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发票是否可以作为付款证明的承揽合同纠纷案

第一篇：一起发票是否可以作为付款证明的承揽合同纠纷案

一起发票是否可以作为付款证明的承揽合同纠纷案

案件背景介绍：

2004年3月至10月间，青岛某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装公司”）与青岛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纸业公司”）发生业务关系，包装公司为纸业公司加工纸板，双方结算方式是，包装公司在将每笔业务的定作物送至纸业公司后，先开出增值税发票并交给纸业公司，纸业公司收到发票后入帐，然后再安排付款。这只是在加工印刷界约定俗成的做法，但双方没有书面确定下来。在合作期间双方共发生9笔业务，前8笔纸业公司都如约付款，最后一笔共26000元，纸业公司一直拖欠未付，自此双方合作关系中断。对该欠款包装公司多次催要未果，遂于2005年7月在平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纸业公司偿还欠款。法院审理过程：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纸业公司的代理律师答辩，确实与包装公司发生过26000元的加工业务，但款项已经全部以现金付清。对于此答辩意见，其提交了两份证据，一份是包装公司开给纸业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另一份是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对方解释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对发票的定义，“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可见发票本身就是付款证明，纸业公司已经收到发票，是在收发票的同时用现金支付的款项。这样，包装公司开给纸业公司的发票该不该作为付款证明，便成为该案争议的焦点问题。

我是作为包装公司的代理人出庭参与诉讼，包装公司所能提供的材料，也只有双方签署的定作合同（还是传真件，双方对发票在付款前先行交付没有约定），再就是送货单，这些材料确实难以对抗对方代理人的答辩。在质证时，代理人拿到对方提供的发票原件审查（申请人对财务略懂一二），该发票确实是包装公司开具的，因为已经入账，该发票是在一整本会计凭证里，于是代理人就查看该张发票的做帐凭证，找到后，发现对方财务在做帐凭证上是这样做的会计分录：“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显然，对方财务将该张发票是做在了“应付账款”科目之下。于是代理人针对该发票在质证及辩论时发表了如下意见：

（一）该发票不能证明纸业公司代理人所说的款已经证明的观点，相反恰恰证明对方并没有支付该款项，因为该发票在财务帐上所体现的会计分录是“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这在财务中所体现的是应付账款，意思就是该款项没有支付；如按照对方代理人的意见所说的以现金在接受发票是付清款项，在财务帐上所体现的会计分录应当是“借：应付账款；贷：现金”，同时请求法院将该发票的“做帐凭证”一快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二)先交付发票后支付款项，这是在印刷加工界约定俗成的做法，纸业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就是证明。法院判决结果：

该案法院最终采纳了代理人的意见，认为通过纸业公司提供的会计凭证看，在帐务上体现的“借：原材料； 贷：应付账款”的会计科目，证明该材料款挂账还没有对外支付，结合包装公司提供的合同、送货单来看，纸业公司拖欠包装公司26000元加工款的事实存在，判令纸业公司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包装公司人民币26000元，诉讼费由纸业公司承担。纸业公司收到判决后，没有上诉。办案感悟：

代理人所掌握的会计知识，是源于在大学时学校开设的一门《会计基础》课，如果我不了解会计方面的知识，这个案子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通过办理这个案子，使代理人深深地意识到，从事律师工作，除了精通法律外，掌握其他领域的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多了解法律之外领悟的知识，对我们的律师工作会很好的帮助，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更大的提高。

第二篇：发票是否能够证明已经付款

发票是否能够证明已经付款？

发布时间：2011-08-19 作者：李利威

税务律师视角：发票是否能够证明已经付款？

七年前，我刚刚做律师，承接了一桩索要货款的诉讼案件。法律关系很简单，我的当事人规规矩矩按合同约定供货，偏偏命苦遇到老赖，几次三番索款不成，不得不法庭刀刃相见。接受委托后，我整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资料，猛然间发现一张开给对方的发票。7年前的我刚刚从校园走向社会，性格棱角尚未打磨，于是很火爆地把当事人的经理教训了一番，不过还算是自己命好，经理被我专业敬业、器宇轩昂、咄咄逼人的架势彻底震倒，不仅一句未驳，竟也一直用崇拜的眼神注目。如今想起，颇令自己汗颜！

