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稿(刘洪涛)（精选5篇）

第一篇：演讲稿(刘洪涛)

演讲稿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我是市财政局国库集中收付核算中心的刘洪涛，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优化发展环境，塑造良好形象”从你我做起》。

市委、市政府在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深入开展了“优化发展环境，塑造良好形象”重大活动，根本的目的在于着力解决当前影响陇南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全面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包容意识和责任意识，大力倡导人人关心发展环境、个个争当陇南主人、齐心协力塑造陇南良好形象的新风正气，为加快陇南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而“财政是庶政之母”，做好财政工作非常重要。中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其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对财政管理的各项要求，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按照突出重点、统筹兼顾、远近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建立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完善预算编制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预算监督，建立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预算监督相互制衡、有机衔接的运行机制，提高财政管理绩效，保障财政职能作用充分发挥，为全面建设小康

1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依照上述精神再结合单位实际，联系个人，我们就要努力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优化陇南发展环境的要求相一致，使自己和塑造陇南良好形象相契合，使自己为陇南的跨越式发展增砖添瓦。

著名作家流沙河曾说：“要了解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坐几分钟的公交车即可。”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城市的形象往往是从最细微处塑造起来的。一个人有自己品质和风格，一个城市也有她的品质和风格，我们陇南的品质和风格谁来塑造？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是啊，有谁不希望自己生活的热土更加美好呢？“优化发展环境，塑造良好形象”，就正是要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和文化素质，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在全市上下营造发展的良好氛围。我们都是这个社会普通的一份子，也许我们不能驰骋疆场，轰轰烈烈，但我们可以立足本岗，兢兢业业。也许我们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但我们手牵手就能铺筑平坦的大道；也许我们只是一块毫不起眼的砖头，但我们肩并肩就能构建牢固的大厦，也许我们很平凡，但我们相信，无数平凡的奉献必将铸就不平凡的明天！

当然，“天下大事，图之于细；天下难事，图之于易。”我们首先应该从细处入手，从易处着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个人修养，展现出新时代财政人应有的风采。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要始终围绕“抓收入增长，优支出结构，强财政监督”的财政中心工作，做好日常的会计核算，加强会计凭证的审核和检查，保证基础会计数据的准确记录和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强化财务管理，注重财务分析；加强往来款项的清理，杜绝帐实不符的现象；添加财务报表，丰富报表数据；撰写财务分析报告，为改进财政工作提供合理化建议；做好部门预算决算等突击性的工作，与同事密切合作，保质保量地完成预决算任务。还需要我们多一些微笑，多一些耐心，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从说好每一句话、接好每一个电话、办好每一件事、接待好每一个服务对象、做好每一天的工作入手。

我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要提高个人修养，一是应该改言，改性，改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基本的就是语言，如果我们说话没有艺术，或是说话不得当，就很难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在性格上假如习气很重，恶性不改，坏心不改，心里面的邪见，嫉妒，愚痴，傲慢不改，就很难在道德，修养上有所提高。二是应该受教，受苦，受气：我们在加深修养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会受教，受教就是把东西吸收到自己心中，然后把它消化成为自己的思想。并

且还要受气，如果一个人只能接受人家的赞美，是不能永远和完全给自己增加力量的，还应该学会接受别人的批评，指导，乃至伤害。三是应该思考，思想，思虑：不管什么事情都必须三思而后行。思想是智能，任何事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再去做，必定能事半功倍。四是应该敢说，敢做，敢当：有些人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意见的时候不敢在大众面前发表，只会在私底下议论纷纷；遇事也不敢当，不敢做。不敢担当就不会负责，不会负责就无法获取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修养也不会提高。从身边的事做起，从细微处着手，学会识大体，拘小节，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就能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为优化发展环境出力。

每人前进一小步，陇南就会跨越一大步！朋友们，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携手同心，同舟共济，乘势而上，扎实工作，用智慧、用爱心、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塑造陇南崭新形象，让更多的人来陇南投资兴业、共谋发展，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第二篇：柴洪涛演讲稿

