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这本书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著作。涂尔干在书中批判了把自杀现象归为心理学范畴的传统的错误认知，并且指出自杀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特定社会一段特定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作一个整体”，因此自杀是以社会性质为主的一种行为。涂尔干以社会学的视角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并且用了大量详细的数据和各种研究报告来分析了个人自杀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了自杀是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可能会发生的一种现象。本书将实证研究和社会学的理论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使得空泛的理论在实际研究中获得了具体的体现。
在当今社会，据调查资料显示，自杀在人口死亡原因排名中始终排在靠前的位置，成为除了传统的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意外死亡等导致死亡的原因外又一重要的因素。根据卫生部的调查，自杀在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高居榜首，远远超过其他的因素，这就让人不得不重视自杀这种现象。而要预防自杀，就必须要从自杀的起因上来着手，只有能够充分分析自杀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自杀论》就是一本从社会学角度来剖析自杀原因的书籍，它对于自杀的预防和针对性的社会调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以社会学角度来看，自杀率与个人自杀事件分属于社会与个人两个不同层次，社会学研究的层面并不是个体，因此不会去用大量篇幅来分析个人的自杀，就像书中涂尔干说的，社会学是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因此《自杀论》中所研究的自杀，只是自杀者在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即自杀率，本书的分析也是以社会群体为基础来进行说明的。
在书的导论中，涂尔干提到自杀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曾经有无数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正因为人们对这个词太熟悉了，因此似乎并没有必要对自杀来下一个定义。但是涂尔干指出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学者按照惯用法来使用这些词而不另作详细说明就很可能会陷入混乱，所以对自杀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必要的。涂尔干主张根据外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形态特征给自杀下定义，因此他给自杀下的定义的内容是：“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这样，自杀这种行为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来确保不会把一些非自杀的行为错误地归为自杀从而给分析结果带来误差。
接下来涂尔干把书的内容分为三编一共13章来分析了导致人们自杀的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以及自杀这种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且把自杀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在第一编中，涂尔干写了自杀的非社会因素，并且把非社会因素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分析。
第一章中涂尔干写了心理变态和自杀的关系，不可否认，神经衰弱的人或者患有精神病的人自杀率要比正常人明显高出很大一部分，但是涂尔干指出这并不能认为心理变态是导致自杀的直接原因。尽管很多精神病医生认为自杀是一种精神病，因为“人只有在发狂的时候才企图自杀”。精神病医生用局部谵妄理论来定义和解释偏执狂，他们认为偏执狂者的大部分意识是完全健全的，只不过在某一个局部表现出了异常，而且这些医生认为人的精神是由各种官能和力量组成的，它们既可以相互配合，也可以单独行动。但是涂尔干通过分析指出人的各种官能都是相互协调的，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只在某一个特定方面出现异常，也就是说事实上偏执狂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自杀偏执狂也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章中，涂尔干颠覆了以往的种族分类，对种族的界限进行了更加明确的划分。接下来涂尔干把欧洲人分为四个人种分析了个人种的自杀率，他先分析了几乎是单一人种的国家该人种的自杀率，然后涂尔干又分析了各人种混居对自杀率的影响。最后结论很明显，各人种的自杀率有很大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更多地还是因为不同人种居住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当环境相同的时候各人种之间的自杀率相差无几。
第三章写的是自然因素对自杀的影响，在这类因素中，人们只把自杀基因的影响归因于气候和季节性气温。通过数据分析欧洲的自杀率最的地方是中部，这个地方恰恰是欧洲气温最温和的地方，相比较来说南部和北部自杀率很低，据此人们得出结论，温暖的气候会增加人们的自杀。涂尔干接下来就这个观点进行了研究，最后发现自杀并不是完全受气温影响的，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各地区不同的文明。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炎热扰乱了人们的机体，使人们自杀的倾向更为明显，而是因为社会生活的繁忙，所以气温并不是能够影响自杀的直接原因。
第四章涂尔干分析了仿效对自杀的作用。就像书中说的那样，自杀这种思想是可以通过仿效来传播的。但是这个仿效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榜样”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按照他的形象来塑造社会，而这种传染对于集体生活也并不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因此在其他方面更不会有影响。人们赋予它的功能都是虚构的，仿效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会波及到整个社会。
在以前，大多数医生们认为自杀是一种个人因素，是人的不正常的精神和周围的某种特定的原因导致的。而且直到今天，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杀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说至少自杀是一种能够被人的思想等等来自于人自身的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人进行自杀这种活动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看完第一编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家们就已经通过研究来证明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谬误。在第一编中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和大量的数据研究之后，涂尔干得出结论，非社会因素对于人们自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即使有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于是很自然地就能推断出，影响人们自杀的是社会因素。因此在第二编中，涂尔干确定了这些社会原因的性质，产生影响的方式，以及社会原因和个别情况的关系。以此来更明确地说明自杀的社会因素，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集体倾向究竟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这种倾向和其他的社会现象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以及用什么方式能够影响这种倾向。
第二编一共有六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编中已经得出了结论，自杀的倾向既然与非社会因素无关那么必然取决于社会因素，而且其本身构成一种集体现象，第二编中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倾向。
在第一章中涂尔干明确了确定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的方法。首先在开头涂尔干指出根据自杀的类型进行划分是一件看起来简单但是事实上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在自杀者那里获得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从自杀的原因来进行分析而不是直接从结果入手就可以简化这个步骤。因此可以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不是直接根据事先描述的特点，而是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来加以分类”。第一编已经说明了自杀并不是因为人的心理原因导致的，因此要对自杀进行分类就必须要忽略个人的自杀动机，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而发生变化的，如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等。也就是说不去讨论引起自杀的原因在个人身上表现为什么形式，而是直接去追寻这些导致自杀的原因，这样显然更加容易做到，因此也就能更好地分析这些因素。