那年我二十五岁，我对发票的认识来自于《发票管理办法》“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既然如此，只有付款才会开发票，发票当然是付款的有力证据。

四年后，我考过CPA，拿下CTA，开始涉足财税实践。我惊讶地发现，纸面的理论一旦碰撞现实会显得多么的幼稚。在业务中，先给票再拿钱是多么普遍的一种现象。在以票控税的征管模式下，下家为了取得发票，不得不以付款作为对上家的要挟，“拿票来，否则

钱免谈”，欠债的是大爷。

于是，一个非常令律师们感觉匪夷所思的事实发生了，销货方给出了发票，但并没有收到货款。我被现实彻底地折服了，毅然理性地臣服以票控税，认真地检讨了自己“发票是付款证据”的观点。以后但凡和法官律师朋友聊天，我就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中国的发票制度，“发票是啥？发票是以票控税的产品，其和钱收没收到已经彻底脱节。”在我如黄河决堤般的滔滔不绝下，我又一次获得了法律界朋友崇拜的眼神。我很自豪，自己成了一个懂财税实践的法律人！

上周，真刀实枪地遇到了一个案件，购货方居然很无耻地声称，自己用现金付了款，这个发票就是证据！接受了朋友的咨询，我很有底气地告诉他，只有发票不能证明已经付款，不要怕，只要他提供不出其他证据，官司你赢定了！答复完后，我突然间冒出一个问号：我这次的很自信是正确的吗？自己问得自己发了毛，于是上网搜索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告案例。

然后，一身冷汗地发现了这个案例——新疆创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现将该案例节选如下：

“双方争议的244万元应当认定为创天公司已经支付南通二建。创

天公司持有南通二建为其开具的收款发票。发票应为合法的收款收据，是经济活动中收付款项的凭证。双方当事人对244万元发票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创天公司持有发票，在诉讼中处于优势证据地位，南通二建没有举出有效证据证明付款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发票只是完税凭证，而不是付款凭证，不能证明付款事实的存在，曲解了发票的证明功能，应予纠正。”

将这个案件的背景向大家介绍一下，本案的原告是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是新疆创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了表述方便，我们简称为南通二建诉创天地产案。南通二建为创天地产的工程总包，双方于2000年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反目为仇，南通二建于2001年将创天地产告上新疆高院，其中一项诉讼请求为索要工程款900余万元。在创天地产的答辩中，其声称，有244万工程款已经现金支付给南通二建，并提供了南通二建开具的发票作为证据。新疆高院一审判决中，对发票的证明效力如此认定，“经一审法院查明，创天公司依据2001年6月12日南通二建出具的244万元建筑安装工程统一发票主张已支付了该笔款项，但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付款的事实，并辩称该笔款项系现金支付，无银行记录，但也未提供现金付账的相关凭证。”新疆高院未支持创天地产的观点，该院的审理意见为，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发票不能作为付款的唯一证据。该案判决后，创天地产不服，于2003年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发回重审，新疆高院

重审后，创天地产依然不服，再次上诉，最高院于2005年审理此案，于2006年给出终审判决。最高院对发票的证明效力的认定推翻了新疆高院的观点，直接在判决中陈述，“发票应为合法的收款收据，是经济活动中收付款项的凭证。”

这场官司历时6年，作为律师，我深知这个路漫漫且一波三折的过程对于南通二建的折磨，昔日愉快的合作伙伴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法庭仇人，一旦走上法庭，所有的道德伦理都将蜕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看着最高院的判决书，我不仅在想，创天244万真的付给了南通二建了吗？几百万的工程款能够现金支付吗？即使果真现金支付，收款时可能不打任何收条吗？六年前南通二建和创天地产是是非非的真相永远无法还原了，怕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这244万的工程款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支付和收取了。当最高院的判决被签收的那一刻，所有的纷纷扰扰就意味着已经终结。

但这个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例却让我陷入思考。从七年前“发票是付款证据”到三年前的“发票不是付款证据”，不仅是我个人由法领域向税领域跨进过程中观点的简单转变，实质上是中国法律规定和中国业务实践碰撞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缩影。但既然现实就是如此，你怨与不怨、恼与不恼、赞与不赞、喜与不喜，它都在那里，不改不变、屹然不动。所以，我们能做到的怕只是在既定现实状态下，如何寻找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路径，给既有伤疤进行

