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

第一篇：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

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

摘 要：我国正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应贯彻“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立法思想，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关键词：全球化；劳动；社会保障；立法

一、全球化的涵义及对我国的影响

（一）全球化的涵义

全球化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在英文中由不同的单词来表示，例如Unification，Integration和Globalization.相对于Globalization，Unification还有侵蚀、削弱（政府职能）等意思，能够比较准确地体现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自身特点。我国学者一般使用Globalization.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的趋势和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显著加快，带来了国际分工模式、国家经济利益的含义及维护方式的深刻变化。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创造与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比采取某些产业政策更重要。而市场体系既包括消费品市场又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例如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能够在统一无阻碍的市场中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其中涉及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需要更完善的制度环境，劳动者面临的各种劳动风险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加以保障。

（二）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1.我国正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不断融入国 际分工体系，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吸收外资与扩大国际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增强了综合国力。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市场的部门分割与地方保护现象普遍存在，整体经济的优势难以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在税收、市场准入、投资融资等方面存在着普遍的差别待遇；劳动者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无根本性变化，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加入WTO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全球化进程，有助于我国的劳动就业。

2.政府职能在缓慢地发生积极转变。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表明了我们对政府经济职能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国际社会中高效率的政府活动触动和自我发展的压力下，我国政府职能在多方面、缓慢地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主要包括初步建立了间接的宏观调控体系、培育和监管规范市场体系有所进展、国企改革采取大胆举措（在中央关于“国有资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决策下，西安市决定出售50亿元国有资产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向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靠拢、注重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开始探讨政治体制改革、严惩腐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政务活动受媒体和群众监督（江苏泗阳县公选“最不满意官员”，高票当选者如坐针毡。）等等。

3.迫切要求熟悉国际法律规则，并建立与之相衔接的法律制度。

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要求法律全球化，即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遵守大致相同的规则，对同样事物同样处理。体现为更多的国家接受国际公约，融入国际法律规则。同时，由于更多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和公约，使更多的本土文化进入国际法律规则，二者构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法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进我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必须与国际接轨，尽可能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公约完善劳动立法，以达到协调劳动关系和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目的。

二、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现状及不足

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自身。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以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机会、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为目标。

（一）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现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劳动争议逐渐增多。针对这些变化，政府为了建立和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围绕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积极探索新型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劳动政策基准、劳动合同管理、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劳动争议处理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关系调整体制，并形成了以《劳动法》为主体、以《集体合同规定》、《企业经济性裁减人员规定》等一系列劳动标准规定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实现了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制化、规范化，为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生产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身于市场中的所有主体-企业、个人都随时面临各种风险。对于劳动者而言，一旦遭遇劳动风险，就陷入丧失经济来源、生活困顿的状况，这种风险仅依靠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政府通过全社会的物质帮助才能为劳动者解除后顾之忧。因此，我国政府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不断努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等。在积极推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重点加快了社会保险法制建设的步伐，陆续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工伤保险条例》等行政法规。

（二）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不足

1.劳动法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 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从本条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法》的适用范围不包括农民劳动者、个体业主、私营企业的经营者、国家公务员、家庭用人等劳动者。当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获得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参与城市建设时，《劳动法》就应将其纳入调整范围。

2.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劳动者的许多权益难以落实。

我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但由于我国从1953年起实行的刚性户籍管理制度[1]，我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便结束了，人为地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且在就业、分配、经济政策等方面都严格执行城乡差别待遇，直接导致城乡劳动者在就业权利上的不平等。这与国际上普遍遵循的公民劳动权利能力平等的原则[2]背道而驰，导致劳动法的规定形同虚设。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国有经济成份的产出已占整个国家的65%，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50%—60%，但户籍制度却几乎没有多少松动”[3].虽然有的地区在尝试放宽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的限制，仍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大市场。又如《劳动法》第十三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但实践中，用人单位在招用人员时直接或间接限制妇女的现象屡见不鲜，用人单位因此而受法律追究者寥寥无几，既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也严重侵害了妇女的平等就业权。

3.社会保险的立法层次低，覆盖面狭窄。

我国有关社会保险方面的立法主要是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的，立法层次偏低；《劳动法》中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简单、笼统，缺乏具体操作性（《劳动法》第九章关于社会保险和福利的规定仅有七条，从第七十条到七十六条。第十二章关于此方面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仅有一条，即第一百条。），覆盖面仅限于城市的一部分人，农村劳动者等未被纳入保障范畴。没有完善的包括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使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待遇，农村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就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保险以任何理由将农村劳动者排除在外都是缺乏道德正当性的。

4.结社权及其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结社尤其是组织和参加工会是劳动者争取和捍卫自己权益的最基本手段。《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第4款规定：“人人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劳动者可以参加已有的工会组织，也可以组织新的真正能维护其权益的团体。工会是劳动者的联合团体，其主要功能是团结所有劳动者，利用集体的力量对抗用人单位的不法侵害。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但我国劳动者自由组建工会的权利受到限制。我国工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职能未充分发挥出来。

5.所有制差别在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中清晰可见。

虽然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但身份歧视和所有制歧视仍随处可见。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投资行业、融资渠道、产品出口、公共设施等方面存在严重差别；在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待遇、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政策处处可见歧视性规定。在各种促进就业的措施中，优先适用于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中，正式工不论业绩如何，其收入数倍于非正式工的收入；在社会保险待遇方面，出外打工的人几乎不享受任何待遇；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子女如果希望就近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必须缴纳高昂的借读费„„无处不是在以身份定待遇。因此，在我国不仅没有实现别国二百年前就完成的事业-“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4]，相反，以各种制度和政策制造着更多的身份差别和更多的不平等待遇。

三、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先决条件

（一）立法思想上始终贯彻“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这一原则是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我潜能，最大限度实现自身价值的基本保障。联合国大会要求所有成员国必须广为宣传《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其目的就是要贯彻这一根本原则。如前所述，我国远远没有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现人人平等已 是迫切的任务，也是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在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中消除一切导致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和措施，并制定新的能够实现人人平等的法律。

