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的犯罪数额

第一篇：如何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的犯罪数额

如何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的犯罪数额

编者：为什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件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不重视这个罪名。

本文作者：高兴日

李文涛

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惩治和预防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是反贪污贿赂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理论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颇多争议，增加了犯罪成立的证明难度，尤其是对犯罪数额的准确认定成为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键所在。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的规定，结合实践中多年的办案经验，笔者认为，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数额包含四大要素—“财产”、“支出”、“合法收入”、“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和支出”，办案人员应当围绕上述四大要素的审查证明进行。1对“财产”数额的审查证明

1、对房屋、汽车等登记产权类财产的审查证明。

一、要重点审查产权证明等相关书证。若产权登记在他人名下的，需要审查证人证言、证明犯罪嫌疑人出资的书证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等。

二、房屋、汽车的价值应以购买时支付的钱款作为财产的数额，而不应以价格鉴定机构的评估价格作为财产价值。

2、现金、存款类财产的审查证明。

一、应当重点审查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物证照片、书证等证据，查清存放地点。

对由他人代为保管的现金或者借用他人身份证件存款的，要认真核对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与证人证言是否相互印证。

二、当现金、存款中有多个币种时，应统一以人民币作为币种计算单位。对于外币可以调取相应的中国人民银行本外币兑换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

3、对股票、债券等投资类财产的审查证明。

首先，应重点审查犯罪嫌疑人证券账户中的股票交易清单、债券的购买数量，查清犯罪嫌疑人投入的资金、获利和扣押情况。

其次，委托他人持有的，需核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和其他书证，做到相互印证。

再次，犯罪嫌疑人持有的股票、债券以他人身份开户的，应当审查开户人的证言和资金来源的书证，能够证实确系犯罪嫌疑人借用他人身份开户的，应当予以认定。4.首饰、贵重金属、玉石字画等收藏财产的审查证明。对收藏品的审查和证明，既要审查物品扣押手续和相关物证照片是否印证，又要重点审查鉴定评估报告是否合法有效。2对“支出”数额的审查证明

1、对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费用的审查证明。

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和犯罪特点，在证明犯罪和指控犯罪过程中，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犯罪嫌疑人所在地的居民消费性支出数据计算其家庭支出数额。居民消费性支出范围较广，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等不同种类。

2、对大额支出的审查证明。

首先，要查清犯罪嫌疑人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装修非日常生活所用房屋的费用、境外旅游费用、赌资等常见的大额支出。

其次，要重点审查出入境记录、装修合同等书证与犯罪嫌疑人子女、装修公司人员、旅游、赌博等陪同人员的证人证言，通过同犯罪嫌疑人供述相比较，查清支出具体数额。再次，对于犯罪嫌疑人兑换本外币的情况，注意审查固定相关书证，调取有关证人证言。

3、对赠与、给予他人财物的审查证明。

首先，赠与、给予他人财物通常表现为犯罪嫌疑人将巨额款项赠与情妇（夫），为情妇（夫）购买房产、珠宝、高档奢侈品等。对此，要查清犯罪嫌疑人与被赠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要重点审查给付金钱的银行卡记录、购买房产、珠宝、高档奢侈品的登记资料及物证照片，对照犯罪嫌疑人供述、情妇（夫）证言认定赠与财物数额。

4、对向他人行贿款物的审查证明。

由于犯罪嫌疑人系国家工作人员，其在任职或者职务升迁过程中，如果涉嫌行贿，需要审查行受贿双方供述、行贿资金来源和去向的相关书证。另外，对于犯罪嫌疑人从事违法活动被处罚款项，需审查因违法活动被罚款的相关文书、证人证言，同其供述对照印证，查清被罚款金额和款项来源。3对“合法收入”的审查证明

1、对工资、奖金、津贴等收入的审查证明。

一是审查嫌疑人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与提供的工资、奖金等收入的书证是否印证。

二是结合财产情况审查工资等收入的书证。特别是注意存款账户中是否有公积金及养老保险等账户，应注意财产与收入之间的对应，若存款中没有公积金、养老保险等账户，工资中也不应计入相应数额。

三是注意支出中一般没有计算缴纳税金情况，工资等收入应是税后收入。

2、对稿酬、出版书籍等收入的审查证明。

首先，应证明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事实是否存在，应当审查文章、书籍等物证、相关书证与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印证，认定文章、书籍等确系其本人所撰写、编辑、出版。

其次，应证明收入来源的书证、证人证言，查明犯罪嫌疑人说明的收入数额是否适当。再次，对因时过境迁，涉及单位注销、账目销毁、人员迁移、死亡等原因，收入数额查证困难大的情况，应着重证明犯罪嫌疑人说明收入数额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必要时要求其对收入来源的数额制作说明、绘制表格。

3、对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的审查证明。

应结合犯罪嫌疑人家庭收入的来源，查清可能的存款数额, 责令其列表说明存款利息收入的来源，包括说明存款的时间、地点、姓名、金额、存期等情况，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尽可能查找银行资料，询问其家庭成员，印证其说明的来源是否合理和可能。

4、对继承遗产、接受馈赠等收入的审查证明。

一方面，应重点审查被继承人或馈赠人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继承和馈赠的相关书证、知情人证言等，结合其供述予以认定即可。

另一方面，应重点审查被继承人、馈赠人的财产状况，查清有无可能遗留下财物或者赠送给犯罪嫌疑人财物。查找知情人证言，调取财物往来的银行账目，能查清的依法予以认定。如果查明被继承人、馈赠人没有遗产或者馈赠的可能性，且没有相关书证、证言加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接受继承或馈赠的，依法不予认定。

4对“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和支出“的审查证明

1、对犯罪所得的审查证明。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供述巨额财产部分或者全部系犯罪所得的情形时有发生，对此，应当区别对待。