疗伤。

先给票，如果对方不付款，存在法律风险；不给票，对方偏偏又坚决不付款，存在经济损失，在施工企业普遍弱势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以下作为税务律师给企业，尤其是施工企业的一些建议吧。

1、完善合同，这是我的第一个忠告。如果发包方要求先给票再付款，务必在合同中将该条款落实，一旦发生纠纷，该付款条件条款完全可以作为“发票不代表付款”观点的有力证据。这也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2、如果合同已经签订，那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每次给付发票时，在发票背面写上“给付发票时款项尚未支付”，或者是由对方签字“款项未付”。

第三篇：承揽合同纠纷案评析

承揽合同纠纷案评析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6）海民初字第﹡﹡号

原告北京﹡﹡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现代城2号楼0805室。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女，盛邦联合（北京）法律咨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住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现代城B座702室。

委托代理人﹡﹡，女，该公司客户部经理，住北京市朝阳区马道口3－6－504。

被告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22号上地科技综合楼B座8层。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北京市宏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恒通公司）与被告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中恒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张﹡﹡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阳恒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金中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阳恒通公司诉称，2005年3月，我公司与金中恒公司签订“金中恒MP3展柜”制造工程合同，合同约定金中恒公司委托我公司承做“金中恒MP3展柜”设计及安装工作，工程期限是2005年3月23日至3月26日；工程费用总额为3.74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工程总款的50%（即18700元），乙方将制作成品运到甲方指定地点，甲方验收后须支付乙方的工程总款45%（即16830元），余款即工程总款5%（1870元），甲方应于收到货品六个月之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履行了义务，于合同约定日期完成了展柜的设计及安装工作，但金中恒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后期工程款。根据合同第六条违约责任第2款规定，甲方如不能在所约定的时间内支付乙方工程款，甲方应付违约责任。甲方须支付后期工程款的10%违约滞纳金，每迟

延10日，违约滞纳金增加1%，乙方有权追究因此带来的一切相关损失。金中恒公司应在2005年3月26日支付给我公司16830，2005年9月26日前支付1870元，但至今未付。故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金中恒公司归还欠款18700元，支付滞纳金47124元（自2005年3月28日计至2005年12月29日，迟延10天计算总工程款的10%，每10天再增加1%,以此类推）。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金中恒公司辨称，我公司确与华阳恒通公司签订了制作合同，但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未成立，故不同意华阳恒通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5年3月，华阳恒通公司（乙方）与金中恒公司（甲方）签订“金中恒MP3展柜”设计及安装工作，工程期限是2005年3月23日至3月26日；施工地点：乙方工厂；甲方应按时给付乙方制作费，不得拖延付款时间；乙方必须按甲方确认的装修方案，精心制作，认真施工及安装，于约定时间完成装修，交付甲方验收；本工程费用总额为3.74万元，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工程总款的50%（即18750元），乙方将制作成品运到甲方指定地点，甲方验收后须支付乙方的工程总款45%（即16875元），余款即工程总款5%（1775元），甲方应于收到货品六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第六条违约责任第2项约定，“甲方如不能在所约定的时间内支付乙方工程款项，甲方应负违约责任。甲方须支付乙方工程总款的10%违约滞纳金，且每迟延10日，违约滞纳金增加个1%；乙方并有权追究因此带来的一切相关损失。”该合同书后附有材质及施工图。合同签订后，金中恒公司支付了50%工程款，即18750元。华阳恒通公司即组织展柜制作工作。诉讼中，华阳恒通公司称展柜在合同约定时间之后的四、五天送到了金中恒公司在鼎好电子城和海龙电子商城的专柜，但没有让收货人签验收单。金中恒公司称展柜的灯箱不合格，没有收取展柜。

原告华阳恒通公司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1、2005年3月的制作工程合同，证明双方的合同关系。