因此，笔者认为：限制劳动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必须予以废除；身份歧视制度必须消除；限制劳动者进城的一切收费制度必须废除（当前一个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要办理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或未婚证、健康证、暂住证等，每一个证件都收取不低的费用。）。让我们共同呼吁“废除户口制度，废除这种不人道的种姓制度，给全中国人一个身份的平等，户口不应成为个人求学、工作、晋升、社会福利享受和政治权利享受的障碍。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城里人，也没有天生的乡下佬，人生而平等，不能有天生的身份歧视”[5].（二）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承认社会自治和人民自治的能力，变“为民作主”为“人民自主”，实现“勤政、高效、廉洁”的民主政府

WTO要求政府行为要透明，有人说是“透明度”，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透明度”本身就包含模糊、不见光的意思。公务透明是根本要求，除非涉及国家机密。

实现上述要求必须转变传统的政府定位和传统的思想观念。我国古代所谓的“做人之道”和“治人之道”构成了中国文化独有的“人身法”特征。只要一个国家仍然是氏族的扩大形式，而不是诸氏族、部落的妥协、契约形式，它的法律形态无疑仍会是“人身法”形态[6].只要政府的理念依然是如何“治人”、对待国民依然要求“顺从”，政府行为模式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理念虽然有所纠正但仍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应是一个全新形象和作风的政府。这就要求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国民对公共事务、公共决策的知情权、质询权、调查权和监督权。政府行为应透明，置于全体国民的监督之下。

（三）立法技术上改变以所有制和身份为立法依据的错误做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民族、种族等概念界限逐步淡化，实现各国家、民族、种族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平等权利是大趋势。法律在立法及实务中存在所有制和身份歧视是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我国在改革之初的企业立法中，严格按照 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进行立法，例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企业的权利、投资范围限制、用工制度等规定迥然不同。

在当前，大中专毕业生在择业时面临在国有和非国有单位之间选择的两难处境，国有单位收入虽低，个人发展缓慢，但有保障、福利待遇全面；非国有单位收入高，个人发展较快，但压力大、风险大，对个人能力要求高。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一是因为个人在比较利弊得失，更重要的是因为现有法律制度导致的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劳动关系在按照不同的规则运行，使择业者不能正确选择，使身处国有单位的在业者艳羡非国有单位的高收入、快发展，身处非国有单位的在业者又艳羡国有单位的高福利、低风险。都不满足目前的状况，这种不满和愤懑不是源于个人能力大小、勤勉与否、学历高低，而是源于不同性质所有制的差别待遇。虽然学术界大加批评，在立法上也逐渐采用科学的企业法律形态划分标准进行立法，但上述以所有制为标准的立法依然具有法律效力。

在《劳动法》条文中虽然没有明显的所有制、身份差别的字眼，甚至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似乎不存在任何歧视，合乎“人人平等”的理念，但这条规定不如改为“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就业不因户籍性质和地域不同而受歧视”显得更具实效。因为我国劳动者在就业时遇到的障碍不是民族歧视、种族歧视、宗教信仰歧视，而是户籍歧视、身份歧视。

在进行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时，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但在立法者的观念中已经有了潜在的前提-国家处于困难时期或转轨时期，不可能做到保护所有人。在此前提下，受到保护的总是占我国人口比例较小的城市人，非城市人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牺牲品。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立法观念，变“立法保护一部分人”为“立法保护所有人”，并在具体立法中体现平等原则，为实现国民待遇提供完善的立法依据。

四、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具体思路

（一）修改《宪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宪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中，其内容比较完善合理，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各项自由。但此后的宪法思想出现倒退，尤其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宪法脱离了宪法的根本宗旨。因此，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宪政理论已经成熟的今天，应尽快修改宪法中不适应新形势的条款，承认人的各项天赋人权，赋予每一个人真正享有迁徙自由、结社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集会自由的权利。《共产党宣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7]胡适也曾告诫青年：“争取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你们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在操作层面，应着力改变过去人们认为宪法没有实际运用价值的观念。为此，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确保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以落实并防止行政权力的不当侵害。当政府的行为有侵害国民权利的可能或已经侵害了国民的权利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济。2001年山东三高中毕业生状告教育部的案件的起因是教育部的高考录取政策有违宪内容，即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录取标准，享受到政策照顾的是全国教育设施最好、师资力量最雄厚的地区，而不是老少边穷地区。在法院方面必须遵循“凡有诉讼必须受理的原则”；在宪法的执行方面，借鉴国外的司法审查制度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确保宪法效力的制度保障。

（二）完善劳动法律体系

面临全球化的趋势，我国用来规范劳动力市场和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不仅在数量上不足，而且相关内容上也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亟须完善。

1.调整就业政策。

在我国《劳动法》现有就业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弹性就业内容。弹性就业与全日制就业不同，可以根据劳动者的就业条件、择业选择和各类用人单位需求建立多样形式的劳动关系。弹性就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支持现代企业用人制度、促进就业和建立弹性退休制度的有效措施。为适应劳动力市场弹性发展趋势和建立弹性就业机制，需要在《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弹性就业为我国合法就业形式，并规定第二就业关系的合法性，明确劳动者有依法签订第二就业关系劳动合同的权利。在“工资”一章中规定不同就业关系中工资分配的原 则和比例。在“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劳动监察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相应责任。

2.调整工资调控措施。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对工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这种措施仅对从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的机关、团体具有实际效力，而对非国有组织缺乏调控的可能。因此应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由企业根据其利润水平自己控制工资水平，政府为用人单位提供工资价位参考数据，监督工资保障措施的实施，并通过立法和监督建立严格的工资报告制度，从而确保政府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

3.健全裁员的法定程序和雇主补偿责任。

裁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经常采用的措施，一味地限制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立法上，承认用人单位拥有裁员权力，但要合理地行使，在不得已而裁员的情况下，应给予被裁减职工充分的补偿。

4.健全集体谈判制度。

我国《劳动法》关于集体谈判的规定显得空洞1，缺乏支持集体协商的原则和程序性规定，影响集体协议的真实性和效果。因此，我国《劳动法》中应当设立独立的集体协议章，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与《工会法》相衔接，具体详细地规定集体协商主体资格、代表产生和代表的权利义务、谈判程序和阶段、谈判费用、协议执行等问题。