下面涂尔干按照自杀的社会因素对自杀进行了分类，他把自杀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自杀。
对于利己主义自杀，涂尔干给出的定义是：“如果可以把这种个人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情况称之为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的特殊类型自杀称为利己主义自杀。”为了研究利己主义自杀的原因，涂尔干从群体来入手研究不同的群体对于自杀的影响。首先是宗教信仰。作者以欧洲的自杀来进行研究，欧洲人信奉的宗教主要是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涂尔干对信奉这几个宗教的人的自杀进行了分析。根据书中的数据显示，欧洲各地新教徒的自杀率明显比其他宗教信徒的自杀率高，天主教次之，犹太教最少。然而，新教和天主教都明令禁止自杀，犹太教却没有禁止自杀的教条。那么，为什么新教徒自杀率如此高，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析。涂尔干认为，新教对于教徒并没有十分严格的思想束缚，更大程度上允许教徒进行自由思考。因此，把新教与有同样自杀戒律的天主教相比较，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推动这种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联系。但是，“如果说新教比天主教允许个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新教不大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天主教会是一个非常整体化的教会，而新教就比较松散，这就是新教徒的自杀率比天主教徒更高的原因。宗教社会只有使所有人都信奉相同的教义才能使人们社会化，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响的行动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现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中，就越是使个人的意志取向同一个目标。相反，一个宗教群体越是受个人判断的支配，那么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这个群体就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内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松散的群体中人们的社会化程度是无法与拥有相同目标的群体中的人们社会化程度相比较的。那么这样一来，犹太教的情况也就得到了解释。在欧洲信仰基督教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有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对于基督教徒所拥有的的同一种普遍的敌意以及作斗争的必要性，使得犹太人甚至没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这种环境迫使犹太人彼此紧紧地互相依靠。拥有相同的信仰，拥有相同的目标，甚至拥有相同的“敌人”，这使得每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也随之变成一个紧密、团结、协调一致的小社会。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想和生活，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实行紧密的、不断的监督，个人之间的分歧几乎不可能存在。以此类推，正因为犹太人所从属的宗教社会牢固地团结在一起，每个人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有着强烈的感情，所以犹太人得以具备自杀的免疫力，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犹太人的自杀率远远低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在利己主义的自杀（续）中，涂尔干分别观察了家庭和政治社会对自杀的预防作用。在经过对数据的比较和研究之后，涂尔干发现婚姻对自杀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免疫作用，而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群体，能够使已婚者的免疫力系数更高。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完全一样，是一个防止自杀的强大因素，并且一个人的家庭越大，家庭成员越多，家庭结构越牢固，那么他对于自杀的免疫力越大，免疫力系数越高。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通过对数据的对比研究，涂尔干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全民战争都会加强集体的感情，激发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和民族信仰，而且因为各种活动的集中可以暂时造成比较牢固的社会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加强人们的集体感情和群体的凝聚力，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自杀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并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以自杀来进行逃避，反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人们有了共同的目标——脱离苦难，使得群体的凝聚力有了空前的提升。在这种紧密联系的群体中，人们的信念和勇气被激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不再以自杀作为应对的方式，而是一起合作，顽强斗争，因此迸发出强大的生存的动力，对自杀产生免疫力。
通过研究宗教、家庭、政治对自杀的影响，涂尔干得出结论：“自杀率与所属群体的一体化程度成反比。而利己主义自杀正是由于个人脱离了社会，个人的人格被置于集体人格之上。”而接下来论述的利他主义自杀与利己主义自杀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利己主义自杀是因为个性太强导致的，而利他主义自杀则是因为个性太弱。利他主义是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为的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中,由这种利他主义导致的自杀就称之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自杀本身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式：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和强烈的利他主义自杀。
首先是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涂尔干列举了老年人自杀，妻子为死亡的丈夫而自杀，被保护者和仆人在主人死亡后自杀的例子，这几种自杀都表现出了一种作为义务的特点，是自杀者所处的社会迫使他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自杀。这种自杀是受社会的习俗、规范和制度等条件制约的，社会强制性地规定了这种牺牲是为了社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杀不是人们的权利，而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接下来介绍了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尽管这种自杀的性质同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并没有区别，但是他们的自杀并非明确地是被迫自杀的。这种类型的自杀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自杀是一种美德，自杀者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誉，社会的奖励鼓励人们自杀，虽然拒绝这种奖励会有十分微小的惩罚，尽管这种惩罚并不严重，但是人们为了逃避耻辱赢得更多的尊重仍然会选择自杀，这就是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的原因所在。
宗教狂性质的利他主义自杀是强烈性利他主义自杀的完整模式，这种自杀仅仅是为了得到自杀的乐趣，只是因为这种毫无理由的自杀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佛教已经把这种原则推向了极端，把自杀当作了宗教实践，因为佛教教导人们，最大的幸福是涅槃。在这些自杀中，“个人渴望摆脱他个人的生命，以便进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质东西中。他把这种东西叫做什么无关紧要，他相信他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且只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正是为了存在于这种东西中，他才如此使劲地和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因此，他自以为没有自身的生命。在这里，无个性达到了最大限度，利他主义处于极端状态。”
在我们的当代社会里，个人的个性日渐脱离集体的个性，所以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杀就没有过去那么普遍，然而，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在这里利他主义自杀是一种长期的现象，这就是军队。涂尔干通过分析指出，军队自杀率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苛刻的职业要求带来的烦恼和不便以及这种职业引起的反感，而是构成军队精神的整体情况、后天的习惯和先天的素质。军人的第一品质是没有人格，这在任何地方的平民生活中都见不到，军人没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符合了利他主义自杀的特点。军队是一个庞大并且严密的群体，而这种社会群体结构正是产生利他主义的天然土壤，因此可以断定军人的自杀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自杀。