2、2006年2月14日在鼎好电子商城拍摄的照片四张（有外景和柜台景）及从金中恒公司的柜台领取的宣传单，证明金中恒公司正在使用华阳恒通公司制作的展台。

3、2006年2月14日晚华阳恒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高莹娜与金中恒公司此项目负责人简杨的电话录音（书面整理稿），证明金中恒公司知道展柜是华阳恒通作的。

被告金中恒公司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05年11月拍摄的展柜照片四张，证明金中恒公司柜台中正在使用的二个展柜台不是华阳恒通公司提供的本案定作物，而是从二楼搬下来改装的展柜，此展柜是2006海民初字第5065号案件中的定作物。

2、2005年11月10日盖有北京通达数码质保专用章的收据一张，金额800元，收款人刘洪云；刘洪云写的证明一份，证明该公司于2005年11月改造两套展柜，在原矮柜（1000＊900＊600毫米）基础上增加不锈钢展柜效果图。证明现在使用的二个展柜是由个体户刘洪云改装的。诉讼期间，华阳恒通公司向本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要求到鼎好电子商城和海龙电子商城调查在2005年3月28日至2005年4月8日期间是否有华阳恒通公司给金中恒公司的送货记录。经本院调查，接受调查的二家商城保卫部门均没有相关的送货或退货记录。

经法庭质证，被告金中恒公司对华阳恒通公司的证据1无异议；认为证据2照片中的展柜不能证明是华阳恒通公司就本案的合同而提供的展柜；认为证据3未经被录音人同意，该录音证据不合法，并且从录音内容上也看不出金中恒公司收到并验收了展柜。原告华阳恒通公司认为金中恒公司的证据1不知是何时拍摄的，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2中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而且证明是在诉讼期间取得的，承揽人应该出具发票，而不是收据，提供者的二次签名有差异。华阳恒通公司与金中恒公司对本院的调查笔录均无异议。

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材料作如下认定。原告华阳恒通公司提供的专柜制作工程合同（证据1）真实有效。华阳恒通公司提供的证据2不能证明是该公司针对本案合同而向委托方提供的展柜，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华阳恒通公司的证据3，从内容上看简杨的谈话没有承认公司已收到展柜并验收，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定。金中恒公司提供的证据2中的证明不能认为是一份证人证言，仅是对收据的补充说明，虽然提供者的二次签名有差异，但华阳恒通公司未提出鉴定要求或者反驳的证据，故该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印证出证据1中的展柜经过了改装，并且被 改装的展柜尺寸与本案合同中约定的尺寸不同，金中恒公司的主张成立，该公司正在使用的展柜不是本案的定作物。金中恒公司的二份证据，本院予以认定。

以上事实，亦有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华阳恒通公司与金中恒公司签订的展柜制作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关系有效，双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华阳恒通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是成品安装之后的45%工程款和到货六个月后的5%工程余款，45%工程款的付款条件是经金中恒公司验收后。现双方对展柜的安装与否说法不同，展柜的安装义务在华阳恒通公司一方，华阳恒通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安装义务，并经定作方验收合格，故金中恒公司的付款条件未成就，金中恒公司有权拒绝华阳恒通公司的履行要求，金中恒公司亦不存在迟延付款的情况。故华阳恒通公司要求金中恒公司支付剩余工程款及滞纳金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华阳广告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二千四百八十四元，由原告华阳恒通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二千四百八十四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张﹡﹡二OO 六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章﹡﹡

案件评析：

根据合同法规定，先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后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先履行抗辩权。

依据本案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本案原告向被告交付合格定作物在先，被告付款在后，被告没有举证证实其已交付合格定作物，因此被告有权拒付相应款项。作为原告也许确实已交付了定作物，但法院所认定的只是“法律真实”，而不是“事实真实”，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合同主体在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时，一定要留下合法有效的证据，以免日后双方发生争执时，不给对方留下可钻的法律空子。

当然，此案也反映出企业内部完善的合同签订、履行及管理机制的重要性。试想，如果原告内部有一套完善的合同履行机制，交货有凭据，验收有依据，则本案发生的可能性会降低很多，即使发生也不会如此曲折。

第四篇：税务律师视角：发票是否能够证明已经付款？

税务律师视角：发票是否能够证明已经付款？

七年前，我刚刚做律师，承接了一桩索要货款的诉讼案件。法律关系很简单，我的当事人规规矩矩按合同约定供货，偏偏命苦遇到老赖，几次三番索款不成，不得不法庭刀刃相见。接受委托后，我整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资料，猛然间发现一张开给对方的发票。

