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隐性采访（写写帮推荐）

隐性采访的定义：记者隐去了记者身份而出现在新闻事件的现场、采访是在被采访者未知的情况下进行的、采访未事先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

所谓隐性采访，是指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隐瞒记者的身份，以体验的方式或者其他方式，不公开猎取已发生或正在发生又未被披露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隐性采访的特征：新闻事实周详、社会参与程度较高、隐瞒身份、隐藏目的、隐蔽手段

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与公开采访相比较，有自己较为显著的特征：记者主动出击。隐性采访是记者主动出击进行采访的行为，记者采访时一定始终在新闻发生的现场，否则隐性采访就无法完整地进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记者也有可能出现在突发新闻的现场进行采访。有的时候，记者还有可能直接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例如记者乘坐的汽车发生车祸等，但这种不期而遇的目击新闻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隐性采访，因为记者是被动地介入了新闻事件。隐性采访进行之前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采访计划的设定，到采访设备安排，都应精心计划，可谓有备而来，不容有所闪失。--（以上来自百度百科）

好处：记者通过隐性采访得到的往往是比较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可信度高，说服力强，舆论监督作用大，深受群众欢迎。用得好，会起到立竿见影的舆论监督作用

作为新闻采访的重要手段之一，隐性采访的作用还是十分巨大的。新闻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追求社会公正，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和丑恶现象，批评性报道具有强有力的抨击作用。在进行批评报道时，如果记者采取显性采访，亮明自己的身份，说明采访意图，一般是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的。因此，把隐性采访用得恰到好处，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

隐性采访应遵守的原则：

1、正确导向原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闻媒体不能单纯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否则，就会走偏方向。在重视政治性导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思想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生活导向、行为导向、服务导向、审美导向等等，要让人通过新闻报道迅速领会媒体在宣传什么，反对什么。

2、遵纪守法原则。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的规章制度，社会的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新闻记者更应做出表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规定：“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不大力提倡隐性采访，因为在隐性采访的条件下，谈不上尊重被采访者的声誉和正当要求的问题。而我国的法律条文对新闻媒体报道是设立有禁区的，包括国家机密、未成年人犯罪、个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等。这对于各种报道方式（包括隐性采访）都适用。因此，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时，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3、满足大众需求原则。作为大众传媒，我们的新闻报道是满足大众需求，还是满足少数人的口味？是为了记者个人的一夜成名或报纸的一炮而红，还是要真正为群众解决问题？答案显而易见。美国有关专家认为，记者在暗访中存在以下原因是“不能容忍”的：为了赢得奖项；可以借此打击竞争对手；以更少的时间和资料获得新闻故事情节；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别人已经这样做了；采访者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可见，只有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满足大众需求，才是记者采访报道的根本。

4、适度介入原则。目前，记者隐性采访的操作方式根据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可分为两类：观察式和介入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以旁观者的身份，不动声色地拍摄采制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

坏处：

1、泄露隐私。由于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隐瞒了自己真实身份，因此被采访对象对记者很少戒备，甚至毫无防范。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可以比较方便地获知事件真相和当事人的隐秘情况。将受访者的家庭状况、年龄、职业、收入以及未成年人的详细资料在大众传媒上公布，是绝大多数当事人不能容忍的。最近一二年，关于记者隐性采访泄露被采访者隐私的法律纠纷越来越多，媒体败诉的情况不在少数。虽然2002年4月1日起我国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认了“偷拍偷录”行为的“证明力”，弥补了隐性采访完全缺乏法律依据的缺憾，但是我国法律对公民隐私一直是大力保护的，隐性采访一旦涉及到泄露公民隐私，新闻报道就会处于尴尬境地。

2、引诱犯罪。由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由“暗访”过渡到“卧底”，这是近年来新闻记者隐性采访的一个显著特点。记者卧底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违法乱纪行为现出原形，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引蛇出洞”，就是由记者装扮成诸如求购假文凭、假药的人，引诱制假者上钩，在犯罪嫌疑人来交易时，警察当场将其擒获。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样的采访方法有引诱犯罪之嫌。

