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责任认定”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责任认定”的调查报告

关于交通肇事案件中“责任认定”的调查报告

责任认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确定肇事双方当事人民事、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交通肇事行为构成刑事案件时，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据之一。本文仅就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谈讨，以供商榷。

一、责任认定的性质及权属

刑事案件中，按照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七大分类，责任认定应归属“鉴定结论”这类。然而通过比较，不难看出，交通肇事案件中的“责任认定”结论与其他“鉴定结论”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为：

1、作出结论的主体不同。伤害案件中法医鉴定的主体是具有专门知识的“法医”或依法聘请的医务人员；而责任认定的主体则是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2、表现形式不同。法医鉴定在证据形式上表现为“法医”的一种个人行为，它不属于任何机关或部门，而是法医根据自已的知识和经验对特定的对象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结论和评价；责任认定则直接表现为一种政府行为，是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根据案件情况分析后，所作出的确定当事人双方责任大小的一种行政行为；

3、作出根据不同。法医鉴定是法医根据特定的对象进行评价后得出的结论，具有单纯性的特点；而责任认定则是交警工作人员对整个案件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4、法律意义不同。法医鉴定只是案件诉讼中证据之一，从诉讼角度讲，其作用即是“证明”；而责任认定除具备证明作用外，还具有行政强制性特征。当事人无异议时，应承担履行相关义务的责任，即包括民事责任、也包括行政责任。

5、程序不同。法医鉴定在当事人不服时，可以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对人身伤害案件中伤情鉴定有争议时，由省政府指定的医院最后作出权威性的鉴定；而责任认定当事人不服时，只能提请上级交警部门进行复议。由上分析，交通肇事案中“责任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性质可以概括地确定为：由交警部门依据职权作出的具有权威性、行政性等特征的“鉴定结论”。

责任认定的权属，即有权作出责任认定的部门和机关，从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看属于公安机关，是无庸置疑的。但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当事人如果不服责任认定或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嫌犯罪的交通肇事案件时，对责任认定有异议，那么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属应有谁掌握呢？笔者认为，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属仍是公安机关。有以下两点理由：

1、当事人不服责任认定时，只能向上级交警部门提请复议。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15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书后30日内，应当作出维持、变更或者撤销的决定。”这一条证明，上级交警部门是下级交警部门所作责任认定的复议机

关，据《行政复议法》规定，上级交警部门的复议决定，即为生效的决定。

2、对责任认定，当事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和高法、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对当事人因不服

责任认定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属，归属公安机关。但司法机关在办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认为“责任认定”不正确时，是否具有变更权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公安机关是作出“责任认定”的最终权力机关。

那么这一矛盾如何解决呢？根据法发92第9号文件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人民法院在办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虽然不具有改变责任认定的权力，但却享有对“责任认定”不予采信的权力。检察机关在办理同样案件时，也享有这一权力，即根据自已审查判断的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和结论，而不必受责任认定的影响。

二、违章行为、逃逸情节对责任认定及定罪量刑的影响

（一）违章行为

研究违章行为与交通肇事案件的关系时，必须明确以下三点：

1、违章行为是对肇事者定罪的基础；

2、违章行为与发生交通事故应具有因果关系；

3、违章行为决定责任大小并影响量刑的幅度。这三点是对交通肇事行为正确定罪量刑的关键。但具体案件应当具体分析，笔者根据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件与上述原则进行比较谈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违章行为与定罪的关系。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也即违章。从交通肇事罪犯罪构成看，行为人有违章行为，并且因违章行为而发生交通事故是构成犯罪的前提和基础。反之，如果当事人没有违章行为，即使发生了交通事故也不能定罪处罚。这一观点是法律界共识，也是司法机关办案所遵循的准则。然而，97年刑法修订时，将肇事后逃逸行为作为提高量刑幅度的条件，即“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这一规定，肇事后有逃逸行为的，如果定罪将被处以重罚。但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逃逸案件，有时却困绕了办案。例如，当事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没采取任何措施而是苍慌逃逸，公安机关因肇事者逃逸，难以分清事故责任，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0条规定，推定逃逸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逃逸者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违章行为，也相应的难以查清。据此能否认定逃逸者构成犯罪并处以刑罚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对发生肇事后逃