在2012全国法制、民生类高级研讨班上的演讲：

《“三驻三同”与公安、执法类节目的题材拓展》

太原电视台社教法制频道总监 柴洪涛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做法制节目的，这样的话我们有些小的做法，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也许会对大家有帮助。每个台有每个台的情况，我先从太原电视台发展来讲，可能会对大家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有好处。太原电视台法制频道成立12年了，从组建，我们是先有栏目，后有频道的，《并州之剑》栏目是16年，《百姓说法》是13年，但我们先是有两个法制栏目，后来又成立频道的，但是成立频道12年了，12年风风雨雨我们走过了很多，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法制频道的收视率，市场占有率都是非常好的，我们2004年市场占有率达到11%，收视率大概都在7、8、9%，但是随着电视的发展，随着各个台都在做这种节目，这个收视率一直在压缩，大量的新闻栏目，大量的民生栏目，也要靠法制的内容来提高他的收视率，所以这样就和我们抢题材和题源人就更多了。我们省会太原一共11个频道，大概20多个栏目，都会牵扯到法制的内容，包括省台，甚至包括我们本台的节目，新闻类节目，《太原新闻》、《新闻快车》、《发现》就这些栏目虽然说是民生的新闻的，但它当遇到收视低谷的时候，他一样要来抢我们的法制题材来提高收视率，所以这是我们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媒体栏目的设置，风格雷同的制作方式，形成这么一个法制节目混战的局面，但是在一个城市，当然我们是一个地方台，就在这种地方台的情况下，怎么去走出这种困境，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琢磨，当然我经常讲，就法制频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频道？我们在频道里面也经常和大家一起讨论，我们频道120多个同事、20多个中层干部常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频道，所以我经常给他们讲，我说我们法制频道是一个和别人合作的频道，是需要一个开门办台的频道，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没有的，我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更不是检察官，你什么都不是，但是你要拍摄他们的内容，拍摄他们的案件，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合作共赢才是唯一的出路。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在获得新闻的时候，我们也走过很多的路子，包括我们和110指挥中心进行一个合作，拿着对讲机是我们太原电视台最早的，我们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和太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合作，拿他们对讲机来进行这种新闻线索的获得，但是公安系统或者是政法系统，他经常也做一些改革，实际上包括我们太原市的刑警队一会儿归到派出所，一会儿又分出来，和公安系统的改革很大，像他后来把这个出警的方式变掉以后，就等于把我们这个线索掐掉，我估计可能别的台也用过这种方式，就拿公安局对讲机来合作，第一次合作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可以在对讲机听到所有的线索，所以出警的东西，我们可以一天有几百条，太原市一天有2000多个报警，大概有500多个是我们能去的，我们在这里边来选，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信息化的建设，他要科技强警，他出警方式变了，他变成一种电脑派警，就说你打110报警以后，他用电脑指令就下去了，下到分局，下到派出所，他不在对讲机里面喊，那我们咱们办？我们实际上这个模式随着他的发展，我们就断掉了，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的模式变了以后，我们跟着把线索断掉，所以如何的占有资源，如何的使用资源，所以我们如何的占有，使用和把握资源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中央提出走转改对我们来讲，它既是个虚的，也更是个实际的东西，我们太原电视台在这方面深有体会，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磨合和思考，我们就提出了“三驻三同”，我们叫创新的政法宣传模式，借走转改下基层的东风真正把记者推到一线去，推到现场去，真正对新闻的资源进行占有和把握。

“三驻三同”简单给大家一下，我们有三个不同的栏目，一个是《并州之剑》它是一个倾向于公安类的节目，之后我们把太原市所有的分局拿到手里面，但我们没有住在分局，我们都住在派出所和刑警队，我们跟他们联系，要求记者驻警，我们要求刑警队给我们腾出一间办公室来，给我们配制桌椅板凳，办公用品，然后我们派两名记者驻到刑警队来。然后《百姓说法》是和法院密切相关的节目，它以说法类，庭审类节目为主，那我们就和法院联系，在每一个城区的法院，因为他法庭太小，和公安系统海部太一样，所以我们在城区法院跟他们联系，我们也是这样的模式，他们给我们提供办公室，提供办公用品，我们《百姓说法》的记者，每个城区法院驻两名记者，真正地驻下去，因为我们要求办公用品就包括床了，包括上下铺，只要有就行，一个是驻警，一个驻法庭，还有驻街办，为什么驻街办，每个街办都有一个司法所，可能现在国家在推进中调息术的时候，大量民事的纠纷它是在司法所去解决的，是靠民调员，靠社区司法所的调解员就把它解决了，所以那个的新闻资源占有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积极和司法局去联系。而我们的《哥俩帮忙》它属于一个法律帮忙类的节目，它大量的在做这种调解，所以我就把《哥俩帮忙》的记者全部放到了社区司法所，街办，那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工作，这个可能老点同志都知道，实际上我们和人家同吃，同住，同工作，主要是建立一种工作的感情，建立一种工作的机制，吃是吃人家的，基本上我们现在记者的住宿，中午比如加班什么饭都在法院和派出所去解决了，但是司法所是比较弱的，咱们公检法属司法最弱了，一个城区来讲公检法都是独立的，司法所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他们要差一些，但是相对来说民间纠纷多，就是艰苦你也得下，条件好你也得下，但是我们的想法和要求是把记者真正推到一线去，当初我们想法推出以后，很多人也在问我一个问题，你们有那么多记者下去，有那么多记者去做这个工作吗？实际上我们想一个问题，记者的工作岗位应该在什么地方？尤其作为法制频道的政法记者，你的工作岗位应该在什么地方？你的工作岗位就应该在一线，就应该在派出所，就应该在刑警队，就应该在法学院，所以并没有很大的力量，我们频道120个记者，我们拿出60个记者来下基层，我们在太原市建了42个报道点，因为记者站是不允许成立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来成立记者站，那我们叫它报道点，我们做了42个报道点，派驻了60多名记者，完成专题节目4000多条，提供法律服务1000多次，但是这个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获得线索比“三驻三同”之前增加了34.7%，一线的东西多了，实际上我觉得那天和杜岩主任讲的道理是一样的，法制节目最好的是在现场，其次你才是加点评的，最差的就是两个人聊一段子，这种可能是收视率要差一些的。因为我们法制节目天然的收视率，天然案件的这种奇特性就支持它有很高的收视率，但是如果你拍不到现场的话，故事讲得再好，你也是第二手，第三手的。所以我们通过“三驻三同”真正地把获得新闻线索一种方式改变了，所以收视率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我们做得比较早，2010年的12月1号，我第一个挂牌开始跟他们进行合作，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新闻的线索，尤其是一线的线索就特别多。

我们这种零距离的工作方式，还改变了以前我们法制节目这种过去式，叙事式这种方式，我刚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以前的片子调出来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我们采访的犯罪嫌疑人都是被剃头的，穿上看守所衣服的，因此什么？我们的滞后，我们整个在滞后，所以我们每次在拍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警察叙述，受害者叙述，然后把那个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提出来，让他再叙述，出于简单的方式，当时最初期就是这样去做。

