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自杀论》读书报告

第一篇：涂尔干《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是一部系统论述自杀的著作，选择自杀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是因为自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在今天的情况下是我们所遭受的集体疾病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疾病。比起任何辩证的论据，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更能证明社会学切实可行的规律。

在导论部分，涂尔干对“自杀”这一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指导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

同时涂尔干指出，我们只是研究社会自杀率的条件，不开列一张尽可能包括一切可以算作个别自杀起因的条件的完整清单。毕竟，这些个别条件当中，很多还没有普遍到足以影响自愿死亡的总数与人口的关系。也许这些条件可以促使某一个人自杀，但不一定会促使整个社会产生多少有点强烈的自杀倾向。这些条件也没有社会影响。因此，心理学家对此感兴趣，但社会学家未必亦然。社会学家所关心的是那些使整个社会都感觉到它们的影响的因素，而自杀率就是这些因素的产物，它反映了自杀的总数和总人口数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比较，能够衡量每一个社会在它历史上的每一个时刻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

在第一编“非社会因素”中，涂尔干依次考察了两类影响自杀率的非社会原因：内体—心理的素质和自然环境的性质，然而，关于“非社会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从作者种种的解释，以及不断地通过比较社会调查资料和数据，予以驳斥其合理性，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实际上是为了证实社会群体对自杀所持有的特殊倾向取决于社会原因。

在涂尔干看来，根据自杀的不同社会原因，自杀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和由于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

（一）、利己主义的自杀

对于利己主义的自杀，涂尔干首先观察的是不同宗教信仰对自杀产生的影响。表格“在不同国家中每一种宗教信仰的人口中每百万居民的自杀人数”显示，各地新教徒中的自杀人数都比其他宗教的信徒中多，天主教次之，犹太教最少。然而，新教和天主教都明令禁止自杀，犹太教却是唯一不正式禁止自杀的宗教。那么，为什么新教反而最有利于自杀的发展？首先，与有同样自杀戒律的天主教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一定是它们对自杀具有不同影响的原因。涂尔干认为，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推动这种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联系。但是，与其说新教比天主教允许个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不如说这是因为新教不大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事实上，宗教社会只有使所有的人都信奉相同的教义才能使他们社会化。带有宗教特点、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响的行动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现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中，就越是使个人的意志取向同一个目标。反之一个宗教

群体越是受个人判断的支配，这个群体就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内聚力和生命力。这样一来，犹太教的情况也得到了解释。对于基督教的同一种普遍的敌意作斗争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迫使犹太人彼此紧紧地互相依靠。每一个社区也随之变成一个紧密团结和协调一致的小社会，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想和生活；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实行紧密的、不断的监督，个人之间的分歧几乎不可能存在。以此类推，正因为犹太人所从属的宗教社会牢固地团结在一起，所以使他们得以具备自杀的免疫力。

另外，我们必须知道，决定自杀发展的不是科学。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宗教社会的内聚力可以促进人们的自杀免疫力，那么，使宗教解体的不是人们所受过的教育，恰恰是宗教解体才引起对教育的需要。试想，如果那些不合理的宗教信仰或宗教仪式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很可能就会“另请高明”，开始寻找别的宗教信仰或仪式。因此为了恢复权威，我们更应该借助教育的作用，丰富和发展原有的教义，同时防止其成为人们自我满足的目的。

继而在利己主义的自杀（续）中，涂尔干分别观察了家庭和政治社会对自杀的预防作用。对于家庭社会的探讨，涂尔干首次提出了“免疫力系数”的概念，即已婚者的自杀率与丧偶者的自杀率之比，或者是已婚者和丧偶者的自杀率与独身者的自杀率之比。他在表格“家庭对男女自杀的影响”中，针对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生育状况这四个要素，进行了数据统计和比较，进而论证：婚姻对自杀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免疫作用，而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群体，能够使已婚者的免疫力系数更高。涂尔干由此认为，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完全一样，是一个防止自杀的强大因素，而且家庭越大，其构成越牢固，这种免疫力就越大。

接着，试图证明以上规律也适用于政治社会，涂尔干运用了同样的统计分析方法。当比较不同国家在政治**和民族战争时期的自杀人数时，结果显示不断减少；当对照法国在不同的战争期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自杀人数时，结果显示更容易受战争影响的城市人口，其自杀人数反而减少。对此，涂尔干认为只有一个解释，几个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全民战争都会加强集体感情，而且因为各种活动都集中到同一个目标而至少暂时地形成了较为牢固的社会一体化。这让我联想到前面所提到的，犹太教之所以具有更大的自杀免疫力，正是因为基督教长期以来对犹太人的排斥和谴责，引起了犹太人异常强烈的团结一致的感情。那么我们可以引用中国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这类事实——逆境出人才。处于共同的逆境，看似很有可能促使人们倾向于自杀，事实上它却更有助于激发人们的信念和勇气，迫使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与其作顽强斗争，撑起一种具有足够强度的集体生活，并由此产生强大的自杀免疫力。

