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论》读书笔记

第一篇：《自杀论》读书笔记

《自杀论》埃米尔·迪尔凯姆著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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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哲学系101班

一，读前引述

说起《自杀论》似乎跟这本书颇有缘分，一年前偶然在同学手里看见，只觉得这书有些“阴暗”，不由得心生排斥，遂匆匆一瞥便没了兴致。可是不久的专业课，先是《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的课程将其列为必读书目，接着心理学的专业老师也一再强调这本书的重要。于是乎，抛开个人的喜好，时隔一年再次翻开了《自杀论》的书页。

之前排斥《自杀论》源于“自杀”二字上--对自我放弃，对自我谋杀，对自我逃避，绝望的，寂静的，孤独的；也许结束自我将会摆脱今世苦痛，迎来未知空间的超脱幸福，但是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该是多么需要勇气多么可悲多么残忍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不敢想，不敢面对。半年前，自己熟悉的一位同学，她很漂亮，很青春，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十楼一跃而下，谁都想不通，谁都不愿如此，她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就那么决然···她的离去带给我很多感慨很多疑惑，以至于面度《自杀论》这样一本社会学著作，我还是私心的想要找到她的理由。虽然《自杀论》的阅读并没能解答我的疑惑，缓解我心理上的遗憾，但是书中作者对自杀这种特殊社会现象的系统研究，不仅使我对自杀有了更多更科学的认识，并且建立起了对社会调查科学方法的认识。

在这本书的序中，迪尔凯姆不仅对他所理解和期待的社会学做了说明：“社会学家就不该热衷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是应该把各种有明确界限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现象可以说是用手可以摸得着的、人们可以说出他们的来龙去脉，而且可以抓住不放！社会学家还应该仔细参考各种辅助学科，例如历史、人种志和统计学；没有这些学科，社会学就可能一事无成！”；还对他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方法论问题作了这样的界定：“我们所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完全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各种社会现象应当被当事物，即外在与人的现实来研究„„社会学为了能够存在，首先应该有一个完全属于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可以说迪尔凯姆为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不同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学科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对于自杀的问题，迪尔凯姆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撰写论文那样的严谨态度进行了研究。文章由自杀现象的定义开始，继而驳斥了以往的种种解释，旋即确定自杀类型，最后，用这种分类法发展了有关这种被研究现象的概括性理论

二，全书概括

【首先】确定了对自杀这个在其它学科中也有广泛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以确定一个属于社会学研究的专属领域。

“科学调查只要针对可以比较的事实才能达到目的，而且越是有把我汇集那些能够有效地进行比较的事实，就越有成功的机会。但是，那种产生通俗术语的肤浅考察是不可能有把握地弄清事物的这些正常关系的；因此，学者不能把那些符合日常用语的即成事实作为他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确定我们打算在自杀的名称下进行研究的事实的范畴。”接着，作者进行操作性定义得出自杀的概念--“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在这个概念的限定下将当事人的意图或动机排除在外，而只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结果这两个外显的特征进行定义；同时排除了那些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行为后果的死亡现象。

【其次】作者通过对以前人们所认为的自杀的原因所做的研究进行分析，排除假定影响因素。

第一，在统计规律上，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如精神错乱的年发生率与自杀现象一样，在某个社会里相对的稳定，而在不同的民族又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自杀和精神错乱一样，城市比农村多。因此心理论认为，自杀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但是，所有的统计资料都证实，在精神病院里，住院病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由于推论，如果说自杀率与神经衰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妇女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男人的自杀率，至少应该一样高，但是根据自杀的统计资料来分析，在每个国家中，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4倍左右；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如果说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犹太教徒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其他教徒的自杀率，然而，相反的是犹太教徒中的自杀倾向却很微弱；在所有的国家里，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从童年到老年），自杀倾向是逐步增强的，而在壮年时期更经常地突发精神错乱，如果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这种统计结果同样也是无法解释的；疯子最少的国家却是自杀最多的国家；下层社会中精神错乱很少，自杀却时有发生。由此，迪尔凯姆否认了精神错乱影响因素的地位。

第二，还有些人认为，酗酒是导致自杀的另一个不正常心理因素。迪尔凯姆用两个统计事实批驳了这种说法。一是，在法国国内，酒鬼最多的地区是自杀倾向最严重的地区，而酒鬼最少的地区也不是自杀倾向最不严重的地区。另一个是，比较不同国家情况，一个国家人均酒的消费量和这个国家自杀率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第三，接着为了排除自杀是由正常的心理因素如个人的体质所引起的这种可能，迪尔凯姆又进行了否证，因为自杀率确实因种族而异，而一个种族和另一个种族的区别在于它的身心特点。迪尔凯姆首先将种族的核心界定为遗传。通过比较分布在不同国家（社会）的同一种族人群的自杀倾向，结果相差很大，证实了种族和自杀没有关系；自杀率随年龄的增长而有规律的增高。因为人体的一切都受着生命节律的支配，依次经过生长的阶段、停滞的阶段和最后一个衰退的阶段。由于没有什么心理或生理特点是无止境地发展的，所有的特点都在达到一个顶峰之后趋于衰退。相反，自杀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才达到它的顶点。

