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新民主主论》

第一篇：读书笔记《新民主主论》

读书笔记《新民主主论》

一、什么叫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是介于共产党领导革命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民义革命。文中说道，“„„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和“实行民主政治”。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

而今天，国体是缺少无产阶级这一最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也是少数人的“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义的政治革命并没有过时。

2、新民主义的经济

与政治同样，必须保证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力。毛主席在文章中坚持的新民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而且符合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关于经济政策的庄严声明。

“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种当年国共两党曾经达成的共识，看来今天也站不住脚了。初具规模的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向那岌岌可危少得可怜的“社会主义阵地”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狂轰滥炸，“民进国退”、“完整的健全的市场经济”、“土地承包流动轮转”，总而言之，一切要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如同它在政治、经济要进行革命一样，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

曾几何时，统归主流一派——尊孔读经回潮。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灵了，帷有找回孔孟之道。

二、新民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毛主席在文中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参加的革命。实质上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

文中说道，这个革命，“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为什么不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呢？

1、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已经开始。“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简而言之，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反帝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怎能请资产阶级来领导反资本主义？

文中写道：“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

毛主席形容中国资产阶级的真面目：“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

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2、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共产党人，岂能容资产阶级民主继续下去？岂能脱离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而到资产阶级主持的社会里去做官？毛泽东在文章中说得明白：“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3、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只有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才是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切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的都是属于反动的社会势力。所以党的章程上不敢改变“工人阶级政党”，左派更是信誓旦旦为工人阶级夺回政权，但是谁曾见有人实际上重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电气0903

魏峥嵘

第二篇：《论真理》读书笔记

《论真理》读书笔记

培根的《论真理》不知道大家读完之后有什么想法，从中又有什么感悟呢?以下是《论真理》读书笔记，一起去看看吧!

《论真理》读书笔记1 本书是一个对话集，作者是一个佛教上师，其主要观点分散在几十年跨度的一些对话中。

自我是思想创造出来的一种意识，并成为思想的中心。自我是众多幻相、分裂和对立的根源，是看到真理的最大障碍。

整个“心理”就是“我”，以自我为中心的整个活动都是由思想创造出来的。

个体的心灵，明显是狭隘、琐碎、残忍、丑陋、自私、傲慢的。

只有自我不存在时，爱才存在。

以自我为中心的实体常常会说：“我会变成别的样子”，这个“变成”就暗示着心理的时间。

物理的时间是存在的，是实相;心理上的时间是思想创造的，是一种幻觉。思想发明了时间来获得安全感，因为有了时间，就可以把“目标”推给“明天”，时间是心理完成某些事情的工具。如果心理上没有明天，我们的行为会不同。

时间就是衡量，人们用时间当作衡量进步的方法。

时间是一种活动，一种从这里到那里的活动，思想也是活动。

时间，只是记忆的元素。

时间，是心灵的产品;心灵是时间造成的结果。我们心里想的、感觉的、记忆的，基本都是时间的结果。

而真理是没有时间性的。

记忆，表达着我们没有活在当下。我们总是将当下当作实现未来的工具，所以我们就无法全然认识自我—当下的自我。

记忆，一直在强化“我”和“我的”，它妨碍了我们对生命的了解。只要“实现、完成、成为”的欲望存在，记忆就会被强化，而通过记忆产生行动，行动就会进一步制约心灵。

因此，心灵是过去的产物，是一种受限制的状态。我们的心灵已经被头脑的产物填满了。

过去通过记忆修正现在，走进未来。

不依赖记忆的体验是一回事，以记忆去体验是另外一回事。若你对一件事只有一个印象、记忆，那显然是不完整的体验。

真理并非记忆。

习惯，经由教育、环境、记忆产生。

习惯是令人舒服的，它是确定的、没有疑问的、没有忧虑的，所以心灵喜欢创造习惯。

心灵创造习惯之后，是习惯在支配心灵，心灵会被自己所创造的记忆、欲望、恐惧所围绕，使你不能看到或直接体会到任何事。

心灵总是活在习惯中，总是追求结果，讨厌不确定。

习惯某种思考模式的心灵，很难思考新的理念。

《论真理》读书笔记2 “真理是什么东西?”彼拉多当年玩世不恭地取笑说。他提这个问题是不指望得到答案的。世人多数心随境变，他们认为坚持一种信念就等于自戴一种枷锁，会使思想和行为无法自行其是。虽然作为一种学派的怀疑论早已消逝，但持这种观点者仍大有人在——尽管他们的观念未必像古人那样清晰而透彻。