逸的当事人，依法能够认定有罪而无须查清违章情节。理由是与刑法规定相符，因为“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只要有逃逸行为，就定罪处罚；并且逃逸行为在交通事故中，是非常恶劣的情节，也正是为了更严厉的打击逃逸行为，才制定了较高的法定刑；在多数逃逸案中，查清逃逸者违章情节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无法查清，而如果据此不定罪，刑罚有失公平（与保护现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者比），难以有效扼制逃逸现象的发生。第二种意见则认为，违章行为不清楚的逃逸案，当事人只能承担民事责任，而不能对其定罪处罚。理由是违章是构成犯罪的前提，在前提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定罪处罚，必有错罚无辜之嫌。笔者认为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前者更加注重实践的合理性，而后者更加注重法律的规定。个人意见同意第二种观点，交通肇事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必须是行为人有违章行为，这是定罪的必备要件，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对逃逸行为的处罚原则，必须是在肇事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才能给予的处罚。对实践中出现的难以认定逃逸者违章的案件，只能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不以犯罪论处，这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第二，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关系。两者应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原因与结果、前因与后果的关系，即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当事人有违章行为，但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无因果关系，则不能据此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当然的因果关系，但间接的因果关系能否成为这里的因果关系呢？现依并非操作相当不熟练的无证驾驶员和酒后尚未足以影响其控制力的驾驶员肇事行为为例进行分析，我们暂且称这些违章为“一般性违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违章行为非常明显，与事故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完全由此违章行为而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因果关系。那么一般性违章能否成为认定行为人责任的依据呢？笔者认为，这类一般性违章可以也应当成为责任认定和定罪量刑的依据。理由是：

1、这类违章，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违章的故意，即明知故犯，在处罚时理应作为从重考虑的情节；

2、虽然不能证明与事故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些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肯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3、从高检、高法《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中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均将酒后驾车、无证驾车、驾无牌作为从重量刑的情节。可见，这类违章行为必然地影响到对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及定罪量刑。当然，实践中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应抓住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以及肇事者发生肇事的主要违章行为，同时也应考虑到这类违章情节，已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

另外，在肇事逃逸案中，能够确定逃逸者违反了例如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等一般性违章行为，但因肇事后的逃逸行为致使事故责任难以划分，而认定逃逸者负全部责任时，因肇

事时引起事故发生的主要违章行为难以确定，能否据这些“违章行为”和“全部责任”对逃逸者定罪处罚呢？笔者认为能认定。因为逃逸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前有违章行为，且事故责任难以划分是因为肇事者逃逸行为带来的，因此在责任认定时，逃逸者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样，逃逸者对此也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逃逸情节

交通肇事后当事人因肇事行为而根据规定产生了履行相关义务的责任，但逃逸案中，肇事者却不履行义务而逃逸，企图逃避法律追究，从行为上和主观心理上都是非常恶劣的情节，有的被害人还因肇事逃逸造成了死亡的后果，并且这类案件在交通事故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因此正确认定逃逸行为，对于确定当事人刑事、民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1、逃逸行为与责任认定的关系。逃逸行为是否必然地影响责任认定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处理交通肇事案件时，原则应当首先分清当事人的责任，在逃逸案中，只有无法分清责任时，才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20条由逃逸者承担全部责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逃逸行为一般不影响责任划分，特殊情况则影响责任认定。

2、逃逸行为与定罪量刑的关系。首先，逃逸行为是否影响定罪，因为逃逸行为一般不影响对事故的责任划分，因而也一般不影响定罪问题。在对肇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研究时，应考虑到肇事的违章情节和行为人的责任大小，而不能仅凭逃逸行为认定逃逸者构成犯罪。但在特殊情况下，逃逸行为是否影响定罪呢？例如本文中谈到的逃逸案中，能确定肇事前有违章行为，而因逃逸行为又使责任难以划分的情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逃逸行为影响定罪。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没有逃逸的，则有可能不够成犯罪。这一观点有待进一步谈讨。