7年前的我刚刚从校园走向社会，性格棱角尚未打磨，于是很火爆地把当事人的经理教训了一番，不过还算是自己命好，经理被我专业敬业、器宇轩昂、咄咄逼人的架势彻底震倒，不仅一句未驳，竟也一直用崇拜的眼神注目。如今想起，颇令自己汗颜！

那年我二十五岁，我对发票的认识来自于《发票管理办法》“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既然如此，只有付款才会开发票，发票当然是付款的有力证据。

四年后，我考过CPA，拿下CTA，开始涉足财税实践。我惊讶地发现，纸面的理论一旦碰撞现实会显得多么的幼稚。在业务中，先给票再拿钱是多么普遍的一种现象。在以票控税的征管模式下，下家为了取得发票，不得不以付款作为对上家的要挟，“拿票来，否则钱免谈”，欠债的是大爷。

于是，一个非常令律师们感觉匪夷所思的事实发生了，销货方给出了发票，但并没有收到货款。我被现实彻底地折服了，毅然理性地臣服以票控税，认真地检讨了自己“发票是付款证据”的观点。以后但凡和法官律师朋友聊天，我就会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中国的发票制度，“发票是啥？发票是以票控税的产品，其和钱收没收到已经彻底脱节。”在我如黄河决堤般的滔滔不绝下，我又一次获得了法律界朋友崇拜的眼神。我很自豪，自己成了一个懂财税实践的法律人！上周，真刀实枪地遇到了一个案件，购货方居然很无耻地声称，自己用现金付了款，这个发票就是证据！接受了朋友的咨询，我很有底气地告诉他，只有发票不能证明已经付款，不要怕，只要他提供不出其他证据，官司你赢定了！答复完后，我突然间冒出一个问号：我这次的很自信是正确的吗？自己问得自己发了毛，于是上网搜索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告案例。

然后，一身冷汗地发现了这个案例——新疆创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现将该案例节选如下：

“双方争议的244万元应当认定为创天公司已经支付南通二建。创天公司持有南通二建为其开具的收款发票。发票应为合法的收款收据，是经济活动中收付款项的凭证。双方当事人对244万元发票的真实性没有提出异议，创天公司持有发票，在诉讼中处于优势证据地位，南通二建没有举出有效证据证明付款事实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发票只是完税凭证，而不是付款凭证，不能证明付款事实的存在，曲解了发票的证明功能，应予纠正。”

将这个案件的背景向大家介绍一下，本案的原告是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被告是新疆创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了表述方便，我们简称为南通二建诉创天地产案。南通二建为创天地产的工程总包，双方于2000年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反目为仇，南通二建于2001年将创天地产告上新疆高院，其中一项诉讼请求为索要工程款900余万元。在创天地产的答辩中，其声称，有244万工程款已经现金支付给南通二建，并提供了南通二建开具的发票作为证据。新疆高院一审判决中，对发票的证明效力如此认定，“经一审法院查明，创天公司依据2001年6月12日南通二建出具的244万元建筑安装工程统一发票主张已支付了该笔款项，但未提供其他证据证实其付款的事实，并辩称该笔款项系现金支付，无银行记录，但也未提供现金付账的相关凭证。”新疆高院未支持创天地产的观点，该院的审理意见为，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发票不能作为付款的唯一证据。该案判决后，创天地产不服，于2003年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发回重审，新疆高院重审后，创天地产依然不服，再次上诉，最高院于2005年审理此案，于2006年给出终审判决。最高院对发票的证明效力的认定推翻了新疆高院的观点，直接在判决中陈述，“发票应为合法的收款收据，是经济活动中收付款项的凭证。”

这场官司历时6年，作为律师，我深知这个路漫漫且一波三折的过程对于南通二建的折磨，昔日愉快的合作伙伴变成了针锋相对的法庭仇人，一旦走上法庭，所有的道德伦理都将蜕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看着最高院的判决书，我不仅在想，创天244万真的付给了南通二建了吗？几百万的工程款能够现金支付吗？即使果真现金支付，收款时可能不打任何收条吗？六年前南通二建和创天地产是是非非的真相永远无法还原了，怕是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这244万的工程款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支付和收取了。当最高院的判决被签收的那一刻，所有的纷纷扰扰就意味着已经终结。

