否从这种思考的过程中得到极大的快乐？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社会中难于寻觅的的。几十年以前的陈景润身上曾经显现过。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个人理性导致集体的无理性的例子的分类。

人的自利分成两类，一类增加自己的利益，一类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人的行为也分两类，一类是作为，一类是不作为。

这样组合起来就有四类。

第一类、作为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像偷盗，坑蒙拐骗，行贿受贿、制假贩假、做伪劣产品、城市牛皮廯、乱穿马路、发布虚假信息、引发价格战、发动战争等等。奥尔森提到的分利联盟有些就属于这一类，如通过“寻租活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增加自己利益。

第二类、不作为增加自己的利益。不按要求处理污水，随意排放污染环境，故意不标生产日期，政府部门不作为、不按要求先检测产品再投向市场，对某些有害消费者的行为故意视而不见等等。

第三类、作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超载、行贿、响应竞争对手的价格战、反对改革、撒谎、作假、组成联盟等等。

第四类、不作为保护自己利益。见义不勇为、对他人求助视而不见、对增加集体利益毫不关心等等。这就是奥尔森提到的“搭便车“行为。

这里的个人包括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统治者或者统治集团。他们的行为影响更大，表现方式也不一样。

复杂了吧。奥尔森的“不对称”与“选择性激励”明显的力不从心了。就是处理第四类“搭便车”行为，笔者认为这两种策略也很难奏效。“不对称”存在，但更多得是“对称”。而且我们无法让他不对称。“选择性激励”有用，特别是小集团，但放到整个社会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执行是个很大的问题。就说法律，有时候就是一个“选择性激励”，但是，看看，犯法的事多了。何况有些事你怎么去“选择性激励”。像大打价格战，恶性竞争等等。

还有，统治者、统治集团呢？特别是在民主比较缺乏的社会。

解决了这四类问题，人类就开始真正开始走向理想的家园。

实际，奥尔森身后是一个更大的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诺斯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起源于《集体行为的逻辑》、布坎南与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安东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本人了解的比较少。仅就几个基本的简单的概念说说自己的看法。

“经济人假设”，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每个人的行为背后基本的逻辑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人的“理性”。这个利益我们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较狭窄。实际除了经济利益，人还有很多的利益，像涉及情感方面的等等。举个例子。有些人捐款帮助贫困、弱势群体，一般来看这是违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为了其他的利益，获得名誉、成就感、施与的快乐、帮助他人的欣慰、或者仅只是获得某种心理的平衡，或者减轻自己的某种心理痛苦等等。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则呀。当然这不是否认有些人损己利人，完全无私的奉献。但占得比例有多少？这种行为会大面积扩散吗？显然不可能。

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曾以一个故事讽刺公共选择理论：有一个外地人问“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当然”，本地人一边说一边指向相反的方向，邮局正好在那里。“您能顺路帮我发封信吗？”“当然”，外地人一边回答，一边想着打开信封，看看里面有没有值得偷的东西。

我想这恰恰是人类的现实。许许多多的例子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的。中国有句话“尔虞我诈”，用在这里最合适。

至于，社会上出现的看上去许许多多违背人的自利的原则的例子，存在是件好事，但笔者要说，结合秩序的属性，他们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往往就是他导致整个集体的无理性。这一点我想虽然有许多人难以接受，但他就是事实。奥尔森的“流寇”与“坐寇”的例子，历史上、现实中极权政府的行为、恶性的党派争斗都说明这个道理。

公共选择理论，我认为大有继续研究的意义。社会是人组成的，把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组织中的人的行为规律研究透了，对我们解决许多社会

问题会有很大帮助的。何况对于研究国家、社会中的一个个集体、组织的行为也大有裨益。

但公共理论都没有看到背后的“秩序”。这才是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钥匙。我这里就不再赘述。

奥尔森后来写了两本书，都比较著名。《国家兴衰探源》与《权力与繁荣》逻辑上是与《集体行为的逻辑》一脉相承的。笔者也正有写同样的书之意，只是时间不够。

正真看清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深层逻辑，这两个问题自然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笔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不断冲突、调和、再冲突、再调和的不断的循环。现在也一样，永远都是这样。这种循环是永无止境的。

奥尔森的伟大被远远低估了。他轻轻的推开了一扇人类通往理想家园的门，只是，还只开了一条缝。

人类任重而道远。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

「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

总之看这本书，最大的感觉就是简单却充满了逻辑的智慧与对常识的质疑、反思甚至否定。

在此基础上，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从教育、监督及法制三方面预防和惩治集团腐败的对策建议，以此来达到维护应有的社会公平与社会公 正。

经济学的研究一般都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通过交易成本的比较进行分析,但这种分析往往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我们通过对一些行业协会进行的跟踪观察,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集体行动中志愿发起者的特征、生成与作用,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结 合的角度考察了行业协会这种社会组织的行为特征,从而对我国行业治理组织与市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进行了更加现实的思考.