但是我们“三驻三同”真正地把记者放到一线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非常鲜活的、第一手的、第一现场的、第一时间的这种案件报道，而且这种收视率是非常强的，法制节目有很大的特性在于它的围观性，所以我们好多这种做调查的人经常问，说法制节目你们收视群体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人，是挣1000块钱的愿意看，还是挣500块钱的，我不反对他这种说法，因为收视调查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量化来分析，但实际上对法制节目来讲，这种分析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做这么多年，我们感觉围观性最强，咱们一会儿门口有两个人打架，咱们可能围上去看看怎么回事，你说这个围观的人群里边有什么样的人，有大学教授，也有可能是拉平板车的，它不是那种分析，它分析的方式不一样，它大概就是人的兴趣所致，围观性所致，那你要满足人的围观性，满足这个东西，从低层次来讲那就有第一现场。

再一点我一直觉得，我们法制频道，弘扬法制的精神，普及法律的知识，推进法律的进程，我们不管讲多少的要求和理念，我们都是需要寓教于乐的，需要他看，他不看，你什么你都教不会他，那我们做的就是那种很烂，然后你说我非要让你传播法制知识，他没有看，你怎么去传播，所以做电视第一让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就成功了，然后我把法律的知识，普法的东西放在我的节目里头，哪怕通过对犯罪分子的一个打击，你看这个事情你是不能做的，你是不能犯的，就可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比这种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一直强调第一现场，因为我是《并州之剑》当制片人，我一开始在一线，我们开始很痛苦，110出警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记者拿着对讲机在等，你如何的去看，因为好多事都是瞬间发生的，他可能在三到五分钟去解决现场，现场就变了，没有了，我们当时也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的车每天疯跑，我们《并州之剑》有两辆挂牌的车，可以闯红灯，他不可能等着你去拍，咱们我们把记者放下去以后，他随警更强了，哪一组记者去负责哪一个城区的东西，这样的话他随警作战性，第一手资料获得的更真实，下面有一个片子。

（放片子）

最后把那个人抓着了，很简单的撞车互相蹭了一下，那个人很火爆就把他捅死了，以前不是没有的，就是量很小，但是在我们实行这种“三驻三同”的工作方式以后，这种的线索越来越多，再一个用这种工作方法，我们把和公检法的干警这种关系变化了，以前我们是上门去求素材，下来我们是战友，这个战友之情是很可怕的，他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方便，这种感情的注入，对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讲这个“三驻三同”能做到会有几个点，取得执法部门的信息应该是法制频道工作的基本点，因为他不信任不让你去，再一个就是让政府对我们放心，法制频道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也经常会受到一些批评，他觉得你血腥暴力，觉得你把太原市负面的东西报道了，但是我们通过这种正面的“三驻三同”这种方式取得政府对我们理解和支持，这也是一个基本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种工作，我们再做专业，我们频道一直没有做这种民生的东西，虽然说法制也是民生一个内容，但是我要做就做专业的，专业的可能是长久的，而且我们现在做到什么地步，比如说我们把太原电视台法制频道当做太原市政法系统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发布的一个平台，而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他每天批评，这了不得，所以这个时候他对你的信任，这几个点你做完以后，他会把一些就一般不让这个新闻单位去介入和报道的东西会交给你，再看一个短篇，就是《百姓说法》的一个片子，像这种游行示威的一般来讲是不让报的。

（放片子）

柴洪涛：像这种镜头一般来讲，在我们这么多年也是没有的，因为不允许。这是在我们市委、市政府门口拉的。就是像这种事件大家都知道，各个城市都有，政府也不会一般做公开报道，但是他有时候会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打击，在这个案件当中，事实这个事情让市委市政府非常恼火的，已经构成一个涉嫌犯罪了参与这个事情，为什么产生这种效果，我们是一个法制事件，或者法制很多东，在处理他的时候，这个新闻只在我们法制频道播了，包括新闻频道都 没有公布的平台，我们充分的得到了政府和党对我们的信任，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们能播这样的东西，证明我们的专业性，政府也考虑如果在新闻上播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是他不会这样选择，也看到这个东西了，但是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如果法制频道能向这个方向发展，肯定也是将来大家发展的一个方向。

第二个“三驻三同”增加节目现场感，让法制节目从过去式变成现代进行时，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做这样一些现场非常强的东西，实际上我们觉得现在法制节目发展到今天，我们也不缺少观点，很多专家我们也常来请一些院校的老师专家做案件的点评，但事实上没有真正地第一现场，这个可视性，客观性，新闻的真实性都会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说我们“三驻三同”以后，对记者要求就是现场现场现场，贴近贴近贴近，这是我们每天在讲的。我们主任每天在我们的管理上可能有点像半军事化管理，我们每个栏目早晨起来要开班前会的，就是要总结一下昨天的工作，把今天的工作安排以后，做法制节目是又辛苦又危险，我希望大家通过开一个班前会大家这样一种交流，能让记者互相之间有一个感情的培养，实际上我们经常给记者讲，我们记者经常出去遇到围攻，三个记者一个组，你如果三个人很团结，一般人不会动你，但是如果你发生冲突，两个记者先跑了，剩下那个记者肯定挨揍，我们台的别的栏目出现这种情况，采访手机店的人，说人家违规卖手机，结果他们店里冲出来三个小伙子，结果记者他们三个先跑俩，最后一个挨揍了，所以就是做节目的纪律性和团结性一定是第一的，如果你第一个跑，我肯定开除你，我说你们三个一起打，打败了咱们再上，真正的你有很好的法制节目这种标签的话，不管什么样的人不愿意和法制节目的记者发生冲突的，大概知道我们身后有公检法的支持，但是我们“三驻三同”之后这个问题解决的更好，我们大量都是在随警作战，这样对记者的保护上了一个很大的层次，现场感很强的片，对记者要求就是现场现场现场，贴近贴近贴近。还有一个《生命的救援》这个片子。