但这个已经尘埃落定的案例却让我陷入思考。从七年前“发票是付款证据”到三年前的“发票不是付款证据”，不仅是我个人由法领域向税领域跨进过程中观点的简单转变，实质上是中国法律规定和中国业务实践碰撞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缩影。但既然现实就是如此，你怨与不怨、恼与不恼、赞与不赞、喜与不喜，它都在那里，不改不变、屹然不动。所以，我们能做到的怕只是在既定现实状态下，如何寻找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实可行的路径，给既有伤疤进行疗伤。

先给票，如果对方不付款，存在法律风险；不给票，对方偏偏又坚决不付款，存在经济损失，在施工企业普遍弱势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以下作为税务律师给企业，尤其是施工企业的一些建议吧。

1、完善合同，这是我的第一个忠告。如果发包方要求先给票再付款，务必在合同中将该条款落实，一旦发生纠纷，该付款条件条款完全可以作为“发票不代表付款”观点的有力证据。这也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2、如果合同已经签订，那只能退而求其次，在每次给付发票时，在发票背面写上“给付发票时款项尚未支付”，或者是由对方签字“款项未付”。

当然了，创天地产和南通二建的官司未必在每个建筑企业都会遇到，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未必代表着所有的基层法院都唯此马首是瞻，毕竟中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最高院的案例也未必在法院系统内部人尽皆知。所有的法律风险只是风险而已，存在发生的可能，不发生的可能更大，但至少企业财务还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吧。最后一句话，中国这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太复杂，还是找个靠谱的合作伙伴最重要！税务律师视角：跨期税项各观点激情大碰撞（工、费、料、固资）

由于企业所得税实行汇算清缴，因此，在以票控税的征管模式下，跨期之工（工资）、费（费用）、料（存货）、固资（固定资产）的税前扣除变得异常纠结。我将各地政策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工、费、料、固资四个维度，探讨一下跨期扣除之相关问题，以期对大家有所裨益。系列一：跨发放工资

系列二：跨期费用

跨期费用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实际付款的费用，尚未取得发票；一种是根据权责发生制预提的费用。在发票已经被妖魔化的税收征管体制下，两种无票费用就成了税企争议的频发带。

一、已付款但跨期取得发票的费用

企业业务真实，已经实际支付了款项，计入了费用科目，但由于某种原因在终了时尚未取得发票，例如，某公司在2010年9月发生一笔广告费支出，次年2011年取得发票，该费用是否允许扣除？如果允许扣除，是追溯到以前调整即在2010年扣除，还是取得发票即2011扣除？我们从两个层次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该条款确定了企业成本费用扣除的三大原则：实际发生原则、相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因此，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层面，是否取得发票并不是成本费用扣除的前提条件。

从实践层面来说，税务局执法中会在三大原则外嵌入“真实性”原则，然后堂而皇之地提出，只有发票才能证明业务发生的真实性，以此逻辑推导，税前扣除的费用必须要有发票作为支撑，再反向逻辑推导，无发票不得税前扣除。“唯发票论”从法理上当然是违反法的精神，但其确实是中国现阶段无法跨越的一个征管现状。对此，总局一直也在一片责难声中左右为难，废除以票控税、另觅更科学的征管模式当然顺应历史前行潮流，但没有发票的税收征管何止恐怖两个字来形容。因此，在中国，发票似乎就像民主一样，民主本身不是最好的，但是没有民主却是最糟糕的。发票的是是非非，纷纷扰扰，我们暂且不论。如果企业在当年