一方面，如果是因为谋取利益不能认定为受贿犯罪的，应认定违纪所得或者合法收入。

另一方面，如果是因为收受来源不清而无法认定的，应推定为“来源不明”数额。

首先，犯罪嫌疑人说明了巨额财产来源于一般违法行为，按照一般违法行为的证明标准查证属实的，只能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

其次，犯罪嫌疑人供述了巨额财产来源于犯罪行为，但按照犯罪的证明标准不能查证属实的，应认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2、对收受礼金、高档礼品所得的审查证明。

首先，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认定收受礼金、高档礼品所得的数额。

其次，对不是受贿犯罪所得，而是犯罪嫌疑人违反党纪政纪收受的他人钱款、高档礼品，应认定为能够说明来源的财产。对高档礼品，行为人已经变卖的，审查为其变卖礼品及回收礼品的证人证言，礼品及回收地点的照片，结合行为人供述，认定变卖礼品收入金额。对尚未变卖的礼品，结合财产认定情况予以审查。

3、对将违法所得用于投资获取的孳息的审查证明。一是重点审查行为人将钱款投资的书证、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受托人及相关人员的证言。

二是审查证明获取孳息的银行往来凭证、交易明细、证券账户交易流水、对账单等书证，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认定投资获取孳息的数额。

4、对借贷或者代他人保管证据的审查证明。

一方面，应审查犯罪嫌疑人借贷或者代为他人保管的书证，有无借据或者收条，审查出借人关于借贷或者代为保管的事由、双方约定的利息、期限、借贷或者保管款项的来源、转款的方式、是否还款或者结息等情况的证言，结合嫌疑人供述、知情人证言，综合认定嫌疑人关于借贷或者代人保管的理由是否成立。

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存在借贷或者保管关系，检察机关仅仅对犯罪嫌疑人所陈述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证据产生怀疑，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的，则不能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具有“不能说明巨额财产来源合法”的法定构罪情节。

第二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的认定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数额的认定

林清红

犯罪数额问题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并不明确，甚至实践操作中出现不合理的情况，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数额包括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损失数额、数量，我们对此逐一分析。

一、销售金额

根据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销售金额”，是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有观点认为，“销售”应以交付货物并收回价款，即“银货两讫”为必要条件。我们认为，根据合同法相关理论，“销售”并不意味着必然已经交付货物，只要签定了合同或者约定了价格即可；且“应得收入”的表述暗含了“销售”可以包括售出货物而未收款的情况。

销售金额应包含行为人生产、销售所投入的成本及各种费用。此处的“应得”，指假冒商品已经交付买方或者交付运输，但是行为人尚未收到货款或者货款已经成为行为人的债权等情况。

二、货值金额

货值金额有四种计算方法：一是只要能查明实际销售价格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二是无法查明实际销售价格，但有标价的，按标价计算；三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四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和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这四种方法不是任选性的，而应是递进性的，即只有在按照前种方法无法认定伪劣产品的价格时，才应适用后种方法计算。⑴关于假冒商品没有标价同时又难以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认定问题，调研显示，如果参照被假冒商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就会出现已售假冒商品金额标准低，待售假冒商品金额标准高的尴尬局面。为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建议按照如下步骤认定“货值金额”：

1、被侵权产品的价格认定，应该由该地区依法设立的各级价格核定机构依法进行；

2、标价明显不可信的，该标价不应作为认定依据。对涉案侵权产品从款式和品质与被侵权产品有明显差距、销售价格与正品相差悬殊的，可按已经查清的相同品质的侵权产品市场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涉案侵权产品从款式和品质与被侵权产品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其价格按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

3、对尚未形成国内市场价格、但有国际市场价格的，可以将国际市场价格作为确定侵权产品价格的基础，考虑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可能的价格，结合涉案产品的具体情况确定货值金额。

侵权产品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根据司法解释此时应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但假冒商品与真品之间价格悬殊，特别是假冒国际知名商标的商品与正品（奢侈品）之间售价差额悬殊，量刑时难以选择适当的刑罚，还会造成犯罪既遂、未遂被告人罪刑不均衡，可能出现对未遂犯的量刑反而过重的情况。对此，我们认为，对没有标价和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的情况下，应当分不同情形处理。对于以假充真型的销售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假冒产品质量较高，其销售价格也接近于被侵权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消费者误以为犯罪嫌疑人销售的是正品而购买。这种行为具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欺诈性质，不但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损害了被侵权人的市场份额，应当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对于知假买假型的销售行为，犯罪嫌疑人的销售价格往往远低于被侵权产品的价格（价格相差悬殊），消费者不但清楚其所购买的是假冒产品，而且正是因为其低廉的价格而购买。如果与正品价格相差无几，消费者不会愿意去购买。这种情形下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份额损失实际上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是没有损失市场份额，此时如果以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计算就会带来上述罪行不均衡的后果。这种情形我们建议司法机关应当委托鉴定机构，根据同品质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对假冒产品的实际价格进行鉴定，并以此价格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三、违法所得数额

“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定罪标准，是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和假冒专利罪的重要罪量要素。在刑法范围内，我国尚无对“违法所得数额”的明确解释。

在行政法学领域，对“违法所得”的解释存在争议，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所得”不应扣除成本。主要理由是：没收违法所得仅是对当事人非法财产的剥夺，即使当事人持有的非法财产是其合法资本的物化，但因为其具有违法性，因而必须剥夺，其形式便表现为由法定行政机关没收并上缴国库。由此可见，没收违法所得这一行政处罚手段针对的是当事人通过违法行为获得的具体体现为金钱的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所得”不应包括成本。主要理由是我国现有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都认为违法所得是指非法获利，将成本剔除于“违法所得”之外，是具有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根据的。