第四，对仿效的否证：同首先对自杀现象进行操作化定义一样，迪尔凯姆还是先对仿效下了他的定义：“当一种行为有一种类似的，以前由别人完成的行为的表现作为直接的先例，没有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思想活动介乎这种表现和实施之间来影响这种重复行为的本来性质，那么仿效是存在的。”迪尔凯姆指出，仿效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它可能在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个人之间发生，他指出仿效必须先有被仿效的对象，如果自杀是仿效引起的，那么自杀率就应该以被仿效对象所在的地方为中心向周围逐渐减小，但是从自杀率的分布图上看，自杀根本不是围绕某些中心发生，从这些中心均匀的扩散开来，而是以差不多同样的数量成批的发生没有任何中心。

第五，否证自杀现象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自杀率同样高的地区可以属于不同的气候类型，意大利自杀人数最多是北方而英国和比利时自杀人数最多的却是南方。对是否存在最有利于自杀的季节的证伪：迪尔凯姆按照温度的变化来排列一年中的4个季节和12个月份，并未发现季节或者月份的变化与自杀率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迪尔凯姆对统计资料显示人们倾向于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自杀的观点：他认为这不是自然因素的影响，真正的原因在于白天事务最繁忙，人际交往最复杂，社会生活最紧张。

【接下来】作者已经通过对以前人们所认为的自杀的原因所做的研究分析，排除了引起自杀的原因与种族、遗传因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无重大关系，或者说关系不大。最后确定了引起自杀的原因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会增多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变细所造成的社会病态而引起的。但是，自杀人数的多少和自杀率的高低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则有所不同。它们与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程度高低和两性差异关系很大。迪尔凯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通过对自杀现象进行分类来寻找原因的，他认为各种原因之间的特殊差别意味着各种结果之间的特殊差别，通过探索不同自杀类型产生的社会条件，就将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通过结果来寻找原因。于是他将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即利己主义自杀；其成因是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所以那些不能很好的整合进较大的社会单位并盛行个人主义的集体、社区和群体，其利己主义自杀的比率一般都比较高；利他主义自杀；它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此时，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待完全服从集体的需要和利益。和反常的自杀，主要发生在社会控制瓦解之时，在正常和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的愿望总是受到由一般道德原则支撑的规范的调节的，他们保证了个人的愿望或抱负大体上于可以运用的手段相一致。但是，当社会控制减弱，上述规范受到破坏时，对个人愿望的制约就不复存在。此时，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人生抱负失调，他们增长出难以实现的个人愿望，这必然导致挫折很多，以及自杀率的上升。以及那些倍受压迫和制约的奴隶采取自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最终】通过以上的论证，迪尔凯姆证实了他的三个命题：自杀人数的多少；A、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B、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比；C、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迪尔凯姆认为自杀和杀人之间有关系而且要视自杀的类型而定。A、利己主义自杀和杀人呈负相关。因为有利己主义子自杀倾向的人所崇拜的是人的个性而不是社会的共性，既然尊重个性的张扬就不会看不起别人的生命。B、利他主义的自杀与杀人有着共同的机制，当自杀者认为自己在社会的压力面前是如此渺小，无能为力时，他也不会重视别人的生命。C、反常的自杀则要具体来说。反常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激怒或者厌烦的状态，这种状态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针对别人或者转而针对自己：前者引起杀人，后者则引起自杀。

通过否证过去的宗教以及现代的家庭都不能成为维系现代人们关系的感情纽带，迪尔凯姆不是想把现代社会拉回到过去，而是坚决主张建立职业团体或行会以恢复社会对自杀的免疫能力，让人们在集体生活中找到已经失落的社会思想和感情。这是迪尔凯姆对自杀现象提出的解决办法。

三，读后思索

宗教学老师曾这样告诉我:“生命是短暂的，死亡才是永恒。“是啊，仅有而短暂的生命，总是让人敬畏的。虽然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但是多一分希望多一分乐观的心态，总比抱着阴暗的视角嫌弃世界郁郁寡欢的好。我不敢说这个社会有多美好，甚至对于自己的明天都很迷茫，可是我相信，无论怎样，来到这世上，便是一段经历，哪怕是苦的痛的，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大不了和过不去的，坦然的面对，坦然的经历，如此，便好。《自杀论》在带给我许多感触的同时，也向我展示了社会学的高深缜密。

作者通过系统的研究，探索了自杀的原因和它的规律性，写出这部系统论述自杀的著作，这在社会学领域内是不多见的，是对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而我个人更是惊讶和敬佩于作者在本书中所体现的严谨的学术作风。在本书的开头为了能给自杀做一个界定，作者不厌其烦的排除一个个前人的定义和一般人所认为的自杀；为本书研究自杀提供了一个自己特定的领域。后来组着又耐心地分析各种前人研究的关于自杀的原因；最后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和梳理确定了引起自杀的原因作者在本书中系统的实践了他说倡导了社会学研究方法，而这正是社会学能够独立存在的最有力的依据。