（放片子）

小孩掉进井里去了，但是那个井很深，就是建筑的井。像这种打桩的井很深，一个很小的小孩掉进去，但是最后这个孩子没有救上来，死了，刚才片子的典型就是进行时的方式，从孩子掉到井里面，连续几天的救援我们都在跟进，这种题材的报道，为什么我们现场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很多现场都是比较血腥的，但是像这种救援的东西一定要有，它就像我们法制节目的胡椒面一样，政府就会放心，党和人民就会喜欢你，领导你看，有正面的东西，不光是杀人放火，还有救援，所以说我们只要太原市遇到老人走失，孩子丢了，消防的救援，我们这个现场是一定要赶，一定要放在我们里面作为一个调剂，现在变成40分钟，每天大概在15条片子左右，如果没有这样现场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很重吧，我审片子都会觉得很重，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把我们法制频道节目看一下，从七点半开始《并州之剑》40分钟，《百姓说法》25分钟，《哥俩帮忙》30分钟，看下来我自己觉得很沉重，原来社会是这么的不好的，所以我在后面整体作为频道这个层面调节的时候，就要求一定要有这种东西，包括先进人物，先进单位的这种表扬一定要有，它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在屏幕上感觉到我们法制频道的屏幕干净了，一个通过表扬人物，表扬单位，我们说俗话可以拉拉关系吗？他以后给你更多的案件和支持，这也是我们需要的，这种东西也是我们要做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三驻三同”以后，会对一些政法系统的一些新的政策，新的规定都做了一些注解，这个我们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你比如说2011年太原市推出了落户的新政的问题，公安系统办事的程序和你政府公布的东西不一样，比如太原市新闻发言人说，我们从6月1号开始，6月1号就开始变了，购房的就可以迁移户口，但是公安系统常常不是这样做的，他要等他他的系统文件，要等他公安部，公安厅，市局给派出所的文件，只要有了这个系统文件他才会给你办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因为政府的信息已经公布了，然后老百姓已经知道了，他大量的要办这个事情，而公安觉得一些相关的规定，细化的规定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就怨声载道了，所以我们《哥俩帮忙》就制作了五集的系列报道，您落户我帮助，大量采访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和公安局的规定，有什么相符的，什么不相符的，什么能去办，什么不能去办，这个片子播出以后，真是受到了公安系统的，尤其户政处最大的表扬，他高兴坏了，他平时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矛盾是在他那，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解释，就会产生许多矛盾，就会产生门难进，问的多了，他就不耐烦了，但是通过我们频道这种做法来进行解释，老百姓也明白了，户籍系统的压力顿减，市局户政处要求我们把这五期节目刻录下来，放到下面的那去播，你不了解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采访比较详细，所以说像这种节目不但取得了良好的收视，也得到了公安部门很高的赞誉，也彰显了我们法制频道专业的精神，做专业，别的条文出来以后，我们肯定不去解读它，但是关系到公检法的，关系到老百姓利益的一定要最快的时间去解决，因为驻扎到第一线，所以能听到老百姓的呼声，我们的节目更有现场感，更加鲜活，这个我们深有体会。第三个情况“三驻三同”以后，让我们的节目广度，深度也有了延展，你比如讲题材拓展，我们题材从量上来讲有了拓展，但实际上拓展还有深度的拓展，法制节目的深度报道与其他类型的报道一样，就是要为观众提供更多的事件背后的信息，我们经常给记者讲，你拍摄的是事实，但你不一定是真相，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法制节目这个深度报道也一直比较难做，难就难在很多法制事件发生以后，他解决的过程是封闭的，是我们介入的，公检法部门对我们是封闭的，但我们“三驻三同”以后，我们从深度报道这一块，也有所拓展，就是不光拍了真实的东西了，还知道案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放一下《疯狂的屠戮》。

（放片子）

柴洪涛：这个案子是这样的，我们记者到第一现场就是一个交通事故，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这个“三驻三同”和警察有个很密切的关系，当时到现场拍完交通事故，可能就被作为交通事故报了，因为以前我们是跟不上的，但是我们“三驻三同”跟着民警回到刑警队以后，他才会分析，这里边有什么问题，怎么撞的，我们才发现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一个贩毒的案件，所以我们感觉就说，“三驻三同”以后对题材深度的拓展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条新闻从最初的记录到播出，经历了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在事发的当初当时肇事逃逸的治安案件去处理的，但是随着跟踪的案件才发现是一个贩毒的东西，我觉得深度报道应该兼有新闻性，深入性，解释性和进展性，这个片子虽然做得不见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它能体现出我们这种深度拓展的一个感觉。再一个我们“三驻三同”以后，我们和老百姓接触多了，所以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辛苦工作，我觉得老百姓是这样的，他也知法了，他也懂法了，在用法上现在老百姓还是不行，所以我们现在就想从法律的服务性和贴近上有所拓展，其实我们都是做法制的，我们也知道威权，但是真正你遇到事情的时候，用哪个法律去威权，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法制记者都不太清楚，因为法制太多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辛苦的工作和宣传，从一五普法到五五普法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普法，老百姓真的懂法了，他知道我应该威权，但是真正威？一直是一个问题，通过“三驻三同”我们也感觉，法制节目应该脱离开这种生冷硬，服务性应该更强一些，因为法律说到底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载体，服务功能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说十年前人们看法制节目，都是为了逾越眼球，现在老百姓要求实用性在哪？一会儿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哥俩帮忙》服务类的片子，楼上楼下产生冲突的片子，就是楼上挂了一个广告牌，遮挡了楼下邻居的视线，这么小的一个事情，诉讼的成本还是很高的，但是调解的成本就很低，我们《哥俩帮忙》主要放在法律的服务上。