最后介绍的自杀类型是反常的自杀，这类自杀产生于人们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伤害，据此称之为异常的自杀。涂尔干在开头举了在经济危机和国家突然繁荣之后自杀率大大增加的例子。社会可以规定秩序和通过权威限制人们的欲望，这种限制让人们既能满足于他们目前的境遇，同时又能够合理地去改善这种境遇。而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突然繁荣，这两种情况的共同原因都是这种突然的改变产生了危机，打乱了社会原本的运行情况，使得社会的秩序失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产生动荡，不管是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还是经济繁荣带来的高兴都使得社会不能及时调整应对，于是人们心理失衡，自杀率也随之上升。当然经济的混乱并不是导致反常自杀的唯一原因，婚姻对于自杀也有着很强的影响。离婚率越高的地方，男性已婚者的自杀率越高，免疫力系数越低。因为在法律和习俗非常有利于离婚的地方，婚姻的结合并不是那么牢固，因此离婚率也会很高，但是离婚的这种结果是丈夫特有的，并不会影响到妻子，这是女性和男性的本能决定的。独身者长期处于反常的状态，未来的不肯定性以及自身的不确定性，让独身者产生一种心神不定，激动不满的状态，这种状态必然会增加自杀率。
在第六章中，涂尔干分析了不同的类型的自杀在情绪上和心理上不同的表现形式，把自杀进行了系统地分类介绍，并且强调了几种混合模式的自杀。本章主要是帮助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自杀的类型以及对自杀的原因能够更清晰地了解。
第三编是本书的结尾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对前面所叙述的重点内容，也就是第二编自杀的社会因素进行总结。在最后一章中，涂尔干就如何预防自杀进行了讨论。预防自杀，那就必须要“不断地使人们恢复一种有益的团结一致的集体感情”。最后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家庭都没有预防自杀的作用，只有“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才能够真正对减少自杀起作用，因为从事同类工作的人们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相同的目标，这样才能使得群体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杀。
读完《自杀论》后，我们对自杀才算是真正有了一定的理解，涂尔干用社会学的手法来对自杀这种普遍的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从产生自杀的根源出发，来揭示自杀的本质。只有在对自杀追根溯源之后，人们才能对如何预防自杀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我们不能单纯地把《自杀论》作为一本理论著作来看,而是要重这本书中了解自杀，并且有针对性地预防自杀。经典著作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在经过了几百年后人们仍然能够从中学到知识并且把它们运用在当今社会中。社会学作为一门调整社会使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学科，我们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就更应该运用自己所学习的专业知识，去尽可能帮助别人，为减少社会的失范行为和使社会和谐运行而努力。
第二篇：涂尔干《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是一部系统论述自杀的著作，选择自杀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是因为自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在今天的情况下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疾病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疾病。比起任何辩证的论据，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更能证明社会学切实可行的规律。
在导论部分，涂尔干对“自杀”这一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指导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
同时涂尔干指出，我们只是研究社会自杀率的条件，不开列一张尽可能包括一切可以算作个别自杀起因的条件的完整清单。毕竟，这些个别条件当中，很多还没有普遍到足以影响自愿死亡的总数与人口的关系。也许这些条件可以促使某一个人自杀，但不一定会促使整个社会产生多少有点强烈的自杀倾向。这些条件也没有社会影响。因此，心理学家对此感兴趣，但社会学家未必亦然。社会学家所关心的是那些使整个社会都感觉到它们的影响的因素，而自杀率就是这些因素的产物，它反映了自杀的总数和总人口数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比较，能够衡量每一个社会在它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
在第一编“非社会因素”中，涂尔干依次考察了两类影响自杀率的非社会原因：内体—心理的素质和自然环境的性质，然而，关于“非社会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从作者种种的解释，以及不断地通过比较社会调查资料和数据，予以驳斥其合理性，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实际上是为了证实社会群体对自杀所持有的特殊倾向取决于社会原因。
在涂尔干看来，根据自杀的不同社会原因，自杀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由于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
（一）、利己主义的自杀
对于利己主义的自杀，涂尔干首先观察的是不同宗教信仰对自杀产生的影响。表格“在不同国家中每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口中每百万居民的自杀人数”显示，各地新教徒中的自杀人数都比其他宗教的信徒中多，天主教次之，犹太教最少。然而，新教和天主教都明令禁止自杀，犹太教却是唯一不正式禁止自杀的宗教。那么，为什么新教反而最有利于自杀的发展？首先，与有同样自杀戒律的天主教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一定是它们对自杀具有不同影响的原因。涂尔干认为，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推动这种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联系。但是，与其说新教比天主教允许个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不如说这是因为新教不大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事实上，宗教社会只有使所有的人都信奉相同的教义才能使他们社会化。带有宗教特点、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响的行动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现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中，就越是使个人的意志取向同一个目标。反之一个宗教
群体越是受个人判断的支配，这个群体就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内聚力和生命力。这样一来，犹太教的情况也得到了解释。对于基督教的同一种普遍的敌意作斗争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迫使犹太人彼此紧紧地互相依靠。每一个社区也随之变成一个紧密团结和协调一致的小社会，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想和生活；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实行紧密的、不断的监督，个人之间的分歧几乎不可能存在。以此类推，正因为犹太人所从属的宗教社会牢固地团结在一起，所以使他们得以具备自杀的免疫力。
另外，我们必须知道，决定自杀发展的不是科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宗教社会的内聚力可以促进人们的自杀免疫力，那么，使宗教解体的不是人们所受过的教育，恰恰是宗教解体才引起对教育的需要。试想，如果那些不合理的宗教信仰或宗教仪式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很可能就会“另请高明”，开始寻找别的宗教信仰或仪式。因此为了恢复权威，我们更应该借助教育的作用，丰富和发展原有的教义，同时防止其成为人们自我满足的目的。
继而在利己主义的自杀（续）中，涂尔干分别观察了家庭和政治社会对自杀的预防作用。对于家庭社会的探讨，涂尔干首次提出了“免疫力系数”的概念，即已婚者的自杀率与丧偶者的自杀率之比，或者是已婚者和丧偶者的自杀率与独身者的自杀率之比。他在表格“家庭对男女自杀的影响”中，针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状况这四个要素，进行了数据统计和比较，进而论证：婚姻对自杀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免疫作用，而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群体，能够使已婚者的免疫力系数更高。涂尔干由此认为，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完全一样，是一个防止自杀的强大因素，而且家庭越大，其构成越牢固，这种免疫力就越大。