第五篇：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集体行动的逻辑》读后感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奥尔森的代表作之一，是集团理论的著作，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本书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是奥尔森在研究中发现，集团的行动并不总是按照这一逻辑行事，出现了很多有悖于这一假设的案例发生。相反，个人自利的行为却往往导致对集体的不利，甚至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按照自由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社会生产者的自利性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心”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市场的自由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市场失效时常引发经济危机，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个体的理性反而带来了集体的非理性。按照奥尔森的观点，他首先假设个人是理性的，即“经济人假设”。个人不会为了增进集体的利益而做出太大的努力，除非有一些激励的条件或者是一个小集团。打个比方，一个大集团中的成员，为了集体的利益花费了很大的成本，而把蛋糕做大之后他只能得到一小份，很可能是集体平均下来的结果，这与自己的付出是不对等的。“搭便车”现象的存在打消了集体中的个人很难为了集体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奥尔森论述集体行动的逻辑的起点，他从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视角出发，首先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的显著特征就是行为前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和权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目的，即使在组织或集团中也是如此，由此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就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运用到公共领域的结果，不论是集团还是国家，其成员都是理性的个人，而非所谓的道德人或者政治人假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更符合现实的情况，自利性是人的本性。但是奥尔森所认为的理性人是进行“绝对收益”计算的，只要成本大于收益，集体行动就难以达成。但是还是从理性人出发，假定如果不能采取集体的行动，个人就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的话，作为理性的个人这也是难以接受的。这其中会不会存在“相对收益”的计算呢？只要自己获得收益，而非绝对收益，集体行动就能够达成，这种情况是否能够出现呢？虽然无法得到证实，但是奥尔森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其实也是其研究的缺陷之一。在信息收集成本或者信息难以得到的情况下，相对收益是否能够达成呢？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大集团与小集团

在奥尔森此书中，他将利益集团划分为了大集团与小集团（以单个企业能够占总体效用分成的比例为区别）、相容集团与排他集团、市场集团与非市场条件下的集团。并在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实现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小集团优于大集团，经济集团优于非经济集团，竞争的经济集团优于垄断的经济集团。这是因为在集体物品的获取方面，小集团比大集团更有优势。集团越大，它提供的集体物品的数量就会越低于最优数量。小集团要比大集团更容易增进共同利益，因为每个人能较清楚的看见个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额；但大集团就不成了，个人看不见自己与共同利益的直接关系，就倾向于将自己要付出的代价转嫁到别人头上，以获得平均化的个人收益。

具体来说，有三个独立的但是累积的因素使较大的集团不能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第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这样即使集团能够获得一定量的集体物品，其数量也是远远低于最优水平的。第二，由于集团越大，任一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就越不可能出现可以帮助获得集体物品的寡头卖方垄断的相互作用。第三，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由于这些原因，集团越大，它就它就越不可能提供最优水平的集体物品，而且很大的集团在没有强制或独立的外界刺激的条件下，一般不会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小数量的集体物品。但是现实中，很多大集团并未消亡，它们看上去生机勃勃，经久不衰。奥尔森说，这是因为集团的组织者采取了手段，去解决个人无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问题，即强制和选择性激励的手段。这两种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达成，因为这可以使得收益和成本之间相对平衡或者其他。

从现实的集团来看，集体行动其实是能够达成的，不考虑集团的大小，集团的内部文化是否能够成为推动集体行动的一个因素？或者集体中有些个人对集体生活的极端热爱，为了集体利益而乐于奉献呢？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因素，不能强求奥尔森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不可能照顾到这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可是这些因素不可避免的可能成为必要的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物质需求只是一个低级的需求，像安全和实现个人价值是更高的需求，这些需求也可能成为集体行动达成的推动力。

三、“搭便车”现象

“看不见的手”为什么会失灵？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

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

四、对公地悲剧分析

“公地悲剧”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理性的个人带来的是集体的非理性。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有学者总结走出困境的方法，据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陈毅总结，其中四种途径分别是，通过霍布斯方案:具有强制力的第三方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市场化方案:基于“私恶即公益”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社会资本方案:基于组织和社会结构的“看不见的握手的作用”；综合治理机制:基于参与博弈自由而发挥“在干中学的作用”。其中霍布斯通过对自然状态的“动物丛林法则”的描述，生动放映出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困境，人与人之间相互侵犯，相互离异，是“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为了过上一种优良文明的政治生活，霍布斯认为，将权力交给第三方（君主或统治者）君主将自己的权力让给国家，霍布斯论证了，第三方强制力对解决集体行动的必要性。后来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私利的追求有利于自发促成公共利益(“私恶即公益”)。另外，以托克维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社会资本理论。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已经谈到“结社的艺术”和“公共精神”的积极价值。美国人通过自愿结社,来抵消过度个人主义的倾向,结果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建立了各种普遍而重要的社团组织,它们把独立的个人联结在一起，弱小的个体通过这种方式变得强大，各组织关系复杂，相互制约最后达到走出困境的目的。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理论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理论思路，以合作互利为基本前提，通过建立自主组织治理模式补充分析，将宏观的集体理性选择与微观的个体理性选择有机结合，平衡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间矛盾，从理论上超越了集体行动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