第二篇：《自杀论》读书笔记

只有在实行离婚制度的地方才可能有真正的婚姻不稳定，因为只有离婚才使婚姻完全破裂，加剧了自杀。

婚姻对男子的帮助大于女子。

忧伤是思想的产物。

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总是攻击自己。

自杀者，有知识者大于文盲，富人大于穷人，女精神病患者大于难精神病患者。

德意志人有强烈的自杀倾向。

自杀与疯子无关，与种族无关，与酗酒无关。城市里自杀者比农村多，因为社会原因集中于城市。

自杀与人的体质有关，有一定的遗传性，如海明威父子都自杀。遗传性只是一个不确定的诱因，导致自杀的另一协作性因素才是真正的原因。北纬47——57，东经20——40，是自杀的高发区。孟德斯鸠：有雾和寒冷的国家有利于自杀。从季节看，夏季自杀概率高。

新教徒的自杀最多，犹太教的自杀最少。宗教对自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已婚者的自杀规律大于独身者。

利他主义自杀，自杀是一种义务，比如印度的女

人在政府去世后也必须自杀；因为个性太弱，自我不属于自己，属于群体的一部分（螺丝钉）；不留恋生命成为美德，留恋则贪生怕死，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起因于无个性状态。

印度:宗教自杀，在恒河中寻死。

社会环境产生宗教观念，而不是相反。低级社会是利他主义自杀的温床。

军人的自杀倾向远远大于平民。

士兵的第一品质是没有人格，被训练得不重视自身，视死如归，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士兵没有自己的行为规则。

不同职业是分成等级的，享有不同的支配。聪明人懂得享受已有之成果，而不是感到需要用其他成果来代替，并在困难日子来到之时看到希望。

工商业与自由职业者自杀者居多。

自杀的人数与离婚和分居人数呈现正比例关系。婚姻控制整个爱情生活，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比任何其他婚姻更加严格，因为婚姻在使丈夫不得不始终依恋于唯一的妻子的同时，也给爱的需要指定一个严格规定的对象与活动范围。正是这种规定形成了有利于已婚男子的精神平衡状态，他的享乐是限定的，这种欢乐是有保证的，这种可靠性巩固了他的精神状态。

独身者，可以合法地眷恋他所喜欢的人，他希望得到他喜欢的人儿永远不能满足，新的希望不断地产生和落空，留下的是厌倦与幻灭。

出自涂尔干《自杀论》

第三篇：自杀论读书笔记

《自杀论》读书笔记

涂尔干作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其《自杀论》是社会学史上第一部通过对来自实际生活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比较、计算、分析来建立社会学理论的著作，以其严密的论证逻辑和科学的研究社会学现象的方法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世界社会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是社会学里程碑式的著作。

自杀论分为四个部分，导论、自杀的非社会因素、自杀的社会原因与类型以及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

导论中，涂尔干将自杀定义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迪尔凯姆通过1841年到1872年欧洲主要国家的自杀统计变化的波动规律比较，发现每一个社会在它历史上的每一时刻都有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只有通过自杀总数和总人口数的关系才能衡量这种自杀倾向，从而涂尔干选择了“被考察的社会所特有的自杀率”这种以群体为其基本单位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即自杀率本身作为一种先前存在的客观社会事实，强调整调个社会，排除了个人行为和特殊情况，将自杀归结为社会事实来考察研究。

在第一编，自杀的非社会因素中，作者分别阐述了自杀与心理变态、种族遗传、自然因素、仿效的关系，并将其一一证伪。通过这一排除法，作者得出结论：社会群体对自杀的这一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而且本身构成一种集体现象。接下来作者作者多这一结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在第二编，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中，作者将影响自杀率原因归结于社会原因，将自杀的类型分为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自杀。通过对比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的自杀率，发现天主教教徒的自杀率远低于新教，排除了教育和科学知识对自杀的影响，通过剖新信教和天主教的信条仪式，得出天主教的集体生活强度高于新教，这正是对自杀起决定节制作用的因素，即利己主义自杀的成因是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即社会整合程度低，个人游离于集体生活之外，个人采取自杀的行动不会过多的考虑集体规范和意识。而利他主义自杀恰恰与利己主义自杀相反，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利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望完全

服从群体的需要和利益。利他主义自杀可分为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非强制性利他主义自杀以及强烈的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自杀，涂尔干总结这种自杀的原因为：“调节各种需要的尺度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被打乱，但另一方面新的标准又没有立刻建立，人们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时，人们活下去的愿望减弱。”即社会失范引起的自杀。

第三编中涂尔干指出自杀是应该被谴责和否定的。因为“自杀伤害道德意识”，逃避基本义务。他认为社会是个人的债务人，因此，社会应该有责任抑制自杀率。接下来涂尔干提出了预防自杀的办法，主张建立职业团体和行会来抑制自杀率。

从功能主义角度讲，自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自杀一种是个人解脱，同时自杀率发生迅速变动是社会整合程度发生变化的标志，或许是社会危机的风向标，这是自杀对于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自杀是对生命的亵渎和浪费，也会引起他人的仿效行为，甚至动摇社会道德和情感。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学习和树立涂尔干的实证精神，如胡适所说“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另一方面，像鲁迅先生所讲“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生活的惨淡！”