接着，试图证明以上规律也适用于政治社会，涂尔干运用了同样的统计分析方法。当比较不同国家在政治**和民族战争时期的自杀人数时，结果显示不断减少；当对照法国在不同的战争期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自杀人数时，结果显示更容易受战争影响的城市人口，其自杀人数反而减少。对此，涂尔干认为只有一个解释，几个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全民战争都会加强集体感情，而且因为各种活动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而至少暂时地形成了较为牢固的社会一体化。这让我联想到前面所提到的，犹太教之所以具有更大的自杀免疫力，正是因为基督教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排斥和谴责，引起了犹太人异常强烈的团结一致的感情。那么我们可以引用中国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这类事实——逆境出人才。处于共同的逆境，看似很有可能促使人们倾向于自杀，事实上它却更有助于激发人们的信念和勇气，迫使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与其作顽强斗争，撑起一种具有足够强度的集体生活，并由此产生强大的自杀免疫力。
（二）、利他主义的自杀
相对于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即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
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为的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中。而某种极端利他主义所导致的自杀，就称之为利他主义的自杀。
倘若自杀表现出作为一种义务来完成的特点，这种类型的自杀称之为义务性利他主义的自杀。然而，利他主义的自杀是一种包括若干变种的自杀，并非所有利他主义的自杀都一定是义务性的，有的利他主义并不是社会特意强加于人的，而是有一种比较随意的性质。
一个人自杀若并非明确地是被迫自杀，即社会唆使个人无保留地放弃和牺牲自身的利益，并给予奖励，拒绝奖励则招致几近惩罚的后果，这些自杀即由此发生，甚至部分是自发的。尽管其性质与义务性的自杀无异，为了更加突出这些自杀的特点，可以补充说这些自杀是非强制性的。这些自杀不是社会特意要求的，而利他主义只是在环境的协助下才促使一个人去自杀。
但是有时候，个人自我牺牲仅仅是为了得到牺牲的乐趣，因为毫无特殊理由地自我牺牲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佛教则已经把这种原则推向了极端，把自杀当作了宗教实践。佛教教导人们，最大的幸福是涅槃。人必须逃避生命的思想在教义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产生“个人是多么不真实”的忧伤。而厌倦生活是因为他们都有目标，但不在今生今世，他们模糊地预感到来世的前景更加美好。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一旦这种忧患隐含了兴奋和急切要满足某种信念的冲动，很可能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以激烈的行为——自杀表现出来。
还有第二种类型的自杀，其本身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形式：义务性利他主义的自杀、非强制性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强烈的利他主义的自杀。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这种自杀和利己主义自杀形成最鲜明的对照。前者和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道德观念认为只涉及个人的东西毫无价值；后者则和文雅的伦理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伦理观念将人的个性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两类自杀存在的极大差距也把原始民族和最开化的民族区别开来。
在我们的当代社会里，个人的个性日渐脱离集体的个性，这种类型的自杀的普及便不复当年。然而，至今仍有一个特殊阶层长期存在着利他主义的自杀——军队。他们身上有养成服从和被动习惯的职责，认为国家和人民的安危重于自己的生命价值，这和公众意识的要求日益背道而驰，也因此成为有利于利他主义自杀的条件。另外，涂尔干提出，军队生涯培养起的一种有效地促使人放弃生命的心理气质，具有引起军队自杀的最大可能性。鉴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气质是自杀的温床，有一定风吹草动就可以把潜藏着的自杀倾向转变为行动。
（三）、反常的自杀
社会混乱是经常和特别引起自杀的因素，是每年使自杀队伍得到补充的来源之一，所以在现代社会里，一种新的类型的自杀和其他类型的自杀的区别在于它
不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方式，而取决于社会管理个人的方式。这类自杀更产生于这些人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伤害，我们据此称之为异常的自杀。
涂尔干说过，社会是调节个人感情和活动的一种力量，在这种调节活动的方式和社会自杀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然而，对异常的自杀来说，社会不能影响真正的个人情欲，使情欲得不到调节和控制。尤其在社会动荡不定的时候，无论是由于某种令人痛苦的危机，还是由于某种令人高兴但过于突然的变化，社会都暂时没有能力采取这种行动，并引起了自杀人数的上升。
探索婚姻和自杀的对应关系的过程中，涂尔干发现，丧偶危机发生时能够引起自杀。夫妻中的一方的死亡引起的家庭混乱，未亡人受到影响。未亡人不适应这种新的境遇，因此比较容易自杀。
再观察离婚率对自杀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律和习俗非常有利于离婚的地方，婚姻本身更容易沦为一种形式，一种不牢靠的结合，因此对欲望不再发挥固定不变的限制作用；而当这种限制比较容易动摇并被排除，情欲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当一个人感到脚下的土地不再坚实，不可能不逃离到其他的地方。然而，离婚的这种结果是丈夫所特有的，并不影响妻子。这是因为女子的本能比男子的本能强，为了求得平静和安宁，她们只需按本能行事。作为离婚制度的产物，这种夫妻关系反常的状态造成在离婚较多的国家里的已婚男子的免疫力较弱，造成了自杀总人数的上升，构成了一种异常的自杀。
反观独身者，他们的自杀倾向之所以如此强烈，部分原因在于他长期处于性反常的状态。然而这种反常具有两重性，正如一个人不能无限享受一样，他也没有任何绝对属于他的东西。未来的不肯定性，再加上他自身的不确定性，使他产生一种心神不定、激动和不满的状态，增加了其自杀的可能性。
社会的混乱向来只间歇性地以危机形式影响着自杀倾向，但是，在工商界这个社会生活领域里，混乱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在这部分社会里，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却当作个人和社会的最高目标。这种幸福神化的做法使人们的欲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并尝试摆脱限制他们的任何权威。现实，在他们的眼里，似乎毫无价值，并因而脱离现实。突然发生最微小的挫折，人们就无力承受。
看到这儿，我不由地联想起我自身的一段经历。刚进入高三的时候，一些考上名牌大学的朋友在QQ上兴奋地跟我展现他们大学的图片，描述他们所享受到的资源，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好。于是我的虚荣心开始作怪。尽管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长期处于中下游，我还是设定了一个高于自己所能达到的目标——考上清华大学。在备考的这一年，我总幻想着在名牌大学里如何快乐地学习和生活，缺少实现的思考和行动，更何况我的实际成绩和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得知高考成绩以后，我的内心无比压抑，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更没有心思准备
几天后的志愿填报，以至于又没有报上合意的学校和专业。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因为自己的欲望过大，并且脱离了现实。
正如涂尔干所说，聪明人懂得享受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在困难的日子里能够看到希望；老是等待未来和着眼于未来的人在他的过去却没有任何东西来鼓励他忍受现在的痛苦，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系列急于度过的阶段。其实在当时，很多人认为那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我应该做的是，正确看待自己的成绩，多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例如性格、职业趣向，并选择与此比较相符的学校和专业。经一事，长一智，学习做一个聪明人，随时就可以开始。社会学专业不是首选，聪明人却懂得珍惜，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将其转化为一个契机。社会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只是还未被广泛认识当中的巨大价值，我们可以打造属于社会学的美好时代，撑起我们的一片蓝天。相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利他主义自杀的信念，我更愿意相信，幸福不在于来世，就在于现在！
通览本书，在我脑海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涂尔干运用了社会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统计交互表格的形式来展现大量资料和数据，从而进一步考察自杀率与社会事实的联系，得出结论。并且，表头的表达十分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另外，涂尔干先是使用了否证的方法，说明心理状态、自然因素等非社会因素并不能解释自杀倾向，然后再通过实证来解释这种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这种结构安排相当地引人入胜，引导读者不断地沿着辩证思考的轨迹，一层层剥开最接近真实的那一面。往往读者乍看，以为找到答案了，往后一读，却又发现了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除了行文结构，涂尔干更是十分了解读者的心理，他总能及时地以反问的形式激发读者对同类问题的共鸣和求知的心理。就这样，涂尔干使我们得以从线性思维中解放出来，并体验到非线性思维的奇妙和魅力。