（二）、利他主义的自杀

相对于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即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

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为的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中。而某种极端利他主义所导致的自杀，就称之为利他主义的自杀。

倘若自杀表现出作为一种义务来完成的特点，这种类型的自杀称之为义务性利他主义的自杀。然而，利他主义的自杀是一种包括若干变种的自杀，并非所有利他主义的自杀都一定是义务性的，有的利他主义并不是社会特意强加于人的，而是有一种比较随意的性质。

一个人自杀若并非明确地是被迫自杀，即社会唆使个人无保留地放弃和牺牲自身的利益，并给予奖励，拒绝奖励则招致几近惩罚的后果，这些自杀即由此发生，甚至部分是自发的。尽管其性质与义务性的自杀无异，为了更加突出这些自杀的特点，可以补充说这些自杀是非强制性的。这些自杀不是社会特意要求的，而利他主义只是在环境的协助下才促使一个人去自杀。

但是有时候，个人自我牺牲仅仅是为了得到牺牲的乐趣，因为毫无特殊理由地自我牺牲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佛教则已经把这种原则推向了极端，把自杀当作了宗教实践。佛教教导人们，最大的幸福是涅槃。人必须逃避生命的思想在教义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产生“个人是多么不真实”的忧伤。而厌倦生活是因为他们都有目标，但不在今生今世，他们模糊地预感到来世的前景更加美好。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一旦这种忧患隐含了兴奋和急切要满足某种信念的冲动，很可能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以激烈的行为——自杀表现出来。

还有第二种类型的自杀，其本身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形式：义务性利他主义的自杀、非强制性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强烈的利他主义的自杀。在这些不同的形式下，这种自杀和利己主义自杀形成最鲜明的对照。前者和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道德观念认为只涉及个人的东西毫无价值；后者则和文雅的伦理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伦理观念将人的个性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两类自杀存在的极大差距也把原始民族和最开化的民族区别开来。

在我们的当代社会里，个人的个性日渐脱离集体的个性，这种类型的自杀的普及便不复当年。然而，至今仍有一个特殊阶层长期存在着利他主义的自杀——军队。他们身上有养成服从和被动习惯的职责，认为国家和人民的安危重于自己的生命价值，这和公众意识的要求日益背道而驰，也因此成为有利于利他主义自杀的条件。另外，涂尔干提出，军队生涯培养起的一种有效地促使人放弃生命的心理气质，具有引起军队自杀的最大可能性。鉴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可以推测这种气质是自杀的温床，有一定风吹草动就可以把潜藏着的自杀倾向转变为行动。

（三）、反常的自杀

社会混乱是经常和特别引起自杀的因素，是每年使自杀队伍得到补充的来源之一，所以在现代社会里，一种新的类型的自杀和其他类型的自杀的区别在于它

不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方式，而取决于社会管理个人的方式。这类自杀更产生于这些人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伤害，我们据此称之为异常的自杀。

涂尔干说过，社会是调节个人感情和活动的一种力量，在这种调节活动的方式和社会自杀率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然而，对异常的自杀来说，社会不能影响真正的个人情欲，使情欲得不到调节和控制。尤其在社会动荡不定的时候，无论是由于某种令人痛苦的危机，还是由于某种令人高兴但过于突然的变化，社会都暂时没有能力采取这种行动，并引起了自杀人数的上升。

探索婚姻和自杀的对应关系的过程中，涂尔干发现，丧偶危机发生时能够引起自杀。夫妻中的一方的死亡引起的家庭混乱，未亡人受到影响。未亡人不适应这种新的境遇，因此比较容易自杀。

再观察离婚率对自杀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律和习俗非常有利于离婚的地方，婚姻本身更容易沦为一种形式，一种不牢靠的结合，因此对欲望不再发挥固定不变的限制作用；而当这种限制比较容易动摇并被排除，情欲就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当一个人感到脚下的土地不再坚实，不可能不逃离到其他的地方。然而，离婚的这种结果是丈夫所特有的，并不影响妻子。这是因为女子的本能比男子的本能强，为了求得平静和安宁，她们只需按本能行事。作为离婚制度的产物，这种夫妻关系反常的状态造成在离婚较多的国家里的已婚男子的免疫力较弱，造成了自杀总人数的上升，构成了一种异常的自杀。

反观独身者，他们的自杀倾向之所以如此强烈，部分原因在于他长期处于性反常的状态。然而这种反常具有两重性，正如一个人不能无限享受一样，他也没有任何绝对属于他的东西。未来的不肯定性，再加上他自身的不确定性，使他产生一种心神不定、激动和不满的状态，增加了其自杀的可能性。