第四篇：自杀论 读书笔记

《自杀论》读书笔记

《自杀论》是涂尔干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之一，是第一部通过收集、整理、分类、计算、比较社会调查资料和数据，并用科学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的社会学著作，也是其另一本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所确立的理论和方法的实践。

一、导论：成书的背景和目的本书写作是的背景是社会学在当时虽然风行一时，但没有新的研究问题出现；社会学往往不提出明确的问题，还没有超越建设和哲学综合的阶段；纯社会学著作对研究某些特定问题毫无用处，它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研究领域，而且过分缺少权威性资料。针对这些状况，涂尔干提出：社会学家不应该热衷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而应该把各种具有明确界限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社会学家还应该仔细参考各种辅助学科，例如历史、人种志和统计学。

作者在导论部分对自杀进行了概念的界定：任何由死者自己采取的积极地或消极的活动直接的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叫自杀。

接着，他引出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自杀率。“我们通过比较自杀的总数和总人口数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这种倾向的强度，我们把这个数据称之为被考察的社会所特有的自杀死亡率。”接着，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在各个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差距的稳定性，说明了自杀存在着某种非个人、影响普遍的原因。作者把这些原因分为非社会性的原因和社会性的原因两种，分别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加以阐述。

二、第一编：对非社会因素的否证

迪尔凯姆首先提出了在人们的一般经验中影响自杀的两种因素—内体的心理素质和自然环境的性质。分别通过实证的方法否定了自杀与心理变态、种族遗传和自然因素的关系。

（1）自杀与心理变态

许多精神病医生主张：自杀是一种精神疾病。因为“人只有在发狂的时候才企图自杀”。涂尔干通过限定自杀所属的疾病类型，然后通过否定这种疾病类型---偏执狂的存在，从而否定了自杀是一种精神疾病。“由于自杀的倾向具有特殊性和限定性，所以如果这种倾向是一种精神疾病的变种，那也是一种局部和只限于某种行为的精神病”。“如果这种行为具有多种目的的话，那就没有理由用其中的一种行为而不是其他的行为来说明这种诞妄的特点”。

人们通常认为偏执狂者除了在某一点上，他的意识是完全健全的，他只不过表现出一种显然是局部性的缺陷。精神病医生用局部谵妄理论来对偏执狂进行解释，认为人的精神是由各种官能和力量组成的，他们既可以相互配合，也可以单独行动。涂尔干通过否定一种官能单独起作用来否定这种解释，他认为，一种官能受到损伤而这种官能不影响其他的官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存在偏执狂，也不存在自杀偏执狂。

虽然不存在自杀偏执狂，但是自杀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还是有可能的。接下来，涂尔干通过给精神错乱情况下的自杀分类，即狂躁性自杀、忧郁性自杀、强迫性自杀以及冲动性与不由自主的自杀，这些自杀都不存在任何的动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杀往往是存在动机的，不是由人们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不能认为所有自杀者都是精神病患者。

另外，在精神错乱和治理平衡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神经衰弱。由于神经衰弱和疯子的变化方向一致，因此，可以通过研究精神病和自杀的关系来反映精神衰弱和自杀的关系。涂尔干按照性别、年龄、宗教、国家，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群体，几个群体之间有着不同的精神病患数量，对比显示，精神病患数量和自杀率没有绝对的正向的关系。接着，涂尔干又通过法国和德国的数据证明了酗酒和自杀的不相关。

在这三种情况下涂尔干证明，在同等条件下，身心衰退者的确比健康的人更容易自杀，但是，这种潜在性只有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才会起作用。

（2）自杀与正常的心理状态---种族、遗传

在对种族进行界定的过程中，涂尔干打破了对种族的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分类，强调了人们的共同点和共同文化的联系。在下一章中，涂尔干采用莫塞利的分法，把欧洲的种族分为四种----日耳曼族，克尔特-罗马组、斯拉夫族和乌拉尔-阿尔泰族。他们分别有或强或弱的整体的自杀倾向。迪尔凯姆指出了同一个种族中不同民族自杀倾向的巨大差异性，以此来否定这种不同种族之间差异性的不真实。（<社会学研究方法>中认为，涂尔干在研究方法上面犯了区群谬误。）德意志人的自杀倾向比较高，因此可能在德意志人比较多的地方自杀率应该越高。但是，在举出奥地利不同地方意大利人所占的比例和自杀倾向时，并没有显示出自杀率随着德意志人的比例升高而增长。由此，涂尔干提到了自己所假设的社会因素对自杀的影响。

在对遗传与自杀的关系的研究中，涂尔干再次证明了对于自杀来说，遗传可能作为一种倾向和因素，但是只有在外部条件的作用下才会起作用。首先，在自杀者中，家族中有自杀记录的只占一小部分，不具有代表性；其次，在一些看似是由遗传起作用的自杀中，精神疾病和榜样也会起作用。精神疾病是导致自杀的因素，而精神疾病是可以遗传的；同时，自杀的感染力非常强，因此容易把自杀对家族成员的模仿看成遗传。同时，遗传也无法解释自杀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的现象。

(3)自杀与自然因素

人们把影响自杀的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和季节性气温。

影响气候的自然因素最重要的是纬度。欧洲的自杀率最高的地方出现在气候温和的东部。因此，人们得出结论，温暖的气候会增加人们的自杀。涂尔干用以否证这一结论的论据是自杀并不是完全按照纬度规则分布的，而是围绕在不同的文明中心，并且自杀随着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位置的迁移而变化。因此否定了气候的作用。