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而言，我们认为将“违法所得数额”解释为纯获利数额并不妥当，宜将其理解为包括成本在内的全部所得。具体认定时应注意：

1、未获得的违法收入或无违法收入的，不应视为违法所得数额；

2、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获得的加工费、运输费、保管费及已得或应得的销售收入应计入违法所得；

3、获利数额存在毛利与纯利，除非有证据证明侵犯著作权、假冒商标等犯罪有纳税行为，否则，获利数额都应当以毛利进行计算。

四、重大损失

如何计算因侵犯商业秘密而造成的重大损失，实践中分歧较大，计算的方法也各异，导致了量刑的不均衡。

侵犯商业秘密被视为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明确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明确规定，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损害赔偿额，可以参照确定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额的方法进行；第20条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侵害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权利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其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60条的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被侵权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

我们认为，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中被害人遭受的重大损失，应指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包括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商业秘密是一种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属于无形资产，非法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通常表现为权利人现实的利益和合理预期的利益丧失，如市场份额被消减、权利人竞争力减弱、开发成本不能收回等，从而使权利人遭受物质损失的具体数额难以精确计算，一般是参照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数额确定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对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的认定，一般遵循以下原则：（1）对于能够计算权利人的损失的，应当计算权利人的损失数额；（2）权利人的损失数额难以计算的，将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犯商业秘密所获得的实际利润认定为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权利人的损失数额和侵权人所获得的实际利润均难以查实，这就需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作出合理的认定，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是取得商业秘密的成本，如开发、研制商业秘密的成本，保护商业秘密的合理支出费用等：其次是侵权人使用商业秘密之前的获利状况与使用之后的获利大小；最后还应考虑商业秘密新颖性的程度、商业秘密的生命周期及其所处阶段、市场竞争状况和市场前景等因素，以确定合理预期的未来收益。⑵

五、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从2004年《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分析，“违法所得数额”是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的唯一依据，⑶且司法实践中查处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犯罪案件，绝大多数查获的都是待售的侵权复制品，因而无法计算违法所得。鉴于此，有些地方的司法实践对销售盗版光盘行为的违法所得数额计算作了变通规定，以较易量化的“张”数论，即对于盗版光盘违法所得达10万元以上、或已售盗版光盘1.5万张以上、或已售待售盗版光盘累计达3万张以上的，可以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巨大”。⑷这种做法既是从司法实践的实际出发，同时也有其合理之处。

（一）将数量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要件，能够更全面地反映该罪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根本特征，但是以行为人违法所得的多少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的唯一标准，不能全面体现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同样的违法所得背后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可能差距悬殊。违法所得数额体现的只是销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部分危害性，而违法所得背后的侵权复制品的数量才真正体现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行为人甲通过销售盗版光碟5万张获利20万元，而行为人乙销售同种盗版光碟，因为薄利多销，销售了10万张才获利20万元，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看，10万张盗版光碟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5万张，但按照现行的刑法规定，二人所获得的刑罚应当是相同的。除此之外还可能出现销售同样数量的同种侵权复制品，仅因为个体销售价格的不同而导致罪与非罪的根本差异。因此如果仅仅依照违法所得定罪量刑，就可能使得同样的违法行为受到不同的法律评价，导致罪责不一。而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具体数量标准作为该罪的定罪要件，能够准确体现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社会危害性，真正做到罚当其罪，严密法网。

（二）将数量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要件，能够解决该罪与非法经营罪的矛盾。有人认为，非法经营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之间在适用时并不存在矛盾，反而是起到了弥补的作用，即在行为人在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违法所得数额达不到数额巨大的标准、或者无法查明违法所得只能查明待销售的侵权复制品数量时，可将该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因为非法经营罪的入罪门槛远低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标准。但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轻罪不能构成时却反而能用重罪处罚。笔者认为，正是由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入罪条件不完备导致了该矛盾。一方面，非法经营罪的追诉标准为违法所得二万元以上，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要求必须达到“数额巨大”（十万元以上）。另一方面，非法经营罪的定罪要件不仅包括违法所得，还包括经营数额、侵权复制品的数量，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只能以违法所得为定罪要件。如果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作为该罪的定罪要件，那么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矛盾，做到罚当其罪。

（三）将数量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要件符合刑法的体系解释。刑法的体系解释是指将被解释的刑法条文放在整部刑法中乃至刑法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刑法。⑸我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因此，二百一十七条是源头犯罪，而二百一十八条是下游犯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直接的行为对象是侵犯著作权罪中的侵权复制品，而侵犯著作权罪的定罪要件不但包括违法所得数额，而且还包括了其他严重情节，即“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品数量合计五百张（份）以上的”。同样都是侵权复制品，侵犯著作权罪既可以以违法所得作为定罪要件，又可以以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作为定罪要件，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却只能仅仅以违法所得作为定罪要件。这样的规定虽然有利于打击源头犯罪，但是使下游犯罪的认定范围大大缩小，对销售行为有放纵之嫌。从刑法解释的方法角度看，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在定罪时对数量或者数额的解释应当与侵犯著作权罪一致，都应当将侵权复制品的数量作为定罪要件，保持刑法体系前后的统一性。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郭清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载《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4集。

⑵吴小军、江显和：《李宁侵犯商业秘密案》，载《刑事审判参考》2009年第1集。

⑶《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⑷上海市高院刑二庭、上海市检察院公诉处《关于贩卖盗版光盘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意见（试行）》（沪高法刑二[2006]1号）（2006年1月20日）。

⑸周洪波：《刑法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载《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4期。