逃逸行为对量刑的影响，根据刑法的规定，对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的，规定了提高的法定刑。对因肇事逃逸而致被害人死亡的，规定了更高地法定刑。因而逃逸行为对量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篇：交通肇事案件辩护词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顺河律师事务所接受交通肇事案被告人XXx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他的辩护人依法出庭参与今天的一审诉讼活动。刚才听了庭审调查及公诉人的公诉词，辩护人认为xxx人民检察院xxx检刑诉（2011）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xxx犯有交通肇事罪，该指控定性准确适用法律得当，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被告人xxx由于疏忽大意，在兰考县境内106国道627KM—500M路上行驶时发生交通事故致被害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被害人家里造成痛苦，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纵观全案的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告人xxx具备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事实情节，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具有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10”接警记录和被告人供述显示，案发后被告人及时报警，把本案的简单情况向公安机关说明，然后，被告人在事发地等待公安机关的调查处理，同时进行了必要的施救行为。公安机关开始调查后，就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经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先以信电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所以，本案符合认定自首的条件，应当依法认定为自首。二，从事故发生的原因来分析，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此次交通肇事的发生和伤害后果的加重。本案中的交通事故除了xxx本人疏忽大意外，第三人过错也是导致此次事故的诱因。被告人供述以及证人xxx的证言证实，事发前，被告人的车辆前方的几十米处的三轮车突然停车，并有人下车追赶动物，这种行为是被告人始料不及是的。被告人为了避免伤害该行人的后果的发生，只有采取了向左躲让的紧急措施，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被告人的措施是得当的。而此时受害人的车辆迎面是过来，导致事故的发生。另外，被告人供述证实，事发前，受害人没有系安全带，这本是一种违反安全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并且，正是这个行为导致了损害后果的加重。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该第三人的这一过错行为，此次事故不会发生；如果受害人能够遵章守法，前排乘客系上安全带，那么此次事故未必造成两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因此说，本案中第三人和受害人是有过错的。

三，被告人系主动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投案后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表现深刻。

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以及接警记录、案件来源和侦破报告证实，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在第一时间拨打了急救电话，并同时报了警。之后，被告人又连忙将受害人抬下车，使其尽快脱离危险处境，积极对被害人实施人工呼吸进行救治。急救车来到后，被告人又让随行人员赶到医院对被害人进行抢救，还掏出了自己身上仅有的1000多元钱，积极对受害人进行抢救。另外，本案的证据材料显示，被告人在首次供述中，就如实供述了本案的犯罪行为，没有拒绝、阻碍和抗拒及逃跑行为，给公安机关及时处理案件提供了真实的事实依据。这种坦白行为，依据法律规定亦是从宽处理的事实情节。同时足以说明xxx有改造和悔过的决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庭上自愿认罪应酌情从轻处罚”的规定精神，应当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xxx是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受过良好的政治教育，并且历史上无前科。在次之前，是一个从农村出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诚实的打工仔。此次事故确实是疏忽大意，确实是过失所为。庭审中自己愿意接受法律处罚，对受害者深表同情的坦诚态度，也足以说明被告人能够通过吸取教训、改过自新，重新做一个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的人。依照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应该给予被告人认识错误、重新树立人生价值的机会被告人适当的刑法。

五，被告人愿意对受受害人进行经济补偿，以尽最大的能力挽回对受害人家属造成的伤害。依照我国民事法律规定，被告人作为被雇佣的司机，在本次事故中并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过程中，为了抚慰受害人家属，被告人及家属明确表示，如果原告人和其他被告人达成和解意见，被告人家属愿意主动向受害人家属进行额外补偿。由于调解意见差距太大，被告人的意愿未能实现。尽管这样，被告人积极赔偿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所述，恳请合议庭考虑本案案发的特殊情况以及案发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并考虑被告人良好的基本素质以及投案自首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辩护人：河南顺河律师事务所 韩世杰

2011年4月27日

第三篇：保险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责任

保险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称道路安全法)施行已有数年，其中第76条也进行了修改，对该法第17、75、76条的理解和适用，各地法院在具体处理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在案件中对保险人(即对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作出了两种不同诉讼地位的认定，并作出与其诉讼地位相对应的两种民事责任裁决。有鉴于此，笔者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与

读者共商榷。

具体而言，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如下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道路安全法》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和对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该两条中出现的‚支付‛、‚赔偿‛责任理解为保险人对交通事故中的伤亡人员和遭受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将保险人列为案件中的被告地位;对第76条规定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中的责任限额规定理解为只要伤亡人员和财产损失的金额没有超过投保人(在交通事故中可能是负有责任一方，可能是不负责任一方)与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对第三者责任险的最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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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均应由保险人赔偿。