使人们宁愿追随诡言，而不去追求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也不仅由于真理会约束人的幻想，而且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那些恶习。后期希腊有一位哲学家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欺世诡言竟能如此迷人，尽管它们既非像诗歌那样优美，又不像经商那样能使人致富。我也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人们仅仅是为了爱好虚假而追求虚伪吗?也许因为真理好像阳光，在它照耀下人世间所上演的那种种假面舞会，远不如在半明半暗的烛光下来得梦幻和华丽。

对世人来说，真理犹如珍珠，它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才变得明亮。真理不是那种红玉或钻石，需要借助摇曳不定的烛光而幻化出五色缤纷的浮光。

真真假假的诡言会给人带来愉快。假如一旦把人们内心中那种种虚荣心、虚妄的自我估计、各种异想天开的揣想都消除掉，许多人的内心将会显露出原来是多么渺小、空虚、丑陋，以至连自己都要感到厌恶。对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

感悟：谎言----虚伪的代名词(不包括善意的)，文中说的一句话我很认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追随诡言是为了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那些恶习”，人性，一个强壮到不能再伟大的事物，却又同时渺小到不能再脆弱，追随诡言，是在逃避，去逃避那些内心中的某些事物被活生生、血淋淋地揭开。文中说得不错，气炸地行为像蛇，只能靠肚皮爬行。没有任何罪恶比虚伪和背叛更可耻的!所以蒙田在研究“骗子”这个词为何如此可憎时说得好：“深思一下吧!说谎者是这样的一类人，他敢于狂妄地面对上帝，却不敢勇敢地面对世人!”

正是如此!曾经有一个预言，说基督返回人间的时刻，就是在大地上找不到诚实者的时刻——而谎言就是请求上帝来执行末日审判的丧钟之声。对于虚伪和欺诈者们，这乃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啊!别真的让童年成为最“纯真”的时光，然后永远尘封在回忆最深的角落里。

第三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功利主义视角下的自由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是英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Mill）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密尔从小深受激进主义思想的父亲和功利主义思想的边沁影响，但是，他在继承功利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和修正，并对自由理论和功利主义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他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出发论证了自由主义，使二者融为一体。“凡是可以从脱离功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权利观念推出我的论证的任何有利条件，我都未予利用。在所有道德问题上，我最终诉诸功利；但是，这必须是最广义上的功利，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1《论自由》一书的出版，对其继任者以赛亚•柏林、约翰•格雷等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约翰•莫利（John Morely）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个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有如此短的一本书曾在当代人的思想中产生如此广泛、如此重要的影响，如同密尔的《论自由》在那个时代对人的思维和社会产生的震动一样。”2及至今天，《论自由》也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文献。自由主义理论家从《论自由》中寻找自由理论的经典解释，并试图从中发现可以回答当今问题的思想启迪。其他一些理论家则试图通过剖析密尔的《论自由》展示自由主义法哲学的内在缺陷及危险后果。

关于《论自由》的写作背景，密尔所处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推进时期。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得到不断壮大。在密尔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英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等方面达到了鼎盛，但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风尚乃至社会道德上，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限制依然存在。早期的功利主义者边沁等人将功利主义的主旨概括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这种多数人的幸福主要指人的物质上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即强调人所追求的趋利避苦的简单量的计算。密尔早年接受了边沁的这一理论，但后来，他积极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只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而漠视人的精神和情感层面需求的观点，即人的幸福应体现在量和质两个层面，且应当更注重幸福质的追求。因此，密尔甚至一针见血地指 12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

[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第31页。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3

