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员劳务合同法律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

第一篇：船员劳务合同法律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

船员劳务合同法律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由于船员职业的特殊性，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国际海事组织（IMO）针对船员劳动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的专门公约，各国也纷纷将船员劳动立法从一般劳动立法中独立出来，制定专门的《船员法》、《船员劳动合同法》或在海商法、航运法中专章详尽规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并无《船员法》，《海商法》虽设专章对船员进行规范，但除概念外，并未涉及船员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劳动法》对于在海上生活和工作的船员来说，并不能完全适用；交通部及其所属部门制定的一些行政规章偏重于船员的行政管理，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因此司法实践中，一般会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立法的不完善，导致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及诉讼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规范和统一。国务院新出台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以下简称《船员条例》）将于2007年9月1日起施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船员劳务合同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船员劳务合同关系的法律性质

对于船员劳务合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定性，理论上缺乏深入和全面的探讨。《海商法》将其概括为劳动关系，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以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称之为船员劳务合同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和形成的关系，其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为：第一，劳动关系的主体特定，即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使用者，在我国被称为用人单位。第二，劳动关系具有从属性。劳动关系虽然是由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但一旦建立，劳动者即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双方形成隶属的关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管理权。对于劳务关系，国内法律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普遍认为劳动关系不同于劳务关系，因为两者的主体不同。即劳动关系的主体不仅具有平等性，更具有从属性。而劳务合同关系双方仅具有平等性，没有从属性。劳动合同建立的是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其立法宗旨是保护劳动者弱者的合法权益；而劳务关系建立的是民事关系，使用一般民事法律，民法属于私法范畴，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予以平等地保护。

实践中，船员劳务合同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船员直接与船员用人单位订立合同提供劳务，另一种是船员先与船员服务机构订立劳动合同，再由船员服务机构与船员用人单位订立供应船员的民事合同，船员和船员用人单位间并无合同关系。对于第一种，船员与船员用人单位之间属于劳动关系应该没有争议；对于后一种，因为船员与船员服务机构订立的合同中一般约定由船员服务机构安排和指示船员赴船工作，负责管理船员档案及支付工资、安排保险和劳动福利。因此一般认为船员和船员服务机构间存在着劳动关系，而船员是向船员用人单位提供劳务。由于第二种形式的合同在实践中的普遍存在，使船员劳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复杂化，船员用人单位往往借口其与船员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推卸责任，而船员服务机构也通常辩称自己只是提供中介服务，与船员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船员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新出台的《船员条例》则规定了“船员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有关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有关船员劳动与社会保障国际条约的规定，与船员订立劳动合同”及“船员服务机构为船员用人单位提供船舶配员服务，应当督促船员用人单位与船员依法订立劳动合同”，从而大大简化了法律关系，有利于争议的平息和解决。

二、船员劳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

根据《船员条例》，船员劳动合同是指船员与船员用人单位（包括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签订的，在特定的船上，为其提供约定的劳务服务，由船员用人单位给付报酬的合同。从该定义看出，船员劳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船员用人单位和船员。

在我国目前的航运实践中，大量的船员劳务合同通过船员服务机构达成，外派船员必须通过船员服务机构才能到外轮上提供劳务。因此，船员服务机构充当的是“当事人”的角色。通过船员和服务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服务机构和船东签订的船员供应合同，船员与船东之间最终实现劳动力的占有和使用权的让渡。服务机构赚取的除了佣金，还有两份合同所各自约定的船员劳动力的价格差。对船员来说，能够上哪条船服务，服务多长期限，能获得多少报酬，大都由服务机构决定。这是由我国船员供给大于国内市场需求，船员机构参与开拓海外劳务市场的现状所决定的，同时，在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的情况下，船员与船员服务机构建立劳动关系，也有利于船员在国内的各项保险保障和福利待遇等“落在实处”。但是在社会、经济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现行的船员劳动中介制度所扮演的角色，已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一方面，船员的正当利益受到了不正当的盘剥；另一方面，由于船员劳动中介机构“一手托两家”，也必会从船东那里谋取利益。因此，这导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复杂化，引发无穷的劳动争议，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我国船员劳务的输出。从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来看，已有的法律不能有效地保护船员利益；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完全由船员雇佣单位承担劳动者的保险保障和福利待遇的时机已经成熟。