第二种，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的理解，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下称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理解，根据该《实施条例》第90条第一款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抢救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保险公司。‛该条第二款规定‚抢救受伤人员需要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特别是要结合《道路安全法》第17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同时，结合《合同法》第124条‚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和第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之规定来理解。认为上述法律中所涉法条的规定宜将保险人作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第三人，并承担其与投保人(案件中的侵权人即被告)所签保险合同约定的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的支付(理赔)责任;而不宜将保险人作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担‚赔偿责

任‛。

笔者赞成并支持第二种理解及其责任负担。此外，笔者就此种理解作进一步的分析。

对《道路安全法》第75条从以下几个层面理解：一是承担受伤人员医疗抢救费支付责任的主体是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二是在肇事车辆未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下，承担受伤人员医疗抢救费垫付责任的主体是公益性质的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三是须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通知;四是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资金后，享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但未规定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无责而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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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了资金是否仍然享有对交通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

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应从三个层面理解：首先，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第17条规定的‚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由此不难看出该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不是《保险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同等概念。其次，据有关媒体于2006年3月29日披露的：‚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发布，7月起施行。保费与违章挂钩，经常肇事者将负担高保费;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先行垫付’通知须立付抢救费‛，如这一消息属实，也能得出《道路安全法》第17条规定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不是《保险法》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保险‛ 同等概念。最后，对《道路安全法》第76条在结合该条第一、二款规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理解的基础上，还应当结合《道路安全法》

第75条规定的‚支付、垫付义务以及追偿权‛来理解。而如何理解《道路安全法》第76 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责任，就成了保险人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及其责任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将‚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责任当作将保险人列为案件共同被告，并判令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根据不妥，理由是： 其一，通过对《道路安全法》第75条和第76条第一款前目的研读不难看出，无论是第75条中保险人的‚支付‛，还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垫付‛，或是

第76条‚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规定，均是在没有划分交通事故责任的前提下的规定;此一理由可以从第76条第一款后目相对应的(第二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

深圳保险咨询服务网http://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和同条

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

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得到印证。

其二，诉讼地位不同决定了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以及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同。如果将保险人作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的被告成立，那么保险人在该案中只能是共同被告;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只能是侵权关系，根据《民诉法》第53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为共同诉讼。‛根据这一规定，作为案件被告的保险人要么与另一被告存在共同的诉讼标的，要么与另一被告存在同一种类的诉讼标的，简而言之就是保险人与另一被告或另几被告存在共同利益;事实上保险人与其他被告不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甚至与其他被告还存在完全相反的利益，如保险人与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履行了《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义务后，双方约定的关于保险人的免责条款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保险人不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因此，保险人不是案件中的被告。即便在保险人与其他被告存在部分‚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如案件中出现了《保险法》第50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规定的情况，依照《民诉法》第56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处于原告地位)。‛同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处于被告地位)‛之规定，很显然保险人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据此规定也可以看出‚被告‛与‚无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被告相比，在诉讼权利方面的不同之处是：

1、不享有申请撤回诉讼或放弃诉讼请求的权利;

2、不享有提起反诉的权利;

3、不享有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权;

4、不享有在被参加一方反对的情况下申请调解权等。在诉讼义务方面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被告相比，主要不同点在于举证义务上的差别。通过上述在程序法上对‚被告‛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保险人不是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那么，保险人又是不是实体法《民法通则》第130条‚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规定的共同侵权人，因而成为被告呢?根据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侵权理论，共同侵权分共同故意侵权和共同过失侵权两种;在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侵权中又区分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与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很显然保险人与交通肇事侵权人既不存在共同过失，更不存在共同故意侵权的情况，当然也就谈不上有、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所以，保险人也不能成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

偿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担赔偿责任。

其三，正确区分商业保险性质与责任保险性质，区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惟有如此，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中才能准确地认定保险人的地位，恰当地分配保险人在案件的责任。商业保险合同(协议)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依据非强制规范《保险法》规定而签订的关于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其违约责任的约定，对于保险人而言签订此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化，尽管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对第三者责任险的条款，但该部分条款关于第三者责任险的含义不能等同于即将出台的《机动车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的第三者责任险;该条例中的‚第三者责任险‛双方所依据的是国家的强制规范，此规范属于带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福利保