《论自由》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以公民自由为中心，对自由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总述了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之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同时，确立了一条自我保护的“极简原则”，并以此原则为线索推动全文的展开。第二章论述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阐述了思想自由的伦理依据和伦理正当性。第三章阐述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方式多样化以及首创性的伦理价值。认为个性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主张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提倡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和多样化。第四章讨论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提出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源于社会对他的保护，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要互不损害利益和权利，只要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受损害与妨碍而承担责任，就不受社会强制。第五章将所得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实际，同时重申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

在《论自由》的导论部分，密尔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所要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之自由”，即不幸与那个被不当地称呼为哲学必然性学说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4他在此把社会自由与哲学上相对于必然性而言的自由明确地相区分，而且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密尔指出他全书的要义就是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他就不必向社会承担责任。第二，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责任，并且在社会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身时，个人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简言之，密尔致力于划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界限，强调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那就不应该受到限制，他就是自己最高的主权者。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人们主要采取两种限制手段来谋求自由。第一 34 英] 约翰﹒密尔：《功利主义》，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条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这些自由或权利，统治者方面若加侵犯，便算背弃义务，而当他果真有所侵犯时，那么个别的抗拒或者一般的造反就可以称为正当。第二条途径，一般说来是一个比较晚的方法，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借使管治权力方面某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须以下列一点为必要条件：即必须得到群体或某种团体的想来是代表其利益的同意。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一观点，并将其列入社会需要警惕的祸害之一。但是，密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们更应警惕的“社会的暴政”这一问题。“像其他的暴政一样，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人们起初以为、而且至今仍然庸俗地以为，其可怕性在于它主要通过公共权威的行为而发挥作用„„因为它虽然通常不以极端的惩罚为支撑，却几乎不给人们逃避的途径，它更深地涉入生活的细节，并且奴役灵魂本身。”5这种社会暴政之所以比政治暴政更可怕，是因为社会暴政使人无处可逃，影响人的生活细节以及奴役人的灵魂。关于个人独立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恰当调节，密尔认为，必须通过法律和舆论来设置准则。

接着，密尔提出并论述了“极简原则”。“本文旨在确立一条极简原则„„其准绳是自我保护，即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正当理由是旨在自我保护。”6但是，这条“极简原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仅适用于能力已经成熟的人们，对于孩童、尚未达到法定成年男女年龄的青年以及野蛮人，则被排除于该适用范围。密尔总结出关于他对人类自由所涵盖的三个领域。“„„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所以在实践上是和思想自由分不开的。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第三„„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7密尔在导论的最后，再次强调要对道德压迫和精神统治的倾向保持警惕，特别是面对社会权力膨胀、个人权利萎缩的情况，更要警惕“无论作为统治者或者作为公民同胞，人类之倾向于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他人，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和某些最坏的情绪的如此有力的支持，以致从来几乎无法加以约束，56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7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除非缺乏权力”。

关于思想和讨论自由，密尔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精神福祗的必要性。（1）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真的，禁止思想和讨论自由就使人类失去了一个获得真理的机会；（2）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谬误的，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在与谬误的争辩中获得对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的机会；（3）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谬误，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完善已经认识的真理 ；（4）教义的意义本身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8密尔在论述过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论证以上四点。如在论述的第一部分中，他反驳因担心错误意见误导社会而禁止言论思想自由的理论，提出不该为了不许对某言论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人的智慧的来源在于人的错误时能够改正的，在驳辩中可加深对真理的理解；反驳政府有义务保护某些对社会福祉有用的信条，指出由功利性导出真确性是荒谬的，对教义的信仰因基于对其真理性的认同；反驳拒绝听自己认为错误意见的看法，指出其实质默认了自己判断的不可能错误性，同时举出了苏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导致的司法罪恶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反驳真理会永远战胜迫害的意见，指出这不过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谬误，真理的浮现会因人们的错误而推迟，造成损失；反驳认为异端者沉默不算灾害的意见，指出这不仅使人们丧失对异端意见透彻讨论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败坏了不仅使异端者还有费异端者的心灵，使其丧失生气和独立，号召思想家的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并结合时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欧洲近代三个辉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耗费殆尽，我们如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新的进步。