（放片子）

柴洪涛：实际上老百姓大量的纠纷是这样产生的，就是因为钱，因为一个利益的关系，那这种节目相对来说更贴近老百姓，它是身边的事情，就这么繁琐他要给他1500，她要一万，最后2000解决，可能我们会大量的发现这种事件，但是我们“三驻三同”以后不仅通过节目切实的帮助市民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调和的时候，我们进行调和和帮助，也通过一些优秀的片警、法官，民调员通过对他们采访，发现他们真正地是树立起来法律服务部门和法律服务人员新的形象，所以说法制节目所承担的普法重任这样来讲就不是很沉重的了，我们法制的温暖相对来说温暖一些，就能够潜移默化的融入到老百姓生活当中，我们感觉“三驻三同”不光是可以出节目，更可以出想法，这种事情遇到多了以后，我们发现老百姓真的需要法律的服务，需要法律的帮助，所以我们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我们最近3月份退出一个叫让爱与法通行，法律服务进万家，百姓带上法官进老百姓家，带上律师进老百姓家，做什么呢？就问他有什么，每天我们服务五户，带上法官，您有服务，你现在提出来，能现在解决的，现在给你回答，现在解决不了的，你可以专门去找这个法官，或者片警解决去，如果每年问题，我们留一个法律服务卡，想真正地把法律服务真正地放到老百姓身边去，法制节目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生冷硬，它的服务性和温暖性大量的会体现在这个方面。

在这个“三驻三同”以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比如说我们和公检法的工作更多一些，是不是和别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可以做更多的合作，这是需要探讨的，还有很多人会想一个问题，你们和公检法合作了，成为战友了，监督性在什么地方，新闻监督是不会丢的，而我们的监督，我也告诉大家一种方法，我经常跟公安局长一起吃饭告诉大家，你做得好的，我一定会给你宣传出去，你做得不好的我一定会告诫你，内部监督，不要搞外部监督，实际上你说公安局某一个片子，不会把公安局撤掉的，目的是一样的，去年过年我们有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小区发生一个盗窃案，盗窃案以后过年期间嘛，因为天气很冷，入室盗窃就把玻璃给打碎了，这一户老头老太太两个人，派出所刑警队民警就去了，去了以后带着实习生，告诉小偷你看好这个地方，技术队要勘察，说完警察走了，老头老太太就等着，玻璃是烂的，北风是吹的，等了两天没来，可能日常的问题老头就自己换了，但是他现在不敢换啊，然后他们就打了我们的热线，这个时候就告诉民警马上去处理，第二我们要求内部对这几个不负责任的干警，你们要有处理意见，我们最后看望了两个老人，把玻璃窗安上，这样处理第一老百姓比较满意，他觉得一打这个热线，你们就给解决了。第二，公安局很满意，如果这种事他报道了，这种形象受到了影响，但是你帮助他解决问题了，我们帮他一次，他们会帮我们十次帮我们100次，一定是这样的，这也是关系问题，但是怎么监督是一个方法。最后我希望大家对我们的一些做法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也真诚的欢迎各位有时间去我们太原去看一下，去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的驻所记者住一住，住在法庭，刑警队，环境还是不错的，真诚地欢迎大家。讲得也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一个经验的交流，一个小的做法，能希望抛砖引玉，能把你们更好的做法引出来，给我们也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借鉴，谢谢大家！

第三篇：洪涛笔记整理

 西方政治哲学诞生于古希腊，是由于古希腊有着独一无二的城邦政体的政治经验  时代背景——苏格拉底的后半生都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的，昔日盛极一时的雅典在这场战争中转向衰落，希腊社会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城邦制度的危难对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社会混乱促使思想家关注如何使得秩序得以恢复。由此所谓“正义、公道”“如何做一个好公民”的问题，成为希腊学者们讨论的重要话题。

 战争使得雅典的伦理道德水准急剧下降。原先人人对城邦事务的关心、对他人自由的尊重、对法律的遵守和推崇、对美和至善的追求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党派之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不信任空气弥漫整个城邦。城邦法律被随意践踏，连对根本大法宪法的改变，人们也无动于衷。对丑的和卑鄙的东西的横行，人们熟视无睹，每个人只是努力使自己免受不义的伤害，而缺乏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热情和动力。民主沦为政客们排除异己的工具。

 智者人数众多，其思想已在希腊全境广为流传、盛行一时。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思潮虽然曾在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起到过启蒙的进步作用，但伴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衰退，智者思潮本身内在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以及宣扬一切以我为准的利己主义、享乐至上的价值观念，日益成为导致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道德混乱的理论根源。因此，要匡扶希腊正在陷于崩溃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就必须对智者思潮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

 为了挽救城邦政治制度的危机，思想家们在提出各种救治方案的同时，使得古典的政治理论逐步成熟。在伦理政治观的框架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系统地探讨了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课题。