社会的混乱向来只间歇性地以危机形式影响着自杀倾向，但是，在工商界这个社会生活领域里，混乱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在这部分社会里，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却当作个人和社会的最高目标。这种幸福神化的做法使人们的欲望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并尝试摆脱限制他们的任何权威。现实，在他们的眼里，似乎毫无价值，并因而脱离现实。突然发生最微小的挫折，人们就无力承受。

看到这儿，我不由地联想起我自身的一段经历。刚进入高三的时候，一些考上名牌大学的朋友在QQ上兴奋地跟我展现他们大学的图片，描述他们所享受到的资源，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好。于是我的虚荣心开始作怪。尽管那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长期处于中下游，我还是设定了一个高于自己所能达到的目标——考上清华大学。在备考的这一年，我总幻想着在名牌大学里如何快乐地学习和生活，缺少实现的思考和行动，更何况我的实际成绩和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得知高考成绩以后，我的内心无比压抑，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更没有心思准备

几天后的志愿填报，以至于又没有报上合意的学校和专业。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因为自己的欲望过大，并且脱离了现实。

正如涂尔干所说，聪明人懂得享受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在困难的日子里能够看到希望；老是等待未来和着眼于未来的人在他的过去却没有任何东西来鼓励他忍受现在的痛苦，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系列急于度过的阶段。其实在当时，很多人认为那样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我应该做的是，正确看待自己的成绩，多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例如性格、职业趣向，并选择与此比较相符的学校和专业。经一事，长一智，学习做一个聪明人，随时就可以开始。社会学专业不是首选，聪明人却懂得珍惜，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将其转化为一个契机。社会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只是还未被广泛认识当中的巨大价值，我们可以打造属于社会学的美好时代，撑起我们的一片蓝天。相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利他主义自杀的信念，我更愿意相信，幸福不在于来世，就在于现在！

通览本书，在我脑海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涂尔干运用了社会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统计交互表格的形式来展现大量资料和数据，从而进一步考察自杀率与社会事实的联系，得出结论。并且，表头的表达十分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另外，涂尔干先是使用了否证的方法，说明心理状态、自然因素等非社会因素并不能解释自杀倾向，然后再通过实证来解释这种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这种结构安排相当地引人入胜，引导读者不断地沿着辩证思考的轨迹，一层层剥开最接近真实的那一面。往往读者乍看，以为找到答案了，往后一读，却又发现了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除了行文结构，涂尔干更是十分了解读者的心理，他总能及时地以反问的形式激发读者对同类问题的共鸣和求知的心理。就这样，涂尔干使我们得以从线性思维中解放出来，并体验到非线性思维的奇妙和魅力。

与此同时，我认为不足之处是，对于不同的自杀类型，书中都研究和分析了婚姻状况、性别、有无子女等对自杀率的影响，然而，当书中试图比较“已婚者”、“丧偶者”、“独身者”、“已婚女子”、“未婚男子”“有子女已婚男子”等不同的群体的自杀倾向，从而获得结论的时候，容易使读者产生思维混乱，不能很好地在脑海里形成一个系统网络。

总体上来说，《自杀论》是一本好书，因为它，我更加理解自杀现象和自杀心理，也更加深刻认识到学习的社会学的必要性，正如社会学的科学内涵，它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我们应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维护和发展个人或家庭的健全功能，有效地防止自杀，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第二篇：《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读书报告

《自杀论》这本书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著作。涂尔干在书中批判了把自杀现象归为心理学范畴的传统的错误认知，并且指出自杀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特定社会一段特定时间里所发生的自杀当作一个整体”，因此自杀是以社会性质为主的一种行为。涂尔干以社会学的视角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杀的理论，并且用了大量详细的数据和各种研究报告来分析了个人自杀与社会的关系，解释了自杀是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时，便可能会发生的一种现象。本书将实证研究和社会学的理论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使得空泛的理论在实际研究中获得了具体的体现。

在当今社会，据调查资料显示，自杀在人口死亡原因排名中始终排在靠前的位置，成为除了传统的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意外死亡等导致死亡的原因外又一重要的因素。根据卫生部的调查，自杀在青少年的死亡原因中高居榜首，远远超过其他的因素，这就让人不得不重视自杀这种现象。而要预防自杀，就必须要从自杀的起因上来着手，只有能够充分分析自杀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自杀论》就是一本从社会学角度来剖析自杀原因的书籍，它对于自杀的预防和针对性的社会调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以社会学角度来看，自杀率与个人自杀事件分属于社会与个人两个不同层次，社会学研究的层面并不是个体，因此不会去用大量篇幅来分析个人的自杀，就像书中涂尔干说的，社会学是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是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因此《自杀论》中所研究的自杀，只是自杀者在某一群体或某一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即自杀率，本书的分析也是以社会群体为基础来进行说明的。