【作者介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2年第4期

第三篇：故意伤害案件中如何认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

被告人黄土保，男，1957年4月19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2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洪伟，男，1965年4月5日出生。1996年6月2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1997年6月12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汉明(化名林海健)，男，1974年10月6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谢兰中，男，1977年6月15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庞庆才(化名潘观明)，男，1973年4月18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汉宁，男，1979年10月28日出生。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0年9月16日被逮捕。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犯故意伤害罪，向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0年6月初，刘汉标(另案处理)被免去珠海市建安集团总经理职务及法人代表资格后，由珠海市兴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环周兼任珠海市建安集团公司总经理。同年6月上旬，被告人黄土保找到刘汉标商量，提出找人利用女色教训朱环周。随后，黄土保找到被告人洪伟，商定由洪伟负责具体实施。洪伟提出要人民币4万元的报酬，先付人民币2万元，事成后再付人民币2万元。黄土保与刘汉标商量后，决定由刘汉标利用其任建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先从公司挪用这笔钱。同年6月8日，刘汉标写了一张人民币2万元的借据。次日由黄土保凭该借据到建源公司财务开具了现金支票，并到深圳发展银行珠海支行康宁分理处支取了人民币2万元，分两次支付给了洪伟。洪伟收钱后，即着手寻觅机会利用女色来引诱朱环周，但未能成功。于是，洪伟打电话给黄土保，提出不如改为找人打朱环周一顿，黄土保表示同意。之后，洪伟以人民币1万元的价值雇佣被告人林汉明去砍伤朱环周。后黄土保因害怕打伤朱环周可能会造成的法律后果，又于7月初，两次打电话给洪伟，明确要求洪伟取消殴打朱环周的计划，同时商定先期支付的2万元冲抵黄土保欠洪伟所开饭店的餐费。但洪伟应承后却并未及时通知林汉明停止伤人计划。林汉明在找来被告人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后，准备了两把菜刀，于7月24日晚，一起潜入朱环周住处楼下，等候朱环周开车回家。晚上9点50分左右，朱环周驾车回来，谢兰中趁朱环周在住宅楼下开信箱之机，持菜刀朝朱环周的背部连砍2刀、臀部砍了1刀，庞庆才则用菜刀往朱环周的前额面部砍了1刀，将朱环周砍致重伤。事后，洪伟向黄土保索要未付的人民币2

万元。7月25日，黄土保通过刘汉标从建源公司再次借出人民币2万元交给洪伟。洪伟将其中的1万元交给林汉明作报酬，林汉明分给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共4500元，余款自己占有。

被告人黄土保辩称，自己没有参与打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其辩护人辩称，黄土保在犯罪预备阶段已自动放弃犯罪，是犯罪中止，应当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洪伟及其辩护人辩称，黄土保交给洪伟的钱，其中有2万元是抵消黄土保在餐厅的签单。洪伟在本案中仅起联络作用，对本案不应承担主要刑事责任。

被告人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香洲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犯故意伤害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被告人黄土保为帮人泄私愤，雇佣被告人洪伟组织实施伤害犯罪，虽然其最终已打消犯意，但未能采取有效手段阻止其他被告人实施犯罪，导致犯罪结果发生。考虑到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教唆地位和作用，因此，其单个人放弃犯意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故对其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洪伟在共同故意犯罪中掌握着佣金的收取和分配，负责组织他人实施犯罪，起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并非一般的联系环节。因此，对其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由于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的共同故意伤害行为而造成的物质损失，应当由上列被告人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所提出的赔偿其医疗费人民币87502.76元、护理费11600元、营养费9000元、误工费29400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应予支持。后续治疗费的诉讼请求，因缺乏医院的诊断证明，证据不足，不予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应根据其在本案的作用及其履行能力确定，并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黄土保在庭审期间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费90000元，应予准许。被告人黄土保在犯罪预备阶段，主观上自动放弃犯罪故意，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附带民事赔偿，有悔罪表现。故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洪伟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林汉明准备犯罪工具，制定犯罪计划，直接组织实施伤害犯罪；被告人谢兰中、庞庆才，直接实施伤害被害人，均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林汉宁在共同犯罪中，负责接应，作用较轻，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其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黄土保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被告人洪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3.被告人林汉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4.被告人谢兰中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5.被告人庞庆才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6.被告人林汉宁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7.被告人黄土保、洪伟、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林汉宁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朱环周医疗费人民币87502.76元、护理费11600元、营养费9000元、误工费29400元、残疾者生活补助费45106.56元，共计人民币182609.32元。被告人黄土保承担90000元；被告人洪伟承担22609.32元；被告人林汉明、谢兰中、庞庆才各自承担20000元；被告人林汉宁承担10000元。上述各被告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宣判后，上述各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判决刑事部分已发生法律效力。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民事部分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已裁定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如何认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

本案中对被告人黄土保的行为是否认定为犯罪中止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黄土保符合刑法有关犯罪中止的规定，主观上已自动放弃了犯罪故意，客观上已两次通知洪伟取消实施伤害计划，并已就先期支付的费用作出了处分。被告人洪伟在接到黄土保取消伤害计划通知后，未能按黄土保的意思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他人继续实施犯罪，致伤害结果发生。该行为后果不应由被告人黄土保承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评价被告人黄土保上述主观故意的变化及其两次通知洪伟取消实施伤害计划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中止，应从本案的全过程及被告人黄土保在本案中的作用来看。教唆犯的犯罪中止与单个人的犯罪中止有所不同。雇佣犯罪人(教唆犯)黄土保虽然本人确已放弃犯罪意图，并在被雇佣人实施犯罪之前，已明确通知自己的“下家”停止伤害活动，但其上述行为未能有效地阻止其他被告人继续实施犯罪，以致其教唆的犯罪结果发生。因此，不能仅从其单个人的行为就认定其是犯罪中止，应考虑到其作为教唆犯的身份及其在案件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裁判理由