险范畴，且条例中的‚社会救助基金‛组织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因此，《道路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中规定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应理解为在划分责任的前提下‚保险人在其与投保人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承担给付责任‛。如此处理就将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明确的作了区分，既充分体现了保险人作为案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必要性，又最大限度的维护了被侵权人(通常是案件中的原告)的合法权益;既维护了保险人与投保人所签合同的严肃性，又使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更加符合法律的规定，维护了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权威性，同时也防止和避免了

除保险人之外的个别当事人可能损害保险人利益行为的发生。

此外，还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保险人依照其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的约定，实际赔付给交通事故中的被侵权人的数额不一定是保险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最高额，而且通

常也不是被侵权人应当获得的赔付总额，其差额部分理应由侵权人承担。

综上，笔者认为，应以上述第二种理解来确认保险人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财

产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诉讼地位及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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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试论交通肇事逃逸的责任认定

试论交通肇事逃逸的责任认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机动车已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车辆快速增加的同时，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许多车辆驾驶者法制意识淡薄，缺乏足够的社会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赔偿和制裁，一走了之。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突出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刑法对有关交通肇事的内容进行修改，加重了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作了这样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实践中，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以及有关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的讨论,成为了一个热点问题。

下面就来详细谈谈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

一、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认定

（一）、什么是交通肇事逃逸？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70号令)》规定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主要有：(1)肇事人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即行为人在逃逸时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是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因素。

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交通事故的发生而离开现场，则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

3、多发生在乡间公路和偏僻公路，人车稀少，有利逃逸。

4、外地过境车辆驾驶员，易抱侥幸心理，肇事后逃逸。

5、无证酒后驾车者，在畏罪心理驱使下，易发生逃逸行为。

6、借车或公车办私事者，为推脱责任，易发生逃逸行为。

7、从年龄分布看，逃逸案中青年驾驶员居多，尤其集中在25--35岁之间，因为他们顾虑较多，侥幸心理特别重。

8、事故一般发现较晚，肇事车逃离现场、人证、物证缺失，致使现场勘查困难。

（三）、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及心理分析：

1、驾驶员逃避追究法律责任，发生事故特别是发生重大事故，驾驶员在畏罪心理的驱使下，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驾车逃逸，这是主要原因。

2、驾驶员法制观念淡薄，职业道德水平低，抱有侥幸心理，能跑则跑。

3、无证、无牌、私自出车等，驾驶员怕事情暴露，而驾车逃跑。

4、打击不力。由于警力财力不足，手段的落后、侦破不力，再加上对逃逸驾驶员的处罚有时较轻，加重了逃逸人员的侥幸心理。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肇事逃逸的司机主要有下列心理：

恐慌心理：近年来,因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迅速增长,交通人身损害赔数额也随之增大.一些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后，内心充满着恐惧，害怕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而选择逃逸；

畏罪心理：肇事者害怕由于造成重大事故而受到法律追究，因而心理压力增大，导至其当时心理第一想法就是尽快逃离事故现场；

侥幸心理：肇事时间和地点多是司机决定是否逃逸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事发地点偏僻、时间较晚的，肇事者又会想当然地认为没有目击者，从而铤而走险。就算有目击者，有些肇事者利用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自信目击者不会去揭发的心理，认为目击者不会去举报；基于此，肇事者就认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可能查明事故的全部事实和掌握全部证据，因而也就有了对事故不可能被侦破的主观自信心理，从而选择了逃离；

对立心理：肇事者对公安机关不信任心理，认为就算自首也无济于事；

自我保护心理：肇事者知道如果不逃逸，带来的将是巨额的经济赔偿和严重的法律追究。为了逃避这些，首先选择的就是逃逸。

还有事故不严重，但肇事车辆手续不合法，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按规定驾驶准驾车型，车辆未按规定购买第三者责任险等，肇事司机担心事后赔偿超出自身能力，害怕受到法律追究，干脆一走了之。

逃逸意味着司机放弃了对被撞者采取抢救、并将被撞者放到一个存在随时可能被其他过往车辆辗压的危险环境中，这不仅对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而且肇事司机不履行及时救护的法定义务，又形成了新的违法行为。因此，交通肇事逃逸，无论是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责任，或是刑事责任都要比没有逃逸严重得多。