在书的导论中，涂尔干提到自杀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曾经有无数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正因为人们对这个词太熟悉了，因此似乎并没有必要对自杀来下一个定义。但是涂尔干指出日常语言中的词，就像这些词所表达的概念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学者按照惯用法来使用这些词而不另作详细说明就很可能会陷入混乱，所以对自杀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必要的。涂尔干主张根据外在的、可以观察到的形态特征给自杀下定义，因此他给自杀下的定义的内容是：“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这样，自杀这种行为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界限，来确保不会把一些非自杀的行为错误地归为自杀从而给分析结果带来误差。

接下来涂尔干把书的内容分为三编一共13章来分析了导致人们自杀的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以及自杀这种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且把自杀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在第一编中，涂尔干写了自杀的非社会因素，并且把非社会因素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分析。

第一章中涂尔干写了心理变态和自杀的关系，不可否认，神经衰弱的人或者患有精神病的人自杀率要比正常人明显高出很大一部分，但是涂尔干指出这并不能认为心理变态是导致自杀的直接原因。尽管很多精神病医生认为自杀是一种精神病，因为“人只有在发狂的时候才企图自杀”。精神病医生用局部谵妄理论来定义和解释偏执狂，他们认为偏执狂者的大部分意识是完全健全的，只不过在某一个局部表现出了异常，而且这些医生认为人的精神是由各种官能和力量组成的，它们既可以相互配合，也可以单独行动。但是涂尔干通过分析指出人的各种官能都是相互协调的，不可能独立存在，因此也就不可能只在某一个特定方面出现异常，也就是说事实上偏执狂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自杀偏执狂也就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章中，涂尔干颠覆了以往的种族分类，对种族的界限进行了更加明确的划分。接下来涂尔干把欧洲人分为四个人种分析了个人种的自杀率，他先分析了几乎是单一人种的国家该人种的自杀率，然后涂尔干又分析了各人种混居对自杀率的影响。最后结论很明显，各人种的自杀率有很大区别，但是这种区别更多地还是因为不同人种居住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当环境相同的时候各人种之间的自杀率相差无几。

第三章写的是自然因素对自杀的影响，在这类因素中，人们只把自杀基因的影响归因于气候和季节性气温。通过数据分析欧洲的自杀率最的地方是中部，这个地方恰恰是欧洲气温最温和的地方，相比较来说南部和北部自杀率很低，据此人们得出结论，温暖的气候会增加人们的自杀。涂尔干接下来就这个观点进行了研究，最后发现自杀并不是完全受气温影响的，造成差异的原因是各地区不同的文明。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炎热扰乱了人们的机体，使人们自杀的倾向更为明显，而是因为社会生活的繁忙，所以气温并不是能够影响自杀的直接原因。

第四章涂尔干分析了仿效对自杀的作用。就像书中说的那样，自杀这种思想是可以通过仿效来传播的。但是这个仿效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榜样”是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按照他的形象来塑造社会，而这种传染对于集体生活也并不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因此在其他方面更不会有影响。人们赋予它的功能都是虚构的，仿效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会波及到整个社会。

在以前，大多数医生们认为自杀是一种个人因素，是人的不正常的精神和周围的某种特定的原因导致的。而且直到今天，在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自杀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说至少自杀是一种能够被人的思想等等来自于人自身的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人进行自杀这种活动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在看完第一编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在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家们就已经通过研究来证明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谬误。在第一编中进行了缜密的分析和大量的数据研究之后，涂尔干得出结论，非社会因素对于人们自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即使有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于是很自然地就能推断出，影响人们自杀的是社会因素。因此在第二编中，涂尔干确定了这些社会原因的性质，产生影响的方式，以及社会原因和个别情况的关系。以此来更明确地说明自杀的社会因素，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集体倾向究竟包括哪些具体的内容，这种倾向和其他的社会现象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以及用什么方式能够影响这种倾向。

第二编一共有六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编中已经得出了结论，自杀的倾向既然与非社会因素无关那么必然取决于社会因素，而且其本身构成一种集体现象，第二编中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倾向。

在第一章中涂尔干明确了确定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的方法。首先在开头涂尔干指出根据自杀的类型进行划分是一件看起来简单但是事实上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在自杀者那里获得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从自杀的原因来进行分析而不是直接从结果入手就可以简化这个步骤。因此可以确定自杀的各种社会类型，“不是直接根据事先描述的特点，而是根据产生这些类型的原因来加以分类”。第一编已经说明了自杀并不是因为人的心理原因导致的，因此要对自杀进行分类就必须要忽略个人的自杀动机，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而发生变化的，如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等。也就是说不去讨论引起自杀的原因在个人身上表现为什么形式，而是直接去追寻这些导致自杀的原因，这样显然更加容易做到，因此也就能更好地分析这些因素。