所谓犯罪中止，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犯罪中止发生在犯罪过程中，而犯罪过程又可包括犯罪预备与犯罪实行两个阶段。因此，犯罪中止可以包括预备阶段的中止和实行阶段的中止两种情况。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就是指条文中“自动放弃犯罪”的情形。也就是说行为人在犯罪预备阶段，只要主观上放弃了犯罪意图，客观上自动停止了犯罪的继续实施，就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实行阶段的中止，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以后的中止。实行阶段的中止，如不足以产生危害结果，只要自动停止实行行为即可；如足以产生危害结果的，就必须以“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为必要。对行为人来说，“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

罪结果的发生”，只要满足其中一项即构成犯罪中止。但是我们也应意识到，上述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单独犯罪这种情形作出的。在单独犯罪中，按照上述规定认定犯罪中止是相对比较容易把握的。但是共同犯罪中也同样存在着犯罪中止的情形。由于共同犯罪是由各共犯基于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而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并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整体，成为犯罪结果发生的共同原因，这就决定了共同犯罪中止有区别于单独犯罪中止的复杂性。比如，教唆犯在实施完其教唆行为后，在其他被教唆人为犯罪进行预备活动时，仅是其个人表示放弃犯罪意图，或仅仅通知其中一个或几个被教唆人，停止实施其教唆的犯罪行为，也不能认为该教唆犯是“自动放弃犯罪”，从而成立犯罪中止。又比如，教唆犯在实施完其教唆行为后，在其他被教唆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以后，虽其个人意图中止犯罪，但未能积极有效地阻止犯罪结果发生，也不能认为该教唆犯成立犯罪中止。

本案中，被告人黄土保不是自己亲自去实行犯罪，而是以金钱作为交换雇佣、利诱、唆使被告人洪伟去组织实施伤害他人的犯罪，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因此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教唆犯一般具有本人不亲自实行犯罪，而是通过把犯罪意图灌输给他人，使他人决意为自己实行某种犯罪的特点，因此，教唆犯要成立犯罪中止，单其本人主观上消极地放弃犯罪意图，客观上消极地不参与实行犯罪或不予提供事前所承诺的帮助、佣金等还不够，其必须还要对被教唆人实施积极的补救行为，如在被教唆人尚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及时有效地通知、说服、制止被教唆人停止犯罪预备或实施犯罪行为，彻底放弃犯罪意图，使之没有发生犯罪结果，方能成立犯罪中止。但实践中，也不排除极端的例外，如被教唆人拒不放弃或阳奉阴违，仍然继续实施了该种犯罪。对此，应视为被教唆人已是单独决意犯罪，教唆人得成立犯罪中止。综上，我们认为，教唆犯要构成犯罪中止，其在教唆的预备阶段，只要放弃教唆意图即可；而在其已将犯意灌输给他人以后，则需要对被教唆人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从而有效地防止犯罪或犯罪结果的发生。具体地说，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预备以前，教唆犯只有在劝说被教唆的人放弃犯罪意图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中止；在被教唆的人实施犯罪预备时，教唆犯只有在制止被教唆人的犯罪预备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中止；在被教唆的人实行犯罪后而犯罪结果尚未发生时，教唆犯只有在制止被教唆的人继续实行犯罪并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时，才能成立中止。上述只是认定教唆犯犯罪中止的一个总的指导原则，由于实践中，雇佣、教唆犯罪的千差万别，因此，在具体认定教唆犯的犯罪中止时，还要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对待。

在单层次的雇佣、教唆关系中，如A雇佣、教唆了B实施犯罪，A要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对B实施积极的补救措施即可，如通知B取消犯罪意图或计划，停止犯罪预备行为，制止B的犯罪实行行为等。在两个以上的多层次的雇佣、教唆关系中，如A雇佣、教唆了B，B为实施被雇佣、教唆的犯罪又雇佣、教唆了C，这时认定第一雇佣、教唆人的A需要对谁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就更复杂些。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考虑A对其“下家”B的再雇佣、教唆情况是否明知。如果A对其“下家”B的再雇佣、教唆情况明知，A要成立犯罪中止，按照犯罪中止彻底性的要求，A对被B雇佣、教唆的C，同样必须积极采取相应补救措施，至少其要确保B能及时有效地通知、说服、制止C停止犯罪预备或制止C实施犯罪并产生犯罪结果。否则，因此而导致犯罪行为和结果实际发生的，A对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此类犯罪的特点，并与犯罪中止的立法意旨相吻合。

本案中，被告人黄土保同意洪伟负责组织对被害人实施伤害犯罪，应视为教唆行为已实行完毕。其后，洪伟为实施黄土保所雇佣的犯罪，又雇佣了林汉明，林汉明又进而雇佣了其他被告人，并进行了犯罪预备。这显然是一个多层次的雇佣、教唆关系，对此黄土保应当是知情的。这一点可以从洪伟对黄土保提议“找人打被害人一顿”反映出来。此后，被告人黄土保主观上因害怕打人的法律后果而决定放弃伤害计划，客观上也两次电话通知洪伟放弃伤人行动，并已就先期支付的“犯罪佣金”作出了“清欠债务”的处分。从表面上看，黄土保对其直接雇佣、教唆的人，已实施了积极的补救措施，似可成立犯罪中止。伤害行为和结果最终的实际发生，似乎只是由于洪伟的怠于通知所造成。但如上所述，本案黄土保是第一雇佣、教唆人，对其洪伟的再雇佣情况也是知情的，因此，其对其他被雇佣、教唆人亦负有积极采取相应补救措施的责任，至少其要确保中间人洪伟能及时有效地通知、说服、制止其他被雇佣、教唆人彻底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显然，黄土保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而导致犯罪行为和结果的实际发生。对此黄土保有相应的责任，故不能认定其构成犯罪中止。