因此，新出台的《船员条例》参考了国际公约和航运发达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了船员服务机构的性质是有偿居间人，其与双方签订是居间合同。并对船员服务机构的资质做出了要求。如规定：“从事船员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船员服务机构应当建立船员档案，加强船舶配员管理，掌握船员的培训、任职资历、安全记录、健康状况等情况，并将上述情况定期报海事管理机构备案”，“船员服务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船员服务机构为船员用人单位提供船舶配员服务，应当督促船员用人单位与船员依法订立劳动合同。船员用人单位未与船员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的，船员服务机构应当终止向船员用人单位提供船员服务”。并对违反规定的情形明确规定了法律责任。可见，《船员条例》给予了船员这一特殊群体更加有力的保护，同时法律关系主体也更加明晰。

三、《船员条例》对船员的特殊保护 我国是航运大国，水运职工有 150万之多。船员职业具有特殊性。船员劳动与陆上劳动相比，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快速，工作和生活场所同一，工作不稳定，作息时间和劳动量不固定。因此，我国现行《劳动法》并不适应保护船员的需要。同时，船员劳务关系亦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劳务关系，船员在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工资和福利待遇、职业技能培训、伤害补偿方面的要求应当高于普通的劳务提供者。因此，只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调整船员劳务关系，对于船员自身利益的保护也不利。根据《海商法》第三章第三十四条规定，“船员的任用和劳动方面的权利、义务，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船员条例》作为一部行政法规，在工资、休息、休假等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方面，赋予了船员相比其他工种和行业更多的权利，将极大促进对船员权益的保护。

一是明确船员用人单位应当为其录用的船员办理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国家规定或者船员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社会保险，并依法按时足额缴纳各项保险费用。

二是明确了船员生活和工作场所应当符合国家船舶检验规范中有关船员生活环境、作业安全和防护的要求，要为船员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防护用品、医疗用品，建立船员健康档案，定期为船员健康检查，防治职业疾病，船员工作期间患病或者受伤，船员用人单位应当及时给予救治。

三是船员工会组织应当加强对船员权益的保护，指导、参与船员与船员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船员以个人名义与境外船员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时，应当通知船员工会组织，并可以使用船员工会组织推荐的格式合同。

四是船员用人单位应当向船员支付合理的工资和报酬，并足额地发放给船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克扣船员的工资和报酬。船员在劳动合同有效期内的待派期间，船员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船员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

五是船员除享有国家法定的节假日外，还享有在船上每工作 2个月不少于5日的年休假。船员在年休假期间，船员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不低于船员在船服务期间平均工资和报酬。

六是规定了船员要求遣返和选择遣返地点的权利。

(转自上海海事法院网）

第二篇：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济法已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首先，我国颁布和施行了大量的重要的经济法法律。这些法律是适应国家经济调节的需要而颁行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和重要部位，关系到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和运行，而且同其他部门法性质的法律规范相分离，独立组合为性质较纯一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其次，我国已确立了经济法基本法律制度。如国家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国家干预、调节的总的法律原则，被国家立法所确立；建立了经济法体系构成中的重要的具体经济法法律制度；已颁行的各种具体经济法规范及已建立的各种具体经济法制度，相互协调、配合，贯彻着共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共同执行规范和保障国家经济调节的使命。

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我国经济法之所以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是因为它在保障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发展。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极大的促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2）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一是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贯彻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证；三是以法律手段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为了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我国先后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涉外税收、涉外金融、涉外经济合同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有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

第三篇：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情况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看离婚救济制度

一、绪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于此同时，居民的精神层次需求也随之提升。而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21世纪以来，我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随着离婚率的上升，离婚案例的数量也随之增多。而离婚救济制度作为离婚制度的一项重要制度，故我以离婚救济制度为主题，随机调查和统计了厦门市思明区基层法院2016年以及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6年上半年所受理的离婚案件数据并查找一些了具体的司法判例。希望能通过数据以及一些具体案例，具体了解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此做出自己的思考。