下面涂尔干按照自杀的社会因素对自杀进行了分类，他把自杀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自杀。

对于利己主义自杀，涂尔干给出的定义是：“如果可以把这种个人自我在社会的自我面前过分显示自己并牺牲后者的情况称之为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种产生于过分个人主义的特殊类型自杀称为利己主义自杀。”为了研究利己主义自杀的原因，涂尔干从群体来入手研究不同的群体对于自杀的影响。首先是宗教信仰。作者以欧洲的自杀来进行研究，欧洲人信奉的宗教主要是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涂尔干对信奉这几个宗教的人的自杀进行了分析。根据书中的数据显示，欧洲各地新教徒的自杀率明显比其他宗教信徒的自杀率高，天主教次之，犹太教最少。然而，新教和天主教都明令禁止自杀，犹太教却没有禁止自杀的教条。那么，为什么新教徒自杀率如此高，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析。涂尔干认为，新教对于教徒并没有十分严格的思想束缚，更大程度上允许教徒进行自由思考。因此，把新教与有同样自杀戒律的天主教相比较，新教的自杀倾向必定与推动这种宗教的自由思考有联系。但是，“如果说新教比天主教允许个人思想有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新教不大重视共同的信仰和实践。”天主教会是一个非常整体化的教会，而新教就比较松散，这就是新教徒的自杀率比天主教徒更高的原因。宗教社会只有使所有人都信奉相同的教义才能使人们社会化，因而不受自由思考影响的行动和思考方式越多，上帝的思想就越是出现在生活的一切细节中，就越是使个人的意志取向同一个目标。相反，一个宗教群体越是受个人判断的支配，那么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这个群体就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更没有内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松散的群体中人们的社会化程度是无法与拥有相同目标的群体中的人们社会化程度相比较的。那么这样一来，犹太教的情况也就得到了解释。在欧洲信仰基督教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很多方面上都是有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对于基督教徒所拥有的的同一种普遍的敌意以及作斗争的必要性，使得犹太人甚至没有和其他居民自由交往的可能性，这种环境迫使犹太人彼此紧紧地互相依靠。拥有相同的信仰，拥有相同的目标，甚至拥有相同的“敌人”，这使得每一个犹太人的社区也随之变成一个紧密、团结、协调一致的小社会。每一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思想和生活，又由于共同的生活和彼此实行紧密的、不断的监督，个人之间的分歧几乎不可能存在。以此类推，正因为犹太人所从属的宗教社会牢固地团结在一起，每个人对于自己所在的群体有着强烈的感情，所以犹太人得以具备自杀的免疫力，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犹太人的自杀率远远低于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在利己主义的自杀（续）中，涂尔干分别观察了家庭和政治社会对自杀的预防作用。在经过对数据的比较和研究之后，涂尔干发现婚姻对自杀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免疫作用，而家庭，即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完整群体，能够使已婚者的免疫力系数更高。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完全一样，是一个防止自杀的强大因素，并且一个人的家庭越大，家庭成员越多，家庭结构越牢固，那么他对于自杀的免疫力越大，免疫力系数越高。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政治社会，通过对数据的对比研究，涂尔干得出了结论，那就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全民战争都会加强集体的感情，激发爱国主义，政治信仰和民族信仰，而且因为各种活动的集中可以暂时造成比较牢固的社会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加强人们的集体感情和群体的凝聚力，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少自杀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并不是大多数人都会以自杀来进行逃避，反而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人们有了共同的目标——脱离苦难，使得群体的凝聚力有了空前的提升。在这种紧密联系的群体中，人们的信念和勇气被激发了出来，使得人们不再以自杀作为应对的方式，而是一起合作，顽强斗争，因此迸发出强大的生存的动力，对自杀产生免疫力。

通过研究宗教、家庭、政治对自杀的影响，涂尔干得出结论：“自杀率与所属群体的一体化程度成反比。而利己主义自杀正是由于个人脱离了社会，个人的人格被置于集体人格之上。”而接下来论述的利他主义自杀与利己主义自杀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利己主义自杀是因为个性太强导致的，而利他主义自杀则是因为个性太弱。利他主义是自我不属于自己，或者和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融合在一起，或者他的行为的集中点在他自身之外，即在他是其组成部分的一个群体中,由这种利他主义导致的自杀就称之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自杀本身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式：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和强烈的利他主义自杀。

首先是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涂尔干列举了老年人自杀，妻子为死亡的丈夫而自杀，被保护者和仆人在主人死亡后自杀的例子，这几种自杀都表现出了一种作为义务的特点，是自杀者所处的社会迫使他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自杀。这种自杀是受社会的习俗、规范和制度等条件制约的，社会强制性地规定了这种牺牲是为了社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杀不是人们的权利，而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