未能取得发票，该费用是不是意味着永远不得扣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发票只是中国征管技术不发达产物下一种无奈的现实选择，业务真实发生，只因发票瑕疵就要遭受税前不得扣除的命运，已让纳税人心感委屈，幸好中国子民一向极具坚忍力，本着理解万岁的精神，并未见税企为此针锋相对、鱼死网破的大事件发生。但如果企业已经在期后取得发票，只因我发票取得时间滞后，便彻底剥夺我税前扣除的机会，显然，已经超越了纳税人的承受临界点。因此，我们看到在各省的规定中，鲜见跨期取得发票的便永久剥夺纳税人税前扣除机会的条款。实非各省不愿多征税，而是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跨期取得发票无论是法理上亦或是实践中均是允许扣除的，关键是扣除在哪个，追溯调整亦或是取得？《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了所得税额计算的基本原则——权责发生制，因此，从理论而言，追溯调整是个完美的选择，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践中的追溯调整实在是个很难操作的课题，只因几笔费用，便要企业对以前应纳税所得额重新计算，再申请退税或者是抵税，区区几笔税款损失与税务局交涉的口舌成本，想是很多企业都会理性地选择放弃。因此，很多税局出台的追溯调整政策，实在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名义上给予企业权利，实质上剥夺企业权利。纵观各省规定，大致分为两类：

1、汇缴期宽限+汇缴后扣除在发票取得

该观点表述为，企业在终了时已经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如果在汇算清缴期内取得合法凭证的，可以在当年计算企业所得税时税前扣除，如果在汇算清缴期内仍未取得合法凭证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允许税前扣除，企业应在取得合法凭证税前扣除。例如大连国税、大连地税、福州国税。或者表述为，在汇算清缴期取得发票，无需进行纳税调整；如果在汇缴期结束前尚未取得发票的，应该进行纳税调增，待实际取得发票，再进行纳税调减。例如辽宁地税。

2、汇缴期宽限+汇缴后追溯调整至费用发生

该观点表述为，企业当年真实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在本企业所得税汇算期内没有取得有效凭证的，不得在当期税前扣除；在以后取得该项成本费用支出有效凭证的，应调整所属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例如河北国税、浙江地税、吉林地税。

比较而言，笔者作为每日与企业亲密接触的税务律师，屁股决定脑袋，更欣赏第一种，无它，定位使然！

二、无发票、无付款的预提费用

关于预提费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跨期支付租金，例如2010年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该合同规定，每年房租100万，租期三年，租期期满后一次性支付租金300万。2010年年末，甲公司会计处理，借：管理费用贷：其他应付款，此时由于甲公司未真金白银支付租金，因此没有付款凭证，同时，乙公司由于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尚未到来，且未收款，自然也不可能给甲公司开

具发票。这笔会计处理后附的原始凭证除了合同，没有其它。此种情况是否允许甲公司对该预提的费用扣除呢？扣除与不扣除，首先让我们来看税法上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款确定了收入和费用扣除的一般规则——权责发生制。《关于印发<新企业所得税法精神宣传提纲>的通知》（国税函[2008]159号）中对该条款解释为“权责发生制从企业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是否发生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依据，注重强调企业收入与费用的时间配比，要求企业收入费用的确认时间不得提前或滞后。企业在不同纳税期间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坚持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可以有效防止企业利用收入和支出确认时间的不同规避税收。另外，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确认当期收入或费用，计算企业生产经营成果。新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采用同一原则确认当期收入或费用，有利于减少两者的差异，减轻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因此，权责发生制是企业所得税收入和费用确认的普遍规则，非有特殊规定，应唯其马首是瞻。《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租入固定资产支付的租赁费，按照以下方法扣除：

（一）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因此，从税法规定而言，这个问题是很明确的，经营租赁的租金并不以支付款项作为扣除的前提，甲公司在2010年将预提的100万租金税前扣除完全合法。

其次，在从实践层面探讨这个问题。在实操层面，有些基层税官拒绝认同该预提费用税前扣除的地位，其理由为，第一，未付款；第二，未见票。无发票、无付款，此时允许你税前扣除，我“以票控税”颜面何在？笔者坚决反对该声音的横行霸道。首先，税法层面从未将款项是否支付作为税前扣除的条件，“未付款不能扣”，纯属执法税官自创规矩，“法有规定不得违、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不得罚”，该自创规矩，自娱自乐尚可，发扬光大至企业征管中，触碰企业的利益，怕是很难理直气壮！其次，“未见票不得扣”，据称该理念来源于“以票控税”。对“以票控税”如前所述，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库需充实，税收需给力，没了“以票控税”的武器，怕是中国的税制要天崩地裂，因此，“存在即合理”，纳税人也都通情达理地给予认同。但案例中的租金，上家既未收款，营业税纳税义务也未发生，自然无需开票也不可能去开票，上家依法无需交流转税，却要下家凭发票扣除，显然，这已经跳跃了正常“以票管税”范围，奔向了“发票走火入魔”的极端。但现实就是现实，无论纳税人如何愤然不平，基层税霸一批一批层出不穷，在弱势的纳税人面前趾高气昂，但幸好，还是有很多省份给了我们以希望，现上海国税、北京国税、江西地税、宁波地税、浙江地税、吉林地税均出台过政策对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预提的费用允许扣除。其中，以北京国税为例，其在2010年所得税汇缴问题答复中规定：