3、满足少数人的低级趣味。近年来，新闻界有一个奇怪现象，记者热衷于暗访“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象这样满足少数读者低级趣味的暗访是否应该在大众传媒上频频现身，值得我们思考。

4、片面追求轰动，舆论导向模糊。能否抓到具有轰动性的热点新闻和独家新闻，是检验媒体及记者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片面追求新闻的轰动性，容易导致宣传导向不明，采写角度偏颇。

合法性：从我国目前的法律来看，并无明文禁止隐性采访。而隐性采访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项积极的活动，既然法无明文禁止，其存在便应当视为允许。无论隐性采访是通过偷拍、偷录方式进行，还是记者隐瞒身份进行体验式采访，只要这种采访方式不侵害法律特别保护的利益，便不存在问题。

在我国，对新闻工作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不诽谤他人，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要求”。记者进行隐性采访，“公共场合”、“社会事务”、“公众利益”等概念是至关重要的。我国目前对隐性采访的行为方式及性质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但并非完全没有合法性依据——宪法赋予人民的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均可解释某些隐性采访行为的“合法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国强调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是排斥“公众人物无隐私”的，我国法律虽不禁止隐性采访，但新闻记者应注重公共事务和公众利益，避免追逐影视、体坛明星等公众人物个人私隐的不良倾向。隐性采访可能侵害的利益

有利益便会有利益冲突，隐性采访作为以实现一定利益为目的的活动，同样可能与其他法律保护的利益发生冲突。隐性采访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和某个社会群体或者个体利益均有可能构成损害。对前者，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损害国家保密法规及刑事法律保护的某些特殊利益，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犯罪，如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而对后者，可能出现的问题则是损害民事法律保护的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我国法律未将

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以及法人的名誉权及商业秘密等民事权利。因进行隐性采访而构成非法持有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等侵害国家保密法规和刑事法规保护的利益的案例以及侵害商业秘密的案例，目前国内较为少见，但必须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注意。而因新闻报道导致名誉侵权的案例则不胜枚举。

隐性采访涉诉之抗辩

新闻报道涉诉，通常是被诉名誉（含隐私）侵权。对公民及法人的名誉权（我国法律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民事权利予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宣扬他人隐私的行为作为侵犯名誉权的一种形式），我国民法通则是这样规定的：“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这样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损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隐性采访作为一种新闻采访方式，本身并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只有将采集到的素材形成新闻，并通过媒体报道，予以传播，才可能侵害名誉权。当然，记者采访的目的是为了传播，隐性采访亦然。

事例：在我国，隐性采访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新闻实践中，尤其是涉及舆论监督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电视新闻报道。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法治在线》等栏目，就经常使用这种报道方式。各省级电视台近年来也开始配备隐形摄像机，用于隐性拍摄。

《南方周末》对安徽等地的劣质医疗器械地下销售窝点进行暗访，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与犯罪嫌疑人“洽谈生意”。如果不是这样，记者就无法拿到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中央电视台关于湖北省公安县自来水公司弄虚作假多收水费的揭露性报道，记者巧施计谋，偷拍到了自来水公司到宾馆向记者行贿的全过程，成为经典之笔。

观点：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适当搞一些隐性采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隐性采访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公众利益，甚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隐性采访把握不当，有可能违反职业道德。《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和联合国制定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都有明确规定，虽没明确说不能搞隐性采访，但至少可以将那些条文看作是对隐性采访的某种限制。在我国的电视新闻隐性采访中，记者有意设置陷阱进行诱拍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些隐性采访因为违反了人类基本道德和良知而引起争议。例如有一幅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展示出这样一幅情景：在非洲干旱的大地上，一只穷凶极恶的秃鹰凶狠地盯着一个快要饿死的孩子，等待着吞食这孩子的尸体。这一新闻图片显然是偷拍的，尽管它具有震撼力，但多少显得不太人道。