接下来介绍了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尽管这种自杀的性质同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并没有区别，但是他们的自杀并非明确地是被迫自杀的。这种类型的自杀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自杀是一种美德，自杀者可以获得别人的赞誉，社会的奖励鼓励人们自杀，虽然拒绝这种奖励会有十分微小的惩罚，尽管这种惩罚并不严重，但是人们为了逃避耻辱赢得更多的尊重仍然会选择自杀，这就是非强制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的原因所在。

宗教狂性质的利他主义自杀是强烈性利他主义自杀的完整模式，这种自杀仅仅是为了得到自杀的乐趣，只是因为这种毫无理由的自杀被认为是值得赞扬的。佛教已经把这种原则推向了极端，把自杀当作了宗教实践，因为佛教教导人们，最大的幸福是涅槃。在这些自杀中，“个人渴望摆脱他个人的生命，以便进入他看作他的真正本质东西中。他把这种东西叫做什么无关紧要，他相信他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且只存在于这种东西中，而正是为了存在于这种东西中，他才如此使劲地和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因此，他自以为没有自身的生命。在这里，无个性达到了最大限度，利他主义处于极端状态。”

在我们的当代社会里，个人的个性日渐脱离集体的个性，所以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杀就没有过去那么普遍，然而，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在这里利他主义自杀是一种长期的现象，这就是军队。涂尔干通过分析指出，军队自杀率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苛刻的职业要求带来的烦恼和不便以及这种职业引起的反感，而是构成军队精神的整体情况、后天的习惯和先天的素质。军人的第一品质是没有人格，这在任何地方的平民生活中都见不到，军人没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符合了利他主义自杀的特点。军队是一个庞大并且严密的群体，而这种社会群体结构正是产生利他主义的天然土壤，因此可以断定军人的自杀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自杀。

最后介绍的自杀类型是反常的自杀，这类自杀产生于人们的活动失常，并由此受到伤害，据此称之为异常的自杀。涂尔干在开头举了在经济危机和国家突然繁荣之后自杀率大大增加的例子。社会可以规定秩序和通过权威限制人们的欲望，这种限制让人们既能满足于他们目前的境遇，同时又能够合理地去改善这种境遇。而不管是经济危机还是突然繁荣，这两种情况的共同原因都是这种突然的改变产生了危机，打乱了社会原本的运行情况，使得社会的秩序失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产生动荡，不管是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还是经济繁荣带来的高兴都使得社会不能及时调整应对，于是人们心理失衡，自杀率也随之上升。当然经济的混乱并不是导致反常自杀的唯一原因，婚姻对于自杀也有着很强的影响。离婚率越高的地方，男性已婚者的自杀率越高，免疫力系数越低。因为在法律和习俗非常有利于离婚的地方，婚姻的结合并不是那么牢固，因此离婚率也会很高，但是离婚的这种结果是丈夫特有的，并不会影响到妻子，这是女性和男性的本能决定的。独身者长期处于反常的状态，未来的不肯定性以及自身的不确定性，让独身者产生一种心神不定，激动不满的状态，这种状态必然会增加自杀率。

在第六章中，涂尔干分析了不同的类型的自杀在情绪上和心理上不同的表现形式，把自杀进行了系统地分类介绍，并且强调了几种混合模式的自杀。本章主要是帮助读者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自杀的类型以及对自杀的原因能够更清晰地了解。

第三编是本书的结尾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是对前面所叙述的重点内容，也就是第二编自杀的社会因素进行总结。在最后一章中，涂尔干就如何预防自杀进行了讨论。预防自杀，那就必须要“不断地使人们恢复一种有益的团结一致的集体感情”。最后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家庭都没有预防自杀的作用，只有“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才能够真正对减少自杀起作用，因为从事同类工作的人们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相同的目标，这样才能使得群体之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自杀。

读完《自杀论》后，我们对自杀才算是真正有了一定的理解，涂尔干用社会学的手法来对自杀这种普遍的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析，从产生自杀的根源出发，来揭示自杀的本质。只有在对自杀追根溯源之后，人们才能对如何预防自杀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我们不能单纯地把《自杀论》作为一本理论著作来看,而是要重这本书中了解自杀，并且有针对性地预防自杀。经典著作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在经过了几百年后人们仍然能够从中学到知识并且把它们运用在当今社会中。社会学作为一门调整社会使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为全人类谋求福祉的学科，我们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就更应该运用自己所学习的专业知识，去尽可能帮助别人，为减少社会的失范行为和使社会和谐运行而努力。