（四）、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方式：

1、肇事后，发理四周无人、无车，驾车逃逸。

2、肇事后，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然后逃跑。

3、肇事后移尸灭迹，然后逃跑。

4、肇事后将伤者送往医院，然后逃跑。

5、肇事后弃车潜逃。

（五）、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8种情况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1．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弃车逃离事故现场的；

2．交通事故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

3．交通事故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等嫌疑，报案后不履行现场听候处理义务，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

4．交通事故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

5．交通事故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后离开医院的；

6．交通事故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匿的；

7．交通事故当事人离开现场且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

8．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或未经协商给付赔偿费用明显不足，交通事故当事人未留下本人真实信息，有证据证明其是强行离开现场的。

（六）、哪些情况不构成肇事逃逸？

除了以上8种情况可以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外，交管部门还对以下行为不构成肇事逃逸做出了规定：

1、交通事故当事人对事故事实无争议，撤离现场自行协商解决，达成协议，并留下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后，一方反悔并报案的；

2、交通事故当事人为及时抢救事故伤者，标明车辆和伤者位置后驾车驶离现场并及时报案的；

3、交通事故当事人将伤者送医院后，确因筹措伤者医疗费用需暂时离开医院，经伤者或伤者家属同意，留下本人真实信息，并在商定时间内返回的；

4、交通事故当事人因受伤需到医院救治等原因离开现场，未能及时报案的；

5、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驶离现场，有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或不能发现事故发生的；

6、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当事人因可能受到人身伤害而被迫离开交通事故现场并及时报案的。

第五篇：交通肇事案件思想报告

交通肇事案件思想报告

(一)无助的求助

20xx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在亲友的带领下，从宿松县慕名找到我，哭哭啼啼、神情恍惚，请求我为其丈夫“伸冤”，救救一家老小!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他们，一边安慰她要冷静，听她断断续续的叙说;一边接过她手中的材料，详细地看了起来…… 她叫严雪红，丈夫朱全华，夫妻两人均没有正式工作，上有年迈的父母双亲;下有年幼的一双儿女;家庭困难，租房居住。为了养家糊口，丈夫朱全华受个体老板祝英雇佣，为其开车送货!

20xx年2月26日21日，朱全华饭后驾驶祝英所有的皖HWS569号微型客车在送祝英儿媳回家后，返回自己家的路上，在宿松县孚玉镇沿孚玉路由东向西行驶时，与对向行驶的欧建军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欧建军特重度颅脑损伤(植物人状态)，事故发生后，朱全华驾驶车辆逃离现场。

次日，主动投案自首。朱全华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宿松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羁押在宿松县看守所。宿松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朱全华驾驶机动车在紧张掉头或者禁止左转弯标线的地方转弯时，未注意其车道内行使的车辆情况，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认定朱全华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欧建军未戴安全头盔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使，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20xx年6月18日，欧建军由妻子黄某作为法定代理人，向宿松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肇事车辆驾驶员朱全华、车主祝英及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要求共同赔偿267万元!

20xx年6月20日，宿松县人民检察院向宿松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追究朱全华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20xx年9月3日宿松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原告欧建军的各项损失共计元，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赔偿62万元(交强险12万元、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50万元);朱全华、祝英连带赔偿元(朱全华赔付元、祝英赔付元)，原告欧建军自行承担元。同日，宿松人民法院还作出作出《刑事判决书》，认为朱全华造成受害人欧建军的直接财产损失无能力赔偿数额超过80万元，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且交通肇事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案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朱全华有期徒刑四年。

看完全部材料，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一场惨烈的事故，造成两个家庭惨不忍睹!看到当事人渴盼无助的眼神，我无法推却，也无法保证，只能说一句：“我会尽力的”!