5.建立职工参与法律制度。

职工参与法律制度包括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企业利润分享。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即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平等协商，在企业内部建立民主管理机制。其外在表现为信息分享、平等协商和有效结果。职工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即雇员分红、入股或二者合并的参与企业利润分享。在1992年欧盟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建议案中称：“工人参与企业利润分享，是一种鼓励雇员投 入企业未来发展的有效方式；对雇员分红可以创造潜在利润。”因此，在《劳动法》中增加职工参与章，明确规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利润分享的原则与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费用征收

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安全网”和“减振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最终会降临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人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不足。而制度中1%的缺陷对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就是100%的损失。因此，既需要以立法方式将其制度化、法律化，又要广泛宣传和切实实施，让人们知道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和当其遇到困难时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待遇以及如何得到这些待遇。只有这样，在出现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和个人劳动风险时，人心才能够保持稳定。因此，应尽快制定《社会保险法》[8]，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将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普及全社会。

（四）完善工会立法，赋予工人基本的罢工权

罢工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8条规定：“本盟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丁）有权罢工，但应按照各国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结社自由委员会认为罢工行为是工人及其组织为捍卫或增进其经济和社会利益可以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罢工行动属于第87号公约第3条规定的工人组织有权规划自己的活动和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这项权利范围内的行动。因此，用法律禁止罢工是对工会捍卫和增进会员利益以及对工会自由规划其活动的重大限制，是与结社自由原则相抵触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劳动关系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因此，应对罢工权重新认识，赋予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以罢工来对抗雇主是弥补其弱者地位的一种有效手段。我国在2001年2月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并未对罢工条款作出保留，而国内法中没有关于罢工的规定，出现了法律漏洞。罢工行为涉及面广，具有对抗性、群众性和迁延性等特点，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 生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通过法律规定劳动者的罢工权、罢工的条件和不得罢工的情形以及罢工的处理机构和处理程序。

五、结束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我国立法包括劳动与社会保障立法最大的冲击主要来自思想观念和法治精神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要求基本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的真正实现，因此各项立法必须具有逻辑上的自恰性又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同时要伴随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务员素质提高，从而改进政府形象，实现“高效、廉洁、低成本”的政府运作机制，充分体现法律和制度的人文关怀。最终在政治民主、法治健全、社会自由的前提下，落实各项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赋予劳动者罢工权和用人单位裁员权，协调劳动关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

参考文献：

[1]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2]国际劳工组织1958年通过的《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964年通过的《就业政策公约》。

[3]仲大军。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二元结构下的中国[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271。

[4]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97。

[5]邓放歌。一个农民孩子的心路历程，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附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354。

[6]江山。中国法理念[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115.3311《劳动法》关于集 体合同的规定仅有三条，即从第三十三条到三十五条。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3。

[8]王全兴。劳动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453。韩桂君

第二篇：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电子商务立法

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电子商务立法

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作者：佚名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摘要：电子商务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开展的商务活动，具有与传统的商务活动不同的特点，所以现有的调整商贸活动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全球化的商业活动形式需要新的法律规范与之相适应。自从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订颁布《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签名示范法》、《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后，电子商务立法和法学的研究就成为全世界法学领域的一个热点。迄今为止，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颁布了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但在对电子商务法的范畴与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其立法活动也遇到各种困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在我国迅速发展，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同时电子商务在我国蓬勃兴起，其普及与应用不断带来新情况新问题，而我国政策性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尚未出台，有效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制建设滞后，妨碍和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国际化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电子商务立法的共同认识和做法

1.电子商务法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众多国家与国际组织积极开展电子商务立法就是期望赶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浪潮，以确立先发优势。不仅美国、欧盟如是，马来西亚、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它们的电子商务立法往往是与其信息化建设目标紧密相连。例如，美国在开展“信息高速公路”项目时，首先废除于20世纪30年代制定的电信管理法案。无独有偶，马来西亚作为制定电子商务基本立法的第一个亚洲国家，也提出了建设“信息走廊”的计划。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迫切要求实现贸易规则(也就是国际商法)的统一，如果国际商法要实现统一，那么电子商务法将首当其冲，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基础上的。这表明电子商务法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2.电子商务立法可以边制订边完善

由于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且仍在高速发展中，电子商务遇到的法律问题还将在网络交易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而目前要使国际的或本国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只能就目前已成熟或已达成共识的法律问题制订相应的法规，并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和修改。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贸法会制订的《电子商务示范法》，该法是一个“开口”法律，第一部分为“电子商务总则”;第二部分为“电子商务的特定领域”，目前只制订了“第一章货物运输”，该部分其余章节则有待内容成熟后再逐章增加。该法于1996年通过后不久其第一部分内容即于1998年6月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作了补充。

3.电子商务立法中全球化与民族性的关系

电子商务天然具有跨国界交易的特点，任何国家或地区单独制订的国内法都难以直接适用于这种跨国界的电子商务交易，因而电子商务立法从开始就是通过先行开展国际立法实现的。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资金、人才与技术优势，其电子商务发展程度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因此目前有关电子商务立法的各种新思路新想法也大多是由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部分欧盟成员国)提出来的。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被动地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增长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为自由地流动的结果，必将带来效益的最大化和相关法律的全球化。立法趋同化的结果是，在竞争的市场中，国际互联网的使用普遍提高，进而提升了商家的电子商务水平和经济效益，各种弱势群体(市场份额低的商家及广大消费者)也真正体验到了经济效益的种种益处，也即获得了在封闭垄断市场中所无法得到的公平和正义。但同时这种立法趋同化会导致一国法律的调控能力相应下降，陷入了可能丧失民族性的陷阱。电子商务法必须注意解决电子商务中全球化与民族性、公正与效益的矛盾。