本案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林汉明等人实施完伤害犯罪后，应洪伟的要求，黄土保仍支付了当初答应支付的剩余“犯罪佣金”2万元，供各被雇佣、教唆人分享。这一事后情节对被告人黄土保的先前行为的性质判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上，本案被告人黄土保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中止。香洲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妥当的。尽管对黄土保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中止，但考虑到其在被教唆人实施犯罪预备阶段，主观上能主动放弃犯罪故意，客观上能积极实施一定的补救措施，据此，香洲区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在量刑上予以酌情从轻处罚，也是适宜的。

第四篇：民事枉法裁判、贪污、挪用公款案件判决(关于挪用公款数额的认定)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5)衡中法刑二终字第1 0 3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XX，男，1 9 6 6年4月2 7日出生于湖南省耒阳市，汉族，大学文化，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住耒阳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家属区。因涉嫌犯民事枉法裁判罪于2 0 0 4年9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 0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衡南县看守所

辩护人杨章保，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审理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XX犯民事枉法裁判、贪污、挪用公款罪一案，于二00五年十月十八日作出(2005)石刑初字第1 1 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李XX不服，提起上诉。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冉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李XX 及其辩护人杨章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一、枉法裁判罪。2002年1 0月15日耒阳市人民法院受理残疾人李渊平诉其兄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案，被告人李XX在承办这一案件时，伪造(2002)耒民初字第3 7 9号民事裁定书，以李渊平申请先予执行医疗费的名义，从银行划走冻结款的5.5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渊平、李芝良、刘美健的证言;

2、耒阳市人民法院（2002）耒民初字第379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的扣划通知书；

3、李XX的供 述与辩解。

二、贪污罪 1、2002年9月17曰，被告人李XX用普通收据收取夏塘粮站 交来的诉讼费4000元和执行费1600元，并将此款占为已有。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李XX出具的收据、耒阳市人民法 院2002诉讼费交纳表、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2、2002年，被告人李XX在办理资树林诉耒阳公司货款纠纷案 中，在与原告结算标的款时，从支付给原告的标的款中扣除了案件受 理费2735元和其它诉讼费740元，合计3475元，未办理任何手续而 隐瞒，占为已有。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曾雄成的证言、耒阳市人民法 院2002诉讼费交纳表、李XX的供述。3、2004年1月16曰被告人李XX从耒阳市泗门洲镇石下村8 户村民诉白山坪煤业公司房屋损害赔偿一案中，收取了白山坪煤业公 司给民二庭购买空调赞助款14000元，但该庭购买空调的开支10590 元已在院财务报销，李XX将该赞助款14000元中的6000元作为端 午节补助发给全庭人员，余下的8000元占为已有。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宋胜利、廖艾萍的证言、民二 庭购买空调的发票、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被告人李XX的供述。4、2 0 0 3年1月2 9日，被告人李XX采用打白收收取伍小卫、代雷贤云交纳非法转让煤矿处罚款4.8万元予以隐瞒，除3.84万元用于帐外开支外，余款9 6 0 0元据为已有。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伍上卫、伍晓琼、邓小明、高爱民的证言、被告人李XX出具的临时收据、被告人李XX的供述和辩解。

三、挪用公款罪。1、2002年6月7日和8月7日，被告人李XX先后用从市面上购买的收据，收取肖连正和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保全费共计8 1 0 0元；同年8月2 9日又用白纸条，收取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6 0 0 0元此外还收取肖何二人补交的诉讼费360元，以上共计14460元未交财务入帐。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何学精、肖连正的证言、李XX开具的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据、未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该院民二庭2 0 0 2诉讼费收入表、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和辩解。2、2000年1月6日，李XX承办龙朝华诉铁五局第一处湘耒高速公路经理部拖欠工程款一案，该案2000年1月6日立案，同年1月1 9日调解结案。李XX于2 0 0 0年1月2 1日执行了标的款22.553万元，但当时只付给龙朝华5万元，至2000年1 0月3 0日，尚欠龙朝华5.283万元。之后在龙朝华的多次催讨下，李XX陆续归还了3.7万元，至今尚欠1.583万元。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龙朝华的证言、银行单、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3、2002年3月2 0日，被告人李XX以白纸条临时扣押耒阳公司1.5万元，作为资树林、罗茂崇、梁瑞福等案的诉讼费，但全部用于个人开支，至今未归还。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周小岗的证言、书证李XX出具临时扣押条、未阳市人民法院出具的该院民二庭2 0 0 2年讼费收入表、李XX的供述。4、2 0 0 3年1月1 8日李XX采取挂失支取的方式，将耒阳市法院财产保全中提存当事人李玉德售煤款42502.56元予以支取其中的1.4万元用于发放民二庭审判人员的春节补助，支付本庭修理费3 5 0 0元，支付审判监督庭诉讼费1.136万元，余款1364元用于个人开支，至今未归还。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证人李玉德、李世梅、伍晓琼的证言、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挂失申请书、银行现金付款凭证，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李XX的供述。

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XX的行为已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其中贪污作案4次，贪污金额26675元；挪用公款作案4次，挪用金额58932.56元，挪用公款作案次数多，情节严重。此外，李XX认罪态度好，在侦查阶段退赃3万元，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三）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挪用公款罪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判决：被告人李XX犯民事枉法裁判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

被告人李XX不服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定性不准，上诉人不构成枉法裁判罪；上诉人贪污的数额实际只有8 0 0 0元；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挪用公款58932.56元且情节严重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予以改判。