二、数据和案例

首先，是我通过裁判文书网统计的两组有关离婚救济制度适用情况的数据：

第一组数据来自于我随机选取的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6年的离婚诉讼案件，其中有效样本为38件，全都是关于离婚当事人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一审案件。在38起提起离婚诉讼的案件中，请求离婚的理由有3种。分别是夫妻感情破裂无复原可能、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暴以及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其中，以感情破裂为理由的案例为29起，占到了总数的76%之多；以感情不和且存在家暴情节为请求离婚理由的案例为6起，占总数的16%；以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为理由的案例为3起，占总数的8%。另外在以感情不和且存在家暴情节的离婚诉讼案件中，仅有1起案件中的受害人一方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仅占总数的2.6%。

第二组数据来自于我随机选取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上半年所审理的离婚诉讼案件，其中有效案例22件。在22起案件中，共存在五种请求离婚的理由，分别是夫妻之间感情破裂、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家庭暴力、夫妻一方婚前隐瞒患有疾病且婚后未治愈、夫妻一方吸毒。其中，亦是感情破裂为理由的最多，达到了15起，占到了总数的68%；其次是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达到了4起，占总数的18%；以另外三种理由请求离婚的案件分别有1起，各占总数的4.5%。另外在以夫妻一方出轨或与其他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4起案例中，仅有一起提出了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费。

由以上两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1.在我国的离婚诉讼中，夫妻感情破裂始终是导致夫妻离婚的最主要原因；2.在导致离婚的原因中，夫妻一方实施家庭暴力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在上述两组数据中，除去夫妻感情破裂的44起，以其他理由请求离婚的案件为16起。而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这16起案件中，夫妻间的一方当事人是存在过错的，而在这16起案件中，仅有2起提出了相关的过错损害赔偿请求，而其他14起，都只是将其作为促进法院判决离婚的又一理由而已。

另外，由于基层法院的案例多较为简单，不易发现有代表性的有关案例，随后我又在司法案例网上寻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实务中处理有关离婚救济制度的案件，以了解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具体的施行情况。

以下是具体的案件名：案例一 疯狂英语李阳离婚案

案例二 邸欣诉哲辉涉刑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例三 赖桂娣妹诉蔡文生因其离婚经济困难应予经济帮助案

……

三、结论

结合以上数据以及具体的案例，我发现了以下几个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形较少，尤其是经济帮助制度以及家务补偿制度。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如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水平飞速提升，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随着提高。而由于《司法解释三》中对于经济帮助制度的使用条件过于严格，仅限于低于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以下的情况。却忽视了居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的情况，因而导致了适用经济帮助制度的限制。而对于家务补偿制度之所以适用较少的情况，我认为出于以下原因：家务补偿制度主要适用于婚后分别财产制。而根据调查，我国的婚姻关系中，超过90%的家庭都是采用共同财产制，这无疑在一开始就限制了家务补偿制度的适用。

2、由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一方过错导致的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往往不因对方过错而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而仅仅将其作为一个促使法官判决其离婚的理由。虽然这样确实使无过错方的诉求更加容易得到实现，但实际上无过错方也就是放弃了自己对于所受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这并不符合真正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形的，有以下原因：

1、在制度设计上，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过小：就已有的4点来说，如仅适用于重婚或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却不包含与他人通奸、婚外情的情况。二者的程度虽然存在差距，但我个人认为，二者对于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是相差无几的。而在制度设计上，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损害后果近乎相同的情形，这也就大大限制了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范围。此外，例如我在法院案例中所发现的一方婚前隐瞒疾病、吸毒等情形，毫无疑问这对于无过错一方造成的精神以及物质上的损害也是十分巨大的，而在离婚诉讼中，当事人却只能以此作为一个促使法官做出离婚判决的条件却不能向过错方提出相应的损害赔偿请求。这是对婚姻中的无过错方严重不公的。

3、从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①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数额较小，不易达到惩戒和预防离婚损害事由发生的目的。在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离婚案件中，李阳曾先后两次殴打其妻子并且在社会上都引起了巨大影响和讨论，而在他的离婚诉讼中，他的妻子提出的5万元离婚损害赔偿虽然被法院所认可，但是仅仅5万元的离婚损害赔偿款，相比于离婚案件涉及的几千万家产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这还仅是特例，我所了解的更多的，往往是更少的赔偿，或者根本不赔。