二、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

1.电子商务立法原则

电子商务立法的目的与功能首先是保障交易、特别是网上交易的安全。具体说，电子商务立法旨在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一整套长期稳定、透明有效、权责分明、统一协调的行为规则，使电子商务参与者可以在公平、公正、公开、安全的“软环境”条件下开展电子交易;其次，在开展电子商务立法，制定强制性规范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或者鼓励在电子商务领域行业自治和当事人自治，鼓励商界探索新的规则，使限制性规定建立在维护交易安全与合理的基础上。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笔者认为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与国际电子商务法律接轨原则;媒体中立性原则;技术中立性原则;保障安全原则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媒体中立性原则和技术中立性原则。

媒介中立性原则是指法律对于不论是采用纸质媒介进行的交易还是采用电子通行形式进行的交易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不因交易采用的媒介不同而厚此薄彼。根据这一原则，采用了电子形式的交易不应仅仅因为其形式而影响其法律效力，当然也不应因此享受法律上的优惠待遇。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支持和鼓励经营者采取电子通讯的形式进行交易，但是并不强制推行这种交易媒介。尤其对于消费者合同而言，如果经营者迫使消费者使用某种电子通讯形式，还可能构成不公平商业做法。

技术中立性原则是指法律应当对交易使用的技术手段一视同仁，不应把对某一特定技术的理解作为法律规定的基础，而歧视其他形式的技术。因此，不论电子商务的经营者采用何种电子通讯的技术手段，其交易的法律效力都不受影响。从保护和促进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技术中立性原则在各国电子商务立法中都有所体现，但是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将这一原则贯彻得更为彻底，使之有关电子签名的规定显得与众不同。由于有关电子签名的法律规定与技术手段有密切的联系，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为了保持技术上的中立性，在对电子签名作出规定时只能采取“最简化”的方法，不对电子签名及安全认证技术作任何具体的规定，只在法律上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对电子签名采取的这种“最简化”的做法能否保障交易安全还有待实践的检验。这也说明技术中立性虽然是电子商务立法的原则，但是对这一原则的把握也要适度。

2.电子商务立法模式

从立法学理论及立法实践出发，电子商务立法有两条途径：

第一先行订立“电子商务基本法”，然后再对电子商务产业链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单独立法。沿用这条思路的好处：一是可以做到“超前立法”，使电子商务立法反映并服务于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现实，并指导与规范电子商务实践;二是有利于宏观把握电子商务发展趋势，掌握并解决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三是可以从立法实践中得出明晰的思路与统一的目标，指引其它单独立法工作，并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但是在立法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不要限制电子商务发展;二要根据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及时修正法律条文。

第二先行分别立法，即针对电子商务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信息流、商务流、资金流和物流)分别立法建制，研究制订诸如电子合同、在线支付、电子提单、电子商务税收、网络广告、网上消费者权益保护、反垃圾邮件等问题的相关法律法规，一俟时机成熟，再行制订“电子商务基本法”。这个思路的优点一是能够有的放矢地解决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二是能够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综合立法思路。这种方法也有不足一是缺乏全局观念，使得各单行法规很难配套与协调;二是容易沿袭传统的按行业、部门、地方归属立法的弊端，割裂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从实际做法来看，我国采取了第二种立法思路，从电子商务应用的关键问题着手，首先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进而规范了电子认证服务。目前正针对电子合同、税收、网络广告规范、网上商业数据保护等问题逐步开展相关立法建制工作。笔者认为，我国电子商务立法应采用综合立法的模式，尽快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这样，不仅可以保证电子商务法体系的统一，杜绝在电子商务立法中从地方和部门利益出发，取利弃责，条块分割，制造新的权利冲突，但应突出重点，对一些非重点问题可在其他相关部门法中加以修改和完善或进行配套立法即可，无需在电子商务法中面面俱到，区别于大而全的法典式立法。

3.电子商务立法中的核心内容

电子商务法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数据电讯在商事交易中的运用，特别是在因特网这一开放性商事交易平台上的应用，而给商事法律关系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

(1)数据电讯问题。其具体内容包括：数据电讯概念与效力，以及数据电讯的收、发、归属及其完整性与可靠性推定规范等，这个问题，我国通过的电子签名法中已有所规定，但是很不完善，还需进一步的细化。

(2)电子签名效力问题。其主要内容有：电子签名的概念及其适用、电子签名的归属与完整性推定、电子签名的使用与效果等，我国目前已通过了电子签名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但仍需进一步的健全。

(3)电子商务的认证问题。其具体内容有：认证机构的设立与管理、认证机构的运行规范、风险防范及认证机构的责任等。

(4)电子合同问题。电子合同是在网络条件下当事人之间为了实现一定目的，明确相互权力义务关系的协议，是电子商务安全交易的重要保证。其内容包括：

①确证和认可通过电子手段形成的合同的规则和范式，规定约束电子合同履行的标准，定义构成有效电子书写文件和原始文件的条件，鼓励政府各部门、厂商认可和接收正式的电子合同、公证文件等。

②规定为法律和商业目的而作出的电子签名的可接受程度，鼓励国内和国际规则的协调一致，支持电子签名和其它身份认证手续的可接受性。这一点，我国目前的立法已经确认。③推动建立其它形式的、适当的、高效率的、有效的合同纠纷调解机制，支持在法庭上和仲裁过程中使用计算机证据。

(5)电子支付问题。电子支付是金融电子化的必然趋势，美国现在80%以上的美元支付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的。为了适应电子支付发展的需要，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详细规定了电子支付命令的签发与接受，接受银行对发送方支付命令的执行，电子支付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责任的承担等。

(6)电子证据问题。电子证据问题，是各电子商务问题效力的关键所在。应通过立法的方式，对电子证据形式、效力及提取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规定。

参考文献:

《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

中国电子商务世界网业内第一本指导人们应用电子商务来创造财富的全新财富经济类媒体，由电脑报与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唯一指定会刊，机械工业出版社出品发行。

中国《电子商务法（示范法）》高级研讨会综述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2期

《北京林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3年01期董彬

卖炭翁;电子商务中的法律问题亟待解决[J];中国律师;2000年08期 杨晓娟;浅谈电子商务法[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年02期 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D];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