与此同时，我认为不足之处是，对于不同的自杀类型，书中都研究和分析了婚姻状况、性别、有无子女等对自杀率的影响，然而，当书中试图比较“已婚者”、“丧偶者”、“独身者”、“已婚女子”、“未婚男子”“有子女已婚男子”等不同的群体的自杀倾向，从而获得结论的时候，容易使读者产生思维混乱，不能很好地在脑海里形成一个系统网络。
总体上来说，《自杀论》是一本好书，因为它，我更加理解自杀现象和自杀心理，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的社会学的必要性，正如社会学的科学内涵，它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我们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维护和发展个人或家庭的健全功能，有效地防止自杀，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篇：浅谈《自杀论》
浅谈《自杀论》
作者在书中批判了以个体心理学解释自杀现象的传统理论，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与个体的关系，认为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会发生自杀现象。自杀现象受到民族、自然环境、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程度等社会事实的影响。作者把一个特定社会一段特定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作一个整体。
在当今社会，据调查资料显示，自杀在人口死亡原因排名中始终排在靠前的位置，成为除了传统的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意外死亡等导致死亡的原因外又一重要的因素。且自杀是青少年死亡最高的事件，因此这个问题受到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以及思考。
在读这本书前，我曾以为自杀就是一个人一时冲动而发生的事，但这本书颠覆了我的认知。作者是从群体自杀率来阐述的，认为群体自杀率高是因为社会形式有问题，而不是偶然性，而是必然性，且作者定义自杀为自己知道后果的事件也就是说人都是知道自己死的后果才自杀的，是迫不得已的。自杀分为多种，利他自杀和利己自杀使我感受颇多，利己是因为自己本身遭受了重大挫折，比如家庭破裂、公司破产等突如其来的事使得人一时绝望而动了自杀的心思，这是在当今社会非常常见的也许是因为社会保障机制亦或是其他条款的限制，使这类人无活下去的希望。也许因为社会的冷漠？或是社会的险恶？而家庭能使利己自杀降为最低，也许还是因为中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是中国一些男女的奇怪要求还是社会中的拜金主义？据书中所说，一个完整的整体能有效减少利己自杀，而个人主义者更容易自杀。可能也是因为当代那毫无人情可言的企业，人与人之间无联系。这类自杀在世界中广泛发生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而留下了许多的漏洞。以及一些人对于社会意识看法的改变，对物质的追求。
而利他自杀，则是一件神奇的事，以此为代表的的就是曾经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动不动就为了武士道精神而自杀，这是一种对某种事物的狂热追求，同样也是社会支持社会教育出来的。社会整合过度从而导致自杀的上升，尤其在军队中显示，像从前的中国，也经常有这种事发生。正是因为那狂热的精神，和社会的放纵。宗教狂性质的利他主义自杀是强烈性利他主义自杀的完整模式，这种自杀仅仅是为了得到自杀的乐趣，只是因为这种毫无理由的自杀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佛教已经把这种原则推向了极端，把自杀当作了宗教实践，因为佛教教导人们，最大的幸福是涅槃。在这些自杀中，“个人渴望摆脱他个人的生命，以便进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质东西中。他把这种东西叫做什么无关紧要，他相信他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且只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正是为了存在于这种东西中，他才如此使劲地和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因此，他自以为没有自身的生命。在这里，无个性达到了最大限度，利他主义处于极端状态。”
这本书颠覆了我对于自杀的了解，从社会层次了解了自杀的原因以及类别。
第四篇：《自杀论》书评
《自杀论》书评
杨璟（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作者简介]杨璟，（1988—），女，苗族，湖南湘西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学习和研究城市社会学。
[内容摘要]迪尔凯姆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自杀论》把“自杀”这一病态的社会现象作为分析研究对象，作者先对人们常常认为引起自杀的心理因素与自然因素进行否证，接着又对自杀现象的结果做出分类，由结果推论出自杀是因为社会整合程度过低或过高及社会规范出现混乱和真空引起的，从而实证自杀的社会归因，在否证与实证的过程中，迪尔凯姆的研究不仅体现出他一直以来的学术观点即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生活，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的特点，而且作为实证主义研究的始祖，迪尔凯姆在研究中对数据资料的分析方法也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是《自杀论》的书评，不仅会分析这本书的方法论意义而且会分析它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自杀 ； 自杀率 ；
社会整合 ； 自杀的分类
一、笔者未读该书之前及之后的不同心里感受
笔者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遇到挫折、不幸，内心极度难受、极度痛苦以至于想要自己放弃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自杀当然就是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放弃自己生命的人要不然就是经受了很大的挫折和痛苦，要不然就是心里有问题，人们更倾向于去相信和人为自杀的人是因为自己本身有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或者至少是在当时他无法解决和面对，从而选择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去逃避，逃避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或者已经预见到的将来自己不想也认为自己无法面对的事情。笔者以前认为自杀是一种逃避，或者是一种自我解放，逃避不想面对的事情，将自己从纷繁复杂的琐事中解放出来，自杀也有可能只是自杀者当时一种错误的心态，他们无法从那种错误的心境中走出来，或者没有人能够有效的劝导他们，将他们导向正确的心境。或者有时候自杀是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自己的一种状态，自己都无法接受自己，无法明白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将做什么，觉得自己很没用，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价值了，等等，笔者认为大多数的自杀者不仅逃避现实而且不喜欢自己，至少对自己不满意，当然不同的人对自己满意的标准各不相同，当人们自己对自己极度失望的时候，也有可能采取了结自己生命的方式，但是可能很少有人将自杀归因于社会的原因。很简单的事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自杀”就是自己杀自己，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有什么关系，与社会就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了。
但是读了这本书后你会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任何人，只要他出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那么他的任何行为，即使是在我们看来很私人的行为，必然已经打下了当时社会行为标准，社会规范，或者社会环境的烙印，因为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生长在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或者自然环境中，这些我们都无法改变，在我们看来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所生长的环境在不断塑造我们，影响我们，改变我们。哪个自己才是真实的自己，不被任何东西影响的自己，或者已经没有了吧，我们试图去发现和了解的是，社会环境是如何塑造我们，影响我们与改变我们的，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自杀论》这本书，从最初的看不太懂，到终于明白，还记得自己曾经在学校的食堂用《自杀论》这本书占过座位，远远的就看见周围的同学从旁边走过都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名字所吸引，忍不住会看两眼，或者目光停留在上面的时间总是比较长，可能所有人最初看见这本书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大家心里肯定都在嘀咕着，还有这种书？还有专门研究自杀的？这样的书也可以是本名著？那这本书究竟写的都是些什么呢？难道是写人们是怎么自杀的？我觉得所有人都对自杀有着自己的理解，但
是我们或许很少去想自己认为很私人的行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真的只有自己的行为和状态会影响吗？那自己的行为和状态又是怎么得来的呢？迪尔凯姆就是带我们去发现塑造或影响我们私人行为的社会原因。
二、本书概述