隐性采访极易侵犯个人隐私及其他权利。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他人侵害。在新闻实践中，公开场合下的隐性采访更多的是侵犯他人的肖像权。这点尤其需要注意。公开场合下的隐性采访有时也会侵犯公民隐私权，如交通事故中亲人过于悲痛时的失态表情，公开场合下恋人过于亲密的肌肤之亲，在报道时都要慎重考虑。

当隐性采访这种特殊的采访方式被恰当地采用的时候，对一些“不良公民”造成的心理威慑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公众的正当利益也就因此而得到多一份保护；但是，如果隐性采访被滥用，也将会危及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容忍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对其公民的生活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监视。

有些隐性采访是针对违法犯罪事实的，对这类隐性采访记者也要慎重行事。如果这种犯罪足以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伤害，如果对这些犯罪行为的曝光足以使公众免受类似的伤害，那么进行隐性采访、予以曝光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必要。

我觉得隐性采访有其弊端，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有着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土壤。我们能做的唯有在不得不采取隐性采访的情况下，将它的不足降到最低。

第二篇：隐性采访中的道德问题

职业新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公开的社会活动，应尽可能尽少用非公开的方式、手段。即使是为了实现新闻监督，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作为隐性的信息获取手段——偷拍、偷录，也只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且对此也须进行必要的道德预估和道德思考。

新闻采访中关涉的道德问题，突出表现在隐性采访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隐性采访整体上作为一种采访方式的道德问题；二是公开采访或隐性采访中一些具体隐性采访手段运用中的道德问题。这两方面关涉的道德问题有一定的重合性，但我们在具体分析讨论中将加以分离。采访方式的道德性

隐性采访是相对显性采访而言的。显性采访是指“以记者身份进行的公开采访”；隐性采访是指“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①隐性采访又被称为“暗访”或“秘密采访”。这就是说，在显性采访中，记者的身份对于社会是公开的，被采访对象能够明确知道记者的行为性质；但在隐性采访中，记者身份对于社会是隐蔽的，实质上的被采访对象无法知道记者行为的真实性质和目的。隐性采访方式本身有多种类型，诸如侦察型、体验型、验证型等。

隐性采访作为记者获取新闻的一种方式，本身就是特殊的、非常态的方式，因而很难在整体上进行道德评价。这就意味着，关于隐性采访方式的道德分析，必须动用道德评价的例外原则，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上必须采用隐性采访方式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这样的理由：通过公开采访方式不可能对一些特殊的事实进行采访，无法获取一些特殊对象的真实信息；如果不运用一些特殊的隐性手段，如偷拍、偷录，就不可能记录或留存一些重要的事实信息；进一步说，如果不采用隐性采访方式，不仅形不成新闻报道，也无法通过新闻手段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公共利益。

隐性采访方式之所以必要的上述理由，说明隐性采访要想获得道德上的肯定评价，必须满足这样的基本条件：其一，采访动机应该是善意的，这是前提。这个善意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为了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其二，在具体手段上，应该是合法的，不能违背法律规范，因为法律规范其实就是底线性的道德规范。其三，在结果上确实实现了公共利益的维护，至少没有损害公共利益。因此，任何媒体或个体记者，在决定是否运用隐性采访方式之前，都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出发，进行必要的道德预估，使隐性采访方式的运用成为道德上的自觉选择，而不是道德上的盲目选择。

隐性采访方式通常运用在对一些特殊情境、特殊事实（比如可能的违法犯罪事实）的采访中，记者身份的隐瞒、采访手段的隐蔽、采访目的的遮掩，既使采访变得隐秘，同时也使采访蕴藏着诸多的、不可预测的危险，包括记者自己的人身安全。由“隐性”造成的特殊性，使隐性采访包含着更多的道德风险，因此，对于记者来说，在选用隐性采访方式时，除了上面所说的一般道德自觉外，还应特别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的道德考虑：