智者人数众多，其思想已在希腊全境广为流传、盛行一时。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思潮虽然曾在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起到过启蒙的进步作用，但伴随着希腊民主制度的衰退，智者思潮本身内在的相对性、不确定性以及宣扬一切以我为准的利己主义、享乐至上的价值观念，日益成为导致希腊社会政治和思想道德混乱的理论根源。

因此，要匡扶希腊正在陷于崩溃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就必须对智者思潮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

Eg。针对“强权即正义”——城邦的正义

正义：平等地分配而不过分；正义就是平等的分享，这个观点不仅是习俗的，而且也是自然的。按照智者的观点，人的这种追求一己利益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是人自然的本性。苏格拉底则是从挽救城邦制度的立场出发，探求复兴城邦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的根本途径。

苏格拉底对正义的理解是与守法紧密相连的。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正义即守法”的概念，并且确定地指出，所谓守法就是城邦的公民遵守自己城邦的律法：这些律法是通过城邦公民的一致确认而制定的协议，它们规定了公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对城邦公民来说，法就是普遍的正义，是城邦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

苏格拉底关于正义概念的理解，并不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分配领域和法律领域。他还把正义视为一种精神领域中符合正义原则的价值选择。苏格拉底强调政治家的职责是教化民众，引导民众向善。苏格拉底毫不掩饰地自诩为教化民众何者为正义的老师，苏格拉底生于雅典民主制鼎盛时代，死于这一制度走向衰败之初，目睹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盛世到颓败的过程，讨论如何救治城邦制度，是他十分关注的话题。他把城邦制度所以面临危机的原因归结为道德沦丧，他的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要匡扶正义、道德振邦，而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智慧与道德兼备的政治专家身上。

尽管他并没有由此而彻底否定雅典民主制，但他还是认为，这种选举方式必定会导致那些根本不懂政治知识的庸才当政，从而给城邦带来严重的危害。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对波罗奔尼撒战争后，在希腊世界中影响极大的斯巴达城邦的贵族制并没有更多的赞许之言

苏格拉底并不否定诸神的存在，只是要改变希腊城邦之间诸神崇拜中的混乱状况，扭转希腊城邦之间道德价值多元化的趋势。由此，他将理性神置于传统的希腊诸神之上，把人们以往从诸神崇拜中得到的智慧、道德训诫和价值美德等等合乎理性的要素，都归于理性神一身，同时还要祛除以往诸神崇拜中那些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要素，从而实现希腊社会道德重建的愿望。

苏认为，按照智者自己的定义，辩论术或修辞学是一种“说服人的技艺”，就是“用你的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公民集团。

他讲不出任何别的道理来，只知道称必然的东西为正义的和美的。他从未看到过，也没有能力给别人解释：必然者和善者的本质实际上差别是多么的大”。而这些所谓的智者与驯兽师没有什么区别，他懂得辨别五光十色的人群集会时所表现出来的的所谓的智慧就是“喜怒情绪”，然后努力迎合他们的口味，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概不在其考虑之列。

而苏格拉底强调，真正的知识必定是对真理的追求，只有真知才能将人们的行为引向符合正义的方向。换言之，“知识即善”。要追求真理，人们必须具备三项素质，这就是“知识、善意和诚实”。城邦治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民的灵魂和道德水准，向他们传授知识和教养，使公民过一种符合理性的良善生活。

智者运动的主要内容： 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个人眼中的世界千差万别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社会统一的基础丧失。智者的游历打破了封闭性，认识到风俗习惯是不同的，同是自命从神那里获得的风俗习惯为什么不同？产生了对于习俗是不是“自然的”的探讨

两个极端：所由习俗都不固定，因而平等

这个共同体从开始的习俗就是对的，当下的就是最好的

折中——习俗本身有好有坏——那么标准是什么？探究习俗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对习俗的挑战和质疑。由此“城邦是不是自然的”成为政治哲学的主题。

柏拉图主义——否定个别陈述的真实性，即这些陈述都是意见，都是假的

 洪涛认为，政治哲学产生于城邦遭遇危急之时，即当logos成为一种技术而非公民自我展现形式从而使得城邦基础的公民的同一性受到冲击之时，而苏格拉底所做的是试图重建起这样一种同一性，通过对自然的探讨的方式。由于其行为超越了城邦中的范畴而属于“立法之言”，从而不容于城邦。苏格拉底的死，表明了一种对于城邦政体的关照，其实是讨论城邦建立的根基——善。城邦政治所依靠的合法性基础。而这种对于政治事物本性的探讨和对于工资很呢个的好的政治制度的追求，属于价值领域的探究，一种判断标准，属于哲学层面上对于真理、自然等的探讨，因而成为政治哲学。

 自然先于约定——自然被发现并被理解为与约定有着不同起源的东西——政治事物是自然的吗？

即：法律是不自然的，而服从法律有被认为是公正，因此公正是否是被约定的? 法律是约定还是有其自然根源？法律若成为好的法律不一定“根据自然”，特别是不根据人的自然（本性）吗？法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产物或基础，那么政治共同体是自然的吗？ 苏格拉底与其之前的哲学家不同，认为所有的公正都是约定的或者有些公正是自然的。从人们普遍所持的意见出发，超越一切意见的领域，包括权威的领域；超越法律或约定而追溯到自然。于是，“意见、约定或法律包含真理，或者说不是任意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的。”法律不同于神圣的或自然的法则而不是绝对正确或公正的（只有自然的争议本身即正义的“理念”或“形式”），但是对于法律，人们绝对有义务加以服从。 “什么是„„？”表明了苏格拉底探究的是事物的自然（本性），即事物的形式或特征智者之术——逻辑与修辞——使“公民之言”工具化——强化了公民意见的歧义性，却不曾为城邦政治重建一个统一的原则；而哲人的辩证法则强调公民意见的无意义性（并使之摆脱自负），从而为城邦重建统一的根基。