第三篇：《自杀论》读书笔记

只有在实行离婚制度的地方才可能有真正的婚姻不稳定，因为只有离婚才使婚姻完全破裂，加剧了自杀。

婚姻对男子的帮助大于女子。

忧伤是思想的产物。

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总是攻击自己。

自杀者，有知识者大于文盲，富人大于穷人，女精神病患者大于难精神病患者。

德意志人有强烈的自杀倾向。

自杀与疯子无关，与种族无关，与酗酒无关。城市里自杀者比农村多，因为社会原因集中于城市。

自杀与人的体质有关，有一定的遗传性，如海明威父子都自杀。遗传性只是一个不确定的诱因，导致自杀的另一协作性因素才是真正的原因。北纬47——57，东经20——40，是自杀的高发区。孟德斯鸠：有雾和寒冷的国家有利于自杀。从季节看，夏季自杀概率高。

新教徒的自杀最多，犹太教的自杀最少。宗教对自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已婚者的自杀规律大于独身者。

利他主义自杀，自杀是一种义务，比如印度的女

人在政府去世后也必须自杀；因为个性太弱，自我不属于自己，属于群体的一部分（螺丝钉）；不留恋生命成为美德，留恋则贪生怕死，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起因于无个性状态。

印度:宗教自杀，在恒河中寻死。

社会环境产生宗教观念，而不是相反。低级社会是利他主义自杀的温床。

军人的自杀倾向远远大于平民。

士兵的第一品质是没有人格，被训练得不重视自身，视死如归，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士兵没有自己的行为规则。

不同职业是分成等级的，享有不同的支配。聪明人懂得享受已有之成果，而不是感到需要用其他成果来代替，并在困难日子来到之时看到希望。

工商业与自由职业者自杀者居多。

自杀的人数与离婚和分居人数呈现正比例关系。婚姻控制整个爱情生活，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比任何其他婚姻更加严格，因为婚姻在使丈夫不得不始终依恋于唯一的妻子的同时，也给爱的需要指定一个严格规定的对象与活动范围。正是这种规定形成了有利于已婚男子的精神平衡状态，他的享乐是限定的，这种欢乐是有保证的，这种可靠性巩固了他的精神状态。

独身者，可以合法地眷恋他所喜欢的人，他希望得到他喜欢的人儿永远不能满足，新的希望不断地产生和落空，留下的是厌倦与幻灭。

出自涂尔干《自杀论》

第四篇：自杀论读书笔记

《自杀论》读书笔记

涂尔干作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人，其《自杀论》是社会学史上第一部通过对来自实际生活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比较、计算、分析来建立社会学理论的著作，以其严密的论证逻辑和科学的研究社会学现象的方法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世界社会学界产生巨大影响，是社会学里程碑式的著作。

自杀论分为四个部分，导论、自杀的非社会因素、自杀的社会原因与类型以及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

导论中，涂尔干将自杀定义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迪尔凯姆通过1841年到1872年欧洲主要国家的自杀统计变化的波动规律比较，发现每一个社会在它历史上的每一时刻都有某种明确的自杀倾向，只有通过自杀总数和总人口数的关系才能衡量这种自杀倾向，从而涂尔干选择了“被考察的社会所特有的自杀率”这种以群体为其基本单位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即自杀率本身作为一种先前存在的客观社会事实，强调整调个社会，排除了个人行为和特殊情况，将自杀归结为社会事实来考察研究。

在第一编，自杀的非社会因素中，作者分别阐述了自杀与心理变态、种族遗传、自然因素、仿效的关系，并将其一一证伪。通过这一排除法，作者得出结论：社会群体对自杀的这一倾向必然取决于社会原因，而且本身构成一种集体现象。接下来作者作者多这一结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在第二编，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中，作者将影响自杀率原因归结于社会原因，将自杀的类型分为利己主义自杀、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自杀。通过对比天主教和新教教徒的自杀率，发现天主教教徒的自杀率远低于新教，排除了教育和科学知识对自杀的影响，通过剖新信教和天主教的信条仪式，得出天主教的集体生活强度高于新教，这正是对自杀起决定节制作用的因素，即利己主义自杀的成因是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即社会整合程度低，个人游离于集体生活之外，个人采取自杀的行动不会过多的考虑集体规范和意识。而利他主义自杀恰恰与利己主义自杀相反，发生在社会整合过于强烈之时，高度的社会整合使得个性受到相当程度的压抑，个人的权利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被期望完全

服从群体的需要和利益。利他主义自杀可分为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非强制性利他主义自杀以及强烈的利他主义自杀。反常的自杀，涂尔干总结这种自杀的原因为：“调节各种需要的尺度不可能再是原来的样子。社会财富的分配标准被打乱，但另一方面新的标准又没有立刻建立，人们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时，人们活下去的愿望减弱。”即社会失范引起的自杀。

第三编中涂尔干指出自杀是应该被谴责和否定的。因为“自杀伤害道德意识”，逃避基本义务。他认为社会是个人的债务人，因此，社会应该有责任抑制自杀率。接下来涂尔干提出了预防自杀的办法，主张建立职业团体和行会来抑制自杀率。