接着，涂尔干又否定了气温对于自杀的影响，而证明了自杀与人们社会生活的活跃程度的联系。

第二编 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

通过排除法，涂尔干认为，自杀必然取决于社会因素，在这一部分，涂尔干对自杀的社会类型进行了分类，并且进一步阐释了各种类型的自杀的社会原因。首先，涂尔干明确了确定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的方法。他认为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不是直接根据事先确定的特点，而是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来加以分类。

要想对自杀进行分类，应该撇开自杀者作为个人的动机和想法，不能按照人们平时所说的一些多变的、具体的原因去划分，而是从社会原因出发，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如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等发生变化的。

接着，作者按照自杀的社会原因对自杀进行了分类----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

义自杀、反常的自杀。

一、利己主义的自杀

这是涂尔干对利己主义自杀的界定：“如果可以把这种个人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情况称之为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的特殊类型自杀称为利己主义自杀。

为了分析利己主义自杀的原因，涂尔干先后分析了几种团体对自杀的影响。首先，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因素对利己主义自杀的影响，他主要分析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别，结果表明新教徒的自杀率大大高于天主教徒的自杀率。在对原因的分析中，作者指出，新教在更大程度上允许教徒自由思考，它是一种富有理性的宗教。新教徒们不再满足于机械的礼仪，圣经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任何解释都不能强加于他们的思想之中，教徒也没有等级之分。相反，天主教徒自然而然不加思考地接受教义，甚至不能对其教义进行历史的检验，因为人们所依据的原始经文禁止他这样做。为了使传统不致发生变化，天主教巧妙地建立了一整套权威的等级制度。归结起来，新教教会的集体意识不像天主教会那样强烈那样普遍，新教成员或者社会之间的团结就没有天主教的紧密。

其次，涂尔干从家庭角度入手，分析家庭和婚姻对不同性别的自杀的影响，发现已婚者的主要免疫因素仍然是家庭，家庭越大，即成员越多，对自杀的免疫力越大。然后得出结论：正像家庭是一个避免自杀的强大因素一样，家庭的构成越牢固就越能避免自杀。

最后，通过数据，研究了政治因素对自杀的影响，认为“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全民战争都会加强集体的感情，激发派性和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和民族信仰，而且因为把各种活动集中在同一个目而至少暂时造成比较牢固的社会一体化，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自杀率。

通过三种团体整合作用对自杀影响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自杀率与所属群体的一体化程度成反比。而利己主义自杀正是由于个人脱离了社会，个人的人格被置于集体人格之上。

二、利他主义的自杀

利他主义自杀的定义是：“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为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即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中。” 涂尔干把这种极端利他主义导致的自杀称之为利他主义自杀。

涂尔干把利他主义的自杀分为三类：强制义务性、非强制义务性和强烈性的利他主义自杀。

（1）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是由于社会迫使他承担自杀的义务，这种义务具有强制性，是受社会的习俗、规范和制度等条件制约的。例如仆人在主子去世时的自杀。妻子给丈夫陪葬。

（2）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并非明确地是被迫自杀的，这种类型的自杀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一些社会奖励人们自杀，如日本武士的自杀。

（3）强烈性利他主义自杀受宗教教义的影响比较大，最典型的代表是佛教中的涅槃。这种自杀者”渴望摆脱他个人的生命，以便进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质东西中。他把这种东西叫做什么无关紧要，他相信他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且只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正是为了存在于这种东西中，他才如此使劲地和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因此，他自以为没有自身的生命。在这里，无个性达到了最大限度，利他主义处于极端状态。“

但是，在当代社会，由于个人的个性越来越摆脱集体的个性，所以利他主

义的自杀就不会很普遍。

在这里，涂尔干举出了一个始终存在利他主义自杀的地方---军队。军队的自杀率始终高于平民，并且呈现一种规律性。即随着年限的延长，自杀率逐渐升高；自愿服役和再次入伍的军人自杀率高；特种兵、老兵的自杀率高于普通士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士兵的第一品质是没有人格，应该驯服的听从命令，不应该强调自己的个性。从而形成利他主义状态的特点，因此自杀率比较高。

三、反常的自杀

本章的开篇，作者举出了经济危机下和国家突然繁荣后自杀突然增加的现象，随后分析了这些现象的原因---危机打乱了集体秩序，而社会限制可以通过权威限制人们的欲望，使人们达到平衡。

 涂尔干指出，人类除了物质和肉体需求，还有精神需求和欲望，如果欲望取决于个人，那么欲望就是无限的。占有越多，希望就越多，因此引起不平衡和苦恼。因此，需要社会来规定秩序和提供限制。这种限制让人们满足于他们的境遇，同时又能够有分寸的去改善这种境遇。

 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不管是由于某种令人痛苦的危机，还是某种令人高兴但突然的变化，社会暂时都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公众的意识给人和物重新分类需要时间，各种价值观念出于未定状态，那就暂时不会有任何的规章制度，从而引起人们心理失衡。