密尔在论证思想和言论自由时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就是强调人类认识的可错性。这种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不仅表现在单个个人、而且表现在集体共识之中，有时甚至出现在整个人类和整个时代的认识之中。关于这一点，密尔列举了卢梭这一事例进行论证。“每个时代都曾持有许多被后面的时代认为不仅错误而且荒谬的看法；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流行的许多看法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抛弃，就像现时代抛弃许多过去曾经流行的看法一样。”9

关于论证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密尔先划出了个人个性发展的空间，89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9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即个人应在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活动，不论在他人及传统习俗看来是否可取。“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并且开动它按部就班地为它规定好的工作；它毋宁是一棵树，需要按照使它成为活物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并在各方面发展起来。”10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首创性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助于保护首创精神，并为天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人类不仅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依靠他们。

第二，从个人发展层面来说，个人发展需要个性的张扬，不应该遵从习俗惯例。每个人对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关切，对于一个人如何发展，他人的经验也许是错的或没有解释效力，或者即使对了却根本不适合他，毕竟他人对其的利害关切远比不上其本身，当然前提是个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个人的智力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得以发展，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在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选择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要想每人的本性得到公平的发展，重要的是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任何一个时代行使这项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该时代值得后代关注的程度就有多11大。”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人们的悲剧现在不仅在于个性屈从于习俗，更在于把习俗当成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后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歪曲，想要以牺牲个性换来社会对自我的认同，做一个平庸的顺民。但须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这肯定应当来自自己的内心，而非依赖外界，尤其是习俗。“一个社会标新立异的数量，一般总与该社会所含有的天才、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密尔通过自己所推导出的理论，列举英国和中国进行论证，针砭时弊、发人深省。

“生活中主要涉及个人的那部分应当归属个性，主要涉及社会的那部分应当13归属社会。”密尔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绝对的个人行动自由，而认为个人1011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12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13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的自主权是有限制的，但是这种限制必须是正当的。为此，他明确规定了这样几个限制条件：第一，个人彼此互不损害利益，且不损害法律明文规定成员在默契中认作权利的确切利益；第二，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遭损害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一份责任；第三，如果某些行为有害于他人，或对其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但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违犯者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而不是法律的惩罚。

关于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指出了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或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责任。个人有些行为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祉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达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违犯者便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而不是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人有权以各种不同办法对某人观感不佳的意见发生作用如：预先给予他警告；不与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样避免与之合群。他人对其干预的界限是（1）她可以从他人手中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但是他之受到这些惩罚只是作为那些缺点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说自发的后果，而不是有谁为了惩罚之故有目的地施罚于她；（2）一个人若只在涉己行为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关的一些不便。至于人们因为自由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伤害而带给社会的损失，这一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接着，密尔批判了一些民族禁止人们食猪肉等几个社会道德扩张侵害个人自由的例子。

最后一章密尔论述了本文教义的应用。密尔首先再次陈述了贯穿于全文的两条格言：（1）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2）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其次，密尔说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三种情况：（1）代办的事情由个人办可能比由政府办来得好；（2）有些事个人办虽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的好，但仍宜让个人来办，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地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害。密尔用禁酒令、毒品买卖、鸦片贸易、贸易自由以及教育制度几个例子具体探讨了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或政府对于纯涉及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开做 出来会破坏良好的社会风气，据此危及他人，则可以予以禁止。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应遵循这一原则：“保持符合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尽最大可能使信息集中并将之从中心散播出去。”14

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深受德国思想家洪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其爱妻哈莉特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全文以其缜密的逻辑推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论证了个人自由的“极简原则，个人自由是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奠基，是社会演变的活水源头。虽然密尔的个人自由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端倪，但个人自由作为一个符合社会潮流和人性需要的重要原则和价值导向，是值得推崇的，我们将为实现全面自由而努力求索！

14[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第四篇：《自由论》读书笔记

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一个思想家，他是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时代》等都是延续着相同的主题——如何维护得来不易的自由。