从功能主义角度讲，自杀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自杀一种是个人解脱，同时自杀率发生迅速变动是社会整合程度发生变化的标志，或许是社会危机的风向标，这是自杀对于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自杀是对生命的亵渎和浪费，也会引起他人的仿效行为，甚至动摇社会道德和情感。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学习和树立涂尔干的实证精神，如胡适所说“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另一方面，像鲁迅先生所讲“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生活的惨淡！”

第五篇：自杀论读后感

《自杀论》读后感

我们老师让读西方名著，对于西方的名著，我早就对《自杀论》感到兴趣了，因为这本书是从我大一时我们政治学老师就提到过，然后是社会学老师也提到过，不过当时没怎么想读，这次给我一个好的机会让我好好的读这本书。我一直认为，生命是无价的。然而，有些人却无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尊重生命，视生命于儿戏，更有甚者采取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此，我感到十分的不懂，就是活的再怎么的不得志也比死了好吧。虽然一直以来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那样做，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抑或是蓄谋已久。在介绍《自杀论》之前我有必要将作者介绍一下.《自杀论》的作者是迪尔凯姆，又名涂尔干。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他在法国任教的时候，建立了法国的第一个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并在1891年，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迪尔凯姆除了《自杀论》之外还有社会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895）、《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关于《自杀论》这本书我想从一下几个方面写一下。

关于自杀产生的原因和类型的理解

涂尔干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将自杀看做与其他事物无关的、孤立的、可以单独加以研究的事件，而是将一定时期内发生在一定社会中的自杀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那么自杀并不再显示为孤立的个人现象，就其本质来说，它具有社会性质，是一种社会现象。显然，当

自杀还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事件来看时，它是完全的自我的行为，是对

自我的认可和寻求解脱，他人无权干涉，本质上看这纯碎是一种独立的行动。

整本书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了非社会因素对于自杀的影响，涂尔干得出的结论是自杀跟种族、遗传因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等非社会因素并无重大关系或者说关系

不大。另以一半的篇幅讨论社会因素对自杀的重要影响，得出的结论

是社会环境对自杀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

动荡、改朝换代、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社会因素，并以某种程度上

自杀为社会的产物、为社会事实所决定。书中有句话说得好：每个自

杀的人都认为他们只服从自己，而实际上他自己不过是集体力量的玩

物。人总是社会中的人，社会对个人有一定的约束力，无论是法律上的约束还是道德上的约束。作者建立了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自

杀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认为当自己的所需与现实产生

矛盾，也就是当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

生离异时，就会引起自我的失衡，便会引发自杀的现象。

作者在第二编中详细介绍了自杀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作者认

为：其一，自杀率与宗教社会的整合度成反比；其二，自杀率与家庭

社会的整合度成反比；其三,自杀率与政治社会的整合度成反比。由自

杀的原因从而引申出自杀的四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

范型自杀、宿命型自杀。综合这四种类型，可以发现，社会整合度越

低，利己型自杀率越高，社会整合度越高，利他型自杀率越高；社会

规范对个人约束越弱，失范型自杀率越高，社会规范对个人约束越强，宿命型自杀率越高。无论是何种自杀的形式，归根结底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对于涂尔干研究方法的理解

首先，作者是在导论那里就对研究对象做了解释，澄清了本书研究的范围和调查对象。他说：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其次，明晰了概念之后，作者开始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第一篇和第二篇就是详细介绍了形成自杀的原因和分类。在这个原因的探讨中，作者最多的使用了比较的方法，他先是假设某个命题，然后通过逻辑的推理来不断地否定这些命题，从而提出了新的命题，当所有的命题被否定之后，最后剩下的就是产生的根源了。比如，他研究一种现象都是有一个基本假设：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包括了心理的、自然的、社会的。通过了先后排除心理的和自然的原因之后，作者从中推理出社会的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后，作者对于自杀的原因是社会原因这一命题在第三篇里面有了一个小结，从中提出一些消除和防止自杀的方法。

纵观全书，作者用了大量的图表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这些图表有最新收集的资料，也有的是现存的数据资料，它们无论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还是将概念操作化，在严谨的逻辑推理和精确地数据统计之下，研究对象被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这样也使文章更有说服力。

从大胆假设，到细心求证，作者对于资料研究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涂尔干对自杀研究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视野，这在对于人们认识自杀、引起社会的注意、改良社会制度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并没有触及到如何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只是对自杀这种人类现象进行社会学描述，著作中所引用的有漏洞的数据并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自杀行为的本质。世界上时刻都有人在选择各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自杀的行为不仅对亲友带来伤害，它易引起亲友的悲痛和失落，同时对社会起到消极影响，它会使他人产生仿效行为，大量的自杀会使社会的道德情感受到动摇。所以，如何做到真正的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也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