无论记者的采访动机如何，真实目的如何，可能实现的报道效果如何，隐瞒职业身份本身在客观上是一种“欺骗”行为。记者在隐性采访中，必然会对采访对象一次又一次地“撒谎”，这就容易给采访对象造成伤害，记者没有道德上伤害他人的绝对权利。何况，通过“欺骗”方式得到的信息其可信性在逻辑上有着天然的缺陷。英国新闻道德研究者卡瑞·桑德斯就说，“不是所有的谎言都要加以谴责，但是我们必须对其负面性有所估量。说谎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说明这一谎言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而其他替代的方法都已探求过。”②我国新闻法研究专家魏永征则指出：“如果经常这样做，会引起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媒体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客观、公正，而现在它却经常以欺骗手段获取新闻，这就无异釜底抽薪。”因此，记者在选用隐性采访方式时，要特别慎重，“只有当欺骗比起对方的卑劣来是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揭露这类卑劣行为对于公众极为重要，而通过普通途径又无法获得有关材料的时候……这种欺骗才可以认为是正义的。”③这说明隐性方式是以“恶”对“恶”的方式，是以“小恶”对“大恶”的方式。

作为职业记者，要有一种道德自觉。人在隐蔽身份的情形下，在别人无法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容易失去严格的道德自律（由网络隐匿性形成的各种网络不道德行为就是一种明证），容易违背道德规范。不可在道德上陷入动机主义和结果主义的片面性。记者在采用隐性采访方式时，最容易用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条来为自己的行为方式和采用的具体采访手段进行道德辩护，然而，隐性采访维护的到底是不是社会正义、是不是公共利益，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模糊的、不清晰的，有时更多的可能是记者的利益或记者所属媒体的利益。一般说来，如果难以判断一些行为是否直接关涉公共利益，这时，记者应该采取保守的方法，即不采取冒隐匿身份和撒谎的道德风险，那就是说，在“公共利益还没有处于明显危机时刻”，隐性手段的使用要特别谨慎。有学者甚至指出，“什么时候公共利益清楚明了，从而可以以此来证明谎言的合理性？我认为没有，我们至多只能说在那种情况下说谎是最少恶性的行为。”④ 采访手段的道德性

关于隐性采访手段，就当下的新闻实践来看，被记者使用的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隐瞒真实身份，并以隐瞒后的身份（比如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完成记者的实质性采访工作；二是信息获取手段的隐蔽，最为常见的就是偷拍、偷录。还有一种比较少用的特殊手段，就是以盗窃行为获取一些信息。这几种具体手段，特别是前两种手段经常是一起使用的。但在一些公开的采访中，记者也会同时使用偷拍、偷录的手段。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手段，有些身份是记者绝对不能使用的。比如，在我国，在任何新闻采访情境中，“新闻记者都不允许伪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家公务员、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等进行采访活动，这类职务是依照法律的规定专门授予的，任何人假冒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至于记者伪装成违法犯罪者，例如吸毒者、嫖客之类以摄录所需要的材料，也是不能允许的，这种伪装不仅有损人民记者的尊严，而且会引发意外的事端，甚至助长或促成犯罪活动。”⑤特殊身份意味着某种特殊权利，特殊权利有着特殊的道德根据。记者以隐瞒、欺骗方式获取特殊身份和特殊权利，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违法犯罪的身份，在客观上已经损害了新闻职业品格，还有可能助长或促成犯罪活动，就更是失去了道德辩护的根据和理由。因此，隐性采访中隐瞒身份是有界限的，并不是什么身份都可以伪装。以偷盗行为获取相关信息，比如，记者潜入一些可疑官员（可能是腐败分子）的办公室或私人住宅去获得一些文件信息，不管动机如何，目的如何，从手段和结果上看，其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行为，运用这种行为获取信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法律秩序、道德秩序，冲破了职业权利范围的法律限制，与社会道德规范是公然背离的，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威胁，担心和害怕与记者接触，这必然不利于新闻职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实现，因此，人们很难在道德上找到为这种“盗窃”行为进行辩护的一般性理由。即使最后获取的信息确实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保护，但仍然不能证明手段本身的正当性或道德性，如果一个社会允许用恶的手段追求善的结果，那就必然会生出诸多恐怖的景象。