电子商务产生的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同时，高速成长的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方式，并将成为未来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电子商务的兴起与发展对强调书面形式要求的商事和贸易法律制度构成重大挑战，对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多方面的变革要求。新兴的电子商务法正逐步消除传统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界限，给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本文从探讨电子商务的特点及其对传统法律制度的挑战出发，通过对各国和国际组织电子商务立法的比较分析，对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就我国因应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趋势，制订和修订相关法律提出了建议。全文正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着重分析了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模式相比在交易形式及内容方面的特点，进而回答了电子商务给传统法律制度带来哪些挑战的问题。

第二章综述并比较评析了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电子商务立法，详细论述了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三章系统探讨了统一电子商务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论述了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与基本概念、性质与特征、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途径以及统一电子商务法的渊源、基本原则和框架体系等问题。

第四章和第五章选择两个专题具体论证了全球电子商务法的统一化。第四章重点论证了电子商务法的程式性规则——数据电文、电子签名和认证规则的统一化；第五章以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分析为主线，重点论证了电子商务实体交易规则的统一化。

第六章针对全球电子商务法统一化的趋势，立足我国国情，就我国电子商务立法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第三篇：劳动合同法立法背景

一、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背景

劳动合同制度是随着劳动关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而出现的。

背景一：新中国成了后破除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

背景二：计划经济时期的用工制度：

以固定工为主体的用工制度，一次分配定终身，即职工被单位录用后，除调动或开除、除名的特殊情况外，就一生成为该单位的职工，职工的生病死亡都由单位负责，用一句通俗的地说，就是“生是企业的人，死是企业的鬼。”职工只要被单位接收后，就再也不用为失业和就业而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用工形式的弊端也慢慢地呈现出来。这种以固定工为主体的用工制度事实上正成为了一种无条件的“终身制”，它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结合为一体，形成了“铁饭碗”“大锅饭”的弊端，其主要表现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干多干少一个样，技术高低一个样，一线二线一个样，在这种制度下，有些人心安理得地躺在企业和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不到发挥。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未得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用工制度上的“终身制”就面临着改革的命运。用工制度的“终身制”的改革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3年2月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度的通知》通知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如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也是一种解放生产力）。

劳动合同制度试行几年后。国务院在1986年以国发77号文件，下发达了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4个重要文件，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

~1~

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四个规定也随着国家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正形成，开始推广。

背景三：为了使劳动合同制度走入法律轨道，1994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5年1月1日起实施，劳动法颁布实施以后，开始普遍实行劳动合同用工制度，目前，劳动合同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劳动用工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法制的进一步市场化，用工形式多样化，如劳务工、农民工、小时工、外来工等等，这些新的用工形式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而呈现出一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所以这种混乱局面，当前劳动法来调整还不能规范，劳动者的权益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所以急需制定一部规范劳动合同制度的专业法律，《劳动合同法》

二、《劳动合同法》调整的范围

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在哪些领域内具有约束力，适用什么人，《劳动合同法》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三、劳动合同的订立

劳动合同的订立，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合同条款达成一致，从而确立劳动关系以及明确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

1、劳动合同的订立形式（以书面形式）

劳动合同的书面形式，是指劳动合同当事人采用书面文字表达方式确定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协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什么要以书面形式订立，因为劳动关系必须以劳动法律、法规来规范，要以文字化把这种关系确定下来，作为劳动关系的有效保证，便于双

方当事人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进行的相互监督，共同遵守各自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再是一旦发生劳动争议有据而查，因此，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对于减少劳动争议，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法律对订立劳动合同的要求

《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定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

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四、劳动合同的解除

什么是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指劳动合同订立后，尚未全部履行以前、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劳动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前消灭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劳动合同既可以由单方依法解除，也可以以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解除与劳动合同的终止不同。（如劳动合同期满、劳动者死亡、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补吊销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就依法的规定立即消灭。当事人无条件的要接受。

1、劳动合同的双方解除

（1）劳动合同的双方解除（协商解除）双方解除是由哪一方主动提出来，是直接涉及到经济补偿金问题。用人单位主动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反之，劳动者主动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则用人单位不具有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义务。因此在解除劳动合同时，是由哪一方向另一方提出来很有必要。

2、劳动者单方解除

无过错解除：劳动者单方解除中的无过错解除是指劳动者并非因用人单位有

过错而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就是关于劳动者单方解除中的无过错解除的规定。该条规定了两种无过错解除：

（1）、普通性预告解除

预告解除，要求劳动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时按照法律规定提前一定期限告知对方当事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只要劳动者乐意，劳动者只需要“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2）、特殊性预告解除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与普通性预告解除对比，这种预告解除特殊在两个方面：一是只有试用期内的劳动者才享有此项解除权；二是试用期内的劳动者只需“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正因为这种预告解除有其特殊性，所以可称之“特殊性预告解除”。

3、过错解除

劳动者单方解除中的过错解除，是指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有过错而解除劳动合同。

关于劳动者单方解除中的过错解除，《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也规定了两种情况：

普通性即时解除

所谓即时解除，与预告解除相对应，它是指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不必提前通知对方，而是可以随时通知对方解除劳动合同。关于劳动者的即时解除，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4、用人单位单方解除

（一）过错解除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中的芝错解除是指用人单位因劳动者的过错而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做出过错解除的，不必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具备劳动者存在主观过错的下列六种情形之一时，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1、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2、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3、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4、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5、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用人单位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6、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无过错解除之一：有因解除

1、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

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3、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不能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

五、法律责任

在《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国家考虑到劳动者是弱势群体，用人单位相对还是强者，为劳动关系的平衡和协调发展，法律对劳动者进行适当的倾斜和保护，因此，在法律责任方面，用人单位负的比重较大。

1、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不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保障部责令改正。未改正依据第三十条处予2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第四篇：劳动合同法立法背景

信春鹰谈劳动合同法立法背景

一个人只要有工作 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生活

中国人大网 日期： 2007-12-17浏览字号：大 中 小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正当的劳动权益，其本质是对目前某些地方劳资不平等带来的诸如血汗工厂、以死讨薪等巨大社会不公的一次矫正