在工商业界，宗教的权威和政府的调节都失去了作用，发展工业成为唯一的目标，工业引起的欲望也可以摆脱权威的限制。这种把幸福神化的做法使欲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也使欲望高于人类的任何法律，似乎制止欲望就是亵渎神圣的行为。混乱的秩序给冒险打开了大门，人们渴望新奇，但是得不到控制，失败与风险交叉，因此危害频繁发生。

 另外，通过对比离婚率不同的国家，涂尔干发现，离婚率越高的地方，男性已婚者的自杀率越高，免疫系数越少，而妇女正好相反，已婚女子对自杀的免疫力系数随着已婚男子免疫力系数的下降而升高，也就是说，离婚率越高的国家，已婚男子越倾向于自杀。

随后，按照上面举出的逻辑，涂尔干分析了离婚对男女的不同影响的原因：与独身者相比，已婚男子受到了限制，使其摆脱焦虑的状态。与女性相比，男性在享受婚姻带来的约束的同时，还能利用习惯赋予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减轻这种约束的严格性。而对于女性来说，既没有弥补，也没有减轻。

四、表现形式和混合类型

在这一部分，涂尔干分析了不同的类型的自杀在情绪上和心理上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提出了几种自杀的混合模式反常的利己主义自杀、反常的利他主义自杀和利己—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利己主义自杀表现出激动与冷漠的混合、行动与梦幻的混合；反常的利他主义自杀表现为过分的激动；利己—利他主义自杀则变现为被某种坚强的精神所缓解的忧郁。

第三编 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

第三编，实际上是对第二编的总结，也是本书的结论部分。

第一章中他又重新概括了一下自杀的社会因素，主要强调自杀是由社会因素所引起的，我们应当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原因。

第二章作者主要论述了自杀与宗教、法律、道德、性别、年龄、气温、家庭、婚姻、政治危机等社会现象的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自杀应该受

到谴责，他认为“对自杀的普遍谴责本身已经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事实。”自杀是一种病态的症状。他认为自杀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并通过论述自杀与杀人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自杀不道德的程度。

在第三章中，涂尔干主要是对如何预防自杀进行了讨论。他认为预防自杀的方法是“不断地使人们恢复一种有益的团结一致的集体感情”。

他认为”宗教团体同样不适合起这种作用。这并不是因为宗教团体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不能施加某种有益的影响，而是因为施加这种影响的必要条件现在不再存在，宗教团体只有在强大到足以约束个人的时候才能防止自杀。"

他认为家庭也没有这种预防作用。主要是由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家庭人数迅速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也在减少。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用相互之间的感情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个人集合体的家庭已经化为乌有，所以他认为”家庭不再具有从前那种预防的作用。“

涂尔干得出结论：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家庭都不能起到预防自杀的作用，只有是“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才有能力起这种作用。“因为它是由从事同类工作的个人组成的，他们的兴趣是一致的，所以再没有比它更适合于形成社会思想和社会感情的场所了。”

第五篇：读书笔记《自杀论》（最终版）

读书笔记

——读《自杀论》

这个暑假按着老师的要求选择一本社会学读物《自杀论》读了一番，当然不能说我是有多么的了解它了，但是对于自杀我却有了更多的，更科学的认识了。《自杀论》是由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1897年发表的重要社会学著作。本书主要是作者通过对自杀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索自杀的原因和它的规律性而写出的。本书分为非社会因素，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以及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这三部分。

我之所以选择读这本书有两个原因，首先我的专业属于社会学的相关专业，要了解社会学及其研究对象，就得去看相关书籍，《自杀论》就是我们学习西方社会学必须得看的一本书。而且在目前所学习过的专业课程中，不止一位老师提到过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所以我就更有一读的兴趣和必要性。其次，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中听到自杀事件的发生，自杀现象越演越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去找出这个问题根源并遏制它，《自杀论》这本书就为我们提供了探究自杀因素的总体理论。

自杀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但一般认为自杀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因而指数与心理学的范畴，因而有关研究自杀类的社会书籍并不多，本书更是其中的经典之作。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话题来进行研究呢？作者在序中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之所以选择自杀作为这本书的研究课题，是因为比自杀更容易确定的课题不多，我们觉的自杀是一个特别适当的列子；尽管要明确的划定这个课题的范围还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但是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规律，这些规律比任何辩证的论据更能证明社会学是切实可行的。”证明社会学固然是一点重要的原因，但是我想由此研究可以切实的帮助企图自杀者们放弃自杀的念头，帮助其他社会成员发现并及时制止企图自杀者，我想这也是作者研究并著书的原因吧。