一种行为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行为结果中，还体现在行为过程、行为手段本身。行为手段的价值与行为结果的价值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很难用结果的善或好证明行为手段的正当性。行为手段自身造成的道德影响往往不是单一的、纯粹的，手段造成的有些结果是当下可见的（比如获得了信息）、善的或好的，但手段造成的另一些结果则可能不是当下可见的（比如盗窃手段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一些观念的负面影响）。恐怕正是因为一种行为方式、行为过程、行为手段，会造成多种实际的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影响，人们才会对行为手段本身异常谨慎。对于那些明显违背普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手段，不管其能够获得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人们都难以给予道德上的认可。何况，不管是法律还是社会习惯，并没有赋予记者这样特殊的行为权利。

在新闻实践中，关于隐性采访手段中的道德问题，集中在“偷拍、偷录”手段的运用界限上。“所谓偷拍偷录，就是不征得当事人的许可而自由地拍摄录音，在估计当事人不会许可的情况下则采取秘密方式自行摄录。”⑥在这两种情形中，偷拍、偷录中的道德问题又主要发生在“采取秘密方式自行摄录”的情况中。对于职业新闻采访中的偷拍、偷录，各国法律并没有一概限制，但不是没有限制，而总是有所限制。如今，新闻的生产与传播，越来越受到技术的影响，越来越成为技术建构的产物。因此，如何使用新闻生产传播技术，即如何在新闻的采、摄、写、编、制、播等活动中恰当合理地、道德地使用技术手段，已经成为新闻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也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今后新闻伦理道德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我们这里讨论的“偷拍偷录”问题，不过是长期存在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而已。根据已经形成的道德认识，记者在实际运用“偷拍偷录”手段时，以下几点是必须注意的。

所有的记者都应该知道，技术使用是有法律边界的。法律边界实际上划出道德的最大边界。职业权利范围中的使用是合法的，职业权利范围之外的使用既是违法的，也是不道德的。法律限制是从整个社会利益出发的，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包括人们普遍的道德意志。因此，任何记者如果不顾法律限制“偷偷摸摸”使用一些禁止使用的设备器材实现采访中“偷拍、偷录”的目的，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背离了人民的普遍道德意志。如果人们通过新闻报道或其他途径获知新闻记者使用了法律禁止使用的拍录设备，就会觉得这是对法律的蔑视，也是对他们道德意志的违背，因此，记者的“偷拍、偷录”行为很可能受到道德质疑甚至道德谴责。

不能滥用或者说要合理运用“偷拍、偷录”手段。“偷拍、偷录”手段在道德上的可辩护性是：手段运用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良好动机。“人们公认对于正在进行的严重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包括违法犯罪行为，可以不经行为人许可进行拍摄录音，包括偷拍偷录……这类行为人由于实施了损害社会公益的非道德的和非法行为，他的一部分人身自主权相应退缩，也就丧失了对他人未经许可摄录自己不良行为并且加以传播提出异议的权利，无可阻拦大众传播媒介的正当披露。”⑦“利用偷拍暗访的方式揭露不法之徒的„隐私‟，公布其劣迹之行为并不是伤害，而恰恰是行使媒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⑧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记者可能没有足够的根据判断采访对象的行为性质，只是在怀疑其行为可能是违法的、犯罪的或者不道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偷拍、偷录手段的使用实际上就是对报道对象主体的不尊重，实际上就是没有把采访对象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主体看待，而是把对象仅仅看成了记者自己完成职业行为的手段。

那种以猎奇为目的、以公众共同兴趣为借口，直接侵犯他人隐私空间、场所、场合等的偷拍、偷录，乃是病态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应当说，公众兴趣并不都是健康的，并不都是应该得到满足的。“公开本应隐秘的东西可能是一个错误，通过非法的方法获得隐私又是一种错误。”⑨任何人都不拥有随意侵犯他人隐私的道德权利。“当媒体„冷酷无情‟地追逐人们的私人事件，尤其是通过图片的手段时，它们获得了最坏的恶名。”⑩如果记者的偷拍、偷录行为事实上给当事人造成了伤害，那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不仅仅是受到道德谴责。