②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适用较多的是以家暴或者非法同居为由请求离婚损害赔偿。而尴尬的是，恰巧是这两种发生最多的情形，偏偏存在比另外两种情形复杂得多的举证责任。就在我调查的厦门思明区的唯一一起以家暴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案例，就因为无法出具相关证明而被法院否定了诉讼请求；而非法同居亦存在举证难的问题。由于非法同居的不道德性和不正当性，过错方在进行非法同居时往往是十分隐秘的，无过错方要取得证据更是难上加难。

四、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些思路

针对以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的一些建议和思考：

1、扩大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范围。我认为，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将有越来越少的夫妻会在离婚后存在一方会生活水平低于地方最低生活标准的情况，然而这并不是件好事。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外国的相关制度。如生活是否困难的标准不应该取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而应该比照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对于年轻的当事人，离婚后经济优势的一方应该在一定期限内使经济弱势一方的生活得以继续保持在婚前的状态。而对于年老体弱或失去工作能力的当事人，离婚后经济优势的一方则应该始终使弱势一方的生活得以继续保持在婚前的状态水平，或者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与物质帮助，直至相应情形消失。

2、在共同财产制度中适用家务补偿制度。分别财产制适用家务补偿制度，无可厚非。但是在共同财产制度中适用家务补偿制度，也十分必要。总所周知，不论是谁，当他对某一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力时，自然会导致对其他事物的懈怠或放弃。反之，当一个人在一方面事物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时，自然可以在其他方面发展地更好。在婚姻家庭中，亦是如此。当婚姻关系中的一方为照顾家庭中子女和老人、处理家务等倾注较多心血时，必然导致其放缓在事业的发展；而另一方则将因为在事业发展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取得事业上的进步，并且这种进步是对一个人的价值的永久的提升。而在婚姻家庭中倾注更多心力的一方，其事业无疑将会被放弃或停滞。即使在离婚时，双方都取得了平均财产。但是在离婚后，双方在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必将因为各自事业发展的不同水平而导致差别。

3、扩大离婚损害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或者直接设置第五条兜底性条款。从上文的案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请求离婚的时候，夫妻一方存在的过错是不仅仅限于《婚姻法》46条所规定的四种情形的。而在现实中，还存在许多对婚姻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形，比如一方与他人通奸、婚内吸毒犯罪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应该作为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的理由。我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扩大只不过是加重对婚姻存续关系中的过错方在经济方面的惩罚，而不是刑法上的对人的人身自由等方面的不利。因此，我认为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因充分体现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而不应通过限制请求损害赔偿适用条件的方式，这将一定程度上导致婚姻当事人对婚姻的不珍视。

4、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举证责任分配，适当降低无过错方证据的认定采用标准。除去重婚以及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其他的情形均存在举证难的问题。在个别案例中，我们还发现，即使在当事人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最后却因为无法提出有效证据而被法院驳回了请求。如家暴，由于家暴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具有可恢复性，所以当被施暴方无法出具有关的医学证明时，则难以认定证据。又比如与他人同居，由于同居这件事本身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举证方要取得证据自然也是难上加难。以上，因此我认为，应该适当降低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即无过错方举出一定的但不足以明确的证据时，对方若是不能反证其证据不成立，则应当认定证据有效。

5、确定合理的离婚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在上文中，我也提到，即使最终过错方被确定存在婚姻法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过错，但最终赔偿的数额却也是寥寥无几。这不仅无法抚慰在婚姻中受到精神和物质双重伤害的无过错方，更不足以惩戒过错方对于婚姻不负责的态度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恶化婚姻关系中过错方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利于婚姻的稳定。因此我认为，应该适当调高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或者出台一定的计算标准，如按夫妻共同财产的比例确定赔偿数额。只有惩戒力度到位，方能在一定程度上扼制婚姻关系中不负责任的事情的发生。

第四篇：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论民事法律行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意义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以上看法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