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于自杀的理解比较浅显，我认为自杀就只是自杀者在受到巨大的打击或是由于其他原因放弃自己的生命，就像是我平常在新闻上时常看到的某人因为生意失败，感情失败等原因选择结果自己的生命。直到我读了这本书我懂得原来这只是自杀的一种类型之一。自杀在今天的情况下是我们所正遭受的集体疾病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它不仅仅只有我以前所理解的那样而已，而是应有全面的定义。作者给出的关于自杀的第一个定义是：任由死者自己所采取的积极的或是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都叫做自杀。但是这个定义经过思考并不完全，这种定义并没有将神志清醒的人和神经病患分开看待。此外意图应当是我们判定自杀的主要原因。一个自杀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人，也可以是为了某种利益下定决心愿意牺牲自己性命的人。就好像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看到的某人为妻儿买下巨额保险，然后故意挑衅别人是自己貌似死于他人之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杀行为。于是自杀的最终定义被完善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的引起的死亡。这样的定义预先告诉我们那些迷惑人的类似自杀的情况或者任意排除在自杀之外的情况，而且使我们从现在起就对自杀原因进行研究，作者将其归结为心理变态，正常的心理状态、种族、遗传，自然因素和效仿。在整个道德生活中

所占的地位有了某种概念。实际上这个定义告诉我们，自杀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是一类孤立的骇人听闻的现象，与其他行为方式毫无关系；但是，相反，自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状态与其他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自杀只是习惯做法的夸大形式。

我们普遍认为自杀是个别现象，同时在自杀者死亡后我们所做的一些就其死因的探索时总是不难发现自杀者存在一定的心理疾病，或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精神疾病的即是不难理解，就比如说今年初就有高校女生因为抑郁症而最终选择以跳楼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只是属于精神错乱者的自杀中的一种，即抑郁性自杀，此外还有躁狂性自杀，强迫性自杀，冲动性或是不由自主的自杀。当然精神病不是唯一的自杀疾病缘由，还有神经疾病患者，因为他们一般比较敏感。此外经研究还发现酗酒者中也存在相当大比例的自杀者，我想可能是醉酒者的内心也比较敏感，各种不好的回忆情绪都会在酒后涌上心头，导致酒后自杀行为。我们总是说同一个民族的人有着较多的相似性，我们总能说出的比如犹太人有较好的经济头脑，波希比亚人比较热情大方，中华民族比较谦虚谨慎等等，但是经过研究竟然发现原来自杀也会以为民族而有不同的比例。我想这也许是文化熏陶的原因吧，就好像说日本人在做了对不起国家，亲人或是受到巨大的打击之后会选择剖腹自杀，这样的现象在其他的民族中国就比较的少见。若说民族因素的自杀是因为长期暴露在一种固有的气氛中而存在思想偏执，那么长期暴露在一个家庭的环境中的影响应该是更大的，这就是自杀的遗传性。就好像精神类疾病也存在遗传的现象一样，我相信自杀的情绪也会在一个家族中蔓延，但是作者却在此章的末尾指出这还是要因个人的承受力而不同。在英国有一个悬崖，登上它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想往下跳，并且不同地域的人总有不同的自杀比例，人们就猜想自杀和自然环境也有一定联系，但是最终归结为气候和季节性气温两个因素。通过对不同纬度，季节，月份，时间段的自杀人数的统计，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规律，但是更多的却是对所谓规律的无法解释，最终作者认为这些因素都综合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长度，活跃程度，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原因。最后一个非社会因素就是仿效。这使我想起了前些时日著名的富士康事件，几位可怜的工人间是否存在一种仿效呢？就像书中最后总结的一样的，仿效不能造成一定的社会范围内的自杀，这没有足够的科学的解释。如果仿效可以较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改变众人的思想，那我想这社会就该是个极端，而不是各种不同事物都可以同时和谐存在的综合体。

以非社会因素来解释自杀的各种猜测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但是既然个人的心理器质结构，自然环境因素都不足以来解释自杀，那么社会因素就成了我们的必然研究对象。因此书中指出“我们撇开作为个人的个人，他的动机和想法，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等）发生变化的。”作者将自杀分为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反常的自杀三种，其实这是作者透过不同的角度对自杀者的社会原因的探索而对其进行分类的。首先，利己主义的自杀是从宗教信仰，家庭生活，政治社会三个角度进行研究的。那么何为利己主义？我们将把个人的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情况成为利己主义。这里所提到的宗教社会基本是欧洲范围内的几大宗教，再提及宗教的同时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似乎被看做宗教对立面的科学。通过数据可以教育程度高的人似乎更容易选择自杀，我想这是当时宗教盛行的年代，有一定知识的人大概徘徊在科学与宗教中，不知道孰是孰非，矛盾的人们就选择自杀。作者希望在这种时候不要指责科学，“科学不是邪恶的原因，相