自杀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但人们往往把它归因于个人，认为是由精神错乱等心理因素或酗酒、仿效等个人因素引起的也有人认为是由自然原因如气候的变化等引起的，而迪尔凯姆的研究假设认为是由社会整合程度过低或过高，社会规范出现混乱或真空引起，迪尔凯姆先对心理因素和自然因素进行否证，然后又对自杀现象分类，由果溯因对引起自杀的社会原因进行实证，通过一驳一立使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1、概念的界定——操作性定义——对作者认为非自杀现象的排除
迪尔凯姆在书中对自杀现象做出这样的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自杀论》，11）这样就（1）将当事人的意图或动机排除在外，而只根据当事人的行为与结果这两个外显的特征进行定义（2）排除了那些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行为后果的死亡现象。
2、否证自杀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A、对精神错乱的否证：心理论认为，自杀现象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在统计规律上，有一些不正常的心理因素如精神错乱的年发生率与自杀现象一样，在某个社会里相对的稳定，而在不同的民族又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自杀和精神错乱一样，城市比农村多。迪尔凯姆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1）所有的统计资料都证实，在精神病院里，住院病人中女性略多于男性；由于推论，如果说自杀率与神经衰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妇女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男人的自杀率，至少应该一样高，但是根据自杀的统计资料来分析，在每个国家中，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4倍左右；（2）犹太教徒中的精神错乱病人比其他教徒中多得多，如果说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犹太教徒的自杀率就必然高于其他教徒的自杀率，然而，相反的是犹太教徒中的自杀倾向却很微弱；（3）在所有的国家里，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从童年到老年），自杀倾向是逐步增强的，而在壮年时期更经常地突发精神错乱，如果自杀率与精神错乱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的话，这种统计结果同样也是无法解释的；（4）疯子最少的国家却是自杀最多的国家；（5）下层社会中精神错乱很少，自杀却时有发生。
B、对酗酒的否证：还有些人认为，酗酒是导致自杀的另一个不正常心理因素。迪尔凯姆用两个统计事实批驳了这种说法。（1）在法国国内，酒鬼最多的地区是自杀倾向最严重的地区，而酒鬼最少的地区也不是自杀倾向最不严重的地区。（2）比较不同国家情况，一个国家人均酒的消费量和这个国家自杀率之间也没有相关性。
C、对种族遗传的否证：接着为了排除自杀是由正常的心理因素如个人的体质所引起的这种可能，迪尔凯姆又进行了否证，因为自杀率确实因种族而异，而一个种族和另一个种族的区别在于它的身心特点。迪尔凯姆首先将种族的核心界定为遗传。（1）通过比较分布在不
同国家（社会）的同一种族人群的自杀倾向，结果相差很大，证实了种族和自杀没有关系；（2）自杀率随年龄的增长而有规律的增高。因为人体的一切都受着生命节律的支配，依次经过生长的阶段、停滞的阶段和最后一个衰退的阶段。由于没有什么心理或生理特点是无止境地发展的，所有的特点都在达到一个顶峰之后趋于衰退。相反，自杀却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才达到它的顶点。
D、对仿效的否证：（1）同首先对自杀现象进行操作化定义一样，迪尔凯姆还是先对仿效下了他的定义：“当一种行为有一种类似的，以前由别人完成的行为的表现作为直接的先例，没有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思想活动介乎这种表现和实施之间来影响这种重复行为的本来性质，那么仿效是存在的。”（《自杀论》，114）（2）迪尔凯姆指出，仿效是一种纯粹的心理现象，它可能在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个人之间发生，他指出仿效必须先有被仿效的对象，如果自杀是仿效引起的，那么自杀率就应该以被仿效对象所在的地方为中心向周围逐渐减小，但是从自杀率的分布图上看，自杀根本不是围绕某些中心发生，从这些中心均匀的扩散开来，而是以差不多同样的数量成批的发生没有任何中心。
3、否证自杀现象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1）否证气候类型与自杀率之间的关系，自杀率同样高的地区可以属于不同的气候类型，意大利自杀人数最多是北方而英国和比利时自杀人数最多的却是南方。（2）对是否存在最有利于自杀的季节的证伪：迪尔凯姆按照温度的变化来排列一年中的4个季节和12个月份，并未发现季节或者月份的变化与自杀率变化之间的对应关系。（3）迪尔凯姆对统计资料显示人们倾向于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自杀的观点：他认为这不是自然因素的影响，真正的原因在于白天事务最繁忙，人际交往最复杂，社会生活最紧张。
4、实证——倒果溯因的分类溯因论证法
以上迪尔凯姆否证了精神错乱、酗酒、种族遗传、仿效等心理因素，也否证了气候、季节、温度、白天黑夜等自然因素，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社会因素了，而迪尔凯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通过对自杀现象进行分类来寻找原因的，他认为各种原因之间的特殊差别意味着各种结果之间的特殊差别，通过探索不同自杀类型产生的社会条件，就将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通过结果来寻找原因。
迪尔凯姆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即“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性自杀”以及“宿命型自杀”。（1）利己主义自杀。其成因是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所以那些不能很好的整合进较大的社会单位并盛行个人主义的集体、社区和群体，其利己主义自杀的比率一般都比较高；（2）利他主义自杀。它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此时，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力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待完全服从集体的需要和利益。（3）失范性自杀，主要发生在社会控制瓦解之时，在正常和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的愿望总是受到由一般道德原则支撑的规范的调节的，他们保证了个人的愿望或抱负大体上于可以运用的手段相一致。但是，当社会控制减弱，上述规范受到破坏时，对个人愿望的制约就不复存在。此时，个人的生活目标和人生抱负失调，他们增长出难以实现的个人愿望，这必然导致挫折很多，以及自杀率的上升。（4）宿命性自杀。这种自杀的典型形式是那些倍受压迫和制约的奴隶采取自绝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面临的是一些无法抗拒和改变的压迫。
社会整合和自杀率之间的关系：（1）利己主义自杀和失范性自杀与社会整合程度成反比，即社会整合程度越低，自杀率越高；（2）利他主义自杀与社会整合程度成正比，社会的整合程度越高，自杀率也越高；（3）自杀率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整合程度的变化，担不是惟一的经验表现形式。犯罪、越轨、酗酒、离婚率以及精神疾患的患病率的变化都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整合类型与程度。
5、结论
（1）通过以上的论证，迪尔凯姆证实了他的三个命题：自杀人数的多少；A、与宗教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B、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比；C、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
（2）自杀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迪尔凯姆认为自杀和杀人之间有关系而且要视自杀的类型而定。A、利己主义自杀和杀人呈负相关。因为有利己主义子自杀倾向的人所崇拜的是人的个性而不是社会的共性，既然尊重个性的张扬就不会看不起别人的生命。B、利他主义的自杀与杀人有着共同的机制，当自杀者认为自己在社会的压力面前是如此渺小，无能为力时，他也不会重视别人的生命。C、反常的自杀则要具体来说。反常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激怒或者厌烦的状态，这种状态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针对别人或者转而针对自己：前者引起杀人，后者则引起自杀。
（3）对自杀现象迪尔凯姆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否证过去的宗教以及现代的家庭都不能成为维系现代人们关系的感情纽带，迪尔凯姆不是想把现代社会拉回到过去，而是坚决主张建立职业团体或行会以恢复社会对自杀的免疫能力，让人们在集体生活中找到已经失落的社会思想和感情。
三、本书在作者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1、社会的影响力，主导地位：纵观迪尔凯姆的学术生涯与著作，从《社会分工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方法论准则》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一直都围绕着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作为社会这个整体是高于个人的，并一直都致力于研究与证实社会生活是在极大程度上影响、决定和塑造个人的。在《自杀论》这本书中，迪尔凯姆将大多数人认为是由个人动机或行为等心理因素引起的病态现象进行分析，在否证与实证的过程中，在严谨的论证体系中让人们清晰的发现以前自己人知的错误，对社会的影响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2、社会事实：在《自杀论》这一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自杀这一病态社会现象的研究，再一次以一种案例研究的方式向人们证实了他的思想：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外在性、普遍性的特点，它影响塑造着人们及他们的行为，因此只能通过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在书中，迪尔凯姆就用社会整合程度的高低来解释自杀现象及其类型。