法制网 记者 王婧 朱雨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前不久在青岛市出席“和谐劳动关系与企业制度创新法制论坛”时指出，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企业和劳动者都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焦虑。

或许再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能够像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一样令整个社会都感到焦虑了。在新法实施前夜，无论外资、国企、私企，还是事业单位，很多都在忙着“规范”用工形式。普遍做法是不再直接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改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花钱买断老员工工龄，以避免和他们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干脆裁员。

清断工龄则随着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一场耗资10亿元的运动而达到喧哗的顶峰。在这场“7000员工先辞职再竞岗”运动中，包括总裁在内的所有工龄8年以上的老员工一律辞职清断工龄，再重新上岗。

信春鹰个人认为，正是“华为辞工事件”开了一个头，很多企业和劳动者都开始有了焦虑———企业将劳动合同法当成了洪水猛兽；劳动者在企业一波波的“规范”活动中变得不安和困惑。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部法律出来？对依然还在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这部法律带来的是危险，还是机会？要消除人们的焦虑、疑惑和偏见，信春鹰认为有必要从宏观上和微观上重申劳动合同法立法的重要性。

宏观上：有条件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了

亚洲一些国家的发展路径表明，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

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往前进一大步

从宏观上，信春鹰认为有几个方面促进了劳动合同法的出台。

首先，我国经济持续三十年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奇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那么，中国的劳动力到底有多低廉？信春鹰前不久到广东去调查，广东的最低工资涨了之后才是670元，也就是不足100美元，而在美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却是3000美元。

“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现在有能力来逐步提高我们的人力成本了。大家看到，今年我们财政超收差不多又到10000亿元。”信春鹰表示，国家财富在大幅增加，我们已经有条件让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一点点转型了。

其次，另一个大背景就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里头一个最关键的关系就是劳资关系。信春鹰认为，如果劳资关系不和谐，这个社会和谐就是空的。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正当的劳动权益，其本质是对中国长期劳资不平等带来的诸如血汗工厂、以死讨薪等巨大社会不公的一次矫正。

“温总理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有一句话特别讲到要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信春鹰指出，这就是说GDP各种构成当中，其中一块是人力支出的份额，就是所谓的工资支出。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比例是14%，西方发达国家是60%-70%。1993年，人力支出在我国GDP里所占的比重是19%，现在下降到了14%。为什么呢？就是经济发展特别快，蛋糕是越做越大，但每个人得到的份额并没有相应增加。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亚洲一些国家的发展路径就会发现，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往前进一大步。”

第三个大的背景就是现在讲科学发展观。信春鹰认为，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是维护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条件，劳动者的素质和产品质量相关，一个没有知识的劳动者不可能生产出高端产品，产品质量又和我们的产品质量升级，和中国在整个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相关。

“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上面，我们处在最低端。”信春鹰说，商务部的两组数字就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我们用8亿件衬衣去换回来一架波音飞机；二是我们用2万条牛仔裤换回来一个芯片；8亿件衬衣和2万条牛仔裤，耗费了我们多少劳动力？用去了我们多少资源？又污染了我们多少的水？而这一切是因为“我们业务太低端了，没有办法在高端上面竞争。”

所以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工人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劳资状况需要有大一点的改善。

微观上：让人们有稳定可预期的生活

国家的义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让每一个人只要有工作，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生活微观上，信春鹰指出，劳动合同法立法时主要是针对三个方面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让每一个人只要有工作，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生活。”

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低。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一个执法检查，发现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劳动合同的签约率不到20%，个体经济组织的签约率就更低。

“我们曾经收到山东省淄博市一个工人的来信，对我们很有触动。”信春鹰说，工人在信中提到，“我已经出门打工十几年了，但这十几年中，签过惟一一次劳动合同，还是个不平等的合同。像我们这样的打工者，没有什么保障，一旦遇到什么意外的事全家都垮了”。

信春鹰指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出现劳动争议的时候很难处理，企业很难处理，工人也很难处理。

第二个问题是劳动合同短期化。合同一年一签，甚至是一年四签，经调查，信春鹰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而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曾经对话一名一年要签四次合同的劳动者。该劳动者告诉信春鹰，“我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一年要签四次合同，就意味着我必须每3个月就重新规划一次生活，就连孩子什么时候上学我都拿不准，因为万一我没了工作，家庭没了收入来源怎么办？”

信春鹰表示，调研人员由类似事例认为，从长远来看，合同日期过短，员工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并不利于企业发展。

第三个问题是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比较突出。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信春鹰感触最深的，是在东莞与一名27岁女职工的对话。女职工坦率地告诉信春鹰，她不可能计划她的生活。首先她不可能嫁人，因为当地人不会娶她，而她也不可能嫁给一个跟她一样在打工的人；其次，她也不可能回老家，离开那里二十年，土地什么都没有了，人家也以为她是一个外来人。

女职工朴实的话震撼了信春鹰。信春鹰认为，现在生活好了，很多年轻人精神疾患却越来越多，原因就是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样的问题国家是要管的。因而国家的义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让每一个人只要有工作，就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生活。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 2007年12月16日

第五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国际研讨会”综述（本站推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国际研讨会”

综述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日期：2013年08月09日 浏览： 80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3年6月26日，百余名中外网络安全专家、学者齐聚武汉东湖，出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国际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简称“中心-研究院”）于去年成功竞标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基金“社会管理”专项课题——《当代网络社会治理中的立法模式研究》与《全球视野中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整体法律对策》后联合《中国法学》杂志社召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新宝、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建鸣、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司长赵泽良分别在研讨会上致辞。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现实综合分析了召开此次研讨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表达了“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借鉴国际立法经验，推动网络安全立法，构建网络法律体系”的美好愿景。

此次研讨会围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这一主题，各专家学者通过专题报告、自由讨论、总结发言等方式建言献策，现将会议主要发言综述如下：

一、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主题报告，共探“网络安全立法模式”（1）各国重视国内立法，多国形成伙伴关系