“问：计提的利息费用能否扣除，还是要按实际支出扣除？

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的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准予扣除。按照《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合理支出是指符

合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已计提未支付的利息可以税前扣除，但如该笔借款在到期后仍未取得相关有效的扣除凭证，则应做纳税调增。”

笔者认为，该规定既人性又合理，首先明确允许扣除，其次，如果到期后仍未取得发票，进行纳税调增。既尊重了税法的刚性，又维护了税务机关的征管权力。

第五篇：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XXX公司诉XXX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凯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娴熟把握和运用法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2008年8月27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布展合同》，合同约定：甲公司为乙公司布展2008年、2009年香港某展览会。合同签订后，甲公司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价款。同年11月，乙公司向甲公司出具《保证协议》，保证甲公司继续负责乙公司所有展台的制作与搭建工作，否则甲公司将自愿承担总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后因乙公司未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展会结束后，甲公司发现这一情况，遂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乙公司则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据此，乙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为此，甲到我们这里咨询，委托我们依法为其处理本案。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乙公司认为，甲、乙公司之间所签订的布展合同履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甲公司不具备进入香港履行搭建工作的资质和相关条件，因此，乙公司有理由不再履行布展合同的抗辩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乙公司的抗辩观点，是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表现。甲的合法权益是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的。

承办本案的李凯律师认为：

1、甲、乙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布展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将展台制作与搭建工作继续交由甲公司负责完成，乙公司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3、不安抗辩权是指依据合同约定，应当先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如果发现合同对方出现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提出确切证据的前提下，有权暂时不予履行己方的合同义务，并可以要求对方提供适当担保后再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在对方不能提供担保时解除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合同对方具有法定的可能无法履行合同义务的情节，否则即会被认定为违约。因此，在甲公司已经按约完成了上述展览会在香港亚洲国家博览馆展位的部分布展工作，乙公司亦支付了相应价款的情况下，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为驳斥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试图免除自己应该承担的合同义务的辩解，李凯律师认为，本案的第一工作重点应该放在要求乙公司举证证明甲公司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方面。同时，甲公司还可以向法院表明自己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并将自己已经部分履行合同的情况向法院展示。以争取法院将乙公司的辩解归于无效。

另外，为圆满实现甲公司的诉求，李凯律师还做了以下二个方面的工作：

1、细致的向法院陈述了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不安抗辩权的要求和顺序。在法律根据上争取法院的支持，将乙公司的辩解归结于滥用法律而无效。

2、根据乙公司滥用不安抗辩权的现象，对乙公司可能在本案中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的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预测，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乙公司很可能还会在本案的管辖问题上做文章。

果不其然，乙公司很快提出，因为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香港，因此本案不能由本市法院管辖审理。

由于李凯律师事先即对乙公司可能继续不当使用法律规定进行狡辩可能性进行了预测，李凯律师当庭提出，虽然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的法院

审理，但是，法律同时还规定合同纠纷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据此：

1、合同纠纷是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还是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法律并没有将选择权赋予被告（本案中为乙公司），而是赋予了原告（本案中为甲公司）；

2、法律规定，合同纠纷可以在合同履行地的法院审理，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其法律基础是便利诉讼原则。在合同约定需要搭建展台的展会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本案由被告（乙公司）所在地（本市）法院审理，更符合便利诉讼的法律原则。

由于李凯律师对法律规定的娴熟把握和运用，法院全面采纳了李凯律师的意见。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乙公司全面承担了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