四、本书的影响与意义
1、方法论意义：（1）清晰的概念定义：可操作化的定义是进行社会研究的前提，在书的开篇作者就对自杀现象做了自己的定义，排除个人的主观动机与行为及作者认为不是自杀的死亡现象，使自杀现象成为可具体研究的客观存在，而在之后对仿效的否证中作者也进一步对仿效做出常人可理解、可研究、解释、论证的操作化定义，并强调概念的界定对研究的重要意义，对后人的研究有重大的启发。（2）研究变量的引用：自杀率的引入将看起来是个人原因的自杀现象变为可用宏观社会结构来解释的社会事实。迪尔凯姆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将人们往往看来理应是由个人的心理或动机引起的个人自杀现象通过一个研究变量——自杀率的引入，变为可在不同城市、地区、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影响自杀率变化之宏观社会结构的客观社会事实。让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发展。（3）否证与实证相结合，强有力的论证脉络：通过前面的概述，我们发现迪尔凯姆先对人们常常认为可能影响自杀率的心理因素、自然因素等进行否证，当只剩下社会因素时，他就对社会因素进行实证，论证结构十分严谨以至于不少人认为“证伪”的思想不是被波普诺开创的，迪尔凯姆才是“证伪”方法的祖师爷。（4）共变和控制变量等实证方法的运用：由于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隐藏在大量复杂的可变因素背后，而社会研究又不能完全像自然科学那样获得能够严格控制各种因素的实验条件。因此，为了排除那些变量之间的非因果性相关，他采用了“共变法”、“控制变量”等分析技术。如：若自杀率与心理变态有关系，则精神并发病比率越高的地方自杀率越高；若自杀与仿效有关则必定使自杀率以自杀率最高的地方为中心依次向周围减小。而通过引入控制变量——年龄，他论证了不是婚姻本身，而是与子女的联系影响着已婚者自杀率的高低。（5）根据现象分类，倒果溯因，求因果关系：在《自杀论》中，对社会原因的实证方面，根据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不同的原因会引起不同的结果，从而通过对自杀现象的分类探讨引起这些类型自杀不同的社会条件从而探求出原因来。这种分类法，及倒果溯因的方法的运用也是实证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
通过将要检验命题的经验性事实累计整合或理论性推断并加以检验，使其具有可信度与包容力，是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教给我们的东西。
2、本书在社会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迪尔凯姆的《自杀论》是实证社会学的典型研究，其方法论意义与理论意义同样巨大，通过前面对其方法论的探讨，我们发现虽然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迪尔凯姆没有我们现在的统计软件，但他的共变法与控制变量的引入及否证与实证的完美结合却是现代社会学及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在理论方面，《自杀论》是迪尔凯姆通过对自杀这一病态社会现象的研究对他自己理论观点即社会生活对个人的影响决定作用，社会事实有客观性、强制性、外在性、普遍性，可用一种社会事实去解释另一种社会事实的案例诠释。他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将人们的视线引向社会这个大整体来，对社会整合需适度及社会规范是否稳定对自杀影响的讨论让人们对社会和个人，国家和社会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迪尔凯姆在人和社会的关系讨论中对社会决定性作用的强调也引发了学者们的不同观点，从而产生了互动论、交换论、现象学等理论流派。
3、现实意义：书中迪尔凯姆区分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四种类型自杀。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我们确实应该看到利己型自杀与社会整合的关系及它的现实意义。而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时期，贫富差距、地域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社会规范对人的制约作
用，对人目标和价值的确立作用也经常起变化，因此反常自杀在我国社会转型这个特殊时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五、自己的思考
1、主观的溯源分类法：大多数人认为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主要是用了实证的方法，有很强的客观性，但我认为在他的书中也典型的采用了心理解释策略，有主观的成分，比如对自杀类型的区分，根据迪尔凯姆实证主义方法的一贯精神，科学研究应当从客观观察入手，根据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可明确识别的外在特征来划分对象类型，这种叫做形态分类法。但在对自杀现象做出类型划分时迪尔凯姆并没有采用这类分类法，而是采用另外一种溯源学的分类法，他重点区分了利己型、利他型、和反常型自杀，显然这种分类具有心理溯源的性质
2、软实证的经验研究——从定量不知不觉走向定性：（1）社会整合的抽象概括，无法量化、测量与检验：经验研究的要义在于以存在的社会事实为根据，以现实材料为手段，通过实验、观察、搜集分析资料的方式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研究。但是通读该书，从迪尔凯姆的经验概推中我们不能直接得知制约自杀率的主要社会原因是什么，迪尔凯姆于是通过建立命题结构，提出了在经验命题中获得直观的最高假设：社会整合程度决定自杀率。这是一个在逻辑上能隐含经验事实但并不直接来自经验数据的一般性概括，它的产生不是通过归纳推导出来的而是哲学的思辨，并且社会整合的程度如何才算适度，不高也不低，并不能对之进行量化，测量和检验。
（2）迪尔凯姆在书中体现的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取向：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常常探讨因果关系，一种现象是如何由怎样的另一种现象引起的，把一个事物的发生或演变与另一个事物的存在和运动联系起来，有明确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把一种社会现象归结到另一种社会现象那里，不论这种解释充分还是不完全，都表现了某种决定意义。迪尔凯姆在本书中选择的解释项是“社会整合水平”，被解释项是“社会自杀率”，而自杀者则被当做一个潜在的被解释项，因而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的被解释项，当社会整合水平异常时，自杀者只有万分之几的比例，处境相同的多数人并未选择自杀。这一结果可能使迪尔凯姆意识到：作为潜在的被解释项的自杀者个人对环境的反应差异也影响着自杀现象。于是，迪尔凯姆是采用心理溯源性质的分类法，提示着社会与个人相互作用的意义，因此无意识的将决定论与相互作用论结合在一起，并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互动论的学者是不是从这里得到互动论的启发呢？
最后，我想说虽然后人对迪尔凯姆的这本书还有很多批评，比如统计资料的失真，推论的失误（新教盛行国家的自杀行为并不一定都发生在新教徒身上，因此“新教盛行国家的自杀率高不等于新教徒自杀率高”）等，但是迪尔凯姆的这本书及其在社会学和实证社会科学中都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他严谨的科学实证态度和方法都值得后人钦佩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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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中学生自杀
论中学生自杀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地中学生自杀行为屡见不鲜且自杀率逐年上升，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进入“高发期”，中学生的自杀现象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由于社会压力过大，家庭期望过高，中学生心里素质低下等种种原因导致中学生自杀率连年攀升。关键词： 中学生
自杀
现状
原因
对策
自杀为人类十大死因之一，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加剧，青少年的心理冲突问题越来越突出，由此而起引起的青少年自杀也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本文主要浅析我国中学生自杀现状及其心理，分析导致其产生自杀行为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一． 中学生自杀概述 1.我国中学生自杀现状
自杀起源于心理社会冲突,是有目的、有计划蓄意终止自己生命的毁灭性行为,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伴随近年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青少年自杀呈上升趋势，据多方面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是世界上青少年自杀第一大国自杀，自杀已成为中国十五至三十岁人群第一位重要的死亡原因。
根据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3.2%—28.0%，自杀计划的发生率为5.0%—11.9%，自杀未遂的发生率为1.2%—4.0%，中学生的自杀率占总自杀人数的26.64%，换言之，每年中国的自杀人数中有近百万是青少年中学生，全国各地中学生轻生的新闻已屡见不鲜，这种自杀现象已到了惊人的程度。