被告人李XX的二审辩护人提出：李XX在李渊平诉李芝良案中；没有造成当事人财产重大损失，也不属于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其行为不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李XX于2 0 0 2年2月2 6日以民二庭名义向耒阳法院交纳的待结款8万元一直未结算，李XX动用其他案件且至今未归还的费用，因没有超过事先交到法院帐上的8万元，亦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即使认定其4次挪用公款5 8 9 0 0余元构成挪用公款罪，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不属于情节严重。李XX犯罪后能主动、积极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请二审对其从轻处罚。

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李XX于1 9 8 4年1 2月被录用分配到耒阳市人民法院工作，先后任马水法庭副庭长、哲桥法庭庭长、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等职务。在担任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期间，李XX利用职务之便，犯有以下罪行：(一）、民事枉法裁判罪。2002年10月15曰，耒阳市人民法院受 理李渊平诉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案，该案由李XX承办，审理过程中，耒阳法院冻结了李芝良的银行存款14.5万元。2003年1月21日，李 旭曰在李渊平未提出申请执行的情况下，违规制作了（2002)耒民初字 第379号民事裁定书，以李渊平申请先予执行医疗费的名义，扣划李 芝良5.5万元至耒阳市人民法院帐户抵其他案件诉讼费，作为完成年 初的经济任务。2003年8月20日，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李XX无 法兑现全部冻结款，便出具欠5.5万元的欠条给李渊平。在李渊平多 次催讨下和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李XX采取从本院财务借款和私自挪 用其他案件标的款的方式，才分期分批偿还了这笔款项。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渊平、李芝良、刘美健的证 言，证实耒阳法院受理李渊平诉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后，李XX 扣划其中的5，5万元，并长时间占有直至2004年9月才还清的事实。

2、耒阳市人民法院耒民初字第379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的扣划通知书，证实李XX扣划李芝良5.5万元存款的时间、经过。

3、李XX供述与辩解。

(二〉、贪污罪。

1、2002年9月17日，李XX用普通收据收取夏 塘粮站交来的诉讼费4000元和执行费1600元后，未交财务入帐而占 为己有。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李XX出具的收据，证实李XX用 普通收据收取的诉讼费、执行费共计5600元的事实。

2、耒阳市人民5600元交院财务入帐。

3、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证实李XX将该5600 元据为己有。

4、李XX的供述，其内容与上述书证和鉴定结论相互 印证。2、2002年李XX在办理资树林诉湖南省煤炭公司耒阳分公司货 款纠纷案中，利用与该案原告结算标的款的机会，从支付的标的款中 扣除了案件受理费2735元和其他诉讼费740元，合计3475元，未办 理任何手续而隐瞒据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曾雄成的证言，证实李 旭曰在结算案件执行款时，未出具任何手续扣留3475元的事实。

2、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2002上交诉讼费用表证实，李XX未将 上述款项交耒阳法院财务入帐。

3、李XX的供述，与上述证人证言 及相关书证相互印证。3、2003年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受理了耒阳市泗门洲镇石下村 8户村民诉白山坪煤业公司房屋损害赔偿一案，2004年1月16日白 山坪煤业公司赞助该庭人民币1.4万元用于购买空调。但该庭购买空 调的开支10590元已在院财务报销，李XX将赞助款中的6000元作 为端午节补助发给全庭人员，佘下的8000元占为巳有。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宋胜利的证言，证实白 山坪煤业公司委托他将赞助款14000元交给了李XX。

2、证人廖艾 萍的证言，证实2004年李XX发给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全庭人员 每人500元补助的事实。

3、购买空调发票，证实耒阳市人民法院民 二庭购买空调已由该院财务报销的事实。

4、司法会计鉴定结论附卷佐证。

5、李XX的供述。4、2003年1月29日，李XX采用白纸收条收取伍小卫代雷贤云 交纳非法转让煤矿处罚款4.8万元予以隐瞒，除3.84万元用于耒阳 市人民法院民二庭的帐外开支外，佘款9600元被李XX据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伍小卫的证言，证实耒 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扣押其轿车，他交纳了18万元将轿车赎回的事 实。

2、证人伍晓琼、邓小明、高爱民的证言，证实对雷贤明实施民 事制裁的经过及李XX用于帐外开支的情况。

3、李XX出具的临时 收据，证实用白纸收条收取伍小卫代雷贤云交纳4.8万元的事实。

4、李XX的供述。

(三〕、挪用公款罪。

1、2000年1月21日，李XX在办理龙朝华 诉铁五局第一处湘耒高速公路经理部拖欠工程款一案中，执行了标的 款225530元，李XX陆续支付给龙朝华大部分款项后，尚有15830 元至今未付。2、2002年3月20日，李XX以白纸条临时扣押湖南省煤炭公司 耒阳分公司1.5万元，作为案件的诉讼费，但至今没有入帐。3、2002年6月7日和8月7日，李XX先后用从市面购买的收 据收取肖连正和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保全费共计8100元；同年8 月29曰又用白纸条收取何学精交来的诉讼费6000元；收取肖连正和 何学精补交的诉讼费360元。以上共计14460元至今没有入帐。4、2003年1月18日，李XX釆取挂失支取的方式，将在财产保 全中提存的当事人李玉德售煤款42502.56元予以支取，将其中的1.4万元用于发放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全体人员的春节补助，支付该庭 汽车修理费3500元，支付审判监督庭诉讼费11360元，余款13642.56 元至今没有入帐。

李XX利用职务之便，在以上事实中共收取58932.56元至今没 有结算和入帐而予以挪用。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龙朝华的证言，证实李 旭曰在办理龙朝华诉铁五局第一处湘耒高速公路经理部拖欠工程款 一案中，执行了标的款225530元，但未及时发还给他，至今尚欠15830 元。