澳门圣若瑟大学杨诚教授就加拿大的网络安全战略和立法问题指出，加拿大构建了其网络安全战略的3个支柱：一是维护联邦政府网络系统的安全，二是合作保障联邦政府外的网络安全，三是帮助加拿大人维护其网络安全。该战略在2011年取得实质性进展，2012-2013年将增加对政府信息基础系统的拨款，加强联邦政府同各省政府的合作，建设关键设施，并不断加强与其他安全伙伴的合作，包括英国、澳洲、新西兰，以及与联合国、北约、G8集团的沟通。最近，加拿大国内网络安全立法取得了进展，《打击互联网和无线垃圾邮件法案》已经批准通过，《保护加拿大人个人信息法案》正在走立法程序，并加大了对既有法律的修改力度。特别是，加拿大非常重视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加拿大参与了同联合国、北约和八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关于网络安全的讨论，加入了欧洲的网络犯罪公约，与美国、英国和澳洲形成了最密切的安全和情报伙伴关系，在操作和战略层面都在不断加强合作。

（2）适应数据时代挑战，重新界定个人信息

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梅夏英教授指出，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信息存储成本的大幅降低，信息的系统化程度大幅提高，给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带来了新问题新挑战。在大数据背景下，既有的界定个人信息的方法与大数据技术条件下的个人信息收集现状之间存在两对矛盾：一是个人信息的自决要求与自决成本之间的矛盾，二是特定目的限制与信息二次利用成本之间的矛盾。个人信息的隐私价值和社会价值需要得到同等重视。应将保护人格尊严和优化信息资源的配置至于同等重要之地位，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权利转移中的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判断某项信息是否属于法律保护之个人信息时，还需要重点考量、信息的自身属性、信息主体的身份等。需要一部切实可行的法律，扩大个人权利保护与信息资源优化配置之间的调整空间，使二者保持动态平衡关系。（3）依据数据自身限制，确定开放受限条件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朱塞拉·多莱斯·费诺切罗（Giusella Dolores Finocchiaro）教授指出，数据是一种新式商品，是权利的可能内容，但它与财产权不同。数据具有三大性质：一是数据以分散的形式存在，通过一个特定许可证授权使用；二是通过信息技术获得；三是可免费使用数据，或以较低成本使用数据。开放数据需要立法选择，开放源代码是一种作者的个人选择。对于数据是否是一种公共资源，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但是，财产权受到大众利益的限制，公共资源受到个人利益的限制，开放数据受到个人信息保护、知识产权、身份的限制。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亚历山德罗·阿莫索（Alessandro Amoroso）副教授对此表示，数字签名的公开密钥加密要求每个人都有一对唯一对应的密钥：公开密钥和私有密钥。公开密钥对外公开，私有密钥由个人秘密保存；用其中一把密钥来加密，就只能用另一把密钥来解密。发送数据的一方用另一方的公开密钥对发送的信息进行加密，然后由接受者用自己的私有密钥进行解密。公开密钥加密技术解决了密钥的发布和管理问题，是目前商业密码的核心。使用公开密钥技术，进行数据通信的双方可以安全地确认对方身份和公开密钥，提供通信的可鉴别性。

（4）强化国际司法合作，重拳打击网络犯罪

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新疆大学法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犯罪预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皮勇教授指出，目前，在刑事实体法方面，我国的立法已经超过了欧盟理事会的《关于攻击信息系统的理事会框架决议》规定的网络犯罪立法标准，并在多数方面已经满足了欧盟理事会的《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的立法标准。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我国近年来加快了立法进度。但总体来说，我国有关网络犯罪的刑事程序立法较为迟缓，刑事诉讼法、行政法规、规章、司法解释中与电子数据相关的规定在网络犯罪案件处理中实际发挥着法律依据的作用。我国的网络犯罪立法需要继续完善法律效力、可操作性、平衡打击犯罪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等，并适时推动打击网络犯罪的整体立法。

网络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挑战，唯有建立广泛的国际司法合作，才能有效控制网络犯罪。当前，亟需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全球司法合作体系。应建立一个包含所有世界互联网应用大国的、超越欧洲的、以联合国国家为缔约国范围的、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公约，并以此来促进各国反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一致化。未来的中国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应在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轨道上发展。

二、网络安全亟待法制护航，与会专家学者热议主题发表观点

与会专家学者从推进网络安全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法律化的视角，就网络安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网络安全立法模式及国外借鉴，中国网络安全立法模式的选择等问题展开热烈争鸣，奉献智慧，分享成果。

（1）直面问题

网络安全问题的新问题、新危机、新挑战与日俱增。近日国际媒体披露美国的“棱镜”事件，揭秘美国运用网络技术窃取其他国家核心机密及重要信息的斯诺登，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和挑战，是国家安全的一大“软肋”。新华社湖北分社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方政军表示，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催生的互联网络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大数据时代正在来临，其积极效应带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提升、财富的增长、交易的便捷、文明进程的加快。其负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过剩效应、知识霸权效应以及制度霸权效应等。华中科技大学图像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胡汉平教授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目前中国网络规模之大，网民数量之多，电子商务发展之迅猛，然其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如网络攻击上升、网站数据篡改量增多、网络系统的复杂性及脆弱性增加等，这些问题都使得网络变得更加不安全。

（2）理性引导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深度运用，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将网络参与者的行为引导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公安部刑侦专家、湖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尚武表示，互联网作用巨大，“怕不得，离不了”，但“网无边，行有界”，“要用好，先管好”互联网急需规范管理，且必须依法管理。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网络环境的治理，并携手互联网协会将网民的行为引导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只有在理性的范围内，才能更全面的看待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院主任（院长）徐汉明教授强调，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推动网络社会管理领域法制建设的有益举措，是构建中国特色网络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回应，对于推动我国网络秩序构建与网络安全法制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协调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3)比较借鉴