第三篇：浅谈隐性教育

浅谈隐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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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教育是指在宏观主导下通过隐目的、无计划、间接、内隐的社会活动使受教育者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的教育过程。它实现教育目的于日常生活中，渗透教育过程于休闲逸致间，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价值、道德、态度、情感等产生影响。隐性教育的教育主体体现为“宏观性主导”，或者说隐性教育的“操作者”是“宏观性主导”。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属于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两者范畴对应、作用互补。

那么如何实现隐性教育法的作用呢？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1.通过渗透式教育，强化显性教育中的隐性渗透

渗透式教育既是显性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它通过有意识地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巧妙地借助语言、文学、体育、艺术等工具，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倡导优良的校风和班风，对学生进行熏陶和感染，使他们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氛围中，自我感受和领悟 “学什么”和“怎么办”，使道德教育达到“润物细无声”之功效。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陶冶式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最好形式。其主要措施有：①美化校园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重视舆论导向，加强校风建设。美的事物、美的情境可使人赏心悦目 ,身心愉快，并自觉约束自己不合乎道德的行为。相反，肮脏的自然环境、恶劣的文化氛围、单调的生活方式则易使学生懒散、放纵。所以，道德教育要善于利用多种方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激起学生对美的情感体验，净化学生的心灵，陶冶学生的情操，开启学生的智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注重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

德育的最终目的不仅是使学生掌握有关的道德规范、原则和价值观，而且要形成相应的行为习惯。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来认识、领悟道德规范，达到自我选择和自我教育的目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主要有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参加生产劳动、社区服务、军训及多种兴趣活动。学生通过这些活动，不断提高思想认识，丰富情感，磨炼意志，形成信念，形成巩固的行为习惯，以达到增强德育实效的目的。

4.抢占网络文化阵地，增强德育实效

网络文化是一种不分国界，不分地区，建立在因特网基础上的信息文化。它具有内容丰富、传播迅速、影响广泛、能控率低、参与平等、服务个性化等特征。因此，通过因特网涉足网络文化，获取知识，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时尚。对于网络时代的到来，反应最强烈的是青少年，因为他们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也善于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如果让他们在网上成了腐朽文化的 “俘虏”，则是教育的失败。由此，抢占网络文化阵地，绝不能等闲视之，要让网络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园地和成才的基地。

第四篇：隐性股东协议

股权代持协议书

甲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

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股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照执行：

一、委托内容

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作为自己对公司人民币万元出资【该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万元）的%，下简称“代表股份”】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

二、委托权限

甲方委托乙方代为行使的权利包括：由乙方以自己的名义将受托行使的代表股份作为出资公司，在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以公司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相应活动、代为收取股息或红利、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行使公司法与公司章程授予股东的其他权利。

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作为上述投资的实际出资者，对该公司享有实际的股东权利并有权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乙方仅以自身名义将甲方的出资向该公司出资

并代甲方持有该投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而对该出资所形成的股东权益不享有任何收益权或处置权（包括但不限于股东权益的转让、质押）。

2.在委托持股期限内，甲方有权在条件具备时，将相关股东权益转移到自己或自己指定的任何第三人名下，届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文件，乙方须无条件同意，并无条件承受。在乙方代为持股期间，因代持股份产生的相关费用及税费（包括但不限于与代持股相关的投资项目的律师费、审计费、资产评估费等）均由甲方承担；在乙方将代持股份转为以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任何第三人持有时，所产生的变更登记费用也应由甲方承担。

3.作为委托人，甲方负有按照公司章程、本协议及公司法的规定以人民币现金进行及时出资的义务，并承担以其出资额限度内一切投资风险。

4.甲方作为“代表股份”的实际所有人，有权依据本协议对乙方不适当的受托行为进行监督与纠正，并有权基于本协议约定要求乙方赔偿因受托不善而给自己造成的实际损失，但甲方不能随意干预乙方的正常经营活动。