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的信念，使得人们在探寻挽救城邦的途径时，仍以城邦为出发点和归宿，仍然把如何过好城邦生活作为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主题，其他所有理论课题仍然是围绕城邦政治体制这个中心而展开。这些理论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城邦的起源及其目的。

柏拉图认为城邦是相互需要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集合体中，每一个人都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与他人交换劳动或产品，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城邦还是个人正义实现的场所，当然个人正义的实现是以城邦正义的实现为前提的。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文化概念，是人的本质得以展开和实现的场所 对城邦（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也从传统的神话说、宇宙说，逐步地向分工互助说、自然起源说转变。

基于这样的认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提出了“分工互助论”和“自然成长论”的城邦（国家）起源学说。探讨起源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对生活至善的追求。城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公民对至善生活的追求，人们之所以要过城邦生活，是由于人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实现“至善”的愿望。

第二，正义。古希腊民主政治的领袖梭伦和伯里克利，曾经提出城邦的正义就在于公民本位，包括公民在政治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实施立法民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直接参与城邦日常事务的管理。他们还为城邦构建了严整的法律体系，以确保正义的实现。但除了占主流的城邦正义观之外，也存在着一部分智者的相对主义正义观。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及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主张“正义是强者的利益”。另一个智者卡利克勒斯则对国家的法律持一种相反的看法，认为法的制定者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弱者，他们制定法规着眼于自己的利益，以此表扬或谴责那些较强的人。这就使正义失去了道德的崇高性和绝对性。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着力探讨了正义及其内涵的问题。他们都将正义区分为城邦整体正义和公民个人正义，但柏拉图认为两者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过他们的正义观都体现了秩序与和谐这一深刻内涵，都认为正义的实现，在于城邦或个人的各个组成的部分“明分”和“守法”、“不逾规”。第三，人治与法治的并立。一般认为，柏拉图及其老师苏格拉底更注重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力主实行法治。但是柏拉图所批评的法治，主要是相对于德治（而言，与今天所讲的法治不完全是一回事。他虽然认为通过立法来防止人们的不道德行为，是防不胜防的；仅仅作为条款写在纸上，这种法律是得不到遵守的，也是不会持久的；

但是，这样说并不等于柏拉图就反对法治。应该说，他更注重人们法治精神的培养，人们的公民道德精神的培养。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法治优于人治的时候，倒是击中了人治的要害。他指出，初期的法律可能规定得并不周详，法律训练（教导）执法者根据法的精神解释并应用一切条例，对于法律规定得不周详的的地方，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法律也允许人们积累经验，修订和补充现行各种规章，以求日趋完备。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指出，法律的优点，恰恰在于它们是免主张“法治”并不反对辅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之以“人治”。“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政治治理方式，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被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而应该说是并用，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第四，政体分类学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借助对古希腊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政体的观察和分析，寻求政体产生、衰败的原因，并对各种政体进行了分类。柏拉图根据执政人数的多少及执政者是否依法治理城邦，将城邦政体分为荣誉政体 君主政体 与僭主政体 贵族政体 和寡头政体、民主政体与平民政体 ；最理想的政体是贤人政体（即由哲学家统治的政体。亚里士多德将政体分为两类六种，将有法律并依法而治的政体，称为正态政体，反之则是变态政体。正态政体以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的变态即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他的理想政体是综合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因素的共和政体（第五，教育的功能。古希腊的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都非常重视公民的教育问题，它们各具特色的教育模式，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教育的方式、内容、对象、目的等等。古希腊教育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它的功能，就是培养和造就合格的城邦公民，实质上就是政治教育。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自然形成的，是各种自然的社会组织（家庭、村落和村社等）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不像智者学派所主张的那样，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也不是人群简单的结合。城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是城邦这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个人与城邦虽然相辅相成，但城邦高于个人；个人要成其为人，须臾离不开城邦。（天生政治人）

柏拉图继续沿着苏格拉底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人自身寻求导致城邦衰落和人们道德沦丧的原因，探寻振兴城邦之道，这就使得他的政治思想体现了非常突出的伦理特性。“正义”问题成为他探究个人与城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衰落在于正义的丧失。于是理想国开篇便寻求真正的正义 1.正义不是欠债还钱，也不是强者的统治

只有正义的人才能幸福安康。正义比不义幸福

2.城邦的正义——理想国：具有种种的美德——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由于辨明其他三种，正义便不证自明。于是：智慧试治国，勇敢是战士，而节制是个等级相处的关系中。

正义就是构建理想城邦十所确定的严格的社会分工原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城邦）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正义就是只作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正义是最后发现的美德却是建立城邦的基础。也保证其他三种美德得以充分实现。只有正义最能使城邦至善，最能维护城邦的秩序与和谐。

因此正义就是三个等级各尽其职，坚持以智慧为首。个人的正义——个人是缩小的城邦，欲望、激情和理智

“被假定为是这个人身上的懂得这三部分（指理智、激情和欲望）各自利益也懂得这三个部分的共同利益的” 东西，因而其美德就是智慧。

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激情无论在快乐还是在苦恼中都保持不忘理智所教给的关于什么应该惧怕、什么不应该惧怕的信条，那么，我们就因他的激情部分而称每个这样的人为勇敢的人。” “当人的这三部分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还不是有节制的人吗？”