2.中学生自杀的心理历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众多的青少年自杀者并非是在顷刻之间裁决自己的生死，即使高空一跃，临池一跳虽然几秒钟光景，然而在此之前还是经过较长的心理历程的。这种心理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杀动机的形成，自杀彷徨即心理矛盾的冲突和自杀者平静阶段。个别中学生在遇到挫折和打击时，为逃避现实，将自杀作为寻求解脱的手段，萌生自杀的想法，形成自杀动机。如在一些案例中，有中学生因生活自理能力差，不适应课业繁多的状态，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自感生活毫无意义，便决定以自杀来寻求解脱，将自杀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再如，某位中学生父母离异，对其生活、学习不闻不问，给该中学生的心理带来很大创伤，在学习生活上几经挫折后，该生万念俱灰，想到以自杀来报复其父母。这些案例都说明在外界某些因素的刺激下，易形成自杀动机，这是自杀心里历程的第一步。自杀动机产生后，求生的本能可能使想自杀的中学生陷入一种生与死的矛盾状态中，难以最终做出自杀决定，这也称为自杀彷徨。此时，自杀者会经常谈论与自杀有关的话题，预言、暗示自杀，或以自杀来威胁别人，从而表现出直接或间接的自杀意图。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作是自杀者发出的寻求帮助或引起别人注意的信号。在自杀彷徨的阶段，任何一种能够因素都可能改变自杀者的想法，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心智尚不成熟，行事易冲动，极易在冲动的状态下坚定自杀的想法，从而采取自杀行为。当自杀者似乎已从困扰中解脱出来，不再谈论或暗示自杀，情绪好转，抑郁减轻，显得平静。这样周围的人真以为他的心理状态好转了，从而放松警惕。但这往往是自杀态度已经坚定不移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是自杀者心理状态好转的表现。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自杀者尤其是冲动的中学生，认为自己已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再为生与死的选择而苦恼。因此他们不再谈论或暗示自杀，甚至表现出各方面的平静。目的可能是为了摆脱旁人对其自杀行为的阻碍和干预。此时，他们的下一步动作就是采取自杀行为。二． 浅析中学生自杀的原因 1.中学生的个人因素
从中学生这一群体身心发展特点上看，中学生时期正处于个体身心发展的疾风暴雨、变化剧烈时期，心理发展尚未成熟，面临考试、升学、就业、交友、恋爱等诸多人生选择，各种心身矛盾和众多的心理欲求，使其经常体验到失望、痛苦、悲伤、悔恨、激愤等负性情绪和严重的挫折感、不满足感，而其心理又不成熟、情绪波动大、缺乏应对挫折的能力和技巧，因而是最易出现心理冲突和心理问题的“危机期”。自杀企图即是心理危机的一种突出表现。
此外，从中学生个体的人格特质来看，一部分中学生性格内向、孤僻，自我封闭不与人交往，或冲动、过激、偏执，神经质的人格特质；有的本身即是神经类型为弱型或强而不平衡型或过敏体质者，其耐受力较差，一个普通刺激就使其难以承受；有的内心有强烈的孤独感、痛苦感，这种体验长期积累达到一定极限时，一个偶然因素即可导致轻生念头的产生。2.中学生成长的家庭因素
从一些中学生自杀的案例分析中来看，中学生成长的家庭环境对其是否采取自杀行为有很大影响，家长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失当，过分溺爱娇惯或斥责、苛求、打骂，或家长期望值过高，一旦高期望变成高失望，付出与收获的巨大反差常导致父母心理严重失衡，这些又必然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明明暗暗的方式表露出来，都会使学生感到家庭的巨大压力而处于紧张、焦虑、不安之中。
另一方面，许多数据及案例事实表明，家庭不健全也是导致中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如果父母离异或一方或双方去世，生活在这种不健全家庭中的中学生更容易出现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处于这种生长环境中的中学生可能由于受到不全面的关爱，较敏感，自卑，相比其他同龄人更易陷入束手无策境地，倍感孤独无助，苦涩迷茫，更容易轻率的选择了不归之路。3.中学生所处的学校因素
学校是中学生最为重要的一个生活环境，由于现行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这一最为重要的生活环境又是其最感到压力的外界环境。而“压力”与“焦虑”是一对孪生兄弟，学校学习生活的巨大压力使他们经常感到情绪焦虑、紧张恐惧、身心疲惫。美国布洛姆(Brown,D.T.)的研究认为：学校的压力源，一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二是同学之间的关系；三是成绩与考试；四是来自于学校的批评与处罚。来自学校的任何一方压力源，当其不堪重负时，就极有可能以死来逃避或抗争。此外，大多数中学学校更关注于学生成绩而忽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正确干预与引导。中学生面临着学习的巨大压力和成长的诸多烦恼，他们往往很难自己调适，免不了因为一些矛盾而导致心理的剧烈冲突，进而发生各类心理障碍。但又没有机会、或是没有专业的人士帮助他们及时解决。这就很容易导致中学生自己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三． 应对中学生自杀的对策
导致中学生自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中学生自杀问题也应该从多种角度入手。1.中学生个人方面。
青少年中学生首先应正确认识生命，学会欣赏生命、敬重生命、尊重生命、爱惜生命，懂得生命的珍贵，树立起“生命只有一次，必须珍爱”的观念。其次树立正确的自我概念，客观公正的评价自己，看到自己善良、宽容、坚强的一面，建立自信心。同时认识自己性格的缺陷，努力成长，提高沟通能力，主动与同学交往，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对他人求同存异，逐步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最后，青年中学生处于人生的特殊阶段，要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学会勇敢直面生活中的挫折与困难，不用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懂得寻求帮助，不给自己施加太大压力，保持良好健康，积极乐观的心态及情绪。2.家庭及学校方面
中学学校应适应当前独生子女学生的群体缺陷和社会环境不良因素影响大的新形势，及时转变一些旧的教学观念。应该让每个学生都体验到成功，对学生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化成绩上，注意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平等的关注到每一位同学的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中学校园应开设心理教育的课程，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干预，疏导学生遇到的心理问题。同时对教师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改善师生关系，做到平等教学，文明教学。转变教育理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名利观，帮助学生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
家庭在避免中学生自杀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学生的家庭教育不应过于严厉或过于功利，对中学生的成长监管不应过于专制也不应过于放任。家长不仅要给学生减轻课业负担，更应减轻心理负担，让中学生成长在一个民主、和谐而又不失规范的家庭环境中。家长要给中学生足够的关注与关爱，但不能过分溺爱，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向中学生传达正能量，引导中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引导中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此外家庭和谐也是避免中学生走上极端道路的重要因素，为了中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家长应努力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3.社会及政府
社会应积极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如成都市为预防中小学生自杀将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并准备效仿日本、韩国建设大型青少年校外综合实践基地，不仅给学生提供动手动脑的机会，也是开展生命教育、生存实践的平台，更重要的是锻炼学生的抗挫能力，全面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应在全国中学范围内建立有效的绝望心里防范机制，如全部中学生普及防范此方面的知识，设立个人心理危机咨询电话，建立中学生自杀行为快速干预和抢救系统等。在中学校园层面应有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大众媒介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建立干预中学生自杀网络，加强中学生自杀危机的干预工作，建立自杀危机干预团队和家庭、学校、社会共同组建预防中学生自杀的社会安全网络，有效解决中学生自杀危机。
美国自杀协会前主席帕佛说：“防止自杀的最佳途径不是注意自杀本身，而是导致该行为的发生原因”。因此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导致中学生自杀的原因，只有从根本上阻止中学生产生自杀动机，悲剧才能减少。自杀是令人痛惜的，中学生的自杀更犹如开得正艳的花突然枯萎，令人惋惜。愿这类悲剧能少之又少，挽救中学生，防止中学生自杀，也是在挽救一个国家的未来！
参考文献：戴亚杰
《何苦自杀》
汪海燕 吴才智 《活着没商量—自杀心理及其预防》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
张晓玲《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隋晓爽 陈伟《中学生自杀现状和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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