反，科学力求消除邪恶。”宗教一般都是禁止自杀的，虽然没有明确的条文，但是宗教训诫对人的约束力认识很强大，因为宗教是一个社会，对于集体信仰的的坚定维护是宗教社会的社会化越牢固，因而预防自杀的功效就越大。而家庭社会，政治社会的一体化程度也影响着自杀者的多少。我们说集体的力量是遏制自杀的的重要障碍之一，若是一个牢固的社会，就会使人们依附于它，只想为它而服务，不会允许自我处置的现象发生，因而自杀就少。我们再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去解释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这么概括，过多的在意个人的行为活动就会失去对社会的认同，屈服于微不足道的环境中，个人生活的小事都有可能成为自杀的诱因。既然有利己主义的自杀，那我们就必定要研究利他主义的自杀，于利己主义的脱离相反，利他主义是说在过分与社会融为一体时的自杀情况。这里需要清楚的区分出一种类型的利他主义的自杀，就是义务性的。就比如说那些为了革命胜利主动献出生命的将士们，堵上敌人的枪口，为了不泄露秘密宁死不屈，为保护战友们而自我牺牲„„我们尊重并敬佩这样的人格。至于其他类型的利他主义的自杀不过是一些派生的形式而已。为了遭受到一点点的冒犯或是为了表示对生命的藐视而舍弃生命，这都是类似原始人的冲动。最后就说说反常自杀。这是指非之前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中包含的情况，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知道，社会混乱是经常和特别引起自杀的因素。这种类型的自杀不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方式，而取决于个人管理社会的方式。在混乱的社会中，社会不能不能影响个人的情欲，使情欲的不到调节和控制。混乱不是反常自杀的唯一因素，婚姻生活的状态也是影响自杀人数另一理由。独身者，早婚者，分居者，离婚者都在自杀队伍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再通过对男性，女性自杀人数的对比可以说，婚姻及其作用与我们的日常理解不同，并不是为保护女性而存在的，其实在婚姻中，女性也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此外人们一般还普遍认为自杀的类型与自杀者所选择的自杀方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是通过大量案件的统计分析，我们其实不能确定我们已区别的自杀类型与常见的自杀方式之间存在任何联系。他们看上去是关系密切，实际上却是两件独立的事件，或者说只存在外在的并列关系。这对于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作者未做过多的探究。第三编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编，其实这一编主要是总结性文字在这里也就不再一一介绍。它主要讨论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其中有个观点值得一提：“每个社会群体确实有一种自杀的集体倾向”。之后也讨论了自杀在教会中的看法，自杀是被禁止的；从道德角度看，自杀是被批评的，不道德的。自杀不是犯罪，却犹如犯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而最后作者也就如何避免利己主义的自杀和反常的自杀谈了下自己的观点，加强个体与群体的联系。而作者在书中比较赞成的是加强个体与行会的联系，宗教、国家、家庭与个人的联系比较少。而个人觉得，在现在的中国，如果是避免两种自杀，加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工作单位的联系或许更有效果，更切实可行。

事实上虽然说自杀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现象，可是真正选择自杀的人终究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这些人可能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个人问题。不过，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不应该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解决问题。在通过对大量图表、事实的研究，以及严谨的逻辑推理和精确地数据统计得出自杀的成因之后，迪尔凯姆在书中也为防止和消除自杀提出了一些设想，第一，对自杀者实施惩罚，不给他的尸体下葬，剥夺其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家庭的权利，没收其财产，以警告其效尤者；第二，对悲观主义者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其精神状态恢复正常；第三，改进教育，培养人们的坚强性格，增强信念；第四，发挥家庭的亲情作用；第五，最主要的是说恢复行会，建立不同职业的职业组织，使个人命运与集体组织联系起来。我想，除了第一条不太合适，剥夺人权以外，后面几条都是比较切实可行的的措施。正如迪尔凯姆所说：“集体的感情之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是因为使每个人的意识体验到这种感情的力量在所有的人当中互相引起反应。因此，这种感情所达到的强度取决于共同感受到这种感情的个人意识的数量。”因此防止自杀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增加人际交往，积累更多的亲情、友情，使有自杀倾向的人不再有机会感到孤独和空虚，也就可以维持生的乐趣，是可能自杀的人较少的想到自杀。

读完《自杀论》这本书，它带给我很多的感触，它不仅让我见识了社会学的高深和社会学家的伟大，还让我对生命又多了一分敬畏。而对于现在我们看的大部分自杀，我认为本质原因是人性中的负面情绪在作怪，比如孤独，寂寞，空虚，而导致这种状态的本质是人们的欲望太多，太强烈。人们想要的太多，这就推使每个人都在为了满足自己这样那样的欲望而不断前进着，因而在每个人都不停歇的社会，一切的都走的太快了。这个社会走得太快，留给人的闲暇也就愈少，于是人们互相之间都在比较，明争暗斗，可是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情感上的交流，亲情，友情，爱情都在一点点的变淡，于是奔跑的人们终于感觉的孤独，寂寞，空虚，在这些负面的情绪无法排解之后，自杀也成为一种愈渐严重的现象，在现实中经常有很多细微的因素就可以导致一个人自杀。那些想自杀或已经自杀的人不曾想过，他们不仅是尊重父母赋予自己生命的权力，还是不尊重自己的生命。自己也是另外一条生命，我们有什么权利剥夺它？为什么他们不遵循生老病死规则，而要自己去终结呢？既然你都有勇气忽视你身边爱你关心你的人而选择死亡，为什么没有勇气和信心面对一切呢？为什么不留下来解决问题，再开开心心过完自己该过的生活？这是在浪费这宝贵的在世上存在一次的机会！《自杀论》告诉我们无论是激烈的竞争，还是麻木的生活，我们都不应该放弃生存的权力，应当时刻以树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来尊重，热爱别人的和自己的生命。

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困难就是用来证明我们存在的价值。当灰心沮丧时，不要用极端的方法去解决，换一种心态，换一个角度，死胡同可以绕开，问题可以解决。这个世界总是还有美好的地方，放开视野，放开心，好好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