个人灵魂中的正义实际上是指灵魂中的理智、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各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不相互干涉，起其他部分的作用”。正义的人“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 “凡是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是正义的好的行为，指导这种状态的知识就是智慧，而把只起破坏这种状态作用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把指导不和谐状态的意见称作愚昧无知”。柏拉图指出，“不正义”就是人的灵魂“三种部分之间的斗争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正义与不正义“完全像健康和疾病，不同点仅在于后者是肉体上的，前者是心灵上的”。正义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而强有力”；不正义是一种邪恶，“是一种心灵的疾病，丑而软弱无力”。

论城邦

“之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也就是说，仅有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把它叫做城邦。”人群的聚集还不能构成城邦，聚集的人群必须互相需要对方，“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的人，或者从别的人那里拿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

护卫者的出现，标志着城邦的真正产生。完备的城邦（“建国神话”）城邦（国家）构建的完成

随着城邦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需要管辖的事务与日俱增，管理便被提上城邦的议事日程。只有统治者被适当地设计并产生出来，一个完备的城邦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了。故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结束对护卫者教育问题的讨论时，接着说道：“下面我们要确定什么呢？是不是要决定，公民里面哪些人是统治者，哪些人是被统治者呢？”①统治者如何产生呢？柏拉图认为：统治者应该在护卫者中产生，并且应该是护卫者中最好的、最有能力和品德最好的人。他们必须是“真正关心国家（城邦）利益的人”，有忧国忧民的意识，愿意为国献身。那么，为什么城邦的统治者必须，也只能从护卫者中选拔，统治者也要专业化（甚至于世袭化）呢？柏拉图为此编造了一个“高贵的假话”，即“建国的神话”，为其提出的等及制度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谋一个阶级的单独的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 他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城邦）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城邦），而是铸造一个整体幸福的国家（城邦）。”

政体论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至善与城邦的至善密不可分。对个人至善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城邦至善问题的探讨，而

柏拉图认为，在希腊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存在过或存在着五种政体，它们依次是王政-僭主政体 民主政体 荣誉政体次是王政寡头政体，其中王政即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柏拉图对每一种政体产生的原因、特点和政体中个人的品德，都作了细致的分析。 建国神话

哲人与城邦的关系 立法之言与因言获罪 差异与共通性

第四篇：吴洪涛个人

吴洪涛，72年出生于湖北。1992年来德化，1993年开始从事陶瓷工艺美术工作。先后在富贵红陶瓷艺术厂等多家陶瓷企业任职。在工作中，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在生活中，遵纪守法，为人诚实，和谐处事待人，做一个合格的文明市民。

2004年起在富贵红陶瓷艺术厂工作，先后担任质检员技术人员，造型设计人员等职，为富贵红陶瓷艺术厂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6年5月被评为助理工艺美术师，2014年5月被评为中级工艺美术师。从2008年起，担任富贵红官窑文化研究所副主任，分管研究所的工艺材料工作室，烧成试制工作室和设计创作工作室工作，带领研究技术人员积极研发新产品。

2005年，本人设计制作的作品《青春丽人》获得了第17届——20届世界模特小姐大奖赛唯一指定的奖杯和奖品；2006年设计创作的作品《天赋灵犀》等作品被第七，十一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指定为国宾礼品；2008年设计创作的《天球瓶》获得第五届东盟十一国博览会指定国宾礼品；2008年设计创作的红瓷系列作品获得深圳国际博览会“金奖”。同时，在2006—2007年，本人参加了富贵红陶瓷厂与泉州市科技局共同合作的科技项目《高温大红釉产品研发》工作，作为釉料配方工艺负责人，和同组人员出色地完成该项目的科技研发。该项目获得泉州市科技成果进步奖。

本人热爱陶瓷工艺美术行业，今后也将努力工作，积极探索创新，使自己的专业水平更上一层楼。

第五篇：洪涛烈士事迹

清明扫墓之―――洪涛事迹

洪涛（1912－1938）原名洪裕良。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山东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泰安人民爱戴的司令员。

洪涛出生在江西省横峰县青板桥乡排楼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兄靠给地主种田、扛长工养活全家，生活极其困苦。年幼的洪涛，因家里无力供他上学，不到10岁就上山砍柴，下地干活，14岁就给地主放牛；饱受饥寒和人间之苦。受尽地主的凌辱和打骂。地主不劳而获并享荣华富贵，穷人整年劳动还是挨饿受冻，这种社会现实使幼小的洪涛心是埋下了要反抗，要革命的强烈愿望。

1926年，横峰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协会，发起了土地革命，从此，洪涛便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共青团，担任团支部书记，1928年参加红军，由于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很快由战士升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1933年党组织派他到瑞金中央红军学校学习深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洪涛随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底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洪涛受党中央委派从延安来到山东，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会同黎玉、赵杰等同志，积极发展党组织，创建地方武装，组织领导了1938年1月1日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员。接着这支抗日武装在洪涛的带领下，展开敌后抗日斗争，两次伏击日军告捷，消灭日寇几千人，继又进占莱芜，攻入博山，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洪涛是我军优秀的年青指导员，在历次作战中他总是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他先后六次负伤，最后一次负伤，子弹穿进肺部，弹头残存体内，无法取出，使洪涛年轻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加之长期艰苦的斗争生活，终于积劳成疾，病情恶化，于1938年5月8日病逝于徂徕山圈里村。时年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