2、银行进帐单，证实湘耒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已将225530元汇 入李XX个人帐户上。

3、证人周小岗的证言，证实李XX临时扣押 了湖南省煤炭公司耒阳分公司1.5万元的事实。

4、李XX出具的临 时扣押条附卷佐证。

5、李XX开具的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据，证实李 旭曰收取肖连正和何学精所交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共计14460元的事 实。

6、证人李玉德、李世梅的证言，证实李XX提存李玉德售煤款 及挂失支取的事实。

7、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挂失申请书、银行现 金付款凭证，证实李XX将提存的李玉德售煤款予以解冻挂失支取的 事实。

8、证人伍晓琼的证言，证实李XX于2003年春节前给耒阳市 人民法院民二庭全体人员发放补助及支付汽车修理费的事实。

9、司 法会计鉴定附卷佐证。

10、上诉人李XX的供述与相关的证人证言、书证所证实的事实相互印证。

另查明，上诉人李XX在案发后退赃3万元。

以上事实有耒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退赃款收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XX作为国家审判人员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枉法裁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民事枉 法裁判罪；李XX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收取诉讼费等名义侵吞公共 财产，其行为又构成贪污罪；李XX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且超过3个月未还，其行为还构成挪用公款罪。； 李XX犯有数罪，应数罪并罚6李XX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已退 还部分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李XX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旭 曰的行为不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的理由，经查，李XX作为多年从事 审判工作的司法人员，在办理李渊平诉李芝良财产权属纠纷案中，置 法律于不顾，虚构事实，违反办案规定，在没有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制作民事裁定书，以先予执行医疗费的名义，扣划当

7事人的存款，并 长时间无法归还，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 符合民事枉法裁判罪的犯罪构成。因此，上诉人李XX及其辩护人提 出的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釆纳。上诉人李XX提出一审 判决认定贪污的数额有误的理由，经查，李XX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釆取隐瞒的方法，将自己经手的26675元公款据为己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李XX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贪污数额有误的理由不能 成立，本院不予釆纳。上诉人李XX还提出“一审判决认定挪用公款 情节严重与事实不符”的理由以及李XX的辩护人提出“李XX不构 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经查，李XX在担任耒阳市人民法院民二庭 庭长期间，违反财务管理制度，在用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条收取诉讼费 用，并将执行标的款汇入其个人帐户之后，不及时全部上缴院财务部入账，而将其中一部分挪为个人开支，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但李XX在挪用公款过程中，普通收据和白纸收条收取诉讼费用以及将执行标的款汇入其个人户的行为，既有其无法及时上缴所收取款项的客观原因，也有本单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因素。李XX本人对收取的诉讼费用及执行的款没有登记入帐，又将其中一部分作为完成本部门的经济任务而交未阳市人民法院财务部门，对所收取的费用结算混乱，公私款不交，致使其采取拆东补西的方法进行连续挪用，故原审判决认定其多挪用公款，情节严重的依据不足。上诉人李XX提出其“挪用公款属于情节严重”的上诉理由符合实际情况，本院予以采纳；但上诉李XX的辩护人提出“李XX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理由与事实不付，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一）、（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

（三）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05)石刑初字第1 1 6号刑事判决对上诉人李XX犯民事枉法裁判罪、贪污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及对李XX犯挪用公款罪的定罪部分；撤销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法院(2005)石刑初字第1 1 6号刑事判决对李XX犯挪用公款罪的量刑部分。

二、上诉人李XX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与原判决民事枉．．法裁判罪有期徒刑六个月、贪污罪有期徒刑二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 0 04年9月2 9日至2 0 0 7年9月2 8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苏 南

审 判 员 由英娥 审 判 员 艾湘玲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凌 波

第五篇：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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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http://s.yingle.com 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2017

数额认定是合同诈骗罪量刑多少的关键因素，那么，根据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合同诈骗罪的数额如何认定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您具体介绍，希望我们的解答对您目前面临的问题有所帮助。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的数额是否较大，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必要条件，即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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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骗取的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其行为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合同诈骗的数额是否巨大、特别巨大，则是对合同诈骗犯罪分子判处较重刑罚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合同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刑法未作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明确司法解释。各地在审理合同诈骗案件中，常遇到定罪量刑数额或者具体犯罪情节如何掌握的问题。

目前我省公、检、法会同有关部门，经调查研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针对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情节，提出如下意见：合同诈骗罪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为1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数额巨大”为5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为50万元以上;单位诈骗“数额较大”为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数额巨大”为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为200万元以上。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市场主体及整个社会的经济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规定的意见是否与形势发展的客观现实相符合?因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尽快作出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此外，在作出解释规定时还应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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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人合同诈骗犯罪与单位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标准区别开来。

区别的原则是：个人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标准，应低于单位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对合同诈骗的数额，不能以合同标的数额来认定，而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财物的数额(既遂)或希望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未遂)来认定。但合同标的数额的大小反映着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因此可以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第二，对于合同诈骗犯罪的共犯，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来认定其诈骗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的数额等情节，判处适当的刑罚。

第三，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判处轻重刑罚的量刑情节，但不是唯一的量刑情节。犯罪数额未达到巨大的、特别巨大的程度，但有“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判处较重的刑罚。

第四，将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骗取的物品折算成货币数额时，应以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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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骗行为实施时该物品所处的价格体系中的实际价格为折算依据，有国家指导价格的，以指导价格折算;无指导价格的，以同类产品当时的市场平均价格折算。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的法律解答，从上文可知，对合同诈骗的数额，不能以合同标的数额来认定，而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财物的数额(既遂)或希望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未遂)来认定。如果你对此还有其他疑问，欢迎你随时咨询我们赢了网，我们将尽快为您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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