5.甲方认为乙方不能诚实履行受托义务时，有权依法解除对乙方的委托并要求依法转让相应的“代表股份”给委托人选定的新受托人，但必须提前15日书面通知乙方。

四、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作为受托人，乙方有权以名义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但不得利用名义股东身份为自己牟取任何私利。

2.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转委托第三方持有上述代表股份及其股东权益。

3.作为公司的名义股东，乙方承诺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权受到本协议内容的限制。乙方在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需要行使表决权时至少应提前3日通知甲方并取得甲方书面授权。在未获得甲方书面授权的条件下，乙方不得对其所持有的“代表股份”及其所有收益进行转让、处分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也不得实施任何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

4.乙方承诺将其未来所收到的因代表股份所产生的任何全部投资收益（包括现金股息、红利或任何其他收益分配）均全部转交给甲方，并承诺将在获得该等投资收益后15日内将该投资收益划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乙方不能及时交付的，应向甲方支付等同于同期银行逾期贷款利息之违约金。

五、保密条款

协议双方对本协议履行过程中所接触或获知的对方的任何商业信息均有保密义务，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该等信息属于公知信息或者事先得到对方的书面授权。该等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继续有效。任一方因违反该等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应当赔偿对方的相应损失。

六、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一般为该公司工商登记的经营期限，具体期限以甲方约定的为准，甲方在该公司经营期限内，有权随时解除该股权代持行为。

七、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除承担守约方维权所花费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交通费等），还应承担违约金万元，并赔偿一切损失。

八、争议的解决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双方同意向天长市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九、其他事项

1.本协议一式两份，协议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签约时间：年月日于天长

第五篇：隐性乳腺癌

隐性乳腺癌

乳腺癌是危害妇女健康的恶性肿瘤，其主要症状是在患乳中能触摸到无痛性的、单个、边缘模糊、活动度小的肿块，有的还可能有乳头溢液、乳头内陷、乳房皮肤出现橘皮样改变等症状。然而，也有些患者既没有上述典型症状，也没有周身不适，仅以腋窝淋巴结肿大为首发症状，这种乳腺癌在医学上叫做“隐性乳腺癌”。

隐性乳腺癌的发病年龄和普通乳腺癌一样，以中老年妇女居多，其中45～49岁和60～69岁居多。这说明其发病原因与女性体内性激素紊乱密切相关。由于隐性乳腺癌缺乏典型症状，往往被患者所忽视，临床诊断也有很大的难度，因此危害也就更大，应引起广大患者和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

至于乳腺癌的隐匿原因，有学者认为，在乳腺癌的发病初期，由于人体免疫力较强，能有效地控制癌瘤的生长，因此原发灶能得到控制；但是肿瘤在沿淋巴道转移的过程中，可能由于抗原性发生了改变，人体免疫功能就对转移癌失去作用，才以腋窝淋巴结肿大为首发症状。??

提高对隐性乳腺癌的警惕性，对中老年妇女来说，就是要经常留心乳房周围的变化，特别要注意可扪及的、增厚的、边界不清的乳腺腺体，尤其是腺体呈进行性增大时，更不可麻痹大意，因为在局限性腺体增厚的人当中，有15%左右隐藏着癌前病变。同时，要十分注意腋窝是否有可触及的淋巴结。

由于隐性乳腺癌仅以腋窝淋巴结肿大为特征，而引起腋窝淋巴结肿大的病因十分复杂，所以医生首先要对患者全身各系统进行全面检查，以排除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其次，不论是否发现乳房肿块，均对肿大的淋巴结进行活组织检查；还应进行雌激素受体测定，这不但有助于诊断，还能指导治疗。约50%的隐性乳腺癌可在X线拍片时发现，表现为有特异性的微细钙化点或致密阴影。必要时还应对怀疑部位作活体检查，以明确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