在回顾反思中国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历程的基础上，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张绍明剖析了我国网络立法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其一，立法层级低，其明显弊端在于法律效力低，适用范围有限，实施效果差；其二，条款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难以有效执行；其三，相关规定缺乏统一性，“多头立法，政出多门”现象严重，立法内容交叉重复；其四，存在法律空白，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滞后性和局限性。透过“棱镜”事件可知，网络安全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探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是维护国家安全重大战略，是法治建设的急迫任务，是国际人士、国内学者、执法司法工作者一致选择的目标任务。对此，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丁道勤博士表示，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开发应用占优的比较优势，适时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与相关法律、制定国家紧急状态处置机制、建立国家安全数据中心、建立防御系统安全中心等。其网络安全管理规范呈现出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现代化的特征，为中国网络立法模式建立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与路径。为此，《中国法学》杂志社编辑、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李小明认为：我们有必要适时总结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各种新问题、吸收借鉴各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成功经验，加快网络安全立法研究，推动国家网络安全立法进程，并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逐步形成网络安全法律体系。

（4）重点探索

网络安全涉及面广，但立法应有重点。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处长毕海滨表示，信息安全是网络安全的核心，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组成部分，网络社会的安全问题就是现实社会的安全问题，我们应实现实体社会权利保护与虚拟社会权利保障的协调一致。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汪习根教授补充提出，有一种“被遗忘的权利”，即网民有权提出删除个人数据信息的主张，其实际上是隐私权在网络信息时代的新发展。为应对网络信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我国需要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该《保护法》要将“被遗忘的权利”明确地写进《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救济途径和侵权责任认定标准，以实现对个体网络隐私保护的最大化。”

（5）多维推进

网络安全立法应坚持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理性思考和经验概括相结合，对网络安全立法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探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心-研究院首席专家王亚平认为，中国立法模式选择应当有条件采用集中式立法模式，即制定网络安全的基本法。与此同时，应加快电子商务立法，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等地方立法。同时，应坚持安全优先，政府主导与行业自律相结合，保护网络自由，维护利益平衡，保护个人信息，保障网络公共秩序等相关原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周详教授基于网络社会视角，聚焦探讨网络公共事件的法治思维转型分析网络民意对司法实践的影响，提出网络社会的新社会结构形态特性是网络民意影响司法裁判的内在发生机制，在不同性质的案件以及不同的条件下，网络民意既可能促进司法公正，也可能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在网络民意与法律科层之间应建立一个可以互相对话的沟通机制。多维探索网络安全立法模式，顶层设计网络安全司法制度，如何进行网络执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安全保卫学院讲师王慧博士深有体会，认为为更好的发挥“技术，管理，法律”三只有形手的作用，弥补三者的现实缺陷，在坚守法律底线、追求道德上限的前提下，完成构建健康的网络生态系统目标，网络安全保卫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守的伦理理念、道德原则和道德准则。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要从思想和行动上紧抓“信念”与“责任”两根伦理主线不放松。徐汉明教授建议应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应对维护国家网络安全、国家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高度，提高对网络安全保护的重要性、急迫性、正当性、程序性的认识，制定权责明晰、结构严密、体系完备、功能健全的网络安全法律规范体系，形成统一高效权威的网络安全法律保护屏障。

三、当下与未来——网络安全立法研究二人谈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向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大数据”（big data）时代正在来临，网络安全成为各国无法回避的危机和挑战。“全球化”更将网络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NTS）因素叠加并放大成为国际议题，近日被披露的美国“棱镜事件”即是注脚。探求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安全立法模式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是法治建设的急迫任务，更是法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进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去年年底通过并发布《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在此背景和形势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携手《中国法学》杂志社于2013年6月26日联合召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模式国际研讨会”适逢其时，十分必要。

（1）立足当下，认清问题

张新宝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在加强网络监管的同时，也在强化网络安全方面的立法，但综观当前的立法现状，仍存在如下隐患：

其一，指导思想重管理而轻服务。信息网络安全立法总体强调对网络群体的行政监管，行政服务有所忽略。立法具体规定中片面注重行政审批、收费及事后追究、处罚，未能寓服务于管理，寓监督于保障。

其二，内容滞后且立法位阶较低。网络安全在法律和法规层级的立法较少，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较多，而后者因在制定中缺乏纵向统筹和横向协调的考虑，导致规则不少但效用不高。

其三，与传统法律兼容不够。网络安全立法与行政法、民事法和刑事法等传统法律的规定未有效衔接，兼容不够，导致网络安全立法操作性孱弱，并造成多头执法、标准不一等问题。

为此，应在吸收国际有益立法经验的基础上首先转变指导思想，以服务代监管，立足便利网络群体和保障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厘定现行网络安全法律渊源的层级关系，消除效力位阶冲突；细化网络安全法律制度及程序规则并增强操作性；修订补充其他法律中的信息安全相关规则；完善网络安全犯罪的刑事制裁制度，延伸信息安全的民事保护制度。此外，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反对国际黑客和他国的非法侵入与窃密，制定国际规则也十分必要。总之，需要加快网络安全立法研究，推动国家网络安全立法进程，形成网络安全法律体系。

（2）展望未来，创新机制

徐汉明教授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网络安全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放眼国际，立足中国，深化研究，大胆探索，加快推进，未来应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立法研究：

第一，开阔网络安全立法研究视野。综合运用法学、管理学、伦理学、信息资源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智识资源与研究视角，加强对网络安全立法的功能、价值取向、基本模式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进行全面、系统的诠释，以增强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理论性和科学性，创新性与前瞻性。

第二，探索网络安全管理模式。集中精力梳理世界主要法治国的网络安全立法模式，把网络安全规范管理内容作为研究的重中之重，注重网络管理模式的厘清、比较与借鉴，融汇制度规范、政府监管、技术管控、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各方优势，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网络安全管理模式。

第三，明确网络安全立法重点。信息安全是网络安全立法的重点，尤其是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对《宪法》、《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完善对个人信息收集、占有、处理、使用的保护，研究制定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第四，选择网络安全立法路径。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保护，夯实基础；二是循序渐进，逐步提升；三是加强政府信息安全相关立法，以点带面逐步扩大；四是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并行推进。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重视信息安全立法工作；加强立法规划和设计；突出信息安全立法重点内容；着力建设信息安全智库；推进重要信息数据共享。

第五，推进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网络安全与法治保障是世界性议题，需要密切开展国际合作，互通共享。应谋求推进国际网络安全交流对话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共同制定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和网络空间规则；建立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司法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