虽然是哲学书籍，但却没有古奥不可解、拖泥带水般的拖沓弊病。阅读伯林的书，让你感受到的是他语言风格的清新流畅，以及他的思维的缜密及凌厉。

《自由论》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一篇，“论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传记性附录”三篇，《伯林及其批评者》一篇，以及一个资料翔实的“索引”。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本书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

在本书开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问题，反思了革命的逻辑。当人们迷醉于狂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其他目标与价值都被遗忘了，尽管人们承认其他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们感应到的是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准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赢得这种安全感，让广大的生活领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无意但系统地挤压活动疆界的人，这些人操纵人类，把人类训练成整体模式中的一个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换，几乎可以预制的部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它需要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办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间。”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是针对长期统治西方思想传统的价值一元论提出来的。1

柏林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多元的，诸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既不能按照一种绝对的等级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转换成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单元。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对于人类来说，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结果，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有许许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结论。人是自己的人，是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活着，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坚持与钟爱的任何理想，这是人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选择。对于伯林来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迫害、纳粹政治以及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正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在伯林看来，不同价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时刻面临着选择，并且必须去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供人们来依据，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意志活动，意愿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视为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选择活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才产生了不确定因素，人类也因此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这就决定了人在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书的主题——自由，则是伯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阐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与联系。之所以要区别出这两种自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尽管它们是对不同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们却常常把它们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种自由被滥用都会引起恶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对应于两个逻辑上相互区别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是谁欺骗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说明“积极自由”的内容。一些人可能会回答：“我欺骗我自己”，这就是积极的自由。如果有人问：“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将说明“消极自由”的内容。有人会回答：“很少”，这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机会，而积极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资源。伯林还认为，手段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因为手段是与自由的运用有关，而不是与自由的拥有有关。如一个人太穷或太无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说他没有自由。门仍然对他开着，虽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任何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一个社会为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答案便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私有的还是共有的等等。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过，并向其反面发展。”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把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表现作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当代英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伯林的《自由论》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

纵然柏林的自由价值超越了一元论，却仍然受限于多元论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然而恰恰是这个限度才是其价值的真正所在。

第五篇：货币论读书笔记

凯恩斯的货币观

——读《货币论》有感

查阅凯恩斯的百度百科词条，可以发现，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凯恩斯依旧信奉自由贸易理论，反对对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的保护主义。1930年，他的《货币论》出版，他的行政干预思想初现端倪。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其中提到设置贸易壁垒等保护措施来扩大贸易顺差，以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货币论》一书中，第一篇“货币的性质”里就提及因为中央银行创造的存款总数可能是由法律或者惯例决定的，而法律或惯例由一些严格的法规规定，不受央行的控制。这样的话，会员银行之间的联动不断增强，央行就很难抵制整个银行体系中内在的不稳定性。上述内容，表现了凯恩斯行政干预法规建立以防止会员银行联动带来的难以控制的思想。

凯恩斯在本书的序言里说到，“我的目的是找到一种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描述静态均衡和失衡状态时的各种特点，并且能够发现制约着货币体系从一个均衡位置向另一个位置转移的动态规则”。这些描述即是货币纯理论的核心内容。

谈到货币，首先需要给货币下一个定义，所谓货币（Money），也称货币供给，是在商品或服务支付以及债务偿还中被广泛接受的东西。而我们平常说的“钱”，在经济学角度被叫做“通货”（Currency），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即指钱超发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货币现象。这跟凯恩斯对通货下的定义是差不多的，他说，通货是国家货币和银行票据的总和。

我们日常广泛接受的货币功能有三种，分别是：1，交易媒介；2，记账单位；3，价值储藏。其中交易媒介指的是货币被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记账单位制的是作为经济社会中价值衡量的手段，价值储藏则是指跨越时间段购买力的储藏。凯恩斯在货币价值一章中谈到，持有货币的人需要的不是货币的单位数量，而是货币的购买力。在阐述货币购买力或消费标准中，凯恩斯富有远见的提出了“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渐提高，人们也把越来越多的收入消费在了服务中”的观点。但是对于消费指数的编制，他也表示“存在巨大的实践困难”，因为存在关税和运输成本已经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谈到物价水平的扩散中，首先，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上涨或者降低了的购买力，试图在真正的购买行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进入或者退出市场的时候，其上涨或者下降幅度在不同消费者身上的扩散影响困难并不均衡也不成比例。其次，有许多货币合同、货币赋税和货币协议书在特定时间段内是确定不变动的，这进一步导致了在某一货币体系下，相对价值（也就是价格）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自由变动。