(二)无言的困惑

随着对案情的逐步深入，随着对涉案各方当事人的了解，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预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恶战”!一方面，伤者欧建军现为宿松县某乡副乡长，妻子黄某为宿松县法院在职副庭长，岳父黄某某曾是宿松县法院的老院长，而该案一审民事、刑事均是在宿松县法院承办;另一方面，伤者欧建军的伤情为特重度颅脑损伤，呈植物人状态，经司法鉴定属一级伤残，仅前期医疗费就高达38万元，后期每月约需XX元6000元，并且由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两人日夜护理，各项费用高达248万元!而委托人朱全华作为一个普通打工者，一家四口，靠他微薄的工资维持，本来就家徒四壁，何以筹措巨额资金进行赔偿? 一个是奄奄一息的病人，一个是锒铛入狱的贫民!作为律师，我很困惑、很矛盾!如何处理好情与法的冲突?如何使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升腾起生的希望?我时常陷入无言的深思!

(三)艰难的突围

鉴于案件的实际情况，当务之急，就是依法提起上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精心为委托人朱全华撰写了在《民事上诉状》及《刑事上诉状》，交由委托人朱全华签字确认后，在发定上诉期限内，邮寄到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上诉。刑事上诉案很快就移送到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但民事上诉案却迟迟没有音讯，等来的却是同是一审被告的车主祝英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的两份《民事上诉状》!

车主祝英的上诉理由是发生交通事故时，车主祝英是无偿将车辆借给朱全华使用从事其他活动，非工作范畴和内容，自己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的上诉理由则为因肇事司机朱全华肇事后逃逸，属于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免责条款，因此认为一审法院在商业险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伤者欧建军50万元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很显然，无论是车主祝英，还是保险公司，上诉的矛头均指向肇事司机朱全华!后经查询获悉，原来是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朱全华邮寄的《民事上诉状》后，向羁押在宿松县看守所的朱全华送达《缴纳上诉费通知书》，要求限期缴纳上诉费6500元，朱全华考虑到家庭困难、无力缴纳上诉费，在没有和家人商量的情况下，决定放弃上诉，没有如期缴纳上诉费，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视为朱全华自动撤回上诉!获悉这一消息后，我无奈地摇摇头!本来，从诉讼技巧上，如果委托人朱全华二审民事上诉，至少还有改判的希望和谈判的筹码!然而现在，根据“不告不理”的诉讼原则，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可能对朱全华的辩解理由进行审理，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

针对刑事上诉，我根据事实和法律，整理了书面的《辩护词》，递交到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朱全华造成受害人欧建军的直接财产损失，上诉人无能力赔偿数额超过80万元，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缺乏证据，属于主观推测。一审法院依据尚未送达、更没有生效的所谓的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造成受害人欧建军的直接财产损失，上诉人无能力赔偿数额超过80万元。事实上，一审法院自相矛盾，基本假定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决书》是正确的，但该判决书仅判决上诉人赔付受害人欧建军元，扣除上诉人已经赔付的XX0元，仅需赔偿元，一审法院何以认定上诉人无能力赔偿数额超过80万元?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重。本案的基本事实是：

(1)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欧建军)重伤

(2)上诉人朱全华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3)上诉人朱全华在肇事后逃逸;

(4)一审法院做出的未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赔付受害人欧建军元，扣除上诉人已经赔付的XX0元，仅需赔偿元。

基于以上事实，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刑法》，分析如下：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第三条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另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第一百零一条：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根据以上规定，本案中，如果上诉人朱全华仅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为，而没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欧建军)重伤，则不构成犯罪!同理，如果上诉人朱全华仅有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欧建军)重伤，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没有在肇事后逃逸，也同样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正是因为上诉人朱全华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欧建军)重伤，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并且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所以，才具有加重情节，才从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犯罪行为!但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不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本案中，既然一审法院做出的未生效《民事判决书》判决上诉人赔付受害人欧建军元，扣除上诉人已经赔付的XX0元，仅需赔偿元，显然不符合“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一审法院既然想以上诉人造成受害人欧建军的直接财产损失及无能力赔偿数额来作为上诉人是否符合“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进而作为量刑情节，那么，就必须等待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决书》依法生效并进行强制执行后，方能确定上诉人无能力赔偿数额，这是个法律常识问题，然而，本案一审《刑事判决书》及《民事判决书》的制作时间均为20xx年8月30日、送达时间均为20xx年9月3日，而《刑事判决书》的上诉期为10日、《民事判决书》的上诉期为15日，一审法院依据尚未送达、更没有生效的所谓的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决书》来认定无能力赔偿数额超过80万元，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天方夜谭!一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三)款，对上诉人朱全华在“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处罚，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重。