综上所述，我们最后还是牢记次级物价水平的多重性已经决定物价水平相当于一般购买力的波动不同影响力；而将某一物价水平脱离一致性运动这一现象看作是暂时性的不正常，很快就能够自愈的想法是不可取的。

在说到储蓄与投资时，凯恩斯说储蓄与货币单位有关，并且是个人货币收入及其用于当前消费所支付的货币费用直接的差额。投资与商品单位有关，是企业家行为。而储蓄是单独的消费者的行为，指的是消费者明天把当前全部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消极行为。对此，我个人有一些疑问。众所周知，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对于国家总体经济而言，一国的全部产品只有两种用途，要么被消费，要么被投资。我国拥有高储蓄率，这样的话，存在银行的钱越多，就越鼓励投资。同时政府也可以加强基础建设，拉动GDP，解决就业，促进经济繁荣。深入研究高储蓄率的原因，我从网上找到一篇文章，文中说到，我国高储蓄率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总是结伴同行的。高储蓄率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在于我国资本劳动间要素收入分配的极大不平等。第三，我国高储蓄可能同大家的短视性预期和对未来缺乏信心有关。最后，政府高税收和政府主宰的高投资也是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凯恩斯提到储蓄是消极行为，并称“储蓄使储蓄者变得更加富有，其财富增加额就等于他们的储蓄额度”，但是消费商品的生产者销售其当前产出的价格低于没有储蓄产生时的销售价格，因此变穷了，其财富减少的额度就等于储蓄者财富增加的额度。所以，储蓄本身并不能保证资本商品的总量也会相应增加。这跟我当下能够接受的经济理论是互相冲突的，也不符合凯恩斯主义鼓吹的理论，对此，我只能片面的解释为当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思想正处在转型期，正如他自己说到的，“本文中有些部分并不是完全彼此协调的”。

从高储蓄率过渡到银行利率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银行货币的数量必然与产出的总量、收益率、不同种类的存款的流动速度，以及对金融流通的需求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银行利率的变化在最初或者随后都会对上述因素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提到金融流通时，凯恩斯说到银行利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金融流通，其一是当存款储蓄的利率主要受银行利率的控制的时候，前者是总额有时候会随着后者水平的波动而增加或者降低；其二是投资繁荣很可能伴随着在金融流通的最初阶段中对货币需求的减少，但是在后来阶段中对于货币的需求又会增加。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流通速度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利率的大幅波动将影响货币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而且，人们对正常利率水平的预期发生变动，货币需求也将随之变动，这是无法预测的。

以上理论，跟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派的货币理论是相互冲突的。

费雪在《货币购买力》一书中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由经济中影响个体交易方式的制度决定的，由于经济体中的制度和技术特征，只有在较长时间里才会对流通速度产生影响，所以正常情况下，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相当稳定。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货币数量论提供了对价格水平变动的一种解释：价格水平的变动仅仅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费雪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他相信人们持有货币仅仅是为了进行交易，而没有多大的自由来选择其所希望持有的货币数量。与此同时，以费雷德·马歇尔和A.C.庇古为代表的剑桥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则认为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是出于货币的两个属性：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二者的差别在于，费雪强调了技术上的因素，并排除了短期内利率对货币需求的任何可能的影响，而剑桥学派的理论却强调个体选择，没有排除利率的影响。他们无一不同意货币流通速度是个常数的结论。

凯恩斯则在流动性偏好理论中假定货币需求背后是三个动机：1，交易动机；2，预防动机；3，投机动机。虽然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的交易性部分和预防性部分与收入成比例，但他认为货币需求投机部分与利率水平负向相关。即，货币流通速度并非常量，而与波动剧烈的利率正向相关。

《货币论》一书中提到费雪已经马歇尔和庇古的理论比较，因为我暂时还没读过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所以对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